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等人生》笔下的残疾人、精神病、神经症
《均等人生》笔下的残疾人、精神病、神经症
（此文摘自《均等人生》第十章“人生而均等”第二节“决不要说高等或低等”）
２００２年８月，一个全身瘫痪，连话也不能说的残疾人，一个伸不直背，抬不了头，只能全身蜷缩在轮椅里的残疾人，远渡重洋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他就是为参加在中国召开的具有最高水平的全球性数学科学学术会议——国际数学家大会而来的史蒂芬·霍金教授。
时年５７岁的霍金教授任职于英国剑桥大学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系。他从童年起就发现自己的动作不能自如，２１岁以后由于神经细胞病越来越严重而逐渐发展至全身瘫痪，最后只剩下三根手指能够颤动。多年来，他身不能动，话不能说，仅仅依靠三根手指摁动着轮椅上的语言合成器与外界进行交流，然而他所创造的成就却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成为当代世界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一个残疾程度如此严重的人，创造的成就却比大多数身体健康的人更为卓著；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掩饰住残疾外貌的人，却让所有健全的人们衷心地爱戴。当他在中国，在全世界，在他所到之处受到人们自发的欢呼和敬仰时，谁说身体残疾的人比不上身体健全的人呢？
教授的母亲和教授的助手尼奥都说过同样的话：疾病给史蒂芬·霍金带来了不幸，但是疾病也使他能一心一意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之中。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没有翅膀的飞翔，比天使的姿态更接近天堂。
霍金教授在访问中国浙江大学时，人们发现，他回答一句简单的问话也可能要花上十多分钟的时间，可想而知他撰写科学著作时是如何地艰难。但是，当有人问他：“如果您没有残疾，是否认为自己会取得更大的成就？”他的回答却是：“我认为我的残疾对我的科学研究没有多大影响。”
事实上早在１９８７年，霍金在英国运动神经细胞病协会会议上就明确地说过：“在我的残废越来越严重的同时，我的科学声望也越来越高。”
正如俗话所说：“聋哑人眼尖，瞎盲人耳聪，无腿人手巧，无手人脚灵；身体健全的人淡淡泊泊、平平庸庸。”大部分的残疾人不但能够自立，而且能够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也许在身体的某一部位残疾了，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具备了比一般人更优秀的品质。残疾人不仅值得人们同情，更值得人们尊重，他们与正常人一样，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一个从１２岁起就浑身关节开始变形，肌肉开始萎缩直至近乎全身瘫痪的农村姑娘，在连咬苹果都很费力的情况下，凭着自学，为人们翻译了大量的外国科普作品和文艺作品。她是中国陕西省的唐小玉，许多健康人望之有愧。
一个１１岁失去双臂的青年，仅凭着嘴咬着笔杆写字，在世界残疾人书画展中获得金奖。他是中国云南省的书法家和志刚，许多健康人望之有愧。
一对聋哑夫妇用哑语讲故事，用小纸条讲事理，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他们是中国天津市的孟克坚和王玲，许多健康人望之有愧。
一个１９岁的战士，被战争夺去了四肢和一只眼睛，他不在荣军院里安度余生，却选择了一条自食其力的生活道路——回乡务农。他不仅奇迹般地学会了生活自理，而且还带领乡亲们改变着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晚年还写出了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和一部传记文学《男儿无悔》。他是中国山东省的朱彦夫，许多健康人望之有愧。
一个先天严重残疾的“半截人”，出生的当天就被医生断定活不过２４小时。但是他不仅活下来了，而且在没有双腿，连假肢也不能安装只能靠双手走路的条件下，却获得了乒乓球、橄榄球、游泳、跳水等运动项目的二级教练员称号，并获得残疾网球赛的冠军。从１９９６年起他还登上演讲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激励人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他先后到过一百多个国家演讲，被人们誉为世界级的“激励大师”。他是澳大利亚的青年约翰·库缇斯，许多健康人望之有愧。
一个１７岁的盲人乞丐端起自己讨钱用的破碗，将碗里的钱全部送给了一个因丢失钱包而正在大街上失声痛哭的乡村老人，她的善举，震撼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灵。这个盲人是中国四川省的张蓉，她的善心和爱心让许多健康人望之有愧。
中国山西省有个刘海峰，从６岁起，他的前额开始突起，视力也逐渐减弱，他被诊断患上了一种罕见的“脑垂体恶性纤维组织瘤”，各地的医学专家们束手无策，随着病情的加重，他的相貌也越来越显得和常人不一样。但是，无法抗拒的疾病和困难使他更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也使他更珍惜生活的每一天。几乎失明的他，心里却无时不充满了灿烂的阳光。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０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百姓故事》报道了刘海峰的事迹，３０岁的他面对采访的电视镜头说：“我不认为自己是残疾，我认为是拥有了别人没有的特征。”海峰还说：“孟子曰：‘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正在像孟子说的那样，正在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前所未有的人。”
刘海峰遭遇的疾病值得每一个健康人为之同情，而他那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更值得每一个健康人向他致敬。
面对许许多多的残疾人，许许多多的健康人望之有愧。当人们嘲讽残疾人的外表时，是否首先要嘲讽自己残疾的心灵。
２００２年８月，还有一位耀眼的明星为参加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来到中国。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的数学家约翰·纳什。
约翰·纳什博士四肢健全，五官端正，他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残疾人”，但他遭遇的磨难却更多更苦，因为他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常被人们称为“癫子”“疯子”的精神病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常被铁锁禁闭在房子里或者被绳子捆绑着甚至被带上镣铐扔在屋角之中。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不仅要承受疾病带给他们的痛苦，而且还要承受人们给予他们的莫大的歧视，遭受旁人、邻居乃至过去的同事或者熟人们在公开场合里投来戏弄、讥笑、冷漠、回避甚至鄙视的目光。约翰·纳什也遭受到了类似的命运。
当约翰·纳什３０岁，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遭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困扰，幻视幻听使他终日不得安宁。他告诉同事们，居住在另一个银河系的生物给他发来了密码信息；他给外国元首、大使写信，声称正在组建世界政府，希望各国首脑与他磋商；他还宣布自己将出任南极洲皇帝；他胡子拉碴，长发披肩，目光呆滞地游荡于街头巷尾；他强行与才貌双全的妻子艾利西亚离婚；他辞去人们羡慕的工作；他到国外要求政治避难；他要求放弃美国国籍……最后，直至被警察抓住遣返回国。
纳什就是这样被严重的精神病痛苦地折磨了三十多年，也被无知的人们冷眼歧视了三十多年。只是因为深深爱着他的艾利西亚能够完全理解他，虽然被他离弃却仍然紧紧地伴随着他保护着他，才使得纳什的病情不断减轻并重新走上了大学讲台。
约翰·纳什获得诺贝尔奖的过程也是经过了几番周折。尽管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早在１９８３年就已经注意到纳什的博奕论对现代经济的巨大影响和作用，纳什均衡也被实践证明是对社会行为规律的发现。但是，由于纳什所患的精神分裂症使他的行为不为人们理解，而耽误了奖项的颁发。为他申请奖项的教授曾经为此专门提出质问：如果一个癌症患者可以得奖为什么精神病患者不能得奖？直至纳什的数学论文发表四十多年以后，也就是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６６岁的纳什博士才终于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真是：自古英雄多磨难！
荷兰画家凡·高也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但他却同时又是人们熟知的一位旷代艺术巨匠。据说他每“疯”一次就有一次创作高潮，人们认为这位天才画家留下来的艺术作品，实际上都是他一次一次“发疯”的结果。虽然他的一幅作品现在的售价可以高达数千万美元，虽然崇拜他的人现在是多得不计其数，但是，他活着的时候却一直处在贫困和孤独之中。因为患有精神分裂症，他一生被人误解，受尽了旁人的歧视和冷遇。３７岁那一年，凡·高终于忍受不了人间的苍凉而愤然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疯子，一个与友人争论艺术时会一怒之下用刀割下自己半只耳朵的疯子，虽然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多年了，但是人们却没有淡忘他，反而，人们对他越来越崇敬——人类的艺术大师——凡·高。
其实，科学家们早就认识到，“精神病”与“天才”常常共集于一身。不仅在精神病患者当中不乏纳什、凡·高这样的天才，在许多知名的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一生中也都出现过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就是在许多聪慧过人、智商明显偏高的普通人群中，也都或多或少地伴有某种“怪异”的精神症状。人们常见的关于“白痴学者”的报道，也不能不说是“精神病”与“天才”结合的一种侧影。事实上，精神病学家也明确地告诉人们，在与精神病患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当中，很可能存在着“天才”“怪才”或者说存在着“特别聪明”的人。有的科学家甚至干脆地说：没有精神分裂症就没有智慧的人类。
当“精神正常”的人们耻笑、漠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时候，不知是否想过，没有自己先辈的精神分裂症，就没有自己今天耻笑、漠视他人的能力。
歧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是残疾的社会；歧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是心灵残疾的人。
“神经症”是一种常常被人误认为是“精神病”的常见疾病。它与精神分裂症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精神障碍。但是，由于神经症也是一种精神障碍，并且它的症状与精神分裂症的早期症状有着相似之处，因此常被一些人混淆。一些不是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症患者因此遭到人们的白眼，更多的神经症患者因此不敢去寻求心理医生的治疗，害怕受到别人的歧视。
但是，一个公司的老总却这样说道：“如果人事权能由我一个人决定，我就要专门从神经症患者中去选拔人才作为公司的骨干力量。”他的理由是：神经症患者虽然具有固执、急躁、敏感、好提意见等等难以驾驭的缺点，但是神经症患者也往往具有聪明、能干、对工作精益求精、勇于舍命拼搏的敬业精神。神经症患者的身体看上去常常是虚弱的，但他们做出的工作却往往比一些体魄健壮的人更多更扎实更出色。好提意见固然是件令人难堪而棘手的事，但是，国有烈臣不败国，家有倔子不败家，公司里若无人敢提意见，这个公司就会一天天衰败。
虽然这位老总认为神经症患者一定强于非神经症者的说法有些偏颇，但他的分析却不无道理。因为一个能做出不同凡响事情来的人一定具有不同凡响的某些“怪僻”；一个没有“怪僻”只会人云亦云的人做出来的事情绝不会有独到之处。
我们没有理由说哪一种身体状况的人一定是最好的人，哪一种身体状况的人一定是最不好的人，因为有此长处者必有彼短处，惟一的差别只在于个人主观上的努力与不努力。
有一些疾病是明显的，有一些疾病是隐蔽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致癌基因一样，谁都不能说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在人才招聘、使用、培训和提拔过程中的健康歧视应该休矣；把人按相貌、疾病、年龄、性别分为三六九等的行为应该休矣。人生而均等，能够把工作做好的人就是最好的人。
５岁时就高位截瘫的哲学硕士，一代青年的楷模张海迪在与其丈夫王佐良共同翻译的《达尔文的蚯蚓——亚当·菲利普斯论生与死》一书中有达尔文的这么一句话：“决不要说高等或低等。”
“决不要说高等或低等。”这句话是达尔文针对“所有生物中最卑贱的”“和死亡、腐烂及低贱联系起来”的蚯蚓而说的。书中说：“蚯蚓是维护地球、保持土壤肥沃的。”“蚯蚓这种卑微的生物把废墟掩埋到新鲜的泥土下面，使荒废的大地重新焕发生机。”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这是地球上所有的植物和动物要长久地生存下去就不可缺少的工作。而这一伟大的工作却只有蚯蚓才能完成，其他的生物即便能做也不会去做。决不要说高等或低等，如果没有了“低等”的蚯蚓，其他“高等”的生物也就不得生存。
失去了四肢和一只眼睛的朱彦夫也自喻为蚯蚓，他写的自传体小说《极限人生》曾取名叫《血蚯》。他是这样解释的：“蚯蚓是个低等动物，也无手无脚，可它还能松土肥田呢。我有血有肉有感情，我就要在人们板结了的思想上松松土。”
“低等”的蚯蚓要为“高等”的人类松松土，这是“低等者”的自豪也是“高等者”的羞耻。
蚯蚓也许是卑微的，但它同时也是伟大的。比起那些自称高贵，却只会砍伐树木，破坏水土资源，让他人的思想板结的人来说，蚯蚓一点也不卑微。
“处在最低层的那些生物，能够把那些处在最高层的生物所宣称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得尽善尽美。”②
有“缺陷”的人们，努力地发掘自己已经知道和还不知道的长处吧，你们一定不比别人做得差。
“残疾人”的概念其实也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在一般的含义下，“残疾人”只是专指那些在肢体上、器官上或者智力上有明显残疾症状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有不少的人在肢体上、器官上或者智力上虽然没有明显的残疾症状却有着多处隐蔽的，这样或那样的残疾症状。例如高度近视患者、全色盲患者、类风湿病患者、中风偏瘫患者、癌症患者、艾滋病患者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慢性病患者，他们的残疾症状虽然不能轻易地从外表上看出来，但是他们同样也遭受着极大的痛苦，他们其实也可被称为“残疾人”或者“亚残疾人”。
还有不少的人生理上也许没有残疾症状，但心理上却有着残疾症状。例如各种精神病患者以及各种严重的神经症患者，他们长年累月地失眠、焦虑、恐惧、抑郁，他们不仅要忍受着疾病的折磨，而且感受的各种痛苦还只能压抑在自己心中不敢向别人吐露。当自杀成为中国人的第五大死因的时候，这一类疾病又是导致自杀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而在这一些人中却有不少人由于恐惧于他人的歧视和社会的舆论，宁愿承受着疾病的煎熬甚或选择死亡之路而不敢前去求医。这些因心理疾病而残疾的人难道不同样值得人们的同情和救助吗？这里的精神病患者是否也可以被称为“残疾人”，那些严重的神经症患者是否也可以被称为“亚残疾人”。
当然，更有一些人也许在生理上或心理上都无残疾症状，但他们的心灵却是严重的残疾。例如那些自以为身体健康，仪表堂皇而瞧不起“残疾人”的人；那些凭借着自己壮实的体魄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人；那些凭借着自己年轻健康的本钱被录用被提拔却干着违法犯罪勾当的人，他们是否可以被称为“心灵残疾人”。“心灵残疾人”的前景比其他的“残疾人”前景更危险。
如果有谁不承认自己属于上述任何一种残疾人，但他却不能否认自己是“后备残疾人”。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统计，２００２年中国共发生各类事故１０７万余起。谁也不能保证飞来横祸不落在自己头上，能够不在事故中丧失生命，能够在事故之后被人称为“残疾人”就是幸运。
人生虽然千差万别，但是，都有“残疾”却是相同的。只是“残疾”的部位，“残疾”的程度或“残疾”的时间不同而已。正如约翰·库缇斯所说：“每一个人都有残疾，只是我的残疾被人们看到了，但是，看不到并不说明不存在。”
决不要说高等或低等，人生而均等。
上帝不会偏爱任何一个人。他用不同的疾病和不同的苦难考验着每一个人，然后根据人们吃苦的程度分别给予相应的智慧和成就作为补偿。因此，凡是有所成就的人必是吃过大苦的人。
先辈们说：“苦难是人生的老师”“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假若有人连痛苦的滋味都不知道就走完了人生，这样的人是最悲惨的人。
不懂得痛苦的人如何能懂得幸福？懂得一点点痛苦的人如何能懂得很多的幸福？只有懂得很多很多痛苦的人才能懂得很多很多的幸福。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获得很多很多的痛苦和很多很多的幸福。
朱彦夫说：“什么是幸福？一顿饭不管用什么方式，只要能吞进肚里就是幸福；上厕所不从座位上掉下来就是幸福；用假腿走路，不摔破头就是幸福。……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生活里的一切都不用人帮，我自己做！”
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命运的袭击，任何人都有机会与命运抗争，但最终是否能够战胜命运，首先要看是否能够战胜自己。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被疾病困扰的人值得人们同情，自强不息的人更值得人们崇敬。
荒野里传来一声清脆的竹笛，吟子合着笛声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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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阳春笋人人爱，
& 宠为筵中一碟菜；
& 落泊羞竹无人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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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霜斗雪自成材。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北京市大兴区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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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残疾人康复、教育与就业要走自己的路(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
来源：中残联
　　辽宁省残联是全国第一个成立的省级残联。省和民政厅的同志介绍了辽宁省今年的政治、经济形势。辽宁的改革经常有新东西。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辽宁省的残疾人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历届省长、厅长都比较重视残疾人问题。现在百分之八十的乡已经有了福利工厂，城市社会保障网络也有一些好的经验，聋哑学校目前筹建比较积极，其他各方面工作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是做残疾人工作的，所以想多讲点残疾人的事。
　　残疾人是社会上特殊而困难的一个群体。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残疾人；自从有了社会，就有了残疾人的社会问题。社会如何对待残疾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之一，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综合反映。
　　残疾人有功能上的缺陷(或者听不见，或者看不见，或者走不了，或者拿不了)，这个缺陷在个人生活和在社会生活里给他们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建设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使这些人和其他人一样有平等参与的机会，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同时，他们本人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当然，主要是社会要为他们创造条件。我说的不是西方那种福利社会的条件，而是给他们创造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残疾人一般具有顽强的意志。因为他致残之后，就直接面临着困难，不奋斗他就活不下去。这种环境锻炼了他们，使他们比普通人更顽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但是大多数是如此。残疾人只有努力才能生存下去。两千年前，孟子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这就是说，人要做些事情，总要经受磨难与锻炼。在中国古代，像左丘明、孙膑、司马迁等优秀人物都是在逆境之中锻炼出来的，而且都有杰出的成就。解放以后，有吴运铎、高士其这样的人物。八十年代出现了张海迪和老山战斗英雄等一大批人物，在社会上影响相当大。在国外，贝多芬是聋人，罗斯福是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又盲又瘫，他们在我国影响也很大。这样的人物相当多，都是在困难的条件下锤炼出来的。残疾人有没有能力呢？有没有劳动能力呢？我觉得，除了“植物人”以外，都有一定劳动能力，就看你给他提供什么条件了。比如瘫痪的同志，表面上看似乎是没劳动能力了，但只要创造条件，还是有劳动能力的。有没有劳动能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变化的。　
　　我前些日子接待一位美国客人，他是全瘫，手一点也不能动，只能脖子动和会说话。但他用下巴颏操作，开着车全世界到处跑，是西雅图残疾人的领袖，各大公司、财团都很拥护他。他也曾一度失去生活信心，但终于重新鼓起生活勇气走向社会。只要社会给他条件，他就会有所作为。王震同志几次跟我说：“残疾人了不起，能够作出贡献，有很多先进人物。”所以我希望各位“父母官”要了解残疾人，只要给他们一定条件，他们是有能力的。
　　我们要理解，广大残疾人是渴望工作的。我曾和一些残疾人探讨：每月给你一百块钱或给你找个每月挣五十块钱收入的工作，你选择哪个？他说他选择后一个。道理很简单，他认为这是自己挣的，是劳动所得，不是吃国家，而是为社会做贡献。有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地位，才会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家庭地位。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如何应该重视这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是将残疾人养起来，美国财政预算直接用于残疾人的为百分之六，比重虽然较小，但他们财政收入基数大，所以很可观。欧洲国家普遍为百分之十以上，挪威最高，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十八。美国人很自豪，说美国是残疾人的“天堂”：有些停车的位置总统都不能用，残疾人能用，有些座位总统不能坐，残疾人能坐。
　　为什么我经常呼吁这些事情？我认为这是有关人道主义的问题。有关残疾人的问题，各国都非常重视。我在北京经常接待一些国外领导人和他们的夫人。这些人一来，不看别的，就看如何对待残疾人。我们国家应该进一步重视残疾人事业。一九八五年全国党代会讨论和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把社会保障提出来了。我们国家这几年发展的特点，我认为有两点：一个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一个是经济发展比较快。根据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国民收入三百美元到一千美元，是社会上比较乱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从温饱过渡到“小康”这个时期，人们的社会需求多样化，这就带来了新的矛盾。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时候，分配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失衡。某一部分人收入提高比较快，一部分人收入提高比较慢。往往伴随着物价上涨，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不平衡现象。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经常发生一些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甚至会出现流血的、不流血的政变。现在尽管生活水平提高了，群众的不满情绪还是存在的，应该看到这一点。同志们都是“执政者”，应该看到这种情绪。所以在这个阶段，稳定社会的问题就会提出来。你不稳定社会，社会就会报复你。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快”是人们的希望，但“快”带来的问题我们要解决，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这也是我国进行改革的时期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深化，但是一些影响群众的基本步骤，目前还没有真正动起来。比如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职工队伍调整问题、物价问题、住房问题、原材料价格问题都在动一点，但没有大动。这些问题只要一大动，就会直接影响群众情绪。现在辽宁的物价也是个大问题嘛！全国党代会上也曾提出这个问题，这还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往前进行的过程中总会付出代价。大的失误我们能够避免，小的失误却是难以避免的，中的失误也很难避免，总会有点。就是没有失误，也不可能把每个人的利益都照顾得圆满，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受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党政工作干部要有承受能力。国家要发展，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特别重要的。若是掉以轻心，就会极大地阻碍经济发展，也会阻碍改革开放进程，直接影响振兴中华民族的步伐。搞好安定团结，除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保障问题。所以，从现在起要十分注意社会保障问题。
　　五十年代工人、农民拥护共产党，那种局面是怎么来的？人民当家作主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当时生活改善了，保障跟上去了，没有后顾之忧。农民分到了土地，干活有劲头。有了生活保障，才能促使政治热情在长时间内持续高涨。这就告诉我们，当今必须十分重视社会保障工作。这里就有残疾人这一块。占人口百分之五的残疾人和他们的亲属加起来，大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二十，有两亿人。多数残疾人家庭由于残疾人的存在，精神上、物质上的负担是很大的。这就是我们强调做好残疾人工作的重要原因。　
　　随着社会的发展，竞争机制的出现，残疾人面临一种新的冲击。残疾人会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所以，残疾人工作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少的。从精神文明建设来讲也是这样。残疾人自强自立的精神就是一种根本性的精神文明。激励、宣扬这种精神，就是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对张海迪的宣传，社会效果不错，对老山战士的宣传也是好的。五十年代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著作，可以说造就了一代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现在的先进典型，先进模范人物，宣传出去，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果。我们促使整个社会来关心残疾人，特别重视向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教育，这就是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现在的孩子从小是独生子女，不懂得关心别人。要让他们懂得理解别人、尊重别人、关心别人，这都属于人道主义教育的内容。通过残联这方面做，孩子们容易接受，家长也容易接受。有一位小学老师带领小学生开展关心残疾人的活动，家长来找老师说：“谢谢老师，我的孩子从来就不知道关心别人。昨天他去帮助了残疾人，知道关心别人了。”他们非常感谢这位老师。
　　残疾人由于残疾的磨炼，蕴藏在他们内心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是可以启迪健全人的。同时，健全人关心帮助残疾人，有助于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发扬中华民族扶残济弱的优良传统。
　　无论从改革开放的角度上讲，还是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讲，做好残疾人工作，意义都是很大的，希望各位充分认识这一点，在自己的辖区内将残疾人工作做得更好。　
　　现在，我们对残疾人组织做了些调整。全国残疾人联合会和地方各级残疾人联合会，目前正自上而下逐步建立。这是适应改革的要求，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从国家大局和残疾人利益出发考虑的。
　　对残疾人工作，各位领导要从组织上和其他方面给予支持，同时，要靠大家动员社会来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政府各部门之间应该互相协调好。我在北京跟劳动人事部的同志谈，有关招工的规定不大合理，把体检标准订得过严，这样许多有能力的残疾人都不能被录用了。有些农村小学教师教得很好，有不少是优秀教师，就是身有残疾、不符合体检标准，不给转正，不给提级，这样的现象很普遍。我接到很多这样的信。这样的体检标准不合理，实际上，把残疾人推到社会之外去。还有些残疾职工，本来是企业应当安排的，你把他从企业推出去，让他去找政府，使政府为难。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希望各市关心一下这方面的事情。　
　　就业是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关键。但是，现在改革管理体制，又有新问题。沈阳有两家厂子宣布破产，亮了黄牌。他们跟我说，有两个残疾职工怎么办？民政局收起来了。我不太同意这种简单“收”的办法。当然，你们这样做也就做了。但应当设法用其他办法解决，因为现在就两名残疾人，好说，如果增多，民政部门收得了吗？这不是个持久的办法。
　　过去，抚顺钢厂残疾人整天找厂长，闹得没办法。办了福利工厂，大家都满意了。抚顺还有个经验，就是大厂带福利厂，福利厂围绕大厂(指为大厂生产辅助产品或劳保用品)。无论在技术上、产品上还是管理上，都可以帮带，同样有经济效益。谁也不受损失，大家都获益。辽宁提出要多渠道、多层次安排残疾人就业，提出了五个层次，总结得不错。咱们社会主义国家对劳动力安排应有政府干预，将来劳动力市场形成以后，有没有共产党了？有没有社会主义了？有没有政府的干预了？我看还是有的。我们面对着这些新情况，应该用新办法解决。不解决，矛盾就要转嫁到我们自己身上，转嫁到政府身上。面对新问题，要主动去解决。我去太原钢厂看，有些同志跟我讲，太钢建立了福利工厂，安置了残疾人，家长带着孩子来叩头，说是“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事情并不大，花的钱并不是很多，事办得非常好。职工稳定了，新的生产力出现了，新的利润出现了，完全可以做到公平与效率结合。既让残疾人像健全人一样有劳动的机会，又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举两得。抚顺、太原的经验，希望大家重视。
　　对于一个残疾人来说，就了业，就意味着自己社会地位的提高，正如一位残疾人说的：“就连我在家里都神气了，父母、弟弟、妹妹对我都好多了，家庭地位马上就提高了。以前总吃父母的，兄弟姐妹都要负担，就得看眼色了。现在我挣钱了，回家把钱交给父母，不只是家庭地位问题，还有政治、社会地位问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在就业问题上，往往有这么一种观点：“好胳膊好腿的还就不了业呢，何况缺胳膊少腿的。”我们的干部中不是没有这种看法的。这种看法非常可悲。共产党就是为群众服务的嘛，打天下就是为群众。我们不能把残疾人看成等外人，看成“二等公民”啊。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安排一个残疾人就业，往往比一个健全人就业更重要。对一个普通的青年来说，他能不能就业，是一个就业和失业的问题；对一个残疾青年来说，是一个生和死的问题。有位家长说：“我都六七十岁了，孩子三十多岁了，我还养活他呢，我要死了怎么办？”一个有志向的残疾人，不能就业，不能为国家作贡献，老吃着父母的钱，老靠国家，思想压力是很大的。我跟许多残疾人谈话，问他们：有没有过死的念头？回答使我很吃惊，百分之百的人说：“有过。”所以，能否使他们就业，不只是就业和失业的问题，而且是生与死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有句话，叫“人命关天”。不是所有残疾人都想死，但都郑重地考虑过生死问题。因为他们遇到的挫折、苦难太多，令人难以想像。我前两年处理过一件事情。太原市的一个按摩班的残疾学生，毕业后分配到某矿务局医院做按摩工作。但就是不给他安排工作。只给他一份生活费，不让他上班，说是影响医院的“形象”，就这么个理由。这孩子有理想，要求劳动，却不给他劳动的权利。几次上访，母校也替他说话，就是不行，最后这位残疾人焦虑过度，心力交瘁而死。我希望我们的领导能体察残疾人的这种焦灼与痛苦，避免类似悲剧发生。
　　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政府，不要无视残疾人工作！不要采取冷漠的态度，要促进社会观念的转变，要使残疾人得到平等的权利与机会。这是意义深远的工作。我们的领导人要具有人道主义的素质。　为了促进残疾人就业就要抓残疾人教育。教育是个战略问题。从现在开始投资抓教育，十几年、二十几年以后就会创造价值，就会提高经济效率，这是长期的智力投资。抓这项事情，要时刻从战略考虑，而不是囿于眼前的困难。眼前谁没有困难？抓住这项工作一定要有魄力，有眼光。
　　康复工作，国外搞得很早很多，花钱也很多。我所讲的，是要抓抢救性康复。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盲人复明、聋童语训是抢救性的。这些事情是有时间性的，放过这段时间效果就不行了，所以叫“抢救性”的。青海是我国经济不发达的省份，白内障致盲的人很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办法是“民政搭台，卫生唱戏”。一方面要做好组织工作，一方面要出经费，民政可从扶贫款中拿一点。虽然现在政策没这一条，但这样做没错，道理很简单，你单单给他钱扶贫救济他，他眼睛看不见，不能干活，吃完就完了。你把他的白内障摘除，复了明，他就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这样的好事要赶紧办。我们国家每年新生聋儿二万到四万，多数都有残余听力，如果不注意早期开发、早期干预，就会“十聋九哑”。这是中国的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落后。有些国家现在已做到“十聋九不哑”。有些人保留了残余听力，如果给他带上大功率的助听器，他可以听到信息，这样就可以教他说话。人的语言中枢的发育是有时间性的，到六七岁就停止发育。在六岁前早康复，早训练，给他们以语言听力的训练，在他大脑发育的过程中给他信号，这孩子就可以说话。这个工作其实很简单，辽宁现在在搞，北京搞了几个点，武汉搞得也不错，有很多地方搞得不错。这些都是“点”，我想应尽快把它变成“面”。北京崇文区一个街道老太太办了个班，培养聋童说话，收了几十个学生，一个学生每月交九十五元钱还挤破门。这样，家长们也愿意，他们不在意几十元钱，只要能让孩子说话。效果还不错。一个街道老太太都能办，而且完全自己搞，不向国家要钱，年年培养聋童说话。如果我们有更多这样的老太太，更多这样的同志不向国家伸手要钱，使我们的聋儿能够说话，这就功德无量。只要把教材发给大家，把方法交给大家，不用花钱，这事也能办。当然，花钱购点设备，建点房屋我看也需要。这种能促成“十聋九不哑”的事，我们为什么不干呢？我看关键在于大家有没有这个认识。起先我也没有这种认识，想不到这一点。后来我们想到了，组织人去学习，回来一干，群众就欢迎。这事就在于工作，用不着花多少钱，而且对孩子们是一辈子的事。康复事业是花钱的事，我赞成搞一点“锦上添花”，但重要的是要多搞“雪中送炭”，要搞抢救性的。希望各地把这当成自己的事来办。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搞出有中国特色的残疾人教育、康复、就业。中国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搞些穷办法、土办法。多花钱的事该办我们也得办，更多的要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我们要实行公共设施的无障碍设计，发达国家的公共设施都是无障碍的，方便残疾人，也方便老人、妇女和儿童。改造公共建筑要花钱，应赶紧搞个法规，把新上的项目搞成无障碍的。这是不花钱、少花钱也能办到的。　
　　我们中国有不少土办法，辽宁也有土办法，而且很有效，群众很欢迎。我觉得我们应走“劳动福利型”的道路，不能像西欧那样，搞个百分之十几的财政预算，把残疾人养起来。我不赞成。“劳动福利型”适合中国的特点。残疾人的劳动力不可忽视。“劳动福利型”的道路，可以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残疾人通过劳动作出贡献，不再成为国家的负担，这对残疾人本身来说是一种质的变化，是最符合人道主义的。我跟外国朋友探讨这个问题，外国朋友同意我这种看法：劳动的权利，贡献的权利，对残疾人来说是最大的人权，是人道主义最好的体现。所以，在这方面要有我们的特点，这样也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它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又能够使社会公平得到实现。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几十年的经验，有各级人民政府，我们还有党的领导。这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手段，国外是没有的。国外就是搞技术培训，法律规定，企业不安排残疾人就要罚款。有些雇主，宁肯挨罚也不安排，残疾人还是就不了业。我们有手段，有条件干好。干好了，我们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在办好福利企业的同时，要实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我们国家财力不足，除了必须救济的以外，我不赞成发补贴的办法。让残疾人劳动、贡献，比发补贴好。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就业，文章要靠各位来做。你们做好了，全国做好了，这项工作就成功了。　
　　关于以“实业养事业”，沈阳正阳街道的影剧票厂和工疗站就很好。这样就把事业带起来了。我们各级残联，都可以搞点福利企业，既可安排残疾人就业，又有点利润，可以贴补政府拨款的不足。各位市长要算算这个帐，你的财政也很紧张，该花的钱也得花，但这种可以不花钱的事为什么不干呢？比如说办点福利企业盈利了，来养残疾人事业。当然还不能全养。把基层搞活，选些好干部进去，自己就把自己的事业养起来了。国家要给点人头费，在政策上给予支持，让它先活动起来，有点经济收入，他也有积极性，就不会整天跟你要钱了。这样走出一条“实业养事业”的道路，可为国家减轻负担，为政府减轻负担，为社会减轻负担，同时能为残疾人创造新的环境，整个精神面貌也会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土办法。我们希望各市都这样做。
　　沈阳市正阳街道的工疗站办得很好，街道、居委会关心、支持，民政、卫生部门密切配合，群众有积极性，经济上有福利工厂作依靠。在一个区域里，形成一个社区服务、康复网络。这是中国的又一特　　点。国外提出社区康复很早，观点是先进的，但他们很难做到，他们的社会是散沙状的。我们的社会是一团一团的，是“团粒”结构。在这“团粒”里面做文章，以政府为主导，民政、卫生和其它方面的工作互相配合，经济上，乡镇企业、街道企业和福利工厂给予一定的支持，依靠群众的积极性，采取有偿或无偿服务方式，把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就地就近解决。服务到家门口，服务到家里去。这种事你们已经办了，有了“雏形”了。我们要总结这些经验，把这个事情办起来。不用伸手向上面要，就在自己的内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件事搞起来，世界上最先进的社区服务和社区康复就会在中国实现。
　　中国残疾人事业的重要特征，概括起来说，我觉得有这样三点：一点是“劳动福利型”，一点是“以实业养事业”，一点是“基层社会保障网络”。这些是值得干的，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土办法，也可以说是穷办法，没有钱逼出来的办法。但我认为这是最可行的，也包含着先进的东西。今后可能还有新的东西出现。我们应当敏感地抓住这些东西总结推广。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ZW(〗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八月。我看前面讲的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辽宁省无论是安排残疾人就业，还是以实业养事业，组织基层社会保障网络，都有经验。今后还可以不断完善。我们在实践的基础上搞一整套土办法、穷办法，这样就把残疾人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做残疾人工作，不是搞又大又洋的东西，搞得大家受不了，而是从实际出发，搞切实可行的东西。你们这么办，就一定会有成效。你们可以进一步试一试。当然不要搞“一刀切”，不要搞“一窝蜂”。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有点压力的。比如，工疗站的事情是不是应该更普及一些？聋儿语训是不是可以多搞点？给点压力，请你们多实践。这种事就是要下功夫干。中国不就是人多、干部多嘛。我们有这个力量。所以，最后我想强调一点，各市县建立残联，你们要选拔得力的干部，要派有开拓精神、有活力的干部到残联去工作。要是选拔没有活力的干部，将来被动的是你们自己。要选这样的干部去，你把工作交给他，他就可以把这项事业搞得很活，你就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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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邓朴方同志在辽宁省、市领导和机关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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