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和公平：“后集体土地时代”的东莞抉择-遵义楼盘网遵义 &
& &持续和公平：“后集体土地时代”的东莞抉择持续和公平：“后集体土地时代”的东莞抉择日来源：责任编辑：admin&一方面，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有望在&两会&期间审议通过，其中对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等进行的修改，被业界普遍认为有助于农民在土地出让中获取公平的收入。另一方面，与农村集体土地息息相关的城镇化，也被高层寄予厚望，城镇化也成为农村集体土地变革的关键词，国土部官员亦在去年12月28日举行的&2012年土地政策蓝皮书&发布会上表示，土地制度改革是一个可期的方向。然而，相比于已被热议的征地制度变革，我们更关注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农民公平获得收入后如何持续，这也是一个&后集体土地时代&的议题，为此，我们选取了集体土地经济最为成熟的东莞作为样本来探讨。面对集体土地，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还停留在如何让农民更平等地获得征地补偿阶段时，一路快跑的东莞却已开始寻思解决如何持续创收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后集体土地时代&的超前命题。与内地待城镇化不同，位于中国南部沿海，早已度过城镇化阶段的东莞，其集体土地则形成了村集体出租物业获得收入&&集体分红的&租金经济&模式，然而，这一模式正在随外向型经济遭遇考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东莞一个多月的调查显示，相比于集体土地开发过程中的公平难题，摆在东莞&租金经济&面前的，则是公平之后的持续性问题，这也是困扰经济学家们多年的公平与效率之争。&是时候该放缓一些速度，调整一下姿势，提高一下长跑动作的技术含量。&东莞市农业局日前书面回复本报记者时说。物业投资租赁之路东莞市农业局表示，目前，东莞全市农村集体经济是典型的以物业投资租赁为主的经济。而依靠集体土地租赁而崛起的东莞集体经济，乃至城镇化多年的发展经验，亦值得未城镇化地区借鉴。2011年末，东莞村组集体生产经营性固定资产508亿元，绝大部分是厂房、商铺等物业资产，分别占集体总资产和长期资产的41.2%和53.4%；全市村组集体物业8811万平方米，其中厂房（含宿舍）7254万平方米，占集体经营性物业达92.7%，商铺646万平方米，占7.3%。另有数据显示，目前东莞镇村聚集了东莞市超过2/3的工商企业、超过70%的经济存量，2011年，镇街本级总资产和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446亿元和268亿元，村组两级集体总资产1238亿元，可支配收入达到185亿元。集体经济的壮大，也为东莞镇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管理服务等提供了有力保障，迅速推进了农村城市化。而依靠租金后分红的模式，也使得广大群众分享到了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藏富于民。而从镇村集体经济本身来看，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也有不少问题逐步显现出来。东莞过半的集体资产由土地转化而来，超过七成的收入源于物业出租。这种增长方式既有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远虑，又有宏观环境影响下出租收入下降的近忧。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东莞市特约研究员林江指出，东莞的集体经济收入绝大部分源于土地、物业的直接和间接收益，在东莞工业用地稀缺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需要引导镇村通过整合、回购、改造和扩容等途径，缓解镇村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压力。&现在东莞的乡村看上去是一个城市了，但这不是一种彻底的城市化。&对于目前东莞农村的城镇化，林江对本报记者说。林江认为，城镇化正是目前东莞所需要的，但农村城镇化，首先需要的是村民观念的改变。而在这方面，东莞则需要面临长时间的考验。&后集体土地时代&而追溯东莞&后集体土地时代&，这要从2012年年初，《东莞日报》随机抽取100个行政村（社）作为样本进行走访调查开始，调查则围绕东莞集体经济发展模式而来&&受外界市场因素影响厂房空置率提高，并导致村集体经济的收入和村民的收入减少，公共事业应当如何发展？上述调查指出，样本村（社区）的主要经济收入以租赁经济路径为主，投资性的创收比例微弱。出于现实，大部分村干部的观念依然无法摆脱对物业租赁经济模式的依赖，而村集体严重依赖租金，资本无法转化为更高的收益。东莞市农业局则对本报记者表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依附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集体物业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另据本报记者了解，相比于2007年东莞市两级物业综合平均租金价格（含管理费）约11.57元/平方米，到2011年底，已下降到10.34元/平方米。而2012年3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在全国&两会&上直言，东莞个别村存在&希腊化&的危机，并引起外界对东莞村组债务问题的广泛关注。而除了外部经济环境变化，经过多年发展的&租金经济&，需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村（社）人员在享受到集体经济平均分配好处背后的庞大支出问题。上述调查发现，样本村（社）机构臃肿，导致人员膨胀，机构工作人员加上大量后勤服务人员和其他领受工资的户籍临时工等费用支出，占据了村（社）财政绝大部分支出。在东莞樟木头镇的采访中，本报记者发现，在一些社区，大约三四百米之内就有一个保安亭，亭内坐着一个本地人。&这是政府为了解决我们的就业。&一位保安这样说。百果洞社区财务公开栏中的《福利费及开支公布情况表》则显示，仅2012年9月份，该社区在治安、社保、敬老费等十八项费用的开支近50万，截至2012年9月，这些开支累计近430万。东莞市政府办公室一位官员对本报记者举例说，目前整个东莞公益费用的开支已经占了集体收入的近一半，有的甚至到了60%。在这种大背景下，村集体的正常收益被公共管理开支所挤占了，进而造成了收支情况的恶化。东莞市农业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年，集体总资产收益率有较明显的下降，从2007年的7.82%下降到了2009年的6.27%，2010年和2011年，随着经济逐渐复苏，资产收益率略有回升，2011年底回升到6.42%，但仍明显低于2007年。东莞市农业局表示，个别单位是因过往投资失误而造成资不抵债的情况亦有存在。这是因为，目前大多数村的农村集体土地资源并未作价入账，因此，虽然个别小组账面显示资不抵债。而&一旦其集体土地被开发征转，上述经济社基本都能摘掉资不抵债帽子&。据东莞市农业局介绍，东莞目前村组债务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平均水平不高。二是个别村组的债务风险不容忽视。比如，2012年10月底，全市负债率超过50%的经联社有59个，占总数的11%；负债率超过50%的经济社有139个，约占5%；没有资不抵债的经联社，资不抵债经济社有24个。一些高负债村组，由于连年收不抵支，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集体经济的收入和村民的收入减少&，使得东莞集体经济的竞争力面临了新的考验。东莞抉择在东莞市决策层看来，解决东莞目前所遇到的困境，需找新的竞争力，主要办法是：一是减轻村集体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负担，确保更多收入用来清偿债务；二是推动土地集约开发、物业形态的高级化，比如高科技园区、承接大项目等，以提高租金收入。东莞市农业局表示，东莞将继续发挥物业经济成本低、收入稳定的优势，逐步推动低层次物业出租向高级物业出租转变，通过改造升级，提高其发展档次，发展更高级的物业。与此同时，东莞欲通过&三重&（重大项目、重大产业集聚区、重大科技专项）项目来吸引更多的投资。2012年9月份，该项目共签约40个项目，投资总额达687.5亿元。但在林江看来，&三重&项目虽在短时间内可以缓解东莞经济继续增长的压力，但&项目需要和农民要土地，而土地需要补偿，从经济效益来看，农民得到的补偿与收益如果划不来怎么办？搞不来农民可能后悔，反过来和政府要钱了。&林江表示，东莞在投资环境方面，不管是人才、金融、法律、产权等都需要提高和改善。而这些，正是投资者所期待的。除了以上四项措施外，一位东莞市政府官员说，对于负债，东莞市政府也采取了其他的措施。比如，进行债务的下管一级，镇举债要市审批，村举债要镇审批；对于负债高的，也实行调控，并明确偿债资金要列入预算安排，要求提取每年税收分成收入增量的不少于三分之一作为偿债资金，防止债务的无序扩大。实际上，2012年8月份，东莞市政府已经连续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文件。一位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对本报记者透露，此次改革的目的是让农村居民在经济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享有更多公共资源，同时要减少村集体的开支，这要求政府得真正把负担承担起来，进一步加大市镇财政对基层的投入，采用逐渐剥离、整合和统筹的方式。&过去，村里要建厂房，去银行借了一笔钱，这个厂还没建立起来，集体已经负了债。&上述成员说，&新政策提倡的就不一样了，土地和物业集体出，钱村民出，建成以后按股份合作来分享收益，集体有收益，村民也有收益，村民除了分红收益外，还可以作为投资者参与分红，这是一种机制创新。&上述起草成员亦指出，&新政&推进了农村管理体制的改革，将设立社区政务服务中心，承接上级交办村（社区）的行政和公共管理任务，逐步剥离村（社区）承担的行政和公共管理职能。东莞市委党校经济教研室主任李秋阳认为，&新政&提出，从2013年起从市镇参与税收分成收入中切块5%，通过5年时间，逐步由市和镇两级统筹承接村（社区）目前负担的治安、环卫、行政管理等基本公共服务开支，同时市镇两级财政核定和支出村、社区的公益费用。而要减少村组的管理开支，另一个重点在于防止行政和经济机构里的裙带关系。李秋阳认为，村一级现在承担了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因为农民的技术水平和就业心态，既无法也不敢再去市场中闯，村组就得承担福利供应者的角色。有些村为了给本村人安排工作，甚至聘用了好几百人。&如果不愿意承认现实，不愿忍受转型的阵痛，这些地方继续发展下去，就是广东的&希腊&。&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相关资讯小编推荐楼盘知道 热门关键词: 12345678910最新！一二三四线城市排名出炉 你的家乡排第几？ - 市场动态 -东莞乐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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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线城市最新划分，快来看看你家是哪个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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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5个
北京 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
上海 全国经济中心
广州 经济发达，中国第三大城市
深圳 经济发达、特区城市
天津 重要经济大港&
二线发达城市8个
杭州 经济发达、副省级、强省省会
南京 经济发达、副省级、强省省会
济南 经济发达、副省级、强省省会
重庆 直辖市，西部中心城市
青岛 经济发达、计划单列市
大连 经济发达、计划单列市
宁波 经济发达、计划单列市
厦门 经济发达、计划单列市
二线中等发达城市15个
成都 经济发展较好、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
武汉 经济发展较好、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
哈尔滨 经济发展较好、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
沈阳 经济发展较好、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
西安 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
长春 区域中心、副省级省会
长沙 经济发展较好、地级市省会福州 经济发展较好、地级市省会
郑州 经济发展较好、地级市省会
石家庄 经济发展较好、地级市省会
苏州 经济强市、中国地级市经济最强市佛山 经济强市
东莞 经济强市无锡 经济强市烟台 经济强市
太原 经济强市、地级市省会
二线发展较弱城市
合肥 地级市省会
南昌 地级市省会
南宁 地级市省会
昆明 地级市省会
温州 重要的经济城市
淄博 重要的工业城市
唐山 河北经济强市&
三线城市：
乌鲁木齐 新疆自治区首府
贵阳 贵州省会
海口 海南省会
兰州 甘肃省会
银川 宁夏自治区首府
西宁 青海省会
呼和浩特 内蒙古首府
泉州 福建经济第一强市
包头 内蒙古第一大城市，经济第二强市
南通 江苏经济强市
大庆 黑龙江经济强市
徐州 江苏经济强市潍坊 山东经济强市
常州 江苏经济强市
鄂尔多斯 内蒙古经济第一强市
绍兴 浙江经济强市
济宁 山东经济强市
盐城 江苏经济强市
邯郸 河北经济第三强市
临沂 山东经济强市
洛阳 河南经济强市、古都东营 山东经济强市
扬州 江苏经济强市
台州 浙江经济强市
嘉兴 浙江经济强市
沧州 河北经济强
榆林 陕西经济第二强市
泰州 江苏经济强市
镇江 江苏经济强市
昆山 全国百强县第一名江阴 全国百强县第二名
张家港 全国百强县第三名
义乌 浙江经济强市县级市
金华 浙江经济强市
保定 河北经济强市
吉林 吉林经济第二强市
鞍山 辽宁经济第三强市
泰安 山东经济强市
宜昌 湖北经济第二强市
襄阳 湖北经济第三强市
中山 广东经济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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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 河南经济强市
威海 山东经济强市
德州 山东经济强市
岳阳 湖南经济第二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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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 湖南经济强市
漳州 福建经济第四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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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 广东经济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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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 安徽经济第二强市
湛江 广东经济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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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 山东经济强市
柳州 广西经济第二强市
宝鸡 陕西第二大城市、经济第四强市
珠海 特区、广东经济第十强市
绵阳 四川第二大城市
四线城市：株洲 湖南经济第五强市
枣庄 山东经济第十五强市
许昌 河南经济第四强市
通辽 内蒙古经济第四强市
湖州 浙江经济第八强市
新乡 河南经济第五强市
咸阳 陕西经济第三强市
松原 吉林经济第三强市
连云港 江苏经济第十二强市
安阳 河南经济第六强市
周口 河南经济第七强市
焦作 河南经济第八强市
赤峰 内蒙古经济第五强市
邢台 河北经济第七强市
郴州 湖南经济第六强市
宿迁 江苏经济第十三强市
赣州 江西经济第二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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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 广西经济第三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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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 云南经济第二强市
九江 江西经济第三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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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马店 河南经济第十二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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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 福建经济第五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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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 山东经济第十五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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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 内蒙古经济第六强市
长治 山西经济第二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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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线城市：
拉萨 西藏自治区首府
克拉玛依 新疆经济第二强市，地级市
库尔勒 新疆第二大城市，县级市、州府
昌吉 新疆县级市、州府哈密 新疆县级市、地区行署所在地
伊宁 县级市、州府
喀什 新疆县级市、地区行署所在地
阿克苏 新疆县级市、地区行署所在地
石河子 新疆兵团第一大城市
晋江 福建经济发达县级市
增城 广东经济发达县级市
诸暨 浙江经济发达县级市
丹阳 江苏经济发达县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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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镇 全国第一大镇、广东东莞市建制镇
长安镇 广东东莞市建制镇，全国人口经济大镇
鳌江-龙港镇 浙江建制镇、浙最南端中心城市以及其他省份的地级市及经济强县县级市
六线城市：
除以上以外的所有县级市和经济强县、城市规模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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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今后的创新是成本、速度、规模，其中成本是第一位的，成本如果降了下来，像万科这样，对控制房价是有好处的，对老百姓也是百利而无一害。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503 Servi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openresty/1.9.7.4川盐入黔与遵义经济的发展
乡土史稿·川盐入黔与遵义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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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河航运通道
贵州省不产食盐，其所需之盐，自古以来仰给于川、滇、桂、粤诸省。由于地理环境及盐的质地等原因，其中的绝大部分食盐，又是从四川省自流井和五通桥运入。
古代交通不便，陆路运输运量小而成本较高，故川盐入黔历来以水道运输为主。清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四川省巡抚黄廷桂将川盐入黔的水道分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凡人黔之盐，均由自流井和五通桥盐场运往长江各口岸的人口处，再沿这些河道运往贵州各地。永岸由四川省纳溪县城人口，沿永宁河上运至叙永县城起岸，然后分两路运往贵州省的毕节、大方等县。因所经河道，大部分俱在四川省叙永县境内，故以永岸为名。仁岸从四川省合江县城入口，经赤水河直抵茅台镇(村)，再循陆路运至鸭溪、金沙、贯阳、安顺等地。这条水路，大多在当时的仁怀县辖区之内，因而以仁岸名之。綦岸自四川省江津县所属之江口起运，溯綦江上运至贵州省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再陆运到遵义，正安等县的部分地区。因这条运输线路，既要经过四川省的綦江县城，又由北向南贯穿綦、江县境，故名日綦岸。涪岸起自四川省之涪陵县城，循乌江上运至贵州省的沿河、思南等县，再陆运至其邻近地区。这段水路命名为涪岸，一方面是它从乌江与长江汇合处的涪陵县城入口，另一方面又先后经过古代涪陵县、涪陵郡、涪州所辖地域之故。
川盐外运图
四岸之中，惟有永岸的运输路线既未经过今日遵义所辖的地域，也未供应这一地区人民所需的食盐。其余三岸的运盐线路，都或多或少途经此一区域，并负责供给其中部分县、市居民的用盐。这三条运输道路，沿途滩多路险，地形复杂，故历来因地制宜，采取水上驿运和陆道驿运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运输，当时称这种联合运输的形式为水陆驿运。据有关史籍和资料的记载，上述三岸分段、分站、交错进行水陆驿运食盐的实况大抵如次。
仁岸盐运重镇——丙安古镇
仁岸起运之盐，先由自流井用小木船运到四川省的邓井关，再转入较大的盐船沿沱江至泸州进入长江运抵合江县城。由这里将盐包装上专用的盐船，沿赤水河溯流而上至贵州赤水县城。这段水路共65公里，需时3至4天。到赤水县城后，将每包160斤的食盐改装为100斤的小包，转入头尾高翘的“牯牛船内，上运至赤水县之猿猴(今名元厚)场。此站水路80公里，需时8至9天。猿猴场至赤水县的土城(今归习水县管辖)，改用小牯牛船运送。是站水路22．5公里，需时3至4天。土城至四川省古蔺县的二郎滩站，水路60公里，需时4至5天。盐船到达二郎滩后，即将盐包运进当地的盐仓，然后陆运至贵州仁怀县属的马桑坪。二郎滩至马桑坪的河道，因有天险吴公岩，滩险水急，不通舟楫，亦难修建通行骡马的驿道，故用人力背运。该站仅15公里，当日即可运人马桑坪的盐库，马桑坪至仁怀县的茅台村，水路75公里，船运需时4至5天。盐船抵达茅台村后，便把盐包全部运进盐仓，陆运至省内各地。仁岸之合江县城至茅台村的路段，水道运输302．5公里，陆路运输15公里。其中的马桑坪至茅台村一段，陆路只有60公里，约有10％的食盐是从这里人背马驮运到茅台的。猿猴至土村一段，陆路15公里。每当赤水河的汛期，全部食盐均由马帮从此运输。各段之间水流特别湍急的陡滩，亦需用人力转运过船。此外，茅台村以上的赤水河段，有名曰艓牒子的小船，将盐运至贵州毕节境内的马蹄滩，故有“一篙直到马蹄滩”之说。赤水河最大的支流习水河，也有小盐船从合江三江嘴将盐上运至贵州境内的箭滩、官渡、高硐、长沙等地。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赤水河上游航运中心、川盐入黔故道——土城古镇
茅台村向外陆运食盐的通道有两条，一路经鸭溪、刀靶水、扎佐到贵阳，一路经金沙、滥泥沟到安顺。茅台至鸭溪为一站，路程70公里，途经仁怀、遵义两县的中枢、坛厂、长岗、枫香、白蜡坎等集镇。肩挑背负与骡马驮运并行，需时5至6天。鸭溪至刀靶水为第二站，途经遵义县之乐里、八里、南白、三合市等集镇，行程30公里，需时2天。刀靶水到今修文县属的扎佐，途程90公里，需时4至5天，路经今遵义县的老君关、乌江、养龙站等地入修文境。扎佐到贵阳站路程30公里，运盐马帮可以当日回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川黔公路通车后，鸭溪至贵阳改用马车、汽车运输食盐，沿途之盐运站亦随之撤销。茅台至安顺的陆运盐道，全程230公里，首站茅台至金沙县城(原名打鼓新场)，路程70公里，途经仁怀县的盐津河、鲁班场、吴马口(今五马镇)等人金沙县境，需时3天。金沙到滥泥沟70公里，需时3天。滥泥沟到安顺站90公里，需时4天。这条路线以骡马驮运为主，人力运输为辅。四十年代初期清镇至毕节的公路通车后，滥泥沟至安顺一站改用马车、汽车运送食盐，此盐运站亦随之撤销。
五十年代中期，通往赤水河沿岸之赤水、习水、仁怀、金沙诸县的公路相继建成通车。这些地域及其邻近地区所需之盐，先后改为用汽车运输。经历了数百年风雨沧桑仁岸水陆盐运通道，终于完成了它艰辛而重要的历史使命，成为一道永恒的历史风景线。
綦岸的盐运，同样是先从自流井将食盐船运到四川省江津县的江口，然后沿綦江(贵州境内称松坎河)上运。从綦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到贵州桐梓县的松坎，水运路程约为150公里，分为三段进行运输。首站从江口出发，经綦江县城到达羊蹄洞。在羊蹄洞将盐包转人稍小的木船，经赶水等地继续上运至盖石洞。于此再次换成更小的木船，经界牌入贵州境，到贵州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进仓，然后陆运至各销售地区。陆运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由松坎至遵义城，另一条由松坎入正安县。到遵义的陆路全程约150公里，全用人背马驮，需时5至6天，途经蒙渡、新站、楚米鳙、元田坝等集镇到达桐梓县城。从这里又分为两路，一路去绥阳县的食盐销区，另一路经红花岗、板桥、泗渡、排军、蒙梓桥等集镇到达遵义城。然后从遵义外运湄潭、息烽、瓮安、黄平等县。松坎通往正安县的陆运盐道有两条，一条到正安县城凤仪，一条直达正安县属的安常(今名安场)，负责供应正安、道真两县绝大部分地区的食盐。据《贵州省工商史料汇编》记载，从清代中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期的近两百年中，綦岸食盐的销售地区除黔北的桐梓、遵义、正安、绥阳、道真、湄潭、凤岗、习水等县外，还有其它地区的息烽、清镇、平坝、龙里、贵定、福泉、瓮安、黄平、施秉、镇远、三穗、玉屏、锦屏、合江、剑河等县。1935年川黔公路全线通车后，綦岸的食盐开始用马车、汽车运输。最初为船运、车运和人力、畜力运输并行，随着汽车的增多和遵义至思南、遵义至绥阳、遵义至瓮安等公路的先后通车，这一地域的食盐供应，便逐步为汽车运输所取代了。
涪岸盐船从四川省的涪陵县城进口，沿乌江水道经四川的武隆、彭水等县地域人贵州省沿河县辖境。复经龚滩、新滩、潮砥等转运站，直抵思南县城起岸，分别陆运至各销售地区。如遇洪水期盐船不能上航时，便改由陆路运输。陆运由彭水县的江口镇起运，经过贵州省务川县地的濯水、砚山、镇南、都濡等集镇转运至思南县城。因这条路线山高路险，全用人背马驮，运费高而损耗大，故从此路运盐的时间较少。涪岸之盐，主要运销贵州之思南、沿河、印江、石矸、德江、江口、铜仁、岑巩、丹寨等县。黔北地区，除务川全县食此岸之盐外，道真、凤岗、余庆等县的部分地区，亦由该岸供应食盐，直至这些地区相继修建公路，改用汽车直接将食盐运人当地时为止。
川盐运黔的制度，历来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明代以前，黔北人口较少，又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所需食盐均由商贾自由运入。元朝设“四川盐茶转运使司”，负责征收盐课和将外运之盐卖给盐商。由于盐政腐败，盐税、盐价不断增加，以及运输艰难及盐商高利盘剥等原因，盐价甚为昂贵，故《新元史·食货志》中亦有“民不堪命”的记载。明洪武六年二月二十日(公元日)，朱元璋批准招募盐商以粮易盐供应播州等地的军食，从此这一地区的人民主要以所产粮食换取食盐。这种“商人纳米给盐”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明神宗隆庆六年十二月(公元1573年1月)，商人才可用银钱交纳盐课和向盐运司购买食盐进行运销。这种商买商运商销的办法，弊端甚多，使贵州食盐长期陷于供需失调，盐价涨跌不定的混乱之中。自然黔北人民亦深受其苦。
为了改变这种不良的状况，清廷才于乾隆元年设置川盐运黔的四大口岸。川盐大量运抵四岸之后，再由承包盐商分别转运至本岸销区内的各个趸销站及其分支机构，趸售给零售商店和贩运的小商、小贩，供应城乡人民，使广大群众食盐难的窘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迨至咸丰、同治年间(公元185l—1874)，政治不修，战乱连年，官场腐败，官商狼狈为奸，导致清乾隆初年以来的川盐运销制度全部废驰，运销体系一片混乱。各岸盐商，相互排挤倾轧，越境侵销，囤积居奇，随意断供提价，各界人士大遭其殃，饱尝缺盐之苦。
清代重臣、四川总督丁宝桢
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夏，时任四川省总督的贵州省平远州(今织金县)人丁宝桢，对川盐入黔的紊乱情况进行了稽考，并于当年7月以“国家自然之利权不可下移，西南之隐患不可不急弥”为由，向清廷奏请改革积弊甚多的盐政。在这份奏章中，除了陈述“民有断食之苦，官有淡食之虞”的严重缺盐等状外，着重提出了统一川盐运销的15条建议。这些建议被朝廷批准施行后，当即委派候补道员贵州遵义人唐炯督力其事，遵义县团溪举人华联辉襄助之。他们按照“官运商盐，分岸定量，分岸承销”的原则，先后采取了下列改革盐政的措施：
“一、设立、健全盐运管理机构。除原有的四川省盐茶道署外，在四川泸州设立“办理黔边盐务总局”，自流井、五通桥等产盐地区设立官运局。在仁、綦、涪、永四岸，各设一盐运分局。凡食盐定额的制定与分配，货色搭配和银两收支等重大事项，均由总局统筹规定。官运局(厂局)负责向盐场(井灶)将食盐“籴入”，运到各盐支分局(岸局)。各分局各岸的实际情况，将盐售与指定承销的盐商。商人获盐后，在本岸盐区的范围内自由运销。各岸局设置“裕济仓”以平抑盐价，设置大盈库”，接受各厂局的委托运输。重点地区设置稽查卡，对食盐运销情况进行稽查。四川省盐茶道署下设盐防军安定营，分驻各岸盐运据点，负责解款、缉私、保护盐运安全等事宜。设立河工局，负责各岸盐道的打滩修补道路等工作。
二、核定各岸盐商家数和承销数额。各岸分局，根据本岸运销食盐的需要和商家的实力等条件，核定本岸承办盐业运销的盐商户数，负责本销区内盐巴的供销等事宜，不准未经核定的商人经营此项业务，各岸核定的商家也不能越岸侵销。当时核定的盐商仁岸为4家，綦岸为5家，涪岸、永岸为5至6家。各岸盐商承销食盐的数额，以各销区的人口多寡为计算基数，每人每日用盐量为旧制3钱。当时四岸核定每月销盐总额为74载，每载108000斤。其中仁岸为22载，涪岸为20载，綦岸为18载，永岸为14载。每载分为12引，每引为50包。各盐场根据核定的分配数量，按时按量销售给各岸承销、承运的盐商。史书上名之为“以岸计销，以口售盐”。
三、统一运销价格和赋税缴纳。为避免当时币制不够统一带来的不便，缩小岸也岸之间运费的差距，故规定各岸运输均以盐作为运费，并采用按盐路运近逐站递减盐包斤额的办法，支付沿途所需的运费。以仁岸为例，在合江起运时，每包盐为180斤，运到赤水县城则以160斤计算，其差额20斤，即为此段的运费，归运输者自由处理。从赤水运至土城，又递减为140斤；抵鸭溪、金沙为132斤，滥泥沟、刀靶水为124斤，贵阳、安顺为96斤。从起点站到终点站，每包盐巴重量计算差额为84斤，全部作为沿途运输及仓耗等费用，尽管各站每包的计算斤额不相同，但因运费系整体核算，故运费的计算标准却安全一样。其余三岸，亦照此法办理，从而达到了统一盐运价格的目的。在盐税的征收方面改变以往的多次收取为一次交纳。举凡运到上述四岸的川盐，在盐场一次纳税之后，由官盐局签发盐引(税票)起运，沿途均不再征收各种捐税。每年年终时，由四川当局拨给贵州当局一定的银两，以抵补贵州应得的盐税。在统一盐运价格和厘金税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了食盐的销售价格，规定各岸沿线的食盐运销站，无论路程远近，其趸售(批发)、零售价均完全一致，不准随意涨跌。
通过以上措施的全面实行，各岸盐商依法经营，按章行事，杜绝了人为的囤积居奇、抬价断供等不法行为，保障了川盐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入黔北及贵州各地。既平抑了盐价，满足了人民生活之需，又繁荣了市场，增加了国库的收入，实现了丁宝桢在奏疏中所说的“裕税便民”的愿望。
清王朝寿终正寝之后，丁宝桢所建立起来的川盐入黔体系亦随之冰消瓦解。中华民国初期，四川盐区设盐运使公署于重庆，主办盐政，产盐区自流井、五通桥设立盐务局，负责川盐的生产、供销等事务。取消官运制度，听凭盐商自由贩运。但因盐税收入时多时少，不能满足当政者的需要，四川盐运使晏安澜又于1915年初沿袭清朝官督商运商销制度，招商承办，建立新的川盐入黔之四岸体系。不过，由于其时政局不稳，地方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匪患不断，交通不畅，盐路时通时阻，各岸大多采取分段运输，且需自行雇募百人以上的盐防军进行护卫，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加之当政者只知搜刮盐税，并不过问盐政，任凭盐商投机倒把，哄抬涨价，重利盘剥，致使盐价居高不下。当时黔北一带，要30来斤大米才能换取一斤食盐，故有“斗米换斤盐，斤盐吃半年”的民谣。
1926年军阀周西成执掌黔政，认为食盐是可靠的税收来源，乃于次年召集四岸盐商协议，实行包税制度，各岸盐商只需一次认足盐税之后，就不再缴纳任何厘税。四岸盐商每年共认缴盐税银元160万元，分期交纳。设贵州盐务总局，指派赵文麟任局长。在各口岸设督销局和盐务统带部，负责核定各盐岸的运销价格及盐防军的管理。从此，供销失调，混乱一时的黔北食盐运销局开始好转，不断高涨的盐价又逐渐趋于平稳正常。1929年周西成战死后，其继位者毛光翔、王家烈萧规曹随，盐制依旧不变，盐价亦较为稳定。1932年后，地方军阀蒋在珍、侯之担盘踞遵义、赤水后，綦岸、仁岸的盐税被他们截留，盐商往往要上双份盐税，与这两岸关系密切的黔北地区之盐价亦随之上升，业已平稳的盐运供销体系又渐被打乱。及至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进入黔北时，已处于半瘫痪状态了。
红军长征时在土城一渡赤水并开仓分盐
1935年贵州军阀统治结束后，中华民国政府先后在贵州设立了盐务督销缉私局、贵州盐务办事处等机构，管理贵州省的盐政。1936年民国政府又与川、黔两省政府协商，盐税归中央政府统一征收，每年拨给贵州40万元。并决定每岸由一家盐商承办运销业务，分别在各岸建立运销总店和分支店，直接从盐场将食盐运至贵州各地销售。抗日战争时期，两淮盐务局迁到贵阳，贵州盐务划归该局管理，将贵州盐务办事处升格为贵州盐务管理局，各岸及沿途运销站设督销分支局，主管与运销有关的事宜。国民政府为了不投资而又能获利，决定实行委托运销制。即把川盐运销业务委托商家出资承办，给以适当的利益(代办费)。除开运费和应得的利益外，其余上交国库。其时仁岸由刘熙乙、伍效高等人集资筹办利民盐号组成的“贵州仁怀边销区官盐委托运销营业处”承办，綦岸由潘昌猷主办的重庆盐号等多家盐号组成的“川黔綦运销区官盐委托运销营业处”承办，涪岸由李桐林经营的大业司组成的“川黔涪官盐运销营业处”承办。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取消官盐委托运销制，由各岸盐自由贩运销售。仁岸由利民盐号、仁记盐号、中华公司、中和盐业公司经营。綦岸由裕济盐号经营，涪岸仍为大业公司经营。1949年4月，民国政府曾下令改商运商销为官运官销，但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实施，实际上仍由上述盐号、公司自由运销，直到解放以后。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后，人民政权接管了原川康区贵州盐务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先后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起各级盐务管理机构。黔北地区的食盐运销工作，在遵义地区盐务管理分局(后改称遵义专区盐业分公司)的领导下，有序而有效地进行运转，降低和稳定了盐价，增加了盐的品种和提高了盐的质量，满足了各方面用盐的需要，从根本上解决了全区人民长期以来用盐难的重大问题。
上述川盐入黔的运销活动，推动了这一时期黔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中尤以经济的发展最为显著，兹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交通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河运是其主要渠道。为了提高盐运的速度和能力，清初至解放以后，都先后对赤水河、綦江、乌江、永宁河等几条黄金水道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开凿疏浚。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根据官民的反映和他的实际调查，奏报朝廷，请求开修赤水河航道，以达“河道疏凿开通，使入京铜、铅、客商运货，俱由水运，上以节省国币，下以利济民生”的目的。经清廷批准后，拨给修河银两38642两。张广泗乃于次年委任遵义知府陈玉殿、大定知府王允浩等多名官吏督办修河事宜，保举谙熟赤水河河道的仁怀县米粮渡渡工吴登举负责开河工程的具体事务。经过5个月(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一日至十一年闰三月初一日)的艰辛努力，将河道疏通完毕，船舟可达茅台，上运食盐，下输铅铁，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实际利益。后因航道年久失修，行船不便。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又以“因势利导，酌加修治，以利舟楫，俾可畅行盐船，无虞失事”为由，奏报朝廷允准，发动绅耆、商民自愿捐资集款，对赤水河河道进行了第二次整修。历经三年，用银二万余两，重点对赤水河上游茅台村至吴公岩段的35滩进行疏凿整治，使盐船能够畅达茅台，每年有1300多万斤川盐运人黔北地区。
抗日战争时期，为满足因迁徙而陡增的贵州人口食盐之需，民国政府的赤水河道工程居于1941年底至1945年秋季，对赤水河中、下游河段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整修。这次整治以炸险去浅为主，43处漕滩化险为夷。据《整理赤水河航道碑》记载：“全河整理工程，除险十之八，去浅十之七，缩短全河航行时间三分之一”，每年可由四川直接运盐32万担入黔北。
解放以后，人民政府于1953年10月至1945年8月，对天险吴公岩长滩进行了整治。这段长达4．2公里的河段，方始通行盐船。
乌江古纤道
乌江河道，亦因运盐需要，先后进行过多次治理。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令遵义人唐炯负责对该河道涪陵至龚滩段进行了治理，历时三年，耗银一万多两，凿滩五十余处，使该河段的船舟畅通无阻。1912年至1916年，遵义籍工商企业家华之鸿出银五万两，委托贵州商会会长、盐商徐屏臣主持，对该河段贵州境内的龚滩至思南河段进行了开凿修整。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国政府的“导准委员会”再度对该河段进行治理，大大提高了这一河段的运输能力。
在同一时期，綦江的羊蹄洞至松坎段河道，亦曾多次进行修整，使盐船能顺利进入黔北的桐梓县境内。
上述河道的疏通，不仅对当时黔北的经济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同时，也为今日黔北河道的畅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中叶至民国年间，对与仁、綦、涪三条水道相衔接的陆运盐道，亦先后进行过多次修整，使之绝大部分路段都能够通行骡马。例如仁怀县境内的蚂蝗沟至大坝的数十里盐道，就是清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仁怀知县顾廷瑜倡导集资修补拓宽的。这些四通八达的盐道，对当时黔北与邻近地区物资的相互交流，亦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1927年开始修筑的黔川公路，1928年4月修至遵义县境内的老君关，1930年通至桐梓县城，1935年6月与四川省的公路贯通。这是通过黔北境内的第一条公路。1938年遵义至团溪的公路通车，1939年遵义至绥阳的公路通车，1941年遵义至思南的公路通车，1943年至鸭溪的公路通车。这些公路最初的修建，主要是为了便于运输食盐，其建成的初期，所运输的物资，亦以食盐为主。它是黔北地区交通现代化的开始阶段，它为后来黔北公路交通网络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赤水河沿岸商埠
二、商业的空前繁荣。黔北地区的盐运水陆交通干线形成后，经营盐业的商号便纷纷成立。从清代初叶到民国末年，先后在仁岸经营盐业的商号就有永隆裕、永发祥、协兴隆、义盛隆、永盛隆、荣盛通、大昌荣、新记、丰和荣、同人富、祥庆、同裕厚、协和昌、和祥、人和公、华昌、裕丰、利民、永记、同盛、永盛、仁和、厚记、祥盛、永兴和、德义长、裕后祥、合裕永、安泰祥、德谦裕、永泰长、仁记、衡厚、裕通黔、金裕、德谦、利记、裕兴隆、永清仁、庆丰、裕通、世通公、集大成、祥记、大成裕、合裕祥、裕利祥、永丰裕、永兴隆、中和、仁记中华等五十多家；綦岸有全兴、义益、宝兴隆、恒昌裕、天全美、大生美、永兴泰、大川通、同昌益、晋丰贞、协和庆、心古行、同春和、公同记、计盐公、大生昌、大业、大同、重庆、裕济等数十家盐号或股份公司；涪岸有大清公、万丰和、集利云、怡丰和、张益丰、悦来和、大生仁、恒丰源、永昌恒、久如茂、广源长、大义生、永济、老涪岸、大业等数十家盐号或公司。这些盐号又在各岸的集镇、码头设立总店、公号、趸售站、转运站等组织，负责食盐的运销业务。如仁岸在赤水县城设总店，自流井、合江、贵阳、安顺等地设分店，土城、茅台、鸭溪、高洞、金沙、滥泥沟等地设趸售站，邓关井、猿猴、二郎滩、马桑坪、刀靶水等地设转运站。綦岸在遵义设总店，桐梓、松坎、板桥等地设分店、趸售站、转运站。涪岸在涪凌设总店，思南、江口、务川等地设分店、趸售站、转运站。这些店、站，再将盐趸售给小商小贩，供给城镇农村人民，形成一个以运销食盐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同时，又沿着这一网络的运输路线，将黔北盛产的矿产和土特产品，诸如煤、铁、汞、硫磺、粮食、棉花、桐油、蚕丝、猪鬃、茶叶、白酒、白皮纸、五倍子、药材、禽畜产品、生漆、麻、竹木等，运入长江，输至全国各地，引来了大批的外地客商，繁荣了黔北的经济。“蜀盐走贵州，秦商聚茅台”，清代大诗人郑珍在《吴公岭》一诗中的如斯描述，就是这种兴旺景象的真实写照。
自然，发展得最为快速的，则是那些与食盐运销相关的产业。随着盐运河道的改善，筏运业首先发达起来。黔北盛产的竹木，沿着赤水河及其支流习水河、桐梓河、乌江及其支流洪渡河、芙蓉江，綦江及其支流羊蹬河运往长江中下游各大城市。抗日战争时期，赤水河年输出杉木板200万块，柏木板50万块，原木、竹子则更多，居全省各河流竹木输出量之首。其它如沿水陆盐运路线而兴起的造船业、修船业、旅栈业、饮食服务等行业，其数量和营业额，俱是与日俱增，空前地兴隆了。据有关史籍记载，早在清道光年间，仅茅台一地，就有客店、马店、饭店、酒店上百家之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食盐运销业的发展，黔北地区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贸易集镇。如仁岸的复兴、丙滩、葫市、猿猴、土城、长沙、官渡、石堡寺、马桑坪、合马、沙滩、二合、茅台、坛厂、长岗、鲁班、吴马口、枫香、白蜡坎、鸭溪、八里水、懒板登、螺蛳堰、刀靶水、老君关、乌江渡等，綦岸的松坎、新站、羊蹬、温水、蒙渡、楚米鳙、元田坝、红花园、安常、三江、旺草、温泉、土坪、板桥、泗渡、排军、檬梓桥、石子铺、老卜场、虾子场、黄家坝、永兴等，涪岸的濯水、砚山、镇南、丰乐、新田、绥阳场、大矸等。其中的永兴、茅台、鸭溪三地，早在清代中叶，就已成为市场繁荣，人口众多的黔北四大贸易名镇了(另一名镇打鼓镇新场即今金沙县城)。
赤水河、美酒河
三、酿酒业异军突起。由于得天独厚的地质、水文、气候等诸多优越的条件，今之黔北地区，尤其是赤水河中游一带，自古以来便是能够酿出甘醇可口的美酒的酒乡了。随着黔北盐运的勃兴，大批腰缠万贯的商人涌入黔北，自然需要美酒来丰富他们的生活，调节他们离乡背井旅居异乡的情怀心绪。众多的船工纤夫，背盐巴赶马帮的运盐者，．也需要好酒来为他提神助兴，解除艰辛劳动后带来的疲困。因此，白酒的需求量大增，自然沿食盐运输路线的酿酒业就应运而生的大力发展起来，成为异军突起，与川盐运销旗鼓相当的行业了。清道光年间诗人郑珍、陈熙晋先后途经茅台时写下的·‘酒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等诗句，正是描述的这种双枝同秀的盛况。特别是郑珍的诗句，更是把两者之间发展的密切关系，形象的勾勒了出来。因为有了“盐登赤虺河”的牢固基础，才托起了“酒冠黔人国”的摩天大厦。
成书于清道光年间的《遵义府志》记载：“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其料纯用高粱者上，用杂粮者次之。制法：煮料和曲即纳入地窖中，弥月出窖烤之。其曲用小麦，谓之日自水曲，黔又称大曲酒，一日茅台烧。仁怀地瘠民贫，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青黄不接时，米价昂贵，民困于食，职引故故也”。由此可知，早在近两百年前，茅台村已经出现了很多酿酒的烧房，年产量高达1700吨(按上述年耗粮二万石的记载推算)，可见当时茅台村酿酒业发达到了何等程度。随着茅台酒产量的大增，因盐业的兴起而来到茅台的全国各地的商人们，佳其质量极高而将它运往各地销售，更加使之声名远播，成为独占鳌头的酒苑名葩。睹此实况的贵州诗人张国华，挥毫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如今好酒在茅台，滇黔川湘客到来，贩去千里市上卖，谁不称奇亦罕哉!”
如今的茅台
清代成同年间的战乱，使茅台的几十家烧房惨遭灭顶之灾。同治六年(公元1967年)，盐商华联辉兄弟，找来昔日的酒师，开始恢复酿制茅台酒，并创建了成义烧房，使濒临绝境的茅台酒，又恢复了，生机。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这家酒厂酿制的茅台酒又一举夺魁，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名酒。
仁岸的盐商，不仅对茅台酒的恢复生产和走向世界，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对茅台品位的升华，也起过积极作用。据茅台酒厂的老酒师郑义兴讲，听他祖父说过，当年为华家恢复酿造茅台酒的酒师中，亦曾经借鉴过他们参与酿制汾酒、西凤酒等名酒的经验，使茅台酒的质量更上一层楼，愈加美妙无匹。
除茅台酒外，黔北地区出产的董酒、习酒、鸭溪窖酒、湄潭窖酒等名优白酒，其最初的问世，亦与川盐运销活动有不解之缘。这些名酒的产地董公寺、二郎滩、鸭溪、湄潭等地，都是当年盐运的重要集散地，最初创制的目的，也是为了供盐商和盐运工人饮用的。
川盐入黔的运销活动，促进了黔北酒业的发展和升华，使之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酒乡。也为今日仁怀市被认定为“中国酒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川盐入黔还为沿岸人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稍微改善了他们困苦的生活。同时还形成了以盐运为纽带的独特盐文化，推动了这些地区文化等事业的发展。
据有关资料记载，清末至民国初年，仁岸盐运所需人员，除开以运盐为职业的专业船户和马队人员外，其余从事盐运的纤夫、背夫及其他杂活的农民，平均每天就有近万人。
土城古镇赤水河盐运文化展览馆
其中，赤水河河口至赤水县城一段，除一百多家专业船户外，每天全线需另雇纤夫五至六百人。他们的伙食由船家供给，每次可得铜钱四百多文，当时能买大米1斗2升(每斗重36市斤)。赤水河至猿猴场一段，每天需雇纤夫二百人左右，每次可得铜钱七、八百文。另外还有一百多家专门编织堪皮(用篾片编成的包装盐巴的席子)的专业户，十多户专割垫盐山草的人家。他们每人每月平均可得铜钱一千多文。猿猴到土城这一段，水平缓时用船运盐。除专职船工外，每日要雇用临时性的农民纤夫三百余人。水湍急时改用马驮，每天经常有驮马五、六百匹。土城至二郎滩段，约有盐船150只左右。除专业船户外，每日要雇用农民纤夫四、五百人。他们每人每次运盐，可得铜钱八、九百文。二郎滩至马桑坪的陆路运输，因坡陡路险，驮马不能通行，全靠人力背运。参加运盐的人男女老少都有，每日人数在一至二千之间。每背l包盐(160斤)得运费盐3斤，可换大米2升左右(每升重4斤)。马桑坪到茅台村一站，绝大多数时间为船运。此段拥有小盐船两百多只，除专业船工外，每天需农民纤夫四、五百人。每运盐一次，每人可得工资六、七百铜钱，能买大米一斗(50市斤)左右。茅台以后各段，均以盐巴折抵运费。茅台至鸭溪，每日有驮马七、八百匹，背夫一、二千人。无论人、马，每次运一包盐可得运费盐6斤。金沙至滥泥沟，每天有驮马六、七百匹，每包运盐费6斤。鸭溪到刀靶水，每日有驮马三、四百匹，背夫一千多人，每次运一包盐得运费盐3斤。刀靶水到扎佐，每日有驮马四、五百匹，背夫一千余人，每次每包盐得运费盐7斤。扎佐到贵阳，全用驮马运输，每日有驮马七、八百匹，每包盐得运费盐3斤。茅台至安顺一线，以马运为主，背夫极少。茅台至金沙每天有驮马八、九百匹，每包运费盐6斤。滥泥沟到安顺，每天有驮马七、八百匹，每包运费盐7斤。上述驮马均为运盐专业户，背夫则大多是当地农民。按当时的市价，茅台至贵阳、安顺间的各地，每斤盐可置换大米1升以上。
其余各口岸，运盐的工具和方式，运输劳力的来源，运费的多少及给付办法等方面，俱与仁岸大同小异。只是由于总运盐量较仁岸为少，自然参与运盐的马匹、人员亦要少一些。
上述事实说明，川盐入黔不仅满足了四大盐运水道沿岸人民食盐的需要，也是他们谋生的重要渠道之一。运盐收入虽然较少，但对于缓解他们极端贫困的生活，以至这一区域社会生活的安定，都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四大盐运口岸的兴起，也创造了风韵独具的盐运文化。2000年9月在仁怀市沙滩乡建立的“吴公岸古盐道博物馆”，就是盐运文化在仁怀境内的缩影。它涉及的范围很宽，包涵的内容极为丰富，时间跨度较长而影响亦大，故只能将其中与仁岸盐运有关的事物，择其要者简略加以介绍。
这一区域盐运活动留下的文物胜迹众多，不少至今犹保存完好。仅《贵州省志‘文物志》、《贵州省志·名胜志》、《贵州省文物概况一览表》、《遵义地区文物志》、《遵义胜境》、《遵义揽胜》等书中，收录的就有近百处之多。如在赤水市境内的《石鹅嘴摩崖像》、《葫市摩崖造像》等省级保护文物，《陛诏修河碑》、《整理赤水河航道碑》等县级保护文物，陛诏石敢当、丙安古镇、镇江王爷庙、鲢鱼溪码头遗迹、南天门栈道、天恩桥等其他名胜古迹。习水县境内的望乡台石窟造像、袁锦道祠、立石摩崖、青龙寺、铜鼓溪大字岩、郎庙石桥、芭蕉堰石刻等多处文物名胜。仁怀市境内的怀阳洞摩崖石刻群、仁怀修路记碑、鄢家渡摩崖碑刻，陶洪滩摩崖、勤政惠民碑、张广泗德惠碑、吴公岩盐渡晓喻碑、修河记碑、吴公祠碑刻、吴公岩摩崖等与盐运有关的碑刻，马桑坪盐运古镇、吴马口古镇遗踪、茅台-盐运街、中华嘴盐运场、天和盐号、太和盐号石门、马桑坪盐运码头、柏杨坪盐运码头、吴公祠、罐子口四合院、禹王宫、龙王庙、广济桥、盐津古桥、永济桥、三洞桥、孟家桥等与盐运有关的古建筑、古遗址及多处古盐道、古盐渡的遗迹；此外，近年来还新建了一些与盐运文化有关的设施和景观，诸如仁怀博物馆内的盐运展厅。茅台河滨公园内的盐运陈列室，沙滩乡瓮扁洞的吴公古盐道博物馆，吴公岩摩崖石刻，古盐渡石刻标心碑、古盐渡观景亭等等。
记述、描绘仁岸盐运活的书籍、诗文，其数量亦相当可观。书籍如乾隆《贵州通志》、民国《贵州通志》、《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贵州省志。交通志》、《贵州省志·商业志》、《贵州民族地区开发史》、《贵州交通史》、《贵州工商史料汇编》、《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仁怀厅志》、《仁怀草志》、《仁怀县志》、《赤水县志》、《习水县志》、《遵义地区交通志》、《遵义地区商业志》、《国酒之乡》、《黔北明珠》、《杉王之乡》、《酒都之旅》、《赤水情韵》、《四渡赤水》、《赤水情丝》、《美酒河行》、《千里赤水河行》、《仁怀政协志》、《仁怀旅游志》、《仁怀商业志》及地方报刊等多种读物，都有记载和赞颂这一地区盐运史的专文。诗歌如清代郑珍的《茅台村》、《吴公岭》、《十五里下二郎滩岸遂宿》、《牯牛船歌》，陈熙晋的《之溪棹歌》、《牯牛船谣》、《茅台村》，张国华的《茅台竹枝词》，无名氏的《官渡修路诗》；民国罗剑僧的《负盐叹》、《二郎滩咏负盐女》，李祖章的《黔中竹枝词》；当代人周林的《赞茅台》等篇章。还有《船夫号子》、《纤夫号子》、《背盐歌》、《撑船歌》、《赶马歌》、《齐心合力拉上滩》等多首民歌、民谣，《吴公祠联》、《太和号门联》、《茅台镇联》等多副对联，《郑珍茅台写对联》、《智斗盐商》、《红军开仓放盐》等多种传说、故事，难以数计的民间联语、谚语、家谱、曲艺等多种形式的作品。
各种与盐运有关的工具、实物、遗迹等亦在此区域内大量存在。如各种不同造型的大小盐船，及其船蓬、船帆、船舷、船桨、船舵、船舱、锚链等组成部件；船坞、船闸、锚地、码头、盐号、盐库等设施的遗迹及与之相关的附属物、工具等。运盐的马车、鸡公车、驮马用具及纤索、背篓、背杵、背扇、蓑衣、斗笠、草鞋、马灯、火盆、手炉、钉鞋、盐称、堪皮、盐碓、杵印石、系船石、系马石、纤鼻石、绞滩机等多种实物。它们既是盐运活动的历史见证人，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川盐入黔是黔北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涉及面宽而影响深远，值得认真地去穷源竞委，发掘研究，了解其来龙去脉，借鉴其可资借鉴之处，以推动遵义市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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