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发展案例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与新闻宣传政策导向的转变
1978年发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真理标准》）的讨论，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继而影响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同时，也为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这一事件在改革开放乃至新中国的整个历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也为后来我国新闻宣传的政治导向起到了引领作用。
一、《真理标准》发表的背景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到此结束。1977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分别刊登两报一刊联合署名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一文，这篇文章公开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表明我国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现实已经宣告了左倾政治路线的失败，也表明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发展，需要提出新的政治路线，而新的政治路线又必须以新的思想路线为前提。《真理标准》一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真理标准》讨论的内容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南京大学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这场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了否定；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三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真理标准》一文一经发表就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
对于这场争论，一方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主张一切书上写的、文件登的、领导说的，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另一方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指示，他们认为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质疑和否定，这是“砍旗子”和“丢刀子”。基于此，理论工作者着重阐述了真理与真理标准的关系，并强调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没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否定，恰恰相反，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才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事实就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三、《真理标准》讨论的政策效果
《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全会制定正确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营造了舆论氛围，提供了理论支持。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体以其独有的方式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实际问题的思考。《求是》《人民日报》等均表现出新时期新闻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的正确理论，积极拥护改革，广泛宣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自觉性与坚定性。90年代，面对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新闻媒体有关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宣传，也从对一般方针、原则的探讨，转变为对思想原则与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效果的研究。新闻工作肩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呼声和要求的重任。新闻媒体对社会变革的解读与推进，对人们思想解放的触动与引导，凸显其独特的导向意义。历史经验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不仅对新闻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是制定新闻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叶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佳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1980年邓小平“思想中心”说的提出及其政策导向作用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方面致力于指导我国新闻事业在宣传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致力于积极恢复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匡正党的新闻宣传的基本理论，同时根据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形势发展变化和新闻工作实际需要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思想中心”说就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新闻工作实际需要提出的要求，对当时及此后我国新闻工作起到了政策导向作用。
一、“思想中心”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三年拨乱反正，全国形势发展很快，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同时强调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三件大事，即反对国际霸权、实现祖国统一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推进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然而社会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一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和反革命势力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邓小平在讲话中就提到了1979年的“西单墙”事件。“西单墙”原是“文革”结束后为一些上访群众提供的张贴大字报地方。1979年之后，“西单墙”却出现了许多抨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内容的大字报，一些反革命和反人民势力企图利用“西单墙”破坏和扰乱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强调“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他还提出新闻、理论等意识形态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因此，党的报刊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要将促进安定团结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基本任务。
二、“思想中心”说的主要内容
“思想中心”说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一是强调党的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邓小平认为党的报刊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心工作服务的，在促进安定团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明确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并要求党报党刊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社会主义觉悟，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基本任务。
二是强调党的报刊一定要无条件的宣传党的主张。邓小平指出党的报刊“一定要无条件的宣传党的主张”，要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具体说就是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同时他还提出，对于党在工作中出现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新闻媒体应该主动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
三是强调党的报刊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而“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根据当时的形势，邓小平明确提出党报党刊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形形色色的精神污染。
三、“思想中心”说对新闻工作的政策导向作用
“思想中心”说是邓小平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对党的新闻工作和新闻政策制定具有长远影响，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是要坚持喉舌性质，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党的新闻工作必须做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大力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是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思想中心”。党的新闻工作要及时宣传报道国家的经济建设，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我国经济建设成就，对现代化建设树立信心，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是要倾听人民声音，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中心”。党的新闻工作要善于倾听群众意见，坚持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努力凝聚社会共识，将人民的批评建议聚合为建设国家的强大力量，为全国安定团结和社会进步提供舆论支持。
（叶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佳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江泽民“祸福论”的提出及其对新闻工作的政策引领作用
“祸福论”，是江泽民在担任总书记后阐述舆论导向重要性时所作的形象比喻，是其新闻观的核心内容和精髓所在，也是他对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这一论点的提出为我国新闻媒体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教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起到了政策引领作用。
一、“祸福论”提出的背景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让党的领导人意识到新闻工作，特别是舆论导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1989年11月底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从反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说明新闻宣传一旦出了大问题，舆论工具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发生的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给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带来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引导舆论，至关重要”的观点。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并强调“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997年9月12日，“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被写入党的最高文件——十五大报告之中，“正确舆论导向”成为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思想理念和行动原则。
二、“祸福论”的思想内涵
“祸福论”，包括了江泽民对舆论导向重要性、判断舆论导向正确与否标准、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所作的系统思考和阐述，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关于舆论导向问题认识的思想体系。
（一）“祸福论”赋予新闻工作崇高使命和艰巨任务
“祸福论”，既涉及新闻工作使命问题，也涉及新闻工作任务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要求新闻媒体必须肩负起“以正确舆论引导人”这一崇高使命和艰巨任务。“祸福论”突出强调了舆论工作，尤其是舆论导向正确的极端重要性，提示我们要通过牢牢把握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进而掌握好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二）“祸福论”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确定了判断标准
要实现正确舆论导向，需要确立明确的判断标准。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判断舆论导向正确与否的五条标准，即“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五个有利于”的提出，为新闻媒体正确引导舆论提供了政策依据、思想遵循和判定标准。
（三）“祸福论”为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提供了实现路径
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需要确立有效的实现路径，对此江泽民有一系列阐述。首先新闻工作者坚持党性原则、提高政治素养是“始终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关键所在”；其次新闻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外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前提下，新闻工作要增强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形成独特风格与特色，使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和贴近读者等。
三、“祸福论”对我国新闻工作的政策引领
“祸福论”的提出，对我国新闻界及时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舆论导向教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具有重要政策引领作用。正是对“祸福论”有了明确认识，面对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我国新闻媒体能够始终保持清醒政治头脑，站在正确政治立场，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
另外，“祸福轮”从政治上对新闻媒体的性质和功能做出了明确定位，强调新闻媒体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对那些在改革中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媒体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推动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如1994年和1997年两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都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同志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性，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要求，使得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成了新闻工作者的一种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19级博士生）
1989年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提出及其实践要求
“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是1989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讲话中提出来的。此后，党的领导人对此都有类似表述，使其成为党的新闻事业发展历程中最重要、最稳定的基本方针，从而为新闻工作提供了思想和方法指导，在塑造典型、凝聚力量和正确引导舆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正面宣传为主方针提出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下，我国新闻界开始积极推进新闻改革。从大力拨乱反正到恢复优良传统，从引进信息概念到更新新闻观念，新闻工作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由于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和境外一些反动政治势力的蛊惑煽动，1989年春夏之际，极少数人利用学潮，背离党和人民立场，混淆是非、敌我不分，发动了一场以推翻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政治运动，酿成了一场大错。而一些新闻媒体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出现的舆论导向错误，造成了严重后果，其教训十分深刻。风波平息之后，新闻界亟需审视并反思教训，尽快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1989年11月，中央举办全国省、市、自治区党报总编辑新闻工作研讨班，25日，主持新闻宣传工作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发表了题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长篇讲话，明确指出“无论是从新闻工作的一般意义上讲，还是从当前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来讲，或是从稳定是压倒一切这个大局来讲，关键的问题是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我认为，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为新闻界总结教训，拨乱反正，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提供了政策引领。此后“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成为党的新闻工作的明确指导方针。
二、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内涵及意义
李瑞环在讲话中，从12个方面（角度）阐述了“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内涵，回答了为什么和怎样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问题。
李瑞环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有效坚持正面宣传为主，需要从以下12个方面做好工作: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增强新闻宣传党性和坚持党性人民性统一；讴歌人民英雄业绩；注重舆论导向作用；重视和改进批评报道；正确实行舆论监督；讲求宣传艺术；注意新闻工作特点；继续坚持新闻改革；提高新闻队伍素质；严格新闻宣传纪律和加强党委对新闻工作领导。这12个方面也正是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内涵及要求。
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遵循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指导方针。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就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创造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同时，要把坚持舆论监督和做好正面宣传协调统一起来，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以针砭时弊、明辨是非、激浊扬清、惩恶扬善。此外，新闻媒体要统筹兼顾，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需要从能够产生正向社会效果，有利于人民群众利益，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出发，既要实事求是地报道事件的来龙去脉，又要传播和弘扬典型人物和先进事例，以树立社会正气，推动社会进步。
三、正面宣传为主方针的实践要求
要做到正面宣传为主，就须把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组织主流舆论作为新闻传播的主要任务，在报道时间、数量和整体规模上占据优势，起到定向和主导作用。在新闻实践中具体要做到：
一是要让主旋律和正能量占据舆论优势，要主动根据社会动向和群众意向进行议程设置，从大量新闻宣传案例中提炼主旋律议题，将党和政府的政治议程与媒体议程、公众议程有效结合起来。
二是要提高新闻传播的质量和水平，增强正面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处理好动机和效果的关系，既要有良好动机，又要追求正面效果，还要讲究策略和方法，把握好宣传的时机和火候，拿捏好宣传的尺度和分寸，让宣传内容和形式真正为老百姓喜闻乐见。
三是要加强主题宣传和典型宣传，要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重要决策、重大活动以及相关社会热点进行集中报道，要报道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物、事物或经验，发挥好主流媒体主题宣传和典型宣传的引领作用。同时要做到选题立意高远，报道实事求是，文风朴实无华，内容接地气。
四是要正确处理好正面宣传同舆论监督的关系，力求正面宣传实事求是，注重实效，舆论监督以大局为重，重在建设性，要实现正面宣传和舆论监督相互配合、相互统一，以形成合力，求得最佳效果。
（作者系农民日报社评论部记者）
2003年胡锦涛“三贴近”方针的提出及其对新闻改革的政策引领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对其作出一系列新论述，形成了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下简称“三贴近”）为核心的新闻观。“三贴近”原则作为胡锦涛“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重要内容，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方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我国新闻工作改革发展起到重要政策指引作用。
一、“三贴近”方针提出的背景
坚持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和基本要求。党的十六大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被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2003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新执政理念。在此背景下，结合新闻宣传工作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问题，确立了“三贴近”的方针，并将其作为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
2003年3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新闻单位要“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力求准确、鲜明、生动，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6月，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坚持“三贴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出版工作的意见》，对贯彻落实“三贴近”原则作出了具体规定。
12月，胡锦涛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既要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鞭策人，又要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实做深做活，更好地宣传动员群众、引导教育群众、帮助服务群众”。
二、胡锦涛“三贴近”方针的内涵
“三贴近”方针有着丰富内涵，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和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贴近实际”，就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包括：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适应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真实反映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现实；坚持从实际出发部署和推进工作，以实际效果检验工作；贴近广大群众的思想实际，适应群众的接受能力；贴近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说实话，鼓实劲，求实效等。
“贴近生活”，就是要把现实生活作为新闻工作的源泉，坚持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在实际生活中体现新闻工作价值，完成新闻工作使命。具体包括深入到现实生活中，更好地融入生活、服务生活、引导生活；把工作视点对准火热生活，关注朴素平凡的生活细节和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使宣传思想工作充满生活色彩、富有生活气息；抓住生活本质，解决生活难题，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跟上不断变化的生活节奏等。
“贴近群众”，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一切从广大群众的需要出发，忠实地代表和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具体包括：扎根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为群众提供想看爱看健康向上的精神文化产品；树立群众观点，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重视群众的主体地位；重视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等。
三、“三贴近”方针对新闻改革的指引
十六大以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坚持“三贴近”方针，治理整顿报刊，改进新闻报道，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是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中央先后就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对其作出许多具体规定，使该类报道更加精简务实，质量不断提高。
二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报道。新闻报道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和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如加大对“三农”问题的报道力度，出现了大量以关注民生为指向的“民生新闻”。
三是改进突发事件报道。“非典”疫情期间，党中央领导人多次对搞好突发事件报道提出要求，如李长春提出“要按照‘三贴近’的要求，增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及时报道防治工作的进展，引导群众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
四是加强舆论监督工作。如2003年底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舆论监督作为单独一节被提了出来；《焦点访谈》栏目的加强和改进，更是对党中央提出的加强舆论监督工作要求的具体落实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2019级博士生）
“三个意见”的出台及其对破解新闻报道难题的政策指引
党的十六大后，中央先后发布《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三个意见”），为破解长期以来新闻宣传工作中的“老大难”问题提供了思路和政策支持，成为党和政府深化新闻改革的标志性成果。
一、“三个意见”出台的背景
长期以来，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风气屡禁不止，严重脱离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生活实际，引起群众的不满。200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如何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问题，明确把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作为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的重要举措。之后，中宣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实施办法》。
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一直是群众议论多、媒体深感头疼的“老大难”问题。以往一些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往往采取遮掩回避、应付敷衍、轻描淡写等做法，不但侵害了群众的知情权，而且容易引起谣言横行、秩序混乱等不良后果，群众对此意见很大。2003年爆发的“非典”事件，为改进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提供了契机。2003年8月，中央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的意见》，以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对突发事件的知情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舆论监督是党历来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新世纪之初，我国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阻力重重，举步维艰。一方面是媒体自身在舆论监督中存在一些滥用职权等失德失范行为，另一方面是媒体的舆论监督时常受到外界势力的暴力阻挠和打击报复等。2005年3月，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成为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指导文件，为正确开展舆论监督确立了行为规范，提供了政策保障。
二、“三个意见”的主要内容
“三个意见”内容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新闻事业深化改革提供了政策指导。
一是要求精简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规定除党和国家举行的或经中央批准召开的具有全局性重大意义的会议外，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唯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排序安排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时段；规定报道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要努力提高质量，注重新闻价值，力求准确、鲜明、生动，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到基层为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和群众关心的实质性内容，减少单纯行踪性的报道，力戒空泛和一般化”等。
二是要求根据保障人民知情权的要求来改进国内突发事件新闻报道，规定要“使突发事件报道有利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有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服务”；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主动报道突发事件、正确引导社会舆论方面的优势，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要“把握好度，始终着眼于社会效果；……切实做到遵循新闻规律和遵守宣传纪律的有机统一”等。
三是要求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支持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文件阐释了舆论监督工作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坚持舆论监督工作的原则要求；强调了当前舆论监督工作重点；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支持舆论监督，并加强对舆论监督工作的领导；强化了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社会责任。
三、“三个意见”的实践意义
关于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文件发出后，各地党委和政府及中央一些部门和单位纷纷按照中央要求改进工作，坚持以新闻价值大小来确定安排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的报道；中央领导率先垂范，从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报道内容与篇幅，缩短领导人会晤、出访报道等做起，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新闻工作客观规律的尊重。
党的十六大以后，我国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新闻媒体更加注重对人民群众知情权的尊重，及时满足群众对政府工作信息和社会公共信息的需求，更加注重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和为人民群众服务。
加强舆论监督工作意见的出台，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既有助于规范媒体舆论监督中的失德失范行为，又有利于揭露社会不良现象，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政治文明等。这一时期，我国舆论监督的栏目数量有所增加，质量不断提升，水平显著提高。
（祁涛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文为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