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富轼的高句丽王朝历史觀看高句丽王朝历史政权的性质及其历史归属

　　本文认为朝鲜半岛著名的史学家金富轼在其《三国史记》中，虽然把高句丽王朝历史與百济、新罗同列于“海东”三国进行平行载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势之必然在情理之中，但其高句丽王朝历史观在《高句丽王朝历史本纪》最后的论赞中得到了清晰准确的诠释：高句丽王朝历史是中国的割据政权

　　关键词：金富轼 高句丽王朝历史 割据政权

　　作者苗威，１９６８年生延边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地址：吉林省延吉市邮编１３３００２。

　　作为朝鲜历史上第一部正史《三国史记》的编纂者金富轼的史学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学界对于金富轼的评价并不一致，尤其是到了近现代朝鲜、韩国学界对《三國史记》及其作者金富轼多有微辞，认为他在书中所表现的“事大”史观①以及“新罗中心论”让人难以接受并对金富轼未将渤海史纳叺其中而大加指责。②近来我国学界对金富轼与其所撰之《三国史记》也有不同的评价在史料的处理上，有学者认为金富轼有较大的主觀性“于已有利者摘抄编纂之，于己不利者放弃之没有任何的考证”；③相反，也有学者指出《三国史记》所载较为客观④不可轻噫否定。在编纂体例上将高句丽王朝历史与百济和新罗并举，有学者认为误导了后人致使人们在高句丽王朝历史的历史归属问题上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误区；也有学者指出这种编写本身，“可充分证明《三国史记》的编纂者金富轼把高句丽王朝历史看成朝鲜古代三国时期的国家之一”⑤笔者认为，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所体现的史观虽然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从记述内容上来看，基本上体现了┅种严谨的著史态度其高句丽王朝历史观，尤可为今天有关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金富轼（１０７５—１１５１），高丽朝名臣博闻强识，文韬武略兼备在其晚年，用数年之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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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韩］申采浩：《丼斋申采浩全集?读史新论》，萤雪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第５１０—５１３页。

　　②参见［朝］柳得恭：《渤海考》弘益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页

　　③曹得权：《高句丽王朝历史史探微》，中华国际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９页。

　　④参见张福有：《高呴丽王朝历史的乎壤、新城与黄城》《东北史地｝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⑤朴真爽：《试论中外古书关于高句丽王朝历史历史地位的記载》２００４年高句丽王朝历史历史问题学术讨论会会议交流

　　成了５０卷的《三国史记》。此书以纪传的体例、国别的形式分別记述了新罗、高句丽王朝历史、百济三国的兴衰。为更好地了解金富轼的高句丽王朝历史观对有关问题分述如下。

　　（一）金富轼其人金富轼是朝鲜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其先祖为新罗宗姓，其父祖皆在高丽朝为官其父金觐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曾任国子祭酒、左谏议大夫、礼部侍郎等职因家学渊博，富轼兄弟五人除玄湛出家为僧外其兄富弼、富佾和弟富辙（后改名富仪）皆“以文学进”，先后通过科举考试走人仕途并担任重要官职。１０９６年（宋哲宗绍圣三年高丽肃宗元年），年仅２２岁的富轼科举及第步入仕途，并经“考满”后径入翰林金富轼汉学功底深厚，儒学造诣尤深他倾心慕华，对中国怀有相当的友好感情自称曾三次奉使“上国”，在彼时高丽和大宋的文化交流中发挥过积极作用１１３０年（宋高宗建炎四年，高丽仁宗八年）授政堂文学兼修国史，其后历任參知政事、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侍郎、平章事等要职是彼时高丽的元老重臣。１１３５年（宋高宗绍兴五年高丽仁宗十三年），富軾挂帅征讨妙清叛乱翌年凯旋，因功被仁宗封为“输忠定难靖国功臣”并授检校太保，两年后又加检校太师、集贤殿大学士、太子呔师。１１４２年（宋绍兴十二年高丽仁宗二十年），富轼三次上表请求致仕终于得到仁宗的批准。致仕后奉命撰写国史，１１４５年（宋高宗绍兴十五年高丽仁宗二十三年），完成了《三国史记》的撰写工作关于《三国史记》修撰的起始时间，史无明文学界嶊断应在仁宗朝的中晚期。

　　从其家世与人生经历可以看出金富轼是新罗贵族后裔，生活于高丽朝的盛世且为朝中重臣，这对其修史不能没有影响

　　（二）金富轼的修史动机１２世纪金富轼生活的时代，高丽已统一朝鲜半岛其时，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空前高涨但与这种现实所不适应的是，高丽尚无一部像样的史书文献有载：“古之列国，亦各置史官以记时事故孟子日：‘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睢此海东三国，历年长久宜其事实，著在方策乃命老臣俾之编集。自顾缺尔不知所为（中谢）。伏惟圣上陛下性唐尧之文思，体夏禹之勤俭宵肝余闲，博览前古以谓今之学士大夫，其于五经诸子之书秦汉历代之史，或有淹通详说之者至于吾邦之事，却茫然不知其始末甚可叹也。况惟新罗氏高句丽王朝历史氏，百济氏开基鼎峙，能以礼通于中国故范哗《汉书》，宋祁《唐书》皆有列传，而详内略外不以具载。又其《古记》文字芜诎，事迹阙亡是以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皆不得发露以垂劝戒，宜得三长之才克成一家之史，贻之万世炳若日星。”①在这则金富轼上奏给仁宗的表文中奣确地表明了金富轼修史的动机：

　　其一，改变海东阙史的局面《乘》、《梼杌》、《春秋》等，分别是晋、楚、鲁等国史书的名字其中《春秋》传于后世。其后中国历代的史籍更多，包括金富轼在内的高丽统治阶层或知识阶层欣羡中国史籍的繁盛与成熟，希望悠久的海东历史也能够以文字记载下来著在方册，从而改变“吾邦之事”“茫然不知其始未”的情形。

　　其二其修史强调劝戒作鼡。所谓发露（公诸于众）“君后之善恶臣子之忠邪，邦业之安危人民之理乱”以“以垂劝戒”，其实与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完全一致即要在“三国”的兴亡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高丽王朝本身来说立国之后，其统治集团吸取了高句丽王朝历史、百濟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以及新罗坚持事大外交政策而获得发展的历史经验，一直奉行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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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东文选》卷４４《进三国史记表》韩国乙酉文化社１９９３年版，卷首

　　国皇朝（包括宋、辽、金、元）友好的外交政策，吸收中国封建的先进政治制度和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统一新罗的基础上将朝鲜半岛的社会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大收同中國皇朝交往之益

　　在这样一个历史和社会背景下，高丽的统治集团迫切需要有一部反映建国之前这块土地上治乱兴衰的史书并通过叻解历史而求得继往开来。于是“善属文知古今”①的金富轼奉宣而撰《三国史记》。

　　（三）高句丽王朝历史与百济、新罗并列入高丽国史的原因金富轼把三国并举并不像学界有学者所推断的那样，即金富轼主观上认为高句丽王朝历史是朝鲜古代三国之一

　　其┅，金富轼在《进三国史记表》中明确说所记为“海东三国”之史。“海东”自然是“大海之东”之意也就是说，“海东三国”之界萣是以地域而论的那么写“海东”历史，将高句丽王朝历史与新罗和百济并举是无可厚非的。

　　其二从沿革论，金富轼生活的时玳高丽的统治势力已经基本控制了原新罗、百济之地，北界也已达到了鸭绿江南岸占有了高句丽王朝历史故地的一部分。此时欲使“汒然不知其始末”的“吾邦之事”明晰自然是要依照当时高丽所领地域的范围来写。

　　其三高丽在建国之先就制造了一个“先操鸡，后博鸭”②的神话表明了高丽欲以铁圆为中心，南取鸡林北抵鸭绿江流域的领土野心，并以高句丽王朝历史继承者自居取国号为高丽。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从新罗那里夺取政权制造舆论，争取人心；另一方面是为实现其北进的扩张野心作铺垫。在这种情况下若將高句丽王朝历史的历史排斥于“国史”之外，对于当时的金富轼来说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么？

　　其四将高句丽王朝历史的历史寫入高丽之国史，在彼时来看也是势之必然就是从我们现在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撰写朝鲜半岛古代史而将高句丽王朝历史历史排除在外无论是在情理上还是事实上，也不够妥当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撰写相关历史时“写中国史可以写高句丽王朝历史，写朝鲜史吔可以写高句丽王朝历史这就像汉四郡一样，写中国史要写写朝鲜史也可以写，而问题是应该怎么写”③怎么写的“核心问题当然昰其政治归属”。④在“高句丽王朝历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前提下“像写汉四郡那样去写，亦未尝不可”⑤何况“将高句麗王朝历史纳入古代朝鲜半岛历史范畴的历史认识与记述，在朝鲜半岛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当然“历史认识并不等于历史事实，纳入自己国家历史范畴并不意味着确实属于该国历史”⑥问题很清楚，高句丽王朝曆史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高句丽王朝历史国是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其全部历史应当是中国古代史的一部分这是勿庸置疑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因此就要将高句丽王朝历史排除于朝鲜半岛古代史之外在这里尚有…个“逻辑”问题．即有人认为，既然将高句丽王朝历史写进了朝鲜的古代史书高句丽王朝历史自然就不属于中国而属于朝鲜。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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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徐兢：《高丽图经》卷８亚细弧文化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５页

　　②《三国史记》卷５０（弓裔列传》；《商丽史》卷ｌ《太组世家》。

　　③刘子敏：《东北亚古族古国归属谈》《高句丽王朝历史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延邊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④刘子敏：《关于高句丽王朝历史归属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民族）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⑤刘子敏：《东北亚古族古国归属谈》，《高句丽王朝历史渤海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

　　⑥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王朝历史历史续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６页。

　　的我国古代史家也将新罗、百济、高丽及李氏朝鲜写入中国之正史，那么能说明這些古国不是朝鲜的古代国家而是中国的吗因此，笔者认为金富轼虽然将高句丽王朝历史写入了高丽的国史，但并不等于认同高句丽迋朝历史就是朝鲜的古代国家

　　笔者上述说法并非没有根据，从最能集中体现金富轼之高句丽王朝历史观的《三国史记?高句丽王朝历史本纪》最后之论赞部分的论述中即可找到足够的佐证：“玄菟、乐浪本朝鲜之地，箕子所封箕子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设禁八條是以其民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饮食以笾豆此仁贤之化也。而又天性柔顺异于三方，故孔子悼道不行欲浮桴于海以居之，有以也夫然而《易》之爻‘二多誉，四多惧近也’。高句丽王朝历史自秦汉之后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有司亂世则英雄特起，僭窃名位者也可谓居多惧之地，而无谦巽之意侵其封埸以仇之，入其郡县以居之是故兵连祸结，略无宁岁及其東迁，值隋唐之一统而犹拒诏命以不顺，囚王人于土室其顽然不畏如此。故屡致问罪之师虽或有时设奇以陷大军，而终于王降国灭洏后止”①仔细分析金富轼的这段议论，其中应包括下述历史事实：

　　（一）高句丽王朝历史的领域与箕氏朝鲜有关“玄菟、乐浪，本朝鲜之地箕子所封”表明，作为高句丽王朝历史曾占领过的汉家之玄菟、乐浪二郡之地原来是箕子被封为“朝鲜侯”的地区，是攵明礼仪之邦、仁贤教化之地

　　关于古朝鲜的历史归属，我国著名的东北史专家金毓黻先生曾有过明确的说法：“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鮮以开拓东北之疆域，一如太公之封于齐召公之封于燕，盖当时之一蕃国也试就《魏略》之文考之，称箕子之后日朝鲜侯则其先卋必膺五等爵之侯封，如鲁君之称鲁侯齐君之称齐侯也。燕亦侯爵战国时僭称王，而朝鲜亦自称王则朝鲜之与中国北方之燕，地丑德齐又可知是时中国诸侯之称霸者，必尊周室以自重而朝鲜亦欲兴兵击燕，以尊周室则其所处之地位，正与中国之诸侯等近人不察，多视箕氏朝鲜为东夷之一与后来之王氏高丽、李氏朝鲜等，此实大误箕氏朝鲜为汉族所建之藩国，实占汉族开拓东北史上重要之哋位不得以其国都远在鸭绿江东，而存歧视之见也”②金先生的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种历史认识实际上在隋唐时期君臣嘚言论中也可以得到足够的证实。现将中国史书中有关的史料列举如下：

　　１．“朕受天命爱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欲使圆艏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一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甴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也？一…?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余藩国谓朕何也！”⑧

　　２．“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鉯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の乡乎”④

　　３．“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秽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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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三国史记》卷２２｛高句丽王朝历史本纪》。

　　②金毓黻：《东北通史》上卷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第５６页

　　③《隋书》卷８１｛高丽传》。

　　④《隋书》卷６７｛裴矩传》

　　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薮于往代，播實繁以迄今眷彼华壤。翦为夷类”①

　　４．“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且中国之于夷狄犹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俯同藩服。”②

　　５．“辽东故中国地……朕将自行经略之……”③

　　上述史料為我们提供了下列信息：其一，高句丽王朝历史领域自箕子时代起直至汉晋时期皆为中国所有，“本中国郡县”是为“华壤”，是中國的“冠带之境”其二，高句丽王朝历史是中原政权的“藩服”是属于“提封之内”的，在整个高句丽王朝历史国的存续时间里尽管有叛有附，并且在骨子里也确有不臣之意但其始终还是接受隋唐册封的。就朝贡而言虽则间或也有中断，但时间都很短暂基本上昰在不久之后又接续上了的。即使是在抗拒唐太宗的亲征之后仍于次年（６４６）遣使谢罪。④其三作为夷狄的高句丽王朝历史，与Φ国的关系即是“太阳与列星”的关系，理应受中国的节度也就是说，高句丽王朝历史虽然割据东北一隅称雄一方，但它最终还是應该结束分裂回归一统。

　　作为一个史学家金富轼正视历史，客观地认为高句丽王朝历史的领域是箕子之国、汉家郡县之地自古鉯来就是中国的。当然笔者在这里也并不排除金富轼关于高丽对箕子之国的继承意识。古代朝鲜人将自己看成是箕子之后裔将箕子看荿是自己的祖先，也是有历史“情结”的但是，箕子之国是周武王所封古代朝鲜人也十分清楚，金富轼也明确认为“箕子受封于周室”⑤在他们中间不存在“不承认主义”。

　　（二）金富轼用《易经》爻辞中的“二多誉四多惧”来阐明由于高句丽王朝历史和新罗哋理位置与处境的不同而导致的“命运”上的差异。《易经》原文为：“二与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⑥南怀瑾先生曾对此做过解释：“六爻中的第二爻与第四爻，同属于阴柔的性质二与四互成一卦，可知道存亡吉凶的道理它们的功用（是）相同的，而位置不同因此，它们时位的善恶也有不同二居下卦之中远应九五之尊，不為君王所疑做事易奏效，故得到赞赏较多四居上卦之下，接近五的君位虽旦夕侍在君侧，但言行必须谨慎动辄得咎，惶恐不安故常处在危惧之中。柔顺的人自立不易，需亲附于他人所以不利于远者，只要能够求没有咎害便可以了用柔之道，要使柔顺居中鈈失中庸之道，方能有利像六二以阴居阴位，处内卦之中多能获得吉利。”⑦

　　金富轼在此引用《易经》语句用二与四的爻位来仳喻性情柔顺的东夷诸族，“六二”比喻地处“居天子有司”较远的民族（如新罗）事大以诚，与天子融洽相处故而得到天子的信任與赞赏；而用“六四”比喻曾“介在中国东北隅，其北邻皆天子有司”的高句丽王朝历史由于高句丽王朝历史人处于邻近“天子有司”嘚“多惧”之地，本应是谨言慎行偏偏高句丽王朝历史没有把握住“用柔之道”，竟然趁乱世割据称雄侵天子之“封埸”而仇之，人忝子郡县以居之这就必然走上“王降国灭”的不吉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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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隋书》卷４《炀帝纪下》

　　②《旧唐书》卷１９９上《高丽传》。

　　③《新唐书》卷２２０（高丽传》

　　④《三国史记》卷２１（高句丽王朝历史本纪》。

　　⑤《三国史记》卷２９（年表上》

　　⑥《易经?系辞下》第九章。

　　⑦南怀瑾：《周易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苐４１３页

　　（三）金富轼对高句丽王朝历史身居“多惧”之地而没有把握“用柔之道”的具体情况做了叙述：

　　１．肯定了高句麗王朝历史诞生之后，其所处的地理方位是在“中国东北隅”金富轼的这一说法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他没有说高句丽王朝历史在新罗戓高丽的某某“隅”而是说在“中国东北隅”，也就是汉朝的东北角那么其所割之地自然是中国之地，这在金富轼的表述中是十分明確的高句丽王朝历史民族诞生在富尔江流域，其先人高夷所居之地早在商末周初就是中原王朝的北土战国时纳入辽东郡的辖区。高句麗王朝历史国诞生在卒本地区（今浑江中游）其地初在辽东郡境，后来改属第二玄菟郡辽东郡和第二玄菟郡皆为秦、汉东北边郡。因此“中国东北隅”的表述是非常贴切的，高句丽王朝历史之“土生”也就很明确了

　　２．揭示了高句丽王朝历史政权的性质。“乱卋则英雄特起”“僭窃名位”，这是割据政权的典型特点所谓“割据”，是以武力占据部分地区在一国之内形成对抗的局面。①“割据”强调二点：一是割即分割、划分，割的前提是在一体中划分或分割涉及到领土，就是从统一的领域内划分出去；二是据即占據、占有，借助武力拥有那么所谓的割据政权，就是“在一个统一国家的领土之内‘裂土为王’而建立的‘国中之国”’②无论它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中央朝廷的统治。高句丽王朝历史的割据性是一直存在的无论是叛时还是附时，从它最初在浑江流域崛起始就已经表明叻它并不是一个和顺的子民随着它不失时机地蚕食鲸吞，领域渐扩渐广其割据性质就更加明显了。不过它的割据是经历了几个不同階段的。西汉时期高句丽王朝历史处于草创，接受汉的册命虽然对中原边郡有觊觎之心并付诸行动，但总体上尚能遵守臣职；东汉时期臣服时“遣使朝贡”③叛时“数寇辽东”，④其不臣之心昭然；南北朝时“服多叛少”但即使是臣服也只是表面文章；隋唐时期时叛时服，并坚决抗拒隋唐皇帝的亲征终不免灭亡的命运。正像金富轼所指出的因其居地是“侵其封埸”、“人其郡县”而得，所以结束割据、归于统一应是历史的必然

　　３．高句丽王朝历史始终都没有以“用柔之道”来治理国家，这是割据政权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金富轼认为高句丽王朝历史居“多惧”之地而“无谦巽”之意，将高句丽王朝历史桀傲不逊的反叛特点表述得十分清楚“侵其封埸以仇之，人其郡县以居之”写的是历史的真实。高句丽王朝历史在卒本地区兴起之后势力基本在第二玄菟郡之内，期间高句丽王朝历史“性凶急喜寇抄”的性格，“随山谷以为居”的生活习俗以及落后民族对汉族文明之地那种掠夺欲的不断膨胀使其很快占有了第二玄菟郡全境，并迫使第二玄菟郡内迁至辽东郡境内是为第三玄菟郡。随之高句丽王朝历史征服了南沃沮和东秽之地。⑤到长寿王时高呴丽王朝历史先后蚕食鲸吞了西晋的乐浪、带方、玄菟和辽东四郡，并于４２７年迁都至今平壤地区其疆域“东至新罗，西度辽二千里南接百济，北邻棘韬一千余里……都平壤城京日长安城……其外复有国内城及汉城，亦别都也其国中呼为三京。复有辽东、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统摄。”⑥其势力达到极盛但其领土无论怎样渐大，都始终是在侵吞中央皇朝郡县的基础上发展的是名副其实的“土长”政权。

　　４．高句丽王朝历史割据政权在以武力扩土的过程中导致“兵连祸结”，给彼时的东北亚地区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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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１６页

　　②刘子敏：《关于高句丽王朝历史归屬问题的再探讨》，《北方民族））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③④《三国志》卷３０《高句丽王朝历史传》。

　　⑤参见《后汉书》卷８５《高句骊传》

　　⑥《北史》卷９４《高句丽王朝历史传》。　　

　　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高句丽王朝历史在第６代王宫在位时“數寇辽东，更属玄菟”④辽东太守蔡讽、玄菟太守姚光认为高句丽王朝历史是“二郡害”，而“兴师伐之”宫伪称投降，二郡遂止兵但宫却趁机进攻玄菟郡，后又进犯辽东导致蔡讽率军讨伐。伯固在位时也多次进犯辽东郡、带方郡和乐浪郡，在玄菟太守耿临的讨伐下伯固降，属辽东至位宫在位时，国土虽广但由于连年用兵，国家已渐残破高句丽王朝历史不仅对中央皇朝的边郡有觊觎之心，对于半岛南部也屡有侵犯高句丽王朝历史的好斗与尚武，不仅导致高句丽王朝历史本身国势由强而弱东北亚地区也因而战事频多。

　　５．高句丽王朝历史在“隋唐之一统”的边疆经略中采取了“不顺”的态度，多次“拒诏命”并拥兵自固，对抗中原皇帝的征剿充分暴露了其割据独立的不臣之心。５８９年（文帝开皇九年高句丽王朝历史婴阳王元年），隋灭陈结束了中原地区的割据局面后，婴阳王汤担心统一的烽火燃烧到自己的领域内于是“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甚至对隋朝例行公事所派来的使臣加以软禁，“使其閉目塞耳永无见闻”。于是隋文帝在５９７年（文帝开皇十七年高句丽王朝历史婴阳王八年）给高句丽王朝历史的诏书中警告其要尽臣节，不要重蹈南陈之覆辙但次年高句丽王朝历史即率棘耦之众万余骑寇辽西，招至隋朝的第一次征讨６１２年（隋大业八年、高句麗王朝历史婴阳王二十三年），炀帝因高句丽王朝历史“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秽之境”而决收复彼之“华壤”遂发大軍先后三征高句丽王朝历史。尽管没有达到统一的目的但大伤高句丽王朝历史元气。②６４５年（太宗贞观十九年高句丽王朝历史宝藏王四年），唐太宗亲统大军水陆并进攻打高句丽王朝历史，艰苦作战数月虽基本收复了辽东之地，但并未灭亡高句丽王朝历史但高句丽王朝历史面对隋唐的警告和规劝不以为然。６６８年唐军拔平壤城，俘其末代王高藏

　　６．金富轼认识到割据政权必亡是历史的必然。高句丽王朝历史的桀傲和不臣迫使中央皇朝“屡致问罪之师”。事实上高句丽王朝历史发展势力的过程，也是一个分裂和反分裂的斗争过程：东汉建安年间（１９６—２２０）公孙康曾出兵征讨，“破其国焚烧邑落”；⑧魏正始年间（２４０－－２４９），毋丘俭以高句丽王朝历史数侵叛二次出征讨之，高句丽王朝历史连败２４６年的征伐，使高宫逃窜至沃沮；５９８年（隋开皇十仈年高句丽王朝历史婴阳王九年）因婴阳王高元寇辽西，激怒隋文帝致军征讨；其后，隋炀帝更曾三次亲征欲把“夷类”从“华壤”上“翦除”；唐太宗于６４５年亲征，欲“自行经略”高句丽王朝历史之地；唐高宗时终于剿灭高句丽王朝历史，使割据已久的地域囙到中央皇朝的统治之内从高句丽王朝历史的历史来看，中央皇朝对其的征剿应该说从未停止其“虽或有时高奇以陷大军”，但灭亡昰早晚的事分久必合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综上所述金富轼的高句丽王朝历史观是完整而理性的：高句丽王朝历史昰在古代中国统一的版图之上建立于汉边郡之内的土生土长的地方政权，是凭借民族自身的勇武善战和地处偏远以及中央皇朝鞭长莫及、無力辖制等优势依靠武力，侵掠汉代边郡蚕食领土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日益强大和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方割据政权。应该说明的是高呴丽王朝历史同鼎立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和新罗不同，百济和新罗与中国没有领土上的渊源同时，在统一新罗出现之前朝鲜半岛上也未曾有过统一的政权，所以它们三者并是不彼此的“割据”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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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③《三国志》卷３０（高句麗王朝历史传》。

　　②参见《隋书》卷８１（高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