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发布时间:日 10:49 | 来源：河北日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我们党从新的历史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的内涵。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提出的，是对现代化目标状态的描述。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是从制度层面提出的现代化目标，从而丰富了我国现代化目标体系。这一制度性目标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制度的全面性。制度目标包括整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的治理体制。第二，制度的稳定性。国家治理水平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这一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通过改革形成相对稳定成熟的制度体制。第三，治理的民主性。治理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元主体互动推进的国家治理，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决定》提出并充分论述的协商民主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环。第四，制度建设的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现为不同主体之间互动的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型。长期以来，我们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常是国家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基于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强调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基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性需要，多次提到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与传统的管理不同，它强调了主体的多元和社会的参与；强调了遵循市场规律前提下的政府与社会的协商与互动。国家治理是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国家与社会关系从传统管理开始向交互联动与合作共赢转变。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国家治理理念的革命。国家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后者以命令&&服从为特征，而前者则强调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其在法治基础上各守其分与良性互动。国家治理和国家管理虽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但两者存在着重要区别。首先在主体上，管理是政府管理，而治理的主体却不仅是政府，还可以是公共机构、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其次在权力运行的方向上，管理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制定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管理，而治理权力运行的方向则是平行的、互动的，它不仅要依靠政府的权威，还要依靠广大非政府组织通过网络化的合作、协商等来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另外，在价值取向上，国家管理强调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赶超，而国家治理则强调公正价值的优先地位和对秩序与效率的根源塑造，并将人民福祉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一，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条件下，国家治理既要确保公共利益和主流道德价值不受侵害，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承认合法合理的个性化追求，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充满生机活力，使社会保持动态平衡稳定状态。其二，国家治理要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要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发展基层民主。其三，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以公平正义的治理行为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局面。其四，国家治理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责任编辑：张学洋苹果/安卓/wp
积分 710, 距离下一级还需 90 积分
权限: 自定义头衔, 签名中使用图片
道具: 彩虹炫, 雷达卡, 热点灯, 雷鸣之声, 涂鸦板, 金钱卡, 显身卡, 匿名卡, 抢沙发下一级可获得
权限: 隐身
购买后可立即获得
权限: 隐身
道具: 金钱卡, 雷鸣之声, 彩虹炫, 雷达卡, 涂鸦板, 热点灯
开心签到天数: 8 天连续签到: 1 天[LV.3]偶尔看看II
日上午，首都北京，艳阳高照，万里无云，第一届北京保险国际论坛在这里隆重召开。
　　首届北京保险国际论坛论坛以“社会治理创新与中国保险服务业”为主题，由北京保险研究院主办，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和中国保险学会联合主办，论坛为期两天（18日-19日），论坛开幕式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会长朱进元主持。中国保险学会会长姚庆海、北京保险研究院执行院长姜洪、保德信金融集团高级副总裁吴庚辉、瑞士再保险全球合作主席潘瑞康、中国保险技术股份公司总裁吴晓军、中国人保集团副总裁盛和泰，泰康人寿总裁刘经纶以及来自海内外著名保险机构、专业组织的领导出席了本届论坛，中国人保集团副总裁盛和泰代表国内保险嘉宾发表了致辞，以下是致辞全文：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我们首届北京保险国际论坛，保险业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关键时刻，本届论坛以社会治理创新和现代保险业为主题开展研讨，应该说具有非常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我谨代表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现我国转型之中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对社会建设的新要求。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保险业要立足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效机制。正如俊波主席在保监会举办的学习贯彻若干意见培训班指出，意见把保险业摆在从未有过的战略高度，对保险业给予厚望，提出从未有过的要求，如何不辜负厚望，落实好新的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推动社会创新，为社会管理功能进一步的富裕做出我们保险业应有的贡献。
　　第一，保险业可以在促进多元治理，有效发挥ZF、社会、市场三方合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协同性方面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而在若干意见中把我们保险业赋予新的定位，新的使命，服务于这两个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尽管由原来的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这一字之差转变，但是我认为里面最深刻的内涵就是一种管理理念的转变，由原来的国家ZF一方管理向多元共治的转变，向由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共治，这为我们保险业提供可以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和舞台。国家之所以提出这种转变，我认为也是很好的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苏联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过分的强调国家管理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体制失去活力，我们国家现在倡导要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在这一方面为我们保险业提供非常好的舞台和空间，因为保险业在这里面有天然的联系，因为我们保险业既是一种市场化的力量，同时也是我们保险业是与生就有的社会互助组织，我们诞生之初来源于海上的共同海损，到目前来讲仍然存在一种保险组织形式，这是互助性的保险企业。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发挥的舞台是非常大的，在这过程中我认为最大的作用是可以引导ZF职能转变，从国家层面使得ZF能够更多的依靠包括保险机制在内的社会力量，使得保险发挥作用的机遇有了，我们ZF管理的社会服务会更多采取市场化方式，我想这方面是我们可以从ZF和其它社会组织为社会治理协同性，由原来ZF单向的管理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成为ZF职能转变的重要抓手和改进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有效工具。
　　第二，保险业在促进依法治理，依据法律制度将社会矛盾转化为经济补偿关系，提升社会治理的规范性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我认为当前保险业又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我们之所以认为我们在学习四中全会精神的过程中，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与三中全会一脉相承，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作为大会的主题，促进中国法治建设。我们认为这也是服务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两个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因为要实现这两个现代化，基础根本性的就是法治，我们治理方式就是法治，所以在这方面作为我们保险业特别是我们财产险为我们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都知道责任保险是法律创造的风险，一种法律创造的险种，如果没有法律风险，没有诉讼的需求，就没有我们的社会责任保险的产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更多的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们现在由原来的农村世俗处理矛盾方式，大家在农村都是熟人社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家进入城市进入一种陌生人的社会，在陌生人社会我们可能更多的方式发生很大的变化。邻里靠村长和书记调节方式不灵，更多的走向市场化矛盾调整方式，为我们相应产品开发和创新提供重要平台。包括现在很多社会矛盾焦点，比如遗患矛盾，大家可以从报纸上看到很多极端事件发生，遗患矛盾纠纷如何化解，医责险推广是矛盾化解的有效方式，我们人保在宁波开展的医疗责任保险，它的效应非常好。08年在宁波市ZF推动下，我们实施医责险处理医疗纠纷接近四千起，3980起，医患满意率提出到了98.7%，有效的化解了医患矛盾。这些问题包括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可能都可以通过有效的保险产品创新为这些社会矛盾，社会关系中的突出问题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三，保险业促进高效治理方面，提高社会治理效率方面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国际公共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演变来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更加公开透明的方式提高治理效率，使ZF以更低的投入市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国际社会管理方面的一个通行做法。在这一方面应该说从我们人保的实践来看，我们在广东湛江新医改与湛江市ZF合作，把我们人保健康险公司进入新医改中提供相应的服务，通过服务的提供，在住院率提高保障水平从一万五提高到十万块钱的前提之下，通过专业公司的专业力量在管理方面的效率提升，使得每年医保基金支出为当地节约近2亿元。如果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要求，提供这项服务可以按照一万比一的比例来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这样我们湛江市有700万人口，可以配备700名吃皇粮的干部。我们有人保以后配备了少量几名工作人员监督中国人保的实施，所以在这方面每年为当地ZF节约行政人力成本开支1500多万。通过引入保险机制，为我们整个保险业在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我们整个管理效能提升，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空间和条件。
　　第四，保险业可以在综合治理方面，通过我们保险业的参与实现社会自治，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保险业具有以人为重，重为一人的互助共济特征，具有典型扶危济困的特征，具有推动社会自治秩序，能够自然形成的功能。我们中国人民保险在山东、辽宁、河北等地与政法部门合作开发的治安保险，治安保险通过我们的开展，有一部分保费赢余会更多的用于当地治安队伍治安基础设施的工作中，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极大的提高当地治安风险防范的能力，可以弥补我们农村地区有一些地方治安方面的薄弱环节，从而在提高我们社会运行效率的同时，为我们当地治安水平，发案率的降低做出自己的贡献。
　　治安保险设施以后，一些农村可发案件同比下降了37%，其中盗窃案件下降了61.4%，像这些数字不是我们自己总结的，是国家综治委在政法部门给它们提供相应资料以后，它们专门做了调研，给这项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些方面我认为有非常好的社会效应，为我们保险业如何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行业贡献。另一方面将为我们保险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有效发挥保险业在创新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既需要全行业的积极实践探索，以集成创新为理论突破提供现实依据，又需要汲取国内外发展经验，从顶层设计层面推动行业发展，我相信通过本次论坛的交流探讨，必将进一步理清保险业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思路，促进保险业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后，衷心的祝愿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支持楼主：、
购买后，论坛将把您花费的资金全部奖励给楼主，以表示您对TA发好贴的支持
载入中......
鼓励积极发帖讨论
总评分:&经验 + 20&
论坛币 + 20&
无限扩大经管职场人脉圈！每天抽选50位免费名额，现在就扫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nbsp&nbsp|
如有投资本站或合作意向，请联系（010-）；
邮箱：service@pinggu.org
投诉或不良信息处理：（010-）
京ICP证090565号
京公网安备号
论坛法律顾问：王进律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日14:17&&&来源：
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党的文件形式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各项主张，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两项总目标、五项原则、六项具体任务和一百八十多项法治改革措施，这是一个指导法治中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执政党依法执政的“总抓手”，在党的执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角度对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了比较详细地描述，并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从法理上来看，《决定》确立了“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必要条件”关系，实质上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法治化”的命题。也就是说，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也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与“现代化”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具有法理上的充分依据。
法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共同追求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从加强政法工作的角度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了新的阐释，提出了很多具有启发性和指导性的论断。习总书记讲话中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述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核心精神：一是明确了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二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要从系统和整体角度来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四是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上述要求实际上明确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律底线”、“法律红线”标准。它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最低标准，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总结《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可以发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离开了“法治化”的评价尺度和标准，空洞地谈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甚至是有害和会起反作用的。所以，准确和全面地理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全面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论体系。
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完全符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治国理政基本方略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到2020年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且对小康社会提出了诸多新要求。其中一项重要要求就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里涉及两个重要概念：“国家各项工作”的范围和“法治化”的判断标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的高度来认识，很显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和政策上的连续性。从逻辑上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评判指标，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必要条件。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就没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必须达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法治化”与“现代化”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法治的现代化”与“现代化的法治化”的任务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法治化”与“现代化”必须齐抓共促、齐头并进，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是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不断向前发展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以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法治的现代化进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以新十六字方针为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时代主题，围绕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各项要求，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以及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具体任务，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法治化的制度依据和实践基础。
“法治精神”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
“法治精神”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体现集中表现为宪法和法律具有最高权威，法制保持高度统一，一切社会关系都毫无例外地被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加以调整，依法建立的各项制度具有可靠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等等，特别是在国家与个人相互关系中能够依法确立比较清晰的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以及权利与权利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有效的法律责任体系。“法治精神”对国家治理能力的要求归根结底就是要保证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能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处理在国家治理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判断标准的核心内涵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重大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说到底就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法治体系，既包括了静态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包括了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基本要求的动态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公共权力的科学合理配置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强调社会管理，由掌握公共权力的人，通过行政命令，要求被管理者服从其管理。但强制性、命令式的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主要机制，国家管理被提升到国家治理的层次。国家治理不仅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单方管理，还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机关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关注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各方参与者相互之间的有效互动，充分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特点。执政党不能简单地采用“管理”的方式来治理国家，而必须采取“政治领导”和“国家治理”的手段，依靠人民的支持，依托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来贯彻自己的执政主张，实现执政党的政治理想。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应当由六大法律制度体系构成，其首要的就是规则体系。规则意识和规则体系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基础，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度和规则体系，国家治理活动就不可能产生体系化的整体效果。“现代化”的规则体系必然是由反映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政党政治”的政策体系以及建立在人民主权学说基础上的宪法和法律体系及各种行之有效、保障居民和社会公众自治的自治规范、风俗习惯乃至道德准则体系构成的。当然，宪法和法律体系应当是具有“现代化”特征的规则体系的核心内容。所有的社会行为规则都必须建立在依据人民主权原则产生的宪法基础之上，没有作为根本法的宪法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行为规则体系的逻辑大前提，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和具有“现代化”特征的社会形态。
二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公共权力体系，注重依法配置国家权力。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逻辑自洽的权力配置机制，这就导致了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现有国家机关之间没有很清晰的权力分工和界限，现有权力安排方式不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如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国家立法权，并未规定其他机关有独立的立法权，但实际情况是很多机关都在立法，而自身立法的依据却并不非常清晰。故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应研究各国家机关的权力和相互关系，厘清现有国家机关享有的国家权力的性质和运行规则，逐步通过宪法和《立法法》有效划分立法权限，明确不同的国家机关分别可行使哪些权力及各种权力间的关系等。当然，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也是清晰界定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力与国家机关公共事务管理权之间关系的重要保证。
三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处理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过程中，要关注个人与国家及国家机关在宪法和法律面前的权利平等关系，特别是要建立一套合理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明确社会公众、居民个人或社会团体享有什么样的利益是合法的，什么样的利益是不合法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在制度上保证了国家与个人之间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实现了国家与个人之间从传统的“统治关系”转变为“治理关系”，可以有效地增强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调动国家与个人两个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与此同时，执政党在政策层面具有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政治地位，但执政党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则必须服从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也就是说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四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国家责任体系和政府责任体系，明确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公民的合法权利如何保护。国家责任体系和政府责任体系在传统的“统治关系”下并不清晰，更不可能有效地予以制度化。在传统的“统治关系”下，由于国家责任和政府责任或者缺失，或者是零散不成规模和体系，致使国家和政府在对社会公众进行管理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享有很大程度上的制度特权，成为国家与个人相互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很难产生平等关系基础上的国家治理关系。党在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除了通过将党的政策及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从而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领导之外，还应当通过在国家机关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来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故执政党需要明确自身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政治责任，而设立在国家机关中的党组织以及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党员也必须承担因为没有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公民义务体系，明确公民有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的义务。现代主权国家是由领土、政权和居民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如果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缺少居民的必要忠诚度，那么，这样的主权国家就可能面临解体的风险。因此，通过宪法和法律明确公民对国家最基本的法律义务，有助于建设主权国家，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强化公民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法律联系。由于执政党党员本身的先锋队角色，因此，相对于一般公民来说，执政党的党员应当对国家和社会承担更高要求和标准的法律义务。
六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需要建立全体公民都要对公共利益负责的“普遍责任体系”。在现代社会中，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个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推动力。但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两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是国家治理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如何让每一位社会成员在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对整个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这需要在制度上依法建立公民个人对公共利益负责的责任体系。只有每一个社会公众都对公共利益的实现承担一份责任，国家治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公民责任体系的建立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总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用“法治精神”，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安排来规范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治理中所遇到的各种社会关系，旨在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治理模式，产生最大的治理能力，形成一个有利于保证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现代化的制度保障体系。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大国家系统管理工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虽然没有正面阐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却从体系化、系统化的视角来认识法治中国的意义。习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围绕着“维护社会稳定”这一时代主题提出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相结合的多渠道治理方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视为一项系统工程。《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需要付出长期艰苦努力。与此同时，《决定》还根据系统工程的思想提出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的理念。由此可见，要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两项《决定》所要求的作为一项治国理政的现代化工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仅仅从“法治化”的角度来考虑还是不够的。应当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大国家系统管理工程。
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大国家系统管理工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强调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两个方面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含了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方式、治理依据、治理组织体制、治理程序、治理制度的体系化、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律化。其中，依照法律法规建立规范国家管理活动的国家管理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国家权力体系、公民权利体系、公民义务体系和国家责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最重要的制度特征和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首要价值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体系化”，没有“体系化”，国家治理也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没有基于法治原则建立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体系也无法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要求管理者具备依法解决国家日常管理事务的能力，做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也需要管理者具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国家管理事务中重大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和公共危机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还要求在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与国家管理之间建立起协调一致的合作和互动机制，将党的建设能力与“五个文明”一起抓的综合协调能力有机统一起来，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依托，国家治理的“体系化”必然会极大地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会极大地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此同时，“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的“体系化”、“法治化”和“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国家管理者进一步掌控国家管理的宏观走势和发展大局，有利于调动一切旨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重大安全利益、保证公共权力依法办事、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以及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积极因素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此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还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基本原则。所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法治化”，不能“为了法治化而法治化”，要紧紧围绕“现代化”这个主题，采取各种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和现代化的目标。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它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社会发展工程和国家管理工程，它的价值内涵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它的主要价值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其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重要的制度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必须同步推进、共同建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杂志授权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请勿转载）& &
使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添加“党员学习微平台”
(责编：王金雪、秦华)
热点关键词
热门点击排行榜
12345678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