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中国化”问题——以五四时期为视角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鲜活经验中，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接受，最直接的原因来自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绪论以外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对此问题展开探讨。　　第一部分:从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五四时期“中国化”的历史语境等方面，着重讨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情境。　　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中国化”悄然产生。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展开
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教训、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鲜活经验中，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接受，最直接的原因来自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绪论以外本文将分三个部分对此问题展开探讨。　　第一部分:从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五四时期“中国化”的历史语境等方面，着重讨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情境。　　第二部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中国化”悄然产生。第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思想基础，培养了基本力量主体。第二，对马克思主义文本有选择的译介，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选择地进行引进与介绍，由此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已经是重新构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到工农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通俗化、大众化已悄然展开。第三，在与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比较、鉴别和论辨中，破解了马克思主义能否满足中国需要问题。第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思想。　　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最初成果。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最重大的实践成果和政治成果。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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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与准备：1949年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与原因
　　[摘要]1949年至1978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处于两次飞跃之间，未能完成第二次飞跃的历史使命。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次飞跃的延伸与第二次飞跃的准备。其中的原因，应更多地考虑到当代社会主义模式现代化延误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滞后。29年的探索中，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第二次飞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延伸与准备；社会主义改革；马克思主义当代化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的重要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那么，在两次飞跃之间，即从新中国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特点，应当如何概括呢？已有论者指出，这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的时期[2]。这是一个经得住推敲的判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重点、对象和针对性。考察这一过程及其各个阶段特点，是揭示其发展规律的前提。根据1949年至1978年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决定的模式选择及实践，可以把2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2]参见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红旗出版社，2006年）第5页。
　　第一阶段：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时期（1949年至1952年）。建国头3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所产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全面实施《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在经济上，从当时十分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基础上，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并存、多种分配形式和积累形式并存。与此同时，实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化纲领，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处于基本适应的状态。
　　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以胜利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基础，以向社会主义过渡为目标，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基础上，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充分发展，从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为建立社会主义准备必需的条件。它的鲜明特色，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市场经济和农民个体经济。国家并不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而是鼓励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实行混合经济，允许市场与计划、国营、合作社和私人经济、个体经济与合作经济并存、共同繁荣。从这些方面来看，它与列宁新经济政策及其1921年后有关过渡时期的理论[1]，以及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十分接近。就其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来看，更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国三年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人们在惊叹这一成就时，也应十分注意这一成就得以取得的指导方针和制度设计。“在共同纲领初制订时，人们曾经怀疑我们是否真要实行共同纲领，但三年来我们真正实行了共同纲领，因此共同纲领在人民中及各党派中威信很好”[2]。
　　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虽然只有短短3年，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彩篇章。它大大丰富了落后国家通过特殊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创造不同于欧洲革命道路的典范。
　　第二阶段：仿效苏联模式时期（1953年至1956年）。从1953年起，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为实现超越战略，党中央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经济建设上，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社会改造方面，选择了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而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3]
　　从模式选择的角度看，如果说前三年接近列宁新经济政策模式的话，那么1953年后则是以斯大林模式为基本依据和标准的。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说过的“主要学习外国经验”[4]，与苏联模式“基本一致，枝叶不同”。在经济建设特别是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5]在政治上和社会改造方面，它强调的是按照苏联模式，消灭资本主义和农民、手工业中的个体生产，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限制商品经济作用的范围和深度。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6]，即要使私有制“逐步变为不合法”[7]，“使资本
[1]新经济政策的重要环节是强调发展商品经济，用商品交易代替产品分配，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等等；1921年后，列宁更多地强调越是落后国家，过渡时期越长。
[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36页。
[3]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02页。
[4]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438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页。
[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页。
[7]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社的两次谈话》（1953年10月、11月）。
主义绝种，使小生产绝种”[1]，如此等等。其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惟一的经济基础”[2]。所以，“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3]。反映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中的对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的理解，实际上是斯大林所发挥的列宁在1920年以前的战时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列宁晚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思想[4]。这是战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当时国际共运中流行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通常做法。就中国来说，其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苏联模式中国化（而当时苏联模式已成为改革对象），也可以说是一种以斯大林模式为中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由于党对国情的深刻把握和民主革命时期的丰富经验以及巨大的创造力，这4年中，尽管在内容上主要是仿效苏联模式，但在形式上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是在三大改造方面。而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更有一些独特的、成功的创造（如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等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第三阶段：改革苏联模式探索自己建设道路时期（1956年至1966年）。从1956年起，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大潮中，鉴于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在我国全面社会主义建设起步时，就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对苏俄模式的第一次仿效和第一次突破一样，毛泽东再次把突破苏联模式，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任务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他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结合上下功夫，“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5]。
　　以中国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历史文献的发表为标志，中国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最初改革，从而使1956年成为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高峰。全党“以苏为鉴”，解放思想，希望在摆脱完全照搬苏联模式的前提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后来曾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是学习外国经验，1956年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6]
　　由于中国共产党巨大的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八大前后，党在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针，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刚刚开始的改革不可能触及到传统体制一些根本性的弊端，而只能是在其基本框架内进行一些微观的、局部的、修补性的调整，即“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7]。
　　苏联模式权威地位的动摇，为解放思想提供了空间和动力。但对于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来说，仅仅解放思想还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另外一些重要条件，如成熟的条件、正确的思想方法，党内外的民主以及必要的经验包括失误的教训的积累。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缺乏，1957年后，尽管主观上有着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探索自己建设道路的强烈愿望，但结果却往往是对自己经验的绝对化，或是用另一种教条取代一些教条，回归一些更为传统的观念。结果，对传统模式的突破导致了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中的严重失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流于教条化和经验化。从形式上看，“大跃进”、人民公社等大胆的实验的确不同于传统模式[8]，但往往是更为简单地照搬经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51页。
[2]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1993年，第697页。
[4]参见林蕴晖：《一九五三年的历史定位》，《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5]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6]参见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38页。
[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9页。
[8]邓小平说：“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7页。
典作家在19世纪对未来社会的一些设想及战争年代的经验，甚至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吸取建设未来社会的灵感，其实质是一种更为极端化了的传统模式。
　　1958年底至1960年间，在总结经验，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全党深化了对按劳分配、价值规律的认识，强调把公有制、商品经济和计划结合起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60年代初调整时期，毛泽东再次向全党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后的胜利。”[1]根据中央号召，全党认真读书，重新学习，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总结经验，进行全面、深刻的调整。通过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反思，短短几年间，全党从国情出发，注重生产力标准，对工农业及其他各行各业进行调整，同时调整党内外政治关系。以农业《六十条》为代表的一大批涉及众多行业条例的制定、实施，中央一线领导对“责任田”、“包产到户”的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新认识，刘少奇对困难局面及其原因实事求是的估计，邓小平有关以能否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群众是否愿意等标准来决定生产关系形式的意见所体现出来的社会主义观，孙冶方、张闻天等有关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包含了中国以后改革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途径，是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个高峰。可以设想，如果调整继续深入下去，中国化第二次飞跃可能将提前出现。
　　调整是从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各方面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开始的，所以初期更多地还是侧重于对传统体制、秩序的修复和回归。真正对传统体制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往往还处于萌芽状态。随着调整的深入，一些有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深层问题浮出水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面临着重大选择：或是在推进调整的同时进行理论创新，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实现第二次飞跃；或是用传统观念衡量调整中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从而否定调整中出现的改革萌芽。因当时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2]，一些传统观念仍在深层次上束缚着人们的头脑，“有几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没有突破”[3]。用这些观念甚至19世纪经典作家有关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衡量调整的理论和实践，来评判社会主义改革，结果，一些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措施、观点被当成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挑战的“修正主义”。而在这样一种迫切需要解放思想、集思广益、探索创新的时候，党内外民主又因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发展而趋于萎缩。正是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调整的深入引发了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这样，一方面是逐步深入的调整和对“左”的错误一定程度上的纠正，一方面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这两方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加上国际上一些因素的作用，使后者的发展难以遏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第四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至1976年）。出于对形势的严重估计，“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希望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运动所确立的“抓革命、促生产”发展模式的确不同于传统模式，但也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运动中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走资派”、“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包产到户”的批判，对商品经济、货币交换和“资产阶级法权”及各种差别的限制，都表现出对现代社会的隔膜。“文化大革命”使前十年发展起来的“左”的错误达到极端，是对五六十年代我国一些改革萌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错误回应。虽然从形式上看它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但实际上却既脱离了中国实际，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上歧途。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28～829页。
[2]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来看，要想理解那些只有在社会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才显得迫切、才能提出的改革任务，难度更大。也就是说，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可能性更大。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01页。
　　十年中党内健康力量对动乱和极左思潮进行了抵制和抗争，在困难的环境里坚持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在周恩来、邓小平领导的两次整顿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延伸的重要环节。
　　“文化大革命”把那些既脱离马克思主义又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推向极端，从而把一些长期使人们困惑的问题明朗化、简单化了，为最终纠正这些错误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1]“成了全国人民的大课堂”[2]。
结束“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年间，以批评“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为形式，全国、全党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动摇了长期束缚人们的那些传统观念，突破了教条主义的禁锢，重新恢复和确立了毛泽东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和成功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看做是对以往艰苦探索的丰厚补偿。
　　一个久经考验、富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大党，一个在民主革命时期历经种种曲折终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成功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集体，一个在建国后29年中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己任的大党，为什么在建国后29年却未实现第二次飞跃？众多原因中，有两条似应引起特别注意，这就是社会主义模式现代化的延误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滞后。
　　对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各国来说，1956年是开始大规模地对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改革的一年。“从1956年起，把各共产党同苏联连在一起作为它们唯一营养来源的那条脐带断了。各党于是开始了制订自己对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态度。”[3]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多中心”的局面出现了。“人们不再谈论有什么独一无二的领导了，相反，人们在谈论由于走不同道路而取得的进展”。“苏联的模式不能，也不应当再是什么必须遵循的模式了。”[4]此后，社会主义各国虽然在总体上还受到传统模式的巨大影响，但毕竟开始了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过渡。
　　传统模式的神圣光环消失了，苏共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削弱了，在思想解放、理论活跃的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模式真空。这既使各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束缚和压力，为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拓展了空间，也失去足以依赖和借鉴的标准答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缘条件的不同，对传统的斯大林模式[5]的认识和改革必然存在诸多差异。为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他们在参照苏联模式的同时，也更多地或直接从马恩原著中寻求答案，或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代世界文明中汲取灵感。不论当时的改革有多少曲折和失误，也不论其后来的发展如何，就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独立自主地寻求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来说，还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在50至70年代仍处于主流地位的苏联模式，也与1956年前的传统模式有所不同了。
　　苏联等国的改革在此后20多年里，反反复复，走走停停，步履蹒跚，虽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由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一些诸如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所有制结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高度集权、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2页。
[3]乔·乌尔班：《欧洲共产主义》，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9页。
[4]这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苏共20大结束后第二天发表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参见[意]贝尔纳多·瓦利：《欧洲共产主义的由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48页。
[5]这里有必要把斯大林模式与1956年后的苏联模式加以区分。虽然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后者毕竟带有一些改革的成分。
急于求成、时代问题、阶级斗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基本理论问题上，直到80年代还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改革往往流于对传统体制外围部分的反复修改，满足于对计划经济的某种改良，对旧模式的核心部分更是鲜有触及。
　　对中国来说，1956年面临着独特的双重转型的局面：一是工作中心由革命转向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是建设模式由传统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双重转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难度较之1953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1]时明显增加。它要求用怀疑和改革的眼光看待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一切，强调独立自主的模式创新。这既给我们解放思想、实现第二次飞跃提供了历史契机，又增加了模式选择的难度，也为一些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拓展了空间。正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以提出新民主主义论这一核心理论为标准一样，在社会主义时期能否实现第二次飞跃，是以能否寻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衡量的。
　　在党的八大路线的指引下，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在1956后取得了新的成就，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有所修正，毛泽东思想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延伸。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影响，一种从另一个方向修正传统模式以求比它更为“纯洁”、“激进”的趋向也在发展。在60年代特别是有关国际共运的大论战中，一种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潮流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把单一的公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当成发展资本主义；把重视利润、价格、市场调节、物质利益等经济手段、缩小计划调节范围，在一定范围里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等等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把阶级斗争当成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发展的动力……突破苏联模式的努力失去了正确方向。在这种比传统模式更极端的标准观照之下，不断加深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和忧虑便在情理之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随之占了上风。1966年6月，毛泽东曾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都变修了，不信马列了。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正是在相当程度上把传统模式或比它更为极端的模式当成评判姓“社”姓“资”的标准，而把对它的改革——其中有的的确走偏了方向——统统当成“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模式以更为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
　　纵观1956年至1978年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可以看出一种“左”——纠“左”——“左”再次发展——再纠“左”的周期性发展。这种周期实际上是模式选择困境的外在表现，反映了社会主义模式由传统到当代的转变的艰难，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艰难。
　　社会主义的改革，一般是在社会主义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并与原有模式发生矛盾时应运而生的。这种矛盾越尖锐，改革的要求越强烈，出现得越早。苏联改革是在十月革命后近40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近20年后出现的。东欧各国，特别是那些革命前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旧俄国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感到苏联模式的束缚，50年代后矛盾更为突出。“1955年至1956年间，旧的和过时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的恶果已经看得很明显，并且具有相当严重的程度了……这些恶果在某些生产部门内甚至已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2]。苏联东欧国家率先兴起的改革，正是这种矛盾的反映和结果。也就是说，就改革的条件来说，苏东等国家显然较我国更为成熟一些。
　　中国是在刚刚开始按照苏联模式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进入改革时代的。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还很不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暴露得并不突出，所造成的矛盾也不及苏联东欧那样尖锐。“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3]。以我国当时的发展程度，虽然可以提出一些初步的改革思想，但还不足以深刻地理解苏联东欧等国正在进
[1]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4年）第45～46页。
[2]1957年2月波兰部长会议主席彼·雅罗谢维奇在波党中央宣传员训练班上的讲话。转引自《十年后的评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26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7页。
行的改革实践。例如，在刚刚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时让人们去深刻认识其局限性；让刚刚经过三大改造高潮的人们重视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必要补充作用以及市场经济的一定积极作用；让那些刚刚依靠国家力量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人们深刻理解它并不能等同于国家直接管理企业；让那些没有经历过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阶段，只是从书本上得到一些经典作家有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知识的人们，去深刻认识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当时党内不乏真知灼见，但终未成主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及传统文化的作用突出出来。
从改革传统模式开始，却走上一条比它更僵化的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改革（即模式现代化）条件尚未成熟。而其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滞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内容。而且，只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才能科学地实现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当代化[1]，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和特征结合起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时，强调了民族性、地域性，强调了“根据中国特点灵活运用”，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当时还处于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的年代，也就是说时代还未发生变化。所以，“在应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着重讲的是应用；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与当代化的问题上，主要讲的是民族化”[2]。而在建国之后，时代和时代主题已经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即当代化的问题突出出来。与第一次飞跃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必须在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后才能实现。上世纪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曲折，以及我国未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直接原因，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未能根据时代的变化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模式转变的曲折不过是理论发展困境的外在表现。
　　一种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十分完整的科学体系，后人对它的发展只能是在原有框架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进行枝节性发展、修正和丰富。这种认识缩小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层次、范围和程度，弱化了新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紧迫性、重要性。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两个提法虽然没有实质区别，但“具体化”等说法在理解上却容易产生一种印象：在时代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似乎还只是一个“具体化”或“具体运用”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一般原理）只是一个静态的、不变的、固化的对象，它自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没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当代化问题往往被淡化了。在诸如此类的认识背景下，很难避免教条主义，很难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事业，很难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的理论体系。其中，有处于最高层次的、长期处于稳定状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理论部分，有处于较低层次的、具体的、不那么稳定的原理、范畴。而这种区分往往也只是相对的，因为即使是一些基本原理、方法，也存在着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一些在几十年前还被认为是基本的原理在今天看来也只是具有相对的意义。例如，一些曾被认为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特征、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等等天经地义的基本原理，现在看来显然已经失去了普遍的解释能力。一些曾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哲学、经济学范畴和原理，也已被证明是需要发展和补充的。困难在于，如何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哪些层次、方面、范围和哪种程度上发展
[1]国内外不少学者也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2]鲁振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集》，红旗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之当代化？如何判定这种发展的真理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究竟有多少东西能够改变，能变得与其原始前提相距多远，有多少东西仍与原来的理论维持着有机的联系，这是一个难题”[1]。因为，既要重新思考或修正马克思主义使其与环境保持密切联系，又要与马克思最初的学说或基本原则保持知识上或政治上的联系，“这两种需要之间并非始终容易协调”[2]，任何一种偏颇都可能导致教条主义或虚无主义。因此，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接受卢卡奇1919年提出的一个观点，即：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而且，任何想要克服它或者‘改善’它的企图已经而且必将只能导致肤浅、平庸化和折衷主义。此外，列宁的一段经典论述也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3]这些认识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应在实践基础上发展创新、与时俱进，有助于拓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空间，避免把发展仅限于枝节和具体层面上的调整。
　　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在传播、实践和发展的过程中，在一脉相承地继承、延续的同时，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纵的方面看，我国学者往往把这种发展划分为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斯大林阶段以及以毛泽东、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为代表的阶段。在西方，这种划分更是不胜枚举。如美国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米切尔·布洛维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时代，即古典马克思主义时代，国家社会主义时代和社会性的社会主义时代，而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时代发生在70年代中期至今。[4]美国著名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不同的历史时代会产生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态。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现代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5]
　　从横的方面看，上世纪除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在世界范围里产生巨大影响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外，还应尊重诸如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欧洲共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领袖人物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例如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并在50至60年代达到高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冲破苏联教条主义的束缚，希望依据当代问题重新阅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分析在当代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基础上资本主义所出现的种种新特点、新问题，预言未来社会的特征，对苏联模式的弊端、缺陷提出种种批评。“尽管它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和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分歧或冲突，也确实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某些原则性偏离，但它仍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在西方出现的不可忽视的方面，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6]。只要不是采取“唯我独革”、“唯我独马”的态度，就会正视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多样化的局面。正如詹姆逊所强调：“不应忘记如今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事实上有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7]这种多样化的局面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活力，体现了它与时俱进的品质，使之在各方面得到发展和丰富，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需要，满足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要求。
　　战后，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随着社会主义面临由传统模式到
[1][美]莫里斯·迈斯纳：《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
[2]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195页。
[3]《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6页。
[4]米切尔·布洛维2006年6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
[5]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第19页。
[6]张翼星：《“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启发和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4期。
[7]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19页。
当代模式、由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改革，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一个由经典到当代的转型，其主题开始由革命与战争转换为和平与建设。这与20世纪初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把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时代特征相结合，使之当代化一样。
　　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大致可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在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原创理论的发展，这其中也包括他们自己认识的变化和发展。这可以归为基本理论层面上的发展。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19世纪80至90年代就大大发展了他们在40至50年代的许多内容；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存在明显的区别。另一方面，是从时代特征、本国国情等不同背景出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理论的不同理解[1]、解释和具体运用。这可以归为比较具体层面上的发展。两者之中，前者显然更具根本意义。没有它的当代化，地域化、民族化的工作便无从谈起。
　　时代呼唤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但却没有很快给它准备相应的条件。上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探索中的种种曲折，以及社会主义各国改革的停滞以至失败，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当时，突破教条主义严重束缚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社会主义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马克思主义由经典到当代转变的条件还不成熟，它们还需要实践的积累，矛盾的暴露、失误的教训和理论的飞跃。
　　毛泽东是一个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在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斗争中，领导全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建国后，他依然保持了这种创造精神，号召全党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2]。他又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但是，由于缺少成熟的时代条件，由于过分依赖战争年代的经验，也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往往把这种发展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即不触动经典作家当年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设想的框架之内。也就是说，在更深层次上仍被一些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所束缚。这是当时国际共运中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只是形式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既然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商品经济、时代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仍然坚持传统观点，对苏联模式的正确改革便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任务也难以完成。
　　1976年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领导全党高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任务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3]。“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此后，党又继续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5]。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
[1]例如，有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斯大林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解释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即是认为，我们不仅要承认作者的历史性，还应该承认读者的历史性。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292页。
[5]《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页。
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由经典到当代、社会主义模式从传统到当代的转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1949年至1978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处于两次飞跃之间，以“延伸”与“准备”为其鲜明特色。
　　所谓延伸，主要指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延伸和发展。建国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及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进展。虽然其中发生了种种失误，没有实现第二次飞跃，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仍然在继续和发展。这表现在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
　　所谓“准备”，除了以上所说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外，还包括物质基础方面的内容。建国后29年中，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实现了空前的政治统一，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对各级组织乃至最基层实行有效控制的中央政府，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建设了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具有崇高威望和强大动员能力的党，这些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近30年探索中，无论是取得的成就，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第二次飞跃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如前所述，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模式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仍处于曲折的探索过程中。社会主义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改革的目标还不明朗，改革的理论和方法还缺乏正反两方面实践的检验，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条件还不成熟。这从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东欧诸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及其改革的停滞中可略见一斑。在战后科技、经济、政治迅猛发展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任务也日渐突出，但以正统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却严重地束缚着这种发展。这种教条主义的影响既深又广，以至于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号称“全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运动后，中国的新时期竟然是以对“真理标准”这样一个哲学常识问题的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大讨论为开端。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各国的诸多探索都具有一些“试错”性质，或者说是用“试错”这样一种特殊形式为改革进行必要准备。不论结果如何，每一次尝试和实践都积累了经验和教训，为后来者缩小探索的范围，使认识接近真理，使探索接近成功。改革之初，与其说人们知道多少应当怎样做，不如说他们更多地是痛切地感到不能怎样做。正是有了这样正反两面的丰富实践积累和准备，中国改革的条件成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条件成熟了。改革之初大推进局面的出现及其之后比较顺利的发展，以及邓小平一系列重要改革思想的提出，显然得益于条件的成熟和准备的充分。
　　1962年，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曾经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些重要文献，“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方法，同样适合于对建国后29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分析与概括。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研究员&&&&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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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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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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