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传说故事(分享)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人类由许多比较小而分散的母系氏族集团所组成。那时候,人们借助有声语言就可以满足生活和交际上的需要。到了新石器时代,产生了新的共同生活的形式——部落以及后来的部落联盟。这些部落和部落联盟,以城邦为中心,人口增加,交际频繁,复杂而庞大,有声语言已经无法满足人们交际的需要了。书面语言便应运而生。当然,这书面语言也只不过是约定的原始文化符号。那时候,不同部落和部落联盟的种种刻划符号问世了,长于书写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出现了,中国的汉字就这样诞生了。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汉字呢?由于史料的沉积湮没,遗存的文物长眠不醒,长期以来,人们只能借助于美丽的神话传说来“认识”这段历史。开天辟地的盘古氏的故事,是中国古代史最早的传说。再后来就是“三皇”(燧人、伏羲、神农)“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即高辛氏)、帝尧、帝舜)。汉字起源的三种神话传说就出现在“三皇”中的第二皇伏羲、第三皇神农和“五帝”中的第一帝黄帝时代。现在就让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三个美丽的传说吧。伏羲画卦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乎始作八卦。这是《周易·系辞》中的一段话。庖牺氏就是伏羲。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伏羲氏仰观俯察,取鸟兽万物之纹理,把天地万物概括为象征着天、地、水、火、雷、风、山、泽的八个基本符号。河南省周口的陈洲,现在还残存着伏羲画八卦的台子,附近有伏羲氏的坟冢遗迹。现代学者经过长期的研究,认为“揭示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一种由数字构成的符号实际上就是八卦”。有的甲骨上刻有数字图形画,被称做数字卦。这些文字,后代已经废弃不用,只相应按上了乾、坤、坎、离、震、巽、艮、兑等卦名。八卦中有两个基本符号,代表阴和阳。天地万物的一切性质、关系和变化,都可以用阳卦与阴卦、阳爻与阴爻的性质、关系及变化来象征和概括。它们简单而又复杂,对立而又统一。这两个符号,在哲学家眼里是阴阳,在社会学家眼里是男女,在天文学家眼里是天地,而计算机专家则可以把它们归结为1与0。二爻、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变化无穷,万物可寓,这就是八卦文字符号的神秘之处。这种神秘,困扰了无数的文字学家和书法研究学者。因此也大大加深了这个传说的无穷魅力。八卦是造字的神话传说之一。其可靠性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所动摇。作为“占卜的宗教意识”而长期留存于人们的头脑里的八卦文字,孕育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阳刚之美。正如黑格尔所言,艺术,在起源时总是与宗教紧密相连。神农结绳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庄子·祛箧篇》中的这段话,说明神农结绳是汉字产生的又一传说。《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如此看来,在画卦之后,书契之前,有一个结绳而治的阶段,而结绳就是汉字书契最初的实物线条。《周易注》说:“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说明了神农氏以结绳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大事就在绳上结大结,小事则结小结。《说文解字》说:“……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按照当时人的分析和推测,庖牺氏画八卦之后,卦象虽然包含了文字的意思,却被用于占卜,而文字作为思想交流、信息传递和知识继承的功能却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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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文”是个多义词

“语文”这个词，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不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词吗！但如果问：“语文是什么？”答案却会有许多，有人会认为：语文就是教学生写写字；也有人会认为：语文就是教学生学会做人；还有人会认为：语文就是教学生学会写作文；更有人会认为：语文不就是和数学、物理、化学一样，是中小学的一门课程吗？答案可能还会有很多，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语文”这个词在词典当中，还有着和你的想象完全不一样的解释：

就把“语文”解释为：“语言和文字：语文程度（指阅读和写作能力）。 语言和文学的简称。”

则解释为“①语言和文字 ：语言规范化 ；②语言和文学 ：语文教学、大学语文。”

这和你的想象大不一样吧！事实上，对“语文”这个词还有更多的理解，只不过这些理解多数人不知道、而且也没写进词典里罢了，“语文”还就和你想象的不一样，它是个多义词。

每天，我们至少有几千万的中小学生在学习“语文”，有几百万的中小学教师在教“语文”，有数十上百种刊物在讨论“语文”， 但现实却是：“在‘语文是什么’和‘语文课程是什么’的问题上，众说纷纭多年来形成了许多我们每天都在使用“语文”，但却不能对“语文”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对从事“语文”工作的“语文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

多年来，人们尝试对“语文”做出了多种解释，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字”、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学”、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章”、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文化”、有人认为“语文”是“语言”或“言语”……等等。但这些论断都没能力排众议、取得令人心悦臣服的效果。

“语文”的歧义已够多了，但有些文章并不考虑这些，只管用，比如：

1948年，朱自清先生把自己以前的一些作品收集为两个集子：《语文零拾》、《语文影及其他》。在《语文零拾》当中收集了十四篇文章，诸如“陶诗的深度——评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甚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评点《宋诗精华录》”、“中国语的特征在那里”、“中国文学与用语”……在《语文影及其他》的“语文影之辑”当中有十篇文章，内容是论说聊天用语、地方语词之类。

《吕叔湘全集》一共十九卷，第六卷中有《语文常谈》一辑，我们把它的目录分列如下，“语文”一词该怎样理解你自己做主：

语言和文字也不完全一致

字音的三要素：声、韵、调

声、韵、调在文学上的应运

汉字为汉语服务并不尽善尽美

4、字、词、句 （略）

2010年，钱理群、孙绍振、王富仁三位教授共同编著了《解读语文》一书，书中对鲁迅、朱自清等作家的三十篇文章进行了解读。

2014年8月，作家叶开出版了著作《什么是语文》，内容分为四部分：“人的教育”、“母语之殇”、“阅读美好”、“自我成长”。著名作家苏童评论道：“语文是什么？我们以为已有答案，其实还需探求。毫无疑问，叶开是一个热忱的探求者。”

这些作品中的“语文”都不尽相同，作品的内容估计也不能满足你的期待，而且作品的名称和内容也算不得对等。像这种不管“‘语文’是什么”拿来就用的情况，让人更增迷惑，更加不懂“语文”这个词了。

早在1980年1月，吕叔湘先生在《语文学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文中说到：“‘语文’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不清楚”。

时间过去了数十年，“‘语文’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语文”的意思仍在“不清楚”，可每天都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在同“语文”打交道……

三、“语文”一词的由来

“语文”一词的不清不楚，不由让人想到一个问题：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据《六十年“语文”史论（），“语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六月十四日两广总督张之洞所呈的《创设水陆师学堂折》中，奏折中有“挑选博学馆旧生通晓外国语文算法者三十名为内学生”、“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庸下之才，语文但取粗通”等数句。新中国成立前，“语文”一词在一些著作、刊物中也已多被使用，如：谭士壁的《语文会通国文入门》、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编《蒙文国文对照初级小学语文常识课本》、新知书店叶籁士主编的《语文》月刊、陈望道主编的上海《时代日报》副刊《语文周刊》、陶泽彭的《中国语文嬗变论》、陈原的《外国语文学习指南》……等。陈子褒、马相伯、鲁迅、阮真、王力、叶圣陶等一线学者也都使用过“语文”这一词语。可见，“语文”一词在十九世纪末出现后，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媒体或文人使用，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语文”已是一个较为普及的词语。

关于“语文”一词的词义，据《六十年“语文”史论（）》，“语文”一词刚出现时，是“出于‘语言文字’使用的化简之需，‘语文’这一缩略语应时而生。”但随着使用的普及，“语文”一词又产生了指代“语言文学”、“国语文”、“文言文和语体文”等的用法。

由《六十年“语文”史论（）》可知，“语文”这个词，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有了较广泛的使用，而且在那时就已有了使用上的歧义。

到1949年，事情发生了变化。

“1949年6月，全国大陆已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问题。……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上谓之语，在书面上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语文’一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前此中学称‘国文’，小学称‘国语’，至是乃统而一之。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原意如是，兹承询及，特以奉告。”

从张志公和叶圣陶两位前贤的记述中可以看出，1949年，是“语文”这个词语使用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一年，“语文”这个词被用作了一门功课的名称，自此，它的使用范围、使用频率以及产生的影响，都被空前扩大，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语。

1949年8月，叶圣陶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时，第一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用来取代当时在小学称为“国语”、在中学称为“国文”的课程。

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署名为“语文”，至此，“语文”这个词被当做一门功课的名称固定了下来，因为是中小学一门功课的名称，因而在比之前更广大的范围内被人熟知，被使用的频率也达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一个非常普通的词。但就这样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掀起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性大讨论。

时至今日，“语文”的争议仍在，要解决争议，叶圣陶、张志公两位老先生说过的两段话，是非常值得引起我们重新回顾、审视、斟酌的：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此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近，唯“文”字之含意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亦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第一种解释之“文字”，如理解为成篇之书面语，则亦与原意合矣

1949年6月，全国大陆已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问题。关于原来的“国语”和“国文”，经过研究，认为小学和中学都应以学习白话文为主，中学逐渐加学一点文言文，至于作文则一律写白话文。总之，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根据这样的看法，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上谓之语，在书面上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过去的“国语”，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只指口头语言，“国文”似乎只指书面语言，甚至只指文言文。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截然分开，成为几乎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或者，教学里只管读文章、写文章，不管口头语言的训练，这都是封建社会长期留下来的极其严重的毛病，最不足取。用了“语文”这个名称，表明在这门功课里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纠正了上述那些弊病，很有好处

这两段话，在各种有关语文的论述中，被引用的频率非常高，但有几点意思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一）、叶圣陶、张志公两位先生，在1949年是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我国教育课程及语文教材设置的“设立者、创始人”，并且，“语文”这门课程被称作“语文”是因为叶圣陶先生的建议，对当时的情况，他们都是见证者。对语文课程种种初始性的问题，叶、张二老不论是当时的话，还是事后的回忆，都是当仁不让的绝对权威（这不是权威崇拜，而是对事实的尊重）。

（二）、“语文”在1949年时诞生了一个新的义项：语文功课（课程）。

1949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选用中小学课本”、“研究……各种教材问题”时，是把“语文”作为一门功课的名称的（“这就是这门功课叫‘语文’的由来……”）。“语文”被作为一门功课的名称，可以看作是课程编纂有者们给了“语文”这个词一种新的用法，于是，相应的，“语文”这个词在旧有词义的基础上便增加了一个新的义项：语文功课（课程）。

对这名称，就像做父母的给孩子取了个名字一样，不管是叫“张三”还是叫“李四”、叫“铁蛋”还是叫“铁锤”，它就是个代号，有的本就毫无意义，是无法、也不能进行解释的；有的寄托了某种希望或特殊含义，但也只能是起名字的人进行解释，旁人说的只是望文生义、妄加引申。“语文”这个词也是这样，有另外的含义是肯定的了，但怎么理解，只能听听当初取名字的人怎么说了，不能随便一个人看了这个词，就说该怎么怎么理解，我们更不能就跟了他走，这是典型的对事实的不尊重。

但不论当初的命名者给出怎样的解释，在“语文”是一门功课（课程）这一点上，都是确定的，是不容置疑的。它是规定的、更是约定俗成的、而且统一到了整个社会，深入人心。这是一个铁一样的事实，没有证据、也不需要证据。

后来，随时事的发展，“功课”又用了“学科”的说法，现在，“课程”又取代了“学科”的说法，但不论用什么样的说法，所指向的都是同一样事物，于是，“语文功课”就成了“语文课程”。

作为词语，“语文”词义不清，这不用怀疑，但作为一门功课，“语文”是清白的，不存在争议。关于“语文”的争论，在“语文”被作为一门功课名称之前，也就是1949年之前的争论，是和“语文课程”无关的，因为那时还没有“语文课程”。1949年之后关于“语文”的争论，是否和语文功课（课程）相关，请参阅下文第（四）点。

（三）、“语文”是语言的意思。

张志公先生解释说：“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叶圣陶先生也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表明，叶、张两位先生的理解是相同的，都主张把“语文”理解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合称，简言之，就是把“语文”解释为“语言”。而且，张志公先生说的更直接：“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这一点在1949年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员当中，应当是听取了叶圣陶的建议，获得了一致意见，大家也同意把“语文”解释为语言的。

（四）、“语文”还有不同的理解，“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章”……

人们把这些解释统称为“一语多文”，准确地，对“语文课程”来说，这是一类歪解，是一类望文生义的、想当然的解释。

在出版了用“语文”作课程名称的教材后不久，便出现了对“语文”一词的不同理解。“此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但叶圣陶先生不久就对这两种理解做出了否定：“皆非立此名之原意。”但是，叶圣陶先生作出的否定并没有能终止认识上的“混乱”。“近些年来，语文教育界还有人认为应该界定为‘语言与文章’或‘语言与文化’”（《义务教育法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p90）说实话，产生这两种认识真不应该，因为叶老早已否认了类似的认识，而且在一封信中指出：“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就好比孩子的父母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语文”，并且孩子的父母说：“语文是语言的意思”。你抛开了人家父母的解释，站在边上瞎琢磨：语文是“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章”？说严重了，这就是部分极端不负责任的语文人在混淆视听、沽名钓誉，他们对历史事实完全不做考证，对现实事实视若罔闻，坐在书斋里望文生义、拆解词语，多年来，他们争论的很热闹，但完全没搞清他们的争论针对的是“语文”这个词还是语文课程（参见下文六），但大家却被热闹的争论蒙蔽了视线，被引向了错误的泥沼。这给“语文教育”的基础理论建设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以上四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语文”这个词可以被解释为“语文课程”、“语言”以及不符合课程编撰者原意的“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语言文章”等，但，查遍词典，我们可以找到“语言文字”、“语言文学”的解释，就是没有“语文课程”、“语言”的解释，那么，这两种解释哪儿去了？

“语言文字”、“语言文学”早已被叶圣陶先生否决掉了，我们现在使用的词典偏偏就采纳了这两种解释，看起来合情合理的“语文课程”、“语言”偏偏就被后人遗忘了。这是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

我们在这儿不是推崇权威，而是因为叶圣陶先生是语文课程最初的“设计师”，我们应该尊重他的设计意图，但我们后人就是改变了最初的设计意图，这就好比最初设计的是一辆洒水车，后来改变设计意图，改装成了装甲车，那么，这车就定然不伦不类了。回想我们多年的“语文”之争，与此不无关系。如果大家争论的都是错的，当然就谁也不能说服谁了。

比上边的诡异更加诡异的是，编审委员会的人既然把“语文”一词定位为一门功课的名称，那么，它就是“语文功课”，怎么又解释为“语言”呢？这不是自己制造矛盾吗？

当年“语文”被用作一门功课的名称，“语文功课”就是铁定的事实，而且，它没有也不需要证据。

1963年颁发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这和最初课程设置的意见是相左的，当初可是把“语文”当“功课”的，怎么就成了“工具”？熟悉语言学的人都该知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果说“语言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你肯定会觉得更准确些，那，“语言”是怎么变成了“语文”的呢？

这，可能是一个惊天的疏忽。

在“语文”被用作功课名称的那一刻，命名的人可能都没想到，他们给了“语文”这个词一个新的义项——“语文功课（课程）”。当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的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上写着“语文”分发到学生手中时，等于向全社会公开宣布，这门功课（课程）叫“语文”。“语文”这个词就成了这门功课的代称，“语文”就是“语文功课（课程）”，“语文功课（课程）”就是“语文”，这相当于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并向社会公开宣布，事情已无可改变，“语文”就是“语文（功课）课程”，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这件事先是人为规定，而后是社会的约定俗成，历史已是这样，已绝无更改的可能。此后，如果再说“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就相当于说“语文功课（课程）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而这样的说法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叶圣陶先生后来解释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张志公先生也说“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这明显同“语文”是“语文功课（课程）”的意思是相悖的，但是，如果你看到张志公先生在1979年5月发表的文章《说语文》之后，就会明白。

文中写到“用过去的‘国语’，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只指口头语言，‘国文’似乎只指书面语言，甚至只指文言文。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截然分开，成为几乎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或者，教学里只管读文章、写文章，不管口头语言的训练，这都是封建社会长期留下来的极其严重的毛病，最不足取。用了‘语文’这个名称，表明在这门功课里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纠正了上述那些弊病，很有好处。”

这个解释，将事情的原委全部透漏了出来。叶、张二老以及1949年课程编纂委员会的人一心强调“语言”的重要，把“语文”是一门课程的事实给疏忽掉了，1963年的《语文教学大纲》仍受到了叶、张二老的影响，为了强调“语言”，把“语文”当“语言”讲了，所以有了“基本工具”的说法。到现在，这种疏忽延续了近八十年之久，期间引发了许多无谓的讨论，对“语文教育”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那么，这么重要的事怎么就会疏忽了呢？叶、张二老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语言”呢？

早在1934年底，社会上就围绕“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展开了一次大讨论，到1943年，又展开了以“抢救国文”为主题的大讨论。讨论的最终目的是要加强对母语的学习和使用，在讨论中，“语文”已成为一个关键词，“本国语文”、“外国语文”、“中外语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技能”、“语文成绩”、“语文常识”、“语文规律”等已被惯常使用，对此，叶、张两先生及其他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都是经历过的，有深刻的印象，受以前讨论的影响，他们一心想强调母语学习的重要性，所以，才会把讨论中的热词“语文”作为学习母语的课程名称，并把“语文”直接解释为“语言”，借以“表明在这门功课里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所以才会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强调“语文”是“工具”。有人要说了，既然这样，直接命名为“语言”多好，还不至于引发那些无谓的讨论，省了多少麻烦！真这样吗？我们的意见是反对的，语文课程是学习“语言”的不错，“语文”这个词可以解释为“语言”不错，但因语文课程并不等于“语言”，不是要把语言学的知识一股脑地呈现给学生，它也不仅仅是学习“语言”，还有许多围绕“语言”学习必须进行的，比如个人品德、个性修养、社会道德、社会意识等等对人的培养，如直接命名为“语言”，则很容易把这门课程简单化为对一种工具的掌握，使教学陷入机械化的操作，忽视对学生的人格培养、精神养成。对于这种用意，叶圣陶等人在潜意识当中是清楚的，但在语言上却未能表述透彻，所以诱发了对语文课程的长时间的讨论。这些讨论，如果针对的是“语文”这个词，无可厚非，可以也允许有多种解释，如果针对的是语文课程，则是极端荒谬的，是人们对“语文”这个词认知的上的混乱，是把“语文”这个词当成“语文课程”了，“语文课程”不存在争议！

至此，叶圣陶为什么选用“语文”作为一门课程的名称，为什么把“语文”解释为“语言”，又为什么会把新诞生的“语文课程”给疏忽掉了，我们以为已经找到了答案。

《六十年“语文”史论（）》一文，在分析“‘语文’成为我国母语课程名称的多重因素”时说：“强调口语与书面语兼顾，强调‘语体文’和‘文言文’不能偏废……旨在强调我国母语课程的独当之任……‘语文’在解放前已成为母语学科讨论中的关键词。”这也表明当时的课程编纂者们对“语言”的重视与强调，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对事情原委的推测。

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们后人亦步亦趋，把这个疏忽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下来，对事情的真相则毫无知觉地继续疏忽了下去。

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蠡测，除此，我们想不出对出现的矛盾的更好的解释，只希望这点蠡测不只是奇谈怪论好了。

要还原“语文”真相，必得对当时情况有确切了解，而这，非叶、张二老莫属。但对权威的态度，我们要尊重而不是膜拜，他们的言论，经得起事实校验的，我们要确信，否则，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这，并不影响他们在我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盲目尊崇，会使问题更加难以解决。

六、“语文”争议存在的问题

上文，我们得出“语文”一词有三个（类）意思①、语文课程 ②、语言 ③、一语多文：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

放到普通逻辑当中，这几个词是存在种属关系的，如果把“语文”看作是一个属概念，那么其他几个词就都是种概念。用下图表示：

③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

这样划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以往我们在语文争议当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语文”的争议由来已久，可以说，从这门课程被叫做“语文”就没有消停过，但从来没人说争吵是针对“语文”这个词的、还是针对“语文”这门课程的。

这样，人们的争吵就把种概念间的区别抹杀了，造成词语种属关系以及种概念间的混乱。于是，看文章的人以为自己在看这一方面的文章或书籍，写的人却可能另有所指；或者看的人和写的人都以为在说这一方面的问题，实际早就岔道到另外一个议题上了。这就好比看《红楼梦》没搞清人物关系，乱了家谱，王熙凤干的事算到了贾政的头上，或者薛蟠干的事算到了贾琏的头上。导致的结果是，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反倒越糊涂。比如：

蔡明编著的《语文教学专题研究》中，有“对‘语文’名称的不同理解”p12和“语文学科性质”p15两款内容。在“对‘语文’名称的不同理解”中说“自从语文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确定以来，人们对‘语文’这个名称涵义的理解却很不一致。一些人认为‘语文’就是语言文字，而令一些人则认为‘语文’应指语文文学……一些人认为‘语文’应是语言文章，但另一些人则认为‘语文’应包含语言文化在内。总之，各种说法，很不一致。也未作出过一致的结论。”在“语文学科性质”中指出“语文学科是以培养学生阅读、写作、听话、说话能力为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的文化基础课。”如此看来，“语文名称”和“语文学科”确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这两个问题间是什么关系，书中没有解释，看了也叫人莫名其妙。

无独有偶，在林崇德主编的《中学语文教学心理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语文的含义”和“中学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的含义”在最后总结说：“对学科含义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和学科目的任务的认识。语文就是语言，而语言是工具，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这就决定了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就是语言，‘在普通教育阶段，这门功课应当教学生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掌握切近生活实际，切合日常应用的语言能力’，这就决定了语文学科最根本的目的和任务。”（p20）“语文就是语言”，“语文的含义”为“语言”。但这个结论是在“语文的含义”一小节中说的，而且“对学科含义的认识，反映了人们对学科性质的认识和学科目的任务的认识。”这样看来，“语文的含义”、“学科的含义”、“学科性质”三者是没什么区别了。但为什么随后又另辟一小节“中学语文学科的性质”呢？难道语文学科的含义解释不了语文学科的性质吗？令人百思难解

有趣的是，相同情况在傅炳熙的《语文教育学最新教程》中也出现了，书中有“学科名称的含义”、“语文学科的性质”两小节。在“学科名称的含义”中讨论了两个问题：“‘语文’与‘语言’”、“‘语文’和‘语文学科’”，在前一个问题的最后总结道：“总之，‘语文’的涵义是‘言语’而非‘语言’，它是指运用以汉民族的母语为中华民族共同语进行交际的一切言语行为和言语作品。”在后一个问题中总结道：“这样看来，‘语文’既可指作为交际手段的‘言语’，又可指以言语教育为内容的学科，且二者极易混淆。…………实际上，‘语文’与‘语文学科’的关系，就像‘大语文’与‘小语文’的关系。”话说得有点绕口，理解起来很费神

王世堪主编的《中学语文教学法》中也有“语文与语文教育”、“语文学科的性质”两个章节

类似的例子可以找到很多，在他们的表述当中，应该是意识到了“语文”这个词同“语文课程”不一样，但究竟是怎样的不一样，却没办法明确指出来，因为在他们潜意识当中，还是把词语“语文”当做了“语文课程”，这和社会习惯是一致的。

其次，概念“语文课程”、“语言”长时间被遗忘，造成其他概念来弥补它们缺失后留下的空位，于是产生了许多对“语文”的不理解或误解。

比如：2000年，《全日制初中语文教学大纲》在教学目的中规定：“在小学语文（语文课程）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语言）……”在这句话中，“小学语文”如改成“小学语文课程”，“祖国语文”如改成“祖国语言”就显得很清晰，也好理解的多。但因为“语文课程”“语言”的被遗忘，“语文”就上来补位，一词多义，然后，一个“小学语文”，一个“祖国语文”，就把问题搞得很神秘，“小学语文”是什么？“祖国语文”又是什么？“小学”和“祖国”可是两个差别很大的概念，它们共同的“语文”又是什么？问题越问越复杂。

再次，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

对现实感觉迟钝，不能从社会现实出发考虑问题，这是人们非常容易犯的错误，但这个错误恰恰在此时出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说“语文课程”时，往往只说“语文”，而不繁琐地说“语文课程”。这样，“语文”就是“语文课程”，“语文课程”就是“语文”。等于是把“语文”这个词以及其他解释全都给忽视掉了，这是现实中的一种使用习惯，对于这种习惯，按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当予以澄清和认同，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因为我们无法消灭这种习惯。同时，在1950年，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发放到学生手中时，一种课本上印刷的就是“语文”，给人的印象是这门课程的名称就叫“语文”，那么，把“语文课程”叫做“语文”也就顺风顺水，没必要啰里啰嗦地再说“语文课程”了。2000年的《全日制初中语文教学大纲》中“小学语文”的说法，实际上是因袭了这种社会习惯，大家都这么称呼就这么写。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说法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承认这个习惯，顺应社会民意，不把“语文”拆解开来说事，像对待“数学”、“地理”、“物理”、“化学”这些个名称一样，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但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更需要有直面事实的勇气。

“语文是什么？语文课程是什么？回答这样的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追问前人，一种是考察当下……”我们有这样的口号，更应有这样的行动。

七、“语文”、“语文课程”、“语文教育”

“语文”、“语文课程”、“语文教育”是三个互有联系又截然不同的词。

“语文”，语文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词，它可以有多种解释①：语文课程、②：语言、③：语言文字、④：语言文学、⑤：语言文章、⑥：语言文化……在这众多的解释当中，后面四种是类似的，它们都是拆解词语，分别对“语文”的“语”和“文”进行解释后得出的结论，一“语”多“文”，实际上可归列为一类。

“语文课程”，在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规定：“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

“语文教育”，在实际使用中，就是“语言教育”的意思。这里的“语文”当作“语言”讲。它不等于“语文课程”，“语文课程”也是进行“语言教育”的，但它的范围要小于“语文教育”。比如：文字改革、用语规范化等语言问题，就超出了“语文课程”的管辖。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大语文”和“小语文”，“大语文”是“语言教育”，“小语文”是学校“语文课程”。

（1）商务印书馆 1989年11月

（2）李行健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 2004年8月

（3）《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p89 2013年7月，第89页

（4）张毅 《教育学报》2013第六期

（5）、（8）《张志公文集》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 第60,61页

（6）、（7）《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年8月 第730页

（9）《语文教学专题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年5月 蔡明著

（10）《中学语文教学心理学》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年1月 林崇德主编

（11）傅炳熙：《语文教育学最新教程》1995年4月

（12）王世堪：《中学语文教学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7月

（13）《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高等教育出版社p90

创造汉字的历史人物是谁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历史新知网)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一、创造文字的古代人物是谁

如果真的有的话 要说到黄帝时代 最早造字的是 仓颉

相传仓颉在黄帝手下当官。那时，当官的可并不显威风，和平常人一样，只是分工不同。黄帝分派他专门管理圈里牲口的数目、屯里食物的多少。仓颉这人挺聪明，做事又尽力尽心，很快熟悉了所管的牲口和食物，心里都有了谱，难得出差错。可慢慢的，牲口、食物的储藏在逐渐增加、变化，光凭脑袋记不住了。当时又没有文字，更没有纸和笔。怎么办呢？仓颉犯难了。

仓颉整日整夜地想办法，先是在绳子上打结，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口、食物，用绳子打的结代表每个数目。但时间一长久，就不奏效了。这增加的数目在绳子上打个结很便当，而减少数目时，在绳子上解个结就麻烦了。仓颉又想到了在绳子上打圈圈，在圈子里挂上各式各样的贝壳，来代替他所管的东西。增加了就添一个贝壳，减少了就去掉一个贝壳。这法子顶管用，一连用了好几年。

黄帝见仓颉这样能干，叫他管的事情愈来愈多，年年祭祀的次数，回回狩猎的分配，部落人丁的增减，也统统叫仓颉管。仓颉又犯悉了，凭着添绳子、挂贝壳已不抵事了。怎么才能不出差错呢？

这天，他参加集体狩猎，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人为往哪条路走争辩起来。一个老人坚持要往东，说有羚羊；一个老人要往北，说前面不远可以追到鹿群；一个老人偏要往西，说有两只老虎，不及时打死，就会错过了机会。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看着地下野兽的脚印才认定的。仓颉心中猛然一喜：既然一个脚印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我所管的东西呢？他高兴地拔腿奔回家，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事物。果然，把事情管理得头头是道。

黄帝知道后，大加赞赏，命令仓颉到各个部落去传授这种方法。渐渐地，这些符号的用法，全推广开了。就这么，形成了文字。

仓颉造了字，黄帝十分器重他，人人都称赞他，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仓颉头脑就有点发热了，眼睛慢慢向上移，移到头顶心里去了，什么人也看不起，造的字也马虎起来。

这话传到黄帝耳朵里，黄帝很恼火。他眼里容不得一个臣子变坏。怎么叫仓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呢？黄帝召来了身边最年长的老人商量。这老人长长的胡子上打了一百二十多个结，表示他已是一百二十多岁的人了。老人沉吟了一会，独自去找仓颉了。

仓颉正在教各个部落的人识字，老人默默地坐在最后，和别人一样认真地听着。仓颉讲完，别人都散去了，唯独这老人不走，还坐在老地方。仓颉有点好奇，上前问他为什么不走。

老人说：“仓颉啊，你造的字已经家喻户晓，可我人老眼花，有几个字至今还糊涂着呢，你肯不肯再教教我？”

仓颉看这么大年纪的老人，都这样尊重他，很高兴，催他快说。

老人说：“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都有四条腿吧？，而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字怎么没有四条腿，只剩下一条尾巴呢？”

仓颉一听，心里有点慌了：自己原先造“鱼”字时，是写成“牛”样的，造“牛”字时，是写成“鱼”样的。都怪自己粗心大意，竟然教颠倒了。

老人接着又说：“你造的‘重’字，是说有千里之远，应该念出远门的‘出’字，而你却教人念成重量的‘重’字。反过来，两座山合在一起的‘出’字，本该为重量的‘重’字，你倒教成了出远门的‘出’字。这几个字真叫我难以琢磨，只好来请教你了。”

这时仓颉羞得无地自容，深知自己因为骄傲铸成了大错。这些字已经教给各个部落，传遍了天下，改都改不了。他连忙跪下，痛哭流涕地表示忏悔。

老人拉着仓颉的手，诚挚地说：“仓颉啊，你创造了字，使我们老一代的经验能记录下来，传下去，你做了件大好事，世世代代的人都会记住你的。你可不能骄傲自大啊！”

从此以后，仓颉每造一个字，总要将字义反复推敲，还行拿去征求人们的意见，一点也不敢粗心。大家都说好，才定下来，然后逐渐传到每个部落去。

二、创造中国汉字的人是谁

中国文字的创作人是仓颉。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俗称仓颉先师 ，又史皇氏。《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被尊为“造字圣人” 。

据《河图玉版》、《禅通记》记载，仓颉曾经自立为帝，号仓帝，是上古时期的一部落首领。仓颉在位期间曾经于洛汭之水拜受洛书。

仓颉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据史书记载，仓颉有双瞳四个眼睛，天生睿德，观察星宿的运动趋势、鸟兽的足迹，依照其形象首创文字，革除当时结绳记事之陋，开创文明之基，因而被尊奉为“文祖仓颉”。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白水县阳武村人，享年110岁，为轩辕黄帝左史官。我国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我国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创人之一。 传说他仰观天象，俯察万物，首创了“鸟迹书”震惊尘寰，堪称人文始祖。黄帝感他功绩过人，乃赐以“仓”（仓）姓，意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玉皇大帝也便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以慰劳圣功。仓颉去世后，当地百姓在其墓葬处修有庙宇，并将这里的村庄取名为“史官村”。

仓颉，历来被人们尊为“文字始祖”、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

你是否知道，那外国人猜不透玄机的方块汉字是谁造出来的？在白水县，有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仓颉，白水人祖祖辈辈把仓颉尊称为“仓圣”。但是如今，仓颉和那些关于他的传说还不为人所广知。

关于仓颉造字，在白水民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远古时候，蒙昧未开，人们都用结绳的办法录史记事。那时候，仓颉还姓侯冈，是黄帝的史官。由于记录史实的结绳形状奇异，年久月深难以辨识，有一次，仓颉就是从这些绳结记录的史书给黄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辞官云游天下，遍访录史记事的好办法。三年后他回到故乡白水杨武村，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整理得到的各种素材，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

鲁迅先生曾对仓颉造字这一史实，作过精辟的论述，意即文字非一人独创，而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以仓颉为杰出代表的汉文字创造者，终于终结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后世誉之为“文字初祖”，中国古代“四大创造之一”，实乃当之无愧。

《史记》、《读书》、《荀子》、《吕氏春秋》等对仓颉作书造字均有记载。这些都说明仓颉确有其人。至少在文字的整理、创造以及推广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的伟大功绩。因此，他不愧为“万代文宗”和中华文明的象征。

仓颉庙历史悠久，根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延熹年间已有"建庙之举"，并形成一定规模。所以，有文字可考的庙史已有1800余年，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据民间传说，则可上溯到黄帝时代。

仓颉庙内历代碑石众多，虽然战乱多有散失，现保存的仍有18通，陈列于前殿之内。年代从东汉起，历魏、五胡十六国、唐、宋、元、明、清至民国。早期的有东汉延熹五年《仓颉庙碑》、五胡十六国时的《广武将军碑》、唐《仓公碑》、宋代《大宋仓公碑》等。近代有于右任先生，陶峙岳将军，朱庆澜将军题写的匾额，对联等存于庙内殿堂之上。

仓颉庙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仓颉庙占地17亩，基本形状为长方形。庙内南北长140余米，东西宽约为48米。庙东侧为史官乡至孙家山的公路，西边为一条宽10米，深约2米的沟壑。

今之仓颉庙，高垣厚墙，格局完整。仓颉庙的建筑，主体有山门、东西戏楼、前殿、报厅、中殿、寝殿、钟鼓楼、东西厢房等。元代修建的寝殿，以蒿木为前殿大檩，长16米，粗55厘米，径匀体直，世所罕见。殿内原供泥胎粉身的仓颉像，四目灵光，有“雕塑史上一杰作”之誉，可惜“文革”时被毁。1991年民间聚资重塑。紧贴后殿为仓颉墓冢和墓园。仓颉墓，圆锥形，围以六角形砖砌花墙。登于墓顶四望，不远处的黄帝陵使人肃穆，一种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墓园围墙北端有民国时修建的窑洞一排十余孔。庙内现存建筑的年代多为元明清三朝代，其装饰华丽，地方色彩浓厚。

仓颉庙的三门，它是庙内唯一的叠式建筑，下层内涵四窑洞，外开明三门；上层是门楼、南北两面为雕花木制檐屏通风采光。紧贴三门建有两座戏楼，这在中国为数众多的祠庙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庙院内古树参天，郁郁葱葱，生长茂盛。仓颉庙里有48棵古柏树，树龄均已上了千年。仓颉庙古柏是我国三大古柏群之一，这里的古柏论起年龄来，可比山东曲阜孔庙、黄帝陵的古柏都长寿，居我国三大古柏群之首。48珠古柏都有漂亮的名字和动人的传说。以年龄最大的仓颉手植柏“奎星点元”为首，从庙门口的“惊贼柏”，西北角围墙外的“不进柏”，到庙里面的喜鹊柏、柏抱槐、青龙柏、白虎柏、猴头柏、蛇身柏、凤鸣柏、孔雀开屏、二龙戏珠、干枝梅、宝莲灯等，千姿百态，妙趣横生。

四、世界上第一个发明文字的人是谁啊

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成批的文字资料——商代 甲骨文字 算起，汉字已有3000年的历史。

由于甲骨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我们可以推断汉字的发生一定远在3000年以前。汉字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阶段。

从甲骨文字到 小篆 是一个阶段；从秦汉时代的隶书以下是另一个阶段。前者属于古文字的范畴，后者属于近代文字的范畴。

大体说来，从隶书到今天使用的现代汉字形体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从汉字跟汉语的关系看，汉字是一种语素文字。

从汉字本身的构造看，汉字是由表意、表音的偏旁（形旁、声旁）和既不表意也不表音的记号组成的文字体系。 相传发明文字的，是一个叫苍颉的贤人，汉代的《淮南子》这本书上记载，在苍颉制造文字的时候，是“天雨粟，鬼夜哭”。

这个出现这种非常特异的现象，就是说制造文字的时候，天上往下掉粮食，下粮食雨，鬼神都在夜里边痛哭流涕。拿我们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这样一个壮举。

传说是黄帝时期的史管仓颉所造，距离今天已经有5000年历史了。 文字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文明诸要素中，文字产生是最重要的标志。

因此，中国古代在什么时候发明了文字，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传说黄帝史官仓颉发明了汉字。

史实虽无法详考，但它反映了汉字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 中国古书上有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记载，这是早期记事常用的方法，可惜这些物质无法长久保存下来，所以当时的记事情况已无法知晓了。

但安阳小屯发现了十五万片甲骨卜辞，在龟甲与牛胛骨上刻的文字相当完好地保存了下来，总字数达到3500个上下。从 甲骨文字 结构来说，除了象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比较进步的造字方法已普遍被应用。

可见在三千余年前的商代文字已达到了相当完备程度，那么在它以前一定有个更长的发展过程。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先民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在龟甲上刻画符号了。

在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中发现了在陶器上刻画的符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有些与甲骨上所见的字类似，因而有人认为它们就是早期文字。至于在龙山文化早期的陶罐上发现的朱书可以肯定是文字，充分表明中国的汉字至少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

文字的出现既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积累、不断总结的结果，所以仓颉很可能是总结整理文字，为汉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的一个代表人物。

五、除了仓颉,古代还有哪些人物收集创造了汉字

1、嬴政造字 传说，秦始皇的“秦”字原来不是这样写，而是写作“琹”。

嬴政先后消灭齐、楚、燕、韩、赵、卫六国，统一中国，非常高兴，他自以为没有谁比自己功劳更大的了，怎么能容两个王来平分权力呢。嬴政认为琹是两王并肩坐在木椅上。

于是，他决定重立国号，动了很多的脑筋，想用一个更有意义的国号来代替琹国。他问大臣：“开天辟地以来，谁的功绩最大？”心想众臣会说：“您的功劳最大。”

然后再讨论用什么国号更有意义，众臣没有按照他的思路回答，而是异口同声：“开天辟地以来，谁的功劳大小《春秋》上都有记载”，谁知歪打正着，嬴政一听来劲了，大笑说：“寡人乃千古一帝，就取‘春秋’二字各一半，合为一个‘秦’字，以代‘琹’”说着提笔写了一个“秦”字，从此，便立国号为秦。嬴政则自称秦始皇。

一个新字“秦”代替了原来的“琹”。 2、杨坚造字 隋文帝杨坚，篡北周皇位前被封的是随国公，于是当他建立新王朝后按照惯例也就准备取“随”作国号，他觉得，“随”有“辶”字底，有逃跑、不吉利、不稳定之意。

可临时又找不到可替代的更好的字，还要遵循惯例，这可把三公九卿给急坏了，就在这时隋文帝干脆就把“辶”字底去掉，造个新字“隋”，也能象征新王朝新气象！大臣均称好，就这样，新国号定了下来。 3、武则天造字 唐朝时，武则天根据“日月当空”之意而造字“曌”（同“照”字）作为她的名字。

武则天是天纵之才，虽不曾好好读过书，不但能问政治国，而且自己还造出十八个新字，现在除了“曌”，因为骆宾王那篇著名的《讨武曌檄》被人所知外，其余都已灰飞烟灭。她还把好端端的“国”字中间改为“武”字，后一想又不对，自己姓武，这不是把自己关到牢里坐以待毙吗？又赶紧下令废止。

4、刘岩造字 五代刘岩取“飞龙在天”之意创了自己名字内的“龑”字。 唐末，南方闽一带有许多地方势力。

商人后裔刘谦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出任封州（治所在今广东村川）刺史，成为岭南强有力的势力。刘谦死后，长子对隐官拜岭南节度使，成为一方藩镇。

据传，隐有庶弟岩，岩生而怪，隐之正妻韦氏欲杀其母子，见岩而惧，乃杀其母段氏，养岩为己子。刘岩为人凶残且自卑，以杀人为乐事，欧史曰：“龑性聪悟而苛酷，为刀锯、支（肢）解、剔刳之刑，每视杀人，则不胜其喜，不觉朵颐，垂涎呀呷，人以为真蛟唇也。”

朱梁末帝贞明三年八月十六日（公元917年9月5日），刘岩称帝，国号议，改元乾亨，这就是五代史上的南汉。 乾亨，有《易经》第一卦“乾”名，又有该卦四大吉“元亨利贞”之“亨”，可见刘岩迷恋易学。

乾亨九年（公元915年），有白龙现于三清殿，乃改元白龙，并更名为“刘龚”，以应祥瑞。闻胡僧有言“灭刘氏者龚也”，再更名为“刘龑”。

“龑”字为其生造，音“俨”（归岩之音而变其字），取《易经》乾卦中“飞龙在天”之意。 找到了几个帝王造字的传说 其实，仓颉只是神话传说。

造字的不会是一个人，因为这是一种自发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政治行为，所以流传下来的故事会是多种多样的，不过仓颉的故事最出名~百度网友，谢谢。

仓颉，原姓侯冈，名颉，号史皇氏。

白水县阳武村人，享年110岁，为轩辕黄帝左史官。我国原始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我国官吏制度及姓氏的草创人之一。

传说他仰观天象，俯察万物，首创了“鸟迹书”震惊尘寰，堪称人文始祖。黄帝感他功绩过人，乃赐以“仓”（仓）姓，意为君上一人，人下一君。

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玉皇大帝也便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以慰劳圣功。仓颉去世后，当地百姓在其墓葬处修有庙宇，并将这里的村庄取名为“史官村”。

仓颉，历来被人们尊为“文字始祖”、象形文字的创造者，是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 你是否知道，那外国人猜不透玄机的方块汉字是谁造出来的？在白水县，有一个妇孺皆知的名字--仓颉，白水人祖祖辈辈把仓颉尊称为“仓圣”。

但是如今，仓颉和那些关于他的传说还不为人所广知。 关于仓颉造字，在白水民间流传着许多动人的传说。

远古时候，蒙昧未开，人们都用结绳的办法录史记事。那时候，仓颉还姓侯冈，是黄帝的史官。

由于记录史实的结绳形状奇异，年久月深难以辨识，有一次，仓颉就是从这些绳结记录的史书给黄帝提供的史实出了差错，致使黄帝在和炎帝的边境谈判中失利。事后，仓颉愧而辞官云游天下，遍访录史记事的好办法。

三年后他回到故乡白水杨武村，独居深沟“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整理得到的各种素材，创造出了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他给这些符号起了个名字，就叫做字。

鲁迅先生曾对仓颉造字这一史实，作过精辟的论述，意即文字非一人独创，而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但以仓颉为杰出代表的汉文字创造者，终于终结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开创了华夏文明的新纪元，后世誉之为“文字初祖”，中国古代“四大创造之一”，实乃当之无愧。

《史记》、《读书》、《荀子》、《吕氏春秋》等对仓颉作书造字均有记载。这些都说明仓颉确有其人。

至少在文字的整理、创造以及推广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的伟大功绩。因此，他不愧为“万代文宗”和中华文明的象征。

一、仓颉庙概况 仓颉庙历史悠久，根据史料记载，早在东汉延熹年间已有"建庙之举"，并形成一定规模。所以，有文字可考的庙史已有1800余年，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据民间传说，则可上溯到黄帝时代。

仓颉庙内历代碑石众多，虽然战乱多有散失，现保存的仍有18通，陈列于前殿之内。年代从东汉起，历魏、五胡十六国、唐、宋、元、明、清至民国。

早期的有东汉延熹五年《仓颉庙碑》、五胡十六国时的《广武将军碑》、唐《仓公碑》、宋代《大宋仓公碑》等。近代有于右任先生，陶峙岳将军，朱庆澜将军题写的匾额，对联等存于庙内殿堂之上。

仓颉庙原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二 、寺庙现状 仓颉庙占地17亩，基本形状为长方形。

庙内南北长140余米，东西宽约为48米。庙东侧为史官乡至孙家山的公路，西边为一条宽10米，深约2米的沟壑。

今之仓颉庙，高垣厚墙，格局完整。仓颉庙的建筑，主体有山门、东西戏楼、前殿、报厅、中殿、寝殿、钟鼓楼、东西厢房等。

元代修建的寝殿，以蒿木为前殿大檩，长16米，粗55厘米，径匀体直，世所罕见。殿内原供泥胎粉身的仓颉像，四目灵光，有“雕塑史上一杰作”之誉，可惜“文革”时被毁。

1991年民间聚资重塑。紧贴后殿为仓颉墓冢和墓园。

仓颉墓，圆锥形，围以六角形砖砌花墙。登于墓顶四望，不远处的黄帝陵使人肃穆，一种中华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墓园围墙北端有民国时修建的窑洞一排十余孔。庙内现存建筑的年代多为元明清三朝代，其装饰华丽，地方色彩浓厚。

仓颉庙的三门，它是庙内唯一的叠式建筑，下层内涵四窑洞，外开明三门；上层是门楼、南北两面为雕花木制檐屏通风采光。紧贴三门建有两座戏楼，这在中国为数众多的祠庙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庙院内古树参天，郁郁葱葱，生长茂盛。仓颉庙里有48棵古柏树，树龄均已上了千年。

仓颉庙古柏是我国三大古柏群之一，这里的古柏论起年龄来，可比山东曲阜孔庙、黄帝陵的古柏都长寿，居我国三大古柏群之首。48珠古柏都有漂亮的名字和动人的传说。

以年龄最大的仓颉手植柏“奎星点元”为首，从庙门口的“惊贼柏”，西北角围墙外的“不进柏”，到庙里面的喜鹊柏、柏抱槐、青龙柏、白虎柏、猴头柏、蛇身柏、凤鸣柏、孔雀开屏、二龙戏珠、干枝梅、宝莲灯等，千姿百态，妙趣横生。

创造汉字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汉字应该是在商朝诞生的，而商朝的历史已经彻底被儒家第一位圣人鸡蛋（周公旦）毁灭了，所以不可能知道谁创造了汉字。

而仓颉 什么的，都仅仅是鸡蛋编造历史的人物，非常不可靠--------要知道，哪怕仓颉的主君黄帝，都被鸡蛋给改了个姓。鸡蛋为了攀附名人，就谎称黄帝姬姓，这个谎是在太荒谬，以至于鸡蛋死后，就连周人写的书都不承认。

需要注意的是，黄 这个人在甲骨文的祭祀中经常出现且规格极高，很有可能就是黄帝。即商朝或者商朝以前，确实有过黄帝的传说。

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汉字应该不是商朝之前的黄帝时期定型的。因为现代的出土文物发现，商朝的祭祀文字（金文、甲骨文）中变形非常频繁，缺笔、增笔现象普遍且很随意，这是典型的文字出现初期的现象。

如果商朝之前几百年就出现并定型了文字，商朝的文字不可能那么随意的缺笔、增笔。 . 改良汉字的有两个 最普遍的说法是 秦朝的李斯。

李斯奉秦始皇命令，将各国使用的篆文进行整合，改良成一种叫做小篆的文字。从古到今普遍的观点是，李斯是现代汉字的奠基者----------扯淡！！！ 与李斯同时期的，有一个叫做程邈的人，因为过错下狱，在狱中整理出来了各国非官方文字，并献给秦始皇。

因为他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是在监狱里，所以被称为隶书。 任何对汉字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今天的汉字是从楷书演变而来，而楷书是从隶书演变而来，和小篆没有毛的关系。

. 李斯整理的是小篆，是各国官方文字的汇总。之所以是官方文字，是因毛笔是在战国时期才发明，所以各国的官方文书依然习惯性的使用以前刀刻的篆书-------哪怕 用毛笔书写，依然用篆书。

仔细看小篆等篆书，就会发现横是个弧形，竖比较直。历代儒家不求甚解，不知道原因。

其实这是刀笔时代，以刀为笔在竹简上刻字。而在竹简上刻字，竹简的纤维结构决定了很难在上面将横刻的很平直，所以干脆刻一个弧形更省力。

而竖因为竹简纤维问题，很容易刻的很直。 但是这种书写习惯，在毛笔发明后，哪怕是在竹简上书写，也不需要了。

所以，为了顺应毛笔，各国非官方的书写，很多就开始横平竖直了。 李斯缺乏创造性，所以他整理的小篆，依然还是横弧竖直；而程邈整理的隶书，是适合于毛笔书写的横平竖直。

. 进入汉朝之后，随着毛笔的普及以及东汉纸张的发明，横平竖直的隶书彻底打败了小篆，成为绝对的汉字。 但是，因为程邈仅仅是个囚犯，而李斯是丞相，所以官本位的历史记载者们，将整理汉字的荣耀归于李斯而非程邈。

汉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大概已有6000年的历史了。

古人认为，汉字是仓颉创造的。对此，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如《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吕氏春秋·君守篇》：“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韩非子·五蠹篇》：“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汉人的著述中也多有记载。如《淮南子·本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特别是东汉的许慎，在他的具有奠基意义的语言文字学专著《说文解字·叙》（参见附录《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下同）中谈得最详细：“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

由上可见，在古代社会，仓颉造字说已是定论。而许慎更是明晰地提出了仓颉造字的缘起、思路和结果。

不过，后世特别是近世学者对仓颉造字说多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认为汉字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一地造出来的，而是汉民族先人集体长期累积的结果。

要讨论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必须得先对汉字起源的涵义做一界定：即汉字的起源是针对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字体系而言的。明确了这一前提，这些学者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

第一，由以上介绍和其他史料记载可知，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仓颉造字说已经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常识。近代以来，通过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及与不同来源资料的多方互考印证，我国古史记载的可信度相当之高。如西晋初年，由盗掘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时为魏地）魏王墓冢而现世的《汲冢书》中的编年古史——魏国史书《竹书纪年》，关于商周史实很多记载与甲骨文、金文吻合，在前不久完成的我国大型史学研究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文献资料很大程度上依据了《竹书纪年》。再如，通过对甲骨卜辞等不同来源资料的研究表明，《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就是一些历来为史学家以其言不雅驯而不屑的传统文献，如《五帝德》、《帝系》、《山海经》等，也被证明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所以，在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是但也同样没有确凿证据证非的情况下，对古史的记载一概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第二，现知的最早的成体系的汉字是殷商甲骨文，其历史上限至少在3300年以前。经过专家学者考证研究，已辑录甲骨文单字5949个（其中多有同字异构，据最新研究，约为3500个左右），发现甲骨文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体系，完全符合“六书”造字原理。这说明，甲骨文的产生，应该是更久远的事情。仓颉所处的年代大约在四千五六百年以前，从前面的介绍可知，仓颉造字是一种有缘起（“庶业其繁，饰伪萌生”）、有理论指导原则（“分理之可相别异”）、有实现结果（“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的自觉的创造活动。以甲骨文相对照，说汉字为仓颉所造，从历史沿革上讲是合理的。

第三，通过对创新规律的研究发现，历史上所有的重要思想、理论的形成和重大的发明、发现，都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而且这些重要的创新成果即使让大众认识和接受，往往也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和困难的过程。由此可见，仓颉造字说符合创新规律。

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仓颉造字说是可信的。至少可以认为，汉字成为成熟的、有体系的文字是从仓颉开始的。至于说仓颉是人名是官名还是其他什么含义可以暂不细究，因为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汉字起源这一事实。

中国人（实际上远不止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是仓颉所创造的。如今，在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多种电脑汉字输入法当中，就有一种名为“仓颉汉字输入法”。作为“中华文字鼻祖”，几千年来，仓颉不但受到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尊崇，而且受到世界敬仰。位于商丘市虞城县王集乡的仓颉墓每天都迎来络绎不绝的国内外游客。

仓颉为黄帝的史官。为了记载事情，传递信息，黄帝命他造文字。仓颉首先发明了象形文字。后来因象形文字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他又发明了会意字、形声字等。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黄帝对仓颉发明和推广文字的功劳非常看重，仓颉死后，他命人将其悬棺而葬之。如今的仓颉墓前，枝叶繁茂的古柏掩映着一座大殿，殿门两旁的木柱一有副对联：“天下文字祖，古今翰墨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