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祖籍浙江山阴（原绍兴县），出生于广东三水，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
早年投身革命，曾谋刺清摄政王
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
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
1924年任中央宣传部长。后期思想明显退变，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沦为
1883年（清光绪九年）5月4日出生于一位汪姓客商家。
汪精卫与陈璧君、曾醒、方君瑛在法国
汪精卫原籍是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祖父以上的坟茔都在绍兴。其祖父汪云（），字缦卿，号曼亭，系道光二年（1822）举人，曾在绍兴中过举人，后选授遂昌县训导，对当地教育事业颇有贡献。至父亲汪瑎时，举家迁往广东番禺。汪精卫父亲汪瑎（字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
，年轻时先后在广东三水、曲江、英德等县做过幕僚，但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
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
1922年，汪请温幼菊画了《秋庭晨课图》，他并为此作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第。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
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
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二兄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响。
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
》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
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1906年6月毕业后拒绝两广总督
令其归国服务的要求（日语翻译，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随孙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
》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3月汪精卫在
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
。后又参加在新加坡筹设同盟会南洋支部等工作，并筹募革命经费。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报》主编，秘密复刊发行《民报》第25－26号。
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后被捕，判处终生监禁。在狱中起初决心以死报国，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此后受肃亲王善耆软化，意境为之一变。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任南方民军议和总代表
，暗中秉承袁的意旨，与君主立宪党人杨度等组织国事共济会，鼓吹革命、立宪两派联合拥袁，实现南北统一。12月与
等在天津组设同盟会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长，阻拦北方革命党人发动起义。
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一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二是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
，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
三是他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谋刺事件后，汪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
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
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
成立前夕，按孙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身边工作，力劝孙让位袁，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汪精卫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后，8月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中间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
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青年汪精卫参与南北和谈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
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1922年～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北上入京，任秘书。
1925年3月孙病危时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
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
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等职。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
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
”发生后，被迫辞职，出走法国。汪精卫于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斯科时，
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
联合宣言》，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分子
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
总司令，国民党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7月15日在
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蒋介石和
均已下野，汪精卫也于9月13日通电下野，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1929年回国后，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5月28日成立了
的合法性。“九一八”事变，完全改变了
的进程。蒋介石迫于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
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历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兼外交部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等职。
汪精卫和夫人陈璧君 [3]
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
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二是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三是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四是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他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迎袁专使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
中山先生逝世后，廖、胡、汪都成为领袖人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
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
1927年6月10日郑州会议后合影：前左五为汪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无视汪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难堪。汪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第二天，汪想叫
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五月，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广州，***利用时机发动“
”，汪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隐退，悄然出国。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
，张不听命。汪与张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九·一八”事变之后，汪找到了与蒋合作的机会。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长履新之日，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本
肇事挑衅，给汪精卫一个下马威。
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民心可用，士气高涨。
汪精卫（前排正中）与陈嘉庚等友人合影
而汪精卫一开始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压倒，只看到日本的强大，却看不到中国得道多助的优势，他认为：“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注：见《汪精卫传》，第120页）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蒋、汪的同意下，国民政府跟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
1935年5、6月间，他批准了“
》，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社会舆论哗然。同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
刺成重伤，打进脊椎的子弹始终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精卫活不过十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
爆发。到了8月3日，汪就抑制不住言和的情绪。他说：
说“吴亡之际，乃无一人死节，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吴亡，而惟一死自尽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后，未死的人都要为奴为隶，这又
瞑目到底，也不是办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还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页）虽然该语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语穿插其间，而媚日投降的心态则是十分明显的。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兆铭的和平运动。
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会议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
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注：见《汪精卫传》，第134页。）
1938年10月，他在接见海通社和路透社记者时都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他置轰轰烈烈的抗战于不顾，醉心主和。（注：黄美真《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页。）
订下“重光堂协约”，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精卫、陈璧君表功时，汪便如获至宝，心安理得地认为，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从此，他向媚敌卖国的深渊滑下去了。
汪精卫优柔寡断，被手下“亲日派”分子摆布，为最终实现夺取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的个人意愿，实现其“对日和平”的政治主张，加速了媚敌降日的步伐。
汪精卫周围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陈璧君和周佛海。
陈璧君不满意汪久居蒋介石之下受蒋的闷气，对汪“反蒋夺权”之欲推波助澜，极力鼓动之，欲另开生面，独立经营，却昧于大义。陈为了取媚于日本，甚至认为“东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国的地方”，“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1页）为了让汪独立掌权，恬不知耻地表示放弃东北领土主权。
1938年10月梅思平携密件回重庆呈汪。汪在家为梅设筵，当送梅出客厅时陈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敌的决心，说：“梅先生明天要走，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声说：“决定了，决定了！”（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273页）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脱离重庆另组政府的条件带到重庆，投降派分子在
连日“会商多次，不能达到最后的决定，陈璧君乃坚决主张就走”。（注：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满足于国民党宣传部长及侍从室副主任之职，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于十分钟内在余笔下产生”，因此积极策划降日，开创“自家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继而又催梅思平参与，最后周、梅请汪出马，再经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会议承认汪为谈判对手。周是整个降日运动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两个月中，周对汪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当汪犹豫时，周即劝驾：“您兼外交部长的时候，与
打交道，还可以称顺利吧！”周在心里却怪“汪之性格，咸认为无一定主张”、“无担当，无果断”。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点，“断定虽有反覆，结果必仍如原计划”。（注：见《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动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犹豫、妥协及动摇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
，反复劝诱，推波助澜，汪精卫的“降船”就这样启程了。
汪精卫访问日本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
有人说：“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亦不能败事”（注：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461页）。
上来说，汪沦为汉奸，也是坏在陈璧君和周佛海手里。
懦弱自卑的性格导致汪氏被日本的淫威所压倒，未能辩证看待抗战，看不到中华民族的胜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优柔寡断的性格，易被别人所左右，被人推向卖国求荣的道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在卖国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向深渊，最后身败名裂。其中汪氏个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
”，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发表叛国艳电，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
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
，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
”；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
。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
当年各界对汪精卫卖国条约的评论报道!
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
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政权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源自日本的“东亚联盟”理论。他以所谓“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的“东亚联盟”四大纲领，作为粉饰其卖国投敌行径的理论依据，妄图作为抵挡世人唾骂的挡箭牌，并以此卖国理论作为毒化的奴役沦陷区民众，瓦解抗日阵营的思想武器。
汪精卫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来作为分化抗日阵营，摧毁抗战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其开展的东亚联盟运动对
有何影响一事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之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汪精卫这种以发展“东亚联盟”运动而谋瓦解抗日阵营的企图，并未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奏效。对于这点，他后来转而攻击道：“渝方的将士已完全失掉东亚人的灵魂……我们从前欲将理论感动渝方，使之觉悟，促成全面和平，现在知道单是这样决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和平区内整理起一条东亚同志的阵线，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无所施其侵扰。”
汪精卫还竭力利用“东亚联盟”理论，对日本侵略分裂我国东北，并扶植起伪满傀儡政权一事，为日本辩护，为自己承认伪
国的罪责开脱。他在《中日国交调整条约签署后对记者谈话》中
道：“我们收拾时局要从大处着想。从远处着想。这次中日条约的签订，不是计较一时的便利，不是计较一事的便宜，而是从中日两国永久亲睦，东亚永久和平着想。至于东北四省，本来是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现在，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中，事实之推移，是人所共见的。”他进而《在东京对日本国民广播词》中讨好说：“中国对于满洲，从前与日本抱着不同的见解，如今合中日满三国都向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前途迈进，正所谓安则俱安，危则俱危，从前不同见解，一转瞬间便为一致了。”
在一九四二年这一整年里日本一直要求汪参加它对英、美的宣战。汪的条件是废除他所厌恶的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的基本条约，包括所有秘密协定及附件，而这些协定和附件曾使汪与日本的合作蒙受巨大耻辱。他的条件最后得到了满足，汪政权乃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对盟国宣战。
得到更多自治权后汪精卫表现得对日本主子感恩戴德，极尽奴颜婢膝之态。由鼓吹“共存共荣”、“
”，进一步提升到叫嚷与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战第一上面’”。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之后，汪在《宣战布告》宣称“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汪还宣称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中国生死存亡的战争，所有足以妨害决战意志之昂扬，丧民族精神之振奋的，必须一一摧毁而廓清之。”一副不顾一切效忠日本主子的嘴脸。但是当日本进一步要求其派兵参与太平洋战场时，汪却找借口拒绝了这个要求。
浙江泰顺首府罗阳的汪精卫夫妇跪像
汪精卫虽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说法。汪精卫曾被
深陷体内，无法取出，铅毒逐渐扩散，终至药石罔效。日本作家上阪冬子访问汪氏子女后写的书支持病死之说。一说是其妻陈璧君相信中医，贴了中药膏药，却促使铅毒扩散全身，才造成汪精卫病死。另一说则是汪精卫遭日本军下毒谋杀，但被汪精卫长女汪文惺、女婿何文杰断然否认。何文杰表示汪精卫患的是“多发性脊骨瘤肿”。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
为配合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具体推行过程中，汪精卫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制订出一整套的奴化宣传纲要，用以推行卖国主义政策。汪伪政权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宣传要点、纲要，抛出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文件。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汪精卫集团提出了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各项任务：诸如“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的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情绪”；“协力
2）组织训练沦陷区青少年，竭力向他们灌输“东亚联盟”等亲日卖国的思想，以此作为其推行新国民运动的重点。汪精卫等人在沦陷区各学校强制推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并在南京举办了“青少团训
练班”，以东亚联盟和新国民运动的理论作为“训导”的基本内容，同时还通过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文件，并决定在全沦陷区普遍设立青年团与童子军，进行对汪个人崇拜和亲日卖国的奴化教育。在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之下，专门附设了一个青年干部学校，实施法西斯式的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与统治的人员。
、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鼓吹和宣传东亚联盟等卖国主义的理论。汪精卫傀儡政权的要员们还经常在节庆日子利用报刊和广播大肆贩卖其卖国主义的主张，同时还举办“和平建国文献展览”、“和平建国摄影展览会”进行奴化教育宣传。
汪川蕤集团在开展“新国民运动”的同时，也卖力地配合日本开展了
。”汪精卫在《二次巡视清乡区在常熟民众大会训词》中说：“清乡运动好比一个病人服药调整，新国民运动便是病去之后，将他的元气培养，使之精神强健，身体结实。”这句话，一语道破了汪精卫集团开展上述两项运动的险恶用心。汪精卫声称“清乡要清心”，也就是通过对沦陷区民众灌输其卖国主义的思想，以消除人们的抗日意识和在心理上对傀儡政权的抵触。
汪精卫多次亲赴各清乡现场进行所谓的实地指导，趁此机会四处兜售其卖国主义的谬论。他宣称：“清乡就是协办大东亚战争。”他把这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东亚安危所系”，“中国存亡所关。”他强迫沦陷区民众要“以其全国力量……和日本协力，安定大东亚战争的后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东亚战争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时，他还要求大小汉奸也承担起“后方责任”：“一在确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强军力，勤求
物质之并进；三在裕源节流，尽力于物资之增益。”
虽然根据李宗仁等人的说法，汪精卫并没有主动招降过国军将士。
但是受他曲线救国幌子的蛊惑，不少杂牌国军仅因在重庆国民政府手下过的不如意或为保存实力便投靠汪伪，完全不以降敌为耻。而汪精卫对于这些主动投靠他的国军都表示热烈欢迎。
此外汪伪对于被俘国军的影响更是巨大，汪精卫一直对国军表现出一副伪善的态度。有时他甚至惺惺作态的保护一部分被俘国军。
许多国军将士经得起敌人的拷打虐待，却经不起汪精卫伪善面孔的迷惑。在汪伪政府成立之前被俘的国军将士中宁死不屈者为数甚多，汪伪政府成立之后被俘的国军却基本上都降敌做了伪军。据统计，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
，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投靠汪伪的国军则前后多达五十万人，
汪伪军的来源原本就是战斗力较差的杂牌军，再加上汪精卫那套贪生怕死的投降哲学影响，更加不是国民党正规军的对手。因此正面战场上极少出现汪伪军的身影。然而面对武器装备简陋、粮草弹药缺乏的地下抗日武装，汪伪军便像疯狗一样呲牙咧嘴起来。汪精卫污蔑地下抗日武装为“匪”为“寇”，声称地下抗日武装破坏治安，为和平的阻碍，号召手下伪军齐心一意的镇压地下抗日武装。伪军们亦“积极响应汪主席号召。”镇压地下抗日武装不遗余力。
汪精卫从革命者转变为汉奸的原因主要有几条：
（一）汪精卫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战初期，中国在日本凌厉的军事打击下大片沦陷国土，人民被大量屠杀，军队更是
被成建制的歼灭或击溃。必须承认，当时的日本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战争准备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比中国强很多。
日本自认为强大很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公然发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同时在国际上“不堪一击，很快屈服”也是列强对于
（二）汪精卫认识不到日本侵华的性质和目的
汪出逃河内后，曾发出过全国通电（即艳电）。在通电中汪精卫认为：“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
日本出于对中国的野心，几乎中国所有政治势力都被日本下过功夫。
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是这么几家：国民党也就是当权派，领袖人物就是汪蒋等；满清的遗老遗少，立伪
汪精卫给日海军大佐岛津信夫的亲笔签名照
满的皇帝是日本情报机关的伟大胜利之一；
，最后吴佩孚拒绝后死亡。华北伪政权的
也是北洋余孽，但他们跟汪精卫比，也就是“小字辈”。最后他们还是被紧密团结在以汪主席为核心的伪民国政府里了；地方实力派：
等。工作虽做了不少，但最后他们的抗战决心和抗战贡献都很大；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里投降的有，抗战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诱降了汪精卫。
系统的板垣征四郎出任日本陆相。当时板垣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
。这两人对中国政治人物的诱降主张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祯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卫的路线；今井武夫却想直接和蒋介石谈和。他认为：从清朝开始，中日之间所有战争或争端最后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国的“委曲求全”，现在日本对中国的打击在历史上是最大，中国面临的危机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经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国
的领袖蒋介石也来个扭转乾坤……当汪精卫在南京和日本“共商国是”的时候，“桐工作”
正在香港进行。蒋认为要利用日本的心理，不妨跟日本工作工作，一来打击汪精卫在南京的“和平”运动，二来对日本军部的战略有个了解。了解日本军队的意图就等于了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图。因为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政府的内阁陆相一定由日军现役人员担任。不管是谁来组阁，只要你的政策不合军队的意，那么就不给你推荐陆相人选，内阁五相缺了一个，您还怎么组阁？所以当时日本军队对政坛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日本的和平运动如果真的实现“从中国撤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日中经济互相提携”，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较大的进步。汪精卫与日本媾和，正是基于这一目的，以使中国免遭更大的损失。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闻展堂死事，为诗哭之，才成三首，复闻展堂未死，遂辍作》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
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派
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尸体被运往
1月21日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奉命将汪坟炸毁，打开棺木时，见汪精卫的尸体上覆盖著
，尸体尚未腐烂，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
1994年墓地原址建造了一个汪精卫跪像，1997年拆除。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
市区挖出一个汪精卫跪像，上刻有“汪逆精卫”四字。
汪精卫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造成了
。而当***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亦即当机立断进行扫荡。由这些作为，有一些人认为显示汪精卫有某种「尚和平，顾大局」的思想哲学；亦有人认为，这显示了汪精卫的善变性。
的英雄，变成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变化如此之大。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宁可委屈自己，也要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见是年青时的满腔热血，不能保证以后他不会为个人权力而牺牲整个国家利益。
，他的《真实的汪精卫》一书，替汪精卫做了身后的平反，首先，文中高度赞扬汪的人格，认为他有严肃的生活作风，在国民党任高层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够做到的”。其次，汪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议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7人集体领导；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的
政策。再者，在1931年
事变后，汪属于第一批抗日的主战派，欲边作战边争取与日本谈判的筹码，惜苦无军权；后以杂牌军力战不果，于1933年签订
这种屈服的原因并不如蒋介石在抗战前一般为了确保既得利益，事实上汪的权力只有声望而没有军事基础，他背上污名对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后来，汪在被行刺受重伤后，仍然继续宣传和平救国的理念，期间也与日本的主和派接触并谈判讲和条件。在一片对日抗争声中，林认为“这条主和的路比主张抗战的路，艰难得多。”此点在汪兆铭离开重庆时给蒋中正的留书中“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一语可见端倪。但本书争论很大，书中认为在汪统治的日占区，人民生活能较稳定，而且认为因为汪代表国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没有再大举进攻
，这都是他的贡献，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
站在美国一方，那么战后无论
胜利，中国都是战胜国，那就避免了战败国割地赔款的损失，保存了
，但也以和平交涉的方式逐步取消一些各国在中国的
等八市的日本租界，7月收回上海法国租界，8月收回上海英国租界，十月宣布废除不平等的《中日基本条约》等。
美国历史教授、中日战争史专家约翰 亨特博伊尔
在《中日战争时期通敌内幕》一书中称：汪政府和维希政府相似，“当他们认为轴心国会取得胜利时，他们设法为自己的国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较为有利的地位。当战争胜利谁属已经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采取哄骗、拖延的办法来避开日本的勒索，并且多少为自己的管辖区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走投无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对汪政权的势力重视起来，“汪就越来越有可能为同胞争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敌军进攻。在享有中国物产和资源方面同日本人竞争。在汪看来，签订一些协定和条约，都是一种竞争的方法。一旦战争结束，假如同盟国获胜，反正这些条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而已。”“汪出走时留函给蒋说：从此以后他要挑起较重的担子，让蒋挑较轻的。究竟这封信有没有感动过蒋则很难说，但是汪在此后六年的余生里，的确是挑起了很重的担子，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在汪兆铭死后，汪的妻子陈璧君在法庭上为汪的行为辩护：“日寇侵略，领导无力护民，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于铁蹄下，这是蒋中正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有那一吋国土是汪先生卖去日寇的？重庆统治下的地区，汪先生从未向一将一兵招降。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险，忍辱负重，在敌前为国民生存谋福祉，每天生活在敌人***口下，这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与日本人往还。收回沦陷区，如今完璧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说一句公道话，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他投敌后，向与其渊源最深的将领，也未尝作片纸只字招降，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黄琪翔。大义所在，汪氏也知道自我抑制。
新华网《苏进强，汪精卫第二》一文称：
汪精卫及其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的侵略活动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在军事上，大量策反了国军（近百万），尤其是
”，多次进行清乡，使得人民生活更加困难。汪精卫自兼清乡委员会主任，打击其统治区的地下抗日武装（主要***游击队），使得日军可以抽身进行其他
。在经济上，南京国民政府协助日军对沦陷区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强迫实施储藏物资的全面登记，并对棉纱棉布进行强制性收买，以供日军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卫在学校推广与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发动“新国民运动”，从思想上削弱民众的反日情绪。另外，汪精卫承认伪
，被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是出卖中国的领土的不可饶恕的严重罪行。
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各国使节交谈
汪精卫，在他叛国“艳电”中，曾美化日本的侵略，说自己的投降、卖国是为了“和平”和“主权”，把日本侵略说成“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其实，他是为了自己的势力不被边缘化，忍受不了在国民党中失去兵权的现实。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名字，留不下芳名，也要留下骂名。当年汪精卫过高估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以为落个汉奸的骂名，能换来荣华富贵。没想到没几年他的主子就倒台了。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瑀多才原不忝，
迟死更堪悲。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局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
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 公权”系指史家
，陈寅恪和吴宓的诗友。《吴宓日记》在记录此诗时，在诗行间有注，“
为齐帝年号。”“集选中州未肯遗”后注：“元遗山选《中州集》，列入齐曹王刘豫诗。按豫曾为进士。”有了吴宓日记的出版，我们才能明白知道，陈寅恪先生的“
”诗是挽汪精卫的。从“阜昌”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先生把汪精卫和南宋
刘豫是相提并论的。作为一个精神和情感世界丰富而又深邃的诗人，陈寅恪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又不是简单的谴责，这里面还有惋惜之情，怜才之意。汪精卫的哥哥
骂了汪精卫一辈子，被当时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大员十分赞颂。在这一点上，倒是陈寅恪先生的幽微心绪更具史家情怀。
：1940年2月1日，***出席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并发表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说。这篇演说在建国后编入《***选集》第二卷时，改题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汪精卫集团于1939年12月30日于日本秘密签订了旨在出卖民族利益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这件事被揭露后，***中央于1月28日发出由***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党内指示，指示各地应普遍举行民众大会，掀起全国反投降、反汉奸、反磨擦的热潮。于是，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于2月1日召开。
大会还一致通过了***为大会起草的声讨汪精卫的通电，通电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制止磨擦、保护青年、援助前线、取缔特务机关、取缔***污吏、实行《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等10项要求。建国后，这篇通电以《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为题，编入《***选集》第二卷
出于评价者之不同立场，对汪精卫这一复杂人物的历史争议，将在长时间内持续下去。历史以否定之否定式的曲折运动缓慢展现其真实，汪从千夫所指的单一形象，出现出多元、两分之模糊空间。汪人生后期所作所为，或有出于“保存实力、曲线救国”之苦衷，但其变节投敌充当傀儡之事实，却是任何民族史上所不齿不容之罪，一切正如汪本人对此之预料。
之一（据说汪于1941年旧历除夕在自家门口贴对联“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开为党为国为民之大业”，结果被改成）：
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
开伪党伪国伪民之大业。
之二（据说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有人在送来的贺联中混杂了一幅讽刺联）：
近卫，汪精卫，你自卫，我自卫，兄鲁弟卫；
陈群，李士群，来一群，去一群，狗党狐群。
国祚不长，八十几日袁皇帝；
封疆何仄，三两条街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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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网（转引自 政协新闻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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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凤凰网．[引用日期]
- Boyle．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商务印书馆， 1978：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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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凤凰网历史．[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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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凤凰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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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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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子道，曹振威，石源华，张云 ．汪伪政权全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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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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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菊以隐逸称，殆未得其似，志洁而行芳，灵均差可拟。 生也不逢时，落叶满天地。枝弱不胜花，凛凛中有恃。 繁霜作锻练，侵晓色逾美。忍寒向西风，略见平生志。 一花经九秋，未肯便憔悴；残英在枝头，抱香终王坠。 寒梅初破萼，已值坚冰志；相逢应一笑，异代有同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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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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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革平生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 忽忽馀生恨，茫茫死后忧。难禁十年事，潮上寸心头。 落落初相见，无言意已移。弦韦常互佩，胶漆不曾离。 杜鑱朝携处，韩檠夜对时。岁寒乐相共，情意胜连枝。 日日中原事，伤心不忍闻。赋怀徒落落，过眼总纷纷。 蝙蝠悲名士，蜉蝣叹合群。故园记同眺，愁绝万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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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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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半月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车轮为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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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年颠蹶南山路，不向崎岖叹劳苦。只今困顿尘埃间，倔强依然耐刀斧。 轮兮轮兮生非徂徕新甫之良材，莫辞一旦为寒灰。 君看掷向红炉中，火光如血摇熊熊。待得蒸腾荐新稻，要使苍生同一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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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余在北京狱中，偶闻狱卒道一二，未能详也，诗以寄感》 欲将诗思乱闲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惭放浪，十年师友负绸缪。 残灯难续寒更梦，归雁空随欲断眸。最是月明邻笛起，伶俜吟影淡于秋。 珠江难觅一双鱼，永夜愁人惨不舒。南浦离怀虽易遣，枫林噩梦漫全虚。
鹃魂若化知何处，马革能酬愧不如。凄绝昨宵灯影里，故人颜色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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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我今挫其骨，又复扬其灰。一生被尔误，一恨何如兹！对镜照端倪，原来皮相寄存之。眼中生万象，受思判云泥。足下世间路，骨生血肉肌。
春来荣万物，秋去枯于斯。此物原来非不朽，亦随形态转轮司。春秋荣枯异，生死换他衣。是衣敝矣皆可弃，萌新敝旧实相欺。衣中着竖子，竖子被尔误成痴！衣中着道义，所欲随心子仲尼！堪笑此衣吾假耳，却不知此物本可相剥离！我来之时赤裸裸，今亦不愿挂一丝。着衣已久矣！每不能合于寒暑变相移。吾二自然矣！只缘贪恋此囊皮。此皮无甚好，我意已觉知。夺此世间器，还他清净枝。是以扬灰挫其骨，是以灭迹毁其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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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凤凰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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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真实的汪精卫》（作者：林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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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凤凰网[引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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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新华网[引用日期]
原标题：入华二十年 “索尼大法”如何才能重现辉煌？
导语：这家公司曾创造出多个全球第一，也收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以及大批拥护至今的索粉。
5月18日，索尼公司宣布注资主打人工智能技术的创业公司Cogitai，使用深度强化学习和预测技术研发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
Cogtitai由马克·瑞恩、彼得·斯通、桑汀得·辛格·贝弗加创立，他们均在强化学习、机器人技术领域有深入研究。索尼希望将自己擅长的硬件技术与Cogtitai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积累相结合，开发出能够真正改变世界的产品。
在索尼的发展史上，有过太多震惊全球的产品，特丽珑电视、Walkman、PlayStation（PS）等等。即便在人工智能领域，索尼早在1999年便发布了AIBO机器人，能够进行面部识别和语音识别，尽管这在当时看上去“没什么用”。
这些耳熟能详的产品曾是索尼引领一个时代的标志，也为索尼品牌注入了时尚、炫酷、高端的个性。这家公司曾创造出多个全球第一，也收获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以及大批拥护至今的索粉。
但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连年亏损的压力，索尼改变了以往追求规模的策略，努力成为一家会赚钱的公司。在2015年好不容易扭转了连续两个财年的亏损之后，索尼2016财年的业绩却再度出现反转。
索尼最新发布的截至2017年3月31日的2016财年整体业绩预期显示，预计2016财年整体销售收入为709.8亿美元，同比去年下滑3.8%，其中净利同比大幅下滑了45.9%，预计缩减至7.28亿美元。
那家曾经与各种黑科技为荣、酷酷的索尼，在未来，特别在庞大的中国市场，还能再现昔日的辉煌吗？
Zack是一名资深索粉。之所以成为索粉，与他同样喜欢索尼品牌的父亲有关。
“从我记事起拥有的第一台相机便是索尼的Cyber-Shot T1，第一台摄像机是Handycam HC15E。一次中学考试考进前五名，爸爸奖励了我一台索尼CD Walkman，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索尼。”
据Zack回忆，当时在大部分人眼中，索尼的黑电产品是最酷的。这对他的消费观和价值观产生了一些影响，后来无论选购什么黑电产品，都会优先考虑索尼。
他已经数不清买过多少部索尼的产品，家里的产品包装盒能堆得老高，就算搬家也舍不得把它们扔掉。
索尼Xperia手机简洁原生的UI，BR***IA便捷好用的触摸遥控器，PS4高品质的游戏体验，PA个人音频产品新创的LADC无线蓝牙高音质解码技术，还有微单A6300的对焦速度以及轻便的机身，都让Zack心甘情愿的掏钱购买。每年在这方面的投入差不多能达到5位数。
这种购买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即使是大幅缩减中国市场业务的索尼手机和被索尼剥离的VAIO电脑，Zack也仍在使用。
“我也用过iPhone从四代到6S的各版本手机，与索尼同期产品相比，苹果胜在操作简单，而索尼喜欢用一些堆料来表现自己的实力。一些国产品牌的安卓手机本土化做得比索尼好，但UI美观度不够，不符合Google对安卓定义的设计规范。”Zack表示。
尽管对索尼品牌偏爱有加，但他只在亲戚朋友主动询问时，才会推荐索尼的产品。通常他会时不时在朋友圈发一些索尼手机的资讯以及使用索尼手机拍出的好照片。
当然，Zack也会关注到时有曝出的“索尼退出中国”，甚至是“索尼倒闭”的新闻，但不会再次传播。他认为现在的索尼的确处在低谷期，还需要努力，有负面新闻也是一件好事，“这要好过于没有人再关注索尼是不是倒闭了。”
索尼中国消费电子营业本部的总裁谢飚也承认，索尼全球业务的确长期存在一些看上去比较消极的报道，但在中国区域，外界所认为的影响并不存在。即便是后来的重组，也只是正常的组织架构调整，而不是困难到无以为继。
“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别人不去讨论，毕竟那些（亏损）是事实，我们希望从用户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问题，坚持索尼的优势。”他说。
2005年，索尼与Konica Minolta（柯尼卡美能达）合作，进入当时由佳能和尼康主导的数码单反相机市场，成为搅局者。这个当时看似完全没有胜算的决定，却意外促使索尼在近十年后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军者；数据显示，2014年索尼占据了微单相机领域超过50%的市场份额。
2015年，新成立的索尼视觉产品公司顶着巨大的压力，推出了当时全球最薄（4.9毫米）的液晶电视X9000C，和搭载了支持高解析度音频的磁流体音箱的旗舰型号X9300C。
这些主力产品帮助索尼大幅提升了电视业务的赢利能力。
4月28日公布的索尼2015年财报显示，索尼电视业务赢利258亿日元（约合2.34亿美元），创下十年来新高。索尼集团的营业利润超过去年3倍，达到2942亿日元（约合26.04亿美元）。
这些年索尼剔除了一些严重拖累公司业绩的业务，但也增加了很多新业务，唯一不变的是这家公司不断强调的DNA。索尼集团CEO平井一夫将其DNA的概念解释为“致力于成为一家满足用户好奇心的公司”。在所有的产品体验中，索尼努力坚持这一点。
谢飚，北京人，他和很多在国内工作的外企高管一样，低调，务实。早在索尼正式成立中国公司之前，他便来到这家公司，并且一待就是20多年，算是索尼从辉煌走向低谷再到复苏的见证者。
1991年底，在大学期间学习金融的谢飚并没有在专业领域走得太远，而是选择加入索尼驻北京的办事处工作。
索尼（中国）公司彼时还未正式成立，和谢飚一同在办事处办公的消费电子民用部门只有5个人，其中一位是日本籍经理。其他的办事处还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哈尔滨等地。
谢飚说，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极度活跃的状态，有大批年轻人选择“下海”去广东经商。1994年，他被派往索尼（香港）公司学习，为期两年，之后迎来了职业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机会。
伴随着中国业务的大规模发展，索尼在1996年开始组建索尼（中国）公司，包括在国内各地搭建分公司组织架构。谢飚便被派往沈阳负责当地的销售工作，这也是索尼（中国）组建的第一家分公司。
“刚开始在索尼工作的时候，我们做了很多包括合作伙伴都不太理解的工作，例如对产品在店面的陈列、演示方面进行规定等等。我们不是很强调价格，而是看重产品本身给消费者创造的价值。”谢飚表示，消费者对索尼的认同建立在长期积累的对产品使用过程的价值理解上，这家公司没打算给自己贴上“奢侈品”的标签。
索尼总部位于日本东京，成立于二战后，其前身为“东京通信研究所”。成立初期公司经营一直不太稳定，直到10年后凭借当时不被看好的晶体管技术，开发出世界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TR-55”，才让整个公司的运营渐入佳境。
之后索尼相继推出了世界第一台半导体电视TV8-301和第一台家用录影机CV-2000，以及很多人所熟知的特丽珑（Trinitron）电视影像技术、世界第一台随身听产品TPS-L2等等。特丽珑技术使得索尼电视在全球热卖，截至1994年，索尼卖出了超过1亿台电视机。如果在当时能拥有一台索尼的特丽珑电视，那绝对是一件相当傲娇的事情。
索尼进入中国之时，其业务线已经涉及电视、随身听、数码相机、录影机等代表着全球科技趋势的消费电子产品，并很快在国内开设了彩电工厂以及摄像机工厂，以适应索尼在华的高速发展。
只是索尼CRT电视的神话没能抵抗住时代的冲击。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黑白电视逐渐被彩色CRT电视所替代，并由模拟向数字化迈进，显示器也从早期的球面转向平面，一大批新型显示技术如等离子、背投等涌现出来，它们都在预示着CRT技术的衰落。
一时间，有关索尼电视“不行了”的说法甚嚣尘上，特别是当液晶电视出现并成为主流显示技术后，这种论调愈发严重。
90年代的消费者往往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消费观：电子产品中的核心部件品牌与整个产品的质量水平相挂钩。原本索尼电视的优势在于显像管技术，而液晶、等离子等电视的技术原理与CRT完全不同，加上索尼自身并不生产液晶面板，能否继续引领彩电市场演变为一个大大的问号。
人们的担心似乎不无道理。
截至2005年3月31日的2004年财报显示，作为索尼主体业务部门的消费电子业务出现运营亏损343亿日元，2005财年，这一数字有所缩减，但仍然亏损了309亿日元。而自2008年起，除2012年索尼整体营收有过短暂的盈利外，大部分时间与“连续亏损”的新闻为伴。
在索尼工作多年的刘桦（化名）接受了界面新闻记者的采访，他认为当索尼意识到CRT技术必然走向没落之时，索尼既看不上夏普和三星主导的液晶技术，也不欣赏松下和东芝主导的等离子技术，而是决定投巨资研发OLED技术，希望以此来引领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
公开资料显示，索尼当时已经拥有全球领先的OLED技术，但因为所需的投资巨大，产品良品率却偏低，索尼OLED的尺寸只能做到电视台专业的监视器大小，极高的成本也决定了短期内无法实现向大众家庭的普及。这家公司不得不在2014年5月停止曾被寄予厚望的OLED电视的研发。
正是对OLED的重视，让索尼错过了在液晶显示屏技术领域发力的最佳时机。
据刘桦透露，尽管索尼和三星曾合资建立液晶面板，但那条产品线上的液晶屏成本并没有索尼想象的那么低，产出的屏品质也不好，“索尼在这条线上被三星坑了，要知道三星还有其他不同尺寸的产线，而索尼当时只有这一条。”
索尼与三星于2014年成立了名为S-LCD的公司，双方各占50%股权，主要为双方提供稳定的LCD供应，三星负责具体运营。
搭载索尼品牌的三星面板迅速壮大起来。当很多消费者了解到索尼用的是三星面板，但索尼品牌却卖价更高时，逐渐将更多的“选票”投给了三星。
不得已，在不成功的合作7年之后，索尼以1.08万亿韩元（约合9.39亿美元）的价格，将合资企业中所持的股份出售给三星。在卖掉这条产品线之后，索尼开始转变思路放弃做屏。刘桦认为，一方面是失去的时间成本让索尼很难再超越夏普、三星的液晶屏技术，另一方面，连年亏损的索尼也不具备那样动辄上百亿元投资的资金实力去押注面板生产。
虽然游戏、音乐、影视等业务在全球范围内是盈利的，但其所赚的钱与索尼电视的亏损不在一个级别。“电视是当时索尼最核心的部门，电视部门的业绩直接影响着整个集团的业绩。”刘桦说。
另外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在2000年以前，基本每个产品线的产品都能给索尼带来盈利，但此后Walkman、VAIO相继被苹果的iPod、MAC所颠覆，PS游戏产品也没有大幅盈利，索尼的困境成为一种必然。
2009年时，索尼不仅忍受着金融危机和日元汇率暴涨的煎熬，还在与竞争对手三星进行着激烈的价格战，电视销售收入急剧下降。当年的财报显示，消费产品及部件业务与上一财年相比下降19.9%。
据刘桦介绍，此前索尼在全球各地都有自己的产品中心来设计不同型号的产品，从而带来较高的生产成本。为了扭转亏损局面，也为了强化总部对各地区市场进行更有效的管理，索尼将各地的产品决策权收回。
包括中国、美国、欧洲等地的产品中心和研发中心都在这一时期被裁撤，统一进行产品规划，以节省成本。不少重要的研发人员也在这一时期离开索尼，此前有充裕资金支持的黑科技也相应减少。
通常电视的产品定价流程是这样的：
以中国区为例，每年索尼总部会给分部一张表，上面标注着下一年可能会有哪些产品出来，以及大致的建议价。中国地区的市场部则会针对上述价格具体考量，引入所需的机型。中国区也会向总部反馈想要一台什么样的机型，然后总部再商定是否能按要求做得出来。
也就是说，中国区并不能随心所欲的生产电视机型，这直接延迟了索尼智能电视的推出。
“国内从2012年开始刮起了‘智能风’，索尼对此讨论了不止一年，但直到2015年才正式推出智能电视。并不是索尼不愿跟着主流技术走，这其中涉及太多复杂的因素。”刘桦说。
索尼本质上是一家全球性的跨国公司，2015年索尼电视中国市场的份额仅占索尼全球的10%左右，而夏普电视中国市场的这一比例接近60%。
2012年在全球只有中国对智能电视热情最高，如果索尼要开发智能电视机型，哪怕只是一款产品，总部也需要对成本进行核算，考虑是否值得为10%的市场增加成本。那时的索尼电视仍未走出困境，单独开发产品基本不太可能。
而另一方面，“索尼2011年曾在北美市场推出过谷歌(微博)TV。作为谷歌的战略合作伙伴，如果单独生产安卓电视，和谷歌的关系很难去协调。在中国或许还行得通，但在国外，独立开发的代价是无法搭载任何谷歌的服务。这种关系很难得到国内市场的理解。”刘桦表示。
再者，索尼内部所做的用户调查显示，2015年之前的智能电视处于发展阶段，差异化有限，与其做不出新花样，不如将音质和画质做得更好。事实证明，在2012年至2015年间，索尼的电视销量并未因智能电视的延迟推出受到影响。
索尼的选择给旁人留下了保守的烙印，但在内部员工看来，是对品牌个性的坚持。
一些索尼员工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索尼非常爱惜自己的品牌。当他们进入索尼做培训时，这家公司的培训师会用整整一天来介绍索尼品牌是怎么来的，LOGO为何用现在的字体，如何发明的，经历了哪些事情，品牌代表着什么等等。这是他们在国内其他公司所没有经历过的。
对品牌的爱护也同样反映在工业设计领域。一名了解索尼东京总部内部架构的消息人士表示，索尼的工业设计和UI设计独立开发、市场和产品部门，由总部的设计部门直接管辖。这种架构有利于设计师们完全按照独立的设计理念和思路进行设计，除非有专业的数据说服他们，否则分部的产品公司很难改变总部设计师的想法。
这家公司从成立之初所倡导的工程师文化也强化了索尼的技术内涵，植根于日本企业的工匠精神让索尼觉得不应把重点放在市场营销，即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也是索尼营销能力显得偏弱、很少做广告推广的原因之一。
索尼也是同时代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中，为数不多的仍在坚持主业的消费电子公司。
在经历了数年亏损、业务重组调整后，现在的索尼整体看上去“气色不错”。特别是在市场庞大的中国地区，索尼希望耐住寂寞去收获果实。
“我们相信，会有一批消费者在产品或者服务方面的要求比别人更高一点，这种情况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会变得越来越多。”谢飚表示，这部分人群的需求相对比较稳定，不会轻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影响。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索尼高端化的产品策略一直延用在中国市场。据***C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城市家庭中中等收入比例已经超过70%，达到部分发达国家水平，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高端家电消费市场的主力。
索尼现在的产品结构则可以直观的体现这一战略：相比于过去每年十多个系列的新品，最近两年索尼发布的新品型号数明显减少。以中国电视市场为例，目前只有4个系列的2016 BR***IA新品，大部分为搭载了4K HDR技术的大尺寸机型，面向中高端市场，入门级的产品仅有一个2K系列。
这家公司也在想办法吸引那些追求生活品质的用户群和追求时尚的年轻人，针对两个用户群之间的潜在需求，研发各种各样高价值的产品。
比如，索尼重新恢复了对音响行业的重视程度，针对一些对音乐有较高要求的人群推出了MDR-1A这样中高端的高解析度音频（Hi-Res Audiao）耳机。在此基础上这家公司又额外开发了彩色版的h.ear系列耳机，将用户群向下普及到喜爱时尚的的音乐爱好者。代言人杨洋的启用也让索尼收货了大批年轻用户，甚至最近热播的韩剧《太阳的后裔》中也出现了男主角头戴索尼翠绿色耳机望向窗外的一幕。
“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我们会不断进行细分，如何争取到不同群体的客户认同是我们日常最普通的工作，也是索尼这么多年坚持在做的工作。”谢飚进一步解释说。
外界所想象的索尼因各种负面新闻导致公司内部大起大落的画面，至少在中国区并未出现过。这里的员工照常上下班，重复着那些每天都需要做的事情。
在2016年，这家公司已经明确了中国区的发展目标，让更多电视用户了解4K HDR产品的价值。让耳机音响和微单相机产品进入更加专业的顶级发烧友队列，此外还会积极尝试创新产品在国内的推广，例如会变色的时尚手表Fes Watch、能根据心跳选择音乐的Smart B Trainer等等。
“我们要开始进一步提升我们的业务表现，但不是盲目地追求规模和销量。我们会比以前更加强调细分的用户需求导向的工作模式”。这些便是谢飚口中索尼消费电子部门在中国地区的最大挑战。
而在索尼最具潜力的游戏业务领域，中国市场还处在概念普及和人才培养阶段。
索尼最早开始涉足游戏产业是在1994年，整个团队有一半的员工来自于电子部门，而另一半则来自于音乐部门。这家公司认为，主机游戏本身是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产业。也因此，掌管游戏业务的公司以“索尼电脑娱乐”为名，现在则为“索尼互动娱乐”。
因为政策的原因，索尼的游戏业务在中国市场形成了巨大的断层，以至于2015年再次回归之时，国内开发主机游戏的人才相当欠缺。
对此，索尼电脑娱乐（上海）有限公司总裁添田武人认为，开拓市场不仅仅是卖东西，而是要做产业。“PS卖的内容需要一个很大的生态体系来支持，它就像一家书店一样，只有纸张没有内容是不行的。”
目前索尼游戏业务最主要的任务便是在引进国外内容的同时，与国内的游戏开发团队合作，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游戏体系。“这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卖主机。”添田武人在接受界面新闻记者专访时表示。
当然，对于市场并不成熟的主机游戏业务，索尼还有时间精耕细作，但在其他领域，这家公司还需要拿出更好的技术和业绩来证明自己的发展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