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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号 京公网安备14号.军魂出鞘：洞悉西方国家鼓吹军队“三化”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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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原标题：洞悉西方国家鼓吹军队“三化”的危害
长期以来，不少同志对西方国家宣扬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简称“三化”）的本质实质弄不大清楚，有的甚至对这些论调持有认同心理，而对我们军队为什么只能接受党的唯一领导不大理解。认识上迷茫，行动上就会迷路，有必要廓清迷雾，还原事实真相。
一、西方国家军队真是“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吗？
第一，“军队非党化”是瞒天过海。首先，“军队非党化”违背基本常识。政党政治是通过政党来掌握国家政权、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军队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要接受执政党的领导。世界上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非党化”的军队。 其次，“军队非党化”不合客观事实。西方国家大都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尽管从表面上看军队不属于哪一个政党，执政党也不能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但实际上，不仅执政党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机关，运用相应的行政权力对军队实施领导和指挥，就是那些在野党，也可以通过议会等平台，通过参与有关军队的人事任用和政策制定等事务，来对军队施加一定影响。 再次，“军队非党化”美化西方政治。“军队非党化”的核心理念是强调军队应与政党分离，不归某一个政党直接领导。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执政党总是处在经常性的更替轮换当中，军队若固定为某一个党派直接掌控，不利于调节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军队没有必要效忠具体某一政党，因为无论哪一政党上台，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就像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谁上台军队就效忠谁，政党变来变去，军队始终还是属资产阶级政党控制。西方国家搞“非党化”，既有利于抹杀其政党的阶级性，展示其“自由民主”的假象，又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自然会大肆宣扬和兜售。
第二，“军队非政治化”是以偏概全。首先，这一理论是荒谬的。军队因政治而产生，因政治而存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条基本规律。世界上的任何军队都从属于一定的政治集团，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而阶级属性本质上就是政治属性。而且任何阶级和国家建立军队，进行军事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军事只是实现一定政治利益的手段。 因此，“军队非政治化”在理论和逻辑上都是荒谬的，根本不值一驳。其次，这一定义是狭隘的。西方国家一再宣称的军队“不参与政治”，这里的“政治”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仅仅是指军队不介入资产阶级各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而且， 这种“不介入”、“中立”恰恰表明西方军队是整个资产阶级政治利益的忠实捍卫者，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就像前面所说，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军队的“不介入”和“中立”能更有效地维护资产阶级利益。 再次，这一事实是虚伪的。当今世界，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政党政治，不管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国家，军队都必须执行和完成执政党提出的政治任务，各国军队都被“熔化”在执政党的政治运作之中，根本不存在什么“非政治化”的问题。 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队早就被驯服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工具，它们对内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如果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斗争，这些标榜“非政治化”的军队立刻就会露出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工具的本来面貌，不但积极介入，甚至血腥镇压。二战以来，英国动用军队干预罢工运动达30多次。1963年，美国为了镇压马里兰州剑桥大学黑人和学生示威，派军队驻该校达一年之久。对外充当侵略扩张的得力工具——执行资产阶级政党推行海外战略的政治任务，为垄断资产阶级政党对外扩张攫取利益而效命。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多次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甚至在发起的军事行动代号上都被打上了深厚的政治烙印，如“无限正义”、“持久自由”等。这些又何来“军队非政治化”！
第三，“军队国家化”是自欺欺人。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掌握军队在形式上是以国家的名义出现的，但以此为根据证明“军队国家化”，这是一种障眼法，它不能掩盖军队是党的军队的本质。标榜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只忠于国家、忠于宪法，是超越阶级、政党和政治的，这是违背事实的。在这里，举一个事例，就可以证明西方国家所谓“军队国家化”是多么的虚伪！
1932年5月，美国大约2万5千多身无分文，携家带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聚集在首都华盛顿，他们在等待、在请求政府的救济。大约每人500美元的“退伍军人补偿金”是1924年规定要发的，但须等到1945年才能兑现。可是1929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使他们饿得等不到1945年了。如果等到1945年，怕只能给他们的墓碑发补偿了。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决心镇压这场老兵们的不满运动。7月底，美国军队行动了，巴顿少校（就是后来的四星上将巴顿）率领的骑兵团成为镇压的主力，配合着机关枪、毒气弹和坦克部队，向手无寸铁的退伍老兵们发起了冲锋。当退伍军人们在军队的包围射击砍杀下挣扎的时候，当退伍军人们在漫天的大火中哀求逃生的时候，华盛顿的许多富人和“精英”们驾着游艇，饶有兴趣地欣赏起这百年不遇的场面。在这场战斗中，有两个婴儿死于毒气弹，人们给其中的一个婴儿拟了一条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长眠于此。他只活了三个月，是胡佛总统下令毒死的”。这像是国家的军队吗？国家会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人民吗？
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西方国家的“军队非政治化、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是个虚假的前提，他们同样是执政党领导国家、掌握军队。第二，我们并不否认西方国家执政党掌握军队的那种形式符合他们的国情，但我国国情不同，国家性质不同，社会结构和政党制度不同，不可能照搬外国模式，而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是我们的权力。第三，一些人之所以热衷于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目的就是要“化”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化”掉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化”掉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我们必须高度警觉、坚决抵制。
二、我国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错吗？
事实胜于雄辩。
第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符合法理要求。从理论根据来看，马克思主义明确提出，军队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军队必须从属于、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当前世界各国，大都是政党政治，军队服从政治，也就是服从政党。而我们国家，唯一的执政党是共产党。因此，我们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完全符合军队的政治属性。这一点，在世界各国都带有普遍性。以对外用兵最为频繁的美国来说，士兵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政客决定战争，我们去流血”。这正是军队服从服务于政治的生动写照。 从历史渊源来看，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党缔造和领导的军队，新中国的天下，是党领导人民军队打下来的，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从党的地位来看，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党在国家生活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是历史赋予的，同时也是宪法明确规定的。既然党领导着全部国家机器（代表人民利益），自然也包括国家机器重要组成部分的军队在内，这是毫无疑义的。
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非常科学英明。一般而言，任何一个组织，大都只有一套管理系统，而我们党对军队的领导，则是从上到下设置两套管理系统。一套是行政指挥系统，这方面与其他组织没有明显区别。一套是党的工作系统，即从中央到战区、集团军、旅以上单位各级党委，再到营党委、连支部，最后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形象地说，就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是一种复式管理结构，即在正式行政机构上附加了一层信仰组织，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组织设置中活力与控制的基本矛盾。自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来，两大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这一领导形式的科学英明：无论形势怎样复杂险恶，我军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部队被敌人拉过去；无论野心家、阴谋家多么狡猾阴险，只要背离党和人民最终只能束手就擒。
第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带来实践成功。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赢得了战争的辉煌胜利。“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中国革命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得出的基本结论。建国前，靠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消灭国民党八百万武装力量；建国后，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中印之战、珍宝岛之战、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次次得胜利，仗仗无败绩，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局面。西方国家感叹：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革命化。这不正反映了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无比优越吗？ 二是赢得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建国以来，我们国家总体上保证了68年的和平稳定。对此， 邓小平曾入木三分地指出：“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轨道，这很重要。”习总书记也深刻指出：“听党指挥是我军建设的首要目标，是我军的命脉所在。这一条丢了，其他工作再怎么做，最终也会全盘皆输。”事实也证明，不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那种混乱局势，我们国家可能就难以过关，可能就会陷入混乱和倒退。一支听党指挥的军队，始终是我们国家的钢铁长城和中流砥柱。 三是赢得了人民的广泛赞誉。在党的领导下，军队捍卫了国家主权，维护了国家稳定，还有在近二十年来，党一声号令，军队义无反顾参加抗洪抢险、抗冰救灾、抗震救灾，舍血肉之躯为人民群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好评。
第四、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适应特殊国情。中国历来就有“兵归将有、兵随将走”这种个人掌握兵权的传统。 近代以来，各路军阀更是拥兵自重，彼此混战不断，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如何铲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废除军阀政治，是中华民族求解放、谋复兴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汲取前人教训的基础上，独创性地建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型军事制度，彻底革除了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彻底走出了军阀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怪圈，军队自此以后真正成为了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斗的有力武器。
综上所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好还是坏，错还是对，结论不言自明。我们万不可盲从西方骗人的那一套，陷国家民族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可悲结局。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历史选择、正确选择、科学选择（注：因党的宗旨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是建军之本，治军之要，强军之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遵循，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一举一动坚决听从党的号令，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党指向哪里，胜利的旗帜就要在哪里高高飘扬。
作者：佘雪楚
来源：环球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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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军队国家化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1946年2月1日，刘少奇在延安作报告，指出：这次是苏美英三国、国共民盟三党、工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三个阶级合作，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条件和环境比过去都好。
由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并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家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美国对于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曾寄予极大的期待。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罗斯福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说：“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综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人民。”因此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即所谓“四警察”之一。在罗斯福的东亚新秩序构想中是“以中国取代日本”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赫尔说的更清楚：“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英国虽然对此有所保留，但鉴于自身国力的削弱，只好勉强地附和美国的主张。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的秘密交易获得外蒙古独立和旅顺不冻港后，已经相当的满意，因此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表示尊重和承认中国对东三省和新疆的“充分主权”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并在条约的照会中承诺：苏联政府予中国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如果中国在此后坚持实行“亲美不反苏”的全方位外交路线，完全有可能同时获得“美援”和“苏援”，并受到亚非新兴国家的拥戴，成为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大赢家。
由于美国的干预，国民党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合法性。在实行“党治”、“训政”近二十年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多党并存、公开竞争的政治格局。在当时的主要政党中，民盟是完全主张走和平民主道路的。中共由于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也不愿意马上爆发全面内战。刘少奇自信地表示，搞群众斗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这方面我们比国民党要好一些，熟练些。而且，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在放下武器后，都加入了联合政府，对于中共来说，它们是现成的榜样。按照中共当时的分析，国民党里有三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战，蒋介石是中间派，略微倾向于主和派，因此，和平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曾说，中国出现和平民主，其最初“推动的力量”来自国际上的美苏妥协，马歇尔对于中国的和平民主“其功殊不可没”。1945年12月23日，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抵华执行调处使命。杜鲁门给马歇尔的指示称：他和国务卿切望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成中国的统一，我希望你作为我的特使，以适当和可行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达成这一目标。马歇尔在首次会晤蒋介石时表示：“中美关系友好，惟美国人民不愿干涉他国内政，此种情绪相当强烈，足以左右杜鲁门总统之行动，是以今后对中国的援助，将视国共双方能否互相让步，达成协议而定。”马歇尔在与周恩来见面时，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向马歇尔致谢，称道其态度公正，并表示中共准备与美国合作，美国式之民主政治将在中国开始。中国尚未具备社会主义之必须条件，最近之将来，中共并不使之实行，中国应走美国之路。在马歇尔的大力推动下，国共双方于1946 年1月10日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同日，131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把上述指示作为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证据之一。毛泽东本人也在中共九大上说，我在重庆时有人在延安搞了个“和平民主新阶段”。这首先是混淆了时间，上述指示发布之时，毛泽东并不是在重庆而是在延安。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从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党中央、毛主席在一些文件、命令和社论中，已经指出国内形势的发展，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刘少奇同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底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中，和二月一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的《时局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和平民主建国的新阶段”、“和平民主的新阶段”，这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原审查报告把它翻出来，作为刘少奇同志个人的罪名，是有意的陷害。事实上，《指示》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毛泽东在随后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说：“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部署已经完成。各党当前任务，最主要的是在履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组织立宪政府，实行经济复兴。共产党对此准备出力拥护。对于政治的和经济的民主活动，将无保留，出而参加。”（《关于政协成就和当前任务的讲话》，载1946年2月9日《新华日报》。）
1946年1月16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七位中共代表向政协提交《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草案中写道：“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1月31日各方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最后文稿，把上述文字修改为：“尊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全国力量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确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在这里，提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功劳被记在了蒋介石名下，实际上，它们是当时中国各党各派和普通民众一致赞同的目标。
周恩来在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的同时，做了《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1991720821825
周恩来的军队国家化思想，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以文统武，以及军队民主教育。
&&&&清朝的正规军队有八旗、绿营两个体系，八旗军兵员有限，且在清前期即已腐败；绿营军由汉“兵”组成，兵有兵籍，隶属兵部，世代承袭。太平军起事后，八旗和绿营均不堪一击，朝廷不得不启用江忠源、曾国藩等人创建的“勇营”，以“勇”代“兵”。“勇”与“兵”的不同有三：前者是从“民”中招募来的，后者属于兵籍；前者“其经费一面劝捐，一面由藩库提取数万应用”，后者完全由国库供养；前者的兵额编制、军官任免由主持者自行决定，后者一切听命于兵部。“勇营”起初带有一种国家承认的志愿军性质，当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被任命为督抚大员，兼掌军政民政后，就成为一种地方军队。在此后数十年中，由于中央政府一直没能收回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军队地方化的趋势一直未能扭转。清末编练新军本来是想把军权收归中央，但没想到新军中大多数汉人官兵，深受反满革命思想的影响，反而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民国初年，曾经被曾左李所信奉的“忠君爱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已经没落，新的“党义”还没有形成，北洋军队不仅没能从地方军队提升为国家军队，反而堕落为一种服务于派系和私人利益的武装力量。由于孙中山先后获得日本、德国、苏俄等外部力量的支持，得以维持一种南北分治的局面，并建立起一支新的“党军”。“党军”是有“主义”的军队，按照鲁迅的说法，有“主义”总比单纯的利益分赃要好，因而“党军”起初受到了民众的欢迎。但是，当一支“党军”分裂为两支“党军”后，问题就麻烦了，因为两支“党义”信仰不同的军队之间的厮杀比只讲利益分赃的军阀之间的争斗更激烈、更残酷，更具有“总体战”的性质。周恩来指出，
⑴征兵制，最多两年一换。⑵平时军官升迁要慢，绝对不兼行政官，不做议员。⑶平时军队只管训练，不管其他。⑷另划补给区，供给装备给养。军官不得过问征兵，由各省自理，不属补给区。⑸每三师为一军，直属国防部。⑹军队驻地拟定后，在平时驻移，总统均不得随意调动，如需调动，现时须经国府委员会，将来须经国会通过。⑺各省保安队、民兵，属于各省、县管辖，国防部可派人训练，但无权指挥，各地人数应依需要规定。
九一八事变前后，当时的日本政党内阁对于制造和扩大事变是不知情和不赞成的，但由于内阁对于军队系统没有管辖权，军队统帅部拥有独立的“帷幄上奏权”，日本政府也拿军队没有办法。再加上军队内部军政系统和军令系统的分立以及所谓的“下克上”，一部分具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日本军人就一步步地把日本拉入了侵略战争的泥潭。蒋介石在影视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头衔是“蒋委员长”，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就是相当于日本统帅部（大本营）的一个机构，它不受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的管辖，而是一个凌驾于政府部门之上的太上政府。在蒋介石担任委员长时期，他既不对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负责，也不对行政院长汪精卫、孔祥熙、宋子文等人负责。周恩来说：“
周恩来在《
&&&&211791125129018650106020418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在三个月内完成。其中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抗战结束时有野战军9个纵队（26个旅）20万人，还有地方部队11万人，连同机关学校等共32万人；整军复员后，只剩下野战军4个纵队（9个旅）5万余人，全区总兵力20余万人。但是，由于国共双方强硬派的干扰，尤其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和平民主新阶段”嘎然而止。
干扰首先是来自国民党内的CC系、黄埔系等强硬分子。他们在3月1日至17日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猛烈攻击主和派所制定的各项政协议案，并在全会的决议中对政协已经通过的宪法草案提出了五项修改意见。从而破坏了参加政协各方之间本来就非常脆弱的政治互信。
其次是来自中共内部的强硬派。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称：“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当时的中共东北局是强硬派的主要代表。林彪在中共九大上曾说：我们在东北没传达（《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发了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就是说现在不是“和平民主新阶段”，而是内战期间。是同刘少奇对抗，反对刘少奇的。周恩来当时向党内高层表示，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让蒋介石承认在东北也有军事调处问题，也就是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而蒋的核心要求就是：“政府军有权占领任何必须重建中国主权之地区，特别是占领中苏条约提到的长春铁路线的两侧各三十公里地带”。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中共不肯遵守条约的规定，“只有准备破裂”，不仅停战小组去不了东北，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国内全局”。但是东北局负责人仍然坚持“绝不能允许国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并说服了休假养病数月后刚刚回到中共主席岗位上的毛泽东。他在3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称：东北同志“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到3月16日，中共中央终于改变了不想突破中苏条约和停战协定的束缚的想法，明确赞同了东北局的意见。在这一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中共中央甚至委婉地批评了周恩来太过顾虑政治上要能自圆其说的问题。称：这样提，“我在宣传上及外交上是很能讲得过去的，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既然毛泽东说中国和平民主最初的“推动的力量”来自国际上，那么，其决定性的“破坏的力量”同样也是来自国际上。1944年10月，丘吉尔和斯大林曾在莫斯科划分了战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各自势力范围的比例。在随后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也对此加以认可。丘吉尔同意俄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希腊分别占有90%、75%、50%、50%、10%的影响力，剩下的比例属于英美一方。斯大林在写有这些数字的一张纸上用铅笔打了一个对勾，表示成交。这里没有提到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战时盟国，当时都有流亡政府在伦敦。二战结束后，苏联不仅控制了苏军占领下的所有东欧和巴尔干国家，而且意图进一步控制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丘吉尔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了他们二人之间的“君子协议”。1946年3月5日，他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讲。他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
丘吉尔还指出，在铁幕外面，共产党的“第五纵队”遍布各国，“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他呼吁英美联合起来，建立“特殊关系”，推动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丘吉尔的这个演说，通常被认为是东西方冷战开始的标志。3月13日，斯大林对苏联《真理报》记者谈话说，“丘吉尔先生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的”，“非常像希特勒及其同伴”，是“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已经不满足于消化在东欧的战利品，他索性撕破脸，进一步在东亚抢占势力范围。于是，在东北的苏军开始公然违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据东北局报告，苏军对中共中央行动迟缓、态度犹豫颇为不满，直言批评中共中央对美国人太客气了。在苏军从东北撤军日期一拖再拖后，于3月8日突然开始撤军，却不给国民政府任何通报，使国民党军队无法运送部队前往苏撤区去完成接收工作，同时却为中共顺利接收和夺取苏军撤出的各大中城市提供种种便利。当时的东北局书记彭真向中共中央报告：苏军代表表示，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都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苏军代表还明确表示，将尽可能满足中共的要求，包括组建炮兵、坦克部队、设立训练基地等。林彪的部队在4月14日占领四平，18日占领长春，全面内战终于无法挽回了。
　　1946年中国“军队国家化”尝试的失败，后果是极其深远的。首先，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严重的挫折，国民政府制定的宪法虽然在1948年1月1日生效，但在4月18日就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使国家处于“战争动员”和“戒严”状态，直到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才发布命令，宣告台澎金马地区自15日零时起解除实行了近四十年的戒严。大陆的民主化在两岸敌对状态下，同样停滞甚至倒退了。其次，大陆地区的经济现代化也随之受挫。由于实行对苏“一面倒”，中国大陆被排除在自由民主国家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导致人均GDP（2004年1,100美元，世界银行数据）远远地落后于日本（34,510美元）和东亚“四小龙”（香港25,430美元，新加坡21,230美元，台湾13165美元，韩国12,020美元），只达到马来西亚（3,780美元）的三分之一和泰国（2,190美元）的一半。最后，国际地位大幅度地下降，在东亚区域竞争中再次被日本所超越。中国占领军没能如愿踏足东京，海峡两岸的政府均未能在缔结战胜国对日本的和约（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发挥作用，英国已经决定赠送中国的航空母舰落了空，大陆海军受制于第一岛链，其远洋海军的规模现在还不如印度；日本乘虚而入，再次成为世界霸权国家在亚洲的主要伙伴（20世纪初日本崛起受益于日英同盟关系，而20世纪末的日本则托庇于美国的核保护伞）和东亚经济雁行发展阵列的领头雁。今天，当中国再次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的时候，我们应当牢牢记取过去的教训。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仍然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和国家统一必须迈过的门槛。
（本文由陈子明、何家栋合著）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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