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孙小平：关于《“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的澄清
关于《“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的澄清
作者：孙小平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6期）
原题：读者来信摘登（2014年第6期）·孙小平等
本人系孙兰（韦毓梅）之子。感谢贵刊2014年第3期刊出韦定广先生《“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一文，在对家母纪念的同时，也是对文革所做的较深层次的反思。不过文中存在一些讹误或不实之处，尽管无伤大雅，但觉得最好还是做出更正。
所谓“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的说法值得推敲，我不清楚这一说法的出处，据韦文中所说，为史沫特莱的原话。如果将“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理解为解放区的第一位女县长，也是不准确的。本人多年前曾经读到过，在华北八路军控制区刘湘屏（原卫生部部长，谢富治之妻）曾任某县县长，先于家母任职淮安。因此如果一定要拿第一位女县长来说事，毋宁说新四军控制区的第一位女县长。
在家母任职淮安期间，因为美国参与国共调停，加上淮安的重要地理位置，确曾有外媒对家母报道采访，造成一定影响。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外媒的报道原稿，因此对于采访者是不是史沫特莱，一直没有把握。
韦文中关于家父的信息也是不准确的。家父万金培，抗战胜利后任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专员，1947年接曹荻秋任中共华中第五地委书记，淮海战役期间任华中支前司令部副司令。蚌埠解放后任共产党第一任蚌埠市市长，南京解放后即调南京市军管会，以后长期在安徽省委、省人委工作，1959年因受庐山会议波及，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保留党籍公职惩罚性下放淮南煤矿，1962年经刘少奇之手得以甄别平反。文革中又被打倒，文革后又获平反。家父一生尽管曲折坎坷，但在他的履历中并没有发生韦文中所说的解放初期在审查后作为叛徒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受到刑事处分的事情。
家母与家父离婚当然是政治性的。1959年，安徽的政治形势急剧恶化，家父因为对于当时安徽的主政者横征暴敛政策的不满，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家母也因为在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中的“右倾”态度岌岌可危，在此情况下，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对家母伸出了援手，提议她去上海工作，在此情况下，也许很大程度上是为后代着想，家母与家父办理了离婚手续，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和保姆母子调任上海市教育局。至于离婚是不是如韦文中所说是“组织上要求她与之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决定”以及戏剧性地“与丈夫没有见面就直接提出了离婚要求”，我们不得而知，也不知道作者是从哪个渠道得到这些信息的。
韦文中称据知情人介绍，家母“在自杀前半个月左右并没有受到十分残酷的迫害，情绪也非常平静”。当时我一直陪伴着家母，我可以负责地说，韦文中的描述是不准确的。
上海读者　孙小平
“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
《炎黄春秋》 &
作者：韦定广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教授
&&&&为数不多的韦毓梅工作照，图中右二为韦毓梅。（资料图片）
近读韦君宜《思痛录》，书中载有《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一文。文章开篇提及，蒋南翔先生辞世前不断追问作者：“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蒋南翔为何在逝世前不忘提醒韦君宜写悼念韦毓梅的文章？韦君宜又为何要“哭”韦毓梅？众所周知，蒋南翔是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根据文章介绍，韦毓梅则是当时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文章深情地写道：
对于韦毓梅，“我们清华大学全体革命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和民先队员，都应该永远记得她……若不是她，怎么开辟我们这一群走向前去的道路？”
然而，这位清华大学革命同学的领路人，最后却“死得很惨”：文革期间，在屡遭粗暴批斗后的一天夜里，从九楼阳台翻越而下，最后曝尸于“上海繁华市区”——一个她曾经为其解放和繁华奋斗过并做出牺牲的地方……
所以，韦君宜在文章中“哭”诉道：“尽管她不是烈士，她死得很惨。”
其实这位韦毓梅，就是曾经被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誉为“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的孙兰，去世前是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读了韦君宜文章，人们或许会进一步追问：她为什么自杀？文章没有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
韦毓梅是我的堂姑，年幼时就经常听家父讲过她的“革命故事”；近年来，家父又一直在从事韦毓梅生平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本文根据可靠事实提供一些材料，或许对解答读者心中的疑团有所帮助。
一、矢志革命：从复旦到清华
韦毓梅是江苏盐城人，1913年出生，1932年7月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次年正式接受中共地下组织的教育与安排，参加“左联”的各种活动。在1933年5月以后，时常根据上海中共地下组织部署，组织学生参加“反对卖国投降，呼吁团结抗日”的游行集会，并且在一次示威游行中被上海南市警察局拘捕入狱。韦毓梅的革命行为遭到家庭特别是父亲的强烈反对，在将之保释出狱后，不容许再参加一切革命活动。于是在1934年夏天，韦毓梅瞒着父母，只身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从此以后，就彻底背叛旧家庭，全身心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
来到清华不久，韦毓梅就参加了韦君宜在文章中提及的“民族武装自卫会”（姚依林、吴承明等人当时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并接受蒋南翔的直接领导。她在女生中积极发展会员，最终使全校108名女生一半以上都成为“自卫会”的成员。《蒋南翔传》一书介绍：韦毓梅“当年是女生宿舍的一颗火种。这个人临事总是不慌不忙，很有大将风度，又善于接近群众。她把六个女同学组织起来，这个小组虽然小，但起的作用却很大。”“一二·九”前夕，中共清华支部改选，蒋南翔任支部书记，韦毓梅则是支部委员，同时任清华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参见方惠坚等编著：《蒋南翔传》第二章，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在“一二·九”运动当天，她负责组织清华大学的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后又在校刊发表文章，抨击当局镇压学生抗日运动的暴行。1936年春天，接受党内分工担任“左联”支部书记；同年7月大学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工作。
“七·七”事变后，根据党组织的要求，韦毓梅在上海主要从事妇女救国会的领导工作。因性格豪爽、胸襟坦荡、不拘小节、言谈直率，被鲁迅夫人许广平亲切地称为“野猫”。
1941年，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韦毓梅的共产党员身份被暴露。在此背景下，她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从上海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最后在盐阜地区涟水县正式加入新四军行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反封建革命行动的景仰和效法木兰从军的决心，将自己更名为孙兰，从此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
二、“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
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上，韦毓梅留下的最闪亮印记就是成为“第一位红色女县长”。1964年，周恩来总理一次在上海接见部分领导干部时，曾经握着韦毓梅的手向大家介绍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位女县长，是我家乡的父母官。”
笔者年幼时听家父讲，她到苏北后曾经随队伍从家乡附近路过，赤脚穿草鞋、一身短装打扮。由于她祖辈世为乡绅或官僚，所以乡亲们见她这副模样无不啧啧称奇。苏北抗日根据地，她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所以被当地传颂为“文武双全”的女英雄。1945年10月，担任淮安县副县长；1946年10月任县长兼民兵总队长。正是在此期间，接受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采访。史沫特莱的采访文章后来发表在1946年上海出版的《密勒氏评论报》（英文版）上。文章的描述非常生动：
新县长上任后不久的一天，在淮安县政府的大院里挤满了穷苦的百姓，老太婆们穿着满身补丁的斜纹布棉袄，许多残废人手里拿着“杀死汉奸”的小纸旗。一个年迈的瞎子跪在地上举着手臂，同样要求把那个曾给他带来不幸的人就在今天执行枪决。“我们要县长答复。”人们呼喊着。过了一会儿新县长来了，老百姓们本以为共产党的县长会是一位身材高大、膀粗腰圆的黑脸汉子，哪知却是一位端庄秀美的年轻女子：戴着一项压发圆帽，头发很精致地卷在里面，穿一身人们常见的新四军灰布制服，身材纤小而富有活力。
这位美国记者评论道：这样的女子按其风度，似乎更适合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然而事实上却是在中国荒僻地区的一个县政府大院里，站在长凳上向穷苦的百姓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她列举汉奸官吏们的罪恶，安排群众上台控诉，最后当场宣判两名汉奸死刑，并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据说韦毓梅的父亲在听说女儿当县长后，曾经非常不屑地嘲讽道：“她是茅草屋里6块钱（月薪）的县长。”但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却给了韦毓梅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共产党的女才子，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
然而，“红色中国的女县长”在解放后的道路却很不平坦——
三、1949年以后：情感、工作与死亡
在苏北根据地工作期间，韦毓梅和当时盐阜区的一位领导干部从相恋到组建家庭。但是，她的“革命”婚姻并没有维持到底。韦君宜文章认为是由于“丈夫跟她没有感情”而离婚，实际却仍然是由于“革命”的原因：解放初期，她丈夫在审查后作为叛徒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受到刑事处分（后平反并恢复党籍和工作）。这时，组织上出面要求她与之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决定，与丈夫没有见面就直接提出了离婚要求。离婚后，三个孩子都跟着她改姓孙；从此她没有再婚，一直与孩子和保姆相依为命。
韦毓梅在安徽工作期间，担任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和中共安徽省委候补委员；在离婚后调到上海，先后担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局长兼党委书记以及中共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回顾解放后的工作经历，她一方面如同战争年代一样，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努力克服个人家庭生活及工作中面临的种种困难，按照党的要求尽心尽职地服务于教育事业；另外一方面，也时常遭遇各种各样的政治困惑与麻烦。例如50年代，因为主张信任、重用虽然有才华但政治上不那么积极的知识分子，在整风反右期间被加上“包庇坏人”的罪名，甚至受连累自己也差一点被打成右派；60年代初，因为对学习毛泽东著作中的庸俗化和形式主义做法表示反感并加以抵制，又构成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再加上平时心直口快，在私下谈话中有过“叶群不干工作”等言论。所有这一切，都使之在文革来临时在劫难逃——
文革之初，在上海市教育局“造反队”组织的文教系统几万人大会上，韦毓梅被戴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镇压群众运动的刽子手”等罪名；随后又陆续成为“上海教育系统头号走资派”、“埋在上海教育系统的定时炸弹”、“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8年3月6日，又因为一次口误被局机关造反派加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除了精神摧残，还有肉体折磨与人格侮辱。最终于1968年4月8日凌晨，韦毓梅自家中阳台跳楼身亡，时年55岁。
四、她为什么自杀？
为什么最后要选择自杀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通常的解释是不堪忍受造反派的粗暴批斗与肉体折磨。然而，这对于一个曾经蹲过国民党监狱又经受过战争考验、意志坚强的革命者来说，似乎难以自圆其说。更何况据知情人介绍，她在自杀之前半个月左右并没有受到十分残酷的迫害，情绪也非常平静：除了将三个孩子托付给保姆，在跳楼前的一天下午，又让保姆理了头发、换了衬衣，当晚还嘱咐保姆早一点睡觉……
联想到十年文革期间大量诸如此类的自杀行为，我想最能够成立的理由，可能主要是思想或精神方面的原因。
众所周知，1949年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大体由两类人组成：一是工农群众（在武装队伍中主要是农民），二是年轻知识分子。前者往往是因生活所迫，经常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而在革命成功后，由于“根红苗正”，一般又会有“打江山坐江山”的心态并获得各种实际利益。知识分子革命者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主要出于理想追求投身革命洪流，出于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憎恨而自觉自愿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目的是寻求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1949年以前，家庭有社会地位或物质条件优越的那些年轻人，如地主、资本家或官僚政客的子女，更容易成为知识分子或进入清华、北大读书。因此在另外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家庭成分大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历史问题，在解放后不但使用上经常受打压与排斥，而且每临政治运动都会碰到如何“说清楚”的麻烦，甚至是类似的质疑：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是不是国民党派你打入革命队伍的？同时又正因为存在家庭出身等方面的原因，知识分子革命者在革命成功后，每当政治运动来临都还不免胆战心惊。由于自觉比那些工农干部“矮三分”，除了要不断地接受“组织”所施加的各种考验外，还必须更加刻苦、更加努力地严格要求自己，以进一步表明自己参加革命的纯正动机和对党及其革命事业的忠诚。
例如韦毓梅，出身官僚地主家庭，家境优裕，学业又非常优秀；如果仅是从个人利益上考虑，完全不需要参加什么革命。然而为了革命，她不但背叛了家庭，而且舍弃了自己的爱情。在解放后，再度为了革命原则而牺牲婚姻与家庭：工作尽心负责到呕心沥血地步，特别是长年带病奔波于城市街道与乡村田野；生活之俭朴，对子女要求之严格，简直近乎苛刻……恰如韦君宜在文章中所概括：“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贡献，但是她把属于个人的一生幸福，全部都贡献出来了。”然而，这一切到了文革全部遭质疑与否定。对于一个从年少时就背叛家庭、舍弃个人情感，并且为了她所信仰、所崇奉的革命鞠躬尽瘁了几十年的知识女性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加残忍、更加伤心欲绝的了。从革命者突然成为“革命”的对象，更何况这场“革命”又是伟大领袖亲自号召与发动，顶着“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崇高名义。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经号召共产党人要有“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精神；对此，张闻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发言中就指出：“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换个角度，中国古代文人又向来有“以死明志”与“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传统。即当自己的信仰、动机遭到怀疑与否定而又处于说不清、道不明状态时，当自己的人格、气节等遭受百般侮辱而又无力反抗、无法捍卫时，往往选择自我结束生命的方式。韦毓梅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文系，特别是在清华读书期间，闻一多、朱自清等先生都是她所敬仰的师长（在遭受国民党军警追捕时，还曾经藏身于朱自清先生家中）。相信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不但继承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情操，同时也受到了上述传统的熏陶。当然，作为旁观者或后来人，我们兴许可以轻飘飘地说上一句：“终究还是意志不够坚强，没有经得起‘革命’考验啊。”但是作为当事人，要真的能在心理上、精神上跨过这道坎，又谈何容易！十年文革期间，类似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例如与韦毓梅情况最为相似的，就有前国民党要员陈布雷之女陈琏之死。
李慎之先生在总结20世纪中国革命史时，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革命有时也会吞噬自己的孩子。所以在我们后来者，可能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警惕与防止类似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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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为革命背叛家庭文革遭批斗自尽
来源:炎黄春秋
核心提示：“文革”期间，在屡遭粗暴批斗后的一天夜里，从九楼阳台翻越而下，最后曝尸于“上海繁华市区”。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14年第3期，作者：韦定广，原题为《“红色中国第一位女县长”之死》　　近读韦君宜的《思痛录》，书中载有《她死得好惨——哭韦毓梅》一文。文章开篇提及，蒋南翔先生辞世前不断追问作者：“给韦毓梅写了悼念文章没有？”文章于结尾处再次告诉人们：在蒋南翔将向人世告别之际，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韦毓梅。蒋南翔为何在逝世前不忘提醒韦君宜写悼念韦毓梅的文章？韦君宜又为何要“哭”韦毓梅？众所周知，蒋南翔是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而根据文章介绍，韦毓梅则是当时蒋南翔领导下的、清华第一个女生革命组织的负责人。文章深情地写道：　　对于韦毓梅，“我们清华大学全体革命同学，特别是女同学和民先队员，都应该永远记得她。……若不是她，怎么开辟我们这一群走向前去的道路？”　　然而，这位清华大学革命同学的领路人，最后却“死得很惨”：“文革”期间，在屡遭粗暴批斗后的一天夜里，从九楼阳台翻越而下，最后曝尸于“上海繁华市区”——一个她曾经为其解放和繁华奋斗过并做出牺牲的地方……　　所以，韦君宜在文章中“哭”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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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毅仁同志日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他早年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正值日本全面侵华。荣宗敬自上海避居香港，次年2月不幸病逝。年仅弱冠的荣毅仁开始辅佐父亲经营庞大的家族企业。先后在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任助理、经理，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逐渐成为荣氏二十多个家族企业的代表。建国前夕，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其他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大陆，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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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他作为毛泽东主席的客人，和其他首次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特邀人士一起到中南海颐年堂毛主席寓所吃饭，正好坐在第二桌--周总理那一桌。周总理见到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噢，少壮派！”这是荣毅仁第一次和总理离得那么近，第一次和党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吃饭。总理给他起的“少壮派”雅号从此就流传开了。事情过去快半个世纪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可亲可敬，在荣毅仁的记忆里始终是鲜亮亮的。
　　从1949年解放到1959年，荣毅仁一直在上海工作。一次，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找到他，对他说：“建国快10周年了，总理希望你能到北京工作，当纺织部副部长。这是你最熟悉的工作了，我们一块干吧。”原来，毛主席要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推荐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邓推荐了两人，其中一位就是荣毅仁。张琴秋是奉周总理之命而来的。荣毅仁领会这是党中央看重他，一口答应了。纺织部希望他在国庆节前到京上任即可，可荣毅仁三天之内就动身了。
　　在北京饭店，荣毅仁去理发时恰巧碰见了周总理。总理亲切地说：“你来啦，很好。欢迎你到北京工作。”总理生怕荣毅仁初到北京生活不习惯，特地关照道：“你可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毅仁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说：“谢谢总理关心，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
　　在文革中，荣毅仁身处逆境，英雄无用武之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开始了新生。为了探索国际经济合作之道，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1979年10月成立了一个直属国务院的CITIC投资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邓1957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在办公室1957年，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在办公室小平以三顾茅庐之礼数，聘请荣毅仁来当首任总裁。不久，荣毅仁便以大上海资本家的经营谋略和中国政府的强大背景，将CITIC发挥到所向无敌的地步。
　　公司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000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荣毅仁不遗余力网罗人才，聘请到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成为脍灸人口的美谈。
　　CITIC的触角伸向各个领域，具有银行、贸易公司、法律、会计事务所等各项功能，涵盖贷款、进出口贸易、咨询、国际投标代理等业务，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首先是发行海外债券。1980年代初期，中国22项重点工程中的大项目--江苏仪征化纤工程，因投资不足准备下马。中国急需化纤产品，此项目下马损失难以预料，纺织部找到中信公司寻求帮助，中信公司经慎重研究，提出了向海外发行债券的办法。1981年2月，中信公司成功地在日本发行了100亿日元的债券。今天各种企业债券纷纷上市，人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当时中信的这一举动，一度引起过争议，习惯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封闭式思维的人们，对此确实难以理解。一些思想较为保守的人，也不赞同债券利率高于一般政府贷款和进出口贷款。
　　中信公司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仅1984年一年就在海外成功地发行四次债券，共发行300亿日元、3亿港币和1.5亿西德马克的公募债券以及1亿美元债券，为中国工业化争取到了宝贵的资金援助。
　　在对外发行债券的同时，中信公司大胆地开拓租赁业务。1981年，中信与北京机电公司、日本一家公司共同筹建租赁公司，为北京市的“北京”和“首都”1956年，毛泽东参观上海中新纺织厂1956年，毛泽东参观上海中新纺织厂两家出租汽车公司从日本租赁汽车各二百辆，中信公司帮助出租车公司解决外汇问题，汽车公司则付人民币。尽管这一计划初提出时被一些人指责为变相进口，但在不到两年时间，两家出租公司所租赁来的汽车就赚回了所付的全部资金。自此以后，租赁业务在中信大张其帜，甚至发展成为其一大重要的业务系统。该系统包括：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与外资合作经营的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中信实业银行的租赁部等。
　　1980年代后期，CITIC发动了收购香港之战。日，香港CITIC决定收购国泰航空12.5%的股权。其后，又收购港龙航空38.3%的股权，取得香港电信公司20%的股权。香港媒体一片惊呼：中国赤色资本家荣毅仁“收购香港”。实际上，当时投资于香港的中国资本系统企业已超过1千家，其投资总额超过250亿美元，遥遥领先日本120亿美元加上美国70亿美元的投资总和，而其中2/3以上是以CITIC为首的华润集团、光大实业、中国银行、招商局、中国旅行社等大和江泽民同志握手和江泽民同志握手陆系统资本所占有的。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又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他的助手魏鸣一和王军。
　　2000年荣毅仁成为了福布斯评选出的大陆第一位全国首富，其实荣毅仁的一生的成就又岂是财富数字所能总结的。
　　日20时31分，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荣毅仁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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