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攻坚克难
　　——对话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
　　进入下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态势平稳，转方式、调结构稳步推进，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如何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按照中央要求，我们必须把握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压力为动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为此，《经济日报》记者日前专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围绕当下有关热点话题展开对话。姚景源表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义重大，一刻也不能松。
　　化解当前矛盾不能“硬挺”更不能“苦熬”
　　■ 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并不是一个短周期，而是一个长周期
　　■ 从国内看，“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靠“硬挺”“苦熬”跨不过这道坎
　　记者：我们注意到，最近包括您在内的不少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周期性或结构性因素都进行过一些分析。但您更强调无论是周期性因素还是结构性因素，我们都不能“挺”，也不能“熬”，原因是什么？
　　姚景源：观察中国经济，要从当前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入手。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三期叠加”，即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使得整个经济局面变得十分复杂。这种“三期叠加”导致的矛盾和问题近期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一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降。最近几年来，我国GDP增速渐次放缓，2013年增速为7.7%，2014年增速为7.3%，2015年增速为6.9%。二是企业利润在下降。2015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比上年下降2.3%；而且，越是上游的企业，利润下降得越厉害、越明显。三是工业品价格指数连续4年多负增长，不仅压缩企业利润空间，还会有导致“投资者不投资、消费者不消费”的风险。四是财政收入在下降。2015年全国财政收入按同口径比较增长仅5.8%，有个别省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一升”则是指潜在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在上升。对于这些问题怎么来判定呢？我觉得有周期性原因，但是主要又不是周期性原因，而是结构性原因，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
　　首先要认识一下周期性。通俗地说，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就是一种周期。进入冬天必然遇冷，怎么办呢？一般可以采取供热、供暖、空调这些办法。但如果没有这些供热条件，还有一个最原始的办法就是“硬挺”或是“苦熬”。与之类似，如果经济遇到单纯的周期性问题，可以用“挺”或“熬”的办法，坐等经济回暖。但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问题，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因素可以解释的。从国际看，当前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并不是一个短周期，而是一个长周期。从国内看，眼下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问题不断累加，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无论是“三期叠加”还是“四降一升”，都不是短期内靠“硬挺”和“苦熬”就能跨过去的坎。因此，我们必须攻坚克难，直面挑战，加快改革创新，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去解决深层次矛盾。正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那样，我国经济“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必须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 新常态下，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更多体现在供给层面和结构性问题上
　　■ 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问题日益凸显
　　记者：您谈到我国经济“三期叠加”和供给结构错配，这些突出矛盾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究竟构成哪些深层次的制约和挑战？
　　姚景源：谈到这个问题，先要关注一下经济增长速度。从速度变化看，改革开放以后的30多年，我国GDP平均增速约为9.8%，增速位居世界第一。这是与当时的发展阶段有关系的。过去，我们没有摆脱贫困，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温饱，所以速度问题至关重要。但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到了一个新阶段，需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增速换挡是正常现象，是经济发展的规律。确定这是个规律后，还要往下分析，为什么中国经济早不换挡晚不换挡，而是这个时候换挡？这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既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互相叠加的严峻挑战，有着密切的关系。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更多体现在供给层面，体现在结构性问题上面。
　　回顾过往，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动力，更多的是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的大量投入。而现在一些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比如，长期大量资本和资源投入导致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利润下降，金融和系统性风险上升。又如，靠过度依赖资源消耗拉动增长已难以为继。2015年，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4.8%，但消耗的一次能源占世界能源消耗总量的22.9%。大量的资源投入使我国的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治理环境污染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再如，人口数量红利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到2015年减少上千万，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
　　在传统增长动力减弱的情况下，我国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问题日益凸显。首先，农业基础还十分薄弱。去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12000亿斤，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进口粮食仍然超过1亿吨。我国现有2.2亿农民，去年农产品出口700亿美元。荷兰农民数量仅为我国农民数量的千分之一，但去年农产品出口比我国多120亿美元。其次，工业经济大而不强。目前，在国际上统计的440种重要工业品中，中国制造产量第一的产品达281种，但大多停留在数量上。去年，我国汽车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达2400万辆，占世界汽车总产量的25%，但主体仍是合资品牌，而合资品牌汽车利润我们只能分到20%。我国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路、高档芯片大部分需要依赖进口。缺少核心技术、大多处在中低端，是我国工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际竞争力迫切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三，现代服务业短板明显。近几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去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达50.5%。但如果作国际比较，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仍然偏低，而且在第三产业内部，金融、文化、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更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在70%以上，在第三产业内部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也在70%以上。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是我国国民经济的短板。
　　这些深层次问题的暴露，一再提醒我们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我们必须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引领，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推进结构性改革重点要做好四个方面的供给
　　■ 用人口质量红利替代人口数量红利 ■ 着力增加资本和资源的有效供给
　　■ 用创新和技术进步替代旧的增长动力 ■ 建立有利于发展理念转变的制度体系
　　记者：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主线，往远看，又被视为关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条生命线。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化解矛盾的治本之策，那么，改革的重点举措又该从哪些方面展开呢？
　　姚景源：所有的经济活动其实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需求，一个是供给。过去我们更多地是在需求方面想办法，更多地通过拉动“三驾马车”特别是用出口和投资来解决经济发展问题。但现在需求方面政策效用不断递减，而且副作用持续积累，回过头来，我们还得在供给侧寻求新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攻坚克难。
　　对于供给侧的改革，我们其实并不陌生。比如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吃不饱肚子，还要粮票。我们解决吃饱肚子的根本方法不是从需求侧入手，而是在供给侧上想办法，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村和农民的贫困问题，而且迎来了一个长达30多年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有效解决好当前面临的供需结构错配矛盾，是可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推动国民经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更加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的。
　　至于说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举措，我个人认为，应按照中央决策部署，通过实施适度扩大总需求、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良好发展预期的组合政策，重点抓好4个方面的供给。
　　一是做好人的供给，用人口质量红利替代数量红利。目前，人口数量红利在中国基本消化得差不多了，唯有打造人口质量红利才是治本之策。要树立正确人才观，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努力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在这一过程中，除了要大力培养一大批具有相当文化水准的高素质人口外，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工匠精神，让精益求精成为每个生产环节和每个管理监督层面上的每个人的工作精神、劳动态度、质量意识、服务观念和职业道德，真正培养大国工匠。
　　二是做好资本和资源的有效供给，提高投资效率，发挥好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让企业真正成为投资主体，精准投资、有效投资。投资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主要用于补短板、调结构、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
　　三是做好技术供给，真正用创新和技术进步替代旧的增长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强调，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必须在推动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上来一个根本性转变，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我国目前存在着技术创新成果不能支撑产业的发展进而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现象，技术的有效供给不足。未来，要在补核心技术的短板、优化技术供给结构、创造引领性新技术等方面下功夫，真正以创新驱动为导向提高效率。
　　四是做好制度供给。建立有利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制度体系，要通过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与发展理念转变的良好环境。
　　此外，还要发挥好政府的调控作用。政府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建设法治化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寻求供给侧突破要抓好两大基础性改革
　　■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作出积极行动，切实增强活力提高效率
　　■ 金融改革既要打破旧的管理体制，又要高度重视风险防范
　　记者：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持续深化“放、管、服”和财税、金融、创新、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那么，深化国企和金融领域的基础性改革，重点要解决好哪些问题？怎样让宝贵的资本和稀缺的资源有效转移到实体经济当中去？
　　姚景源：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对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强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应围绕五大发展理念作出积极行动，真正把国企建成能面对市场竞争、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现代企业。一是创新。国有企业要作为我们整个经济创新的中流砥柱，把创新这杆大旗扛起来。二是协调。国有企业要发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为薄弱环节贡献力量。三是绿色。国有企业要做践行绿色发展的排头兵，真正实现生产方式绿色化改革。四是开放。国有企业要在“走出去”上发挥更多的作用。五是共享。经济成果应当由亿万人民共享，国有企业在这方面应当做得更好。国有企业要在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上扎扎实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做起，从而切实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对于过剩产能，有一些理念需要厘清，就是过剩产能并不完全等于落后产能。很多产能过剩产业的装备、技术包括产品的质量、性能都是相当不错的。但由于供给产能过剩，需要化解这些多余的产能。该怎么化解？我认为，“走出去”向国外要市场，是重要途径之一。而要处置那些少数真正落后的“僵尸企业”，要把人的基本民生管起来，保护他们不受损失，并争取使这些企业的职工在纳入社保、接受培训后走上新岗位，看到新希望。对“僵尸企业”而言，即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企业没利润、员工没收入的企业，该“断奶”的就“断奶”，该断贷的就断贷，坚决拔掉“输液管”和“呼吸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真正推动资源优化配置。
　　金融改革是现在尤须重视的问题。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其中，企业的杠杆率尤其需要重视。如果企业的经济效率不能提高，它的杠杆率不能降低，那么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可能会起到拖累全局的作用。因此，去杠杆任务十分迫切。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风险隐患，尤其是对那些负债率过高的企业，必须加快做好债务清理工作。
　　除此以外，推进金融体制基础性改革，还要积极稳妥地打破旧的金融管理体制，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和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比如，允许社会资本组建民营的商业银行，设立更多的面向小微企业的中小银行，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三农”和社区，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再比如，对于互联网金融这种新生事物，应该由市场驱动，鼓励其不断创新。同时，也要健全互联网金融风险管控制度，从制度建设、技术支撑和行业自律上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真正让金融之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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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供给侧改革是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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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贾康：供给侧改革是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中国经济网3月10日讯 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全国政协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经济所所长贾康在大会发言中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方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新思维。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供需动态平衡，但过去各国对总量型反周期需求管理经验较丰富，而对供给管理长期忽视，对后者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前者大得多。
全文如下：
供给侧改革是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率提升方针，体现了经济工作和宏观调控新思维。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供需动态平衡，但过去各国对总量型反周期需求管理经验较丰富，而对供给管理长期忽视，当然，对后者理性掌握的难度也比前者大得多。
简要分析，首先从理论上说需求是原生动力，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供给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全球化时代，美国苹果电子产品创新，可以在中国引起购买热潮；由于对国内产品供给鱼龙混杂、质量难保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大量购买“马桶盖”。分析这些现象，需要从结构化的角度认识总量问题，不仅要研究需求侧原称为动力机制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还要从供给侧响应机制分析结构优化问题，才能完整认知和把握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现实经济并非通过“完全竞争”自动实现结构优化，因此需要政府通过“政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通过“制度供给”激发增长潜力释放。
其次从调控实践说，政府供给管理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区别对待、把握重点，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通过“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是为优化结构不遗余力。
第三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和具体国情看，特别需要注重在供给侧对“三农”、区域协调、环保、社保、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特别是以制度供给即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形成可持续发展后劲。
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得失基础上，以问题导向，形成了关于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思想。这不是贴标签式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以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供给管理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在坚持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守正出奇的现代化追赶—赶超。其核心内涵，是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
面对矛盾凸显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必须依靠供给侧改革打造新动力体系。供给侧的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支撑力正在衰减：过去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国一路成为“世界工厂”，近年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土地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超常规发展，但近年征地拆迁补偿综合成本急剧抬高；本土原始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本已十分雄厚，然而现在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科技和制度，这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具体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供给，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统一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以教育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研规律释放科技创新潜力，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活力，承受阵痛让市场淘汰落后、过剩产能，等等。
虽然供给侧发力的“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以上这些，中国就不仅可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支持之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原标题：贾康：供给侧改革是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责任编辑：黄欢_NN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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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是攻坚克难引领新常态的系统工程
作者：贾康
《光明日报》（ 日&11版）
&&&&“供给侧”在经济学领域并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一直未受到足够重视。中央领导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引发多方热议。迄今为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已努力进行了多年的相关研究，形成“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体系。近期出版的《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贾康、苏京春著，中信出版社）一书，从新供给的时代背景、理论建树、国情分析和政策主张三大部分展开，力求对“供给侧改革”做出深入浅出的解读，并力求立足于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理性取向下，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现代化事业，提出以改革为核心“守正出奇”的建设性思路和意见。
&&&&本期光明书榜特邀该书作者之一、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撰文，对“供给侧改革”进行深入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的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效率的方针，体现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职能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较丰富、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在理论和经验总结上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其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简要分析，首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创新视角说，需求是人的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依靠分工、合作中采集、狩猎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创新，都发生在供给侧。在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去大量购买使家庭卫生设施升级换代的“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已衍生出“结构化”的逻辑，只有将这种结构化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充分展开，才真正形成了对于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条件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的复杂问题。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总结视角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的问题，完全无法回避。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来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为优化结构而不遗余力。
&&&&最后，从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我国的具体国情看，具有特别明显的客观需要来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在“三农”、区域协调、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建设、补短板优结构等方面突出重点，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所以，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需求、供给管理实践经验得失的基础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转轨升级的问题导向下，形成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要求。
&&&&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转轨创新；不是否定需求侧意义、作用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为主”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构造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实现“追赶——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改革为龙头、结构优化为关键、攻坚克难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十八大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新常态“新”已明朗，“常”未实现。面临矛盾凸显的挑战，“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及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及管理这五项。各国经验都表明，这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项，在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过程中，较易表现出其支撑力和对于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却要转向衰减，中国即如此——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本土原始积累过程，并发展到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今天。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的综合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以科技提供“第一生产力”和以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最主要的“正能量”来源。针对突出的矛盾与问题，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消减供给约束，包括合理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及人口结构，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统一市场建设要求，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设计实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研规律释放科技创新潜力，配套改革中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市场机制承受阵痛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改造政府行政架构实质性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机制创新，等等。
&&&&虽然新阶段供给侧发力“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处理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之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争取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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