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压迫的法国农民和法国攻占巴士底狱地狱和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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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版九年级历史第二单元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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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学术著作,比较难懂。
原创是天涯一猛士,写的很好,推荐给大家。然而,学术不是小说,未必每个人都能看懂,我就把要紧的挑出来。
基本可以看清王岐山的意图了。王的意思我昨天已经发帖说了,不再赘述。
最近一周,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很清楚的表明,王岐山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对手很强大,即时想改革,也未必有好下场。但是,改革是天意。
&什么改革,屁。就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在搏斗--你死我活,早就不存在第三种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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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刚上任中纪委书记时,他曾多次向周围人推荐,用历史哲学和比较分析来讲解法国政治转型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政治转型的万花筒,短短十年内,随着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法国从封建君主制转向君主立宪制,因国内矛盾和对外战争导致对国王的不信任,于是又从君主立宪制转向共和制,随后是以民主暴政和革命派相互屠杀为特点的雅各宾专政时期,然后是热月党人执政的督政府时期,类似共和制,后来30出头的拿破仑通过政变上台,又恢复了帝制,实行一种开明君主制。法国人本来想要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可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将各种政体尝试一遍后,法国人却选择了复辟帝制,成为拿破仑平等的奴隶,而革命期间,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相互屠杀,革命派内部的党同伐异,民众和民众因站队不同而彼此为敌,教士和教士也因是否宣誓效忠宪法而相互开战,博爱在人民彼此为敌的厮杀中也荡然无存。而在十年内,法国居然出台了四部宪法,简直成了宪法实验基地,可没有一部宪法给法国带来了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直到革命100年后,法国才建立起巩固的资产阶级共和制,这期间,法国又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与复辟,以致于有人说,法国人宁可错过发财,也不愿错过革命。
  经过王岐山书记的推荐,这本原本少人问津的历史著作,一时间炙手可热,洛阳纸贵,多个出版社出版了不同的版本,但由于这本书需要一定的法国历史、宗教历史、政治哲学、群体心理学等知识才能看的更明白些,而在娱乐至死和吃货至上的年代,人们平时已经很少看书,尤其因工作劳累而不爱看费脑筋的书,所以要看懂这本书,还是有些困难的,多少人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笔者看第一遍的时候也是这感觉。尽管有各路专家来解读这本书,但如果您看过他们的解读,也许会越看越迷糊,因为专家太高大上了,跟咱老百姓距离太远,而且看问题的视角太局限,讲解的内容也太局限,而且国内对法国史的研究是冷门学科。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看懂这本书,真正理解政治局常委推荐这本书究竟包含几个意思,一个80后草根打算从多角度带您透视那段纷繁复杂的法国史,以及启蒙思想为啥遭人诟病,价值理性为啥被视为洪水猛兽,大众民主为啥被英国和美国看作是必须被驯服的巨兽,为啥欧美知识分子一百多年里长期排斥民主。如果您只看专家的或目前能找到的一些讲解,我只能说,那你无法真正看懂这本书,也就无法解决王书记推荐它的真实想法。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正是路易十六执政时期,这位憨态可掬的国王,不贪财,不好色,不残酷,不阴险,不奢侈浪费,而且学习过启蒙思想,尊重社会舆论,一上台就着手进行改革,关心民众疾苦,即使面临民众代表擅自“夺权”,面对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地狱,也没有采取镇压措施,而是选择与民众和解,这样的一位国王,最终也被推上了断头台。他既生在的一个对的时代,也生在一个错的时代,直到他死,恐怕都不明白,是时代变化太快了。
  1793年1月21日,蒙蒙细雨中,路易十六被推上了断头台。他在台上做了最后一次演说:“我虽无辜而死,但我宽恕一切。我饶恕我的敌人,同时祈求我的鲜血将造福于法兰西,并祈祷我的鲜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他还想说些什么,但被行刑的鼓声湮没了。一道寒光,一腔鲜血,一阵惊愕。刽子手抓起了路易的头,“共和万岁!自由万岁!平等万岁!”的喊声震动了整个广场。
  “就这样,一个最善良又最软弱的国王,经过了十六年半一心谋求幸福的统治后,在三十九岁时死去了。他的祖先给他留下了一场革命。他比他的祖先中的任何一个都更适合干预或结束这场革命:因为他在革命爆发前能成为一个实行改革的国王,或者在革命爆发后,作为一个立宪君王。他没有任何野心,因此他可能是惟一没有权力野心的国王,惟一具有一切好国王所应具有的畏上帝和爱百姓这两个优点的国君。他的死,不是死于他本人有什么野心,而是死于他左右的人有了野心,而这是与他不相干的;而是死于群众有了野心,而这又不是他引起的。”
 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是财政危机,国王想让贵族出点血,多交点税,但贵族头衔都是有钱人花钱买的,而且买的时候就和国家签订不成文的契约了,国家得让我免交大部分税,尽管财政危机,国王也不能违约,否则就把钱退还我们。可国王也不能再向老百姓征税了,老百姓的血汗基本都被榨干了,再加税,老百姓就造反了。所以,还得从贵族身上想办法,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启蒙思想,抨击贵族的特权,尤其是贵族不交税而让穷人缴税,这违反了公平正义。可贵族也是懂启蒙思想地,他们说,国王你要跟咱们玩启蒙思想,那咱就玩启蒙思想,启蒙思想还说要限制国王的权力,国王不能随便征税,征税应该由议会决定,就像向英国那样,搞君主立宪制,由贵族担任议员,制定法律,然后决定是否加税。
  贵族这是跟国王叫板了。国家利益重要,难道我的个人利益就不重要,让我们解国家危机,向我们征收地产税(类似现在要征收房产税一样),我们坚决不同意。那些购买了贵族土地的暴发户们,也不会同意国王向属于他们的土地征税。
 这里想起了电影 大明劫,当时朝廷派兵镇压势如破竹的李自成,军队在距离前线不远的地方驻扎,当时由于财政不足,军费军粮不足,军中大将召集地方豪强开会,要他们出点钱,解救国家于危难之际,要不然,李自成打过来,你们自己的土地和钱财都得被抢了。可这些地主豪强,每个人这是拿出了一点点钱,都哭穷。可他们给这位将军私人送的礼物,却堆积如山。于是这位将军感慨说,这些(很少的银票)是你们给大明王朝的,而那些(堆积如山)是你们给我个人的。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法国的财政危机怎么来的呢?一个是上届政府,既路易十五的挥霍。1774年5月,那个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且“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腐朽君王路易十五,那个多次把法国拖入对外战争,不仅劳民伤财、败多胜少,还在英法七年战争中失去了大部分海外殖民地的无能君王路易十五,在民众的咒骂与期待中,终于一命呜呼了。据说担心引起民众骚乱,他的遗体只好在夜间下葬。路易十五不仅自己大手大脚,还给情妇大把花钱,公开的情妇就有两个,而那俩情妇还是炫富族和购物狂。路易十五还给宫廷贵族和大臣们各种赏赐和年金,花的是国家财政的钱,用于满足贵族和大臣们的花天酒地生活。所以他死后,留下一个烂摊子给他的继任,他的孙子,路易十六。
  当时有很多顺口溜讽刺路易十五,花钱学国王,必定破产,生活学国王,先当嫖客;有情妇,谁又没情妇呢,但国王是首先有情妇的。
  一个是帮助美国打抗英独立战争。为了支持美国的抗英独立战争,报复英国人抢了法国的海外殖民地,路易十六政府不惜出人、出钱、出枪,对美国人倾囊相助,十年里花掉了20亿锂巨款。相当于四五年的财政收入。可想而知,路易十六政府的财政状况能好的了嘛!由于下层百姓的税负已经很重,不能再加了,所以路易十六上台后不得不着手进行财政和经济改革。而美国虽然独立,但当时依然是穷国,根本还不起钱,法国人帮美国,只是赔钱赚吆喝。
  还有一个是当时政府职能逐渐转变,对公共基础设施和救济贫困支出较多,且逐年增加,而法国大革命前十几年,法国经济处于衰退周期,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工业也因为与英国自由贸易而备受打击,很多工人失业,而法国最值钱的当属土地,但大片土地都是贵族和暴发户所有,他们因为特权而免税,所以法国政府财政吃紧,路易十六一上台就着手进行财政改革。
 杜尔阁,贵族世家,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1774年就任法国财政总监,典型的学者型官员。为克服长期以来阻碍国内粮食自由流通的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国民经济自由发展,为平衡各地、各阶层税负不均,让贵族和富人也承担些纳税义务,为节省财政开支,减少国王给宫廷贵族的年金和赏赐,杜尔阁制定了一揽子全面改革计划:允许国内谷物自由贸易,废除各种行会和特权贸易企业;取强制劳役(这种强制劳役要求农民每年无偿工作12天或15天来维修道路、桥梁和运河),代之以一种所有地主都要缴纳的税收。同时他还计划大幅削减政府支出,提倡对贵族征税,让人们有择业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在杜尔阁的努力下,法国政府的信誉提高了,这使他能够以4%的利率从国外借入大笔钱款,远低于以前的7%-12%,为政府每减少了年三分之二的利息支出。
  这些利国利民的改革方案,由首席经济学家亲自操刀,有国王在背后支持,效果如何呢?无法推进!谁他妈这么大胆子敢不给国王面子,敢与国家利益为敌呢?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
  杜尔阁的改革计划引起了各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贵族痛恨他,因为他想从土地上征收一切税收。神职人员不信任他,因为他很少做弥撒,而且主张信仰自由。金融家怨恨他,因为他以低利率从国外借款。国王的随从反对他,因为他反对他们的挥霍、闲职和年金。那些一次性向政府缴纳固定税额而后有权尽可能多征税的包税者们(多征的税便流入自己的腰包)极其愤怒,因为他想用政府的征税官来取代他们”,那些地方保护主义者也很不满,若不自由流通,他们就能趁机在当地高价出售粮食和其他商品,而一旦自由流通,他们的垄断利益就会受损。在这些家伙们的集中而强烈的反对下,1776年,软弱的路易十六只好罢免了杜尔阁,他刚实行不久的改革计划也随之夭折。
 如果革命就是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矛盾重重,贫富差距过大又难以改变,于是双方就一阵火拼,然后贫下中农这些不要命的人就夺取了政权,那么没有比写历史更容易的事了,人人都是历史学家,人人都是媒体上露脸的专家教授了。
  1777年―1781年接替杜尔阁主抓财政的是内克,瑞士银行家,路易十六政府惟一的非贵族和新教徒大臣。内克走马上任时,也面临着同样的经济问题和财政困境。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利用自己曾是银行家的关系,成功筹集到几笔巨款,让宫廷深感慰藉,也打消了各界对他这个外国新教徒的顾虑和质疑。不过,那几笔巨款很快就花出去了,
而长期积累的顽疾依旧无法有效解决。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非大刀阔斧的改革不行,但鉴于前任杜尔阁的教训,他只实行一些比较温和的改革措施。他取消了宫廷中一些没有实际作用但还享有高薪的闲职,压缩了王室的开支,并努力减少其他非必要支出。眼见内克削减支出的巨斧要落到自己身上了,那还了得,于是宫廷贵族们在各个方面给内克
出难题,不支持他工作,还经常跑到国王那里打内克的小报告。为了让金融家对法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放心,便于借更多的钱,1781年,内克在法国历史上头一次公布了《财政报告书》(里面数据各种造假,居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正常状态下,每年收支相抵后,政府可剩余一千万锂。正因如此,国王要向贵族征税时,贵族就据这个报告反驳,
既然政府有盈余,为啥还要向我们征税。)。但由于该报告书透露了国王给宫廷贵族们的赏赐和年金是如此巨大,引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慨,而那些自觉在公众面前被揭了短、丢了脸面的宫廷贵族们对内克此举更是无比震怒。于是这些联合向国王施压,内克也步杜尔阁后尘成为国家改革的牺牲品。
  1783年―1787年接替内克的是卡隆,王后推荐的人。卡隆上台时,依旧面临着同样的经济问题和财政困境,依然面对着同样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很清楚要想在这个位置上多干几年应该怎么做。为了巩固地位、获得工作支持,他极力取悦皇后,笼络王公贵族,他为宫廷贵族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还一度提倡奢华与挥霍,妄图以阔绰的假象让政府的债权人放心,
并方便政府继续向金融界借钱。卡隆的做法可谓一反常态。杜尔阁和内克都是节俭财政、量入为出(有多大屁股,做多大裤衩),卡隆却是大手大脚、量出为入(先做个大裤衩,小屁股就会慢慢长大)。不过,大把花钱的同时,他也计划通过挖运河、建港口、修道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加收入。不过,由于国民经济增长乏力,政府收入的增长还是太慢,而政府的开支却
越来越大,尤其是为支持美国独立战争就花费了政府20亿锂巨款,结果到了1786年,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他的最后一批借款,是费了大力才得到的。他将新设官职出卖,实行改铸钱币,增加官吏的保证金,出卖王室土地,在巴黎四周多设税卡,令包税人根据未来所收税款预缴二亿五千五百万锂,借口增收保证金再向贴现金库借七千万锂;可是,用尽这种种方法,仍不免于亏空一亿零一百万锂。”
  无奈之下,卡隆――这位并非积极主张改革的大臣,也不得不考虑改革财政制度了。他的改革方案也出台了:以土地特征税代替人头税和什一税,每个土地所有者,包括特权等级一律纳税;取消各领地关卡税,允许粮食自由流通,减轻盐税和军役税;没有省议会的地方一概设立省议会,并由省议会分配当地税额。考虑到各地法院为了自己利益,肯定不会让这些改革计划通过,于是他奏请路易十六召开了显贵会议。
  1787年2月22日显贵会议开幕,其中包括“7位王族亲王,36位公爵及其他贵族或元帅,33位法院院长及检察长,11位主教,12位国务大臣,12位直隶税区代表,25位大城市市长或邑长,再加上其他人员,共一百四十四名”。卡隆指出,“在这广大的王国里,要想动一步,就要抵触到各种不同的法律、彼此矛盾的习惯、特权、免税权、免缴权以及各种不同的权利与要求;整个的不调和使行政复杂,行政工作困难,行政机构不灵活,到处多耗金钱而无秩序。”同时,他又说,国王这次是下决心改革了,国王平时待各位可不薄,各位可要以国家大局为重,以百姓生计为重啊。
  用膝盖都能想到,显贵们是绝不会同意他的改革方案的,尤其不会同意缴纳地产税。这些老奸巨猾的家伙口头上表示愿意为国家分忧解难,但要求弄明白,为什么内克四年前做财政报告的时候还说政府有盈余呢,而现在却亏空这么大?他们要求卡隆交出预算所根据的账目,要求把收入及支出总账每年应印出来交财务法庭审核。卡隆心里暗骂:妈的,一群王八蛋,亏空这么大,难道你们自己不清楚!支持美国独立战争花了多少钱,国王每年给你们的赏赐和年金又是多少钱!政府的钱你们拿了,平民百姓的钱你们收了,垄断利润你们赚了,全国就属你们有钱了,就不能有点节操,帮政府渡过难关嘛,而且我卡隆上任以来,每年都多给你们分钱,你们怎么能干那种端起碗吃肉,放心碗就骂娘的事呢。不过,现在是有求于人,有火也不敢发啊。他指出内克的《财政报告书》是不准确的,有错误的。内克出来答辩,结果被逐出了巴黎。见正面拒绝改革方案比较困难了,于是显贵们便从卡隆的私生活下手了。
  卡隆轻易就被人抓住了把柄。“他负债,他有情人,他所接近的是些不大清白的人物。爱斯巴涅克方丈在印度公司股票上投机的案件恰被举发。卡伦也被牵涉在内。”不过卡隆也不是吃干饭的,他打起了舆论的牌,希望得到人数众多的第三等级的理解和支持。“他要热毕埃律师起草一个启事刊了出去,极端攻击贵族的自私,同时又诉之于舆论。启事在全国的散布更增加仇人对他的怨怒,但他所希望的舆论却无所动作。债券持有人仍在保持不信任态度。改革案虽是用以取悦于资产阶级的,但他们并未将其重视。难于理解这场争吵的普通人民更是冷淡。”结果,卡隆的命运可想而知。尽管路易十六极不愿意,但迫于这些人的压力,还是撤了卡隆的职。但由于卡隆在公众面揭露了他们的自私和虚伪,这些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巴黎法院下令追查卡隆任职期间是否有舞弊和以权谋私,逼得卡隆只得逃往英国。
  唉,卡隆这哥们儿,虽然经常用国家财政的钱笼络贵族和大臣,拿公款交人情,但当他想尽职尽责,为国为民做点好事的时候,那些受过他好处的人还是跳出来反对他。当他通过舆论揭这些人丑的时候,人家毫发无损,自己反被革了职,还成了亡命天涯的逃犯。看来让既得利益集团同意纳税,无异于与虎谋皮啊。
  法国大革命是政治转型的万花筒,短短十年内,随着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法国从封建君主制转向君主立宪制,因国内矛盾和对外战争导致对国王的不信任,于是又从君主立宪制转向共和制,随后是以民主暴政和革命派相互屠杀为特点的雅各宾专政时期,然后是热月党人执政的督政府时期,类似共和制,后来30出头的拿破仑通过政变上台,又恢复了帝制,实行一种开明君主制。法国人本来想要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可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将各种政体尝试一遍后,法国人却选择了复辟帝制,成为拿破仑平等的奴隶,而革命期间,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相互屠杀,革命派内部的党同伐异,民众和民众因站队不同而彼此为敌,教士和教士也因是否宣誓效忠宪法而相互开战,博爱在人民彼此为敌的厮杀中也荡然无存。而在十年内,法国居然出台了四部宪法,简直成了宪法实验基地,可没有一部宪法给法国带来了长治久安和持续繁荣。直到革命100年后,法国才建立起巩固的资产阶级共和制,这期间,法国又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与复辟,以致于有人说,法国人宁可错过发财,也不愿错过革命。
  考虑下我国当前的政治改革,您就会理解王岐山书记推荐这本书的一个意思。原有权力秩序和等级秩序被打破,而新的秩序和规则又无法被广泛认可并发挥实际作用时,社会就容易发生动乱和灾难。转型不易,且转且珍惜。
 随后,图卢兹的大主教布里盎接替了卡隆的职务,他也是王后推荐的人。布里盎上台时面临的困难,比他前几任都要大:改革久拖不决造成的财政困局一种累积到现在;特权阶级和既得利益者一次次扳倒改革大臣后,越来越嚣张狂妄;平民百姓的税负已经很重,不可能再加了;国王爱惜自己名誉,不肯宣布暂停偿还国债本息,也不肯赖账不还;高等法院既限制政府继续举债借钱,又不同意对包括他们在内的贵族征税(这是要把路易十六往绝路上逼啊);约翰?劳的密西西比阴谋吓了法国人几十年,所以他们抵制政府成立国家银行发行纸币(如果允许政府开动印钞机,财政困局可以很容易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谁上台抓经济、财政改革都不好使,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穿越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即使上帝来了也得挠头。
  为了取得显贵们的支持,布里盎公布了账目,并许诺在省议会中保留等级区分(让贵族阶级在省议会里仍然享有优越地位),许诺不触动高级教士的领主权。面子上的事做好之后,里子内的事就得刻不容缓地进行了――改革是谁也绕不过去的。他提出:允许第三等级代表数目等于两特权等级代表数目的总和,以此取悦资产阶级和平民,减少改革阻力;恢复新教徒的公民权,争取新教徒的支持;力役折合成现金(农民再不用每年都给领主和政府免费出劳务了,可以按某一标准给领主和官吏一笔钱,让他们到劳务市场雇人干活),争取农民的支持;推进国内粮食自由贸易;最后必须得有人做出牺牲,他要教士和贵族缴纳不动产税(主要是土地税)。结果显贵会议拒绝接受他的改革方案,而高等法院虽接受了他的部分改革计划,但对征收土地税表示反对,声称只有召开三级会议(全国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这项新税。
  三级会议召开前,法国社会已然躁动不安。以下是《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中提到是一些社会骚乱事件:
  1721年,有个马车夫因为花了三十个苏买了个铁杠而被女主人下令当众鞭打,百姓冲击她的房子,烧毁两辆马车。有个仆役因为说了埃拉赫夫人几句坏话而被判带镣铐服苦役,六千人为此发动骚乱。
  1738年埃罗地区的索米埃尔地方发生反包税所官员的骚乱。1740年克莱蒙费朗的抗税骚乱。1744年里昂1万5千工人奋起反对政府条令。1756年巴黎的反市场税骚乱。1757年,由于一位圣路易骑士团骑士被捕的消息传开,罗亚尔宫发生骚乱,死伤17人;“人们时那么若无其事,仿佛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场叛乱的起因”。另一场骚乱的起因是面包工和面包贩子之间的争吵。
  1770年兰斯的骚乱“可怕之极。。。。人们看到的不是人,而仿佛是被狂暴和绝望从地狱里放出来的恶魔,仿佛是狂暴和绝望驱使这些恶魔在街上施暴;看到这些满口白沫、像疯了一样的绝望的可怜人,真是恐怖之极”
  1771年南锡骚乱,房屋被洗劫,直到富人进行一次认捐之后才恢复平静;1773年,吉伦特省克雷昂骚乱;普罗旺斯的埃克斯骚乱和里摩日骚乱;蒙托榜骚乱;蒙彼利埃和图卢兹的骚乱;在波尔多,4千农民向城市进军,骚乱从5月10日持续到6月12日。图兰骚乱,骚乱分子达8千。
  饥饿骚乱最多,此外还有反抗新税、兵役、政府条令、司法判决的叛乱。
  1775年:南特的反兵役骚乱。1777年,布列塔尼发生反法院判决的骚乱;阿朗松附近的摩尔罗发生反路桥费骚乱。1780年巴黎的撬锁人发起反规章骚乱;贡多有反墓地迁移的骚乱。1783年在波尔多,剧院的一场争吵引起骚乱,三千年轻人与市民卫队发生对抗。1786年里昂工人起义。
  而1787年,贵族们因反对国王向自己征税,爆发了叛乱,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
  当时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也都是花钱买的职位,或是继承家族的,很多人家里都是贵族或暴发户,孟德斯鸠的法院院长职位就是继承他大爷的。这些法官自认为他们应该像英国议会一样发挥作用,必须限制国王的权力,这些大法官都深谙启蒙思想,认为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必须依法办事,但同时他们又故意曲解启蒙思想,不管国王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要我不同意,那就是非法的,那就不能通过。其实启蒙思想限制权力、约束权力,主旨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而国王进行财政改革,征收地产税,正是为了公共利益,但由于征税也让法官们的利益受损,所以这些平日里自命是先进阶层,自命是正义法官的人,开始故意刁难国王。他们在强调自己有法律权力的同时,却忘记了,在英国是贵族和富人多缴税,所以人家的贵族和富人进入议会,限制国王也多少说的过去,可在法国却正好相反,贵族免税,穷人缴税,让一帮免税的人同意国王向自己征税,太难了,让一帮免税的人通过税收政策,什么样的政策能通过,什么样的不能通过,一目了然了。想向贵族和富人征税,我们就不同意,你能怎么滴,谁让你这个国王太仁慈,不够狠,除非撤了我们的职,撤职也不是你国王说撤就撤地,我们会给国王颜色看滴。
 本来高等法院在当时算是开明先进的阶层,强调司法独立于宗教,独立于王权,但在涉及向贵族和富人征收地产税的事情上,却转向了保守的一面,维护自己作为贵族和富人的利益,绝不纳税。但总得找点冠冕弹簧的理由,就说国王随意征税是违法的,违法就不能通过,还煽动资产阶级和广大平民,说国王随意干涉法律的行为不可忍受,我们要约束国王,这是我们的权力,以此悄然掩饰阻止国王征税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而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平民,一听说要反国王专权,就来了劲头,跟着一起起哄,要求限制国王。
  高等法院以对抗国王专制为名,联合贵族与资产阶级,利用民众对生活的不满,煽动社会骚乱,阻挠改革
  为迫使巴黎高等法院接受改革方案,路易十六两度亲临现场施压,但高等法院就是不给国王面子。路易十六再好的脾气,这回也要发飙了。他把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放逐到特鲁瓦(因为那时候法官的职位都是花钱买来的,明码标价,不同的官职不同的价钱,要想晋升就再公开花钱买,除非把钱退还给他们,否则国王也不能随意开除他们,所以他们敢屡次拒绝国王的要求。这是一种扭曲、病态的司法独立。),以示惩罚。但惩罚令引起其他各省高等法院的不满,他们宣称自己是为民谋利、对抗专制的英雄,鼓动社会各级和他们一起向国王上书、示威,要求解除惩罚令。
  事实上,巴黎高等法院也不愿意召开三级会议,那不过是用来阻止国王向自己征税的借口,不过是显示其可以约束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虽有利于民众参政议政、维护自己利益,但高等法院的立法权就有可能移交给三级会议,那么法官的权力和利益就会遭受损失,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他们同国王秘密讲和。局势平息后,改革还得继续。布里盎向高等法院提出允许政府再借一笔巨款,并答应五年后即1792年召开三级会议。不过高等法院那关还是不好过啊,中央政府和高等法院的较量又开始了。
  1787年11月,国王命令高等法院把这笔借款注册(即法律批准通过),但国王的从弟奥尔良公爵却公然指责这是非法的。路易十六大怒,将奥尔良公爵放逐。高等法院闻讯大惊,要国王收回成命,为达到目的,他们竟使最后一次公债的债权人感觉不安,甚至鼓动纳税人减少纳税、拒绝纳税(高等法院这帮家伙怎么也用流氓手段啊)。178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还发表了一个宣言:虽然君主是世袭的,但征税表决权是三级会议的权利;法国人只能由不能被革职的、不能被专横地逮捕或拘留的普通法官审判;各省的习惯做法和特权是不能违犯的。此时,高等法院以民请命为幌子,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真面目终于暴露出来。面对巴黎高等法院的咄咄逼人,路易十六实在忍不下去了,他下令逮捕了两名吵得最凶的法官,并让掌玺大臣拉麻仰负责对司法进行全面改革:设立全能法庭,代各法院注册国王所下的一切命令;取消各地高等法院部分职权,由新成立的47个大司法区行使管理;进一步改良刑法,使其更符合人道;削弱领主法庭裁判权,原告可不接受领主的司法解释,直接要求王家法庭受理案件。同时,国王路易十六也拿起了舆论的武器,向全国揭露司法界贵族独断专权、维护私利、阻挠改革的种种行径。
  不过,让路易十六没想到的是,高等法院和特权阶级的脾气比他暴多了,居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他。司法界贵族向各省法院发令:阻止国王设立新的上诉庭和大司法区;实行全国法庭大罢工;遇必要时可制造社会纷乱,并重申只有三级会议才有批准新税的权力。宗教界贵族因不满国王给新教徒以公民地位,也加入了抨击改革的行列,并决定将应捐献给国王的捐助金减去四分之三。于是,在巴黎和外省多地又爆发了社会骚乱。在多斐内省,格累诺布尔城居民从屋顶上抛瓦把军队赶走后,省三级会议于7月下旬不待国王命令而自动召开,并议决此后第三等级代表数目加倍,表决权应以人为单位来投票,而不应以等级为单位。最后该省三级会议还与他省联合,宣誓在未召集三级会议以前不纳税。由于持续的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大批饥饿的民众、乞丐、盗匪四处游荡,成群结伙抢劫粮食,抢劫商店,而地方贵族、资产阶级、法官和律师们则诱导民众说,这一切都是由国王专制、布里盎改革乱政引起的,一切责任都应该由国王和中央政府承担,应该由布里盎承担,布里盎必须滚下台。经这些有见识、有思想、有文化、有影响力的人的蛊惑,社会骚乱愈演愈烈。各地总督、驻军司令和贵族出身的军官们因对国王的税制改革也心有不满,所以这他们对骚乱事件并没有严厉镇压。
  局势越来越紧张,布里盎不得不宣布明年,也就是1789年5月1日召开全国性三级会议。而为了平息众怒,路易十六不得不牺牲布里盎,重新启用内克担任财政大臣。世道真是变了啊,重新任职的内克居然也敢向国王提条件了:取消掌玺大臣拉麻仰的司法改革方案;各法院恢复原有职权;三级会议应在布里盎所规定的那一天召集。否则不接受国王对自己的任命。国王明知内克是在趁乱要挟、抬高身价,但善良软弱的他也没办法,只得接受这一切。这一仗下来,特权积极和既得利益集团驯服了一直嚷嚷着要改革的国王。
  “在巴黎的多斐内广场上,人民在狂欢中先后把布里盎及拉麻仰的像拿来烧毁。接连是几天的示威,而且变为骚乱。有许多死伤。恢复了的法院不但不扶助当局,反责其不应高压,并传讯警卫司令,使其离职。司法当局是在鼓励骚乱,因而削弱了国王官吏的权力。他们没想到他们自己不久就会变成这个被解放的民众力量的牺牲者。”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法院不仅鼓动骚乱,还阻拦警察制止骚乱,这很明显是非典型性狂躁症的病状。
  当一个国王想改革,周围伸出八只手阻拦你,你又能怎么办?
  宗教界贵族因不满国王给新教徒以公民地位,也加入了抨击改革的行列,并决定将应捐献给国王的捐助金减去四分之三。
  司法界,高等法院拒绝通过国王的改革法案,还煽动百姓说国王专横,不受法制,必将残酷对待百姓,老百姓们,跟我一起反国王啊
  在宫廷,王亲国戚一直拿着国家给的年金和红利以维持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怎么会同意削减支出的斧子落到自己头上
  在地方,各类贵族以及买了贵族土地的资产阶级,也都不同意国王征收地产税,历史上都没征收,现在凭什么征收,而且我们买官的时候就说免税了,国家利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没有我个人的利益,哪来的国家利益,我们不同意。
  在思想界,启蒙思想家群星闪耀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出名的都是知识分子二道贩子,表态型公知,理论功底一塌糊涂,却目空一切,毫无政治经验和政治意识,空喊限制国王的权力,而不管国王在这件事上是对是错。
  老百姓明白什么,以往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受压迫惯了,交税也交惯了,现在突然有贵族和思想家们告诉他们,应该限制国王,限制了国王一切就都变好了,就有美好社会了,跟我们对付国王吧。
  国王再软弱也有脾气啊。你高等法院不是限制我嘛,我干脆推行司法改革,现在你的权力和利益,看你屈服不。可法院却搞了全国大联合,大罢工,还煽动社会暴乱。结果双方争执不下,那就只能找个更公正的方式来解决了,于是召开三级会议的要求被各方不情愿的接受了。虽然国王不想召开三级会议,怕第三等级不服管束,与贵族联合起来对付自己,而高等法院和贵族也不想召开三级会议,他们只想用这个吓唬国王,别向自己征税,可双方顶牛,走到这一步了,不开三级会议也不行了,他们担心他们的私心暴露后,国王会与第三等级联合起来,向贵族征税,所以他们也害怕三级会议。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革命的前奏,就是这样开始滴。
  革命的开始,没那么高大上的理由,不是双方剑拔弩张,然后一顿群殴,而是各方势力一点点推动造成的。仅仅从革命开始的过程来看,代表封建王权专制的国王,一定非正义吗?代表先进阶层的贵族和资产阶级一定正义吗?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竞争,然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底层民众代表的崛起。
  不过,在布里盎倒台后,三级会议召开前夕,曾共同抵抗王权专制的贵族派和爱国派联盟却逐渐分裂了(共同的敌人被制服后,志不同、道不合的昔日盟友,在接下来争夺政权的过程中很容易彼此为敌、大开杀戒)。贵族派:主要是保守的贵族和高级教士,虽然他们极不情愿地同意了纳些税,但他们渴望主导三级会议,渴望限制王权并恢复他们在祖上就被剥夺了的管辖地方的实权。爱国派:其成员不仅有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大贵族和高级教士,还有大资产者,甚至法院法官,爱国派主张废除一切封建特权,以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建立具有一定政治自由的代议制君主立宪国家,但反对由大贵族把持的寡头政治。
  为取得三级会议主导权,特权阶级与第三等级公然决裂
  为了维护贵族利益并控制三级会议,巴黎法院于9月15日法院通过一案,称三级会议应采取1614年的方式――即上次召开三级会议的方式,那次会议曾规定:每一个选区的三个等级各选一名代表,而不管该等级在该地区所占人口的比例(即使第三等级人口在该地区占99%,也只能选1名代表参加三级会议,三个等级的代表数目相同);倘非三个阶级一致同意,任何议决均无效(这实际表明,任何阶级都有一票否决权,如果贵族阶级不满意改革,可以投票否决改革)。爱国派当然明白巴黎高等法院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们愤然谴责此案是背叛行为,它意味着只要特权阶级不同意,经济和财政改革就会无果而终,改革将彻底失败。于是,双方舆论战就此开打。爱国派的服尔内在《人民前哨》中说:“这是贵族的专制,他们凭借其高级法官的地位,用修改或解释法律的方式来任意规定公民的命运;他们任意自创权利,自以为是订法律的人,其实他们不过是行使法律的人而已。”有些人还开始揭发法官的腐败,指责法官世袭制以及讼费的弊端。
  巴黎高等法院本以为自己曾领导了对抗王权的斗争,激起了贵族和第三等级的优秀分子对它的同情、支持和并肩作战,它就能一直做这个反抗专制王权联盟的首领了,就可以号令群雄了,但他忘记了:从1614年到1788年,时间已经改变了一切,经过启蒙运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第三等级的优秀分子,甚至是底层民众的权利意识早已觉醒了,英国革命和美国独立的榜样激励着他们,残酷的现实生活教育着他们,他们不再是逆来顺受的乌合之众,不再是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的陪衬和注脚,他们不仅要限制王权,还要取消贵族特权,不仅要平等纳税,还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要参政议政,还要获得尊重。所以当高等法院变得顽固落后,要维护其既得利益,要让第三等级的希望破灭的时候,第三等级当然要奋起抗争了。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有知识、有思想、有财产、懂法律、有影响力,敢于提要求,也有方法促进自己的要求得到实现。
  当看到爱国派强有力的反击时,巴黎高等法院害怕了,采取了部分妥协退让――颁布新案来推翻前案。这一新案虽接受了第三等级代表数目加倍,但并未涉及表决应以人为单位还是以阶级为单位,如果还像以往任何阶级都有一票否决权,那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加十倍也是无济于事,只有看热闹的份。这种不彻底的退让,不仅没恢复巴黎高等法院在民众中的良好印象,反而进一步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虚伪、自私和虚弱,也进一步坚定了第三等级、爱国派推进改革、平等纳税的信心。
  当然,贵族和法官们还是想尽办法限制第三等级代表的影响力,限制他们的能量。通过限制他们参与会议的人数,通过设置对贵族有利的投票表决机制,一样可以阻止第三等级代表通过法案向自己征税。而第三等级代表对此看的非常明白,于是双方围绕召开三级会议的形式,代表人数,表决机制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如果按照传统三级会议模式,是按照等级表决的,第一等级是教士阶层,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资产阶级和平民,若按等级表决,一个等级一票,那么第一、第二等级阻止向自己征税的法案有能获胜,因为他们两个等级一共有两票,而第三等级就是一票。
  可现在第三等级强大了,资产阶级也人数众多且有钱,也有些政府高层人士支持,所以他们要求改变投票表决机制,有一个等级一票,改为每人一票,同时将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增加至等于第一、第二等级之和。这样,双方票数一样,就看谁能争取到对方代表支持自己了。
  1788年12月27日,经内克的努力及一些大臣的支持,国王同意了把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加倍(即第三等级代表数等于第一、第二等级代表数之和)。但究竟是按人数表决(因第三等级代表数多了,按人数表决对第三等级有利),还是按阶级表决(教士和贵族是第一、第二等级,无论是各阶级一致同意才通过,还是要两个阶级同意才通过,只要教士和贵族联手,就第三等级就注定失败)。虽然没有最后确定表决权,但听到终于要召开中断了一百多年的三级会议,而且还第一次将第三等级的代表数加倍,还是极大鼓舞了第三等级的信心和士气。内克虽允许第三等级代表数目等于两特权等级代表数之合,并提出代表数须依选区的重要与否为比例,还允许本堂神府(即教区牧师,属下级教士)出席于教士选举人会,但他绝不敢在三级会议表决权应以阶级还是以人为单位的重大问题做决定。不过,第三等级代表数加倍,也引起了各地贵族的强烈不满。
 “贵族在顽力抵抗,特别是在那些尚保存着或已恢复了旧三级会议的各省。在普罗温斯、柏阿、勃艮第、亚多瓦及佛蓝什.康特各省,特权等级得着当地法院的支持,利用地方三级会议集会的时机,用激烈的示威来反对内克的改革及第三等级之犯上作乱的要求。布勒塔尼贵族的态度是如此威胁,使内克不得不将该省三级会议解散。贵族唆使其仆人与走狗去攻击同情第三等级的大学学生。双方用武。有些死伤。从布勒塔尼的各个城市,从安热、圣马洛及南特等处,资产阶级青年都跑来保护累内的大学生,大学生的领导者即未来的将军摩罗。贵族在街上被攻打追逐,被包围在三级会议大厅中,只得满腔愤慨地离开这个城市而回到他们的乡居去(1789年1月)。他们在盛怒之下,誓不推举代表参加全国的三级会议。”
  “柏宗松的特权等级对于内克的规定曾通过了一个严厉的抗议,当地法院是站在他们一边的;群众激怒之下,捣毁了几个法官的房屋,军队却不来保卫他们。驻军司令兰日朗侯爵是个自由主义的贵族,他说军队是用以抵抗国家的敌人的,而非抵抗公民的(1789年3月)。”
  不过并非所有地方贵族都那么狭隘地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而只关心自己私利。就像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就属于爱国派而不属于保守顽固的贵族派。“佛蓝什.康特即有二十二名贵族反对他们本级的决议,宣言接受第三等级代表数目加倍、纳税平等、法律平等诸条件。”
  一、旧制度下,法国社会三个等级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1.第三等级包括哪些人
  旧制度下,第三等级是法国社会中地位最低下的等级,但与第一、第二等级相比,它却是拥有财富最多的等级,拥有人数最多的等级,遭受封建权利伤害最深的等级,缴纳税款最多的等级。
  “人们一开始可能认为,在法国,中等阶级构成第三等级,它介于贵族和人民之间,实际并非如此。……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实际上,非教士、非贵族的一切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在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就其本身而言,第三等级有自己的贵族,它已包括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或毋宁说,它自己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它与特权等级共同存在,但是没有特权等级它照样能独立存在,它有自己的观点、偏见、信仰、国民精神。”P293
  虽然它加剧了法国大革命的暴烈性格和恐怖氛围,但它绝不是道德最堕落的等级,也不是信仰最不虔诚的等级,更不是野心勃勃、率先造反的等级。它是制定宪法的核心力量,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中流砥柱。
  2.三个等级的政治与经济状况
  大革命前,法国社会第一等级是(天主教会)教士,约12万余人,占法国总人口的0.5%左右,但(天主教会)却拥有全国土地的20%左右。高级教士由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组成,年收入数万锂以上,高的可达上百万锂,低级教士包括本堂神甫以下的神职人员,年收入几百锂。这些人不仅地位高、生活压力小,还可以借神的名义来谋求私利(教皇在这方面没带什么好头)。他们不仅完全免税,还接受社会各界捐赠的土地和金钱,不仅经营教区产业获取收入,还对领地内的居民有领主权利,可以征收什一税。所以,教士绝对是当时法国社会性价比超高的行业。
  第二等级是贵族,约30多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5%,约占全国土地的20%,免缴绝大部分税。近几个世纪以来,国王们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贵族割据地方、对抗中央的能量,不断向地方派遣官吏以取代大贵族管辖地方的实权。而作为一种补偿,便给贵族们免税特权,还召大贵族进入宫廷担任大臣,给他们年金和赏赐,供他们逍遥快活。一般大臣年俸为10万-30万锂,上层贵族年收入达百万锂以上。
  第三等级是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98%以上,主要包括资产者、城市平民和农民三大类。其中农民占全国人口80%左右,仅占的全国土地的35%左右。在第三等级中,资产者可以花钱购买贵族头衔,免很多税,还可以花钱在城市里谋得一官半职而免一部分税(现在的有钱人也一样采取各种手段避税,住别墅、开跑车、包美女的土豪,他们交了多少个人所得税呢?),结果平民尤其是农民就悲催了。因特权阶级免税,有钱人避税,国王花钱还大手大脚的,那只能是最穷的阶级、最弱势的群体背负全国最多的税了――什一税、现金及实物地租、力役、王家税、军役税等,所有这一切都落在他们身上。贫弱阶层既要向国王交钱,向领主交钱,向教会交钱,还经常遭受如流氓、村霸一般的特权阶级及其裙带的欺负,这社会也太不公平,太混账了吧。神权、王权、贵族特权居然联合起来欺负贫民老百姓,老百姓能不恨你们?
  三级会议的选举阶段恰好是在大经济恐慌的时候。英法通商条约生效1年多以来,英国廉价的棉纺织品大量涌进法国,法国本土企业纷纷停产、倒闭,各地失业工人不断增加,里昂有两万多人失业,据说巴黎有八万人失业。1788年,由于春旱、夏季暴雨冰雹、冬季严寒,农作物严重歉收,而民众要上缴国家、贵族、领主、教会甚至购买了封建权利的资产阶级的各项税费依然还在,手里有余粮的那些人要么把粮食出口了,要么囤积惜售,导致法国多地出现饥民、灾民、匪徒和乞丐四处游荡、到处抢劫,不仅抢私人的,也抢政府的。内克重新上任后虽禁止谷物输出(此前改革派大臣都支持粮食自由流通,想以此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平均各地粮价。但自由流通,只有利于粮食流向出价高的地方,而不是最缺粮的地方。尤其农业歉收的时候,若粮食不跨省流通,则本省粮食只能在本省出售,而自由流通后,粮食就会贩售给出价高的地方或出口,本省人就得忍饥挨饿了,广大平民因此强烈反对粮食自由流通),但为时已晚。
  “贫苦人民眼睁睁地望着那满满的仓廪,那里边藏的是灵俗两界贵族所榨取的什一税及实物地租。他们倾听了攻击特权贵族的无数声浪。3月间着手进行选举时,群众情绪爆发了。群众围着仓廪及什一税仓,要求将其打开。他们阻挠谷物之流通,抢夺谷物,而且任意规定价格。”
  “在普罗旺斯,已经被激起的工人与农民不仅要求规定谷物价格,平抑各类食品价格,而且要求废除面粉税,接着他们在各处强迫封建诸侯及僧侣废止什一税及封建租税。3月末,结队骚乱与抢劫事件已经发生在爱克斯、马赛、土伦、布里虐尔、马诺斯格、奥班等地。”
  在这种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环境下,在三级会议的代表选举阶段,全国各地到处都是宣传册、口号和谣言,各类消息漫天飞,到处都在演讲、到处都在辩论――为解决现实经济难题,为建立美好的大同社会,为寻找造福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过去那些默默无闻而胆小的牧师、律师、教师,现在也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了,他们最贴近底层民众,对底层民众的影响力也最大。据说,当时没有一桩弊端没有被指出,没有一种改革没有被研究过或要求过。斯塔厄尔夫人说,“政治成了法国人思想上的新园地,个人都自命要来起作用,从各方面所提出的无数机会中,各人都给自己找着了一个目标。”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修道院长(属于第一等级)西哀耶士发表的《什么是第三等级》。那几句脍炙人口的句子:“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以前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现在要求什么?有所作为。”一时间,被广为传诵。
  第三等级终于以一个阶级的身份团结起来,行动起来了。
  “第三等级分子彼此会商,推动了各团体与会社的正式集会,在城与城、省与省之间互通信息。他们起草请愿书及宣言,征集签名,规定《陈情书》的形式分发出去,直分发到乡村地区。素被视为爱国派幕后保护人的奥尔良公爵,请拉克洛起草《指导书》,分发给他地产所及的选区的代表;请西哀耶士拟定《集议方式》供各选民会采用。内克令政府官吏保持完全中立,但是有些巡按使,如第戎巡按使亚麦洛即被特权等级控为左袒人民。各法院企图用烧毁一些小册子来恫吓政论家。巴黎法院传吉约丹医生到庭,因为他发表了《巴黎居民请愿文》。吉约丹在无数群众欢呼围绕中出席,法院竟不敢逮捕他。”
没有光明的政治,就没有光明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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