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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民意调查真的能反映民意吗
16:17 来源：澎湃新闻
民意调查兴起于19世纪的美国，距今已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它在当代政治，尤其是选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朗普每次演讲都要提到自己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希拉里则因民调下滑而饱受质疑，杰布o布什则干脆因支持率低迷退出竞选。乔治o盖洛普曾把民意调查称作给“民主脉搏”把脉的手指，此言非虚。民意调查的起源最早的民意调查大概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1824年7月，哈里斯堡的《宾夕法尼亚人报》在读者中进行了第一次“无党派偏见的”大选模拟投票。结果显示，安德鲁o杰克逊获得335票，亚当斯159票，克雷19票，克劳福德获得9票。不久，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星报》也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调查，得到相似的结果。这和三个月后的总统大选结果一致，只不过获得最多普选票的杰克逊最后并没有当上总统。《罗利星报》是最早举办民意调查的报纸之一。自此之后，民意调查逐渐流行起来。四年后总统大选再次举行时，各州报纸都开始刊登自己的民意调查，对选情进行预测和报道。对报纸来说，民意调查是一个全新的新闻金矿，从中可以挖掘出无穷无尽的报道资源，并且这些新闻都兼具戏剧性与客观性，非常符合读者的胃口。因此，在19世纪，报纸都致力于举办和报道民意调查，以此来增加读者群和广告收入。宾夕法尼亚人报开创的民意调查方式被称为straw poll。straw既有稻草的意思，也常用来暗示风向，因而有人把straw poll翻译为“草根民调”。草根民调的参与者都是地方报纸的读者，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例如，1896年，芝加哥一份报纸进行了一次总统竞选的意向投票，报纸发行地区的选民均可以邮寄的方式参加。报社最后回收了25万份问卷，统计结果预测麦金利获胜。此次草根民调在芝加哥的预测值与实际值只有0.04%的偏差，但在芝加哥以外的地区预测都失败了。除了邮寄的方式，报社也会派记者进行长途或短途的旅行，在路上随机访问选民，统计他们的选择倾向。根据《剑桥科学史》的记载，1860年大选前夕，《芝加哥论坛报》就派出记者进行了一次从希尔斯代尔县到戈申县的长途旅行，沿途对总统候选人进行投票调查。结果显示，林肯得票为796，道格拉斯只有216票。民意调查从推选到“赛马”民意调查在19世纪的蓬勃发展反映了美国政治文化的演变。在美国建国之初，国父一代都以绅士自居，并不热衷于公开竞选公职。华盛顿曾一度拒绝出任总统，就是担心要参加竞选，宣传自己的功绩。彼时总统的产生方式是，先由国会推举，然后让选举人投票，得票第一的当总统，得票第二的就当副总统。按照国父们的理解，政治家不应有党派分歧，按照能力与品行的高低排序，最好的当总统，次好的就当副总统。这种构思虽然美好，但却不现实。华盛顿威望极高，连任两届总统自是无人加以非议。自他之后，再无一人能让所有人信服，竞争已经不可避免。1800年，杰斐逊再度出山竞逐总统之位，此时竞选开始带有火药味。联邦党人攻击杰斐逊是无神论者，称其为基督徒之敌，杰斐逊则反唇相讥，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到1824年，政党竞选机制完全取代了此前的选举方法。该年参选总统的安德鲁o杰克逊，一反此前的绅士传统，大力宣传自己，并猛烈攻击对手，最终成功当选。从此，竞选活动逐渐流行起来，巡回讲演也成为常态。与上层变动相对应的是下层选民人数的增加。美国政府刚成立的时候，各州对选举权有很多限制，比如财产资格、居住年限和宗教信仰等等，因此选民数量很少。安德鲁o杰克逊执政期间，致力于提高政治参与，大部分州都逐渐取消了对白人男性选举权的财产资格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到1856年，选民占人口比重从1824年的3.8%增长到了16.7%。1865年内战结束后，黑人也被赋予选举权，选民数量就更多了。“安德鲁o杰克逊式民主”大大提高了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促进了民意调查的流行。 有了彼此拆台的竞争者，也有了数量惊人的观众，还有发展迅猛的报纸，总统大选逐渐变得热闹起来，有了“赛马”的味道。有学者把这一时代称为“选举狂欢时代”，一个党派集会和公共辩论极为盛行的时代，一个政治参与度大大提高的时代，举国上下无不热衷于选举活动，因而也格外留意别人的政治倾向，草根民调遂兴盛一时。草根民调的失败草根民调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然十分流行，其代表就是《文学文摘》杂志。从年，该杂志连续五届准确地预测了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因而受到人们的普遍信任和赞誉。可以说，《文学文摘》在当时就是草根民调的象征。1932年10月，《文学文摘》再次成功预测了总统大选的结果。民主党主席詹姆斯o法利就此评论说：“大众民意包含在《文学文摘》的模拟投票中。我把这种结论性的证据视为人民改变全国政府的希望。这种调查是公平的、诚实的。”然而“公平诚实的”草根民调亦有出错的时候。1936年大选前夕，多家民意调查机构都预测罗斯福将轻松获胜，唯独《文学文摘》杂志认为阿尔弗雷德o兰登将获得531张选举人票中的370张，从而击败罗斯福当选总统。但实际的结果却是罗斯福拿下了46个州合计523张的选举人票，并获得60.8%的普选得票率，而兰登只获得8张选举人票。选举结果公布之后，《文学文摘》声誉扫地，不仅再也没有做民意调查，而且几个月后就宣告倒闭。发人深思的是，《文学文摘》一共发放了1000万份问卷，回收了230万份，如此庞大的样本量，为何仍预测失败？问题就出在样本的选择。《文学文摘》错误预测了1936年大选结果，因此倒闭。《文学文摘》相信，样本量越大，结果就越可靠。由其组织的民意调查，样本量能达到数百万之巨（现在的样本量不过一两千）。但是，《文学文摘》杂志的读者当中，共和党人所占比例远比美国总人口中的共和党支持者比例要高，仅此一项系统误差就足以使得民意调查失败。其次，此次民意调查完全依赖于受调查者的自愿参与，产生了“无反应误差”。事实上，愿意寄还调查问卷的读者往往是罗斯福的反对者，而非其支持者。两项偏差导致最后的调查结果与实际的选举结果大相径庭。盖洛普的贡献就在《文学文摘》进行大规模草根民调之时，却有一名原本从事广告业的商人，乔治·盖洛普，根据其随机样本民意调查，预测罗斯福将会获胜。不仅如此，他还预测《文学文摘》会错误预测选举结果。选举结果出来后，盖洛普声名大噪。盖洛普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抽样法应用于民意调查之中。抽样法的最早提倡者是19世纪末挪威的统计学家凯尔。凯尔认为，既然人口数量如此庞大，难以覆盖，典型抽样法就很有必要。另一位统计学家奈曼则指出了随机抽样作为分层抽样组成部分的重要性。在出版于1934年的一篇论文中，奈曼提出，调查者应当把人口划分成不同阶层或部分，并在阶层内随机地选择单元进行调查。在1930年代，使用抽样法的民意调查机构不在少数，但盖洛普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提出，表达民主的最佳方法就是抽样调查，像《文学文摘》那样的意向投票对于促进民主毫无用处。盖洛普形容，抽样民意调查就是那根给“民主脉搏”把脉的手指。在盖洛普那里，民意调查已经不再是政治新闻的一个子类，而是发展民主的科学工具，甚至就是民主本身。以盖洛普为首的新型民意调查机构给自己的方法披上了科学的外衣，但和《文学文摘》一样，盖洛普们也遭遇过滑铁卢。1948年大选，盖洛普和其他民意调查机构一样，都预测杜威将以较大优势当选总统，但最后结果却是杜鲁门爆冷胜出。一时间，对民意调查机构的质疑四起。盖洛普事后反思，认为是由于民意调查过早结束，而且抽样方式出现偏差，导致最后预测失败。此后，盖洛普对调查方式进行修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偏差。时至今日，盖洛普已成为美国最有公信力的民意调查机构。被称为“美国民调业牧师”的乔治o盖洛普被扭曲的民意无论是草根民调还是抽样民调，都建立于一个共同的信念，即民意能够以数据的形式反映出来。如今，人们早已习惯了大众媒体上涌流的投票数据，把民意等同于个人政见或意志的集合。但事实并非本来如此。何为民意？黑格尔曾下过定义：“个人的主观自由，包含了他们拥有并且表达出来的，个人对于国家事务的判断、意见以及建议。这样的自由，如果以整体性显而易见的方式呈现，即被称作是‘民意’。”他指出，民意是一种自我矛盾，其本质性恰恰突显了其非本质的一面。何以见之？民意本身的词义Public Opinion就包含有相互冲突的内涵。Public意味着公共性，Opinion则归属私人所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区分了个人意志、众意和公意。众意是个人意志相加的总和，而公意则是由个人意志集合而成，具有道德感和政治品格的意志。众意因个人意志的本性而倾向于偏私（排他），公意则总是倾向于平等。只有在两者完美结合的情况下，大众选举的结果才会与公意相吻合。由此可见，民意本身充满不确定性，是歧义与矛盾的结合体，也是科学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以静止的调查方法去表达瞬息多变的民意，不啻刻舟求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现代科学冲动。不仅如此，在民意的形成过程中，许多外在力量，如政治、商业和媒体，都会对之施加影响。因此，有学者指出，民意早已不是单纯的人民个体意见量化上的总合。然而，也正因民意不再是客观的个人意见集合，人们才将之视为政治运作与选举的主战场，制定某些特定政策和公共议题的途径。就此而言，今日之民意调查，实为民主的工具，是政治竞选的武器，也是形成公共议题的程序，却非民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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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APP下载核心提示美国大选正在举行，已经进行的两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也引起了世人的一定兴趣。可是，选拔超级大国总统的擂台赛貌似透明公平，实则不然。10月19日，美国总统选举最后一场电视辩论终于在拉斯维加斯落下帷幕。这场被称为“终极之辩”的对决，依旧缺少政策议题方面的“创新”，只是将尖刻攻击进行到底。
三场总统辩论，三轮喧哗与骚动，成为本届美国大选乱象的集中展示。此次美国大选看上去就像是一场闹剧，世人看到的不是一群“上帝的选民”，而是一群尔虞我诈、利欲熏心的政客。大选乱象十分明显地暴露出美国选举体制的局限性，加深了美国选民的对立，造成了美国社会的分裂。本届大选之初，候选人之一的希拉里，或亲口、或通过媒体之口，揭底另一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曾演过AV片主角，攻击特朗普对不尊重女性、欠债以及拒晒税单真相等事，其拥趸《纽约时报》更报道出“有两名女性分别指控共和党人特朗普曾在多年前对她们进行不恰当的触碰 ”，引发多家媒体跟进报道。对此，特朗普愤然回应，称“这些指控纯属虚构、完全造谣。”用特朗普的话说这全是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阵营及其媒体同盟的精心策划。但是特朗普其人人品难道不值得选民们考量考量？涉及候选人希拉里的丑闻，在台前幕后也不断曝光出来：特朗普团队曝光其丈夫有12年的桃色新闻；俄罗斯黑客持续披露了索罗斯同希拉里团队和奥巴马团队的一些内幕操作和政治交易邮件；维基解密更是揭露了希拉里是美国近年来发动系列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更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制定者之一。一言蔽之，希拉里是管不好家庭、热衷于政治、热衷于战争的政客典型。希拉里留给爱好和平人士的印象可想而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特朗普、希拉里作为美国新一轮总统候选人，更像舞台上的两个“小丑”，相互抹黑、相互攻击、相互撕咬，没有下限、没有底线。但他们的斑斑劣迹，却吸引了选民眼球，人们对此津津乐道，忽略了大选的最终目的是为选出总统来治理国家。美国向来鼓吹美国总统选举是民主与公平的体现。然后，在大选期间，各个政治家的无所不用其极，都将所谓的民主与公平演化为全世界观看的一出闹剧。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认为，对于所谓的美式民主，其实许多人都有理解误区。误区之一：美国总统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这是其“合法性”所在。首先，历届大选都有大批选民放弃投票，因此，一人一票只包括出门投票的那些选民。其次，美国特色的选举人团制度在每个州内实施“赢者通吃”的计票方式，即在各州实际得票数过半的总统候选人获得本州全部选举人票，最后通过选举人票数多少来决定谁将成为总统。这就意味着被划入“少数”的那部分选票，被“多数”票全权代表，相应的民意也被粗暴代替了。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美国全国多数选举人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最终他却输给了由各州选举人团选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事实上，关于小布什是否真正取得了关键州佛罗里达的选举人团胜利，存在严重争议。美国最高法院后来以5:4的结果予以判决，其实并不服众。即使是这种所谓一人一票的民主，大有可能被绑架、被欺诈。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确实代表了一部分民意，但一定不是全体民意，甚至不是真正的多数民意。误区之二：美国两党初选经过层层竞选，体现了公平公正。事实远非如此。初选伊始，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就已“内定”希拉里为总统候选人，而这一机构本应不持特定立场，而为各位竞选人公平搭台。维基解密透露，这一委员会与各大媒体合作，竭力抹黑、打压本党另一候选人桑德斯，大肆为希拉里助选，这完全背离了公平竞赛的原则。此外，民主党众多超级代表的选票并不代表广大的本党选民，这一机制性的不公平造成了民主党党内初选更加偏离公正原则，从而为撕裂本党埋下祸根。人们不禁要问：民主党是否确像所揭露的那样，黑暗地操纵了选举，愚弄了美国民众？误区之三：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电视上公开辩论，有利于增进选民对他们的了解。但是，在迄今已经举行过的两场总统候选人以及一场副总统候选人的电视辩论中，相关候选人不是聚焦于各自政策介绍，而是热衷于相互揭丑，其语言粗鄙令人瞠目。电视辩论本应达到“政策选美”的目的，但本次大选的辩论却成为相互比丑的秀场。确实，希拉里一个接一个的“邮件门”，再加上关于她的“健康门”“班加西门”，以及克林顿基金会的“捐献门”等，已严重损害了她的公信度。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麻烦更多，他不断抛出极端主张，却提不出多少有建设性的施政纲领。他还羞辱军人、蔑视穆斯林，以及鄙视女性的各种言行，都已严重损害美国大选本应具备的严肃性。长期以来，美国确有不少人将美式民主奉为圭臬，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为这种民主感到汗颜，并为今年的大选感到羞耻。美国一定会产生一位新的总统，但这不表明多数民众对其特别喜欢，而只是反映广大民众对另一位候选人更多的厌恶。我国民众观看美国大选，不妨对美国民主再作审视。“亮丑”闹剧，是精心炮制的民主假象。从本质上来说，特朗普和希拉里这两个竞选者，都是美国资本财团的代言人，与美国基层民众并无多大关系；竞选者及其团队相互攻讦，相互曝丑，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并无多大关系，而他们精心炮制的“白热化”竞选场面，辅以资本世界掌管媒体推波助澜，只是资本财团烘托出的“民主气息”，并无民主之实，即使是再丑陋的候选人，对于选民们来说，也只能无可奈何地从中选出一个，无论谁当选，金钱政治的本质并没有被打破，美国社会并无多大改变，这种真虚伪的假民主，不要也罢。其二，“亮丑”闹剧，是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一贯伎俩。近些年来，美国政府深陷战争泥潭、人权泥潭、就业危机、金融危机，政府内外交困，此起彼伏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民粹运动，其本身就是美国民众对其政府极不满意的体现，对此，奥巴马美国政府拿不出像样的解决办法，希拉里、特朗普也没有拿得出手的好举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转移民众视线、平息民众的愤怒，华盛顿政府刻意回避政治、经济、就业、控枪、反恐、移民、就医等事关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的大事，而是让候选人相互“暴丑”“亮丑”，甚至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在人权上大做文章、对发展中国家胡说八道、混淆视听，煽动选民情绪，以此把选民的目光引向其处，把“祸水”引向别国，嫁祸于别国，让其他国家充当美国政府的“替罪羊”。这样“一石二鸟”的选举，美国当局当然是乐此不疲的。在总统竞选的“亮丑”闹剧中，作为大资本、大财团的“马前卒”，两名候选人的丑陋面目被暴露无遗，从某种程度来说，两人都是可悲的，而真正的、唯一的获利者，照旧是操纵选举的大资本、大财团们。可以想象的是，只要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制度不改变，美国的统治基础不会改变，扭曲设计的美国选举制度也绝不改变，虚伪的美国式民主“亮丑”闹剧将会一轮又一轮地忽悠选民（编辑：蔡晟 超慧）版权声明：本文系看看新闻Knews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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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总统大选看美国政治制度之弊端
美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其总统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制度复杂，过程漫长。选举的主要程序包括预选、各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确定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竞选、全国选民投票选出总统“选举人”、“选举人”成立选举人团投票表决正式选举总统和当选总统就职典礼等几个阶段。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尘埃落定，特朗普正式成为了美国第45任美国总统。这次大选的特别之处，就是两位候选人都很差劲，劣迹斑斑，在选民们的眼中，他们都不够格。但囿于制度，选民们选无可选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中选一个，其无奈与内心的忧伤可想而知。尤其希拉里的“邮件门”竟然没被追责，资本集团的力量操纵政治昭然若揭，使法制美国成了笑话。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政治制度的设计。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本次大选中各种闹剧的出现同样源于这种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过山车式的剧情、各种哗众取宠，或者是暗箱操控，都是整套选举制度的产物。
你方唱罢我登场，信口雌黄骂声扬。在本届美国总统大选中，竞选者双方为了击败对手，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相互谩骂、人身攻击、威胁和恐吓的现象，多次上演，使人大跌眼镜。昔日的朋友，在竞选中成为仇敌，竞选结束后，双方又握手言欢。这种低俗和虚伪的美式选举民主，使现代社会文明蒙羞。美国总统大选应该是呼唤“美国梦”的过程，但却成了美国社会分裂的战场。政治极化大行其道，政治壁垒界限分明，人心之涣散盛矣。
how are you ? how old are you? 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 驴象之争的主角民主党和共和党，已垄断美国政坛近一个半世纪，两党的价值观和政治纲领在许多方面相近，而美国又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存在着很多利益群体。许多利益群体没有自己的政治代表，而现有的政治体制又很难使第三党崛起。在投票时，很多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是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态度，或者干脆拒绝投票。美国的一些小党如改革党，对美国现有政治体制虽然持激烈批判的态度，但他们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却很难行得通。
近些年来，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中东乱局、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内经济动荡，以及世界反全球化思潮等内外因素的影响，美国社会内部正在发生分化，不仅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精英内部、普通民众内部也在不断分裂。这在政治层面的表现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愈发难以就国家大事形成共识，相互否决、彼此拆台成为常态。这就降低了美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导致政策难产，国家力量被内耗，国内议程的推动举步维艰。两党为了巩固各自选民基础，不愿相互妥协，否决政治成为对付彼此的不二法宝。由此形成从选民影响两党、再由两党影响选民的恶性循环。
从美国选举制度上看，民意虽然影响选举结果，但不能决定选举结果。美国总统选举不是直接选举，而是间接选举，实行的是“选举人团制度”。选举团成员总数与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相等。各州分别有两名参议员，再有依人口确定的多名众议员。这就导致小州的权重大于大州。与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名选民相比，人口最少的特拉华州一名选民所起的作用显然大得多。
另外，选举在各州举行，如果一名候选人在某个州所得选民票领先，他就可以得到这个州所有选举团成员的支持。不管他得到的选民票比对手多了1票还是10万票，情况都一样。一名在全国范围内获得多数选民票、却得到多数选举团成员支持的候选人照样可以入主白宫，即选举最终的结果由538个选举人票决定。
在本次大选中，如果计算直接选票的总数，希拉里则获得了超过23万张的明显优势，但是，美国独特的“选举人团”竞选制度，让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最终以270张选举人票获胜，成为新一任总统。这场堪称“黑天鹅”的选举也由此被载入史册，成为美国建国史上第五次，一名候选人赢得多数直选票却输掉了大选的总统选举。所以，民调虽然重要，但选举并未真正体现民意，大选过后，美国社会撕裂，各地游行示威不断，抗议活动频发就是最好的证明。
而选举人团制度，最能够印证美国民主政治的本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寡头政治和金钱政治。常言道：“金钱是政治的母乳”，“金钱政治”已成为美国选举的不治之症。美国最高法院取消选举献金的上限之后，金钱在美国民主选举中的投入越来越多，选举受金钱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参选总统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谁的筹款选金多，谁就有更多的空间去运作上位，竞选俨然成了烧钱大战，据美国独立机构“响应政治中心”的统计，2016年美国大选一共花费66亿美元，这比2012年多出了8700多万，也使本届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烧钱最多的一次选举。企业财团通过政治捐款来影响选举进程，财团要支持的，一定是对他们最有利的总统，而非最利国利民的总统。而政客一旦当选就要通过立法和行业规范来回报赞助自己的财团，这种利益输送违背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损害了民众平等参与政治的权利。民主政治成了真正的金钱游戏。金钱侵蚀的不仅是民主制度的根基，也是公众对制度的信心。一旦总统候选人最终成为美国总统，投桃报李是必须的，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大财团和富人的利益，而美国大多数选民的利益被边缘化，这已成为美国金钱政治的铁律。
美国总统选举是典型的金钱政治（当然这并不完全等于贿选或“黑金”政治），虽然捐赠给候选人的竞选基金受到有关法规的严格限制，但捐给政党的钱却没有明确的限制（被称作“软钱”），政党可以将之转用于帮助候选人竞选。金钱政治使得穷人望而却步，甚至望而生厌。不参加投票者，穷人居多。也就是说，不少选民早已厌倦了这种金钱游戏了。
美国大选与普通民众意愿渐行渐远。透过大选看美国政治制度，有识之士更多的是叹息。时下蹒跚学步、想走西方民主的国家和地区，需对之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审视。反观我国实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了“协商式民主”的优势，避免了“民粹式”民主的弊端。正是有了这样的政治优势，我们的国家能够顶住压力，走向复兴。
中国梦，给这个世界以更多的选择！（刘继兴）
刘继兴，生于1970年，1992年毕业于天津大学，作家，文史学者，传媒高管，太原市博雅奇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已发表作品达千万字，有
《刘继兴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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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道的帝王》
《另类故史：谈资时代的历史爆料》
《最是惊艳民国范》
《风雅毛泽东》等书问世。
与此同时，刘继兴在在台湾出版了面向全球华人发行的繁体版——
《你一定不知道的56个历史真相》
《荒唐！帝王不为人知的一面》
《震惊历史的50则黑色幽默》
《清朝的那些秘闻趣事》
《历史老师来不及教的幽默奇闻》等7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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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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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1月8日消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即将举行，可以肯定的是，不论特朗普或希拉里·克林顿谁最终胜出，史册上所记录的都不是民主的胜利，而是美国200多年选举史上“脏乱差”的一页。所谓“脏”，不仅体现在两位候选人在公开辩论中互泼脏水，其用语之不堪和手法之粗鄙，令许多美国人“不忍直视”，而且体现在所谓美式民主背后“肮脏的一面”，民主党方面，为确保克林顿党内胜出，桑德斯居然被“内定”掉了。共和党方面，为阻止特朗普势头，党内大佬集体发声，甚至不惜倒向克林顿，几乎所有主流媒体“一边倒”地站在克林顿一边，令“特朗普们”直呼“美国民主已死”。所谓“乱”，伴随这场大选始终。初选阶段，民主党的桑德斯几乎将笃定的克林顿掀下马；共和党内，杰布·布什、卢比奥、克鲁兹等一个个政治明星相继折戟，被视为“不靠谱”的特朗普则一路过关斩将，其跌宕起伏堪比现实版的纸牌屋。大选阶段克林顿与特朗普的角逐，更是“邮件门”“健康门”“性骚扰门”轮番上演，惊奇不断、乱象丛生。所谓“差”，不仅是选举格调差，更主要的是整个选情几乎被情绪化的极端言论和无所顾忌的人身攻击所主导，候选人几乎无法集中精力阐释系统的施政措施和严肃的政策主张，以致选举失去其本意，而沦为一场闹剧。2016年的不同寻常，在于美国“生病”了。一是“经济病”。美国经济虽步入复苏轨道，但普通民众却少有获得感，经济增长则依然主要靠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支撑，结构性问题并未触及，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层萎缩，青年一代迷惘，这正是“桑德斯现象”背后的主因。二是“社会病”。奥巴马执政8年，种族矛盾不仅未能缓解，反而逆势反弹，族裔、代际、性别、区域、阶层矛盾不同程度地上演，导致愤怒、焦虑、悲观情绪弥漫，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这才使得特朗普异军突起，走到现在。三是“政治病”。三权分立、两党制衡原本是“美式民主”引以为傲的制度设计，发展至今则异化为两党严重对立，府院冲突不断，政治效率低下，政治“极化”与“分化”从不同侧面撕裂美国，不仅令民众失望、厌倦，也令许多美国政治学者对“美式民主”的未来忧心忡忡。“美国病”，究其根本，在于冷战后美国本该进行的体制性变革一直未能展开，导致结构性矛盾日积月累，“小病”酿成了“大病”。比尔·克林顿时期美国沉醉于赢得冷战的胜利感和“新经济”带来的繁荣，没有改革的动力；小布什时期则因“9·11”事件的突发而将战略重点转向反恐、伊拉克战争，根本无暇顾及体制变革；及至奥巴马上台，虽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锐意改革，无奈政治根基太浅，加之错过好的时机，因此“奥巴马新政”举步维艰，雷声大雨点小，未达到变革美国的目的。今天，影响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诸如移民、枪支、税收、教育等等，两党无法达成共识，奥巴马也无法凭一己之力推动解决。结果，奥巴马执政8年，经济虽得以复苏，但受益者依然是华尔街、华盛顿的权贵，民众的生活状态、收入水平依然未恢复到危机之前。枪支泛滥、非法移民等显见的问题因政治斗争只得任其发展，执政者作为有限。2016年大选出现的种种乱象、怪相，其实是民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发泄对现状的极端不满。在这种背景下，无论谁最终胜出，都将面临如何有效治理的执政难题。对世界人民而言，更关心的则是在国内纷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未来的对外政策是会有所节制，还是会更加冒进或冒险，毕竟，总统对外交事务的裁量权远大于内政。美国究竟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原题为《选举乱象凸显美国“病”得不轻》）
(责任编辑：李东舰 C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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