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丁立：务实地走向强而不霸理想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认为，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根源在于价值观，而它同中国的合作基础在于务实。从长远看，中国需要务实地走出一条强而不霸的大国崛起之路，才能根本上化解两国的猜疑。
第一财经日报：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是什么?
沈丁立：这个需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讲。从中国方面来说，核心议题就是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即台湾问题，但美国认为它的干涉包含了道德的因素。从美国来看，现实的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这影响到它国内的就业等多方面的经济和民生问题。但是这些都是表面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是双方互不信任。
美国根深蒂固地对中国存有疑虑，目前对中国采取的是比较务实的态度，武力冲突会对双方造成很大的伤害，它不愿意，所以转而采取跟中国合作的办法，在获取实际利益的同时，逐步改变中国的想法。总的来说，美国是以自己的善恶观为依据制定出目前这种对华政策的。
日报：你说美国对中国心存疑虑，但目前美国的主流舆论似乎认为，在2008年之前中国外交政策比较温和，在地区事务上处理得很好，你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沈丁立：这是对中国外交政策效果的评价，不等于对中国动机的判断。很多美国人并不认为我们相信和平，他们认为中国追求和平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不是出于对和平本身的信仰。他们觉得当中国力量弱的时候，出于务实而采取韬光养晦的政策，而今天中国实力强了，就没有必要韬光养晦，就会像美国一样高调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些人认为，美国必须要发展强大的武力，中国实力弱则可牵制中国，中国强大了仍然能够威慑中国。
日报：那你对胡主席此次访美的成果持乐观还是悲观预期?
沈丁立：虽然我们都期待着中美关系朝好的方向发展，也乐于看见双方能够在更多领域取得共识，达成务实性成果，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胡主席一次访问不可能改变很多美国人对我们的看法。我要强调的是，中国和美国对彼此都有各自的既有看法，这种看法是我们多数人不愿意去了解去面对的。我们多数人认为美国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家，只要我们强了它就会服软，但是我们多数人忘了美国同样是个理想主义的国家，它出于一种固执的价值观而对中国心存疑虑，中国的强大并不是美国服软的充分条件。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去认识、了解和正视这一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关系中的症结。
日报：那双方这种既有认识上的矛盾能够得到调和吗?
沈丁立：可以的，这需要改变双方相互认识的方式。
就中国而言，首先要在行动上让美国相信中国的行为是和平的，相信中国追求和平不仅因为和平对中国有利，而是因为中国确信和平是对人类有利。但是，我们近两年的一些过于自信的做法让美国认为，恰恰是中国的行动证实了它对我们的猜疑是对的，所以中美改变相互之间的看法的过程受到了阻碍。
按照美国理解，相信和平的中国应该是越强大越谦卑，现在看起来却好像是越强大越霸道，于是美国认为原先假定中国崛起对它没有好处是对的，如果这种认识得不到纠正，美国有可能越来越相信中国的崛起对美国没好处。
日报：针对这种状况中国应该怎么做呢?
沈丁立：不管美国怎么样都要坚守和平道路。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和平崛起创造新的国际关系范例，不必再重复历史上国强必霸的老路。美国则应坚守不管中国崛起如何迅速，美国都不应霸道的底线，要营造“国际关系是有希望的”这样一个氛围，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做。
举个例子，目前美国就用国内法《与台湾关系法》凌驾于《联合国宪章》之上，对中国国家的主权进行干涉。美国这种做法是利己主义：如果遵守国际法对我有利，我就拿国际法来压你，但如果遵守国际法对我不利，就说我的国家利益至上，国际法不重要。美国的这种做法，同样让中国觉得美国不是一个真心信奉和平的国家。
美国长期霸道，美国的霸道是不准别的国家霸道。现在美国把中国看作一个本性上不相信和平，而只是用和平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国家。过去美国用它的武力塑造了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现在美国认为中国想在东南亚一带、中国南海一带制造一个中国治下的和平(Pax Sinica)目的还是和平，只不过这个和平的定义是由中国来写的。因此去年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些矛盾。
日报：这种互不信任的僵局有可能被打破吗?
沈丁立：可以的，那就是中国的国家实力超过美国。
现在我们国家实力，2009年GDP是5万亿，美国是14.4万亿，我们是它的34%，美国今年恐怕要冲15万亿，我们冲6万亿，我们会达到美国的41%。我们的军费占GDP的1.7%，美国GDP是我们3倍，它的军费占GDP的5.7%，基数大百分比又大，所以它的军费是我们的9倍，等到我们GDP比它还大，而我们敢于用同等甚至更高GDP占比的军费来建设我们的军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在军力上就会超过它。
目前我们强调中美有很多共同的利益，让我们一起维护共同利益，虽然彼此之间的疑虑不能在短期之内解决，但双方还得要来往，还得稳定和发展关系。
所以胡主席此次出访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增信释疑，稳定发展双方关系，不能使中美关系出现倒退。
日报：那你觉得这次访问的基调就应该是“稳定两国关系吗”?
沈丁立：应该说是维护和发展。维护就是稳定，因为去年出现了一些倒退，所以我们现在要守住底线。
目前中美之间有三个问题短期内不可能改善，一是太空武器，二是海洋争夺，三是互联网攻击。但什么地方可以改善呢，一个是全球治理问题，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能源合作、环境保护等方面，另一个是关系到美国民生的经济方面，如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中美在这些问题上可以达成默契，确保彼此关系处在正轨上。我们的目标是构筑相互关系中的信任，让美国感觉到中国是很诚恳的，让美国觉得虽然中国的发展给它带来了压力，但是也带来了机会。
日报：你预计双方在朝鲜半岛等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上将如何进行立场协调?
沈丁立：虽然我们的目标是既要弃核，又要稳定，但实在弃不了核，起码要保持稳定，稳定不是说不谈能够达到的，而是要通过谈来达到的，所以六方会谈还得继续谈，双方在这个方面是有共识的。
美国认为中国在半岛局势紧张之初发挥作用不够积极，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令双方的互信有所丧失。但在韩国坚持要搞第二轮军演的时候，朝鲜说不值得反击，没有兑现它第二轮、第三轮甚至包括核圣战的威胁，美国知道这次中国起了作用，维护了地区稳定，美国很认同中国这种做法。
所以这次双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定会谈加强稳定，包括继续谈朝鲜弃核。
日报：你觉得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在这次访问里面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沈丁立：会起到作用，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基本规律，但是人的特殊作用，可以在基本规律以外还加上一些个性。
奥巴马在中国政策上采取了“先礼后兵”的做法。在2009年上任之后，他先来中国，同中国搞战略对话，而且不见达赖喇嘛，同时把给台湾的武器压了一年，这个都是把炸弹往后面移，希望得到中国的回报，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第一年中美关系比较顺畅。
随着2009年12月在会谈上双方谈崩，他认为这种“先礼后兵”的做法失败了。他的任期只有四年，他必须在中期选举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告诉美国人民，我对中国先礼的办法是达到效果的。如果没有政绩来说服人民，他就必须要换一种办法，软的不行就来点硬的看看，但是硬的结果让中国感到非常愤怒，民主党也在中期选举中输掉了众议院，这样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利。我们没有认识到，美国之前一年缓和的做法中有个人的因素，虽然美国在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但仍然没有到必须向中国服输的地步，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回到你的问题，这次胡主席去会怎么样，我觉得奥巴马会大摆国宴，好生相待，这样回到老朋友的氛围中，但在具体事务中保持务实的态度。去年中美两国的摩擦中美国损失也很大，他会吸取经验教训，美国实力已经不再卓尔不群了，而且他个人还要寻求连任。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也希望能达成一些得到选民支持的务实目标。
日报：也就是说双方都有妥协的空间对吗?
沈丁立：对，妥协是可以的，因为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都是人为的。美国必须认识到虽然它不喜欢中国，但是它必须尊重中国这个它不喜欢的对手。而目前看来，中国已经完全学会了同一个表面上我们很不喜欢的美国和平共处。从过去两年里边的经验教训来看，我们的实力没有超过美国，虽然这不表明美国就可以继续霸道，但是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可以不克制自己的地步。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有宽阔的视野，虽然我们心里边不同意美国，还是要认真想一想美国这种做法里边是不是也有些道理。这样一来逐步变得成熟，将来我们能够对美国的相关做法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就成熟了。
打个比方，比如我很强大，一个不如我的人在公交车上打了我一拳，我一笑了之不理他，当我们弱小的时候我们不容易做到，但是强大了以后却可以做到，所以现在中国还是需要先强大起来。
日报：你说中国和美国矛盾的解决要等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那么我们如何处理从目前到那时之间的中美关系?
沈丁立：第一，当我们比美国弱的时候我们应该现实主义，不要急于去改变现状，现状是一点一点变的，我们实力强本身就在改变现状。
第二，我们实力增长的过程让美国感到焦虑。中国应该保持和平与合作的姿态，让美国焦虑但不恐惧，借此在不知不觉当中超过美国。
还有一点，超过美国以后，仍然要保持谨慎的姿态，尊重美国的传统地位，展现合作的意愿。
中国要有这种心态，不称霸。现在没有能力称霸去称霸是愚昧，有了能力称霸就称霸则是重复过去美国的错误道路。有了能力称霸而不称霸，那是真正的和平崛起。
日报：目前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当中有一个大战略或整体思路吗?
沈丁立：我想我们现在没有清晰的思路，并且有几个问题还亟待解决。
第一我们需要搞清楚美国危害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其中的“合理性”是什么;第二我们需要想明白我们到底是热爱和平的还是被迫搞和平这个问题;第三，我们如何疏导美国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忧虑。
这三点第一是换个角度思考美国反对你里边有什么道理，第二是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都很好，第三在想清楚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承认美国也有合理的担心，并着眼于如何才能疏导它的担心。
日报：布热津斯基在《纽约时报》撰文称此次访问堪比30年前邓小平访美，将为中美关系奠定新的基调，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沈丁立：我们一直都强调奠定一个合作的建设性的基调。但是双方对权力的追求，包括美国对全球权力的追求，以及中国政府如同别的国家的政府一样对本国权力坚定不移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如果双方无法改变自己的心态，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构建一个全新的关系模式。
日报：你对这次访问有什么样的期待，你认为双方之间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沈丁立：我还是说要增信释疑，哪怕增不了信释不了疑，目标还是增信释疑。
增信释疑讲到底，就是要让美国相信中国的三个核心利益是正当的。这其中第一个就是党的领导，要让美国相信我们的党不是自私的，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第二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损害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所以中国在谋求自己核心利益的同时要避免让它变成一个不正当的核心利益;第三就是我们的国家领土主权，这些问题都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日报：那美国的核心利益又分别是什么呢?
沈丁立：美国的核心利益也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价值观，美国认为和美国不同类型的国家不会给美国带来安全，所以它也会认为采取不同政治体制的中国的存在是损害美国的价值观的。但美国也很务实，仍然在寻求扩大共同利益并从中受益，这是中美关系内在稳定的原因。
美国的第二个核心利益是国家安全。美国要保卫本土安全，所以美国追求中美合作反对塔利班，反对基地组织，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借助中国的力量来说服朝鲜，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支持对伊朗的制裁。
最后一个核心利益是美国的经济安全。美国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维护自身宏观经济的稳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所以说，虽然大家在竞争，但是不是殊死搏斗零和博弈，这其中存在微妙的分寸。
日报：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问题是结构性矛盾难以解决，你认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缓和余地的?
沈丁立：对，有缓和余地。去年人民币升值了2.5个百分点，如果中国不升这2.5个百分点，中美关系也崩溃不了，但升了中美关系会控制得更好。
有时候为了拴住对方，我不惜吃亏也要给它好处。举个例子，美国2005年通过的《舒曼法案》中说，如果到当年9月份人民币再不实现显著升值，美国国会就会通过法律，使得中国对美国出口平均再增加27.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随后提高了人民币的汇率，这其中的考虑很简单，就是觉得吃一点亏不要紧，但是经济关系不要崩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双方的关系中存在很多内在的稳定性，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强，但是需要双方理智的充分的沟通。奥巴马来是沟通，胡主席这次去也是沟通，大家沟通得好了，双方就可能都不用做太多妥协，彼此觉得各有各的困难，但是对方也尽了努力来帮自己了，这就足够了。
作者：许钊颖
(本文来源：
跟贴读取中...
网易通行证：
跟贴昵称修改后，论坛昵称也会变哦
网易通行证：
复制成功，按CTRL+V发送给好友、论坛或博客。
浏览器限制，请复制链接和标题给好友、论坛或博客。
网易新闻48小时评论排行
评论494105条
评论238011条
评论183828条
评论178824条
评论165417条
游戏直充：
热门功效：
热门品牌：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中国如何强而不霸 - 新闻频道 - 西部网（陕西新闻网）
中国如何强而不霸
时间： 14:30:41
移动用户发送SX到，订阅陕西手机报。早报+晚报，每月3元钱。
　　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所引起的国际实力版图变迁颇有担心，我国多次给予认真回应。近日李克强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也再次予以回应。
　　外部世界的担心，主要基于对历史的理解，因为在过去确实有过无数国强必霸的先例。西方列强往往本身是曾经崛起并且称霸过的国家。它们基于自身经验来预判他国未来的轨迹，其思辨逻辑不难理解。
　　我国宣称自己将是国强必霸的反例，理由是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环境，并基于中国曾受辱的历史经验，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这一逻辑似乎不是很能打动对中国充满狐疑的某些人士。在他们的逻辑中，一个成功的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和平谋求发展，也可利用冲突取得利益。以中国历史而言，古代中国某些时段，尤其是少数民族领导阶段，也有不少开疆扩土之壮举，也许不总是基于和平协商的。
　　然而，西方自身经验并不能决定中国强盛之后必然重走西方殖民的老路。中国早先自身经受屈辱，也不表明将来一定不欺负他国，不然邓小平同志就不必在联大宣示：“中国不是超级大国，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万一有一天，中国也变成到处侵略、干涉、欺负、剥削别国的超级大国，全世界人民就应当团结起来，和中国人民一道来推翻它。”
　　所以，当中国表示和平愿景时，也不妨假设自己未来有可能犯下错误，有可能称王称霸。让外界相信中国坚守和平，确保我国强而不霸，我们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坚信称霸无益于我国发展，只会对我国带来损害。强而不霸，不仅是国家操守，也是利益盘算。要设计国际规制，使得和平划算，称霸失分。在人类社会，在过去和现在，称霸现象屡见不鲜，原因就在于称霸经常给霸权国带来好处。
　　其二，要用制度束缚自己的手脚，防范称霸。所谓称霸，乃是将己方意愿强加给他方的思维与行为。反对称霸，就必须制定各国间平等尊重的良法，在对外交往中采用相关国际法和国家法提倡相互尊重，禁止唯利是图、侵犯各国正当权益的行为。用法律将我国和各国都平等地束缚起来，是确保远离霸权的最可赢得信赖的良方。对法律敬畏，在对外交往中首先体现对国际法的敬畏，特别是对我国已经加入并批准的国际法规，必须坚决遵守，决不僭越。
　　其三，对国际称霸行为给予严厉制裁，使称霸得不偿失。美国十年前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即属滥用霸权。当时国际社会无力阻止美国，迄今仍无力追究美国的战争责任。当中国更强大后，有责任同国际社会合作打造新的国际体系，使得美国对伊拉克那样的“先发制人”能被及时阻止，或得到追究。这样的国际问责体系使任何国家都将被这种制裁所震慑，因此国际社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国愿遵守国际法制具有充分信心。
　　事实上，当一些霸权国家担心中国未来称霸时，中国正当国权目前还在受到侵犯，最为显著的就是当今超级大国长期阻碍我国的统一事业。需要指出，当今霸权国家必须停止其损害我国权益的严重行为，而我国为制止霸权而采取的正当措施，则非但不是称霸，而是以实力争取公平世界的正义之举。（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
来源：&&编辑：
&|&&|&&|&&|&&|&&|&&|&&|&
Copyright& 西部网（陕西新闻网） .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电话：029-257538 商务：029—
本网站法律顾问：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2706142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张志洲／文
日17:17&&&来源：
【字号 】&&&&&
E-mail推荐：
今天，“中国崛起”已不只是受尽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中华民族内心的抱负，而被认为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有国际舆论还将之视为21世纪的世界头等大事。然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中国崛起，主要以中国物质性力量的崛起为指标。但是，在“有核时代大国之间不打战”的判断依然有效、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1] 的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缺乏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就谈不上真正的崛起，反而可能因此使自己的物质力量发展失去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认同。正如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前中国的崛起就面临这种风险。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以和平发展为基础、以和平的方式而非武力的方式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崛起也是中国走向未来崛起进程的基本方针，但毋庸讳言的现实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诉求和发展道路，却遭遇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的种种质疑、误解、非难和恶意的贬损。这一方面给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的“话语困扰”，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自身国际话语权不足的困境。因此，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要真正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以之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就必须在深入辨析话语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系统性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和平崛起遭遇国际话语困扰
虽然“和平崛起”一词本身出现较晚，且在2003年与2004年作为“国家话语”使用一段时间后被“和平发展”的新提法所代替，但可以说和平崛起仍然是中国内外政策交汇之下一种真实意愿的表达，并非“和平发展”概念所能完全涵盖。“和平发展”更多地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非掠夺性、非奴役性、非殖民性，而“和平崛起”侧重于中国崛起的非武力性和非战争性，并以中国力量的崛起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事实上，只有“崛起”一词才能准确地表达近代以来中国努力改变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重新做回大国”的基本诉求；也只有“崛起”一词，才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力量的增长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影响，因为所谓国际政治格局，就是指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结构。2004年中国政府对“和平崛起”一词的使用做出调整，主要是担心国际社会基于对西方大国“战争崛起”的历史记忆而对“崛起”一词较为敏感，但“和平崛起”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度。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见访美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即表示：“我总是强调我们欢迎中国和平崛起。”[2]这无疑是“和平崛起”概念被国际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国际体系中崛起虽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长久理想，周恩来年轻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自勉也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新中国的成立更使中华民族开始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崛起”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感知还是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从动因来看，中国选择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不幸历史与国际遭遇，使中国认识到即使强大起来了也不能走西方列强对外战争和奴役的崛起老路；二是中国深厚的和平文化传统使中国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和文化使命感；三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逐渐明确地形成了“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想世界观念，和平崛起是通向这一理想的必然选择。概括而言，中国选择和平崛起道路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理想和诉求，也包含着对国际责任的承担，“和平崛起”不仅是一条正当的道路，也是一条创新的道路和光辉的道路。然而，中国崛起态势的彰显恰是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结构和舆论结构的失衡使得和平崛起的中国遭遇严重的国际话语困扰。
具体而言，中国和平崛起所遭遇到的国际话语困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际舆论结构下的“挨骂”。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天朝上国”跌落到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地位，又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国家重新走上独立自主、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曲折历程。诚如著名作家和文化学者李敖先生所言：“中国一百五十年来如何避免挨打，如何避免挨饿，是中国人的主题。”[3]所幸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了中国“挨打”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然而，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却面临“挨骂”的新问题。[4]这就是冷战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或出于误解和不明真相、或出于利益冲突、或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或出于将拥有和平文化传统的中国与信奉“理性自私”现实主义的西方国家作不恰当的类比，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与发展模式提出种种质疑、非难和恶意的贬损。虽然也有些国际舆论有较公正的评价和赞美之词，却被“骂声”所掩盖。国际话语对中国的“骂”既有针对具体问题或国际议题上的中国政策的，也有针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基本原则立场的；既有针对中国国内政策和政治制度模式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国际身份与国际责任承担的，不一而足。近二十多年来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尊重人权论”、“挑战美国霸权论”、“血汗工厂论”，以及近年所谓的“中国傲慢论”、“中国在非洲殖民论”、“在气候问题上不负责任论”、“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论”、“国强必霸论”等等，都是中国“挨骂”的典型。
二是在美国或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霸权下的“理亏”。如果说以西方为首的国际舆论对中国的“骂”往往因其带有非理性色彩而给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的“话语困扰”，那么，还有一种源自西方的国际话语，虽然或不直接针对中国，或不点名批评中国，却同样地、甚至更严重地侵蚀和消解着中国崛起的合法性、价值基础与前景预期。这就是冷战后时代普遍流行、影响广泛却以“学术话语”面貌出现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大国政治悲剧论”等等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相比于普通西方媒体上的负面舆论，这些以美国或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话语都以学术著作为支撑，通常隐藏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底色，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依据、大量的数据运用、因果逻辑关系的推演等学术论证的方式而形成系统性的学说，往往引领国际思潮。这些学术话语霸权，让中国国际身份、发展道路和崛起进程被置于敌意的审视和质疑之下，甚至自觉“理亏”。比如，“历史终结论”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制度模式，就相当于宣告中国社会主义的穷途末路；“文明冲突论”把中国置于与美国和西方不可调和的对抗地位，是变相地鼓动西方世界不认同中国崛起的合法性，而把中国看做文明的敌人；又如，“民主和平论”宣告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却把中国自然地划到非民主国家之列，实际上贬损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而如果要对这些西方中心的学术话语霸权进行有说服力的批驳，一是必须同样基于学术研究之上，懂得“学术对话”，二是对其进行批驳的作者群体也必须属于国际学术精英群体，有强势的理论影响力。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学术差距”至为显然，即使对这些学术话语有过一些批驳，也基本上被其话题牵着鼻子走，因此这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霸权对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造成了更深层次的“话语困扰”。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话语困扰”，是“挨骂”还是崛起合法性和国际身份正当性在西方学术话语霸权下的“理亏”，无疑都反映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严重不足。或者说，面对美国和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尚不能在国际舆论中掌握主动，尚不足以引导国际舆论走上公正地评价中国和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发展方向。因此，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寻求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事关和平崛起的成败。
（责任编辑：权娟、杨媚)
热点导航[新闻热词][社区互动]
&&&推荐新闻
& &&&&&&&|&&
48小时排行榜
48小时热帖排行
1.2.3.4.5.6.7.8.9.10.
&&?频道精选
?基础|||会议|||文献|||事件|||专题|||图集|||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