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多少经济增长速度

全世界许多国家今天正经历着社会上有破坏性的通货膨胀,非常高的失业,经济资源使用不当,并且在有些情况下,人类自由受到压制。这不是因为坏人有意识地寻求达到这些结果,也不是由于它们的公民之间价值判断的差异,而是由于对政府措施的后果的判断有误。这些错误至少在原则上能因实证经济科学的进步得到纠正。

关于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从我国改革开放算起,通货膨胀是一个老问题,而通货紧缩是一个新问题。改革价格管理体制,把传统计划体制下抑制性通货膨胀释放了出来,价格总水平就有点稳不住了,通货膨胀问题成为阵发性顽疾;近几年,我国短缺问题逐步被缓解了,但供过于求问题在突出,价格总水平连续下降或说同比为负指数情况成为新的问题。对价格水平过高过低的分析,是本章的主题。

第一节  总供求与价格总水平的关系

一、价格总水平是总供求变化最集中的反映

通货膨胀率是反映一国宏观经济总供求是否均衡的最综合的经济指标。一国

经济总需求量是价格水平的减函数,即伴随价格水平提高,总需求量将减少;反之,总需求量将增加。一国经济的总供给量是价格水平的增函数,即伴随价格水平的提高,总供给量将增加,反之,总供给量将减少。按此理论,将会产生一个如同微观经济中的马歇尔供求均衡图,由自左上而右下的总需求曲线AD与自右上而左下的总供给曲线AS,交叉出价格总水平的均衡点。

AD和AS曲线描绘的是整体经济的价格水平和产量变化,而微观曲线反映的是单个商品价格与产量的关系。AD曲线向下倾斜主要是因为货币供给效应,而微观需求曲线向下倾斜则是由于在总收入和其他商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的替代效应。微观需求曲线之背后,是边际效用,当商品价格上升时,需求减少。而总需求曲线之背后,则为货币供应,当价格总水平上升时,货币实际供应量因价格上升而减少了。要使货币供求平衡,只能降低货币需求,即提高利率、紧缩信贷及降低支出。因此,其为负斜率,走势是由左上而右下。总量供求图反映的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相互作用关系如何影响价格总水平的。当总供给量与价格总水平关系不变时,如果总需求量增加,即AD曲线右移,就会出现需求拉动的价格上涨;当总需求量与价格总水平关系不变而总供给量减少即AS曲线左移时,就会出现成本推动的价格总水平上升。如果两条曲线同时上移,就出现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上的混合性价格上涨即通货膨胀。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借用统计局公布的某种价格指数来说明通货膨胀率的。借用什么价格指数更合理一些呢?就我国情况而言,是以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主,以居民生活费用用指数为辅,有时也考虑各类研究机构作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分析通货膨胀率的。GDP平减指数是某一时期名义GDP与实际GDP之比,名义GDP是当期价格度量的某一时期的GDP值,实际GDP是用某一给定时期的物价衡量的另一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反映的是不同时期生产实物量的变化。总之,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是以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视同通货膨胀率来判断经济问题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统计范围很广,包括不动产等,因此,统计分析的工作量很大,发展中国家难以及时和全面地统计和处理。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是按季度公布的。应当说,这个指数对分析通货膨胀,更有价值。

二、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影响

通货膨胀(Inflation)指价格总水平持续、全面上升现象,其基本特征

一是货币贬值,二是价格上涨。不同学派对通货膨胀有不同的定义,多根源于对通货膨胀成因分析上有不同观点。西方宏观经济学把通货膨胀成因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当总供给量与价格水平关系不变时,总需求量增加,就会出现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二是当总需求量与价格水平的关系不变时,总供给量减少,就会出现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此外,还有混合性通货膨胀和结构性通货膨胀等等。

三、通货紧缩的含义及影响

通货紧缩(Deflation)是与通货膨胀相对应的概念,通常指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这样一种现象。国外历史上发生的通货紧缩,往往与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相伴随。

西方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认为:通货紧缩“表示价格和成本正在普遍下降”(萨缪尔森),“表示价格水平的稳定下降”(斯蒂格利茨)。美国学者格林沃尔德主编的《现代经济词典》的解释是:通货紧缩指“与货币和信贷供应紧缩同时发生的一般物价水平的下降。物价的下跌(通常伴之以产量的不断下降和失业人数的日益增加),是同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联系在一起的。”  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认为,一国消费品价格连续两年下降可被视为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可分为良性与恶性两种。良性通货紧缩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而导致的价格下跌,此时消费需求仍然旺盛。恶性通货紧缩则与投资、消费需求不足相伴随,这是我们所担心的。

目前,  国内对通货紧缩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通货紧缩就是物价普遍的持续下跌。第二种看法:通货紧缩应该具有物价普遍、持续下跌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这两个特征。第三种看法:通货紧缩除了以上两个特征外,还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衰退(连续两个季度以上负增长)。

国内外经济学家大都认为,通货紧缩的危害不可轻视:一是通货紧缩使实际利率上升,抑制消费与投资;反过来,需求不足又会加剧通货紧缩,交互影响,恶性循环;二是通货紧缩使企业利润下降,使失业增加,社会矛盾上升;三是企业和个人债务负担加重,银行坏帐增多,危及社会信用,加剧金融动荡;四是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各国出口竞争更加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关系趋于紧张。

附录1   亚洲转轨经济体:起步与近况比较

亚洲转轨国家及前苏东的GDP、INFLATION简表



GDP实际增长率(%)

通货膨胀率(%,期末)

近期结果(97-98)

资料来源:Sanjay Kalra和 Torsten Slok《转轨过程中的通货膨胀与增长:亚洲经济体是否不同》一文,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章1999年5月。

简短的评语:从这张简表中,可以得到这样几个信息,一是这几国改革开始的时期,以及此时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二是就通货膨胀率而言,中国的波幅是最小的,前苏东则是最大的。三是转轨国家的经济总体上看,通货膨胀在下降,而经济增长在上升,表明了改革还是有希望的。其中间阶段,亚洲几国经济增长率均有升有降,按波幅大、小降幂排下来应是蒙古、中国、老挝、越南,前苏东国家是由极低点(负)直线缓步回升,已进入5%的高度,相对而言,没什么起伏。而通货膨胀率,除老挝外,均由高走低。前苏东国家是由超过1000%而降至10%以下,直线下降;亚洲几国则有波幅,按波幅大小由高到低排列应是越南、蒙古、老挞、中国。

第二节  中国经济转轨20年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分析

一、20年价格总水平变动基本情况





我们需要对这张表进行分析。

首先,表中反映了价格水平变动的基本情况。改革20年来,我们对价格总水平变动有过多

年的讨论,对以什么样的指标作为判断通货膨胀的代表性指标有过争论。回过头看,统计局提供的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还是最基本、最具连续性的。为简明起见,下面的分析,我们将以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价格总水平的代表指数,进行各种分析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到,20年间,三条线运动轨迹,大致相似,都两起三落,大幅震荡。年,为价格基本平稳期。1984年后开始上坡,和是两组价格高峰段,其零售价格指数均超过10%。价格涨幅的最高点是1994年社会零售价格指数达21.7%,最低区间是19997年后连续多月的负指数。

二、价格总水平变动成因的现象对比分析。我国经济转轨中,价格总水平

变化,与多因素相关,我们先从现象上,分析一下这些相关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价格总水平一般讲,确实是有影响的,只是程度上有很大区别。

1、经济增长速度对价格涨幅有一定影响:

从图中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与零售商品价格曲线有很多接近之处。但在时间上有滞后。一般是经济高增长一至两年后,价格水平开始上升到高点。这说明我国经济转轨中,经济增长对价格水平有一定影响。具体影响程度这里不展开分析了。

2、固定资产投资对价格水平变动的影响。

从图中看,固定资产投资对价格总水平相关程度不是很高。改革前期,投资对价格水平有一点拉动作用,但不是很明显。而在90年代初期,投资对价格水平带动作用很明显,投资增长达60%,而价格水平也达20%左右。这一时期,是对投资影响价格水平讨论最多的时候。

3、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变动与价格变动关系

从图中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零售价格水平是很相关的。而且,一般零售额增长高于零售价格水平增长的。实际上,我们是把零售额作为消费拉动经济的一个指标看待的。可以说,我国经济转轨中,消费对价格的影响是很关键的。

4、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对价格总水平影响

有趣的是,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曲线与零售价格曲线,几乎是吻合的,而且,略为在先一点,高峰时高过零售价格水平,低谷时低于零售价格,时这说明了农价变动更为主动,更为更为活跃,对价格总水平影响很大。比如,对1994年的通货膨胀成因分析,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是成本推动或结构推动的,需求膨胀不是主要的,如投资是减少的,工业贷款减少,建筑企业贷款减少,中长期贷款减少,国家投资债券贷款减少,财政透支和财政借款均减少。农购贷款增加,外汇占款增加,有价证券及投资增加,因此,资金运用总量大大增加了。农购增加639亿,占新增的M2的5%。事实上,农产品对通货膨胀影响相当之大,按成本上升办法推推算算,大约在60%的因素。

5、货币供应量(M0、M1)变化率对价格水平的影响

图中显示,90年代以前,M0、M1与零售价格变化曲线的吻合度很小,而在90年代后,三条线的吻合度都比较高了,M0与M1吻合度更接近了。一般而言,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大于零售价格增长幅度,并保持了平行增长。但1996年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零售价格影响减小,价格线向下,而货币供应曲线向上。M2与零售价格水平关系更远一点,也不与通货膨胀正相关。从图中可粗知,改革这些年来,货币供给量与价格水平并非正相关。货币连续增长很快的年份,可能是价格水平较低的年份。即使加上价格反映时滞的因素,也得不出货币供给增加就价格上涨的实证结论。我不否认通货膨胀有时就是货币的函数,有时贷币过多不仅是通货膨胀的现象成因,也是其本质成因,但这种现象与本质一致的情况并不常见,尤其是作为转轨中的通货膨胀,更不常见。

附录  《控制通货膨胀北戴河国际研讨会`1994》简介

我国转轨中,通货膨胀率最高年份是1994年。这一年7月,由国家体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在北戴河联合召开了“控制通货膨胀政策高级国际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外国专家有: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里亚尼,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鲍泰利,日本首相经济顾问宫崎勇等。①与会代表指出,高通胀会造成资源配置失误,各地区和各阶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恶化贸易和投资环境,加重企业困难,影响改革进程,因此,必须加以控制。一些代表认为,中国不可能根除通货膨胀,但要将通货膨胀控制在最低水平上。②通货膨胀成因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通货膨胀的成因各不相同。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通货膨胀成因是复杂的。这次通货膨胀成因是综合的。从需求拉上因素看:中国1993的1季度贷币供应量M1增长在40%以上,大量违章拆借资金投资于股票、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长速度高达70%以上,名义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引发通货膨胀。从成本推动因素看:投资需求拉上生产资料价格,生产资料价格推上消费品价格,工资调整、价格改革和新企业会计制度实行,使成本真实化了,过去成本增加问题现在暴露了。从政策因素看,税制改革和外汇体制改革的不完善也造成小幅度的价格上涨。也有专家认为,需求拉动不是主要的,市场机制不成熟和竞争不充分才是主要的。③对策建议:政府要明确向人民宣示控制通货膨胀决心,减少预期。中国人民银行要把稳定人民币币值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要运用利率手段,使利率由负变正,控制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要与货币政策结合。企业机制的市场化转变,是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础。

第三节   转轨中特殊的通货膨胀分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把几次价格总水平上涨较大的波动,社会零售商品价格超过10%的两次,称之为通货膨胀。主要有1988和1989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达到18.5和17.8;1993年到1995年,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达到13.2、21.7、14.8。这一时期,对通货膨胀讨论形成了高潮。我以这两轮通货膨胀为代表,把转轨中的通货膨胀分为4种类型:

一、转轨中的综合性通货膨胀。这是对80年代通货膨胀的一种认识。比较多的人认为,过多的货币投资导致总需求过大,是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长期失衡,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基础性原因;发展与改革中急于求成,是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政策性原因。进一步,认为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在我国通货膨胀中同时在发生作用,而涉及到工资、利润、投资、消费的分配关系,特别是投资,在通货膨胀形成中更具有深层的作用。综合性通货膨胀在分析中期通货膨胀中较为真实,但在短期分析中,则过于折中,抓不住主要矛盾。

二、转轨中体制性通货膨胀。这在80年代也是突出的。体制性变革对价格总水平影响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宏观的管理体制影响,另一方面是微观企业变革的影响。前者主要是来自传统计划体制松动后,不可避免出现的财政赤字。因为改革初期阶段的财政放权让利是必然的,这引走了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而改革和发展,都需要付出成本,都要求财政支持,因此,支出增加是难以控制的。当然,这里指的是体制性财政赤字,而不是政策性财政赤字。其实质是国家为主体的国民收入超分配,是社会资金运动主渠道的扩张,就形成了过大的货币需求,导致了通货膨胀。转轨初期,大财政、小银行格局没变化。财政资金扩张对信贷资金规模产生着决定性影响。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大量信用膨胀的现象后面,却是由于“隐蔽赤字”在起作用。财政向固定资产过大投资引起了相应的银行流动资金信贷膨胀,财政投向国有企业资金不足迫使银行扩大信贷,双轨制下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币值发生差别,造成财政资金以各种名目转为信贷资金,通过发票子解决财政补贴,更是典型一例。凡此种种,转轨中所谓信用膨胀,实为财政挤银行所致,银行增发货币由造成通货膨胀宏观成因。在转轨中,普遍出现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货币工资增长,工资上升而推动了通货膨胀加剧。

三、转轨中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这是对9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的一种认识。需求拉动和成本推上,都有一个结构问题,是什么需求,投资有效还是无效?是哪一部分成本(比如一段时期是生产资料成本上升影响很大,一段时期是农产品价格调高的影响很大),推力是大还是小?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一种既带综合又有主导因素的通货膨胀类型。转轨中结构型通货膨胀,其结构是按国有与非国有两大部分来划分的,这与西方经济学按封闭部门与开放部门,或服务部门与工业部门的划分法有区别。在转轨中面临种种困难的国有部门和国有企业,不断得到倾斜贷款,但贷款质量不高,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不能形成市场有效供给,因此,成为“资金陷阱”,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工资的刚性和与收入的攀比,也使内有成本推动,外有消费拉动,加剧了通货膨胀。用紧缩办法控制这类通货膨胀是不行的。

四、转轨中开放因素助长的通货膨胀。这是90年代中后期讨论比较多的。开放中,国际通货膨胀传递加大,与国外经济联系增强,都会影响到国内的通货膨胀。我国改革中一个典型的时期是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阶段。此时结汇大大增加,人民币通过这一渠道流入社会流通。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确有影响,但作为通货膨胀成因而言,只是次要的、间接的、从属性的。外汇占款”含义是什么?外汇占款是从银行角度得出的提法,是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的资金运用项目。从外汇管理角度看,是结汇大于售汇时的结售汇差额,这个差额进入国家外汇结存账中。1994年,这个差额对外汇储备的增加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外汇占款对通货膨胀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1994年汇率并轨人民币贬值幅度很大,因此,进口品成本提高了,出口品收购价提高了,某些保值品价格也受预期影响而上升,一些与进出口相关产品价格攀升,都影响了国内相关品价格的上升。二是通货膨胀作为一种货币现象,没有货币是不能显现出来的,充足的货币才能使其充分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扩张,对通货膨胀是起了作用的,尽管这种作用不是直接的。可以说,外汇占款扩张只能是伴随通货膨胀实质性因素的从属性因素。

五、 通货膨胀的治理:针对1988-89年的通货膨胀,主要采取的办法是财

政和货币双紧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过快增长实行“双控”,实行稳定经济和物价的“双稳”措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1990年降到2.1%,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硬着陆。针对1993-95年成本推动和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通货膨胀,政府采取了综合治理办法,以深化改革造就市场竞争环境,迫使企业降低成本,实施适度从紧政策,消化农价上涨压力,进行结构调整,在1996年取得了经济比较平衡的“软着陆”。

一、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我国传统价格体制,其主要弊端:一是定价主体错

位。不是企业给自己产品定价,而是政府给企业的产品定价,企业没有给自己的产品进行定价的权力。尤其是重要的产品,完全是行政定价。价格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层层报报制定,并通过行政法令颁布,借助于行政手段实施。这就使企业不是市场的主体,只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政府行为取代了企业行为,造成了政企不分。二是价格形式单一。传统计划价格体系中,主要是固定价格。这种价格一定就多少年沿袭相陈,很少变化。少量的浮动价,也是以固定价格为中心而略有浮动。在多数时期,市场自由价格被宣布为非法的或黑市价格,经常处于被取缔之中。三是价格水平脱离市场供求。定价的主要依根据是产品成本,因此,价格不能反映产品的需求程度,不能调节产量。于是出现了两种后果,或是大量积压,或是长期的短缺。四是价格功能受到扭曲。价格本来是平衡供求、分配利益、配置资源的最基本的工具,但在传统体制下,这些基本功能全扭曲了。利益分配与价格脱节,企业统收统支,利益与价格没有关系;职工收入国家统一制定,也与价格没有关系;资源配置靠计划,更与价格没有关系。因此,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参数和机制,在传统体制中完全失去了基本的功能。

二、我国20年价格改革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4年,是完善计划价格思路占主导的阶段。改革重点是调整价格结构,改革方式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在这一阶段,以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为重点,先后六次较大规模地调整了价格。主要是:提高粮食、油料、棉花、糖料等18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猪肉、鸡蛋等8种主要副食品零售价格;提高烟酒厂销价格;有升有降调整纺织品价格,并降低国产机构手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提高统配煤厂销价格,同时陆续提高焦炭、钢材、化肥等原材料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提高铁路货物运价。在“放”的方面,主要是中央对地方下放了部分价格管理权限,分三批逐步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和部分农产品(主要是三类土特产品)的价格,对部分机电产品实行了浮动价等。第二阶段是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占主导的阶段。这一时期又分为两段,一段是1985年到1988年,为大步放的阶段。从1986年到1992年,则是对价格因双轨制而出现诸多问题治理整顿阶段。先说前一阶段:“放”的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业生产资料价格改革;改革方式是调放结合,以放为主。 “放”的方面:农产品由统购部分放为定购,并扩大了自由购销部分;放开了原派购农产品如猪、牛、羊、禽、蛋、水产品的价格,放开城市鲜菜的价格管制。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放开了企业自销和超产部分产品的价格,实行了计划内外生产资料价格“双轨”,极大冲击了原有计划价格体系,但由于制度化的规则矛盾,也带来相当大的市场秩序混乱。在工业消费品及收费方面,放开了一批产品价格管制,全部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在“调”的方面,调整了一批工业消费品价格,提高了部分计划内生产资料价格,提高了大豆、松脂等农产品价格水平,调整了部分服务收费。1988年后的一段时期,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政府加强了价格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在总量控制前提下,有计划分步骤地对价格进行了结构性大调整。第三阶段是价格市场化改革阶段。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后,价格改革方向也明确了。从中央到地方,大面积地放开了一批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重新修定了中央管理价格的分工目录,重工业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一次性放开近600种,国家定价仅保留33种,国家指导价保留56种;农产品价格由40种放为10种,国家定价6种,国家指导价的4种;轻工商品由原来41种减少为9种。同时,根据市场供求情况,大幅度地提高了主要农产品和基础产业产品的价格。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成为了价格体系中的主要格局。1997年与1978年相比,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定价比重由97%减少到6%,市场价格比重由3%上升为93%,其余1%为国家指导价。

三、市场价格目标模式。价格改革最终会形成什么样的一种体制呢?我认为会是统一的市场目标体制。统一的市场价格目标模式包括两大部分,即价格管理制度和价格体系。这两部分又是由三个基本因素组成的,即谁定价、定什么价、价格形式之间是什么关系。通过建立市场经济下的价格管理体制,促成市场化的统一的价格体系的形成。①价格管理体制中,有政府参与制:政府依其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的代表,对国有经济的产品和劳动,根据产品的社会和自然属性,不同程度地参与价格制定过程。有政府干预制:政府依其经济职能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对某些产品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最高限价、最低保护价或宣布冻结物价等。政府监督制:政府依照法律和政策,管理市场交易行为,包括监督价格形成的合法性和正当性。②市场价格体系中,按市场供求形成价格又称自由价格是主体。就产品品种和数量而言,生产者、经营者自己制定价格为绝大部分。相当部分还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同时,还存在少量的计划价格,那睦有关国家经济命脉且具有垄断性的产品价格,政府权参与或干预定价。一些重要国有企业重要产品价格,政府会以指导价形式干预价格形成。但这些计划价格的基础,都不能离开市场供求关系太远,除非是政府准备只求社会效益不顾经济效益而要补助的产品。③凡是实行不同程度价格控制的国有经济产品参与的市场,将形成不完全竞争市场。这里价格形式是多样化的,有多年来通行的浮动价和议价。依产品社会和自然属性的差别,国有经济对产品价格控制程度不同,从国有企业领价制直至控制程度最高的国家垄断制。凡是国有经济不参与或参与但不能控制的产品市场,将形成完全竞争的市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品在这个市场上自由竞争。政府管理市场,监督价格,必要时干预价格,但不参与价格制定。这种完全竞争市场将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占绝大部分。以上观点是我在1986年提出的,现在被实践证明是成立的。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于1997年12月29日由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9次会议通过,1998年5月1日施行。价格法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一部极其重要的法律。它的颁布,对于规范价格行为,发挥价格合理配置资源的作用,稳定市场价格总水平,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价格管理是依照国务院制定的《价格管理条例》进行了。《价格法》有四个重点:①是规范经营者的价格行为。总则后第二章,肯定了经营者的定价自主权,规定了经营者定价的原则和权利,指出并限制经营者在定价中的不正当价格行为。规定了行业组织的的权责,还明确了政府定价的具体范围。②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价格法》要求经营者按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不得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管理管理部门在定价、审价时,要征求消费者及有关方面意见。要加强对价格的社会监督。根据价格法,取消或暂停执行通货膨胀时期制定的监审、申报等价格管理办法,把定价权还给企业。③明确了政府对价格管理的权责。稳定价格总水平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政府要间接管理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价格总水平。明确了收费体系的构成和权责,完善了收费管理制度,规范了收费管理程序。政府应设立重要商品储备制度,设立价格调节基金,建立价格监测制度。④加大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价格法》规定县级以上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对价格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1998年以来,各级政府和价格主管理部门制定了一些实施价格法的细则和办法。如国家计委制定的“国家机关收费管理条例”和“价格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禁止价格倾销的规定”,“价格监测的规定”等等。比如,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于1999年8月1日发布了《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这个规定是根据《价格法》制定的可供行政操作的具体规定,是《价格法》中关于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具体化。它对各种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和法律责任,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界定。

第五节、通货紧缩现象与成因分析

通货紧缩越来越引起人们重视,这一点也不奇怪。害什么病,就关心什么病。

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至今没有解决,成为决策者、学者共同的一大心病。因此,本章专门就此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一、当前国际社会对通货紧缩的一些看法

1997年以来,国外一些权威人士和机构不断发出“全球通货紧缩”的警告。1998年1月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和经济学年会上,表示了对通货紧缩的担忧。法国经济史专家博德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北美和西欧出现通货紧缩的趋势正在加剧。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所有工业化国家将进入漫长的通货紧缩阶段。

一些专家认为,世界通货紧缩的迹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目前,几乎所有主要产品都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并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二是国际市场各类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市场非能源产品价格增长指数1997年为2.2%,1998年下降到-15.7%;能源产品价格由-6.9%进一步下降到-28.5%。三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或面临衰退的危险。欧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始放慢,日本经济发展前景暗淡,俄罗斯经济持续低迷,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

通货紧缩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紧缩性宏观政策的实行。西方国家五、六十年代通过赤字财政、扩大需求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但也使政府的赤字债务不断扩大,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终于在七十年代导致了欧美各国“滞胀”通病。九十年代以来,各国奉行“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央银行多以保持价格稳定和反通胀为目标,财政政策以预算平衡为目标。这种紧缩性的宏观政策使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但也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和失业增加。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说过:过于积极的反通胀政策可能适得其反,代价将是巨大的。对于欧洲国家鉴于全球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影响,他提出“要坚定地搞通货膨胀预期”。英国某经济学会主席奥默罗德指出,欧洲中央银行的行长们应该消除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遵循弗里德曼的建议,多印钞票。在西方曾出现过以债务为特征的通货紧缩,货币升值,利率上升,债务人预期债务加重纷纷偿还债务,货币需求会进一步下降。由此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需求不足、物价下降、通货萎缩、经济衰退、个人收入减少、导致需求进一步不足和物价水平进一步下降等等。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现在说全球进入通货紧缩为时过早。尽管近年不少国家和地区通货膨胀率走低,但1998年发达国家通胀率平均为1. 6%,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0.4%,转轨国家高达20.8%。说全球进入通货紧缩根据不足。但是,专家们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通货紧缩问题认识较为一致,认为日本、中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生产能力过剩,失业增加,需求不足,价格持续下降,表现为程度不同的恶性通货紧缩。

二、我国经济已明显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我国经济已进入了通货紧缩状态。首先,从价格水平变化看。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7年10月以来,已连续24个月同比为负值,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连续18个月同比为负值,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已连续40个月呈负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连续26个月下降。 我国多种价格指数同时出现自发的全面、持续下降,是过去没有过的。其次,从贷币供给变化看。近几年货币供给量指标表面上正常,实际上信贷已出现全面萎缩。1982年到1995年13年时间,广义货币供给M2平均增长速度是25.3%,而去年M2增长仅15.3%,相比下降了10个百分点。对9万亿的M2总量讲,就相当于下降了1万亿。1998年基础货币供给基本上是零增长,说明货币供给是下降的。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下降。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现在是1991年以来最低点。银行存差超过往年。1999年5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存差(存款大于贷款之差)累计达12400多亿元;仅今年前5个月国家银行新增存差达3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800亿元。1998年M0、M1、M2分别增长10.1%、11.9%、16.3%,都明显低于正常增长幅度。货币流通速度(GDP/M2)1998年为0.76,比1997年减慢7.5%,比1995年减慢20%。再次,从经济增长看。我国经济增长幅度一直在下降,从1993年算起,已持续6年时间了。第四从生产过剩、失业增加看。现在民间投资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生产能力闲置和产品过剩。集体和个人投资增长率去年仅分别为-3.5%和6.1%,比上年回落9.0和0.7个百分点,今年来仍回升乏力;社会商品零售额今年3、4、5月仅分别增长5.8%、5.7%和5.5%,增幅逐月回落。工业生产能力闲置率,一些专家估算,许多工业产品生产能力闲置率在1/3左右。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库存大大超过正常水平,目前粮食库存已达5040亿斤,加上农户库存,可满足全国近1年的消费量;1998年末,国家棉花库存达1亿担左右,相当于2年的用量。就业压力加大,同时呈逐年下降的态势。1998年我国新增就业357万人,比1997、1996年分别少增加393万人和546万人。1998年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达571万人,下岗职工892万人。

通货紧缩是供求严重失衡的表现,其后果是严重的。这时,表现为商品供给大大超过需求,总需求持续不足,物价持续下降。通货紧缩一旦形成,又会不断加重,形成恶性循环。市场萎缩,发展前景不明,投资风险加大,企业贷款积极性受挫,投资需求全面下降;产品销售不畅,效益不好,企业利润降低以至亏损,职工收入下降,全社会的失业人数增加,使消费需求进一步不振;银行收入下降,不良资产增加,有的银行被迫关闭,货币需求不足导致货币供给的不足,全社会通货紧缩更加严重。

三、当前我国通货紧缩成因分析。1、通货紧缩的总供求背景。就现阶段客观条件看,尽管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不足,但真正问题出在投资不足上。通货紧缩成因主要在投资不足,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不是要减少储蓄,而是解决好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通过扩大投资需求,而加大总需求。过分强调扩大消费需求,在没有完成四大项生活福利改革条件下,既不可能做到,也不能强行去做,否则,公众对这几项改革的自我承担成本,将全转化为政府承担成本,这根本是难以承受的。2、通货紧缩的实体经济成因。现在社会信用普遍不好,银行与企业互相难以相信,企业借贷不还,银行亏损增加,债务拖欠,信贷交易成本上升。企业普遍地负银行债,大量资金要用于支付利息,产品要加快销售以维持生产,因此,只能降价。银企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不能到期清偿,形成货币减慢的乘数效应,使货币流通速度大大下降;这是一种体制性的流通速度下降。银行资本还在咬牙维持,生产资本已难以坚持。资金没有正常来源,靠售、租、借等各种办法和关系融资,为维持基本职工工资,既使增加库存也在生产,并向商业库存转移。国有资产越卖不动越要生产直至关门或破产,成为相当多亏损企业难以摆脱的怪圈。企业职工大量下岗,社会消费需求明显减少。一批企业专门从事假冒伪劣产品的投机性的供给,携超低成本优势,超常高速度向市场倾销。尤其是长期以来盲目投资、重复建设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这一切,都在进一步压低价格,成为通货紧缩的内在机制。3、通货紧缩的金融、货币成因。通货紧缩与金融、货币肯定是相关的,但并不是贷币数量多少的的问题,不是货币政策紧松的问题。而是货币流动渠道不畅的问题。不能不关注金融体制性萎缩的影响,是货币传导机构出现问题。通货紧缩主因是“大银行病”,是“动脉炎”。货币流动主渠道有了病,流通速度减慢,来自心脏的血不愿接受了,不再向央行贷款,而是还央行贷款。另一方面,对向相关小金融机构的金融往来兴趣也不高。动脉炎当然与毛细血管相关,大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贷款权力已回收,或者本身积极性不高,同时,相关的城乡金融机构,如城市银行,农村信用社,各种基金会,正在整顿,问题不少。因此,是毛细血管出了问题。表面上M0、M1和M2增长还看得过去,实际上由于基础货币大大下降,因此,前者增长不过是反映了存款的增加。4、对经济悲观的预期心理。大量的普遍的下岗和失业,使公众对支出的预期增加和收入的预期下降,强化了对经济形势发展的悲观看法,增加了货币储存行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不足,也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的下降。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的原因。非国有企业在97、98年投资增长率低于同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0.4和11.6%,仅为8.6%和8%。而1981到1996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9.9%,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年均20%的增长率。短期原因在预期,中长期原因在体制。否则没法解释上述现象。非国有经济对未来预期不看好,造成自发性投资增长下降。5、国际性通货紧缩的影响。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从半导体到汽车都存在着生产严重过剩问题,而全球化又意味着任何一个地区的生产过剩都会影响到其他地区,造成世界所有地区的价格下降。能源产品价格下跌,许多国家货币贬值等。

四、通货紧缩治理 。使经济摆脱“通货紧缩”状态,需要(1)统一认

识,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前我国通货紧缩趋向还在发展,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鉴于美国、日本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必须当机立断,采取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对策。(2)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地进行公共设施投资,并通过投资的“乘数”作用,带动全社会的投资和消费,填补供求的缺口,促使经济走向供求基本平衡的发展状态。同时,也辅之以扩大信贷的货币政策。我国去年以来,已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现在看来,通货紧缩还没有遏制住,还需要加大扩张性反周期政策力度。(3)要加大刺激消费需求的力度,有必要开发教育市场和卫生保健市场,适当增加低收入群体工资,还要注重用各种办法提高农民收入。(4)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配合,货币政策效应不足时,要通过财政政策开辟增大货币供求的新领域。要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创造了新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简化贷款手续和降低信贷条件。发展消费信贷,开拓小额信贷包括农户的信贷。建立和完善信用评估制度,等。总之,要采取配套措施,综合治理。(5)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养老基金的建立和社会保险的发展,使人们不为失业、退休和意外事故而过度储蓄,以扩大即期消费。(6)扩大内需要同推进改革、调整结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案例1   可否运用特种铸币税,增发货币,以反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有很大危害,但也造成了一个机会。从通货紧缩到可接受的通货

膨胀之间,有一个增发货币的余地。有的专家认为,现在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3%,若达到零通胀,尚有百分之三的缺口。按现价计算出来的GDP与按无通胀计算出来的GDP,将有很大差额。若GDP按9万亿算,乘上百分之三即等于2700亿元。因此,从理论上讲,增发2700亿货币,只会填平从负价格指数到零通货膨胀的缺口,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考虑到我们可以承受正3%的通货膨胀,那么,将会有6个百分点的发钞票空间,就将会有超过2700亿一倍即5000至6000亿的新增货币发行空间。所以,发行3000亿人民币是没有风险的。还有的专家建议,争取8月初,由财政部向市场上抛售800亿到1000亿特种国债,由央行全部接盘。央行将这笔国债券作为货币发行的信用储备资产。这种操作,只涉及到央行的资产互换,不涉及财政负担。银行账有很大弹性,操作起来没多大困难。以后每年,财政只需要给央行这笔钱的利息费用。建议发行800亿货币,作为财政收入。这800亿是通过M0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关系推算出来的,因此,准确讲是增发现金800亿。据我们与有关金融部门同志交换意见,如果这样,再加上商业银行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准备金,今年货币投放将为2300亿,比年初计划的1500亿多出800亿元。相对2到3万亿的基础货币,这个数额是可以接受的。这部分新增发的货币,建议叫“货币发行特种基金“,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的不用偿还的国债,也是一种特殊的铸币税。更进一步讲,是国民经济需要条件下,由央行资产创造出来的负债。

铸币税(Seigniorage)(SE)指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由于它的印刷货币的垄断权而获得的收入。铸币税又称货币发行收入。在金属货币制度下,铸造货币的实际成本与货币表面价格之差归铸币者所的的收入。铸币者取得的该项收入被称为铸币税。在纸币制度下,货币当局发行货币,取得全部收入。它的价值计算公式是:S=(Mt+1 - Mt)/Pt  式中,S为铸币税,Mt+1为T+1期的货币发行量;Mt为T期的货币发行量,Pt为T期的价格水平。从这个通用的公认的公式中,反映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铸币税与价格水平成反比,价格低,铸币税越高。现在我们价格是负3%,铸币税当前就应当高。二是铸币税与新增加的货币发行量成正比,货币发行量越大,铸币税就越高。

新增加货币发行,就是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投放货币。通过铸币税增加国家财力,实际上是货币的财政性发行。财政性发行,在一般情况下,是为弥补财政赤字而进行的货币发行。这类发行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直接弥补财政赤字,二是通过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债券,迫使银行额外增发纸币发行。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性发行最大担心是流通中货币过多,引起通货膨胀。当然这与我们现在的担心不同,现在最大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

铸币税作为一种货币发行收入,在正常情况下就存在。在通货紧缩情况下,通过多发行货币使财政得到的超额货币发行收入,应当说是特种铸币税。这种发行的合理性,来自国民经济对更多货币供应量的需要。或者说,是在金融出现萎缩情况下,通过货币供给增量激活经济,帮助人们消除通货紧缩预期,更多消费,更多交易,使经济由冷变热。

通过特种铸币税进行反通货紧缩政策操作是一件严肃的事。一是要以维护价格和币值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为目标。增发货币目的不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而是进行反通货紧缩的政策操作。二是一定要按照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提出货币发行计划,报国务院批准。三是要维护新发人民币的信用,国家主权信用是支持货币发行的最大信用。为增大信用程度,可以考虑将《货币发行特种基金》券,作为信用储备资产。四是要在“中央银行法”的框架内进行操作。

以铸币税为其实质的财政性货币发行,不是单纯的货币供给,而是与货币需求直接相伴的财政性发行。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用特种国债代替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而直接将货币供应到社会上。这笔资金不通过商业银行,就可达到需要者手中。因此,不会受现在货币供给渠道和货币需求不足的影响。

附录4  美国三十年代的通货紧缩和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

美国年的经济大萧条,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危机期间,美国股市暴跌了85%,消费价格指数下降近25%,农副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下降54%,工业生产下降47%,企业投资下降85%,国民生产总值下降约30%,货币供应量年均递减10%,大批工厂、银行倒闭,失业人数激增,居民收入锐减,美国经济遭受沉重打击。

以往人们较少从通货紧缩角度来看待美国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从物价持续下跌、信贷不断紧缩与社会需求不足的关系上进行分析,认为这次大萧条主因是生产过剩,供过于求,工资增长落于生产增长,人们财产性收入由于股市崩盘而化为乌有,需求和价格直线下降。因此,是一次严重的通货紧缩。

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立即采取以扩大需求为主的新政措施。主要有:① 实行财政扩张政策。联邦财政预算从危机前的盈余转为新政时期较大规模的赤字,赤字占GDP的比重,年分别为4.5%、5.8%、4.0%和5.4%,财政扩张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政府通过发行巨额国债,大力举办公共工程,刺激国内需求。仅政府成立的工程进度管理署,就雇佣过850万人,新建66万英里道路。在实行财政扩张政策的同时,还实行相应的货币政策。例如:放弃金本位制,实行美元对黄金的贬值,为实施通货扩张政策提供了条件;由美联储购进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银行对抵押住宅者增发新的贷款,以扩大货币发行;1933年的“托马斯修正案”赋予美联储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的职权,增大了对货币供应的调节手段。这些措施见到成效,美国货币供应量由年下降25%转为年增加50%。与此同时,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障公司和一整套存款保险体制,个人存款5000美元以下全额保险,联储系统的会员银行必须加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遏制了金融恐慌,重振了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②  控制过剩农产品生产,增加农民收入。主要办法有两条:一是针对棉花、小麦、玉米、甘蔗、烟草等过剩农作物,实行一定面积的减耕、休耕,政府给予补贴。二是对农产品销售实行保护价。政府与农民订立销售协定,规定每年应生产商品的数额和销售保护价,在规定数额以内,若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政府就将差价部分补贴给农民。仅1934年,政府给予农民减耕、休耕的现金补偿为4.46亿美元,占当年农民现金收入的6.6%。③复兴工业,保护雇主和工人的利益。一是维护企业取得合理利润。暂停实施反托拉斯法,允许同行业的企业协议商定产量和价格,避免市场萎缩中的恶性竞争。二是缩短劳动时间。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作不超过35小时,脑力工作者不超过40小时,禁止使用童工,以缓解就业压力。三是实行最低工资制度。规定产业工人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0美分,脑力工作者最低工资为每周12-15美元。④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救济。1935年通过联邦《社会保险法》,对65岁以上的人提供养老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负担50%。还建立了救助性的老年保险金制度,以对特殊贫苦的老人进行救济。政府还对社会提供失业保险、残疾保险和遗属抚恤金。⑤运用税收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差距。新税法规定,降低低收入者的税率,同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率,例如,对于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的人,税率提高1%;年收入6万美元以上的人,税率提高6%,等等。⑥ 鼓励出口。1934年6月颁布的《贸易法》规定,美国在与外国签订贸易合同时,可根据总统的决定,相互降低税率50%,以刺激出口。从1934年到1939年,美国出口年均增长10多亿美元。

罗斯福新政取得了显著效果。国民收入从1933年的396亿美元增加到1937年的736亿美元,物价从1934年起止跌回升,失业率从1933年的24.9%下降到1937年的14.3%,农民现金收入总额从1932年的47亿美元增加到1937年的92亿美元,工业生产指数从1932年的58上升到1936年的121,股市明显回升,公司利润增加一半以上。

第六节  我国目前通货紧缩发展态势分析

对下一步经济形势走势有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认为今年7月、8月出现一些经济回暧的迹象,如果中央12号文件贯彻后,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可能上升,而且可能结束长达三年的下降局面。另一种认为通货紧缩将可能是中长期的过程,日本8年还没完全恢复。我国现在情况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通货紧缩的基本原因仍在发生作用,12号文件肯定有作用,会部分地缓解通货紧缩的压力,但不能根本上遏制住通货紧缩的发展过程。因此,明、后年情况仍不容乐观。从已掌握的各方面情况综合分析,后一种观点可能更接近于实际。

1、  现在出现了亮点,但还不是拐点,经济仍在“锅底”行进。

当前经济情况出现了四个亮点:一是出口回升,8月份当月同比提高

17.8%,是今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个月。二是价格下降幅减缓,尽管8月份物价水平增幅与7月份相比变化不大,社会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为-2.6%,居民消费价格为-1.1%。但7月份价格降幅同比却是有较大减弱迹象。7月份社会零售价格-2.6,回升0.8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1.4%,月环比回升0.7个百分点。 三是工业品产销率提高,效益提高。8月份工业品产销率为98.45%,同比提高0.8%,1-8月同比提高0.75%。企业盈利回升,1-8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了74%。四是工业品库存下降,7月末工业产成品库存比上年同期增3.4%,增幅比上月末降低0.5个百分点。

但是,现在尚不能断定这几个亮点,可以标志着经济由谷底回升的拐点。首先是“亮度”并不高或者亮中有其它成分。比如,出口增长较快,但据海关反映,其中有很大因素是来自高报价格争取多退税的利益驱动;同时,对出口进行补贴的鼓励政策也起了作用。工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幅是今年最低点,但如果按价格下降情况看,实际库存没有减少多少;工业产销率略有回升,含有商业库存增长的因素,因为商业普遍搞代销,按抽样调查,大约商品品种的70%为代销,高于去年10%左右。因此,工业产销率略有高,但有转移到商业库存的因素。工业企业效益提高中,有相当部分不是来自企业管理水平提高,而是来自外部,比如,打击走私使石化行业由亏转盈,但仍没达到97年的水平。现在亏损额在减少,但亏损面还在扩大。现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面为45%。总之,有些亮点不全是经济运行内部自然之光,外部附加之光成分较大。

2、消费回升短期难以实现,投资全面增长也需要有体制改革配合,因此,对付当前通货紧缩的政策,难以立即根本上扭转通货紧缩持续过程。现在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是农村居民。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不算低,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例也很高了。短期内由于三大顾虑(住房、社会保障和医改)不可能解除,既使收入略有提高,大幅地、普遍地提高消费支出仍然难以实现。农村居民由于人均收入增长小,而且农村可支配收入内部差距在拉大,农村居民现金支出中的消费支出比例很低,有专家测算,按城市居民消费支出高峰时的收入和支出情况,以及考虑到农村居民收支的特点,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将在5年后到来。历以宁教授认为通货紧缩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也主要是从人们不敢消费,预期不稳定的角度而说的。

再从投资需求情况看。今年1到8月,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为6.3%,表明虽然靠消费支出拉动尚感不足,但商品销售额增长仍属基本正常,现在主要还是投资需求不足,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不通畅。对于存差过大,问题不是存款太多,而是贷款不足。1至8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4%,增幅比上半年降低了4.7个百分点,8月份当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为零增长。在国家财政加大力度投资情况下,这种投资增长显然是过低了,难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要真正实现投资较大增长,有两个环节是重要的,一是投融资体制要能支持各种形态的投资,保证投资者的利益,保证投资过程交易成本相对低下。二是银行信贷能支持符合市场需求的各类投资,银行体制本身进一步适应市场需求的投资需要,相关的信用评价和担保制度也建立和健全起来。这两方面的体制改革尚未完成,正在攻坚阶段,面临众多实际问题,估计短期内也难以完成。加上现在整体市场需求不旺,投资热点相对不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投资要带动大量社会投资,靠投资需求缓解通货紧缩压力,实现经济回升,是相当困难的。同时,还应看到,投资的乘数效应,不仅与投资结构有关,还与投资购买有关。现在,相当多的投资设备和原材料,在购买进口品,1至7月,钢材进口增长33%,木材进口增长119%,水泥进口增长134%,这对国内需求拉动的效应就大大降低了。

3、通货紧缩具有自我收缩机制 ,转轨条件下收缩效应又在放大。通货紧缩一旦形成,就会自动向紧的方向发展。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宏观经济参数利率的效应。为扩大投资,缩小存差,多次调低存贷利率。但在通货紧缩条件下,名义存贷利率下调并不表示实际利率也下降。当名义利率下降小于价格负指数时,实际利率就处于上升状态,就使调低利率的目标不能完全达到,甚至根本就达不到。由于负价格指数持续长达两年并时高时低,实际利率时升时降,现在贷款利率仍在较高水平。以一年期存款名义利率为2.25%,贷款名义利率为5.85%。如果以8月份商品价格同比指数-2.6%为计算,实际存款利率4.85%,而贷款利率为8.45%,仍为相当高的利率水平。因此,调低名义利率,没能刺激出需求,不能提高价格水平,反而使企业进一步降价。进一步,在转轨条件下,由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这种实际上的固定利率,缺乏对货币供求趋于平衡的自调节功能,还会放大这种效应,进一步加速储蓄与投资的资金负缺口,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从微观方面看,现在企业普遍地负银行债,大量资金要用于支付利息,市场疲软使企业产品价格一降再降,因此利润很少甚至亏本生产以还息和维持职工工资。为维持生产要必须加快销售以得周转的资金,因此,又只能再次降降产品价格。在转轨条件下,银企之间、企业之间过度的债权债务成了货币运行中最严重的信用危机,资金到期不能清偿,欠债链条越来越长,影响越来越大,形成货币减慢的乘数效应,使货币流通速度大大下降,这又使通货紧缩的成因又变成结果,结果变成了成因,形成恶性循环。

4、从中国六十年代的价格负指数和日本近年经济运行看,通货紧缩往往有较长的发展和衰减过程。若从环比价格看,即以上年价格为100%,我国五十年中出现过12年商品零售价格负指数,主要发生在从1963年到1972年间,除1968年为0.1%外,连续9年为负指数,其中1963年为严重,达到-5.9%。日本经济肖条与收缩,在价格指数上也有明显反映。日本从1990年到1998年的9年时间里,批发物价指数有6年为负值,而消费物价指数则是由3%左右一直下降,1998年为0.6%。这表明,经济收缩的过程,往往是经历若干年,难以很快扭转下降势头。这一点也须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国家计委预计今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分别下降3%和1.6%左右;国家统计局认为,明年价格指数还可能负数,因为如果今年年底是负数,翘尾巴因素大了,对明年价格指数影响就大,既使明年下半年价格转正,全年也可能负。这些估计,我认为都比较符合实际。

5、 对通货紧缩严重程度的判断,也是判断其持续时间的一个根据。如果

我们认为现在通货紧缩严重,要下重药,要用拖拉机拉,一般就会认为通货紧缩时间不会很快过去。如果认为现在通货紧缩是轻度的,无须重药,一般就会得出通货紧缩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或持续不持续也没大问题,甚至还会认为要防止很快就会出现的通货膨胀。显然,需要对通货紧缩程度做一个判断。这里重点分析一下“通货紧缩缩是轻度的“观点。一个理由是,GDP增长还在7%以上,不能算严重的。我国这些年的实际国情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GDP速度,就没法维持基本的运转。比如,大家公认如果年增长在5%以下,我们的就业问题和生活问题,就难以维持住。因此,我们GDP的5%,实际上不过是简单再生产的标志,相当于一些西方国家的零增长概念。其次,相当多的经济学家提出,我国潜在的生产能力是GDP达到9%,如果这是成立的,我们现在的增长,并没有达到我们应达到的水平。还有,有学者指出,发展经济学认为,从人均400美元到3000美元,都是高增长的区间,过了人均3000美元,经济增长速度才可能下降。如果这是成立的,我们人均才800至1000美元水平,仍处在高增长区间,有客观条件和潜力实现较高速度的增长。最后,应考虑到,我们正处在改革过程之中,市场经济基础是薄弱的,制度中不足和漏洞很多,微观基础改造中困难很大,因此,从整体经济困难考虑,要看到我们面临的通货紧缩不光是一个价格偏低问题,而是有深刻内涵的,必须要高度重视的,要充分估计到扭转通货紧缩势头是不容易的。

同样,还有类似的指标,如果单独看,还是可以的,但从整个指标体系看,就令人担心了。比如,1到8月商品销售额增长率在6%以上,实际在9%,与往年比,还是说得过去的。但这种水平,维持经济可以,拉动经济无力。更严重的是与投资消费比,就看到了问题。我们下这么大力量来拉动投资,但效果仅维持住经济运行,而没明显地拉动效果,这是令人担心的。从M0、M1、M2同比增长指数看,还在15%左右,似乎还算平稳。但如果看到基础货币增长仅7%,就会发现,这意味着储蓄增加,而贷款出不去,基础货币出不去。加上货币乘数效应,货币供应量就偏紧了。总之,对通货紧缩进而是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宁肯把问题看到重一点,把内在的困难看得多一点。

6、国际经济形势好转,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但对扭转我国通货紧缩的趋势,正面影响有限。大家比较认同一种观点,就是明年国际经济形势会比今年好,因此,有利于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应当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也需要具体分析,国际经济好转,对我国经济影响是有利有弊,对策得当,利大于弊;对策不当,可能弊大于利。现在日元在升值,美元在走软,我国外贸主要是盯美元的,因此,相应会使跟我出口比较有利;出口国经济增长意味着有能力更多进口,这对我出口也是有好处的;明年国际金融形势稳定,有利于我们国内外经济政策相对稳定。但是,东南亚国家恢复增长,意味着与我对外资的竞争更加激烈,而且,由于东亚国家货币贬值很大,但在恢复了生产能力,将会与我出口产品的竞争加剧;国际石油价格在回升,对我石油进口的压力就有所增大。

另一方面,还应看到,国外形势变化对我国内通货紧缩影响不会很大。一种观点认为,明年全世界经济会开始上升,因此,会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由于外需在我国经济中比重还是相当有限,内需还是占到70%以上甚至更高的比重,因此,靠外需拉动经济走出通货紧缩有作用是极有限的。

附录  克鲁格曼与“日本陷阱”

1998年5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其个人网页上“抛”了篇题为“日本陷阱”(Japan 'Trap')的“NOTE”。教授为日本经济开出了令世人瞠目的药方:要使日本经济从长达7年的经济衰退中走出来,日本政府必须“创造”长期的比如15年的5%的通货膨胀预期。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日本乃至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学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引起日本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极大兴趣。其后,教授又连续在其个从网页上“丢出”一系列“NOTE”,对“日本陷阱”现象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克鲁格曼教授的理论逻辑是什么呢?在价格下降的环境中,消费者普遍认为未来价格要低于当前价格,产生了通货紧缩预期,公众减少和延迟当前的消费和投资,使储蓄率提高和投资率下降。为增加公众消费和投资,银行的名义利率必须下降。设这种通货紧缩很强,名义利率已为零,贷币供求的调整已不起作用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创造通货紧缩预期,使实际利率成为负值,实现总供求的均衡。克鲁格曼认为,“日本陷阱”出现,就是通货紧缩引起实际利率提高,储蓄率上升、投资率下降、消费疲软,进一步加剧了通货紧缩。央行为抑制通货紧缩,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下调利率。当利率处于非常低的水平时,扩大货币供应量,只是刺激了公众的手持现金需求,不能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货币政策失效。因此,“日本陷阱”是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失效现象。日本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主有以下几条原因:一是因为全球价格水平下降的影响,二是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给增长缓慢,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三是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导致公众产生未来收入下降的预期。

简单的评说:当价格同比指数为负数时,比如-3%。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如此。银行名义利率既使调到0,实际利率仍为正3。这时,再扩大货币供应量,比如发达国家那样,让市场力量把利率往下压,已没有空间了;而按中国做法,央行让银行行调利率,也没空间了。这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流动性陷阱”。这时以前的货币政策操作就失去作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造成通货膨胀预期,改变消费行为,扩大需求。格鲁格曼教授的这个观点,应当说是有道理的,不仅对日本经济,也对当前中国经济有借鉴的价值。

──摘编自刘宪法:《“日本陷阱”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现实》一文,原文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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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国经济要认真,吸取教训,寻求重大的转型。下文是学习啦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国经济现状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国经济现状论文篇1

  浅谈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与转型调整

  中国经济在2014年实现7.4%的GDP增速并在近五年来呈现下行趋势,已进入“新常态”,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中高速将取代此前的高速增长。要素驱动及投资驱动是此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但由于消费局限性及经济环境新特点,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投资趋于饱和、出口增长难以为继的巨大压力,同时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需要逐步转变形成。自九五计划我国明确提出调整产业结构,但回顾20年的转型调整,对于调整方向的明确性及调整的有效性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同时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常态”阶段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新常态下,我国面临经济转型调整之痛,但发达国家如德国提出了工业4.0、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力图通过建立相应标准从而确立在世界上的经济核心地位,以此构建有利于自身的贸易规则、继续主导国际经济秩序。在此情形下,我国应如何面对国际经济竞争新格局?既摆脱粗放式发展的增长限制,又能通过转型发展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寻求一席之地,从而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现代化强国梦?

  罗马俱乐部梅多斯[1](1972年)提出“增长极限论”迄今已40余年,认为人类社会面临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五大因素限制,经济应最终趋于“零增长”,以避免经济崩溃。近年来世界经济举步维艰,似乎也印证了该论断。

  1972年世界人口约为38.49亿,其后基本按年平均约8000万数量增长,至2014年底约为72.82亿。人口数量激增首先带来的问题便是资源短缺,包括人均耕地的减少、粮食供应短缺、水资源匮乏等,同时也引起老龄化、劳动力短缺、健康医保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资本追逐增值的本质使得资金的跨国流动从未像这个时代如此频繁、大规模跨越众多国度,由此造成的金融风险及动荡,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风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欧债危机等,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世界经济蒙上了难以挥去的阴影。

  在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的扩大虽然创造了规模效应,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给世界各国带来了严峻挑战,诸如碳排放、低碳经济、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也屡屡成为世界各大经济论坛、各国政要晤面所商讨的关键主题,为各国日益所重视。而诸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开采与衰竭也将会成为经济增长中各国所面临的不争的事实,因而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2]

  遍观近年来世界各国经济,欧美日发达国家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近几年受金融动荡或债务危机影响,国内经济呈现增长率低、就业率低、通货紧缩的特征。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风暴中虽独善其身,但付出的代价是一味通过资源消耗扩大规模,从而造成部分行业严重产能过剩,并且放弃和错失了产业调整及升级的空间和时间。[3]在外部市场需求不足、内部市场消费缺乏新亮点情形下,中国经济也面临增长拐点,直接体现便是GDP增速的下降。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

  美国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欧洲国家首当其冲,席卷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的财政危机也印证了这种后续效应。尽管德国作为欧元区主力,依靠厚实的工业底蕴,依然维系着欧盟的统筹发展,但中短期内也无法改变低通胀给整个欧盟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中国经济在2008年制定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尽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投资方向及落位的偏差,但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中国经济在当时的不利形势下陷入泥潭,此点从2007―2009年我国的GDP 增速中可见一斑,分别为11.4%、9%和8.7%(见图1),依然维持了较快的增速,但至2014年止整体处于日渐下降趋势。

  基于我国国情,GDP需要保持在7.2%左右的增速才能满足当前居民收入、消费的需求及缓解就业的压力。尤其是改革开放37年以来,中国经济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代表,改变了发达国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一极,我国经济的增长及发展态势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

  (一) 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及内涵

  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中国领导人结合中国经济当前阶段的特征及发展机遇,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认清“新常态”的内涵及经济形势特点,从而对此进行把握、适应、引领。溯源“新常态”一词,最早源于2004年美国人罗杰?麦克纳米[4]在《The New Normal:Great Opportunities in a Time》一书中提出“new normal”的概念,认为经济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再塑辉煌。2009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的两位首席投资官使用该词表明金融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后逐步见诸西方主流媒体以诠释环境变化带来新的影响。

  基于国情的不同,分析我国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较长时期内具有共性的经济常规状态

  “常态”意味着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中国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将会持续存在。改革开放及中国入世为我国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世界市场给予中国经济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现阶段,其作用都随着边际递减效应达到一个低临界值,阶段性的改革红利、自然性的人口红利、突飞性的市场红利对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都已经大大降低,这也决定了过去三十几年,依靠要素不断的投入、经济规模效应、低成本扩张等一定程度上的“野蛮式”增长在现阶段已经不可持续。在世界经济普遍面临发展动力不足、消费浪潮缺失、重大技术革命未现的情形下,环境污染、资源受限的问题便更加凸显,从而对各国经济增长与发展造成重大制约。

  对于我国而言,在“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引领下,经济飞速迈进,新中国成立至1977年我国共计实现GDP总量约4.72万亿元,而改革开放至2014年共计实现GDP总量约517.2万亿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经济增长的速度及规模是相当可观的。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是其中最主要的关键因素,但随着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下降,依靠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要求,同时受制于资源限制、技术限制、市场限制等因素,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到新的集约式发展模式,改变要素及投资驱动为创新驱动。与此同时,创新驱动模式将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一段较长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常规状态,并呈现出一些普遍的共同特征。

  2.经济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战略

  “新”表明经济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状态,因此经济特点、经济面临的困难、经济发展战略都将与以往大不相同。

  中国2014年人均GDP为7353美元,居世界第84位。按照中国近十几年人均GDP衡量(见图2),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人均GDP差距极为明显,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痼疾依然存在,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日益浮现。在经历了经济起飞阶段后,“新常态”意味着无论是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形势,现阶段面临的困难与障碍与以往是有所不同的。一方面,世界市场及贸易格局呈现新的特征与发展趋势,我国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与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也随之变化,需要制定新的竞合策略;另一方面,“新常态”带来新风险的同时,也迎来新机遇,需要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协调区域发展、产业布局、经济结构优化等,才能化解各种矛盾适应此经济状态并进而引领经济增长与发展。

  (二) 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国内外形势均发生变化,这也使得“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呈现不同以往的特征。

  1.经济增长速度发生转变、中高速增长将成为主旋律

  20世纪80年代始中国经济迎来大众消费时代,轻工产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大众消费既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增长,也初步提升了中国的工业水平。90年代“空调进入寻常百姓家”,家电产品如空调、冰箱、洗衣机成为消费主流,同时通讯产品、电子产品如电话、手机、电脑等开始逐渐普及,在中国庞大的人口消费群体支撑下,更兼东南亚金融危机摧毁了东南亚各国生产体系,因而诸如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被注入到中国,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开始在21世纪初期成为重要标签。[5]

  经济水平的提升为国内房地产消费、大众汽车消费形成了可能性,随着人们需求的增加,此三阶段的消费浪潮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近两位数以上的增长。“新常态”下,消费的基础促进作用已发挥殆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被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所代替,不仅我国,世界也面临同样缺乏消费新亮点的尴尬,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不可避免受到影响。

  与此同时,投资需求在房地产行业趋于饱和、西部缺乏投资吸引力及东部投资空间缩小的形势下,在“新常态”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必然下降。我国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胡焕庸线”所分割的东西差距仍然明显,西部大开发战略执行15年以来未见明显成效,西部缺乏投资的土壤而东部缺乏投资的空间,并且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我国启动的4万亿投资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造成高铁投资资金使用不当以及催生房地产泡沫,由此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虚拟经济盲目扩张,反之造成实体经济融资困难,地方债、影子银行、民间非法融资等问题的出现无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降低了投资的关键作用。

  中国入世后,世界市场以巨大的容量吸纳了中国产品,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支撑作用。加入WTO三年,中国出口产品总量成倍扩张。无论是欧美市场、东南亚市场,还是拉美市场、非洲市场,中国制造随处可见。但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劳动报酬增加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我国低成本扩张优势已经大大缩小,比较优势发生变化。而世界经济普遍面临下行压力,市场制约对我国的外向经济开始呈现不良影响,由此造成贸易摩擦、反倾销、反补贴事件层出不穷,贸易保护日益加剧。更兼人民币大幅升值,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内,出口市场不旺将会影响到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

  由此可见,经济增速将告别以往高速发展的时代,但由于国内消费比例的加大以及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工业制造规模保持了相对稳定,增长代之以中高速会成为“新常态”下的首要特征。

  2.产业结构亟须优化升级、居民收入亟须与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增量的扩大化解存量的矛盾,通过投资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同时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在高速发展中放弃并错失经济转型及结构优化的时间及空间,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通过大规模投资延续了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事实及经验均证明,依靠简单的“野蛮式”增长在资源约束及技术限制下一定是不可持续的。“新常态”面临经济下行压力,问题倒逼改革使得对于经济结构及产业布局必须进行优化调整,改变过去依靠要素不断投入的简单模式。

  此外,我国幅员辽阔,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突出。东部发展居于领头羊地位,部分省市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而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地区大开发及东北老工业区振兴依然是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关键。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有所放缓,这些都使得提高居民人均收入会成为“新常态”经济面临的巨大考验。

  3.创新驱动成为经济增长动力

  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奠定了基础,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可能,2011年中国入世则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一极。回顾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要素与投资驱动成为主要动力,形成了“潮涌”现象。[6]伴随劳动力的不断投入、吸引外资的加大、海外市场的支撑、基础设施的建设、房地产市场的兴起等,我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规模经济体,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产能过剩的隐患。   “新常态”下,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通过创新克服资源约束及环境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创新理论最早源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包括产品、市场、生产、供应及组织创新。[7] “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应包括产品创新(创造消费需求)、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制度创新(优化经济治理结构)、管理创新(提高组织效率)、理念创新(提高创造力),以创新驱动模式适应经济‘新常态”并进而引领经济新发展。

  三、现阶段我国面临的转型调整桎梏与误区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呈现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经济增长的桎梏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近20年以来转型调整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于如何进行调整存在一定的误区。

  (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传统“三驾马车”后继乏力

  消费、投资、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各自作用并形成合力,保障了我国三十多年以来的高速增长。在GDP总量成倍增加的历程中,各国耗时不尽相同:英国经历了53年,美国经历了47年,日本经历了34年,韩国经历了11年,唯有中国连续两个9年使GDP总量成倍增加,是历史上他国从未取得的成就。

  “新常态”之前,我国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浪潮形成的经济总量约在45%~51%左右,随着大众消费的缺失,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难以形成大规模趋势,从而不利于快速形成大的产业规模。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效应也将对消费总量的增加产生抑制作用,因而可以预见,依靠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是难以达成长期目标的。

  我国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善、工业基础良好,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工业基础薄弱,从而造成东部缺乏投资空间而西部缺乏投资土壤。尤其是1998年7月份我国出台了深化城镇住房改革制度的相关政策,房地产业开始吸纳大量的金融资本,行业快速扩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一度超过13%。但随着过度开发及过度膨胀,房地产泡沫开始形成,市场开始逐渐回归理性。与此同时,高铁的快速发展虽然提供了公众极大的便利性,但在此过程中的腐败现象也对行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其他如钢铁、玻璃、水泥、化工、光伏产品等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危机,因此未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然会有所下降。

  出口的形势则更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初步开放,而2001年入世则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敞开了怀抱。国际市场风云变幻,随着人民币大幅升值、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下降,各种非关税壁垒及贸易争端将会困扰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8]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中国经济的增长既需要出口市场的支撑,但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海外市场扩张。

  (二)新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生成尚需假以时日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重大的技术革命才能使得社会产生质变。从远古社会人类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火器及石器的发明让人类看到了光明;蒸汽机的发明使得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了机械化时代,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使得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进入垄断阶段;其后电气时代、互联网时代到今天的智能化趋势时代,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发明创造,可见唯有创新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本源。

  然而重大的发明创造都需要假以时日,尤其是长期困扰我国的“李约瑟之谜”所引发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在学术界还一直都是众说纷纭,其折射出我国创新力的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出口高速增长中,加工贸易一直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虽近年来比例下降,但曾长期占据出口贸易的半壁江山。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比例一直保持在95%左右,包括来料加工、进料加工、OEM生产等多种形式,其根本还是在于我国低成本优势所形成的强大的中国制造力,从而在国际分工深化过程中承接了国际产业的转移,成为国际产业”击鼓传花”的最后一道接力棒。[9]在国际市场中,中国制造虽然比比皆是,但原创性产品、知识产权性产品、国际品牌性产品都非常有限。现阶段我国是制造大国,但还不是制造强国,在人类的两次工业革命中,我们一直都是旁观者,现在仍然居于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低端,以加工及装配为主的方式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比较薄弱,处于从属地位,究其原因,缺乏创新能力乃是其中的根本。

  (三)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处于较低水平、产业优化升级存在较大困难

  值得的是,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要素投入的边际递减效应以及资源日益枯竭,使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效益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所谓凡事有利必有弊,过去依靠国内外市场进行吸收和消化,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粗放式、野蛮式增长。因此,转型势在必行,采取集约式增长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可以持续。

  经济增长的中微观基础是产业和企业,我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技术密集型企业及资本密集型企业所占比例还不够,农业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第三产业比例近几年来提高迅速,2014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但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总量中超过70%以上的占比相比还远远落后(见图3)。无论是从质量、效益、可持续角度,还是从全球产业竞争力角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型优化升级都成为必然选择。

  “新常态”下面临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的具体目标、方向和手段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存在执行困难。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例,基于低成本的优势,虽然面临附加值过低的先天不足,但由于规模效应,承接了全球绝大部分的制造环节,同时解决了我国的大量就业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从而不能仅仅以经济附加值加以衡量,还要看到其背后存在的良好社会及政治效应,因此不能简单加以否定这种产业模式,一味追求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9]更应该看到,在技术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领域,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先发优势”,如果盲目进行不合理的调整,在面临技术创新“后发劣势”的不利情形下,将会置中国经济于进退维谷的不利境地。

  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及优化既存在迫切性及必然性,也应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产业结构调整应以需求为导向,加大产业压缩重组力度,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扶持战略新兴产业。 “新常态”下需要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内在状况及世界他国的产业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才能克服这种决策两难的尴尬,最终依靠创新驱动,真正使得我国经济步入健康有序的良性发展轨道。

  (四)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导致资本配置低效、实体经济融资举步维艰从而创造力不足

  金融的最基本功能在于对资本进行有效配置,从而服务于经济增长需要。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利率、汇率还无法实行市场化,由此导致金融系统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资本更多地倾向于配置到垄断性企业或国有大中型企业,造成大部分中型企业及小微企业处于告贷无门的境地,使得整个金融市场发展无序。同时由于采取担保公司介入制度使得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扩大,并且催生了民间非法融资、影子银行等一些列问题,极大地阻碍了我国企业系统的立体化发展。小微企业既是一国企业成长之源,也是创新之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视小微企业的诉求无形中剥夺了它们在未来成长的机会。并且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致使银行利润与成本不匹配,商业资本过多地分享了产业资本的利润,如此“杀鸡取卵”式的做法容易造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自身发展。

  此外,受金融衍生产品的影响,虚拟经济带来的投机效应被成倍放大,高倍杠杆效应带来的高利润诱惑更容易吸纳资本,2015年6月份中国股市的大起大落正是对此鲜明的写照。金融市场流动的各种理财产品对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冲击非常巨大,金融空转更进一步使得金融系统的最基本配置资源功能严重丧失,并催生严重的金融动荡及风险。从长期看,金融改革势在必行,以回归其本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只有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才能加强研发,从而不断推陈出新。

  四、“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引领转型调整

  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的首要目标,“新常态”下面临的困难与以往不同,需要以创新驱动摆脱经济增长之困。

  (一)科技创新: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服务业为重点并联发展

  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工业4.0智能化趋势将会引导下一轮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将是今后工业发展方向,占据制高点的国家将会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中居于主导地位。

  目前德国正在凭借厚实的工业基础及领先的技术优势,积极推行工业4.0标准。对于作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旁观者的中国而言,如果不能紧跟工业4.0趋势,未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将会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确立工业化为核心,积极参与到工业4.0革命,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关重要。在确立创新驱动模式的前提下,建立一套有效的技术创新体系,依托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部门,辅以万众创新,以点带面,将会有效弥补我国历年来的创新不足。通过科技进步及国际合作,为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创造先决条件。

  结合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及国情,”二元”经济仍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因此,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实现以工业化为核心、农业现代化为基础、服务业为重点并联发展是今后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战略。

  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意义在于能够将工业技术运用到农业中,构建现代农业体系。社会工业化程度的深入使得农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下降,但农业是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同样面临质量、效益、可持续问题,绿色生态农业、可循环农业经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14]

  同时,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之一,服务贸易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并在未来有着广阔发展前景。工业在农业及服务业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能对农业现代化进行促进,又是服务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载体。而服务业又成为工业化的黏合剂,全面参与各个经济部门的价值创造,战略推进经济的发展。[16]因此,“新常态”下,应将三次产业并联发展,细分“追赶型”、“领先型”、“转移型”、“弯道超越型”及“战略型”产业,建立相应的发展战略。

  (二)外交创新:“一带一路”开创对外合作新局面,开辟对外投资新领域

  入世使得中国尽享世界市场红利,但随着WTO框架对各国的约束日渐减弱,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需要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注入新的内容,“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有力延续,犹如中国经济再次腾飞的两只羽翼。

  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议,紧接着于10月份在印尼倡导与东盟国家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便是“一带一路”新战略构想,通过加强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深化亚太伙伴关系,实现和平、富强、进步的亚洲梦,同时实现欧亚之间的经济融合,构建欧亚共荣圈,进而在未来辐射非洲大陆版块。

  现代经济不仅包含企业经济活动,也包含政府经济职能。 “一带一路”战略正是我国政府发挥外交及经济职能的表现,其重大意义在于既力求解决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又能够以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等为平台,实现中国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从过去单一对美债的依赖转为引领中国资本“走出去”,消除我国长期以来的资本账户顺差,通过制造装备出口、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金融合作等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金融服务业,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更加深入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构建。

  (三) 金融改革与创新:回归金融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基本功能,保障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金融系统通过配置资本,对实体经济形成促进,但是不可避免受到虚拟经济的严重影响。无论是从世界范围还是我国国内情形看,金融自由化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大范围的流通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高风险金融衍生产品的高杠杆化、高风险化加剧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毋论资本空转、投机效应对金融系统自身的损害,仅就实体经济受到的不利影响而言,我国的金融改革及创新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对于我国中小微企业而言,融资困难一直是束缚企业的发展瓶颈,如果说大型企业是我国经济跳动的“心脏”,那么中小微企业无疑就是必不可少的“毛细血管”,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必然是以中小微企业为基础才能形成广积薄发。

  目前利率市场化及汇率市场化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贯彻,其中利率高台式固化一直是制约我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同时我国国有银行的强势地位使其更多的是考虑自身效益,在利率非市场化机制下,企业利益及诉求基本被无视,资本配置过于集中到大型企业。因此,造成资本通过金融加以合理配置的基本功能发生扭曲,长此以往,不仅微观经济基础无法得到保障,金融自身更多的自我循环无疑会加大“空壳效应”,影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的同步循环发展。

  同时,我国在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成为其中的主导,获得了英、德、法等多个欧洲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这对于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AIIB作为契机加大金融创新,不仅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与世界接轨,更能够在未来促进我国金融制度的完善,从而增强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在全球价值链中突破制造业附加值较低的瓶颈,向更高的产业层次迈进。

  “新常态”面临新困难、迎来新机遇、亟须新动力,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经济下行的压力会持续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如何化解增长中的矛盾、消除成长中的烦恼,对经济变化的国内、国际局势作出认真的剖析,是认识把握、适应引领“新常态”经济的关键。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及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的变化是经济增长受到制约的外因,内因则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发展方式的不合理、创新驱动的不就位带来的下行压力。

  创新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我国新的经济外交战略,体现了新的外交理念,将“一带一路”作为带动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双翼,以“互联互通”作为经脉,辅以“长江经济带”以及“京津冀一体化”两大区域发展战略,构成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新型经济发展战略,体现了国内外市场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的新型治理创新。

  在此战略下,如何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集约式、低碳可循环经济发展,依靠的是创新驱动增长模式。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却是一个正确的同时也必须按此进行转变的方向。中国不能被排除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之外,工业4.0的智能化趋势将是我国经济赖以增长的核心技术动力,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带来的严峻挑战。深化改革的进程没有终点,政府只有完成正确的职能转化,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治理,而金融作为国家经济的命脉,也必须能够为实体经济的扬帆出海保驾护航,并在此过程中生成汲取养分的载体与土壤。

  中国经济现状论文篇2

  谈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研究及当前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趋势研究

  我国政府进行经济发展的决心是坚定的,是不可动摇的。 我国人民克服了诸多的困难,进行了历史性的改革开放。目前,结合国内外环境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经济增速会放缓。这一特点是由于现实环境引起的,在改革开放最初的20年内,支持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便是我国丰富的矿产资源等不可再生资源,而随着这些不可再生资源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下不断被消耗,使得这样的“动力”在逐渐衰竭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次,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的态势是不会改变的。由于国家政府不再一味的追求“纯GDP”,而是转向了“绿色GDP”等新兴概念。而相关绿色、低碳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不可估量的,而且随着相关科学技术的不断支持,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企业正在逐渐转型,以流水线代替工人的科技密集型企业正在逐渐崛起,正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最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全球化”趋势将会不断增强。这是由于全球经济化引起的。随着全球经济“一超多强”的局面逐渐形成,全球经济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或是一个组织所能够主导的了。新型经济体,例如金砖四国、欧盟、东盟等都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极其强大的影响力,而我国前领导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论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正是对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的精准预测。

  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与挑战

  根据最新的人口调查显示,中国人口共计13.68亿,其中农村人口占到了53%,而适龄劳动力人口占到了总人口比重的45%。尽管我国企业众多,但是仍然不能够消化如此的劳动力。也正因此,造成了当前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其中最突出的地区便是珠三角以及西部等地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珠三角一直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代名词,其中尤以深圳、珠海为代表,而随着企业的不断升级转型,现代科技逐渐取代了大量的人工劳动,流水线形式的工序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劳动力;而西部地区虽然人口少,但是由于经济尚未完全开发,大量的劳动力找不到市场,形成了尖锐而又深刻的矛盾。

  (二)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低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仍然属于以劳动力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国家。而从一些外国的发展经验来看,只有将科技作为第一推动力,社会经济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科技型企业多而不精,站在顶点的多位国有企业,而一些民营企业例如华为,为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只能说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因此,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低是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如若不加以重视和解决,我国的经济将在可预见的未来陷入困境,甚至崩溃。

  (三)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畸形”限制了总体的经济发展能力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陷入“畸形”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中部次之,西部相对来说较差。而这样的格局就像是一个木桶,短板之处恰好限制了整个木桶所能够容纳的水的总量。因此,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畸形”限制了总体的经济发展能力这一论断是成立的。加上东部以及中部地区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科教等资源大力发展,这样的“畸形”态势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为我国经济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三、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的几点建议

  (一)解决“劳动力过剩”

  解决劳动力过剩,加强就业一直是我国政府进行社会维稳的方针之一。解决“劳动力过剩”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使之成为社会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其次,鼓励无业人员创业、就业,间接解决更多的劳动力过剩问题;最后,积极拓宽海外劳务市场,例如南美与北非,这些地区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经济建设,而我国大量的劳动力可以完成完美的嫁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放到目前我国的经济建设中来是非常恰当的。作为政府来说,要加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我国并不缺科技型企业与人才,缺的是政策环境支持,缺的是氛围,而政府恰恰可以利用体制的优势来完美地弥补这一点。作为企业来说,加强自身的转型升级,以科学技术为导向,加强科学技术的引入与使用,增强核心竞争力,才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良好的保障,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

  (三)平衡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既然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已经出现,那么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而不应该回避。笔者认为有如下的解决对策:首先,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中西部发展的扶持力度,利用税收、政策等优惠来减轻西部的发展压力,同时,加强对西部的招商引资,使得其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其次,从东部地区的角度来讲,要积极帮助西部省市进行建设,积极传授自身的发展经验,使得其能够少走弯路,尽快地缩小差距;最后,作为经济发展落后地区,也要审视自身的不足,通过不断地发展来尽快摆脱这一局面,使得自身的发展最终成为祖国发展的“拼图”,而不至于成为木桶的“短板”。

  这几十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 在全国人民以及海内外侨胞的共同奋斗下,我国在未来一定会迎来又一轮的经济建设。全体人民应该不畏艰险,勇往直前,不畏艰苦,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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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胡必亮: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努力做好今年的经济工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直接的、全面的冲击,各行各业都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同时,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全球暴发,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不论是从国内来看,还是从国际来看,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压力都很大。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对我国的消费、投资、进出口全面地带来了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第一季度表现得十分突出。尽管从第二季度开始,我认为情况会有很大好转,但总体而言,今年的十分严峻。基本判断是:外贸增长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很可能为负;消费增长及其对增长的贡献度会比去年有所下滑;如果加大投资力度,今年的投资增长速度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有可能比去年高一些。这样综合算下来,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与预期有较大差距。

这很自然地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规划的2020年需要同时完成三大任务,即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现在看来,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最有把握继续完成任务的,但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圆满完成“十三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却比较困难。因为根据有关部门和专家的计算,要同时实现这三大目标,必须保持今年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以上。现在看来,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爆发,6%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难实现。

关键的问题在于,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新冠肺炎疫情如此大规模地在全球暴发更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三大目标同时完成;但如果尽力了,只是部分地完成了目标,那今年的经济发展也是很成功的。

面对今年十分严峻的挑战,我们今年的基本策略仍然应该以“稳”字当头,继续做好“六稳”工作。但我们同时也必须清楚地明白,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但有些方面的“稳”实际上由于今年国际环境过于复杂(疫情全球性暴发、全球经济衰退、民粹主义情绪反弹、逆全球化回潮等),还是存在不确定性的。

目前看来,我国的金融体系比较健康,不会出现大的金融问题;今年外贸和外资的不确定性很大。因此,我认为今年应重点抓好稳投资、稳就业、稳预期这三稳。特别是投资不仅要稳,而且还要有进,今年的投资增长需要有一个比较大的跃升,否则今年稳就业和稳预期也会比较困难。

今年既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因此,我们也需要对影响未来一段时期发展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并相应地做好这方面的规划和安排。我认为主要有六点问题:一是如何避免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如何构建起良好的制度安排,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三是如何确保我国的能源安全;四是如何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五是如何在不确定的全球环境中改进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与制度(包括公共卫生和医疗应急管理);六是如何结合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作者介绍: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学士、亚洲理工学院—多特蒙德大学联合理学硕士、德国维藤大学经济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曾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法国兴业证券亚洲公司首席学家兼北京首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研究成果曾获1994年度、2006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8年度“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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