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文革末期，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了 37.2%，比 1975 年提高了 6%，差不多每五家国有企业，就有两家是亏损的。
1984 年到 1988 年，国有企业亏损面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在 10%到 13%之间。
1998 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超过文革末期，达到了 47.4%——一半的国企都在亏损。
这个答案就从这个 U 型的曲线开始，讲一讲中国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国营企业——国有企业的一段历史。
整个文革期间，国民经济的发展都偏慢，到了文革末期，整个国民经济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可以参考这个答案：。）
给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到现在 69 年了，你知道财政收入出现过几年负增长吗？
尤其是 1976 年，国有企业的亏损达到了 37.2%，大面积亏损导致了积累的降低、财政收入进一步压缩。文革前的 1965 年，100 元国企产值可以带来 35.2 元的利润，1976 年降低到只有 13.6 元。
不得已，在 1976 年 10 月 28 日，发布了《关于冻结各单位存款的紧急通知》。也就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在 1976 年的后两个月，除了发工资之外，在银行的钱一律不许拿出来。
顺便说一句，这样冻结存款的紧急措施，新中国成立以来也只发生过 3 次，其中两次发生在文革期间，还有一次在大跃进期间。
而在在文革期间，这种企业大面积亏损并不被太当回事，「盈利」和「阶级斗争」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一个企业要抓盈利，那么企业的领导首先会被问一句，这是盈谁的利？是无产阶级的利，还是资产阶级的利？你要积累，是积无产阶级的累还是资产阶级的累？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四人帮垮台后，人们终于不用再被询问这种难以回答的问题。1977 年 7 月 8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开展扭转企业亏损、增加盈利工作的通知》，并成立扭亏增盈领导小组。这是国家层面在十多年后首次大大方方地提出企业要盈利这个口号。
国有企业要为国家盈利！
这个口号，为国有企业踏上减亏之路吹响号角。
1976 年 11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道：
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把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并不是提倡闭关自守，而是对外国的好经验、先进的科学技术都要学习，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
兜兜转转十多年，却发现之前办企业的方式被证明是错的。1977 年 7 月 26 日，国家计委首次提出要「认真组织好出国考察工作」，去国外看看，一个正儿八经的企业应该是怎么办的？
从 1977 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的出国考察开始了。日本、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去看看人家的企业是怎么工作的。这一考察不要紧，大家都惊呆了。
邓 li 群在《访日归来的思索》中写道：
由于实际收入增加，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一九五 O 年前后，日本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有大米饭、咸菜、大酱汤，就算不错了。日本朋友说，当时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今夭，和我们一道去的一位中国女翻译，是在日本长大的。她五十年代回到天津，觉得比日本横滨的生活好。现在，日本的情况已经和那时大不相同。
从根本制度上讲，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比日本的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曾明显地表现和发挥出来。工农业生产发展了，工人的工资逐年有所增加，农民的生活也逐年有所改善。一九六一年我到广东农村去做调查，农民讲起一九五六年来，都是眉飞色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难忘的一九五六年。这说明，我们实现了生产的增长，也实现了工资的增长，亲身经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时，五十年代到香港去的人又向国内流，因为国内生产建设发展，就业机会多，升学容易，生活有保障。
我们解放后将近三十年，真正扎扎实实地做工 作，有两段。一段是恢复时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八年光景。第二段是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合起来是十三年。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各个企业内部的有组织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现在，日本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生产组织相当严密，生产的计划性，比马克思时代前进了很多。为了均衡生产，他们要求严格执行计划，不允许完不成，也不允许超额完成；不允许停工待料，也不允许节约材料而降低质量。日本全国去年生产钢材一亿多吨，周转部分只有六百万吨。我们自己生产的和进口的钢材加在一起，不到三千万吨，而库存积压比他们多得多。
我们这次访日所闻所见不全面也不深入。资本主义社会有它腐败的东西。我们要学习的是他们的先进经验。共产党人不怕承认自己的缺点，不怕承认别人的优点。日本的确在不少方面有比我们先进的东西。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积累的一切文化、科学、技术的知识接受过来，变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日本经济取得的成就，我们同样可以取得，而且可以更快地取得。这次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这一信念。
熟悉邓力群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外号叫做「左王」，人们可以从各种蛛丝马迹将「走资本主义道路为自己获利」的帽子安在任何一个人头上，但是却没法安在邓力群头上。可在这篇《思索》中，邓力群并没有体现出左王的固执来，他的每一段思索，几乎都在检讨：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点都没体现出来？
为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相比一点计划性都没有？
三，摸索让企业盈利的方法
最终确定下来，让企业增加盈利，主要靠两条原则：第一，严肃生产计划，第二，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
严肃生产计划纪律本身不算创新。计划经济，完成计划，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严肃生产纪律，只能保证计划完成，却并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盈利。
可别忘了，1977 年时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增加盈利！这就需要一点新方法了。这个方法就是赋予微观主体自主权。
放松计划，并让微观主体拥有自主权的尝试首先在农业上实现了。1978 年 2 月 16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报道《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调查总结道：
什么时候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注意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就能够加快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生产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
在经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考察获取经验后，从 1978 年年底开始，国家尝试为企业赋予自主权，并进行了大量试点。
四，自主权的最初形式——利润留成
自主权增加的第一个表现形式是增加企业的利润留成。1978 年第四季度，利润留成四川省首先在 6 个地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试点，得到了不错的反响。
于是在 1979 年 1 月，四川制订了《四川省地方工业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决定从 1979 年起，把扩权试点扩大为 100 个工业企业，这些自主权主要包括：
1，企业在国家计划之外，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制订补充计划
2，除了关乎国计民生的产品保持统购统配，其他大部分产品可以直接进入市场而不经过物资部门
3，允许企业分享利润，并可用于进行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集体福利和职工的奖金
4，企业有权选拔中层干部， 招工择优录取和辞退职工
试点第一年结束，四川省 84 个地方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增长 14.9%， 利润增长 33%，上缴利润增长 24.2%，全部髙于非试点企业。于是在 1980 年 1 月 22 日，国家经委和财政部根据试点的经验，修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在经批准的国有工业企业中开始全面试行。
但仔细看可以发现，国务院发布的《国营工业企业利润留成试行办法》比起四川的试点来说，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四川的试点有 4 项自主权，而到了《试行办法》中，只有利润留成且自行分配这一项保留了下来，其他自主权，包括物资使用和产品供给的计划外流通并未得到承认。
利润留成的方式在资金使用上给企业开了一道口子，这是国有企业第一次能够把钱留在自己的企业，并且自行决定使用方式。
利润留成这一方式在各层级的试点上都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在国家财政不受到太大影响的情况下，让企业和职工都得到了增收。
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利润留成这一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
1，企业留了钱，怎么用呢？比如企业想要盖宿舍，买设备，结果建筑材料或者设备属于计划物资，需要各个条块审批，于是手里拿着钱只好发工资，企业对此抱怨「自筹自筹，有了钱发愁」。
2，企业的投入和产出仍然被框死，利润留成的方式造成了企业间的「苦乐不均」。比如 1980 年的上海十一棉纺织厂和二十八棉纺织厂， 生产规模、职工人数基本相同，十一厂生产纯棉纺织品，每百米利润 9 元，二十八厂生产涤棉混纺织品， 每百米利润 56.6
元，原本按计划生产，利润上缴，这个利润差异不影响企业发展，但在利润留成后，很显然二十八厂就能留下更多利润来，能够用来生产投资或者发奖金。如果是市场经济，那么十一厂应该裁员减产，二十八场应该增加雇佣增加生产才对吧？不行。
3，利润留成没有可参照的方案，具体留多少，怎么留，是基数留成，还是增长留成，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一对一谈判得来的。政府对于能下金蛋的优质企业，倾向于不断压榨企业，让每年的留成基数不断扩大，迫使企业需要达到更高的利润才能给自己留下钱来，这个现象在当时叫做「鞭打快牛」，一头牛犁地越快，反而越挨鞭子。
4，利润留成使得一些企业只盯着利润，出现「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造成产需脱节的现象。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企业是计划经济下的提线木偶，那么利润留成，就是剪断了其中一根线。让他能动一动手指。
五，从「自主权」到「责任制」
时间推进到 1981 年，人们开始发现利润留成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原本只是集中在利润分配领域的「自主权」，逐渐细化为渗透到每一个生产细节的「责任制」。
自主权的弱化和责任制的加强，其目的是一以贯之的。企业增加自主权，让企业的经营结果和企业与员工的利益联系起来，是为了让企业赚钱，但归根到底，是企业要为国家赚钱——而利润留成，更多的还是企业在为自己赚钱，这可不行。而责任制，则更紧密地将企业生产和社会责任承担的经济责任与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了。
1981 年 10 月 29 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里面有几条要求：
一是必须全面完成国家计划，按社会需要组织生产，不能利大大干、利小不干，造成产需脱节，特别要保证市场紧缺的微利产品和小商品的生产；
二是必须保证产品质量，不能粗制滥造，向消费者转嫁负担；
三是成本只能降低，不能提高；
四是要保证国家财政收人逐年有所增长；
五是职工收人的总水平，只能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稳定增长，个人收人不能一下子冒得过髙，要瞻前顾后，照顾左邻右舍；
六是必须奖惩分明，有奖有罚；
七是必须加强领导，加强国家监督，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保证。
这七条要求，无不是在限制企业在进行利润留成时为了多留钱鼓捣的种种伎俩，比如只生产高利润产品、留钱给职工加工资、不顾成本效益扩大生产等，争取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增强企业对国家的「责任」，而非强调自身的自主性。
经济责任制包括两个部分。
对内部来说，经济责任制主要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一，将目标逐项分解，层层落实到科室、车间、班组直到个人。
二，健全定额管理、计量检验、原始记录和考核制度。
三，克服奖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真正使奖金起到鼓励先进、鞭策落后的作用。要做到限额不突破，单位不拉平，个人能升降。
四，逐步把岗位上多余人员抽出来。从岗位上下来的人，有的可以组织轮训，有的可以通过生活服务公司或劳动服务公司进行安排。
对外部来说，为了使每一种类型企业都能受到责任制的约束，而非只使用利润留成这一种只能激励高利润企业的方法，工业经济责任制囊括了非常多和企业进行利润分配的办法。
比如基数利润留成适合增长潜力大的企业（比如第一年满足 X 利润就可以自己留钱，第二年就要达到 1.2X 才能留钱，第三年到 1.44X 等），全额利润留成适合生产平稳且产能全开的企业（一次性把利润目标定死），利润包干适合潜力比较大的微利企业（每年上缴定额利润，其他归自己），亏损包干适合亏损企业等。
总之，每一种企业都能找到适合你的一种分配方法，但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企业，国家是不会让自己吃亏的，该从你这分多少钱，一分钱都不会少——毕竟《意见》已经明说了，企业要保证国家财政收人逐年有所增长，而个人收入，是不能一下子提得太高的。
六，从一企一法到利改税
无论是利润留成还是后来更完善的工业责任制，都没有解决「鞭打快牛」的问题。一个企业干得越好，越容易成为政府的钱罐子；而且利润留成或是工业责任制说到底都没有一个固定的办法，到底哪种企业算是微利，哪种企业算是高潜力企业，哪种企业的产能已经开足了，都是政府和企业谈出来的，而每种计算方法又会造成企业和政府之前分配的极大差异。企业上缴利润的实现同地方、部门的利益挂得较紧，也容易发生多头的行政干预。
比如，一个企业利润减少了，就和政府抗议：我没钱了！
政府：那咋办呢？我们把你的利润基数减少点吧，这样你还是可以分到钱。
或者反过来，政府：你看你这个企业呀，干得那么好，政府今年财政紧张，我们今年把你的利润基数翻个倍，你发扬发扬风格，好不好哇？
企业：我除了好还能说啥？
说到底，没有固定下来的办法，一对一谈判的话，自然会造成严重的寻租、合谋行为以及低效现象。于是利改税便应运而生了。
1983 年 5 月 2 日，财政部公布了《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规定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根据实现的利润，按 55%的税率交纳所得税。交完税以后，税后利润再根据不同企业的情况，再把一部分交给国家，自己留一部分。
读者可能会想，利润先交 55%的税率，税后利润还要继续交给国家一部分，企业不是会叫苦连天吗？
不一定。在 80 年代初，企业自主权放开的最高宗旨，就是「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1980 年时，企业每年获取的利润有 85%左右要上缴给国家，企业自己留 10%左右，还有 5%分给职工，因此，这 55%的税率再加上事后的分成，对企业来说是比较慷慨的了。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一个重要的原则——国家得大头》，里面写到：
对企业一方面要给以动力，一方面要给以压力，并 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利改税的一个重要目的。国家对企业一定要髙标准、严要求。不给一定的压力.使企业轻轻松松就能得利，这对促进企业的进步不利。
要通过利改税把国家同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对经营得好的企业给以物质上的鼓励，对经营得差的企业加以鞭策，以至必要的惩罚。过去，我们有些政策和措施是“鞭打快牛”，显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现在要通过利改税支持“快牛”更好地发展，鞭策那些“慢牛”、懒牛”，使他们感到压力而增强活力，目的是让一部分落后企业迅速赶上来。
在 1983 年第一步利改税之后，1984 年，有进行了第二步利改税，第二步利改税比起第一步更加彻底，将原本 55%税率之后再上缴利润的方式，用调节税的方式固定下来，彻底斩断了企业和政府谈判的空间，将所有的企业都一视同仁了。
七，从免费资金到拨改贷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业责任制、利改税等的设想很美好，但有了自主权的企业立刻找出了办法。比如，规定利润要达到一定限额以上才能分到一定的定额利润，一些企业一旦达到了这个利润限额，立刻把成本虚增；然后一些企业利润增长慢，为了达到这个限额，又少计成本。
不难发现，之前的政策，管住的都是企业的产出，而很少能关注企业的成本。那怎样才能让企业诚实地报告自己的成本呢？要知道，在计划体制下，原本企业用钱，用原料，都来自于国家拨款，而拨款用款双方不一定能够很好地了解到投产效益，也不对此负责，让一个企业去关注一个和自己的收益没大关系的东西，自然是做不到的。
答案还是是靠市场，让企业真实承担成本，真金白银地掏钱，而非在计划体制下只让成本显示在报表上。
1984 年 12 月 14 日，原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颁发《关于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由拨款改为贷款的暂行规定》，决定自 1985 年 2 月 1 日起，凡是由国家预算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无论企业还是事业单位，全部由基本建设拨款改为银行贷款。至此，所有国有单位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全部改为银行贷款。
“拨改贷”之后，国有企业失去了从国家免费得到资金的可能性，每一笔钱的使用，都要算账，不能再不负责、不核算地使用资金了。
八，从党委领导到厂长负责制
随着企业的自主权放开，决策权增加，从上到下的指令越来越少，企业开始需要根据各种约束条件和自身的禀赋来决定和判断能够做什么以及需要做什么，空间越来越大。而企业原本的决策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太适应了。
建国初期，我国曾经实行过一小段时间的厂长负责制，到 1954 年左右，开始加上了一条，变成「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从文革开始，厂长基本上啥用都没有了，变成党委负责制，甚至是革委负责制。
党委和革委负责什么呢？负责政治工作，比如 1974 年 1 月《红旗》杂志刊出的上海码头装卸工人撰写的文章《靠什么调动积极性？》，深刻批判了按照装卸多少货物来给工资的经济主义，说道：
依靠物质奖励能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吗？这要看调动的是什么积极性。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一种是个人主义积极性。要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最根本的是靠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专门去搞物质奖励有时也能剌激一下积极性，但正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做事就是为了拿钱——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道德。”
……三队的党支部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
正确处理人与人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队一百零六名职工结成一个革命整体，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全队出勤率一九七三年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十月份有三个组出勤率达到百分之百。这个队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非常髙，班组和个人之间经常开展社会主义的劳动竞赛，去年提前两个月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三队并没有给每个人去多塞几个钱，而是坚持路线教育，坚持思想政治工作，怎么能说调动群众积极性就非靠钱不可呢？
总之，就是用思想政治工作增加劳动积极性。
但时代不同了，企业不再是一个仅用来完成生产任务的个体，企业是需要赚钱的！企业干得好，员工也有钱！关键是消费品增加，有钱能买到了更多的东西，能过得更好了。这个时候，政治工作还有什么用呢？不能说没用，但是用处越来越少了。
于是从 1984 年开始，厂长负责制的宣传就逐渐展开了。比如 1984 年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嘴皮说教”》
一家工厂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厂里有的政工干部认为，今后是厂长、车间主任有权、有钱，可以重赏重罚，政工干部凭一张“嘴皮说教”，没人听了。
这是一个在改革中如何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是，实行厂长负责制，决不能削弱、更不能取消思想政治工作。重赏重罚决不能代替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但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新的形势，改变老一套的“嘴皮说教”方法。
做思想政治工作是要动口的，问题是，看说什么，怎么说。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两三年后就提醒人们，注意力要转向经济建设。他强调要少说空话，因为空话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需要。他明确指出：“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 这种老式的宣传毫无用处，我们需要在实践中表明应该如何建设杜会主义。”
如果继续抱着老观念不放， 认为政治就是要统率经济，政治工作高于一切，或者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对立起来，形成“两张皮”，在 工作方法上又热衷于搞脱离实际、形式主义的东西， 甚至动不动扣帽子，那样的“嘴皮说教”，的确是没人感兴趣的。
但是，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能够适应新的形势，说得有理，教得有方，人们还是乐意听的……把功夫用在切实解决这些职工关心的问题上，而不是重复过去的那种老式宣传，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有了新意。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进行改革，它决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着更为广阔的天地。
思想政治工作还有广阔天地？真难啊，我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党委到了这个阶段还能说什么。教育大家按劳分配好？奖勤罚懒棒？企业要赚钱的基调已经摆在那里，干得好赚的多的事例也比比皆是，他们说老一套，没人爱听，说新一套，言不由衷，成为厂长的附庸也就成为了必然。
1984 年 6 月，厂长负责制试点工作在全国逐步推开。除了国家经委确定的常州、大连、北京、上海、天 津、沈阳 6 个试点城市外，各地还有 1000 多个企业试行了厂长负责制。
1986 年，国家经委负责人就实行厂长负责制答记者问时说：
到 1985 年年底，全国厂长负责制试点企业已经达到 27758 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 20802 个，占全国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的 44.3%。从对试点企业的调查分类来看，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绝大多数。从调査材料分析，绝大部分试点企业产品质量、物质消耗、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上交税利等经济技术指标都完成得比较好。
试点的结果显示，将党委踢开，厂长树立权威，全权负责，企业赚钱更棒，纳税更多。于是，党委靠边站，监督权被职工代表大会接管。
就像文革时踢开单位闹革命一样，80 年代，人们开始踢开党委赚大钱。
国企改革进行到 1986 年，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一方面，在「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的要求下，第二步利改税仍然设定了较高的税率，比较高的税率又使得企业有一些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如果继续向企业让利，又有可能会造成财力分散，中央财政收入减少。
到底是让利搞活企业，还是维持财政增收？天平正在逐渐向前者倾斜。
1984 年 3 月 24 日，福建日报刊发了来信《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并在 5 天后获得了人民日报的全文转发。「松绑」信向时任福建领导要一些权力，包括以下几条：
（一）企业干部管理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外，副职应由厂长提名，然后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 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 面不要干预。企业任命的中层干部，上级主管部门应予承认，并享受与过去上级任命的中层干部同等待遇。
（二）干部制度，要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 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但可保留干部待遇。
（三）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企业应有权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要干涉或者采取与上交税利挂钩的办法，核定合理的法利发奖率，奖金随税利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在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诸如：浮动工资、浮动升级、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的奖惩办法。
（四）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 作，价格允许“髙进高出”，低来低去”。
（五）改革企业领导制度，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厂长权 力，建议先在参加厂长（经理）研究会的企业中选几个厂进行试点。
松绑信是一个推进改革的契机，可以看到，从 84 年开始，这些厂长们的要求逐渐一个个实现了。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松绑信绝不是凭空出现的——在给企业放权的同时，企业对权力的需求也在增长。权力越大，企业的胃口也就越大。而只要企业家们对权力的需求仍然满足「企业为国家赚钱」的最高标准，这些需求就有可能被满足。
企业的要求能够为国家赚钱吗？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第二步利改税的效果在 1985 年之后逐渐减弱，从 85 年 8 月到 87 年 3 月，企业利润连续 20 个月出现停滞；另一方面，一些较早开始企业承包经营试点的地区已经出现了不错的结果。1987 年 7 月 29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早承包早受益》，写道：
从各地实践的情况来看，不管是 1982 年就开始搞承包经营的吉林省，还是今年春天才搞“双包一挂”的北京市大中型企业；不管是实行投人产出包干的石油、煤炭、冶金等 8 个行业，还是实行利润、亏损包干的微利、亏损企业，承包效果普遍不错。例如吉林省，实行承包 5 年来，工业总产值、销售收人、实现利税和财政收人都以较高的速度同步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收人在连续 5 年平均递增
18.08%的基础上，又 增长了 16.1%。北京市承包企业的经济效益也普遍好于面上企业。1 月至 6 月，面上企业产值增长 8.4%,，实现税利增长 6.2%，上交税利增长 3.3%，而 8 户“双包一挂"的企业，这 3 项指标的增长率却是 14.8%，18.4%和 23.4%。从总体上说“一包就灵”、"一包就活”、"一包就盈”，确实并不过分。
从全局看，1987 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承包试点企业和未承保试点企业发展状况如下所示，承包试点企业全面超过未承包试点企业
于是，承包便被全面推行了。
经过以上种种改革，我们走到了第一幅图的 U 型谷底，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了极低的程度，比起文革末期，国企更赚钱了，消费品增长迅速。看起来，国有企业的确被改得越来越「赚钱」了。
那接下来，让人疑惑的问题就来了——被改得效益越来越好的国有企业，为何又从 90 年开始，亏损面再度大幅上升呢？这就要从 1988 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行动开始说了。
从 85 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又一轮经济高速发展期，或称之为「经济过热」。从上面的极端随着几轮改革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已经过了十多年，其特征是不断地把增大的蛋糕分给企业和个人，减少政府的份额，这使得政府进行的总投资下降，而企业、个人手里可以拿来用的钱越来越多。
企业和个人的钱变多了，自然带来企业为主的投资增加，以及消费上升；但此时原材料、交通和电力的掣肘仍然在制约总产出的上升。两者结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现象便产生了。而这种现象带来了通货膨胀。
为了解决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从 1988 年底开始，开始实行「治理整顿」。治理整顿的核心是「双增双节」，全称是「增产节约、增收节支」，简单说，就是在有限的原材料供给和各种生产瓶颈的限制下，增加产出；同时把已经切给个人和企业的蛋糕再掰回来一块还给政府，减少需求。
（有趣的是，这套办法和现在的去产能，扩大需求的方向刚好相反。两者的差异能说明非常多的问题，值得思考。）
在双增双节中，增产节约是一个基本不可能的问题。在原材料给定的基础上扩大生产，不仅是那么多年国企改革的追求，更加是全世界企业家们的追求，不是中央一个「增产节约」号召就可以搞定的。
而增收节支，则相对比较容易。只要控制银行贷款规模，把企业的分配率压缩一些就可以了。
双增双节一声令下，产能没怎么上去，需求立刻应声而下——1989 年 1 到 9 月，商品零售额 6073 亿元，剔除价格变化，比去年同期下降 8.2%；全国物资供销企业购进生产资料 1570 亿元，销售 1681 亿元，剔除物价因素，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14.9%和 22.8%。
这种极大的消费紧缩立刻反映到产品市场上来，1989 年上半年，工商企业库存明显增加，其中超储部分 500 亿元。产品卖不出去，自然带来亏损，1989 年的国有企业亏损面猛增到 15.9%，比上年增加 5%。
治理整顿持续了三年，中间夹杂着价格闯关带来的双轨制并轨，包括消费市场的并轨和原材料市场的并轨。这一系列措施，彻底将国有企业八十年代繁荣背后隐藏的问题暴露在市场面前。
1992 年，南方谈话，治理整顿结束，蛋糕重新切给企业和个人，社会需求再次放开。
这一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回落到了 22.7%，比起三年治理整顿时的亏损面峰值低了 7.6%。一切看起来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很多国有企业却突然发现，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像头孢加酒会死人一样，很多看起来正常的调控措施合并在一起，反而对国企造成了致命伤。
双增双节 + 拨改贷=负债扩张。
1985 年的拨改贷，原本是想让企业能通过有偿使用资金的方式来对生产负责。但对 80 年代的国企来说，这个想法似乎不太现实。彼时的国有企业，仍然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说难听点，就是政府的钱袋子，而银行又是政府的印钞机。在经济扩张的时候，企业总能从银行借钱，即便经营暂时出现了问题，也能从银行拿到钱，借新还旧，美滋滋。
而双增双节带来的紧缩政策，一下子紧缩了银根，许多企业一下子无法贷款，现金流立刻出现问题。在 92 年后，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力下降，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又在治理整顿期间大幅度上升，银行不肯借钱，很多企业手里根本就没有流动资金，立刻就连利息都还不上了。
双增双节 + 价格并轨=收入下降
80 年代末最重要的一项经济举措，大概就是「价格闯关」了。无论是消费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由于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计划轨存在，都有着需求远大于供给的现象。而治理整顿，便需要在这两端同时减少需求。那么除了紧缩银根，最好的办法自然就是价格并轨了。
在生产者市场中，国有企业和原本就承担市场价的私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几乎完全承担了原材料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而这些成本上升又几乎完全变成了国有企业的亏损。
治理整顿 + 能上不能下=成本上升
虽然国有企业改革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能上能下」，但和经营不下去了就倒闭的私营企业不一样，国有企业从 80 年代以来只体会过项目的「下」，而工人的「下」到底是什么感受，从来就没体会过。
在市场趋紧时，国有企业不能裁员，照样得发工资，甚至还得根据价格水平不断调整工资。在市场仍然很冷，销售收入没有起色时，工资的上升就成了一块不断增大的成本。当时有一个术语，叫做「工资侵蚀利润」，就是说的这个现象。
我们用三张图来表现上面的三个现象，下图每张图的一个散点代表一个行业中类。
一，利息支出占产值比重从侧面反映了一个行业的债务和资本金的比值，从 1989 到 1992 年，一个行业的利息支出占产值比例上升越高，行业亏损面上升越快。
二，从 1989 到 1992 年，原材料成本上升基本上以 2:1 的趋势挤出利润，原材料上升两块，利润减少一块钱。
三，从 1989 到 1992 年，工资占产值比重增加越多，该行业亏损面上升越快。
在经济繁荣时期，拨改贷带来的负债、取消价格补贴带来的原材料价格上升、能上不能下带来的成本增加，全都存在，但他们都被火热的需求掩盖了。
而在治理整顿带来的需求下降时期，这几项致命伤几乎以一比一的比例反映到了国企的亏损上来，立竿见影。
十二，国有企业不赚钱了
1992 年之后，国有企业的问题全部浮出水面。我们一个个拿出来看：
一，拨改贷为什么会带来负债增加？
答：因为国有企业总能借到钱。
国有企业一缺钱，银行就借钱，一缺钱，就借钱，生产连利息都还不上，甚至需要借钱还利息——等到衰退时，企业还不上，就成为坏账。然而坏账对银行来说也无所谓，反正没人负责。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拨改贷才会带来负债上升和资本金的缺乏。如果国有企业并不能总是借到钱，银行早就在负债率刚开始上升时就止损了。
二，取消价格补贴为什么会带来成本上升？
答：因为国有企业曾经承担了国家的生产任务，在国家补贴的情况下，生产了社会资本生产时无利可图的东西。
由于价格补贴，企业可以使用便宜的原材料，他会倾向于扩张自己的产出。一旦取消价格补贴，企业不能很快收缩产出，越生产越亏本，直到他逐渐收缩，甚至停产。
大量国有企业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几年，看到的首先是堆积的仓库，随后便是逐渐停产。
三，「工资侵蚀利润」的现象为何会出现？
答：因为国有企业不能解雇工人。
这个问题就更好回答了。当私营企业裁员、倒闭的时候，彼时的国有企业啥都做不了。而且，国有企业还要养一大批非生产性人员和一群退休工人。在那时，国有企业的工资，几乎都是刚性上升的。
好了，这三个问题我们都找到了答案，那么就解决吧？
也没那么简单。要是我直接让银行不再借钱给高负债的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收缩生产，甚至是停产，以及开放国有企业的解雇权，那国有企业自然就和一个会倒闭的私营企业没什么两样了。
让国有企业继续活下去，那么我们前面的几项工作，就得反过来操作，继续捆绑银行和企业，继续上马价格补贴和产品计划制度，继续让国有企业的岗位是「铁饭碗」。
此时，让我们回到文章的一开头，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任务是什么？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大声说出来：
给你改革，给你放权，给你特权，目的是让你赚钱，而一个不能为国家赚钱的国有企业，有什么必要保留这些特权呢？
根据 1990 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1990 年时，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支出 578.5 亿元；价格补贴支出 378.6 亿元，合计 957.1 亿元。而当年国内财政总收入只有 3082 亿元，中央财政收入才 1818 亿元。
到了条件有些好转的 1992 年，非生产性企业亏损补贴也高达 224. 15 亿元，生产性企业亏损补贴达 221. 59 亿元，价格补贴支出 321.49 亿元，合计 767.23 亿元，而当年国内财政总收入为 4189 亿元。
价格补贴加上亏损补贴，要占财政总收入的 20%到 30%，国有企业，是在赚钱呢，还是在亏钱？
话说回来，如果只是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比较高，就让国有企业彻底市场化，似乎理由还不太充分——毕竟在 90 年代初时，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在国内税收中还是占了绝大部分的。现在我补给你 800 亿你还给我 4000 亿，如果我不给你 800 亿，会不会这 4000 亿变成只剩 3000 亿？不是亏了吗？
有这个考虑在，中央一开始并没有彻底放弃国有企业，而是在努力地挽救，为国有企业减亏想办法。但是很快最后一根稻草就来了。哦不，是两根。
第一根稻草来自国内，他叫做私营企业。
改革开放放松了企业的自主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个人的自主权，让个人能够成立个体工业。于是，在 80 年代国有企业不断改革，增加权力时，私营企业也在发展，而且是从零开始发展。
与国有企业相比，私营企业难以获得被价格补贴的原材料市场，也不能总是从银行获得贷款，更加无法「能上不能下」。因此，当国有企业总是在危机中被有惊无险地抢救过来时，同等状况下的私营企业已经死了，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但仍然有大量私营企业活了下来。从 1980 到 1992 年，私营工业产值仍然由 0.81 亿元增长到 2006 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0.2%上升到 5.8%，平均每年增长 91.8%。
到了 1999 年，私营工业产值上升至 22928 亿元，再翻十倍，平均每年增长 37.4%，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 18.2%。
如果目标是「赚钱」的话，在这场战斗里，国有企业已经输定了。1993 年 7 月 8 日，万里同中国农村外向型经济研究会负责人座谈时说道：
要自觉地吸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的经验。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争取复关，许多事不按国际惯例就办不通，因此必须更加开放，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学习。
现在回头来看，全民所有制企业用国营方式并不是实现公有制的好形式，也不见得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只不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苏联模式的产物。它产权不明晰，没有竞争机制和对职工的激励机制，同时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亏损无人负责。结果势必缺乏活力、缺乏发展后劲，效益很差，亏损严重。而乡镇企业和其他民间企业，虽然技术装备、基础条件比国有企业差，又没有国家投资，却充满活力，发展迅猛，经济效益也比较好。所以如此，就在于这些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也从另一方面有力地说明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中国的领导层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第二根稻草来自国外，他叫做 WTO。
现在我们常说，中国加入 WTO 之后的几年，迅速融入世界生产分工，获得了大量积累；但大家也都知道，加入 WTO，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正如之前万里提到的，「现在我们国家正在争取复关，许多事不按国际惯例就办不通」。
具体包括什么「国际惯例」呢？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加入 WTO 之前都做过一些什么承诺，可以在这里看到
第一份文档的编号是 Spec(88)13/Add.l3，地址在这里，他是在 1993 年 5 月的一个工作会议中，中国对 WTO 各国提出的问题的一些回应，其中还讲述了中国为了成为 WTO 缔约国会做一些什么承诺，其中关于国有企业的部分如下：
国有企业要参与市场竞争，引入股份制，小国有企业可以被租给甚至卖给个人。
80 年代国有企业是出口的主力，并获得了大量出口补贴，这部分补贴会被逐渐取消。同时，亏损补贴也要被逐渐减少甚至取消。
第二份文档编号是 WT/ACC/CHN/15，你可以在这里下载到，他同样是一份中国对其他国家提出的问题做出的回应和承诺，美国在这里提出了最多的问题，中国也做出了相应回答：
美国：目前国有企业改得咋样了？
中国：三步走，第一步建立社会保障系统，第二步让亏损国有企业倒闭，第三步将国有企业转变为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
美国：政府还控制企业吗？
中国：现在还管，以后还会管得越来越少。
美国：银行系统的改革会如何影响国有企业？
中国：……第二步就是降低国有企业对银行的依赖，保证银行资产的健康……
国有企业本身不赚钱也就罢了，随后私营企业的发展，和 WTO 复关要求，就成了压垮国有企业的最后两根稻草。
国家最终决定放弃国有企业，随后而来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三年脱困，国有企业所有特权被一概取消，千万工人下岗。
国有企业下岗，对许多人和家庭来说，都是灭顶之灾。那么，谁应该为此负责呢？现在我们从 95 年往前推，一步步看看，到底是哪一步做错了。
WTO 对中国的要求，中国可以拒绝吗？大概没有人会有这个自信，在全球化时代将自己隔绝在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中国可以持续负担国有企业高达财政收入 20%到 30%的亏损补贴和价格补贴吗？那时的中国大概是没有这个财力的。
中国可以在发展国有企业的同时制止私营企业的发展吗？没有可能。经济体制改革一旦开了口子给国企放权，就没法对人进行完全的控制。控制不了私人，就没法控制私营企业的成长。
中国应该在一开始不给国有企业自主权，不给国有企业利润留成，将财权全部抓在中央政府手中吗？如果这点自主权放开都做不到，那连 80 年代的国有企业亏损面持续降低都没有，结果更差。
我认为，国有企业下岗的根源，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就已经出现了。
国有企业要为国家盈利！
如果国有企业不需要盈利，那么他一开始就不需要减亏。
不需要减亏，就用不着放权，减少中央财政支出。
不放权，将所有人都固定在国有企业中，没有个人择业和雇佣的自由，也就没有私营企业的成长并参与竞争。
中央也根本无所谓国有企业到底亏不亏，反正国有企业只要有产品就行了，价格不起作用，一切产品的分配仍然使用配给制。
更加用不着参与 WTO，不用满足美国人的要求，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不过这样的国家似乎有点像……朝鲜？
国有企业原有的组织形式，他的功能就是满足国家生产计划，提供社会服务、进行组织和分配。他根本就不是用来赚钱的。
让国有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进行改革，可能在一开始获得一些成功，就像这个答案一开始的 U 型图的左半边一样。
但最终必然被真正以盈利为目的企业打到满地找牙，就像 U 型图的右半边。
为国有企业减亏的改革吹响号角，同时又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死亡敲响了丧钟。
时值新年，今年是狗年。果我们要为中国安排一个属相的话，哪个动物比较合适呢？
很多人可能会说，中国属龙！
但我觉得不是。中国是属蛇的。
因为蛇是 12 生肖里唯一一个需要蜕皮才能长大的动物。
对于中国来说，国企就是他的一层皮。他曾经为中国遮风挡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当钱袋子，覆盖社会服务的每一个角落。但国有企业最终还是要被放弃的。
这是皮的错吗？皮何错之有。
是蛇的错吗？蛇不蜕皮是长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