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新竞合关系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下，美西方不但不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反而从民主人权、军事安全到先进技术和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再到新型冠状病毒应对的叙事等各个领域鼓吹开展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还发布了新印太战略报告，使两种制度共存的战略环境发生重大改变。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全面解读美西方的“大国竞争”战略，把握两种制度竞争合作的新态势，才能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正确处理两制关系。研判两制关系的发展趋向，需要既深刻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美国联欧制华的策略短期内不会改变，又要看到跨大西洋联盟的分歧、俄乌冲突后美国两线作战的困局以及欧盟在美中欧三边关系上两面下注的复杂心态，更要看到激烈竞争下各国的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从而积极发挥中国的国际塑造力，力争在良性竞争中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使两种制度的较量最终倾向于社会主义一方。

　　［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制关系  中美关系竞争合作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被视为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冲击下，世界各方本应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美西方一些国家却以意识形态划线，从民主人权、军事安全到先进技术和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再到新型冠状病毒应对的叙事等各个领域展开对中国的战略竞争。2022年2月11日拜登政府发布《美国印太地区战略》报告，提出要“寻求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以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稍后俄乌冲突的爆发更加剧了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影响和制约两制关系的关键因素，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和世界在“变”与“不变”中的激荡裂变？如何评价两种制度竞合关系的新态势？如何评估两制关系的战略环境？如何评判两制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树立正确国际角色观从而正确处理两制关系的重要前提。

　　一、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内涵，在“变”中寻求突破，在“不变”中重信守诺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的国际环境作出如下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并要求必须“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新矛盾、新挑战、新机遇”蕴含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中。

　　1.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格局加速向多极化转变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大大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对国际秩序的重塑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从1991年的63%和37%，变为2018年的41%和59%。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2012年至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4%，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即使在疫情的巨大冲击下，中国在2021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达25%左右，是疫情下引领世界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摩根士丹利发布报告指出，多极世界出现的一个关键特征是，经济周期和金融市场趋势正变得越来越不以美国为中心，而是更加多极化。中俄关系的改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亚洲投资银行的出现，都是向多极世界转变的明显迹象，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提供了替代方案。与此同时，欧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巴西和印度等国家）将尝试采取平衡行动，争夺影响力和经济机会。

　　2.中国的国际塑造力大幅提升，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影响日益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参与多边外交的新时期，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提供的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企业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21》显示，八成全球受访者从多个角度认可共建“一带一路”对全球和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多项决议中。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言，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让一系列中国方案和中国倡议转化为国际共识和全球行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议程设置权、规则制订权以及国际话语权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又迈上了一个大的台阶”。

　　3.“地缘政治”回归给世界大变局带来更多的现实主义因素，俄乌冲突将引发全球战略格局新变化

　　当前全球疫情依然严峻，地缘政治热点此起彼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任内首个外交政策演讲时甚至提出处理中美关系是“应对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也是拜登政府优先关注的八个问题之一。美国国防部还把大战略和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作为讨论美国国防问题的起点。欧盟也一再提出如何在地缘政治时代生存的问题，欧洲议会研究服务中心提交的一份报告认为，各种全球行为体越来越多的单边行动，“是一种回归更现实的国际关系愿景，权力、利益和地缘政治将占据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将自己的团队定位为“地缘政治委员会”：“我们在国内的所作所为将影响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塑造与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

　　美国和欧盟越来越重视环境和技术的地缘政治意义。2021年5月美国对外政策研究机构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新兴技术与数据地缘政治影响委员会报告》提出，“5G已成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一个地缘政治争论点”。欧盟委员会则认为，“‘绿色新政’具有强大的地缘政治维度”。“技术的地缘政治是我们供应链的核心。”当下的乌克兰危机被视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更是凸显了俄美欧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这促进了欧洲人的地缘政治觉醒：欧洲的战争不再是不可想象的；欧洲各国政府需要为各种突发事件制定计划，以减轻普通公民的负担。”德国外交政策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不仅扭转了德国长期以来反对向危机地区提供武器的原则，叫停北溪2号项目，还承诺今后将GDP的2%用于国防，这必将大大改变全球战略格局。

　　4.美西方国家政策内顾倾向加重，供应链的本土化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

　　随着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顾倾向加重，“以国内为重点的外交政策愿景”逐渐成为拜登政府的原则。继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之后，拜登政府提出“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从根本上植根于美国在国内的力量，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是加强在劳动力、基础设施、创新与竞争力等领域的国内投资，从而提高国内实力。”欧盟日益强调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欧洲议会研究服务中心提交的报告提出，通过建立“有效的战略自主权”，“欧盟可以减少现有的依赖性，更好地促进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和价值观，并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增加其经济效益”。俄乌冲突后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对欧洲经济和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为各国发展前景带来更多未知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供应链管理一度成为各国领导人最关心的国家安全问题，全球供应链的本土化、区域化，进一步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2020年3月，特朗普在白宫新冠肺炎疫情资讯会上发表了一场宣示美国要独立于全球供应链之外的讲话：“两党必须团结一致，以确保美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能源独立，制造业独立，经济独立，领土独立，由强大的主权边界强制执行。”这场疫情使以前属于低政治领域的问题具有了国家间竞争的特征，口罩等医疗器械的生产甚至一度被提高到战略考量层面。

　　5.美国战略重心正式转向印太地区，但俄乌冲突使美国不得不同时关注欧洲地区

　　印太地区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世界经济中占近2/3的比重，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战略意义日益凸显。2021年5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描述了美国对亚洲战略重点的转变，坎贝尔指出：“21世纪历史的大部分将在亚洲书写，美国首次认真地将其战略重点、经济利益和军事力量转移到印太地区。”拜登政府的新印太战略报告再次指责中国“正在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结合起来，在印太地区寻求势力范围，并寻求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为美国及其盟友在该地区增加军事投入、提升军事实力提供借口。但是，俄乌冲突的爆发使美国不得不在应对俄罗斯和中国时保持一定的威慑平衡，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布的《北约和乌克兰：重塑北约，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报告指出的，俄乌冲突表明“美国必须继续作为大西洋联盟的中心，美国军队向亚洲的任何再平衡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万物皆有两面，一定要辩证地看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与“不变”，“大变局”与“没有变”同时存在。在世界大变局中，要善于把握时机，寻求战略突破。与风云诡谲的世界形势相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并日益强大的趋势、中国梦与世界梦的相互融通、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都是不变的趋势。2019年10月25日，习近平在会见巴西总统博索纳罗时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三个“没有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中国、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崛起的势头没有变，中方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发展中巴关系的政策没有变。”这种“不变”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重信守诺：“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变；中国对世界作出的“绿色转型”的承诺不变；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的坚定一员的归属不变。这种坚守彰显了中国的大国担当意识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二、美国单方面宣布“大国竞争”时代到来，鼓吹开展全面对华战略竞争

　　美国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之上，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美国自认为肩负向全世界推广“自由”“民主”的责任。但是美国的抗疫不力和特朗普时期不断表现出的孤立主义倾向，削弱了人们对“美国例外论”的信心。欧亚集团基金会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39.5%的参与者认为美国并不例外，只是另一个代表自身利益行事的国家。这一数字比上一年增长了6.1%。阿富汗撤军更是被视为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表现。与美国消极抗疫形成鲜明对比，中国抗击疫情的强大决心和成效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2021年达到美国GDP的77%。面对自身国际影响力的相对下降，美国非但不从国内寻找原因，反而各种无端甩锅中国，指责中国外交政策放弃“韬光养晦”转而推行“战狼外交”，诬称中国的发展挑战了美国的力量、影响和利益，削弱了美国的安全和繁荣。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一个新的竞争时代”到来了，“这些竞争要求美国重新思考过去20年的政策，这些政策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与竞争对手的接触以及将其纳入国际机构和全球商业活动，将使它们成为良性参与者和值得信赖的伙伴。在很大程度上，这个前提被证明是错误的”，长期对华接触战略落下帷幕。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概要指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还提出要“培养竞争心态”。至此，“大国竞争”历经20多年的休眠再次回到了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的词汇中。美国参议院外委会通过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和众议院审议通过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充满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视中国为其全球战略竞争对手，鼓吹对华开展全面战略竞争，以全面提高美国竞争力，阻止中国的崛起。

　　1.对华贸易战尚未终结，“印太经济框架”又欲出炉

　　拜登政府并没有完全放弃特朗普时期通过增加关税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的做法，只是由全面脱钩改为“有选择的脱钩”。2021年2月，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办公室编撰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已进入与中国公开和相互对抗的阶段。美国政府需要有针对性地追求与中国脱钩。”2021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阐述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表示要与中国在经济上“再挂钩”（recoupling），“将直接与中国就其产业政策进行接触。我们的目标不是加剧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与中国要“持久共存”，但另一方面，戴琪却指责中国的增长和繁荣“是以牺牲美国和其他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经济体的工人和经济机会为代价的”。可见，美国以“中国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强化了世界经济中的零和动态”为由，对中国经济施压的做法在短期内很难改变。美国新印太战略提出要启动新的伙伴关系，建设“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针对中国意味明显。但是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深度交融，“把中国经济发展看作‘威胁’和‘挑战’，试图把中国挤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使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既不可行，而且有害”。

　　2.用鲜明的意识形态术语来描述与中国的竞争，制造“民主与威权”之争

　　拜登认为民主与威权主义之间的斗争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美国召开的所谓“民主峰会”的基本主题是“就如何加强民主政体和抵制威权主义、打击腐败、促进和保护各地人民的人权——作出具体承诺，采取行动”。拜登发起“民主复兴总统倡议”，计划与国会合作，在2022年投入4.24亿美元来支持媒体自由，自诩打击国际腐败，推广推动民主的技术，以及定义和捍卫什么是公平选举等。美国无视国内严重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痼疾，淡化疫情漠视生命，反而大搞民主输出分裂世界的做法被批评为对民主的破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在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很少有人将美国民主视为世界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美国一方面以民主代言人自居，另一方面强行通过涉台、涉港、涉疆的议案，实则是打着维护民主、人权和价值观的幌子，试图牵制、遏制中国发展。

　　3.宣称建立民主技术联盟以对付技术威权主义

　　21世纪将越来越多地由植根于技术进步的经济竞争来定义，技术竞争被认为是“与中国竞争和对抗的主要场所”。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全方位等量级的竞争对手’”。美国参议院通过“民主技术伙伴关系法案”，授权在民主国家之间建立技术伙伴关系。法案指责中国寻求在民主国家具有技术优势的领域取得进展，美国的政策是牵头建立一个由世界技术领先的民主国家组成的新的多边技术政策外交架构，以发展统一的技术治理制度，填补美国目前能力不足的空白，特别关注人工智能、5G技术、半导体芯片制造等关键技术。2021年9月29日，美欧在首届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的联合声明中指出，TTC的目标是“深化跨大西洋贸易和经济关系，将政策建立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之上”。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以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人权问题”“核扩散”等为借口，已把涉及人工智能、国防军工、生物医学等领域的600多个中国公司、机构及个人纳入实体清单中，其实质就是为了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维护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

　　4.渲染中国威胁论，构建小多边军事同盟

　　2021年北约峰会公报指责中国的雄心和行为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与北约安全相关的领域构成了系统性挑战。除了维护原来的北约、“五眼联盟”之外，美国以推动基于规则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愿景为借口，加强美日澳印四方同盟的建设，结成了美英澳三方伙伴关系（AUKUS），推动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合作，着力打造亚洲版北约，以遏制中国逐渐扩大的影响力。2021年3月16日，日美外长防长举行“2+2”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声称钓鱼岛适用《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这些针对第三方缔结的各种军事联盟制造政治对立和军事对抗，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2021年4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欧盟印太地区合作战略的文件,宣称太平洋地区目前的动态引发了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人权的普遍性也受到挑战，这些事态发展直接影响到欧盟的利益，欧盟要在安全和防务领域进一步发展伙伴关系。

　　5.抗衡“一带一路”，美欧提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和“全球互联的欧洲”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推动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但是一些西方领导人污蔑中国“要用一个基于中国共产党原则和实践的新秩序取代以民主为基础的‘自由国际秩序’，这将危及各地的民主社会”。《美国对华战略方针》也指责中国在破坏自由和开放的国际秩序。在美国极力推动下，2021年6月七国集团公报提出“重建更美好的世界”（B3W），以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宣称这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受价值观驱动、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旨在帮助缩小发展中国家40多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需求”。并指出拜登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补充美国就业计划中的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创造新的机会，以展示美国在海外的竞争力，同时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欧盟也已经意识到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复苏的主要增长点。2021年7月12日，欧盟理事会批准通过了“全球互联的欧洲”的战略计划，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约瑟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欧盟希望更好的连通性将导致供应链的多样化，减少欧盟及其合作伙伴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依赖。” 

　　尽管我们强调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并声明中欧不应是制度性竞争对手，但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竞合关系将长期存在。蓬佩奥等美国政客故意放大分歧：“美国不能再忽视我们两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了。”中国一再释放善意，奈何树欲静而风不止，“美国单方面选择步入‘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不得不对美国阻挠中国发展、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挑衅行为做出反应并坚决斗争”。

　　三、把握两制关系的新态势，阐释未来两制关系的战略考量和发展趋向

　　“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既斗争又合作的大博弈是‘大变局’的重要内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处理两制关系时，既要深刻认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美国联欧制华的策略短期内不会改变，又要看到跨大西洋联盟的分歧、俄乌冲突后美国两线作战的困局以及欧盟在美中欧三边关系上两面下注的复杂心态，从而把握两种制度竞合关系的新态势，积极发挥中国的国际塑造力，力争在良性竞争中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

　　1.充分认识美西方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积极应对中国面临的严峻战略环境

　　拜登上台之初就强调要加强跨大西洋合作，宣布“美国回来了”。首先，美国重新参与到全球多边层面中来，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重新宣称多边体系的重要性。欧盟也积极回应，并呼吁双方“在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加强多边体系”。

　　其次，积极修复跨大西洋联盟关系。2020年12月发布的《欧盟—美国全球变化新议程》提出，“新跨大西洋议程”的指导原则是追求共同利益，“我们应该始终寻求尊重我们公平、开放和竞争的共同价值观的解决方案——包括在存在双边分歧的情况下”。美欧积极解决波音-空客贸易争端，同意暂停关税五年。冯德莱恩对此高度赞扬：“这确实开启了我们关系的新篇章，因为我们在经历了17年的争端之后，从诉讼转向了飞机合作。”2021年10月，美国同意以关税配额制度取代从欧盟进口的钢铁和铝的关税，欧盟同意结束对从美国进口的威士忌、摩托车和其他商品的报复性关税。

　　最后，美欧都强化了对华战略的进攻性，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拜登在就职典礼后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预计中美之间将会出现“极端竞争”。2022年1月拜登又表示，“我们不需要对抗，但我们会有激烈的经济和技术竞争。我们将坚持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应遵守的相同的规则。”欧盟对中国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2021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的《欧盟—中国新战略》决议不仅依然将中国定位为“合作和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竞争对手”，还强调要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全面的和以结果为导向的欧盟中国人权战略，并强调在中国解除对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机构的制裁之前，不能启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审议和批准程序。欧洲认为与中国的深度相互依赖让其产生了脆弱性，对华政策将走向“原则优先”：“对欧洲而言，与中国保持正常贸易往来的经济关系有可能成为一种负担。”2021年12月2日，美欧举行了对华对话第二次高级别会议，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美欧负责任地管理与中国的系统性竞争”。可见，美欧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协调了对华政策，态度都更为强硬。

　　2.跨大西洋联盟原则上的趋同并不能掩盖事实上的分歧

　　尽管美欧关系的总体基调有所改善，但问题依然存在，出现了多方面的跨大西洋外交裂痕。许多欧洲决策者批评美国没有充分咨询其盟友就突然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并对甩开法国建立美英澳新伙伴关系感到惊讶和愤怒，这引发了欧洲对美国重心转向亚洲的担忧。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地缘政治动荡表明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缺乏力量和影响力。这些事件都促使欧洲更多声音呼吁欧盟发展其军队，加强战略自主。但是欧盟战略自主涉及欧盟-北约-美国三方的关系而实难实现，就像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rrov）所说的：“欧盟在确保其安全方面独立的努力遭到美国和北约的强烈反对。欧盟内部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游说团体，反对任何将欧盟安全与北约分开的企图，并坚持认为北约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安全的关键。”

　　加强跨大西洋联盟建设面临着对共同威胁是否认同的问题。在欧洲，美国需要统一盟友对俄罗斯的态度，在印太地区需要统一对中国的看法，但是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分歧。受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委托，由舆观（YouGov）等调查机构于2020年11月和12月对11个国家的15000多人进行的泛欧调查发现，美欧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大不同：在每个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至少有一半的受访者希望他们的政府在美中关系中保持中立。虽然美国人的目的是为了与中国脱钩并遏制中国，但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仍然希望将中国带回基于规则的体系。在对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冲突的看法上，59%的受访者希望他们的国家保持中立。虽然新近对于俄乌冲突的民调显示，很多欧洲人不再把自己视为这场冲突的旁观者，而更可能将俄罗斯视为严重威胁，但是欧洲陷入能源危机，不得不增加对美天然气进口，并愈益倚重北约提供安全保护，致其更加依赖美国，也使其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地位大大下降。2022年3月，欧盟理事会通过《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其目标是“使欧盟成为更强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这一计划可能会造成欧盟和北约、美国之间的新矛盾。此外，欧盟与美国在气候问题、管控大型科技公司以及对俄能源制裁等问题上，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考量。由是，在漫长的经济复苏和欧洲安全格局重建中，美欧还会龃龉不断，跨大西洋共同价值观能否产生共同的政策，尚需静观其变。

　　3.积极发挥中国的国际塑造力，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把处理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的方法称为“有管控的战略竞争”——一种“建设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要做到“有管控的战略竞争”，就要遵守三点规则：一是确定双方必须遵守的有限的硬性限制。二是如果双方能够就这些规定达成一致，那么每一方都必须接受另一方仍将试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同时避免突破限制。三是即使在竞争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在一些关键领域也会有合作的空间。这一观点给我们很多启示，也就是中美关系能否好转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坚持中国的三条“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得破坏中国领土完整。但是美国却经常无视中国底线，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阐述拜登政府的台湾政策时说：“我们打算通过威慑和外交相结合，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工作是利用我们掌握的所有手段，确保不会发生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或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将以最大的诚意，实现和平统一”，但是，“中国不会承诺放弃非和平的统一手段，因为这是对分裂势力的威慑，而不是针对台湾人民”，所以需要中美“共同努力遏制台湾的分裂势力”。在管控分歧的情况下，中美有很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在这种互动中，要看到中国不只是被动的接受，而是有着强大的塑造力。中国可以在多个领域积极发挥自己的国际塑造力，促进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第一，要认识到“竞争加剧，依存加深”将是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中美已是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中美贸易反创新高，2021年全年中美贸易额同比增长28.7%。“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加重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负担。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的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承担了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成本的92.4%。

　　第二，力争使中美气候合作成为提升中美关系的突破口。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中美达成《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意义非凡，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评价说：“这是中国和美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第一次站出来说，‘我们将共同努力加速减排’。”

　　第三，呼吁各国正视美国在5G问题上“地缘政治逻辑优先于市场逻辑”的竞争策略造成的严重后果。美国打压华为的策略是把双刃剑，不仅将给企业和最终消费者带来更高的成本，也会使美国芯片行业大受损失。“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从中长期来看，与中国技术脱钩将使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份额从48%下降到30%左右。与之相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自给率将达到85%左右，全球份额将从3%增长到30%以上。”

　　第四，抵制“人文脱钩”的企图，重启人文交流。切断两国正常的人文交流项目，是把中国全社会看作威胁来源的心理在作祟，会对两国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正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所言：“来自中国‘全社会威胁’的概念，以及针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新麦卡锡主义，将大大减少与中国的接触和更好地了解这个复杂国家的机会。在美国必须加大了解中国的时候，决策者却想要切断大多数学习的渠道。”

　　第五，全面解读“美国—欧盟—中国”新三角关系，不断扩大中国战略回旋空间。美国既不希望欧洲和中国强大，又不希望欧洲—中国—俄罗斯三角关系发展良好，欧洲既需要美国支持北约在欧洲的防务力量，又想实现战略自主，同时希望和中国在经贸、气候、维护多边体系等方面保持合作，因此两面下注摇摆不定。中欧没有根本利益冲突，应该扩大共识，循着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已经指明的方向形成合力：“希望欧洲作为多极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早日形成更为独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本着战略自主的原则，推进并深化双方的互利合作。”

　　第六，深刻认识美国在欧亚地区同时制约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两线作战的策略将给中国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需要为重塑欧洲安全格局投入大量精力，从而大大牵制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北约和乌克兰：重塑北约，共同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报告指出：“美国需要重振其对北约和欧洲的关注，欧洲和俄罗斯与中国和亚洲一样，对美国的有效战略态势至关重要。美国需要认识到，其战略力量计划必须继续是全球性的——而不是从一个地区摇摆到另一个地区。”这也将使美国重新评估其战略重心的转移，中国的战略环境将更为复杂，我们既要关注到美国两线作战可能导致其对中国的遏制战略陷入崩溃，也要看到美欧联盟加大遏制中国力度的可能性。

　　第七，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务实发展。中俄发布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明确反对北约继续扩张，反对在亚太地区构建封闭的结盟体系、制造阵营对抗，指出中俄新型国家间关系超越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关系模式。俄乌危机后中国不加入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再次体现了中俄关系坚定的战略定力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聚焦点在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也是两制关系的焦点。中国反对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强调“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国际社会努力的方向。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习惯用“修昔底德陷阱”渲染“中国威胁论”、用“金德尔伯格陷阱”指责中国搭便车的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中国的竞争战略。美国新印太战略报告披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很多新动向，不仅宣称要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长期地位和承诺”，指出“美国的战略将是有原则的、长期的，并以民主韧性为基础”，还要提高联盟的“集体能力”，支持盟友“承担地区领导角色”。这些政策的指向非常明确，就是意欲借助盟友的力量压缩中国的战略空间，与中国展开长期战略竞争，尤其是“印太经济框架”，被看作填补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造成的经济政策缺失。很多因素决定美国强拉盟友反华制华的图谋不能成功，但是它造成的冲击却不可忽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撰写的《中国的大战略》认为未来中美关系有三种可能的不同轨迹：“并行伙伴；碰撞竞争；各行其是。”布林肯用“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界定中美关系：“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应该的时候是竞争的，在可能的时候是合作的，在必须的时候是对抗性的。共同点是需要从实力的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这种三分法，实质上仍是以竞争为名义，伺机挑动对抗，遏制打压中国发展。

　　处理两制关系，首先要看到两种制度“替代与被替代”的长远趋势，即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然。习近平指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以“人民至上”为原则的中国抗疫和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消极抗疫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冠病毒大流行“不仅仅是一场医疗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一场深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政府多年来忽视公共卫生和公共利益的危机”。抗疫成就彰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根据全球最大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度晴雨表”报告，中国夺取了综合信任度、政府信任度、对企业信任度等六项世界第一。不同抗疫成效反映了各国治理能力的差异，中国抗疫的成功实践显示了各级政府强大的执行力。与之相对，美国将抗疫问题政治化，两党互相攻击，各州各自为政，导致社会严重撕裂。面对这一局面，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实现了每个国家两年前所寻求的目标：低死亡率和尽可能少的经济破坏”，这是因为，研究发现：“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信任。公民越信任政府或彼此信任，一个国家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就越有效。”

　　其次要正确看待竞争与冲突的关系。“虽然竞争和冲突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重叠，但竞争与冲突是不一样的。竞争意味着，尽管存在一些争论，但在规则或规范的框架内存在某种程度的共同目标、利益和协议。”两种制度除了相互竞争外，还是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的关系。王毅明晰地阐释了竞争的含义：“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基础上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习近平曾指出：“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各方面准备。在相当长时期内，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还必须同生产力更发达的资本主义长期合作和斗争。”在这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中美双方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并促使美欧承认跨大西洋联盟不足以重塑世界，各方应积极管控分歧，加强合作，在良性竞争中展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实现竞争共存的繁荣，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和“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同时中国将继续以建设“一带一路”为契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两种制度的较量最终倾向于社会主义一方。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课题“百年大变局和新冠疫情背景下两种制度的竞争和发展新态势研究”（2022XYZD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消息网4月7日报道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3日在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发表题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文章称，新冠病毒危机正在改变世界，各国必须面对历史性挑战：一边管控危机，一边建设未来。文章编译如下：

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超现实主义氛围让我想起年轻时参加阿登战役时的感觉。现在就像1944年底一样，人们感到危险即将到来，它不针对任何人，而是随意打击且破坏力极大。然而，那个遥远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当时，美国因为一个最终的国家目标而经久不衰。如今，在一个分裂的国家，要想克服这些规模和范围前所未见的障碍，一个雷厉风行、高瞻远瞩的政府必不可少。维持公众信任对于巩固社会团结、维护社会关系以及保证国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各国相信自己的制度能够预见灾难、遏制其影响并恢复稳定，基于这样的信念团结一致，欣欣向荣。当新冠肺炎疫情结束时，人们会认为许多国家的制度失败了。这种判断是否客观公正已无关紧要。现实情况是，在这场冠状病毒危机之后，世界将永久性改变。

冠状病毒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强度发动攻击。其传播呈指数式：美国的病例每5天就会翻一番。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医疗用品不足以应对越来越多的病例。重症监护病房即将或者已经不堪重负。检测工作不足以完成确定感染范围的任务，更不用说扭转疫情的蔓延。有效的疫苗可能要在12至18个月后才会出现。

美国政府为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付出了坚实的努力。最终的考验将是在遏制和逆转这种病毒传播的过程中，能否使公众对美国人自我管理能力保持信心。无论克服这场危机的努力多么宏大和必要，都不能忽视另一项紧急任务，那就是为疫情结束后的秩序过渡而做准备。

各国领导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家层面应对这场危机的，但这种病毒具有瓦解社会的效果，意识不到边界的存在。虽然对人类健康的攻击是暂时的（希望如此），但它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的时间。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能够凭一己之力战胜这种病毒。满足当前的需求最终要与全球合作愿景和计划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那么每一件事都会出现最差的结果。

借鉴马歇尔计划和曼哈顿计划的经验，美国必须在三个方面做出重大努力。

首先，增强全球抵御传染病的能力。小儿麻痹症疫苗和消灭天花等医学成就，或者当前通过人工智能在医学诊断方面创造的统计技术奇迹，诱使我们陷入一种危险的自满情绪。我们需要研发新技术来控制感染，并在大量人口中接种相应的疫苗。城市、国家和地区必须通过储备物资、合作规划和科学前沿探索，时刻准备应对大流行病。

第二，努力治愈世界经济的创伤。全球领导人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吸取了重要教训。当前的经济危机更加复杂：冠状病毒所导致的经济收缩就速度和全球范围而言都不同于历史上已知的任何收缩。诸如保持社交距离、关闭学校和企业等必要的公共卫生措施也是造成这种经济痛苦的原因。相关项目应寻求遏制迫在眉睫的混乱对世界上最脆弱人群造成的影响。

第三，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则。启蒙运动思想家认为，合法国家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的根本需求：安全、秩序、经济福祉和正义。个人无力独自获取这些。然而，这场大流行却催生出一种现象：在这个繁荣有赖于全球贸易和人员流动的时代，有围墙的城市复兴了。

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各国都必须保持克制，必须确定优先事项。我们从阿登战役走向一个日益繁荣和人类尊严得到提升的世界。现在，我们生活在时代更替之际。领导人面临的历史性挑战是一边管控危机、一边建设未来。一旦失败，世界将遭受劫难。

【延伸阅读】俄媒：“五常峰会”将讨论未来世界秩序

参考消息网3月6日报道 俄罗斯《观点报》网站5日发表文章认为，暂定于9月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会议，将开启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讨论。文章编译如下：

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领导人会议将于9月在纽约首次召开。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召集大国元首开会的想法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后，这几乎已成定局。同时，另一场非正式的“五国峰会”或将提前举行。

普京提议今年举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中国、美国、法国和英国）会议还不到五周，这件事已经可以认为是板上钉钉了。1月23日，普京在耶路撒冷发表讲话时没有说明会议举行的地点和时间。他已经致信其他国家元首，提议共商此事——“只要同行们方便，可以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法国和中国几乎立即表示同意。大家开始等待美国的反应，因为只要美国点头，英国也必定参加。2月29日，特朗普支持了普京的建议。

特朗普说：“他们现在都想讨论军控问题，这是英明的……我们将在纽约讨论这件事。”特朗普不仅接受了建议，还把会议地点放在9月末召开联合国大会第75届会议的纽约。要知道，普京也说，今年举行五常会议具有“重要性和象征性”，因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所以让我们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开会吧。

但普京还说，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亦在于恰逢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尽管战争以9月2日日本投降告终，但多数国家更多想到的是5月8日和9日，即德国投降之日。所以，普京的建议可以视为明确暗示5月9日前后在莫斯科开会。

不过，普京和特朗普不会在峰会问题上拉锯，因为秋季方案起初看起来更现实，但5月9日也不是没有希望。

谢尔盖·拉夫罗夫3月3日回应特朗普说，俄罗斯希望迅速就峰会时间地点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这件事已经在外交渠道推进。显然，纽约被确定为基本方案。这对特朗普有利——在总统大选前一个多月，他将迎来世界主要国家元首，讨论战争与和平、裁军和未来世界安全架构。特朗普强调裁军问题并非偶然：他很想商讨新的多边条约以替代被他扔进废纸篓的《中导条约》。

无论如何，“五国峰会”将是一次历史性事件——正式核大国的领导人们还从未在一起开过会。

75年来，这场会议既没有召开的机会，也没有意愿。但现在，正在崩溃的“雅尔塔”和“后雅尔塔”世界要求大家好好讨论一下未来了。

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为战后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不仅欧洲的命运被确定，全球力量格局也稳定下来，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巩固，五大常任理事国被赋予否决权。

整个两极世界崩塌后，美国的大西洋主义者开始谈到“历史的终结”。在“美国式的单极世界”里，安理会和联合国被视为“昔日残余”。

但很快发现，站不住脚的单极世界开始终结。

2014年是一个分界线——俄罗斯公开拒绝承认西方是世界领导者和统治者。向莫斯科施压没有任何结果。相反，特朗普2016年赢得美国大选，他坚持要求修改全球游戏规则，不让美国继续为负责超国家项目的全球精英充当服务员。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英国脱离欧盟，法国试图领导欧洲，但欧洲不习惯突如其来的没有美国控制的独立生活，美国自己则失去了中东，并同时陷入几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只是正在发生的世界变化的一部分，它们把不再有效的力量平衡机制撕成碎片。

这时大家想起了联合国。要知道，“五常”集中了所有主要实力——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和英国）、欧洲（法国）、中国和俄罗斯。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所有双边博弈和矛盾已经陷入僵局，且问题本身具有多边性质。

莫斯科还是纽约？这不是原则性问题，尽管它不光具有象征意义。

在莫斯科开会意味着西方事实上承认自己对俄罗斯施压的政策已经彻底失败。已经有人把即将举行的会议称为“新雅尔塔会议”。

2020年莫斯科会议不会是雅尔塔会议的翻版，因为现在的地缘政治战争不仅尚未结束，而且激战正酣。只有根据会议结果才可能确立世界秩序的新规则。但眼下的重点是开启有关未来世界秩序的讨论。

【延伸阅读】俄瓦尔代俱乐部专家：新冠疫情影响中美竞争格局

参考消息网4月2日报道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负责人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1日在《俄罗斯报》网站发表文章称，新冠疫情将影响中美两国竞争格局。文章编译如下：

“疫情过后世界将会不同”的话语已成老生常谈。毫无疑问，如此大规模的事件过去后总会留下痕迹。但是否该预期国际舞台会发生巨变？尤其是考虑到，全球隔离并未激起新进程，反而成了在没有隔离时已展开的旧进程的催化剂。

力量格局的调整不可避免。应对疫情的能力将成为国家生存能力的标志，这可能也会影响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尽管不是决定性的。

随后世界政治的意识形态部分很有可能将退居次席。西方有关民主和专制的二分法讨论毫无意义，现在这已显而易见，今后将更加明显。社会和国家机制的有效性与诸多因素有关，政治制度在其中显然不占主要地位。

在国际大政治中，中美对抗走向前台。如今质变正在发生。

二十国集团（G20）特别峰会表明，今后对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要在国际合作之下进行理解。不预先规定联合行动，参与者呼吁彼此尽力在奉行本国政策时考虑对外部的影响。换言之，如果可能的话，不要伤及他人。在这种局势下，中国正在从全球体系的“负责任股东”变为向急需者提供援助的“大慈善家”。这占据了一贯属于美国的位置，例如在二战后西欧的复兴时期。但美国的帮助包装在明确的意识形态之内，中国则尚未将任何社会政治结构强加于人。尽管美国正在远离“领导地位”，但并未搁置世界霸权思想。因此两国的竞争在所难免。

中国的世界观也在改变。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逐渐走向领导地位，中国的自信增强了，但无论中国说什么、做什么，外界的预期也在提高。

摆脱疫情的中国或从中获得动力。起初中国感觉被世界孤立，后来中国不但率先克服疫情，而且几乎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包括那些曾愤怒地否定中国所采取措施的国家。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大国，中国行为的改变哪怕不是根本性的，也会对国际舞台的平衡带来显著影响。

中美竞争是老生常谈。直到不久以前还存在一些遏制对抗加剧的因素，这些制约因素很可能将不复存在。

【延伸阅读】日媒述评 疫情动摇美国经济“一强”格局

参考消息网3月21日报道 日媒称，由于新冠病毒疫情扩大，在世界上被视为“一强”的美国经济衰退风险也在升高。

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3月18日报道，纽约市等地大幅缩减餐饮店的营业，航空公司也相继减少航班。受到打击的相关产业占到美国总体就业的一成以上。对于美国经济来说，要避免“供给冲击”的长期化，维持就业环境成为必要条件。

在16日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承认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针对新冠病毒疫情何时结束的提问，他表示“可能是7月或8月”，暗示了经济长期停滞的看法。

由于特朗普的上述言论，美国股市下跌进一步加速。投资者越来越担忧经济衰退的风险或许超出预期。

实际上，民间金融机构也开始悲观看待美国经济前景。美国大型银行富国银行16日大幅下调经济增长率展望，预测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连续出现负增长。

高盛集团也预测称，美国经济第一季度将出现零增长，第二季度出现下滑5%的大幅负增长。

报道称，如果美国经济出现季度负增长，将是六年来首次。如果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有可能被视为2009年以来、时隔11年的经济衰退。

彭博新闻社报道称，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有可能在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认定本轮经济扩张结束。

日媒称，美国曾经乐观地认为新冠病毒是“亚洲的事情”，但目前美国的感染人数激增，焦虑感增强。纽约市15日决定，将餐饮店的营业限定为“打包带走”和外卖。美国政府16日要求，在15天里避免10人以上的集会，正在进一步限制经济活动。

美国的民营企业也相继缩减营业。星巴克的直营店关闭了堂食区，沃尔玛也停止了24小时营业。耐克和苹果的直营店也暂时停业，大幅削减航班的航空公司要求员工无薪休假。

旅客运输、住宿和餐饮等直接受到新冠病毒冲击的产业就业人数占到美国总就业的一成以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为阻止疫情传播而采取的措施，将在短期内给经济活动带来重大影响。”

高盛预计，美国经济快速下滑的谷底将在3月至4月到来，5月之后将开始复苏，国内生产总值将在第三季度增长3%、第四季度增长4%。新冠病毒导致的旅客运输、住宿和餐饮等企业销售额减少的情况是暂时的，美国不会陷入长期经济衰退。

但实现经济“V型”复苏是需要条件的。首先是防止企业倒闭和劳动者失业。美联储已重启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供应大量资金，通过民间金融机构来避免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特朗普政府也讨论对航空公司等提供资金支援。如果能够维持就业环境，就能避免内需下滑，那么疫情将仅会暂时性冲击供给。

另一个条件是防止感染病例扩大。在医疗费是日本三倍的美国，低收入人群不愿去医院治疗或是购买医药品。美国国会正在审议免除检查费的法案，不过如果感染人数持续增加，经济活动的停滞走向长期化，失业人数增多将不可避免。

【延伸阅读】约瑟夫·奈：中美应“合作式竞争”对抗疫情

参考消息网4月7日报道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3日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称，中美在应对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时，应做到“合作式竞争”。文章编译如下：

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中美关系就已经很棘手。如今，疫情危机使之变得更糟。

特朗普政府在应对这场危机时笨手笨脚，这等于帮了中国。在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应对流行病的机构、削减了对世卫组织预算的拨款，并限制了中美在非典和流感疫情后形成的令人称道的信息共享后，美国政府又把疫情归咎于。当然，病毒根本不在乎人的国籍。

除了疫情危机，更大的问题是如何制定美国的对华战略。特朗普把重点放在大国竞争和贸易战上，这给两国敲响了警钟。

但是，特朗普的战略有欠缺，因为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正在改变世界政治。即使美国作为一个军事大国，也无法独自保护自身安全。尽管经济全球化遇到挫折，但环境领域的全球化仍在继续增强。流行病和气候变化威胁着所有美国人，但人们无法独自应对这些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从毒品到传染病再到网络恐怖主义，传统边界面对这一切的漏洞越来越多，必须利用软实力的吸引力，来建立应对新威胁的网络和机构。

自尼克松以来，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中国和美国还是进行了合作。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实力横向转移到该地区，但亚洲内部也存在实力平衡。如果美国维持其联盟，那么在传统的国家间竞争中，美国离开西太平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传统的大国竞争中，华盛顿手里握着一把好牌。问题是，它能不能打好。

对有效的国家安全战略来说，更棘手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能否形成这样的心态，双方在传统的大国竞争领域展开竞争的同时进行合作，生产全球公共产品，以应对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双方能做到“合作式竞争”吗？

当前的新冠疫情危机是一个考验。首先，双方应同意使宣传战降级。第二，人们应该认识到，如果说1918年流感大流行是一个先例，那么在第一波新冠病毒疫情消退之后，未来我们还将会看到几波疫情来袭，因此人们必须更好地做好合作的准备。第三，新一波的新冠病毒疫情将影响应对能力较差的穷国，中国和美国应该宣布慷慨捐款，让联合国设立新的基金来抗击新冠病毒疫情，该基金向所有国家开放。第四，鉴于人类对这种新病毒仍有很多需要相互学习借鉴的地方，应该恢复十年前就存在的科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之间的广泛联系。更好的做法是，增设两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高级别委员会，以提供政治保障，减少官僚机构的繁文缛节。

【延伸阅读】五国元首共同呼吁全球合作抗疫：“我们必须建立真正的全球联盟”

参考消息网4月4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3月31日发表题为《五国领导人：没有时间进行地缘政治地盘的争夺战》的文章称，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危机，各国都面临着同样的敌人，需要团结全人类的力量与之战斗。作者为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新加坡总统哈莉玛、埃塞俄比亚总统萨赫勒-沃克和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联合参与了撰写。文章内容编译如下：

正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各个国家都在自我封闭，关闭边界，实施严格的行政措施，这种封闭可能使世界陷入各国自己顾自己的局面。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打破阻碍知识交流和合作的障碍，更有效地遏制和应对这场疫情。

像这样的危机往往会激发人性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我们作为领导人，有责任鼓励前者，遏制后者。我们各个国家处于危机的不同阶段，但我们都看到并钦佩坚强的团结精神，以及许多倾力挽救生命或维持必需服务的人们。他们给了我们希望和鼓舞，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社会不仅经得住这场危机，而且会变得更加强大、联系会更紧密。

同样，解决这场全球性危机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就是通过加强合作与团结。我们从人类经历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几乎所有夺去无数人生命的瘟疫——肺结核、天花、埃博拉和艾滋病——都被现代医学所提供的治疗方法和疫苗打败了。由全球科学家网络推动的知识共享和紧锣密鼓的研究将为我们眼下的困境提供最终答案。

这是一场全球危机。行动迟缓意味着死亡。我们都面临着同样的敌人，需要团结全人类的力量与之战斗。仅仅依靠一个或几个国家不可能战胜病毒。无论我们的经济规模多大或者人口多少，我们都能作出贡献。全球性的解决方案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

我们欢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承诺竭尽所能解决危机。我们全力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全球人道主义呼吁。但是，没有一个全球实体具备为所有人生产疫苗所需的医疗、经济和政治条件。我们坚信，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全球联盟，以调动人类的智慧和团结精神。

在世界卫生组织努力的基础上，我们呼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红十字与新红月运动、全球疫苗免疫联盟、慈善基金会、科学家和私营制药公司联合起来。

这个新的全球联盟应致力于实现四个关键目标：第一，我们必须借助公开透明的科学信息和更多的资金加快治疗方法和疫苗的研发；第二，我们应确保快速生产、采购和公平公正地为所有国家分配试剂盒和关键医疗设备；第三，迅速扩大生产，并确保未来的治疗方法和疫苗公平公正地分配到世界每个角落，包括分配给难民等弱势群体；第四，我们必须阐明全球协同合作应对危机的巨大好处，并聚焦于提供一种最终治疗方法和最终疫苗，作为示范型的“全球公共物品”。

我们知道，要建立和管理这样一个由众多利益相关方组成的联盟并不容易。但我们相信，这种努力是值得的。它将激发人们的希望和更善良的本能。现在不是争夺地缘政治地盘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危机过后，我们的社会将变得不同，我们生活的世界也将变得不同。但是，我们鄙视所有那些提前预判世界将变得更加贫穷、更加冷酷，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将相互保持距离的人。我们未来几周和几个月的决策将决定世界未来的面貌。

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力或者技术多么先进，它都无法躲过这场疫情。在病毒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必须团结一致战胜它。我们相信，如果将我们的知识和努力汇集在一起，我们就能够而且将被人类的聪明才智所拯救。让我们团结一致做到这一点，关照每个人。这会拯救生命。这会激发所有人最好的一面。这将使明天的世界更美好。

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得到什么

考试吧（有关数据整理。
  另外，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直接妨碍了西欧国家欧盟东扩的进程，对欧洲国家的地缘政治造成了威胁。我们看到战争开始的时候波兰等东欧国家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美国对伊战争背后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和欧洲的对抗，这将进一步造成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利益冲突。
  2.产业结构调整超前。前面我们分析到美国希望通过战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希望能够出现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繁荣。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这一经济调整的思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心国家，美国能够持续吸引国际资源的原因就是保持技术创新和领先地位，美国清楚地知道任何产业一旦 发展 成熟，因为国内的高昂的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将使美国失去在这些领域进行生产的比较优势。美国要想保持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只有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
  如果我们将这次战争发生之前的美国经济状况和1991年海湾战争发生之前进行比较就能发现，美国目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并未成熟，战争是否依然能够为美国提供未来的投资选择，是否能够顺利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1991年海湾战争之前，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技术革命带来的剩余生产力已经转移到其他国家，美国已经通过将制造行业向国外转移实现对东亚和拉美国家的控制。但是这次战争发生之前，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过剩现象已经相当明显，国际清算银行认为，尽管存在战争溢价，美国股票价格仍然被高估，未来美国股票继续下跌的可能性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应该首先寻求将国内的剩余生产力进行跨国转移。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调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经济结构的失衡，美国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已经占到GDP的6%，衰退带来的外部失衡问题已经存在，而世界其他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的源泉，无法创造出能够替代美国的巨大需求，美国经济衰退所造成的需求空缺在全球范围内无法填补。因此，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也是对世界经济结构失衡的调整，从经济学的角度考虑，这一调整过程依赖于各民族国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美国信息产业技术向外围国家扩散，而不是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通过战争来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
  3.资源控制的政治经济风险。为了实现对石油资源及其价格的控制，美国在发动这场战争过程中冒了相当大的政治风险，美国绕开了联合国而采取单独行动，这一行为遭到了多数国家的反对，这增加了美国战后重建伊拉克的成本和资源控制的困难。
  在美国以往对其他地区的军事干预中，美国的潜在同盟国为美国支付了很大部分的成本，例如在对科索沃和阿富汗的军事干预中，欧洲国家都和美国站在同一立场上。但是这次欧洲和美国在战争上分歧很大，美国和任何一个国家结盟都要付出很高的成本。打下伊拉克之后，由于它和欧洲国家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的利益分歧，在战后重建问题上也将面临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制衡，来自于俄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压力将使美国不可能顺利控制中东的石油价格。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欧洲投资者，在过去的一年中外国投资者一直在撤资，如果因为战后重建问题和欧洲发生分裂，将会在经济上付出惨重代价。
  4.“战争景气”缺乏基矗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能够得出，希望通过战争拉动需求达到经济复苏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美国已经为战争支付了高额成本，美国官方宣布，到目前为止已经为伊拉克战争花费了约200亿美元，但是根据美国《商业周刊》的估计，加上布什最近要求追加的630亿美元战争预算后，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将达到45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而如果把短期和长期国际冲突都考虑进去， 计算 包括战争、战后占领、重建、人道主义援助、恢复石油市场和宏观经济在内的潜在成本，美国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数字将达到1.9万亿美元。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预测，未来10年财政赤字将达到4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赤字使美国财政面临不安全的状况，巨额财政赤字不仅造成经济增长的负担，而且有引起利率上升的危险，这将进一步增加美国经济复苏的困难。
  事实上从今年3月20日美联储政策例会以来，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大部分都很糟糕。来自美国供应管理协会的报告显示，3月份非制造业活动指数下降，为2001年10月以来降幅最大的一次，美联储有心通过再次降息刺激经济，无奈目前联邦利率水平为1.25%，已经处于 历史   IMF在去年对世界经济预测中认为，美国的经济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包括技术和资源从集聚走向扩散，也就是前面所分析的产业转移。然而最近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分别调低了对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认为美伊战争将给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带来严重冲击。美国单方面阻止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其结果不仅是使自身的结构性失衡无法得到调整，也不利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欧洲国家的投资收益和投资水平受到影响，亚洲国家的对外贸易也受到影响。而这些问题都不是通过战争以及所谓的战争需求拉动能够解决的。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多年来美国致力于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国际经济秩序，意图使全球经济发展服务于美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掩盖战争背后的经济利益，美国为袭击伊拉克冠以“民主重建”的口号。汉斯－彼得·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在《全球化陷阱》一书中曾经深刻指出，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行动最根本的原因，“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P7)美国所设计的一厢情愿的全球化，与美国在这场伊拉克战争中试图得到的经济利益一样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即使战争已经以美国胜利而告终，战争的性质也决定了美国未必能够顺利达到预期的目的。伊拉克战后重建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恢复都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共同利益的牵制势必会对国际协调与合作提出更多要求，而为新的国际关系奠定基矗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