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营救被救出中国文化名人名单！急用_百度知道许又声出席香港文化名人民主人士大营救70周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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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又声出席香港文化名人民主人士大营救70周年活动
中新网1月18日电 国务院侨办许又声副主任1月15日出席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香港文化名人、民主人士大营救70周年活动并发表感言。他说：1941年香港沦陷之际，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营救文化名人、民主人士的“虎穴救援”行动，是一次壮举，正是这些被抢救的文化名人，改写了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寒冬腊月的北京，纪念香港文化名人、民主人士大营救70周年的活动现场显得格外暖意融融。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当年的营救者及其营救者、被救者后裔济济一堂，共同回忆70年前惊心动魄的救援行动，共同缅怀先辈的大无畏精神，共叙世代传承的深厚情谊。由东江纵队联谊会北京分会举办的这次活动，邀请了当年曾经参加救援行动的老战士叶锋、陈曙光、彭光涵等人及其他们的后人和周恩来、廖承志、连贯、乔冠华、卢伟如、胡绳、夏衍等人的后裔。组织这次活动的连贯之女连子介绍，2011年12月，是太平洋战争爆发70周年，也是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南方局指挥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营救在港民主人士、文化人士行动70周年。举办这次活动就是希望不忘历史，缅怀先贤，延续友谊。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相关司局负责人出席了活动。
[责任编辑：昆仑网]小山村如何营救数千文化名人
深圳新闻网-晶报
摘要前后历时100余天，一千余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消失”，无一人被捕。
1941年底，日军进占香港白石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的重要节点在抗日战争中，有一次最为惊险的大营救牵动着海内外万千人的心，这就是香港沦陷之后于1942年初上演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次大营救就是由东江纵队组织实施的，最终在不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成功营救出一千多名滞港的文化名人和其他各界人士。这次大营救，为中华民族、为新中国保存了一大批文化精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被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朱赤接受记者采访（深圳报业集团图片社供图）说起那场惊心动魄又空前成功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就必须得提到一个羊台山下的小村落，那就是现在位于龙华新区的白石龙社区（村）。近日，记者随深圳报业集团“重走东纵路”联合报道组，前往位于白石龙社区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探寻当年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历史足迹。廖承志在广州与脱险的文化界人士合影（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纪念馆的胜利大营救雕塑（深圳报业集团图片社供图）偏僻山村成“希望”代名词据悉，当年的白石龙村是一个只有200户人家的小山村，而今天，这里已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机器轰鸣，聚集了数万工人、市民的繁华工业区和居民委员会。白石龙要通往深圳市区和香港，必需经过梅林关，这里以前叫“梅林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在深圳设立特区之前，梅林坳只有一条曲折的山路，是原关外散落的自然村村民们进入深圳墟的唯一通道。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馆长朱赤说，当年抗战进行文化名人大营救的路线,从被困的香港，走元朗罗湖线，经青山道口、九华径、荃湾，进入大帽山区，再经落马洲，渡过深圳河，然后翻过梅林坳，到达游击队根据地宝安白石龙村。当这些文化名人历经千辛万苦，到达白石龙村时，尽管仍然有危险，但是因为已经处于游击区，所以基本上已经较为安全了。因此，当年的白石龙村在这些文化名人眼中，成了“希望”的代名词。白石龙文化名人大营救旧址（深圳报业集团图片社供图）白石龙村被称为“小延安”据介绍，抗日战争时期，白石龙村有“小延安”之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当时，白石龙村地处羊台山山脉与宝安县城的交界之处，虽然靠近日伪据点，但是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游击队指挥部、宝安县委均设在这里。本地乡民仅有200户人家，多积极投身抗战，男女老少踊跃参加自卫队、农会、妇女会和担架队。朱赤说：“1940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即后来的东江纵队）成立，王作尧率领第五大队创建羊台山抗日根据地，总指挥部就设于白石龙村，并在村后的密林里建立了医院、军械修理所、粮站、电台、报社等机构。全村不分男女老幼全力支援抗日，羊台山地区成为东江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基地，白石龙的地位日益重要。”日，香港沦陷，聚集在香港的大批文化精英危在旦夕。为了营救他们，中共特别成立了白石龙区委，指挥营救接待工作，数百位文化名人得以从香港脱险，并隐蔽在山高林密的白石龙村，等待向内地转移。朱赤说：“当时，白石龙村的村民们积极站岗放哨、搭建草寮、救治伤员、洗衣做饭。一些文化名人以草寮为家，在此停留数月，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时势、谈政治，过着艰苦却自由的生活，并把白石龙称作‘小延安’。”“1942年在白石龙召开的广东省人民抗日游击队军政干部会议，是东江抗日游击战争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发展方向，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巩固抗日根据地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朱赤说。复原的草寮招待所内景（摄影/罗俊杰）大营救纪念馆再现当时场景为了纪念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段伟大的历史，当地政府建设了一座纪念馆，该馆于2005年8月开始正式筹建工作。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白石龙“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正式建成并开馆。记者发现，馆内一块巨石上镌刻着由原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为纪念馆题写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12个大字。继续往里走，是“胜利大营救”主题雕塑，雕塑两侧是汉白玉石刻“大营救图”。纪念馆的陈列室设有“胜利大营救”专题展览，展出历史文物80多件，照片100多张。广州农讲所纪念馆为该馆征集和复制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营救文化名人用过的歪把子机枪、步枪、手枪和中共南方局、南委有关大营救的电文等23件文物。浮雕墙左侧有一座白色的老砖瓦房，原先是一座天主教堂。“抗战时期，教堂的神父和修女逃走了，游击队正好利用起来，作为被营救文化名人的暂时栖身处。这是纪念馆内唯一保存下来的当年文化名人住过的建筑。”朱赤介绍说。教堂是三开间两进布局，土木结构，面积不到80平方米。在这个教堂旧址内，还保留了很多当年文化名人使用过的旧物，如桌椅、书报、杂志等。在纪念馆的一角，一些复原的遗址特别引人注目，这些复原遗址包括公木坑兵工厂遗址、草寮招待所遗址以及丫鬟山后方医务所遗址。它们向后人展示了当时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及爱国人士艰苦生活的情景。“当时为了保证文化名人的安全，在他们到达白石龙村后的第二天，就被转移到附近山上树林里为他们搭建了草寮招待所。在白石龙村附近及羊台山麓，先后建有丫鬟山、大把窝、深坑、扬美泥坑、蕉窝等草寮招待所。现在馆内向参观者展示的草寮招待所，是按邹韬奋等人居住的白石龙丫鬟山大草寮的一部分进行复原的。”朱赤说。一场惊心动魄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日军一占领香港，便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并实行宵禁，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当时，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在内的许多中国知名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尚在香港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处境危险。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以及南方局对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处境十分关心。据历史资料记载，在日军进攻香港当天，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等，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旅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撤离港九，将他们转移到东江抗日游击区等地。按照党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领导同志紧急部署营救工作。随即，广东地方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投入营救、护送、接待工作。当日军攻占九龙时，游击队即派两支精干的短枪队进入新界和九龙市区活动，并建立起陆路和海路两条秘密交通线。日军攻打港九后，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几易住所，各自分散隐蔽，彼此失去联络。营救人员几经周折，才找到了所有的营救对象。先把他们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以摆脱日军的搜捕和特务的监视、跟踪。然后将他们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接待站，再分别安排他们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或其他地区。前后历时100余天，一千余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家眷、国际友人，在抗日游击战士的护送下从香港神奇“消失”，无一人被捕。秘密大营救始于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的1941年末，历时3个月，遍及10余省市。据了解，当时绝大多数的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是通过陆上交通线转移的，现属龙华新区的白石龙社区（村）是他们从香港脱险后在内地游击区停留的第一站。“香港—九龙—白石龙”营救路线是抢救文化名人最多的一条线路。经这条线路被营救的文化艺术界名人，有邹韬奋、茅盾、胡绳、戈宝权、胡风、廖沫沙和丁聪，还有张友渔、沈志远、宋之的、金仲华、刘清扬、胡仲持、周钢鸣、张铁生、黎澍、蓝马、于伶、凤子等。这些文化名人，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待了十几天，有的待了一个多月，惊心动魄的营救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茅盾、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解放后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其中茅盾在其所著的《脱险杂记》中称，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次大营救，使大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免遭日军残害，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亲历者有关大营救的记忆片段到了正月九日，离开香港的机会已经成熟云云，就是说，种种布置已经妥帖了。从这一天起，就开始了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与招待之下，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茅盾《脱险杂记》自从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了港九之间的交通，实行宵禁，并在全市进行搜查，强令文化人前往“大日本指挥部”或“地方行政部”报到。记得我们当时曾看到敌伪出版的报纸上，有日本特务机关借用“内山完造”（上海内山书店的老板，鲁迅生前的好友，与不少我国的文化人有交往）的名义刊登的启事，说他已来到香港，希望能同郭沫若、田汉、茅盾等诸位先生见面，并约请他们谈话。其实在启事中提到的有许多当时并不在香港（即如郭沫若、田汉等），从此也可以看出敌人的情报之不准确了。——戈宝权《忆从香港脱险到东江的日子》这愿望的实现，近在咫尺。我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经过荃湾、元朗、青山道，总共不过三四天的时间，就进入了游击区白石龙村。……我们在那座洋楼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被引到离楼房二三里地的山林里，那儿已新搭好一座茅草棚。带我们去的人说，因为总部所在地是敌人注目的焦点，容易受敌人的攻袭，所以让我们住到这里；茅草棚虽简陋些，却比较安全些；草棚外还给你们配了警戒哨，可以放心休息。——廖沫沙《东江历险长留念》（文/罗俊杰）香港大营救流芳抗战史 中共救逾千文化人脱虎口
　　图：参观者在一个抗战展览上观看文化精英撤退路线\网络图片
　　8月7日刊文 1942年初在的一个营救行动如果失败，那么可能就要损失数百位民族精英。这场营救行动就是在香港被日军占领之初，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足迹遍布11个省市，行程万里以上，被救人数超过1100人，却无一伤亡的香港大营救。
　　被救的多是从内地转移到香港的文化知识界进步人士，有新闻界的邹韬奋和范长江，文学界的茅盾和夏衍等，还有宋庆龄及民革创始人何香凝、柳亚子等。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学者黎馀认为，营救行动的成功为保存中国文化血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文化界精英后来在电影、美术、史学、新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
　　不惜代价保护民族精英
　　日凌晨，在偷袭珍珠港当天，日军入侵香港。25日香港即告沦陷。
　　12月8日，周恩来两次急电在香港的廖承志等人，指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周恩来还指出，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黎馀说，日军占领香港后，派出大批特务搜寻中共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当时留在香港的800多名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在港的国民党人士和友人的处境十分危险。
　　12月9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廖承志等对撤退工作作了具体布置，并特别指出，许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是民族精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地带。
　　黎馀说，如何把几百名知名人士从日军严密封锁、全城搜捕的香港安全救出来，成为摆在廖承志等人面前的难题。
　　乔装难民分两路离港
　　营救路线上，廖承志等设计了到桂林的西线与经过东江游击区到重庆或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线路。
　　有些着名文化人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廖承志决定，这些人不能走东江游击区那条路线，因为走到半路就可能被人认出来，让他们走经澳门到桂林的营救西线。范长江、夏衍等几十人走的是这条营救西线。
　　走东江游击区营救路线的人士，从1942年1月初起，化装成难民，黄昏时冒险绕过日军的岗哨，用小船接到大船上集中。第二天凌晨，乘海面有雾，分批乘小艇偷偷驶进大海，送到九龙上岸，最后到达游击区的前线基地，邹韬奋、胡绳、茅盾夫妇等走的是这条路线。宋庆龄则是在日军轰炸启德机场前六小时，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香港赴重庆的。
　　黎馀介绍说，除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及家属外，这次大营救还营救出一批国民党驻港人员和外国友人，并接应了2000多名回国参加抗日的爱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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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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