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发展过程数度兴废，寺院的建造与损毁则成了其明显的标志之一。唐代会昌灭佛，以毁灭寺院为发端，拆天下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文革禁止宗教信仰，各宗教场所全面关闭，均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反之，佛教兴盛也常常伴随着寺院的扩建与修复。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显著，在统治者的支持下，经南北佛僧侣的努力，佛教开始在江南盛行。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真实写照。
        慧远大师适逢佛教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时期，他对佛教在中国，尤其中国南方的传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大乘佛教思想的研究、净土思想的确立都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慧远大师在勤于笔耕，写下了很多令后人叹为观止的思想著作的同时，也身体力行，致力于寺院建设，为佛教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
        慧远为什么要像其他高僧们一样，也要在自己所到之处，动用各种资源和力量兴建寺院呢？了解一下寺院在佛教发展中的作用，就能找到答案了。
一般说来，寺院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一，寺院是僧团基本生活与修行的场所。佛法之所以能延续下去，主要靠的就是僧团自身的修行与思想的传播；其次，寺院是弘法利生的主要基地。大乘佛教僧众唱经修行，并不只是自己安心办道，了脱生死，更主要的是回向众生，救脱苦海，而寺院，正好提供了与广大信众接近的研习佛法僧三宝的机会与场所，并成为接通来生净土的走廊；第三，寺院代表佛教的社会形象，是承载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和法理内涵的宝库，其神圣的教育意义不言而喻。这样看来，慧远在自己的一生当中，所到之处大建寺院，弘法利生，是顺理成章的事。
        据历史资料记载，慧远一生兴建大大小小的寺院十余所，遍布大江南北。下面，大体按所建时间为序，分别加以考证，为专家学者做更深入的研究提供参考。

        位于古雁门关西面，今山西代县的白人岩禅寺是慧远大师所建的第一座寺院。对于慧远来说，净土思想也许在这里只是萌芽而已，但却为今后的往生净土思想和莲社的建立，以及其后中国佛教净土一门的发展确立了清晰的源头。
        白人岩亦称白仁岩，为茹山余脉上的一座巨岩。白仁岩禅寺古称“灵岩禅寺”，始建于东晋，宋、元、明、清均有修缮，为古雁门八景之一。
        据《雁门关地理总考》载：“在牛头山间，慧远建寺，巨石上有石塔，峰顶间有说法台。”明正统年间由郡人前大理寺少卿中宪大夫弋谦所撰《重修白人岩禅寺记》碑载：“代郡西行三十余里则抵茹山，自茹山迳入，又西行五里许而抵崞，亦代之属邑，其上有岩，名曰白仁岩，有寺名曰白仁岩禅寺。实晋浮图氏远公之所肇造也。”
乾隆五十年《直隶代州志》卷之一《舆地》中记载：“白仁岩在州西北三十里，晋释慧远建祠，巨石上有石浮图，峰头有说法台、棋枰石，而定心石则舌吐危崖之上。立者熊经崖下，石井五，浊污者二，其三清冽可鉴。山径盘曲，古柏万株。从山半遥望巅顶，梵宇凌空，红楼朱户缥缈松阴间石壁间。居然仙境。寺后峭壁屏列，摩崖石刻白人崖三大字，字可盈丈，明侍郎万恭书。”这段文字说得更为详细，白人岩山上的景致与石刻都历历在目，可谓证据确凿。所以，在当今学术界，白人岩寺为慧远所建寺院几成定论。
据徐文明在《慧远大师早期经历与白人岩寺》考证：慧远回乡建寺弘法当在升平元年（357）至兴宁三年（365）之间。道安升平元年（357）至360年间在邺都（今河南安阳一带），360至364年间在濩泽（今山西阳城西南），慧远如果回乡传教，当在这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也是道安僧团分别行化时期。既然道安特别强调分别行化的意义，并在选择居住地时会考虑到家乡与家族的因素，那么慧远在学业有成之后返回家乡传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管慧远大师建立白人岩的的准确时间为几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白人岩寺是在他登上庐山弘法前所建的第一座寺院。至于寺院的规模，虽经战火侵染、世事更迭，但仍可从一些历史资料中窥其一斑。《重修白人岩禅寺记》是白人岩的重要文物。此碑不仅明确指出白人岩禅寺为东晋慧远所肇造，还例证出这一说法“有故碑可考”，出自当时可见的一个古碑。
弋谦在介绍古石碑的内容时，在“首载其岩”说到了岩寺风光后，就介绍当时慧远所建白人岩寺的情况：“次载远公，辟石为室，环堵为扃，所居之庵，松萝拥护；演法之台，鸟兽谛听，又有灵泉龙祠，每值岁旱，祈祷辄雨，神异之迹尤夥，管毫弗克尽其事也。终载其寺，楼观、台榭、殿廊、门庑、僧轩、厨库，绘塑之容，陶填之属，靡不悉备。”从这里可以看出，慧远习法之地，只是辟石为室，环堵为扃，十分简陋。终载之寺，虽台榭轩厨，靡不悉备，也只是更大程度地利用了白人岩的自然条件而已，和后期的恒伊助其所建的东林寺相比，有天壤之别。
        我们说白人岩寺是慧远所建的第一座寺院，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山西楼烦寺。《出三藏记集》与《高僧传》均记载为“雁门楼烦人”，但雁门楼烦具体是何地，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山西代县、神池、五寨、宁武、原平或崞县均有一家之说。不管确切何外，原平楼烦寺与慧远大师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是肯定的。
        光绪八年《山西通志》中《寺观·崞县》记载：“楼烦寺，在县西北二十五里，以楼烦城名。晋慧远演教地。”但这里只说为演教之地，并非说是慧远所建之寺。
《山西通志》卷160《方外录上》引苏潜甫《西游日记》说：“阎大参为言远公者，代州人也，公生时，其家有井，产金灵芝，水忽甘美异常，诸病者饮之辄愈。公去庐山，而井如故，味不能甘，而疾不能治矣。土人思公而新之，刹曰圣井院。日久忘其本实，改为楼烦寺。”（转引自温金玉著《追寻慧远的弘法遗迹——楼烦寺与白仁岩寺》）这段文字告诉我们，楼烦寺并非是慧远出生时就有的，或者是慧远所建的，而是慧远移迹庐山后，家乡人思其心切，这才“刹其曰圣井院”，也就是后来的楼烦寺。
        另外，近年山西晋城人多有著文，称晋城青莲寺始建于北齐，亦为慧远大师草创，初名“硖石寺”，后经隋净影寺慧远发扬光大后而成。并传古时有慧远禅师在此注《涅盤经》。但无古籍可考，难以立论。
        所以，在慧远家乡一带，白人岩寺是慧远所建的第一所寺院，净土思想在此萌芽，并在东林寺蔚然成风，似乎无可争议。

        檀溪寺位于湖北襄阳城西门外的檀溪水侧。《水经注·沔水》载：“又北过檀溪，谓之檀溪水。水侧有沙门释道安寺。”
        晋时南北分裂，战事频繁。石赵灭亡后，北方战乱不断，为寻找和平的传法环境，慧远的师父道安率徒四百馀人南下襄阳。《高僧传·道安传》记载：“迄冉闵之乱。人情萧素。安乃谓其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遂复率众入王屋女休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木食修学。俄而慕容俊逼陆浑。遂南投襄阳。”
《高僧传·道安传》载：“安以白马寺狭。乃更立寺名曰檀溪。即清河张殷宅也。大富长者并加赞助。建塔五层起房四百。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拟为承露盘。安曰。露盘已讫汰公营造。欲回此铜铸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诺。于是众共抽舍助成佛像。光相丈六神好明着。每夕放光彻照堂殿像后。又自行至万山。举邑皆往瞻礼。迁以还寺．安既大愿果成。谓言。夕死可矣。”
        《法苑珠林》卷十三《敬佛部观佛部》载：“东晋孝武宁康三年四月八日（公元375年），襄阳檀溪寺沙门释道安，盛德海内，播声宇内，于郭西精舍，铸造丈八金铜无量寿佛。”
        寺成之后，道安又铸释加牟尼佛铜像一尊，其像可“自行之万山”，可见其神异非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慧远代师父道安写了《襄阳丈六金像颂》。
        道安建寺，嘱慧远作《襄阳丈六金像颂》，可见慧远在道安心目中的地位已非同小可。当时道安僧团有大事小情，慧远已是事事过目的道安门下的第一大掌门人。所以，由此可以推断，檀溪寺的建设，道安只是做了决定和募集了资金而已，实际工作一定由慧远及其他弟子完成。
在襄阳期间，慧远除协助道安建檀溪寺之外，还有众多的寺院也一定与慧远有关。襄阳民间相传道安在襄阳建寺十八座，其中慧远所涉及有几多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乾隆年间的《襄阳府志》卷九记载有慧远在襄阳建甘泉寺：“甘泉寺在县西六里，东晋时僧慧远建寺后有甘泉洞。岩石嶙峋，泉水出石龙口中，甘列异常。明万历中，仪卫司副王朝儒撰碑记。”名称地点及何人所建都写得十分详细。而且有明代王朝儒的碑记做为佐证。
此寺是襄阳名胜，历代诗人多有题咏。如清诗人汤右曾就写过《岘山亭至甘泉寺》云：“篮舆呕轧傍城隈，积雾霾云黯不开。一磴自穿云气入，万峰争送雨声来。山川浩荡今如此，裘带风流安在哉？千载牛山共挥涕，古苔秋井易心哀。云藏岩谷昼冥冥，忽听天风响佛岭。草际老僧迎客至，烟中修竹入门青。坐来瀛海茫茫地，尽失山川漠漠形。休问葡萄酦醅后，甘泉一酌自清泠。”
        据魏平柱注解的《王万芳与<襄阳好十首>》（2008年５月９日襄樊日报）记载：“此寺民国初期尚存正殿三间，抗日战争期间被毁。甘泉寺西半里有卧佛寺，不知建于何时。”
此寺虽然是地方志所记载，不过，在襄阳期间，慧远与道安在一起，慧远多有参与这是不可否定的。但若说甘泉寺是慧远独自带人筹款所建，有些不合情理，当时毕竟他还是道安身边的高徒而已。正如《襄樊日报》登载的安富斌的文章《甘泉寺》中所说：“我觉得志书上说慧远建甘泉寺有些牵强，当时慧远师从道安门下，独自在襄阳建寺，似不可能。若是慧远所建，也应是在道安法师安排之下，当是道安在襄樊期间所建十五寺之一。”
       如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檀溪寺和甘泉寺由道安倡建，但却是慧远与诸弟子们亲手建成的，为将来建设东林寺积累了经验。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白人岩禅寺的确切建设日期，但可以断定檀溪寺是建在白人岩禅寺之后。这样，从白人岩到檀溪寺，慧远大师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寺院建设经验，为到庐山创建东林寺奠定了基础。

《高僧传》《佛祖统纪》等史传都认为，慧远与法师道安分别，离开襄阳后，直接去了庐山。《出三藏记集·慧远法师传》载：“晋太元之初。襄阳失守。安公入关。远乃迁于寻阳。”但是，有人认为，慧远大师在多地有所逗留。其中，在湖北武昌（即今鄂州）逗留了三年，并建寺传法，之后才去了庐山。并考证出慧远在鄂州建寺院两座，即寒溪寺和西山寺。
慧远何时到鄂州，据萧开山的《慧远与鄂州地方史料探源》推测，当在公元379—381年之间。慧远为什么会去武昌（武昌即今天的鄂州）呢？2002年12月29日《鄂州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净土宗奇缘》的文章，作者柯峻，其文曰：“慧远为什么先到武昌‘取经’？要知道佛教是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三国时期，吴王孙权建都武昌，武昌便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吸引了大批佛教传教士和译经家，所以，当年武昌各寺院中藏有大量梵本经典。已故著名佛学家赵朴初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说：‘江南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建业就是今天的南京。”武昌佛教典籍丰富，也许这是吸引慧远的主要原因之一。
慧远到武昌建寺，首先建的是寒溪寺。此寒溪寺在《高僧传·慧远传》中也有记载：“又昔浔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每夕艳发。经旬弥盛。怪以白侃。侃往详视乃是阿育王像。即接归以送武昌寒溪寺。”寒溪寺何人所建，这里并没有说明。不过下文有：“及远创寺既成。祈心奉请。乃飘然自轻。往还无梗。方知远之神感证在风谚矣。”一句，说明寒溪寺建在东林寺之前无疑。
萧开发《慧远与鄂州地方史料探源》载：“据《武昌县志》等史料记述，慧远当是从太元三年南下，‘道经武昌’，见武昌西山（樊山）鸟语花香，风景幽雅，不失为修练的好去处。于是，打消了继续南下的念头，留在了西山。当是在太元六年这之前的时日。慧远辟西山东麓建起了寒溪寺，又辟三国吴王孙权的避暑宫旧址，即今‘英雄避暑’处，建起了寺院（即今古灵泉寺的前身），开始了对佛教净土宗的信仰、创立和研究。”
能证明寒溪寺确凿存在的多为清时县志，其中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武昌县令熊登编篡的《武昌县志·卷九·人物志·仙释》载《晋慧远传》：“（慧）远公俗姓贾，晋雁门楼烦人也。……年二十四，随（道）安南游襄阳，居荆州上明寺。至浔阳（今江西九江市），道经武昌（今鄂州），见山水清秀，可以息心。因构寒溪精舍，居久之，复去寒溪，诣庐山。”
       古人诗文中也有慧远创建寒溪寺的记载。《武昌县志》载苏子瞻《西山诗并序》云：“寒溪本自远公社，白莲翠竹依崔嵬，当时石泉照金瑞，神光夜发如五台。饮泉鉴面得真意，坐视万物皆浮埃。”明代释戒显的《寒溪寺》诗：“寒溪始何时，远公旧法窟。开擘先东林，筑桥未藓没……”都先后记载了慧远在武昌建寒溪寺的事情。
慧远在鄂州建的另一座寺院西山寺，又称古灵泉寺，位于鄂州西山的青龙、白虎二山之间，距离寒溪寺不远。在建寺后一千余年中，寺名几经更迭。据《西山志稿》记载，三国时期为“圆通阁”，魏晋时名“西竺兰若”，南北朝称为“积翠山房”，宋元中始定名为“灵泉寺”，明代又改称“资福寺”，清代复又更名为“古灵泉寺”并一直延用至今（转引自鄂州王华著《鄂州西山古灵泉寺》）。
证明古灵泉寺为慧远所建的是清光绪《武昌县志》：“在寒溪西数百步，相传孙吴避暑宫也。建寺起晋释慧远，山中故实有陶士行（侃）以阿育王铸文殊师利金像送寒溪（寺）事。（慧）远公在寒溪，兼辟此寺。寺有泉出岩窦宯豁中，白而甘，号菩萨泉。苏子瞻以李常疑昔像之所在，而为之铭，灵泉之名，其以此欤？”（清光绪《武昌县志》（2004年点校重刊本）。
        这里写出了慧远在建寒溪寺时兼辟古灵泉寺，寺名因菩萨泉而得。菩萨即是苏轼在《菩萨泉铭并叙》中说的文殊菩萨：“陶侃为广州刺史，有渔人每夕见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迹之，得金像。视其款识，阿育王所铸文殊师利像也。”泉因菩萨而名，寺又因泉而名。正与高僧传中的阿育王像之事相契合。

        宝泉寺与清修寺位于位于益阳县赫山区沧水铺镇境内的碧云峰上。碧云峰古称熊湘山，又称清修山、青秀山。因全山外貌形似九江匡庐，故自古有“小庐山”之称。
李先董《益阳寺庙文化探源》载：“早在东晋宁康元年（373年）即有印度高僧不如密佗尊者与中国南派宗教领袖慧远禅师来益阳传播佛教，并在沧水铺的青山建清修寺，在资江之畔的会龙山建宝泉寺——即今栖霞寺。为益阳传入佛教之始。”
另外，2005年12月由所谓有益阳专家联合会出自版的《汉传佛教与益阳调研报告》中也指出：“公元372年，汉传佛教净士宗初祖慧远一行来益阳，建宝泉寺与清修寺，设‘远公道场’，开创‘净士法门’。益阳成为汉传佛教策源之地。从此佛教在东方广为流传。益阳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也留下不少胜迹。将其物化，以弘扬汉传佛教文化，促进益阳旅游业的发展。”
        查同治年间《益阳县志》二十四卷《寺观》载：“清修寺在二十里清修山（即今青秀山）。东晋惠远禅师建。乾隆间僧正参重修。同治间僧＃＃＃（前二字脱，后一字不漫漶不清）修。”明嘉靖三十年知县刘激也有诗云：“远公有道场，半落资之阳”，清修寺为慧远所建似乎也有较充分的证据。
        但清修寺建于何时，同治县志无载。不过益阳多人撰文指出，时间是在公元公元372年，或者是375年，是在慧远离开襄阳之后、入主庐山之前。但只是猜测而已，并无人提供依据。
        慧远与禅宗祖师不如密佗尊者共建宝泉寺的记载史无可查，只是是益阳历代民间传说而已。不如密多尊者，当是禅宗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宝林传》卷六载，此人为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其主要活动区域为东印度一带。二人相交并共同建寺之事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让慧远与禅宗先祖携手建寺，与东林寺虎溪三笑传说的儒释道共聚一外一样，是中国文化界的一种良好的文化交融的愿望，并不是可以考证的现实。至于很多益阳人说“宝泉寺是创建净土法门的慧远出道之后所建的第一寺”更是缺少依据。 

        自襄阳到鄂州再来到庐山，慧远大师所创建的第一座寺院并不是闻名遐迩的东林寺，而是至今已经杳然无迹，但却曾作用非凡的龙泉寺，也就是当年的龙泉精舍。
龙泉寺创建于东晋太元六年（公元381年）。记载龙泉寺最早的是中国地理名著《水经注》。在第三十九卷庐山江水条中云：“庐山有石门水，……其水历涧，经龙泉舍南。太元中，沙门释慧远所建也。”
 《出三藏记集·慧远传》中，并没有出现龙泉寺或者是龙泉精舍的名称。但是，在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时，有这样的记载：“既而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并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彭城刘遗民。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并弃世遗荣。依远游止。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此精舍极有可能就是慧远先期栖止的龙泉精舍。
《高僧传·慧远传》记载得十分祥细：“远于是与弟子数十人。南适荆州住上明寺。后欲往罗浮山。及届浔阳。见庐峰清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此处去水大远。远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当使朽壤抽泉。言毕清流涌出。后卒成溪。其后少时浔阳亢旱。远诣池侧读海龙王经。忽有巨蛇从池上空。须臾大雨。岁以有年。因号精舍为龙泉寺焉。”    
        龙泉寺环境之优美，在唐代诗人孟浩然曾写过题为《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的诗中可见一斑：“停午闻山钟，起行散愁疾。寻林采芝去，转谷松翠密。傍见精舍开，长廊饭僧毕。 石渠流雪水，金子耀霜橘。竹房思旧游，过憩终永日。入洞窥石髓，傍崖采蜂蜜。日暮辞远公，虎溪相送出。”寺至唐代，仍然规模宏伟，保存完好。
此龙泉寺位置在何处，《五台山研究》1992年，登载了一篇日本学者安藤更生写的《慧远的庐山龙泉寺考》，提出了龙泉寺有五种说法：一是龙泉寺即东林寺说，二是祥符观北的龙泉庵；二、塔尖山的龙泉寺；三、九江的龙池寺；五文殊寺。他在文中否认了前四种的可能性，最后认为龙泉寺即是庐山西二区铁船峰的文殊寺。龙泉寺确切的位置在何处，现在的龙泉寺位置是不是当初的龙泉寺所在，也许在学术上还有争论的必要，但龙泉寺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
据龙泉寺网站记载，龙泉寺鼎盛期时，有三道山门，九重殿堂，层台飞阁，翘檐画角，住僧数百，信众云集，香火旺盛，极为壮观。明太祖朱元璋尝寓于此。元末，正门毁于兵火。明洪武初，僧人释祖观先修东林寺，九年（1376年）后修龙泉寺。清，咸丰二年（1852年）僧人释晓然再修。民国十二年，由乡稷社人殷新佑、潘鸿元、罗锦云、威应煌、胡锡德牵头整修更新山门，并有徐氏居士赠良田十亩，寺内至今仍存有当年八社百姓赠“神光普照”金字匾额。一九五二年，兴修北山公路，曾在寺中办公食宿。之后，又先后改成药厂、林场、学校等等。龙泉寺几经兴废，僧众流散，渐成废墟，只剩下断碑残垣散落草木之中。龙泉寺的经历，也正是中国佛教的缩影，令人深思。

从白人岩寺始，慧远法师在自己的传法生涯中一直在修建着他的尘世修行道场。在他独自或者是和师父道安一起修建了众多的寺院后，终于在庐山开始了建造东林寺的伟大工程。就像伟大的艺术家都有他的代表作一样，慧远大师在凡间净土修行者的心目中留下的最伟大的代表作，不仅仅是他的煌煌巨著，还有这座屹立在世界佛教博物院之林的东林古寺。
       东林寺建于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位于九江市庐山西麓。《徐霞客游记》载：“寺南面庐山，北倚东林山，山不甚高，为庐山之外廓。中有大溪，自南而西。驿道界其间，为九江之建昌（今永修县）孔道。寺前临溪，入门为虎溪桥。”
        东林寺建成不久就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发祥地和南方佛教中心，隋朝以后为全国佛教八大道场之一，净土宗创始人慧远大师也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莲宗创始人。
        东林寺正史有传，无可争议。与慧远同时代的谢灵运写《庐山法师碑》就有了记载：“太元初，襄阳既没，振锡南游。考室庐阜，结宇倾岩。”寥寥几句，建东林的时间地点都写得一清二楚。
        《出三藏记集·慧远法师传》载：“后随安公南游樊河。晋太元之初。襄阳失守。安公入关。远乃迁于寻阳。葺宇庐岳。江州刺史桓伊。为造殿房。”
《高僧传·慧远传》记载得更为详细：“时有沙门慧永。居在西林与远同门。旧好遂要远同止。永谓刺史桓伊曰。远公方当弘道。今徒属已广而来者方多。贫道所栖褊狭不足相处。如何。桓乃为远复于山东更立房殿。即东林是也。”
东林寺历经1600多年，可谓是兴衰起伏，隆废跌荡。隋代杨氏父子崇奉佛教，捐资扩建，东林日渐兴隆；隋亡唐兴，东林寺曾改名为“太平兴隆寺”；至唐大中二年，东林寺已有殿、堂、塔、室三百一十三栋，其“规模宏伟”足称“万僧之居”；南宋、元时，东林先后三次毁于大火；明时太祖朱元璋出生僧侣，推崇佛教，东林寺继续复兴；清咸丰四至六年，太平义军与湘军作战于九江一带，东林寺同遭劫火，如神运殿、般若台、白莲池、虎溪桥、三笑亭等建筑，全部焚毁；光绪二十六年，东林寺才大体修复……一部东林寺的兴衰史，也许正是一部中国佛教的成长史。
        慧远大师在庐山的生活中，佛学思想的精研和发愿西方的修行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寺院修造工程也是达到了顶峰。建成东林寺后，慧远又在香炉峰侧，讲经台北建上化城寺，一名普照寺；于庐山锦涧桥北建中大林寺；于庐山南香炉下建遗爱寺……这些寺院组成了慧远大师庐山修道传法生活的一个又一个璀灿的节点。

        慧远登庐山之后，于庐山之外建寺，正史均无记载。但是在一些方志与谱牒中，却有着其足出庐阜，建寺十方的蛛丝马迹。湖北宜兴的桃渊明故里有一座现已无存的潜慧寺，据说是慧远所建，现加以略考，以正听视。
        应当说，我国历史科学体系的并不只由是正史构成，不少学者认为“一体两翼”才是中国历史的整体构架。一体就是历史学；两翼就是方志学和谱牒学。所以，谱牒对于我们研究历史有着特殊的作用。
慧远在宜兴建潜慧寺，其考据是陶渊明的家谱《秀溪陶氏族谱》。《秀溪陶氏族谱·靖节公胜迹并诗》中载：“潜慧寺晋太元壬辰(392)春，靖节公与禅师慧远所建，故以潜慧名寺。今秀溪宅后山有一大草坪，对面左侧龟形峙立是其遗址。徐应龙有碑铭，迄北宋末年遭兵乱，寺毁碑废，无复修葺。”该谱始修于宋宝祜六年(1258)，大文豪及民族英雄庐陵天文祥为谱作序，内容可信度较高。

晋太元壬辰春，靖节公与禅师慧远所建，故以潜慧名寺。徐应龙有碑铭，迄北宋末年遭兵乱，寺毁碑废。
秀水山青又一天，连名结社乐蹁跹。
地盘龙势分庐宇，江吼龟声拥寺前。
蒲座开函风满径，花池洗钵石流泉。
至今遗址依然在，可并虎溪三笑传。

诗前引用的就是《秀溪陶氏族谱》中关于慧远建寺的记载。
        前不久，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编写了《陶渊明年谱重考》，重申了慧远与陶渊明建寺的确凿性，不过其证据也只是这本族谱。那么，慧远与陶渊明合作建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刘为珍针对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编写的《陶渊明年谱重考》，做《陶渊明故里——寻阳柴桑考》一文，关于慧远建潜慧寺的真伪加以考证。其文论点有三：
一，陶潜并无经济条件建寺：“陶渊明自太元十年至太元十七年的七八年间，先后在崇贞观侧建书堂，在宅左建柳斋，在南山构庐，在浒溪山下建读书堂，还同慧远在秀溪宅龙山建潜慧寺，连年大兴士木，其父即或是当了“安城太守”，也早已是家道中落了，他在《与子俨等疏》早就言明：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如此家境，七年之间，他哪有如此财力大肆铺张建两栋书堂，柳斋，构庐建寺呢？”
        二，陶潜并非是慧远志同道全的佛友。“陶公一生崇尚自然，不信佛事，与慧远大师友好，但不入莲社，年轻建佛寺，与本性不合。”这一点在关于形与神的辩论时二人的诗作中也可以见到二人的分歧。
        三，慧远驻锡庐岳，三十年不出虎溪，不大可能出山建寺：“加之太元中释慧远驻锡庐山以后，是‘学不窥牖，鉴不出户’（摘引谢灵运《慧远法师诔》），连送贵客也不过虎溪，是时大师正组织译经，大师得道，理应无分身之术，他如何分身一半去宜丰建寺呢？”
        四，潜慧寺名有悖常识。“即或建寺，陶公仍名渊明或元亮，名潜则是刘宋之后的事了。太元间建寺，以‘潜’命名，不合事理。”

        黄梅县柘林寺位于濯港镇徐密村境内。据乾隆清薛乘时、沈元寅纂修《黄梅县志》载：“远公所建。初建寺于港北，属张家湖。明永乐间（公元1403——1424年），敕赐护国寺。后迁港南，属黄连镇。”
        1985年《黄梅县志》据此也载：“拓林寺：县西南十公里。是东晋高僧慧远公祖师所建。始建于张家湖港北。明永乐年间，敕锡护国寺，迁往港南，名拓林寺。据晋书记载：远公初居庐山与陶渊明为友；后渡黄梅，建道场，与刘遗民十八人结为莲社，谢灵运要求加入，远公认为灵运心杂，不同意他的要求。”
        慧远建拓林寺，只散见于黄梅县志，何年何月建之，更无记载。至于其中提到晋书有载，并没有提到何种版本及载于纪传志等何处，反复查之，无处稽考。
 黄梅汉时初名寻阳，与庐山近在呎尺，慧远在庐山期间，到黄梅建寺的可能性也十分可信。建寺时间，极有可能是慧远在庐山弘法的中后期。
        慧远一生所建寺院一定不止这些。但苦于研究的浅显，尚不能有更多和更新的发现，好在本文旨在抛砖引玉，以待国内外的学者们在慧远大师的生平研究中，有更多的惊喜的发现。
《重修白人岩禅寺记》  明·弋谦
《黄梅县志》乾隆清薛乘时、沈元寅纂修
《黄梅县志》1985年
《中国佛教史》赵朴初 
《追寻慧远的弘法遗迹——楼烦寺与白仁岩寺》  温金玉著
《慧远大师早期经历与白人岩寺》  徐文明著
《鄂州西山古灵泉寺》  鄂州王华著
《慧远与鄂州地方史料探源》  萧开山著
《益阳寺庙文化探源》  李先董著
《汉传佛教与益阳调研报告》  益阳专家联合会出版
《慧远的庐山龙泉寺考》  日·安藤更生著《五台山研究》1992年
《陶渊明年谱重考》  宜丰县陶渊明研究会编
《陶渊明故里——寻阳柴桑考》  刘为珍著

问：来自南洋的弟子，可否到东林寺出家？出家需具备什么资格与条件？

大安法师答：阿弥陀佛！首先你有这一份这一念出家的心，很了不起啊。向你表示赞叹！东林寺也是欢迎的。不仅是南洋的弟子，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啊。所有的弟子愿意出家，愿意到东林寺出家，我们都欢迎。他是什么样的资格？

其实，没有资格的资格，他就是信心。出家一定要有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有这一念的信心，他才会把出家的这个障碍去掉。出家以后他才能够走完出家的道路。要么他没有信心的话，就很麻烦，他就搞得很尴尬。等下一旦他贸然的出家了，出家的日子你也不要把它看的，什么很享受啊，出家不好过的。

每天早上三点半起床的，冬天也一样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过着很机械的生活啊。古佛清灯，他没有丰富多彩啊。这个如果你没有相当的信心，没有相当的耐住寂寞的这样心性，这个日子很难过啊。

原来我们住在山上，很多比丘，哎呀，住了段时间，他总得想个理由要下山。下山去买一点东西啊，或者感冒了去看点病啊。他为什么？呆的太久了，不行了，赶紧要到街面上看一看，他平衡一下啊。

但是如果他有信心，他能够在寂寞当中得到充实，得到安乐。哎呀，这个出家就太愉快了。所以为什么要谈信心的问题。而尤其是现在出家，是末法时代出家，你也不要带着非常理想化的眼光来看教内。这个盛唐之际都是龙蛇混杂啊，更何况现代。所以出家还要抱着什么信心啊，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啊。哪怕教内种种不如意，都天天看的到，就由于我对弥陀还没失去信心，我把出家的道路走下去。

如果你要看，哎，我看到的现象怎么样，来决定我是不是走下去，那你就烦恼了。哎，怎么这个人那样啊，那个人那样啊，是啊。因为毕竟，我们要到任何的道场都要看好的一面。你老是看阴暗的一面，那就麻烦了。哎呀，他就走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时代出家，要有很充足的心理准备。这个印祖在生前时，并不是很赞成人贸然出家。甚至，很大程度劝人不要出家。你就在家里好好念佛求生净土。但印祖对真正有出家素质的人又非常赞叹。

所以印祖提出出家的两个条件：第一要发大菩提心，第二要有过人的天赋。他出家真的是好心出家，而且，有他的素质来荷担如来家业。如果搞的哎呀生活受到挫折，失业了，没饭吃了，到佛门混一口饭吃，这个就不好了。所以谈资格和条件哪，它这个说它很高，它的资格条件会很高。说它低，也没有什么条件。当然，年龄也不要太大。

如果你这个，到了五十岁，六十岁，最好就不要出家了。受戒的时候，这些引领师对这个中年以上出家的，是常常要狠狠香板侍候的。他因为看不惯他。说，你好啊，你在世间五欲六尘享够了，就来出家？想做老和尚？把你往死里打。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也不赞成年老的出家，年老的出家就好像甘蔗被榨了，榨了以后就没有味啊。所以，这里你自己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