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时是不是留下很多后裔在中国-曾经侵华的日军是否在日本留下了后代？后代的心理状态？当... _汇潮装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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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时是不是留下很多后裔在中国
日本侵华时是不是留下很多后裔在中国
应该是，尤其东北， 有的是未及时返国，有的是与中国人所生，都留在了中国。
定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武士道精神使有些人战败后选择自杀。有些遗留的婴儿被中国农民抚养。首先，日本战败后，国民政府陆续将两百多万日军遣送回国。留下的也是也被中国当地民兵，农民袭击，杀害。其次
很难说。东北那一带应该比较多
难说哦,他们干了多少奸淫掳掠的事
遗华日侨，指1945年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大陆的日本人。中国大陆称法是日本遗孤，日本在1993年后的称法是：中国归国者、残留日本人、中国残留日本人、中国在留邦人等。定义日本厚生劳动省将这些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其间、被中国人收养的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但是将那些十三岁以上的为了生存或自愿进入中国东北家庭的日本女性，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满洲的，进而剥夺了残留妇女的日本国籍，并且不列入援助回国的对象。从1945年，直到四十八年后的1993年，才最终取消这种差别，将遗孤和遗留妇女一同视做归国的援助对象，统称为“残留日本人”。日本政府将日本遗孤分为两类，即“日本籍残留日本人”和“中国籍残留日本人”。前者是指现在拥有日本国籍，但在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在中国大陆定居，在日以前就拥有日本国籍的人；或者父母在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定居，直到现在仍然拥有日本国籍的人。后者是指日以前拥有日本国籍，现在拥有中国国籍，并且在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的人；或者父母在日以前来到中国大陆，本人在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并定居在中国大陆，现在拥有中国国籍的。[1]日侨中大部分都是日本国策移民计划的一员，目前还活着的：总人数在4000人以上，大部分都被遗弃在满洲和内蒙古。残留妇女残留妇女是指日本遗孤中的女性，主要由日本开拓团民的妻子、女儿和从日本派送到满洲的女学生和大陆新娘组成。日本政府为了稳定移民，把来自日本各地的少女经过短暂的培训，陆续送到了满洲，她们就是后来残留妇女的主要成员。由于她们的丈夫和亲人大多在战争中自杀，战死，病死。大部分由于自愿或因为生存进入当地人的家庭，他们就以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为家。后来一部分辗转回国。遗留问题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满洲国，日本政府放弃保护日侨的义务，缺少军队保护的日侨们，被迫紧急撤退，向大连，丹东集结，以期乘船回国，从而出现了百万逃难大军。据调查，日本遗侨中的绝大多数是开拓团在撤退时遗留下来的。特别是分散于吉林、黑龙江的开拓团民们（其中多为妇孺老弱）。遗留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国策移民的结果。日本政府的弃民政策日本政府在秘密的制定《对苏作战计划要纲》中，放弃对日侨的保护。 关东军由于军力不够，下达了“全民动员”的指令，征召了开拓团的所有的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男性。开拓团中仅留下了老人、妇女和孩子，进而在接下来的逃亡路上，产生了大量的遗孤、残留妇女。 负有保护日侨职责的关东军只热衷于向后方大量后撤军人和军属，完全没有保护日侨。 日本政府、关东军迫于战况危急，完全封锁消息，丝毫不让开拓团知晓战况。 日本政府的现地定居方针，方针中指示鉴于战后帝国的复兴及重建，关东军总司令官制订一个将可能多的日侨派留在中国大陆某一地域的计划。 回国路程1950年日本政府对中国东北的未归还者统计是26492人，1958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特别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地区的未归还者还有22187人。1959年日本政府公布了《关于未归还者的特别措施法》，将那些在居留在中国的未归还者，一律宣告为战时死亡，取消其户籍。日本厚生劳动省在1985年3月制定实施了一套针对日本遗孤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即使是公费回国的日本遗孤家庭，必须征得其日本亲族的同意。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担保人往往拒绝做“身份担保人”。198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入境管理修订法》，规定遗华日侨归国之际，......【图片】【国耻日，勿忘国耻，揭秘日军侵华暴行】（心理承受力差的回避）【岚山吧】_百度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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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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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鲁迅先生所看到的“当街砍杀中国人。”
这是国军。。。中国军人。
日军进城做“实验”。
一个女孩被日本人抓进慰安所折磨了数月。
日军做毒气实验。 畜生。
你笑呵呵的领这头颅，可曾想过他是人？
三岁小孩被刺刀挑起。
一个哇哇叫的婴儿...面对“家”。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你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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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入苗族，奸杀了二十多名少女。
日军砍杀一个共产党军官。
“下面是人，不是土.....！！”
日军准备向重庆投射的俩颗导弹。
“勿忘国耻。”
大屠杀。你们好好看看，那些都是中国人，中国平民。
它们挥霍着破刀，扎入妇女们的瞬间。
它们这是“练靶子。”一个瘦弱的中国人。
妇女----一听到日本语言腿就发抖。
在它们心中的想法“只要杀了中国人，都是为天皇效忠的武士。”
“逝者安息。”
日他娘小日本
看到这一张张丑恶的嘴脸，就恶心。
南京大屠杀之后，被挖出来的人头。“勿忘国耻。”
“畜生。”
你们都是烈士。。。
高高在上的畜生，滚下来。
杀人还不够，还有挖肚子。“逝者安息”
几百名妇女被逼脱下衣服等待强奸。
“丧心病狂”。
登录百度帐号推荐应用我们是怎样对付日军的“高效作战”的？　　　　（谈话整理）　　　　　　　　1990年去肥探亲，与家父（姚天成）闲聊中，谈起抗日战争一些情况。他谈了一些看法，过去少有听到，特摘记如下，供研究军史者参考。　　　　（以下笔者简记为“Y”，家父简记为“姚”。）　　　　Y：最近看到一些资料中，有人提出一个看法，说“抗战期间新四军就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据你所知道的事实，是怎么一回事？　　　　姚：与八路军相比，新四军是三年敌后游击战争留下的小规模游击部队，装备也远远比不上八路军，像我们新四军四支队，装备在全军四个支队中算是好的了，但是也没有炮兵，甚至连重机枪也很少。而日军的装备，则大大优于我军，所以，与日军作战规模相对小一点，应算是一种正常现象。新四军与日军的第一仗，就是我们四支队打的蒋家河口战斗，袭击从巢湖乘坐两艘汽艇开来的60余人的日本守备部队，毙、伤日军40余人。二支队粟裕指挥的苇岗战斗，也只是歼敌40余人。都属于小规模战斗。　　　　但是，如果因此就说“新四军没有怎么与日军作战”，显然就有点信口开河了。自1938年到1939年，我们四支队与日军作战近百次，毙、伤日军千余，还抓了9个俘虏（听说平型关战斗我军甚至一个俘虏都未抓到），怎么能说“没怎么打”呢？这种看法，可能是出于目前流行的对我军的一种偏见吧？　　　　Y：据我们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料，所形成的印象是：日军不仅在装备强于我军，而且他们还有一种非常顽固的“武士道精神”，所以与其作战相当困难，是不是这样？　　　　姚：我感到，现在年轻的一代理解历史，在许多方面都是受到的是解放后的电影、戏剧、小说等文艺作品的影响。在那里面，特别喜欢描述日本军人怎么善于肉搏战，怎么善于拼刺刀，似乎把日本人写得越厉害，就越可以突出我军的英勇善战。这样写，固然艺术感染力会比较强，而以我个人的体会，日军的“武士道精神”顽固确实不假，但从军事斗争角度看，这还不真正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日军非常善于“高效作战”。　　　　Y：“高效作战”是什么意思？　　　　姚：我说的“高效作战”，就是指在同样的火器发射水平下，给敌军所造成的杀伤量更大。我先用另外一个例子，拿它来做比较，可能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从1945 年秋到1946年春，我在东北民主联军（即四野前身）总部警卫团工作时，曾与苏联军队配合作战，执行剿匪任务。那时我就亲身体会到，苏军的火力非常之强大，他们的一个加强营，竟然可以装备10门山炮和野炮，3至5挺重机枪，每个连装备3到6门迫击炮，每个班不仅有轻机枪，还配备了2支自动步枪，也就是我说常说的“转盘枪”。我粗略地估计一下，苏军的一个普通步兵营，在单位时间可以发射的火力，起码是当时我军一个步兵营的10倍以上。但是，如果以其发射同等火力给敌军所造成的伤亡看，苏军就远远达不到我军的10倍，所以说那时的苏军“作战能力”强而“作战效率”不高。　　而日军就不一样，其实日军装备是远不如苏军的，比如，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自动步枪，也没有连属重机枪，所以日军的火器发射速度是不高的。但据我粗略的估计（当然可能很不准确），如果苏军每发射出100发子弹可能会杀伤5名敌军的话，那么，日军的100发子弹就可能杀伤10名甚至20名敌军，也就是说，当年日军的作战效率大约是苏军的一倍以上。　　　　Y：这话的意思，是否就是你在《自传》中所说的，日军士兵“技术好”，枪法准确？　　　　姚：有这个意思，但还不只这些。其实，日军之所以“作战效率”高，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士兵个人训练好，射击准确；也有刚才说的，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使其在战场上表现得十分顽强，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实，在内战时期，我们红军的顽强作战意志，就给国民党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会使其怯战。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日军的战场协同配合是非常好的。1938 年秋，我们在安庆到合肥的公路上进行过一次伏击战，袭击日军的一个车队，本来打得还是比较顺的，但日军的救援部队非常迅速地赶到，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前结束战斗。就协同作战这一点看，国民党军队就差得很远。最后，我们还要十分注意一点：一支部队，一旦他能有比较高的作战效率，那么对后勤补给的依赖也要降低。你在阅读战例时不难发现，日军的后勤部队其实有时是比较落后的，在中国山区甚至还经常使用骡马大车，但是，我们几乎很少遇到日军后勤补给出现重大问题的情况，这就是因为他的高效率作战，降低了对后期依赖的原因，尤其是与装备差的对手作战，就更是如此。　　　　Y：如此说来，新四军与日军作战，确实就会有很多困难了。但是，我看《新四军四支队简史》，你们好象还是可以做到使敌军的伤亡大于我军，用的是什么办法呢？　　　　姚：不夸张地说，新四军与日军作战，比起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真是要难上一百倍。所以，在开始一小段时间里，我军对日军作战还是感到比较吃力。但是自我参军以来，就一直有一个深切体会：我军从来就有一个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好传统。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无论是三年游击战争高敬亭总结“四打四不打”，还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林彪总结的“三点一面”、“四组一队”、“三三制”等，都是这方面的范例。因此，经过不断地摸索，我们还是逐渐想出了一些办法，来对付日军的 “高效作战”。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可能有那么几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要寻机与日军的小部队作战。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最大弱点，就是他的兵力严重不足。在最初进行了一些大规模战役后，便转入常规性占领，这时，他的兵力就开始分散，往往是靠一个中队甚至靠一个小队，去占领一座县城，这就为我军寻机与其小部队作战提供了方便。　　　　从另一个角度看，日军武器配备的特点，也与其它军队也类似，越是小规模的部队，其火器配备就相对不那么完备。像一个大队（大约相当于我们一个营），一般会配备有“九二”式步兵炮，而中队（连）配备的，最多也就是六零迫击炮了，到了小队（排）一级，一般就没有迫击炮而只有掷弹筒了，火力就差了很多。1938 年到1939年间，我所参加的对日军作战中，多是与日军中队以下的作战单位作战，所以很少遇到过日军大口径炮对我军形成的强大火力压制的情况。要知道，日军作战效率高的一个重要表现，还不只是他的步兵枪法准，其火炮的射击精度也相当高，一般完成一次试射修正诸元后，第二发就大致可以击中目标，这对我们的机枪火力点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要尽可能与日军小的作战单位作战，以避免其强大的炮兵对我形成过大的火力优势。其实，这种经验不仅在我们新四军，1938年以后，八路军作战也开始注意缩小作战规模，据二野战史记载，月间，一二九师作战100余次，毙伤敌军3000余，每次也不过是30余人。即便是百团大战那样的战役，其实每次作战的对象，单位也并不大，与日军一个大队的战斗就不很多。　　　　Y：我好象明白一些了，这其实就是要避免我军与日军强火力的对比劣势。但是我看资料上介绍的，日军一个师团（大约相当于国民党一个乙种军）的炮兵配属，除了一些班属掷弹筒外，也只有一个重炮兵联队（炮团），大、中型火炮仅56门，说起来，其火力配备并不算太强。其实，在抗战中、后期，国民党一些部队得到美式装备后，也大大超过了日军，例如远征印缅时期装备的十三个军，其一个师的重炮就达72门，每个步兵连队，都配备有六零迫击炮6门。这样应该是不怕日军了啊。　　　　姚：这就是我刚才讲过的，日军的优势不仅表现在装备上，甚至主要不是在装备上，而主要在其作战效率上，这一点还体现在其火炮射击也极其准确。比如说，日本人爱用的那个掷弹筒，说起来，其实就是一个手榴弹的简易发射器，不需要做什么射击诸元设定的，但日本兵就是能打得很准，这一点让你不能不佩服。日本人好象天生地善于“精细手艺活”，解放战争时期，给我做阑尾手术的齐齐哈尔铁路医院的一名医生，就是一个日本人，你看过我那个刀口，只有一厘米多一点，这在现在看都不容易，要知道那可是40 年代做的手术啊。比起日本人，国民党军队，哪怕是精锐部队，其作战效率就差得太远了。1947年，我带部队打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的阻击，按理说新一军善攻，火器又好，而我军是一个团对敌军两个团，应该是处于“下风”，但最后还是我胜敌败。通过这次作战，我深深体会到，要讲新一军的技术训练，确实要比一般国民党部队强得多，射击准确性和技战术动作，都大大好于其它“非王牌军”，但是比起日军，新一军还是差得很远。我们独二师四团，除排以上干部是新四军二师带来的外，战士多数是东北籍新兵，当时的单兵战术训练还不是太好，尤其是不大善于隐蔽，而我从望远镜中观察，新一军尽管火力很密集，但对我军单兵的步、机枪的威胁并不很大，甚至连比较暴露的重要火力点都射偏了。当时就使我联想到，抗战初期我们的一个老红军连队与日军作战时，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动作灵敏的老红军战士，只要是稍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这样一比，我感到新一军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作战效率”不算太高的部队，所以与我军作战还是难占上风。　　　　Y：是的，据一些回忆资料说，即便是装备得很好的国民党印缅远征军，其与日军作战时，敌我伤亡比例还是1：1左右。嗯，这第一个办法我明白了。那么第二个办法呢？　　　　姚：第二个办法，就是尽可能地寻机与日军孤立无援的部队作战。一般人都知道对敌人要实行分割围歼的常识，我们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一般都可以比较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哪怕是对他的主力部队，也不难做到。但是对日军就很难。前面已说过，日军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而且部队之间的协同配合也很好，不管是步炮配合，还是小范围的组、班（曹）、小队的内部配合，都是训练有素的，我参加过的与日军作战，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并以最快的动作，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和步炮之间的相互掩护。而一旦日军形成了战场配合，就基本上没有了射击死角，再要穿插分割他，难度就非常大了，有时侯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日军作战，须要以极大的突然性对其发起袭击，进而做快速分割，以避其形成战场协同。抗战初期我带的那个连，之所以可以在第一战就抓住一个日本兵（当时是非常困难的），我想有三个原因：一是日军早期作战比较顺利，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支以老红军为骨干的战斗力很强的主力部队（特务营是红二十八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有点麻痹大意；二就是因为我军发起袭击非常突然，战场穿插又极其迅速；三是那个日军小队，毕竟是一个押车护卫部队，战斗力相对要差一点，所以会很快被分割为一个个的孤立单兵，最后终于被我们的战士抓住了一个俘虏。　　　　Y：我看了一些军史资料发现，你们四支队初期作战时，好象进行的最多的就是袭击车队的战斗。　　　　姚：是啊，这正好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办法：在初期的作战中，尽可能与其战斗力不强的部队作战，例如輜重部队（即后勤部队），在与这类敌军作战中，锻炼和提高战斗力，积累作战经验，再与战斗力强的部队作战，把握就大得多了。我们四支队自1938年开始对日军作战后，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指导原则进行的，这可能也算是高敬亭同志的聪明过人之处之以吧。实际上，八路军第一次对日军作战（即平型关大捷），就是与日军第5师团21旅团的一支輜重联队作战，这也算是当时指挥员的一种正确的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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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仔细地看一看武德五年到武德八年的四次“难看的”李唐“抗突”战事，以及李唐边境上越来越紧张和局促的形势。　　这“四年抗突”大致可以以武德七年为界分成前后两期，武德五年和武德六年是一个整体，而武德七年一变，到武德八年乃至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前则是另外一种风向。　　说到武德五、六年的“抗突”战事，让我首先对李渊父子在此其中表现出来的性格和行事风度表示一些无可奈何的好奇。　　对初唐史略有了解的人对李渊的个性判定，大约都是“谨慎得有些过份的老滑头”，或者说“老奸巨猾得有时堕落为优柔寡断的老狐狸”。这似乎是很好理解的，心里盘算太多，行事就不免前怕狼后怕虎，如同寓言里面那只“有一千条主意”的狐狸，表现出来的行动力反而不足。　　对此，人们印象最深的是李家太原起兵时李渊的表现，旁观、沉默、犹豫甚至畏难欲退，贾胡堡前的撤退决策差点儿让李氏成为一个偏居一隅的自守贼。　　相反，大概在人们普遍的印象里，李世民则是一个冲劲十足的愣头青，认准一个方向狂奔而去，别个许多人啊事啊都被他丢在脑后去了。说干要干，不乐意退缩和畏惧，甚至在早期似乎很缺乏一点“等待”的耐心。　　不过，随着时间的演进及战争的洗礼，我们看到的李世民自然并非一个纯粹的愣头青。尽管冲劲十足看上去永远是他的一种鲜明的个人特色，但是在另一方面李世民并不缺乏耐心乃至“老奸巨猾”。如果有必要，李世民也可以十二万分耐心地等待和观望下去，以期在最后给他的敌人以致命和干脆的一击。　　至于李渊，事实证明，他也并非永远是那个“小心第一”的李老爹。在一定的环境下，李渊也会表现出一种激进到莽撞的态度。　　非常好玩的是，个人认为，武德五年和武德六年的对突作战及外交决策上，我们将要看到的，恰恰就是一个失败的“激进派”李渊，和一个面目暧昧不清的疑似“保守派”李世民。　　同时，他们父子在当前对突问题上的分歧乃至“较劲”，无疑也与武德末年的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彼此影响而互为因果。　　在前面的章节里面我们已经看到，武德五年和武德六年的时候，李唐的内部统一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　　事实上，尽管在武德四年李唐基本上消灭了当时几个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中原王世充、河北窦建德、江南萧铣，但相关地方并没有就此一劳永逸地太平统一。　　在经济政治上来说非常重要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李唐本身的决策有所失误，因为客观环境中必然存在的人心动荡，武德四年下半年的中原、河北等一大片“山东”之地爆发了大大小小许多反抗战争。其中最强势的两股势力是河北的刘黑闼和山东徐圆朗，李唐和他们所进行的反复拉锯战争在此毋庸多言。刘黑闼在武德六年初才被李唐擒杀，徐圆朗的“匪窝”也到了武德六年春末才被最终端平。　　在当时开发得还比较少的江南，割据局面其实也很复杂。被李唐灭亡的萧铣仅占有长江中游地区，盘踞长江下游的杜伏威、铺公祏一支尽管在名义上归附李唐，却依旧是独立性很大的事实割据者。同时还有江南、岭南等地还有各种独立的地方势力，都需要一一扫平或者安抚。尽管在这两年的较长时间内，江南、岭南等地没有什么大的战事，但至少也拖住了一部份资源和兵力。且在武德六年后半年，铺公祏确实公然反叛试图割据东南，最后在武德七年初才由李孝恭、李靖率七总管兵讨平。　　因此，武德五年和武德六年，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内部局势：大的竞争对手虽然被消灭了，但各地并不太平，普遍不稳定，大规模的战事依旧频繁。尽管这些战事大多类似于“剿匪”，同时李唐拥有战略上的绝对优势，但消耗在这上面的资源和兵力仍旧是十分可观的。　　黄河中下游地区普遍的反抗和不稳定，使得李唐难以从这个地区直接抽调资源和兵力，江南、岭南亦是如此。这样一来，李唐能够动用的主要力量，还是来自之前“传统”的几个地区：关陇、山西、巴蜀。为了有效地镇压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反抗，为了收服安抚江南、岭南的各种势力，关陇、巴蜀能够抽调的有生力量和野战兵团，大部分便会被投入到这些地区去。也许山西的兵力尚且略有富余，不用抽调太多进入黄河中下游的战局，但这种“富余”应该有限。　　在这样的内部局势下，一般我们的考虑，对外大概就会“收敛”一些吧。或者说“保守”一些。尽管提到“攘外必先安内”可能会引起不好的联想而被人诟病，但事实上，如果不是外敌侵略性太重逼到立马要亡国灭种的边缘，想来人们还是不会反对“先练好内功”、“先解决自己的问题”、“自己强大了对外自然能够更有力”等等的方针。　　当时李唐边境上最大的敌人是突厥，虽然突厥因隋末动乱大捞好处一时强大，总体而言其经济政治军事结构的游牧性还是过强。因此更多的是一个强盗而难以成为非常有效的“侵略者”，换言之就是在汉地已经基本上重新走向统一的形势下，突厥人来抢劫的能力不弱，但要来“入主中原”的本事就基本上看不到了。　　这样的突厥，无论如何似乎没有把李唐逼到“立马就要亡国灭种的边缘”的情况，也就是说国际环境虽然严峻，亦不至于危亡。在这样的态势下，李唐作为一个新生的处于上升期的政权，先集中精力把国内扫扫平、边境上采取保守的守势，似乎也是可行的。　　不过，就在武德五年的上半年，李唐却忽然策划了一次对突厥的主动出击。　　起因是前窦建德部但较早已投降李唐的代州总管、定襄郡王李大恩（本姓胡，赐姓）上奏说：去冬今春突厥闹饥荒，我们正好可以捡便宜。　　1、武德五年　　武德五年年初，时任代州总管、定襄郡王的李大恩向李唐中央上表，言道去冬今春突厥境内遭遇恶劣自然气候，正在闹饥荒。由此断定突厥的实力必然受到损害，建议李唐趁机主动出击，收复当时在突厥控制下、由依附突厥的苑君璋直接占据的马邑。　　李大恩，本姓胡，是河北窦建德的旧部。因为史书失载的某种缘故，早在武德三年末李大恩就和窦建德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使得他在窦建德势力还强的时候忽然反叛窦夏投靠李唐。因此，和那些在窦建德武牢惨败以后才投降的窦氏旧部不同，李大恩“起义”早，更可靠，甚得李渊信任和重用，不仅让李大恩一直留守本地，而且赐姓为李封爵郡王，给了他宗室的待遇。　　李大恩本来就是边地人，又作为李唐的代州总管在边境镇守，他对突厥是年灾情的报告应该是可信的。。　　其实李大恩表中所阐发的关键在于：马邑虽然如今在突厥势力范围内，但毕竟不是突厥的直接领地，作为边境上的混居区，马邑还是更加偏向农耕生活多一些，同时本就是旧隋州郡。李唐去收复马邑，毕竟不同于直接进攻突厥部落，也不一定是和突厥直接开战。正好现在突厥遭了天灾，想必是内部自顾不暇，十之八九就会对李唐收复马邑的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只要突厥不来武力干涉，李唐单独对付一个弹丸之地的马邑，那还是胜算在握的。正和——如今咱们武力收复台湾可行与否的问题根本不在台湾，而在美国是否强力干涉，要现在美国忽然国内闹大萧条了经济倒退N十年了咱们就爽了——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不过，事情是没有这么简单的。这样一个报告里面，似乎搞反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然气候恶劣，往往是增强了游牧民族的外侵欲念和劫掠的团结能力，同时减弱了边境地区农耕民族的防御能力。相关的因果本系列早已提及，这里不再赘言。　　其实呢，话说如果现在美国国内真的闹大萧条虾米的，咱们也不能排除它国内矛盾国外转化的欲望，说不定对外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反而增加了呢。落到一千多年前的先民世界，面对的又是突厥这样的游牧行国，突厥人要不来个“内部矛盾外部抢劫解决”，大概反倒是神奇了。　　按理来说关陇集团胡汉合流，对游牧民族的特性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对这个道理似乎也不会不懂吧？但看起来就好像许多人确实不懂一样，不论如何，李大恩上表的结果，是李唐中央作出了是年春季贪小便宜进攻马邑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李唐在刚刚征服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遇到普遍而相对顽强的反抗，形势并不乐观。年前李神通大败以后，刘黑闼坐大，迫使李唐不得不派李世民东出重新扫平整个“山东”地区的叛乱。既然是李唐二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王出征，那么李唐可以动用的精锐李世民带出来的应该也不在少数。同时南方的各种招抚和小战也没有平息，所以亦拖住了一部份力量。　　事实上，按李唐的计划，准备在武德五年仲春二月出关收复马邑。可李世民出兵河北是在四年的隆冬十二月，武德五年春二月的时候双方才刚刚开始洺水岸边的对峙不久，最后李世民击败刘黑闼则是在武德五年三月——也就是说，李唐计划中出兵收复马邑的时间，正是河北战事最紧张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上，李唐的兵力应该是相当紧张的。如果左拼右凑拉出来的这支出击马邑的军队遇到任何意外情况，只怕是真的难有有效的后续支援。　　战事演变也确实如此。　　武德五年二月，李大恩按照计划率领一支部队从驻地代州出发进击马邑。同时，李唐还派出殿内少监独孤晟率领另一支军队前往合击。李大恩部应该是李大恩这个土豪在当地的本地人马，独孤晟率领的则是李唐当时从关中或山西抽调的正规部队。　　结果，本来预期会被内部饥荒困扰不来干涉的突厥进行了空前的强力干涉。史书记载说李大恩先出，而独孤晟“失期”未至。独孤晟会“失期”，肯定不是因为迷路，因为这不是出塞很远对突厥本部进行的攻击。仅仅是去收复马邑，也就是说，按今天的地理来讲的话，就是从山西太原穿过一重山、一座关走到山西大同，去攻打一座显然不会长脚机动跑掉的马邑郡城。所以独孤晟的“失期”，只有可能是他在行军路上受到阻截，他这支部队无法或者说不敢突破阻截的敌军前进，所以干脆留在雁门关内持观望态度。而让独孤晟不能或者不敢进发的“敌军”，无疑便是突厥部落的骑兵了。　　独孤晟不进，李大恩却尚在马邑附近的新城驻扎，似乎还想等待什么机会。　　新城是马邑西南方的一座城池，与马邑东南的雁门关遥遥相对。从下面的地形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城背靠山岭，应该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堡垒。　　稍后，突厥大可汗颉利便亲自率领数万骑大举进据马邑周边地区，并将李大恩这支孤军围困在新城，阻断了新城和雁门关之间的联系。同时，颉利可汗还分兵进攻雁门，雁门关属代州，既然代州总管李大恩已经亲出，李唐就派了时任并州总管的刘世让来把守雁门关。　　这个时候时间应该已经到了武德五年三月，河北战场上刘黑闼被李世民击败，狼狈逃窜到突厥境内。于是颉利可汗又把刘黑闼叫去共同进攻困守新城的李大恩部，大约因为突厥人不善攻城，所以要刘黑闼帮他召集人手作攻城器械。　　在这样的紧迫形势下，独孤晟这支本应和李大恩协同作战的部队却一点儿记载都没有。只好认定独孤晟是彻底龟了，不肯出兵加入马邑战局。严格地说这也许也不能怪独孤晟，如前所言，李大恩建议的计划、李唐拟定的计划，都是建立在突厥人忙于内部建设不会出大军干涉马邑战局的假设上的，独孤晟带出来的人马应也有限，大部分李唐精锐都跟在小秦王在今天的河北、山东等地鏖战呢。独孤晟即使义气满满地出击与李大恩并肩战斗，最后的下场大约也是个全军覆没。　　这时候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既然在河北战场上李世民已经赶跑了刘黑闼，那么李世民所率领的唐军精锐主力不是应该空出手来了么？或者从李世民手中调兵北上援助马邑战局，不也可以么？　　可是从李世民此次东出的任务来看，是要平定整个“山东”地区的乱局。按今天的地理，主要要扫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反抗势力。河南在李世民的陕东道大行台直辖之下，又是之前经过半年多血战征服下来的，本地的反抗势力就有也被杀得没几个了，问题不大。但河北、山东两地就困难得多，李世民刚刚打败刘黑闼，河北一地仍需要许多小规模的安抚和扫荡不说，对山东徐圆朗的“贼窝”的清剿更加是才刚刚开动。徐圆朗虽然没有什么成王成霸的气象，但钻在山东中部山区里的这种山贼，真要一点一点“剿匪”也同样是十分费时费力的。更不要提和山东相连的江淮杜伏威，这个时候本质上依旧是李唐管不到的地方割据势力。　　现在想想，洺水一战唐军胜利以后，李渊把李世民紧急召回，父子对所谓“徐圆朗局势”嘀咕了半天，这里面怕也确实有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太复杂，用书信很难讨论透彻明白，必须开个碰头会的必要吧？　　当然，这次碰头会应该还有其他的意义，比如要李世民把剩下来的战事交付给李元吉、李神通等人，李渊如今想尽量对李世民过于显赫的“功劳”进行控制的意愿等等。这些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不再多说。　　此后李唐的政策其实我们也很清楚，李世民在洺水胜后本就把主力带向南方而不是北方，和老爹开完碰头会后他回去，更是将注意力和唐军主力都放在了山东与江淮，也留下一部分继续清理河北，重大成果之一便是把杜伏威胁迫入京——总之是绝没有抽调力量援助马邑战局的迹象。　　因此，理所当然的，李大恩成了李唐此次“贪小便宜+误判”所引发的马邑之战的牺牲品。当然，考虑到李大恩自己就是本战役的直接发起者，最初的错误判断来自于他自己，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也不算太冤枉。　　至少，不比他手下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军官和士兵们冤枉。　　武德五年二、三月之交，大约就在李大恩被围困新城后没多久，李唐向突厥派遣了使者表示“友好”，送了大笔“贿赂”不说又拿着所谓许婚的话题来拉关系。三月十九日，突厥使者回访，外交口径上还是“哈哈哈，我们很友好”，并送还了之前扣押的几个李唐使者。可与此同时，突厥仍旧围攻李大恩于新城。　　对于李大恩，李唐最后派了右骁卫将军李高迁率军去救，我们不清楚李高迁率领的部队是否足够，也不知道他的营救行动是不是积极。唯一可知的，是李高迁根本没有来得及赶到战场。　　四月二十一日，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李大恩盼不来任何援军，粮尽突围，在野战里被突厥击溃，全军覆没，李大恩自己则做了刀下鬼。　　至此，李唐在武德五年上半年因误判而主动进击的马邑之战以彻底失败告终，除了最倒霉的李大恩以外，另一个倒霉的替罪羊是按计划和李大恩共同出击的独孤晟。独孤晟以“失期”的罪名减死徙边，从此在现有史料中没了下文。不过按当时的普遍情况来看，独孤晟未来减罪回家乃至被重新启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在马邑战局中取得胜利以后，颉利率领的突厥主力暂时退去，也没有攻破雁门。　　不过，对于李唐和突厥来说，武德五年这才过了一半呢。
　　塞外游牧民族入侵的黄金季节是秋天。　　武德五年上半年，李唐轻率发动的马邑收复战是在春天展开的。理应比较熟悉游牧民族特性的李唐上下选择这个时间出战，大概也是考虑到春季突厥人忙于生产活动，牲口发情交配生育，所以南下干涉马邑战局的欲望不大。而事实是突厥人来干涉了，并且使得李唐的计划完全泡汤，还损折了一支比较重要的边防军队。　　那么，等到了秋天草长马肥小马驹长到基本上可以不用母马哺乳照顾的时候，李唐在边境上的日子就更难熬了。　　五月和六月相对平静一些，大概突厥人一方面需要进行休整，另一方面还是抓紧夏末的时光养养马羊。但仍有一部份突厥劫掠部队突破了雁门（代州）一线打到雁门和太原之间的忻州，不久前奉命北上救援李大恩的李高迁部救援失败后大概就顺势留守这一代，因此对此股入侵突厥进行阻击，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则是：本已逃往突厥的河北刘黑闼，再次引领着数万突厥骑兵南下入侵河北，到达河北北部的定州，并得到其旧部的响应。　　为了应付刘黑闼的新一轮入侵，李唐先后派遣燕郡王罗艺及淮阳郡王李道玄迎击。罗艺自隋末乱后一直盘踞今北京地区附近，时任李唐幽州总管。李道玄则是长年追随李世民征讨的小堂弟，在李世民所辖的陕东道大行台下做洛州（即洛阳）总管，李世民第一次征讨刘黑闼时李道玄随行至河北战场，此时当本在李世民麾下主攻徐圆朗等人，因河北战事再度吃紧，被抽调北上。　　七月初六，尽管讨击徐圆朗的剿匪战斗远没有了解，同时河北刘黑闼东山再起，本来东出负责这一战役的唐军主帅李世民还是在连吓带哄弄回来一个杜伏威以后返回长安。李世民带出去的唐军精锐主力，则大部分应该还留在山东战场上，一部随李道玄征战河北，一部由李神通、任瑰、李世勣等率领在今山东中部的山区里面剿匪。　　一个月以后的八月初六，颉利可汗再次率领史书所称的“数十万精骑”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攻势。这“数十万精骑”的数字十分模糊，但可以想见突厥各部几乎全体出动南下来打劫了。突厥本身的饥荒是一个原因，今年春夏突厥对马邑战局的干涉也延误了他们的一部分生产能力，李唐在年初主动出击带来的刺激，突厥在马邑战局的胜利，都成为鼓动各部突厥人南下的动力。　　突厥这一次出击的主攻方向是山西，八月初七颉利可汗大军越过雁门，初十便进击到太原一带，不久后更加深入到雀鼠谷一线。当时突厥兵力之胜，所谓从雀鼠谷北端的介州（介休）到南端的晋州，满山满谷都是突厥人。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突厥人此次入侵依旧发挥他们擅长机动的优势，从山岭间穿越而来，各处关口要塞固然挡不住他们，但是他们本也就没有一个一个攻克这些关口要塞。确切的形式就是：突厥大军占据了野外劫掠，而唐军乃至不少当地居民都逃进了城池中固守等待。　　同时，突厥还有一支偏师，从陕西北部的原州进攻。　　八月十一，李唐派出四路军队迎击突厥的攻势。　　如前所述，到山西直接面对突厥主力的是李世民，在翻案风者口中号称对抗突厥功劳很大乃至最大的李建成则在陕西北部应对突厥的偏师。另外：李子和出云中，绕到颉利可汗侧后方配合李世民在山西的作战；段德操进军夏州，配合李建成在陕西的作战。　　八月十二日，随着四路人马分头进发而去，李渊在长安满心忧虑地和大臣们讨论如今的危局。　　在这场讨论中，李渊提到突厥入侵的同时来“求和”，其实说穿了就是突厥的主要目的仍旧是打劫，所以一面入侵一面勒索。究竟是立刻顺服地让突厥勒索的和平呢？还是一咬牙与突厥打一场呢？这就是这次讨论的要点。　　长期担任外交使臣多次出使突厥的太常卿郑元璹主和，而事实上当时唐廷内并没有所谓“坚定到底”的主战派，另外一个大臣中书令封伦的建议也仅仅是“先战再和”。换言之，李唐此刻就是没有实力和突厥决战，想想也有道理，其他的不说，如今李唐的主力精锐都被拖住了。因此，李唐只有被突厥所敲诈勒索，如今的问题只是能不能多掌握一点讨价还价的筹码。　　当然，无论从实际的经济利益来看，还是从政治威信的考虑来看，如果有能力，那么在战场上多少捞回一点儿面子和讨价还价的空间，总是相对较好的一个选择。　　按史书的记载，李渊选择了先战再和。自然李渊选什么是一回事，先战则需要在战场上多少得到一点胜利才说得过去。　　八月二十日，新任的并州总管、襄邑郡王李神符在汾水东岸击破一支突厥部队。稍后，汾州刺史萧顗也打败了一支进犯的突厥部队，斩首五千余级。　　李神符是咱们熟悉的常败将军神通叔的弟弟，看来神符叔比他哥争气些。萧顗的资料不详，只知道他从武德二年做汾州刺史至今，在汾州兴修水利颇有惠政，倒真是民政军政都拿得出手的好官。　　神符叔和萧顗两次战斗都靠近雀鼠谷南端，李世民到山西指挥迎击突厥主力的大本营则在雀鼠谷南端出口处的泰州，突厥主力则进袭到雀鼠谷中，则李神符和萧顗当是在他直接指挥下的前线大将。早在河东战役时我们对这个地方已经非常熟悉，李世民今日驻守的泰州也正是当年他阻遏宋金刚部南下的地方。　　再次回到老地方自然绝非巧合，其实形势和当年也十分相似，突厥人既然已经进逼雀鼠谷，不加阻止的话下一步便是突破雀鼠谷南端攻入山西南部的河东平旷之地。这样一来，首先河东这块当时在山西来说最富庶的农业平原就会受到很大破坏，其次河东与关中遥遥相望，正是西进关中的一块跳板。因此，战局发展到现在，阻止突厥主力突入河东是当前要务。而且若是能够阻遏突厥南下的攻势，那么深入敌境、后方留下大量城堡不克的突厥人也会很快丧失进攻的力量和欲望。　　尤其值得注意的仍旧是突厥本身的组织能力，突厥行国到此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也无法制定长期的以实际占据领土为目标的战略，颉利带来的突厥精骑再多再牛，本质上是一只劫掠部队。一旦进击阻力加大，劫掠成本提高，突厥人再进一步的欲望就会消退得很快了。　　不过，李世民也无法给与突厥主力致命的打击，基本上唐军只能采取守势，尽力阻止突厥进一步南下。但至少，在防守这个层面上来说仍旧是成功的，并无河东任何州县被突厥侵扰的纪录。　　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李建成负责的陕西方向却吃了一次较重要的败仗。　　八月二十九日，突厥偏师攻克了长安北面重要的关口大震关，这对长安本身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形势下，李渊终于派郑元璹前往山西去见颉利“议和”。　　就现在的形势而言，李唐总体无利，被敲诈勒索是一定会闷头挨的。但郑元璹不愧为老外交家，史书记载下来的他对颉利说得一番话那也十分厉害。　　郑元璹大致的意思如下：如果继续打下去啊，大可汗您的主力部队呢要当头打硬仗，而获得了胜利抢到的战利品确实大家都可以抢，结果就多被各部落抢去，您本部又能得到多少呢？如果咱们这会儿就讲和，唐给您的财宝粮食什么的，就直接运到您的本部去了，那您才能做最大的受益者啊。　　郑元璹能这么说，当然正是突厥内部组织松散的一个体现，增加了外交谈判的筹码，亦起到一定的挑拨作用。且恰恰是颉利可汗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不得不贪图的“自私”，因此效果就非常明显。　　很快，李唐和颉利达成了又一次的和约，颉利满意地满载而归，李唐则松了一口气。史书中倒留下了一封李世民给郑元璹的“表扬信”，对其极尽赞誉之辞。自然李世民也不可能对突厥主力进行防守反击，像他当年对付宋金刚那样，趁突厥主力撤军时尾追大破什么的。因为这根本就不可能，突厥主力并未受损，也谈不上师老疲惫已极，更兼具强有力的机动能力，最后直接返回草原不会像宋金刚那样还试图控制其占领的沿途州县堡垒。　　突厥主力退去以后，唐军最后在这次危机中捡回了一些面子。　　九月十五，突厥主力撤退以后约半个月，陕西方向，交州刺史权士通、弘州总管宇文歆、灵州总管杨师道等人在三观山击破突厥偏师某支部队。　　九月十七，见大局已定，李建成班师回京。　　九月十八，宇文歆在崇岗镇大败突厥又一支部队，斩首一千多级。　　九月二十八日，唐领军将军安兴贵在甘州也打败了一支突厥部队。　　换言之，在突厥主力退却后，其侵扰陕甘一带的偏师尚未退却（大概是还没抢够），因此成了李唐捡回面子的主要对象。　　所以，很不客气地说，被翻案风者形容得英明神武之极的李建成，说到底也就是这样一个水准的统帅而已。　　武德五年下半年突厥的此次大举入侵劫掠就此告一段落。在最危急的时刻能够顶着突厥主力的巨大压力取得一定胜利成果的统帅，始终是李世民而非李建成。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哪怕李建成所防御的只是陕西方向的突厥偏师，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所取得的也是失败，只有到突厥主力退却以后才有一点吹擂的资本，在零星未退的突厥偏师身上捡回一些便宜。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无论翻案风者多么起劲地上蹿下跳也跳不过去的事实。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事实，对武德后期逐渐失宠、危害中央统一、居位不正的秦王集团来说，其很难被轻易“根除”的喘息空间，亦多源于此。返过来说，李世民的失宠，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一句话，李大你要正位、要铲除功臣弟弟、要维护正统和统一，在道义上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请你拿出一点实力来，只会捡便宜的“英明神武”，在乱世中是让人鄙视的。
　　我们在武德五年的&抗突&战争中可以看到李世民扮演的角色，还是相对被动的。我们现在尚不清楚，上半年李大恩上表提出进取马邑的计划时，李世民的态度如何。当然，史书没有记载过他的反对态度，我们还是可以默认为赞同。同时，当时李世民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山东”叛乱，马邑战局非由他来负责。不过，在马邑战局出现不利以后，如前所述，李世民正好取得洺水大捷，似有一定可能抽调人马增援马邑。此时恰好李渊召其紧急返京，李家父子间对吃紧的马邑战局应有讨论，其具体过程我们己不得而知，可是很显然，李世民倾向于先解决统一问题，安定山东、江淮局势。　　嗣后，在武德五年下半年的边境危急中，李世民刚从江淮返回，即刻受命到山西对抗突厥主力南下之势，而唐军主力尚被拖延在河北、山东、江南等地。因此李世民表现出来的态度，亦是倾向于外交手段，以“贿赂”换取突厥退兵。同时，对“先打后谈”、尽力争取谈判资本的决定，李世民在山西顶住突厥主力，颉利可汗便无法再南下一步，唐军还在汾水之滨取得两场局部胜利。对比起来，李建成在陕西应付的只是突厥偏师，大震关却被攻破，唐军战败失分。可以说，李世民取得如此战绩是不容易的，他也在努力执行李渊所拟定的政策。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突厥退兵的时候李世民并没有找机会去追杀所谓“落单突厥小猫两三只”。相反在李建成负责的陕西方向，则在突厥主力退却后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　　不过，李世民和李建成所面临的环境就不一样。　　山西方面面对的是突厥主力，组织力度较高，直接得李唐的“贿赂”后撤军整齐，也不是师老兵疲狼狈撤军，追击获利的可能性本就不高。而且，我们要明白李世民的用兵思路。没错，李世民一生中，有不少积极追敌、“咬住不放”的记录。可是，我们仔细一看就知道，李世民积极追敌的前提是:能够给敌军以致命的毁灭性打击。因此，在李世民指挥下顽强追击的结果，总是基本上尽歼敌军主力。对于纯粹逞勇斗狠、没有战略意义、获利前景不高危险系数还很大的莽撞行动，李世民是没有兴趣的。　　陕西方面的突厥偏师则本就零散得多。同时，李唐给颉利可汗的财物，这些组成偏师的部落多也难以分到。从郑元
对颉利可汗说的那一番挑拔之辞中我们可以看出，颉利本就不想让其他部落获利太多。因此，陕西方向的突厥人在主力撤退后仍逗留未去，他们组织又不严密，这自然给唐军带来攻击的机会。　　武德五年的抗突战事到此结束，接下来，武德六年的第二次马邑收复战则显现出一种“诡异”的风格，一句话概括则是：李世民在武德六年的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似乎和他父亲的“中央决策”有所冲突。
　　2.武德六年　　如果说武德五年，李渊在四边未靖、关中主力在外时听信李大恩的建议，对马邑发动收复战属于“冒进”的话，那么武德六年夏秋之交，外在形势看上去真是阳光明媚一片大好。　　这一年，中原各地割据势力全告平定。年初，李建成杀了刘黑闼，河北本地再也掀不起波澜；山东剿匪胜利，徐圆朗为野人所杀，江南杜伏威、幽州罗艺等土豪只身入朝，截止六年八月之前，黄河和长江下游一带都保持着对李唐的平静臣服。当然，上年还在江淮一带的主力精锐唐军，应该都已经撤回关中，能够再度撒出去逮兔子了。　　面对这一片大好形势，李渊看来非常的乐观。其中一个表现是：年初二月，他撤消了“关中十二军”的建制。　　关中十二军我们前面也介绍过，是一种战时能够迅速动员和组织军队的体制。取消这个体制，反映出老李的思想应该是认为天下已经太平，此后不用再以倾国之力来打仗。那么对于“突厥”这支当时唯一还在与李唐抗衡的力量，看起来李渊是比较轻视的。而上年马邑之战的失利倒赔，想必也让这位中原天子很是恼怒不甘。于是在这一年夏天，赶在突厥人的金秋例行抢劫开始前，马邑城又有了大动作。　　这一次，李渊也改变了一些策略，他要“内部爆破”。　　还在李唐太原起兵之前，马邑这座边城就由守将刘武周统治宣布“独立”，成为突厥人的附庸和进攻中原跳板。刘武周被李世民拍飞死掉以后，他的妹夫苑君璋继续统治马邑城，依然忠实地履行着突厥打手的职责。　　在李唐立国以后的对突斗争中，李唐从来没有放弃过“挑拨分化”这一手段，对马邑城当然也不例外。应该是从刘武周失败之后，李渊父子就和苑君璋此人有了秘密接触，“与其私人代表会晤”之类。而作为乱世老狐狸，苑君璋也把看风观色的墙头草本质发挥得淋漓尽致。接触是一直没断过的，表态则时时而异，全看国际局势如何。　　在武德六年，苑君璋的态度是：李唐仍然不具备踩扁突厥的实力，所以，他依然是突厥大可汗的忠实友人和亲密邻邦。　　对方元首攻心不动，李唐的宣传攻势开始转向马邑城内民众。毕竟当地还是以中原汉人为主的城市，多年来作为突厥附庸，想必当地人被突厥欺凌得也不少，有一定的矛盾冲突存在，人心思统。另外，此前李唐对马邑采取的经济制裁也相当严厉，生存条件的恶化，也会促使当地人选择投唐之路。　　说到经济制裁，不能不提一下一个叫“刘世让”的人。此人从李家入关就投诚报效，参与了武德二年到三年的河东之战。李世民打飞刘武周之后，一段时间内，刘世让受命坐镇太原（并州）。正是他向李渊提出了“用金银财宝招降马邑人，不定期出兵毁坏马邑城附近庄稼，使城中无粮”的制裁手段。根据“谁提出问题，谁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李渊派刘世让前往与马邑邻近的崞县，主持这一经济制裁活动。从史料上看，这个方法收到了很大的成效，给马邑和突厥人制造了很大的困难，于是，也就给刘世让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后话暂且不提。武德六年六月十四，苑君璋的一个部将，名叫高满政，顺应民心揭竿而起，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带领统派杀了苑君璋的儿子、死忠部将和突厥驻军二百人，举城归唐。苑君璋本人或者是事先得知了风声，或者是应变能力很强，总之他及时逃出城外，进了突厥境内寻求到保护。　　高满政这一次“内部反正”，不用说也是得到了李唐的大力支持和接应的。在五月二十三日，他起事之前的半个多月，此人曾经去李唐占领的代州走了一趟。虽然按史书说是苑君璋派他去侵略代州，被代州守将击退，但与李唐方面的接触中都发生了些什么故事，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更加明显的证据是，六月十四他袭破苑君璋，至晚到七月初二，苑君璋引突厥人来反扑马邑城的时候，李唐的援军李高迁部，就已经在马邑城里，和高满政并肩战斗打退突厥军了。　　李高迁很可能是从太原驻军中带出兵力去接应马邑的，即使如此，半个月内要完成马邑向长安报告求援——长安向太原传令——太原点兵、出发——行军——入马邑城——驻防这一系列动作，时间也相当吃紧。合理的猜测应该是：长安方面早就知道了高满政在马邑的动作，也提前向太原下达了指令，李高迁整好部队，只待马邑城上消息树放倒、红灯高挂，立刻出发前去增援……　　六月中旬到七月初，占据马邑城的高满政和李高迁援军连续打退了苑君璋领突厥军的两次反扑，看上去前景相当光明。然而好景不长，几天之后，突厥主力大军悍然南下，拉开了新一轮多点攻击抢劫的年度大战。　　李渊对此的反应比较传统，也比较“成熟”：他再度派出两个大儿子，太子李建成前往陕北甘陇一带抗击突厥偏师，秦王李世民前往山西，抗击突厥主力，兼向马邑城提供背后支持。　　正是在马邑争夺战当中，小李奇怪地表现出了一副“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态度。　　李家兄弟分头北上抗突的诏命，是七月二十五日发出的。在此之前的七月十一日，李高迁已经在马邑城外被突厥人打败过一次，而且看起来败得比较惨，直接惊动了中央。朝廷下令委派名将尉迟敬德带兵前往马邑增援，但是尉迟还没到，突厥颉利可汗的大军先到了马邑城下。　　史书上的记载没有详细时间，猜想应该是在这几天之内，看着城外漫山遍野突厥大军，而已方援军不见踪影，李高迁心里发了慌。堂堂右武卫大将军、检校西麟州刺史，竟然抛弃自己的增援对象、守城友军高满政，带领直属部下二千人，趁夜色冲破自家城防，向雁门关内逃去。当然，他也没落好，城外的颉利可汗发觉了这一动向，派兵半路拦截，一说是杀伤了李高迁部一半将士，另一说是李高迁全军覆没、只身逃入已方城池保命。　　李高迁，两唐书都有传，是在太原起兵和攻克长安战役中立有功勋的宿将，李唐开国之后名列“免死十四功臣”之一。但从目前的史料来看，他没有“从秦王征讨”的经历——这在李唐开国武将中是不多见的——李渊称帝后李高迁任“左（右）武卫大将军、江夏郡公、检校西麟州刺史”。西麟州即今陕西麟游县，位于长安西北方向，属首都卫戍区的外围，如果李高迁长期在该地区驻扎办公的话，他或许与留守长安的李渊及李建成过从更密切一些。　　按说李高迁也是有过战功的宿将，以二千兵力会同高满政这本土地头蛇共守坚城，面对的又是攻城废柴突厥兵，无论如何也应该能够抵挡几个回合等待援军。但他竟然做出了抛弃友军临阵脱逃这么丢脸的事来，从反面也说明了颉利可汗这一次大军攻城，兵力气势应该相当强盛，给李高迁造成了恐慌性的心理压力。再加上去年李高迁受命增援李大恩不成，想必在途中被突厥人所阻也打过几仗，对游牧骑兵的超强战斗力留有深刻印象。还有，虽然按军法，临阵脱逃必死无疑，但李高迁本人持有“免死铁券”一张，他大概对自己逃回李唐后的生存机率还是有信心的。　　后来事实证明，李高迁果然逃脱了死刑惩罚，按本传的说法是“除名徙边”，后来在贞观年间又以开国元勋的资历，重新启用为陵州刺史，寿命很长，一直活到高宗上台的永徽五年，死后赠官梁州都督。　　李高迁这一次死里逃生，或许可以归功于他那张“免死铁券”。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种东西有效无效，其实全凭最高领导一句话说了算。比如倒霉的刘文静兄，号称与李世民、裴寂一起“恕二死”，但武德二年当老李决心要杀他时，大概一口气就找出来三四个要杀头的罪名安给他，就算抹掉了两个，只要还剩一个就足够使用了。所以说，李高迁真正把“免一死”待遇落到了实处，其实也可以证明他与李渊关系良好——当然，大概和坐镇并州前线的李世民情面上也还过得去，至少没有太深的敌意，不至于让小李见到他以后二话不说、行军法砍头了事。　　这次严重的临阵脱逃事件，大概给了李渊一定刺激，促使他下决心派出两个儿子迎战。七月底，李建成李世民兄弟分头前往东西两线，李建成的目的地不十分明确，应该是陕北地区的某座边城，李世民则到了太原（并州）督战，距离双方争夺焦点马邑城，直接距离不过200多公里。　　到这时为止，战争的走向大体上还在李渊的掌握之内。或许李高迁的窝囊逃跑算是一个小意外，但李唐整体的应对措施看得出来是比较有系统、有条理的，显然对这些情况的出现有预判和事前准备。然而进入八月份以后，一个影响重大的、肯定令李渊十分头痛的变故出现了——江南辅公祏起兵反唐。　　輔公祏在江南反唐的事，之前我们在介绍杜伏威时也略有提及。因为这场战争与李世民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就不详细说了。在这里只强调一点：輔公祏此人与杜伏威的不和由来已久，早在杜伏威被李世民拎入长安之前，輔公祏就在江南受到了强烈排挤。所以，无论是出于自己“更上一步”的私心，还是出于对杜伏威的不满甚至有意陷害，輔公祏都有十分充足的理由“蓄谋已久”来打这一仗。　　而选择在这个时候起兵，确定无疑，輔公祏是看到了李唐北边战事吃紧、兵力后勤都用来保障抗突战争 ，所以想来“趁火打劫”式的占便宜。　　从輔公祏的角度来考虑，这一战略选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也就促使我们要反思一下：武德六年的大好形势，是否真的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海宴河清、天下太平？刚刚结束内战完成全国统一的李唐政府，对于关外各地的控制能力到底有多强？　　说白了，当时李唐手中真正能够动用的资源，是否足以支撑李渊那个“对突绝地大反击”的宏壮计划呢？　　何况在唐突战事激烈之后，国内起反的还不止江南一地。梁师都、高开道这些本来依附突厥的马前卒配合性地攻打幽州等地就不说了，西北的游牧国家吐谷浑也来侵扰李唐边疆，作为李唐后方大粮仓的巴蜀天府相继有邛州、渝州当地人扯旗造反四处抢劫，甚至岭南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也有冈州某人跳出来反唐凑热闹……一时间李唐境风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煞是精彩好看，上半年那“八方臣服”的假象被赤裸裸一把扯下，露出了滴血的真相来。　　头痛归头痛，对于“辅公祏这老小子迟早要造反”这件事，看来李唐上下也是有所准备的。八月初九辅公祏正式宣战，消息传到长安，八月二十二日，李渊任命时在襄州道行台的赵郡王李孝恭为主帅，李靖为副，率领七总管前往江南平叛。　　查这七总管所率兵马，都是荆湘、岭南、东南以及黄淮下游今山东一带的驻军，暂时对北方的抗突战争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李孝恭和李靖都是优秀的军事人才，江南平叛战争进程也基本上很顺利，但是，八月二十八日，北边抗突战线上，唐军却打了一场丢城失地的败仗。　　原州的善和镇被突厥人攻占，两天之后，突厥人又攻击原州西南的渭州，不清楚战果如何。原州和渭州都位于长安西北，今甘肃省境内，毫无疑问，又是李建成负责防守的方向。　　突厥骑兵野战的能力固然没话可说，但面对中原内地防守坚固的城池堡垒时，他们其实相当的没用。上一年他们灭杀李大恩，就是趁其出城后以野战袭破之。不久后我们也可以看到，面对固守马邑城的高满政，突厥人竟然要千里迢迢的把高开道这个汉人召来制作攻城武器，而且即使如此，最后也没能攻破马邑的城防。以隋唐之交的普遍情况而论，经过数百年乱世，各地民众修筑城镇关垒以自保的风气十分浓厚，象大震关、善和镇这种地方，就算不是什么兵家必争之地，城防设施也应该有一定水准，据以自守防备骑兵，并不是不能做到的。　　何况在陕甘一线攻击下来的突厥军，还不是主力，只是随便乱抢的偏师而已，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战略目标。八月底攻陷了一座小城，估计就抢得够了，九月初，这些突厥人大包小包欢天喜地满载而归，李建成也就此“班师”，马头一甩回了长安。　　西线战事平静了，东线太原马邑一带，却是激战犹酣。　　李世民在七月二十五日从长安出发前往太原，算算路程，最迟八月中旬也应该到了。在这前后，发生了李高迁临阵脱逃事件，按史书的说法，或许就是之前去增援马邑的尉迟敬德，率军半路把他这个光杆司令接应救出。之后，李高迁和尉迟两人谁也没再进马邑城，应是在太原附近一带驻扎下来。　　遭受到李高迁——或者说李唐——如此无耻的背叛以后，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高满政同志，依然一颗红心坚定朝大唐（他既然之前杀掉了苑君璋的儿子和突厥驻军，似乎不坚定也不行了的说……）。面对城外颉利大可汗亲自率领的突厥大军，高同志誓死抗击，史称“或一日战十余合”，总之守住马邑绝不投降。　　高满政的“反正”，既然是李渊精心策划实施的，想必李渊还是想努力保住这个成果，或者说，保住马邑这座他已经思念垂涎了很久的边城。李世民已经到了太原坐镇，我们可以想见，李渊当然会催促他派兵北上，增援马邑、打击颉利可汗的围城部队。　　很奇怪的是，之前明载受命去援助马邑的尉迟敬德一部，这时候在书中不再出现。领兵去干这苦差事的，变成了我们介绍过的刘世让，也就是驻防崞县、负责对马邑进行经济制裁的那一位。而且这位能干的刘总管此时也表现得十分畏缩，本来崞县离马邑就很近了，直接距离似乎连一百公里都不到，翻过一道山梁就是，但刘世让带兵爬上山梁（松子岭）后，就“不敢进”，哪里来的又回去了哪里。　　他这种表现让李渊极其愤怒。正好突厥人也对刘世让的经济制裁手段非常头痛气愤，据说是派了人到长安，向李渊打小报告说刘世让和颉利可汗同谋，要反叛李唐投敌。李渊顺水推舟地相信了这个小报告，十月初四阵前斩将，杀刘世让，籍没其家。　　此情此景太过熟悉，不由得不让人想起千年后的袁崇焕……不过李渊虽然多疑，虽然冤杀错杀过不少炮灰，而且李唐虽然对山西河东这一片“龙兴之地”一向神经紧张，但象这样，两军阵前激战正酣之际，决然捕杀已方得力功臣大将，实在还是太诡异了些。更别提当时刘世让是直接归属李世民辖下，恐怕是个人看了都得犯嘀咕——老李这到底是在跟谁较劲呢？　　更加诡异的是，几年之后李世民上台称帝，很快为刘世让平反冤案恢复名誉，将他的家属妻儿解放出来。　　以儒家的孝道观念来看，儿子对父亲经手的案子进行翻案，是要承受一定舆论压力的。能让小李顶着这种压力也要给平反的人，一个刘文静，一个杜伏威，他们和小李的关系之紧密，我们前面已经详细分析过。刘世让能够也跻身其中，显然对于小李来说，他的案子就不只是“路见不平还你公正”这么简单的事。某种程度上，刘文静和杜伏威都是在老李小李父子发生冲突的时候，置身其中当了缓冲带+出气筒=炮灰，那么刘世让之死，是否也是相同性质呢？　　如果说“通过杀刘世让警告李世民”的手法，还显得比较隐晦的话，那么在为期近四个月的马邑围城战中，李渊先后两次对李世民本人发出的调令，则更能暴露出父子俩之间的矛盾。　　第一次是在九月十九日，李建成刚从北边返回长安没几天，朝廷下诏，委任李世民为“江州道行军元帅”，从名目上看，是准备让他下江南去镇压辅公祏叛乱。　　这个调令的不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当时马邑围城正紧，战火纷飞时撤换主帅，无疑会给马邑城中坚守的人心理上带来一定冲击；其次，山西河东是李世民的老根据地，几次大战都是他领衔，各种资源人事他都熟悉，要在李唐上下找出一个比他更适合坐镇太原的人，恐怕是很难很难；再次，江南战事刚刚开始，而且没记载说出现什么差错，那边的李孝恭李靖长期驻扎南方备战，有的史料说之前“江州道行军元帅”的头衔已经颁给了孝恭，现在突然又换将，对江南战局也未必有利。这种两头不讨好只会添乱的事，李渊为什么要去做呢？　　岔开说一句——虽然这个调令的出台让人产生诸多疑惑，但调令本身的存在，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不但唐书通鉴都有记载，《全唐文》还收入了这个调令的原文内容，而且现在考古发掘出的一方小人物杨达的墓志，其中记载他在边疆抗突战争中立功之后，“蒙江州道行军元帅拟飞骑尉，式旌忠节”——显然这个“江州道行军元帅”不可能是当时根本没摸过突厥军汗毛的李孝恭，而只能是正跟颉利掐架的李世民——都能证明武德六年九月之后，李世民的确顶了一阵子“江州道行军元帅”的头衔。某些翻案风鼓吹的“李世民为了和李孝恭抢功而瞎编自己当过元帅”论，大家当笑话看就好。　　这个诡异调令的出台前因我们虽然不清楚，后果却是知道的，那就是小李根本没动身去江南——看日期的话，大概当时正是刘世让案发的时候，前线大将已经挂了一个，主帅再一走，恐怕当时山西就烂掉了。也许李渊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容忍小李阳奉阴违地拖着。拖到十月初四杀完刘世让，又过了十几天，第二个调令来了：“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十月十七日），诏世民引兵还。”　　这一次比上次更加不靠谱，因为这时候正是马邑城的生死存亡关头。三天之后，高满政同志被手下叛徒出卖，壮烈牺牲，马邑城破。　　在外有突厥万人以上大军持续攻城、李唐援军迟迟不到的情况下，高满政能够坚守马邑将近四个月之久，可见他的决心和战斗力都很够份量。最后他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城防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城中的存粮已经耗完，他打算突围逃往附近李唐控制的朔州城。做突围的准备工作时自然会引起一定忙乱，这个时候，他手下一些亲突派抓住了机会，杀掉高满政，大开城门投降了旧主苑君璋和突厥军队。　　苑君璋入城以后，对高满政一帮亲唐派进行了报复，“杀城中豪杰与满政同谋者三十馀人”。考虑到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和过去城中突厥驻军都被高满政杀掉，冤冤相报是当时惯例，倒也没什么好说。　　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马邑复唐运动中，从头到尾，应该说李唐的最高领袖李渊对高满政同志还是非常关心和支持的。从最开始派李高迁带兵接应，又命尉迟敬德去增援，到杀了增援不力的刘世让，直至马邑围城战进入末期，老李还在努力通过外交手段为高满政解围（以允诺与突厥和亲为条件换取颉利退兵，颉利没有同意）。最后马邑城破高满政被杀之后，李渊封他的儿子高玄积为上柱国，袭父爵，算是对烈士的一点安慰。　　相比之下，当时就蹲在太原城里的前线总指挥李世民，我们看不到他对马邑之战做出过任何积极参与的举动。当然刘世让那一次增援，应该是得到了小李的授命，但是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李高迁还是刘世让，干活都干得相当心不在焉敷衍了事，这和李世民治军的一贯风格，的确相差很大。再花痴一点说，李世民坐镇太原，眼睁睁看着马邑城在自己眼皮底下被攻破失守而相救不得，似乎这就和我们熟悉的“战神小李”形象很不相符。　　要这么说，武德六年的马邑之战，李唐是完全失败了吗？　　恰恰相反，李唐成功了。苑君璋重入马邑城，只杀了三十多个敌党报复清洗一番，五天之后就退出城外，和突厥人一起回到草原。十月二十五日，唐突议和，突厥将马邑城交给李唐，李渊任命开国元勋秦武通为朔州总管，驻防马邑，算是终于完成了收复这座边城的执念。　　这种峰回路转的结局，现在看起来颇有几分黑色幽默。烈士高满政如果在地下能看到的话，联想到自己那四个月的艰苦守城战，只怕会气得再死过去一次。算算武德五年、六年的马邑争夺结果，李渊是达成了预期的战略目的，把这座边城从“突厥侵唐跳板”变成了“李唐防突桥头堡”，坐镇前线的李世民则相当低调地完成了父亲交给他的任务，无论过程多么曲折难看，最终也可以说“不辱使命”，而且看起来他的个人实力（死党兵将）也没有受什么损失。两年仗打下来，只是死掉了李大恩、高满政两个投诚的炮灰，冤杀了刘世让一个倒霉蛋，另外李高迁吃挂落丢官流放而已。　　（但是新唐书记载武德八年李高迁仍在山西带兵打仗，个人怀疑是新唐书误记，暂略。）　　对于武德六年山西一线的抗突战争和马邑争夺，目前可见的几本史书，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沉默和回避的态度。旧唐书突厥传当中，对五年、七年的战争都有叙述，唯独完全漏掉了六年，新唐书则用十几个字一笔带过，说了等于没说。两唐书相关人等的本传当中，对这一战的叙述也相当简略，而且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没有一处提及“李世民当时在太原督战”的事实。　　通鉴是对这一战描写最详细的，而且也按时间顺序罗列出了小李当时在太原的活动。但是用的笔法很小心，如果读者对地点不熟的话，几乎也看不出来这一战和李世民有什么关系。　　依照史书一向喜欢大肆宣扬李世民战功的倾向来看，让人不能不怀疑，是否在这一年的战争中，小李做了些不太光彩的举动，所以他自己也好，史官也好，都有意无意地避免谈论这场战斗？如果是这样的话，小李那些不光彩的、不愿意让史书记下来流传后世的举动，又会是什么呢？
　　单纯就事论事从马邑战役本身来看，我们也许可以如此猜测：策反高满政是老李一力坚持的，小李对此即使不反对，也并不热心。相应的，受命出镇太原之后，他基本上是以“冷眼旁观”的态度来看待高满政的死活和马邑的归属。　　七月初李高迁增援马邑和尉迟救场，因为发生在小李出镇太原之前，可以认为他们是直接受命于老李的。等八月份小李到了前线，一方面，他把尉迟留在身边，不再让死忠部将出头，另一方面，对李高迁、刘世让这种“攻战不力”的将领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　　但是在长安的老李却不象他这么悠闲。李高迁大概因为有背景，以后还用得上，得到了免死待遇，刘世让就成了老李杀来儆猴的功鸡一只。同时期，老李对小李阳奉阴违出工不出力的做法非常愤怒，于是想调他去江南平叛，腾出太原让别人代他坐镇，确保马邑不失。　　这个小算盘，我们已经分析过，它本身可行性就很差。别的不说，调开小李，派谁去接替他合适？李建成？刚刚在北边抗击突厥偏师还丢了城失了地，马上又让他去和突厥主力争夺马邑，谁能放心？李元吉？或者老李自己？似乎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再者，如果老李因为小李在太原“不听话”而要调开他，那么把他调到江南那个更加偏远的地方，死小子会不会更加不听话、更加要闹出大动静来？山西河东好歹离长安还近一点，老李在当地的威望势力也比较强一点，要控制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子，把他放在山西显然比放在江南更容易。　　另外还要考虑到，李世民在长江一线的影响力本来主要集中在长江上游的蜀地。割据长江下游东南一隅的杜伏威虽然是他拎回来的，影响毕竟不深入。若现在真让李世民到东南平叛，那么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很自然就会成为第二个陕东道、益州道一般的存在，这是此时的李渊万万不想再看到的。除非此时正在当地实际干活的李孝恭实在不顶用，万不得已，估计才会把李世民真派去江南。　　调令既然不能落实，李世民又不肯改变自己消极抗战的做法，老李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由武力转向外交，唐突重提罢兵和亲的议题，唐方的条件就是“释马邑之围”。同时，我们怀疑，在李唐的官方外交活动之外，人在前线的小李也与突厥特别是苑君璋个人进行了“私下接触”，而且口径和他父亲不完全一致。　　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几年之后，当李世民踢飞父兄上台，对突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前夕，苑君璋见风使舵归附唐朝，李世民对他表现出了很明显的优待，“拜安州都督，封芮国公，食五百户，赐帛四千匹”。这倒也不算什么，但是入贞观后，史官对苑君璋的地方官生涯竟然还大说好话——“不晓书，然天资习事，历职有惠称”——这就比较让人犯嘀咕了。要知道从苑君璋的经历看，他其实是个反复无常的老滑头，屡次宣称要归附唐朝，事到临头却又反悔，抓了李唐使者送去突厥邀功等等。对于这种人，李世民一般来说是比较鄙视的，唯独对苑君璋如此宽容，这就让人不能不怀疑，是否他们两人有着某种私人关系呢？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苑君璋曾经给处境不太好的李世民提供过一定支持呢？　　是否他们最后背着李渊达成了秘密协议：李世民坐视马邑围城不救，任凭苑君璋引突厥人破城清除高满政一党，以报杀子之仇。作为回报，苑君璋不再配合突厥人占据马邑，甚至——在马邑杀完人报了仇就撤走，把这座关城还给李世民，让他去向父亲交差？　　如果史实真如我们揣测的那样，那么无论是在对外战争中奉行绥靖路线也好，背着朝廷（父皇）私通外敌、另立中央、走第二条路线也好，的确都不是什么足以为外人道的光彩业绩，李世民一系后来避而不谈这些事，也就可以理解了。现在我们想搞清楚的是，小李冒着失宠于前、遗臭于后的风险来做这种事，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翻案派津津乐道一种意见是：李世民的能力太差。即他本来是想奉行父命拼命救援马邑的，但被突厥大军吓破了胆，停在太原迟迟不敢前进，最后造成马邑失守云云。这个，我们就不理会了，大家笑笑就好。　　另一种的意见，想来也是李建成李元吉一派努力向李渊鼓吹的说法：李世民在养敌自重。他生怕李唐按照李渊的部署，一鼓作气彻底消灭了突厥，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大幅下跌，从此丧失争储位的资格。因此，他有意和突厥相互勾结，　　“卖国求荣”，拱手将疆土民众送给敌人等。说实话，抛开其中的情绪化言论为谈，这种意见还是有点事实依据的。　　第三种意见就是小李粉丝们相信爱听的了，即武德后期，在对突厥的战略方针上，李世民和李渊有比较大的分歧。李世民认为现在并不是对突主动开战的好时机，所以他主动选择消极抗战保存实力，静等他心目中的最佳反攻时机到来。　　个人以为，促使小李消极抗战的原因，应该是以上第二种和第三种交缠结合的产物，他在努力实践一种“公私两便”办法。人性是复杂的，李世民也不例外，坚持给他贴上“光明正大的圣人”或者“阴险卑鄙的小人”标签而忽略其他，都是很幼稚的行为。　　　　然后，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一看武德后期的大环境，就不能不说，当时军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消极情绪。　　说起来呢，大家这么多年打下来，很多人也都取得了功名富贵了，进取心也就弱了，自己的命也更金贵了，拼的心也散了。同时天下渐定大势所趋，武人便容易地位相对下降甚至遭受清洗，“做多错多”，“功劳越大倒霉越快”，这种种待遇就浮出来了，普遍的畏惧和消极心理也就容易在军中蔓延。　　即使李世民本人的个性是不会躺在自己的功劳薄上睡大觉，可普遍弥漫的情绪他也不能不顾虑。　　况且李世民不是皇帝，不是最后说话算数的那个总BOSS。作为武德时期的“军功第一人”，此时他自己已有很多压力，那对这种局面也就没有根本解决的能力。　　就说李世民野心勃勃想争夺储位——试想，假如李世民在马邑战局里精锐心腹尽出，积极进取，打个漂亮的反击战，突厥人被打得找不着北——李渊就开心了？　　只要获得足够多的战功和威望，父亲就会很高兴，就会更换太子——假如李世民曾经有过这样略显天真的念头，这个时候怕也不会一门心思到底地“很天真”了吧。　　事实上是，如果李世民再取得更多的胜利和更多的势力和更多的声望，就会愈发让李渊心怀忧虑甚至恐惧，让李渊愈发疏远于他。　　再进一步考虑，这个时候假若有另一个人真的能够取代李世民，在马邑或者说在整个武德后期的抗突战争中取得辉煌成就，李渊会单纯地喜悦着把那个人当宝贝一样供起来？　　说到消极的情绪，其次武德六年我们看到的“消极抗突”人物不止一个李世民。李建成在陕西应付一些偏师，也随便别人冲进冲出抢完回家，连去抓个落单突厥小猫两三只的“兴趣”都没有，看看别人抢完，自己赶紧地就拍拍屁股回京了，就很光彩很积极？　　是的，在武德六年单看马邑战局的话，李渊本人似乎还是很想进取一下的，对于前线两个直接作战不力的将军进行了严惩，可是即使如此，亦并未调动出任何的积极性来。　　我们还看到，被调上去出击的一个李高迁一个刘世让，都是太原老功臣老家伙，没有一个明确的由李世民在统一战争期间直接提拔培养起来的“秦王党”。按记载倒是长期留在李渊身边，说到底这次两个不得力的救援者还是李老爹自己要用的，甚至他还对李世民的行动有所限制。也正因为如此，李高迁的狼狈也好、刘世让的消极也好，李老爹再火，也是打落牙齿自己吞，没办法找茬子去直接给李世民扣顶帽子。同时李老爹对他们两个人的处罚再重，也很难踢得动那些他能够信用的老家伙们。因为这个时候李渊能够信用的将领，绝不再是那种干劲十足、野心（雄心）勃勃的人了。　　前方的军人会不会“养寇自重”，这是个政治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说，不是由前方的战役决策者们决定的，而是由后方的大战略决策者们决定的。这个时候的李世民还当不到那么高的层次上去，矛盾和纠结的头一个数过来还是李老爹自己。　　武德六年的马邑之战，还有最后一点流波余韵。　　当时在太原负责日常军政事务的新任“并州总管”，是李世民的一个表兄窦静。大概在一年之前，窦静曾经上书，要求在太原周围“屯田”，即组织驻防军人耕种荒地，解决一部分军粮问题。很奇怪的是，长安那边竟然以“烦扰”为借口，不批准这项动议。窦静为此赶赴长安，和反对人士裴寂、萧瑀、封德彝等在朝堂上公开辩论，结果窦静辩赢了，回到并州开展屯田，一年之后收获了粮食“数千斛”，成效显著。　　十一月初九，仍然在太原的李世民上表，要求进一步扩大屯田规模。朝廷批准，这也是李世民班师之前，在太原做的最后一项动作。　　曾经有学者专门研究过唐代的“屯田”，结论是：这项举措会极大地节省军粮运输费用，无论怎么算都是一项非常有利的政策。当然，想来如果边防驻军的军粮都由当地自己解决，减少对中央的依赖，那么边军独立、反叛的可能性也会增加。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种考虑，裴寂等人才大力反对并州屯田。　　在一年之前的屯田辩论中，我们不知道李世民态度如何。但是武德六年十一月，经历了马邑大战以后，看来李世民对于并州的屯田是很支持的。个人以为，这其实反映出了当时的两个情况：一是晋北太原并州一带，经历多年战争，劳动力大幅减少，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田，这是“屯田”能够实施的前提。　　另一点，李世民即使不赞成主动对突厥挑起战争，但他却相当重视太原一线的边防建设。在民生凋敝、经济衰弱的时候，边防驻军以充实自身、加强防守为目标，看来也是很自然的选择。　　十一月十七日，在太原“赖”了三个多月死催活催不回长安的李世民，终于到达了华阴县的忠武顿。李渊特意出来“校猎”兼在这里迎接他。这一年波云谲诡暗潮汹涌的抗突战争，至此成为过去时，父子俩见面，想必彼些都有很多感慨，很多想说和不想说的话。按史书用了“迎劳”的字样，看上去李渊还是对李世民的战绩给予了肯定褒奖，不管怎么说，李唐把马邑拿回来了，尽管拿得很尴尬、很笨拙甚至很诡异。　　此时的李渊心底，对这个我行我素、屡次抗命的儿子，又生出了什么样的感觉呢？恐怕不是十分正面的吧。而李世民对父亲这些混沌暧昧、左也拿不起右也放不下的战略控制能力，又有没有一种不耐甚至鄙视呢？　　还有恐惧，双方不同而共有的恐惧，在这对父子乃至整个李唐上下又是如何得蔓延过去的呢？　　不管所有人怎么想，我们确切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在李渊的执政之年里，这是李渊最后一次向突厥发动“主动性”的进攻。在接下来的李渊掌权的武德七、八、九年里，唐突之间的战争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唐军只能被动应付突厥人越来越凶猛的进攻，而基本上丧失了还手之力。在接下来的武德七年抗突战事中，我们就会看到史书记载说，当时军中人心厌战、倦怠疲惫，以致于毫无斗志。后来我们还会看到魏徴在武德九年到贞观元年间反对召中男为兵时说到，这几年来军队作战能力下降，又不是因为缺人，是因为军中待遇有亏——这句话实在很有意思。　　对了，最后还要提一件事，那就是李世民这个挂牌的江州道行军元帅确实未曾到过江南平叛。武德六年末到武德七年初，辅公祏叛军被赵郡王李孝恭扫平。平叛期间，自东南入京的“吴王”杜伏威向李唐表示了忠心，一开始亦未受牵连。可不久以后杜伏威服丹暴毙，年纪轻轻忽然就死了。这时候杜伏威手下大将阚棱等仍旧热心为平叛效力，立下不小功勋。可是叛乱平定以后，阚棱功多自傲，又对李孝恭借口籍没叛党财产黑了自己家业不满，和李孝恭爆发严重冲突，最后李孝恭以阚棱谋反的罪名将其诛杀。然后李孝恭又报告说，经过审问，辅公祏造反是和杜伏威暗中勾结的，于是杜伏威正式成了反贼，即使自己死了，家人也全部受到株连。后来直到李世民登基，杜伏威等人的冤案才得以平反。　　至于难得在这武德后期立下大功的赵郡王李孝恭本人，确也得到了大笔赏赐和高官要职，先被任命为东南道行台仆射（无人任行台尚书，因此李孝恭就是行台一把手），七年行台废后又拜为扬州大都督，统摄江淮岭南，权倾长江下游——　　然后，李孝恭就等着别人再来告他谋反，洗洗干净到长安坐大牢了。
　　在本文前面的章节里，多次出现过“秋天来了，突厥来了”这样的句子。突厥这个因子，对于唐统一战争里的历次战役之影响，我们也分别在相关章节中介绍过。　　至于在本章当中，要谈到“突厥”对于李家兄弟争位这一事件的影响，我们可以带着某种喜感来说一句——突厥人违心地、非主观地、不情不愿地成为了李世民的一大“帮凶”。　　有一个比较有名的故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胡马事件”。　　胡马事件就发生在杨文干事件之后，时间相隔大约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里，李渊从仁智宫回到长安，先后带着大臣侍从们“驾幸”了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三兄弟的住所，推想起来，应该是在努力弥合他们兄弟因为杨文干事件而明显暴露的裂痕吧。　　作为一个父亲来说，很悲哀的是，李渊这种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大概是探访李元吉住所后的四五天，李渊组织了一次狩猎活动。按照史书上的记载，李建成有一匹健壮的胡马，奔跑速度很快，但是跑着跑着会突然蹶倒。在高速奔跑当中，这种动作大多会导致骑手栽下马背、筋断骨折。于是这次李建成特意带上了这匹马，交给李世民骑乘，用意是想让他摔下马致残甚至致死，就此“谋害”掉他。但是因为李世民久经战阵、马术极为高超，所以胡马几次蹶倒，他都安然脱险，甚至还回到马上反复体验这一刺激经历。　　玩够了以后，小李应该是怀着很不屑的轻蔑心情，回头对宇文士及说了一句话：　　“他想用这东西杀我，可死生有命，这种东西怎么能损伤到我！”　　就是这句话被李建成等人抓住，唆使妃嫔向李渊打小报告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要为天下之主，岂能白白死去！”　　于是李渊“大怒”，先叫了建成、元吉进来，然后叫小李到面前，当着他的兄弟们的面，责骂他“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算是赤裸裸地点明了他想篡位的野心。　　李世民的反应非常有个性，他“免冠顿首”，这本来是一种认罪道歉的表现，但是在这里，可以说，李世民仅仅表示了一种“礼节”，即臣子对着发怒的皇帝应有的礼节。李渊指控他的“妄言天命”的罪名，小李却是坚决不认，最后直闹到“请下法司案验”，即主动请求李渊把这个案子交给大理寺、刑部等执法部门，公开审理。　　在当时的贵族社会里，不要说象李世民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就是普通的士族或者“良家子”，一旦进入司法部门接受公开诉讼，都会被视为人格受了严重侮辱。要举例子的话，汉代李广因为不愿面对“刀笔吏”而自杀的事相当有名，后来贞观年代大将侯君集谋反，李世民也因为不愿让他“为刀笔吏所辱”而亲自审问。就是在同时代武德末年的清洗功臣活动中，赵郡王李孝恭下狱，史书上还要特意记上一笔“颇为有司宪诘”，用以说明此事的严重程度。　　所以小李自动提出要去蹲监狱、公开接受“刀笔吏”们的审问，应该说是在表现一种极端激烈悲愤的态度，“我宁可接受比死还严重的侮辱，也不承认你强加给我的罪名”。以前曾经看到过一种说法，认为这是李世民的缓兵之计，他想利用自己的良好“公众形象”来影响司法判决云云，这是因为根本不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才发出的奇谈怪论。别的不说，只看史料上记载下来的李家父子兄弟间讨论过的对付彼此的手段，全都是局限在私下里、家族内部，从来没人想过要把对方送去公开下狱审判定罪——某种程度上，那种做法是对整个皇室家族的侮辱了。　　正因为李世民明知父亲宁可当场赐死自己也不会把自己送去“下法司案验”，他才提出这种方法来表示“我不服”，也可以说就是成心和父亲顶牛对着干了。而他这种态度，显然不是为人臣为人子者应该有的——其实李渊对他的责骂并不算是多么严重的事，既不在公开场合，更没有说要因此处罚黜落他，本质上，只是父亲对儿子的警告而已。按照儒家“小杖受大杖走”的道德准则，小李就应该默默忍受下来，叩头谢罪了事，哪怕过后再想法转圜、申明委屈、取得父亲的谅解，都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杨文干事件刚刚过去，十几天之前还发生了“迁都事件”——按照旧唐书的说法，虽然李渊迁都的想法被李世民谏止，但他却为此对小李很“怒”，再加上这一次胡马事件中如此轻易地相信了建成一派的说辞，当时李渊对李世民的反感不悦还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小李更应该谨慎小心恭顺、避免和父亲发生正面冲突才对，但是我们看到的史实却恰恰相反，李世民又一次成功地促使皇帝对他“怒不解”，印象分持续直线走低。　　这事实上也反映出了李世民性格上的一些致命弱点，他不够“圆滑玲珑”，具有成长顺利的世家子弟特别容易萌发的那种傲气和优越感。一旦他自觉占理，那么即使面对君父这样的强势威压，也不肯过分委屈自己退让。从太原起兵时不择手段说服父亲、到霍邑城外雨夜哭谏、再到上书力止放弃河东、反杀刘、反迁都……乃至最后李元吉向李渊建议杀掉李世民时，列出的头一条罪名就是“秦王常违诏敕”。　　这样的个性，也难怪他和父亲、兄长包括庶母这些某种意义上的“在上位者”相处不好，无法赢得真正的宫闱斗争。反倒自己日后当皇帝之后，他比较能包容魏征那样“犯上”的臣子——因为他自己就曾经是其中一员。　　胡马事件的结局，由于李世民强项不肯服罪，李渊也不可能真的丢他下狱，又没有别的台阶可下，双方一度出现了僵持局面，史书称“上怒不解”。就在这时候，非常巧合的，外面奏报进来了“突厥入寇”的消息。　　这个突发情况，暂时缓解了李渊父子之间的冲突。按照通鉴的形容，李渊马上换了一副脸色，安慰小李几句“你也不要生气啦”之类，命他戴回冠帽（表示不再追究他的罪责），父子一起讨论怎么对付突厥。五天以后，李世民和李元吉一起领兵前往豳州，迎击已经打到长安边上的突厥大军。　　需要说一说的是，因为这个“胡马事件”在两唐书中都无载，而情节又有些看起来不太“合理”之处，比如——李建成想在李渊眼皮底下，用一匹马谋杀马术精良的李世民，这个想法未免过于天真，而李渊前一刻还在雷霆大怒、一听到突厥入侵立刻变脸向次子“屈服”，也未免太没面子没尊严，等等，很多人特别是眼下盛行的翻案风论者就一口断定“胡马事件是假造的”。当然，在他们看来，所有在道德上指责李建成的史料都是造假抹黑——　　那么，此刻我们暂且不去和他们辩论道德问题，我们先试着淡化一下“胡马事件”的道德色彩，隐去“李建成谋害李世民”的指控，删削掉那匹惹祸的胡马，得出这个事件的基本梗概——某天在某个李家三兄弟都出场的公众活动中，因为某些事，李世民发了些不合适的牢骚，被有些人听到，报告到了李渊那里去，惹得李渊大怒责骂李世民。双方争执期间，由于突厥入侵的消息适时传来，事件以相对平和的结局收尾，李渊仍不得不倚重李世民领兵去抗击突厥。　　这个淡化了道德指控的事件梗概，已经完全能够说明三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李渊身边的确存在着一股刻意与李世民为敌的势力，而且这股势力行动很有效率，往往能成功地挑拨他们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