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工作工资和中国资是不是比中国高

楼主也太想当然了吧。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能在日本稳定工作有且只有3种!!1.在日本本土大学毕业后找工作。2.在国内通过技术签证赴日工作,此类基本都是靠IT的。3.靠家族签证赴日。其他什么中介赴日工作的全是做苦力!看楼主这样子是不是觉着自己考了个N1就想当然能去日本工作,然并卵,N1连渣渣都不算~~~你也太会做白日梦了吧。。。。。。最后,别把在日工作想成一件多美好的事情。。。。。。

給与、アジア勢が上 中国4000万円?日本2700万円 人材獲得で競り負けも」とありました。記事の

には「中国やシンガポールでは部長の給料は平均2300万?2400万円、日本は2千万円に届かず、取締役はベトナムにも抜かれる」とあります。日経のこの記事に限らず、海外では全般的に役職者の給与は日本の水準とは雲泥のレベルに上がってきているのが現状です。

之前日经上有一篇“董事的工资 亚洲范围内中国是4000万日元日本是2700万日元 在人才竞争中失败”的文章。文章开头写“在中国或新加坡,部长的工资平均2300万~2400万日元,在日本却不到2千万日元,董事(的工资)也不及越南”。撇开日经的这篇报道,事实上在国外,身兼要职者的工资整体要比日本的多出不少是现状。

なぜそういう状態がおきているのか、ですが、記事の中で

の意見として「『海外は役割の大きさに応じ

する』と指摘する。日本は同じ部長職なら主力部門から間接部門まで給与水準をそろえる傾向がある」とあります。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根据文章中专家的意见,他指出“国外会毫不吝啬地给与和职位相符的工资’。在日本,同样是部长一职,也有要均衡主力部门和非主力部门间的工资水准的倾向”。

このコンサルタント氏の指摘は教科書的には正しいのですが、その一歩先を考え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这位专家的指摘如教科书一般正确,但我认为还要再进一步地思考。

私が25年海外で仕事をしていて感じる理由は「適材の不足」に尽きます。

我在国外工作了25年所感受到的理由要归于“适合的人才不足”。

先日、元取引先の当地の大手

の社長と立ち話していたところ、「現場数が多すぎて

(所長)があと10人は欲しい。大手は一定の給与額の設定があり、それ以上出せないのだが、中小の建設会社がルール違反でとんでもない金額で技術者を抜いていく」と嘆いていました。

前几天和原客户·当地的大型承包公司的社长站着闲谈,“工地数量太多所以想招管理人(所长)10人。但大型企业是有一定的工资额度设定的,(工资)不能超过那个额度,但中小型建设公司会违反规定给出很高的金额然后挖走技术人员”,他叹气道。

これが何を意味するかと言えば人材の需要と供給で一定の能力、資格を持った人材が極端に不足しているため、給与が青天井で上がっていく状況が如実に映し出されています。では、それら上昇した人件費はどうやって吸収しているかと言えばエンド

を引き上げるのであり、最終消費者が「高い!」と文句を言いながらもちゃんと売れていくというのが実態であります。

这其实如实地反映了人才供需中,如果持有一定能力、资格的人才极端不足,其工资势必会无限度上涨的状况。那上涨的人事费用怎么消化,那就是提高生产出的商品的最终价格,最后消费者只能一边抱怨着“好贵!”但还是只得接受,这是实态。

では日本はどうなのか、と言えば一定水準の人材はまだまだ集まりやすいということなの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那么要说日本的情况到底如何,我认为一定水准的人才在日本还是比较容易召集的。

一つには教育水準が押しなべて高く、大学卒業者も多くいます。就職すれば会社は高額の費用をかけて様々な教育、訓練を施します。つまりどんな人材でも一定水準を保っているのです。80年代に

出身者を探せ、という飲食業界の声があったと記憶しています。同社が施したOJTや各種訓練の

が極めて高く、飲食業界では同社を辞めて転職する人たちの奪い合いがあったのです。

一是教育水平相对来说较高,大学毕业生也比较多。公司会花费高额的费用来进行各种教育、训练。也就是说,无论是怎么样的人才都能保持一定的水准。我还记得80年代餐饮界有流行雇用在麦当劳工作过的人。因为该公司实施的OJT和各种训练通用性极高,在餐饮界中曾有过争夺从麦当劳跳槽的人的风潮。

また、日本の人事政策は30歳過ぎまではいろいろな部門を回らせ、ゼネラリストとしての基礎を作り、そこから専門性を高めていくという

を行っています。つまり、課長や部長職になれる基礎力を持った人材を分け隔てなく作り上げてきたとも言えます。

另外,日本的人事政策是, 30岁之前在各个部门轮岗,为全面发展打基础,然后再提高专业性这样一个循环。也就是说,没有将有成为科长、部长基础实力的人区分培养。

そうするとどうなるか、と言えば部長候補が

いて、選べるほど人材がいるのです。しかも社内選抜が主流ですから外部招へいに伴う

料はありません。ここが給与設定額が上がらない最大の理由だと思います。

这样做的话会变成怎样呢?部长候补人数多,可以有余地地挑选人才是。而且公司内的选拔是主流,所以从外部寻找人才的猎头费及追加费用是没有的。我认为这是工资设定额升不上去的最大理由。

言い換えれば海外には人材がそう

にいないから幹部職の給与が高い一方で日本は同じ仕事をできる人間が多いから需要と供給の関係で

になっているともいえる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問題は日系企業が海外展開する際にその道のプロを海外で

場合、とんでもない人件費で予算と合わ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しばしば生じていることが海外人事政策の最大の

换言之,国外的人才并不是很多,所以干部职务的人工资很高,而在日本会做同样工作的人很多,因为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工资)就低廉了。问题是,日企在国外开展业务之际,需要在国外雇佣该领域的专业人手的话,经常会发生高额人事费导致预算超标的情况,这可以说是国外人事政策的最大障碍。

本翻译为沪江日语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中国人工资低要找谁讲理?此文根据的是几年前的数据,抖落出一些名士们想忘记的自己曾说过的话。此书让一些不得了的人不舒服了,先说声对不起,再请大家评评理:看看几年前是谁说对了】

富士康在职工N连跳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一个月内两次加薪,薪水翻了一倍还多。大陆民众讥讽说:一个月加的薪超过了十年。本田在因罢工而停产后,也同意加薪24%。其他企业,也都纷纷跟着加薪。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加薪对企业和职工都是惊人的幅度。但是,富士康和本田的加薪则不同。大幅度的加薪,只不过暴露了长期的低薪。而这也是中国经济的普遍问题。

富士康号称世界500强,按说是著名的跨国公司。但是,在加薪前给中国员工的“底薪”,竟然是每月900元。无独有偶,本田在佛山的零部件工厂员工517日罢工的起因,是不满工资待遇,要求厂方将月工资从1500元左右上调至2000元至2500元。有报道指出,广东201051日才开始执行最低工资新标准,佛山属于第二类标准组别,新最低工资为每月920元。深圳的最低工资则不受这次调整影响,目前的最低工资仍为关内1000元、关外900元。深圳最低工资新标准于201071日实施,但在富士康事件发生时,新标准还没有定下来。在珠三角,多数工厂员工的工资是由最低工资加上超时工资、奖金以及补贴组成,因此有专家和学者指出,在罢工和坠楼事件扩散开来前,政府最起码能做的是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这实在是个世界奇观。在世界显赫的大企业,员工想提高工资居然要靠政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在中国很少引起公众的惊诧。你如果在发达国家生活一段就知道,这种世界级企业的工资标准,和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几乎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情。怎么在中国几乎成了一回事呢?

让我们看看简单的事实。

什么是最低工资呢?从历史上看,最低工资一开始针对的就是血汗工厂。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这种血汗工厂经常通过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保护这些童工和女工的基本权利,才有了最低工资制。如今发达国家的最低工资,也主要是要保护移民、小时工、学生工等等的权利,和一般大企业的工资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在美国的最低工资一小时7.5美元时,三大汽车的工人年薪十万美元以上,不包括福利的净工薪是每小时43.75美元;如果把福利退休金等全加起来,则每小时达到75美元。这后一个数字,整整比最低工资线高了10倍。一个把轮胎装在新车上的工人,一天的净挣的工薪为340美元,如果加上福利和退休金,一天则为600美元。和最低工资线有关的,是那些送外卖、在餐馆刷盘子的人。这些人中,许多是学生。比如,当薪水高得多的全职工作和学业冲突时,他们宁愿干不足10美元一小时的半职,灵活地补充一下自己的经济能力,日后另谋前途。这很难构成他们长期的工作。

另外,就这个最低工资线本身来说,中国也低得出奇。

在美国和日本,最低工资大致是人均GDP32%,换算成年收入,在美国大致为15000美元,在日本为11000美元。一些西方国家的比例更高。比如,法国的最低工资是人均GDP51%,大致合17500多美元;澳大利亚也是51%的比例,大致合19000多美元;英国的比例高达61%,大致合22000多美元。另外,比利时(52%)、荷兰(47%)、葡萄牙(42%)、加拿大(41%)、瑞士和西班牙(37%)、奥地利(35%)等,最低工资与人均GDP的比例都比美日要高。32%的标准,绝对不是个很高的标准。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等等的最低工资,也都超出这一标准。

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9年的数据,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人均GDP6576美元。按此数用32%来换算一下,中国的最低工资线每月合人民币要在1190元左右。可惜,这个水平中国最发达的大都市也很少有达到的。当然,以美元购买力计算也许夸大了中国人均GDP的水平。那么就看看以人民币为单位的数据:广州市人均GDP2008年就突破了8万元。如果最低工资被定在人均GDP32%的水平上,则相当于2130元的月薪。可是,查查网上资料,广州的最低工资线在2010年大幅度提高后,也才刚刚突破1000元大关,还不及32%的人均GDP这个标准的一半!

笔者在这里无意要把最低工资线定在人均GDP32%的水平上。展示这些数据的目的无非是想说明两点:第一,中国的最低工资线比起经济发展水平来明显偏低。第二,最低工资线最初就是针对血汗工厂的,现在则主要针对的是学生工、小时工等临时性工作。按照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惯例,大企业的工资标准至少应该是这个最低工资线的数倍。本田是个很好的例子。一位本田零部件公司员工晒出了工资清单:南海本田I级工资=基本工资(675)+职能工资(340)+全勤补贴(100)+生活补贴(65)+住房补贴(250)+交通补贴(80)=1510元,扣除养老保险(132)、医疗保险(41)、住房公积金(126),到手的工资为1211元。若每月除去房租250元、吃饭300元、电话费100元、日用品100元、工会费5元,每月仅剩456元。这就使这些工人只能在生存线上挣扎。在美国如何呢?

有人说,日本在美国的汽车厂家工资也很低,所以竞争力强。其实这根本不是事实。日本的汽车公司在美国设厂,工人年薪也在十万上下。之所以比美国的竞争对手略低,那是因为日本的厂子后建,躲开了生活费用高的地区,到了便宜低薪的南方建厂。考虑到物价指数因素,其实际工资水平和美国三大汽车不相上下。更何况,日本厂家在经济衰退时,不像美国的同行那样解雇工人,宁愿把不做事的人“养”起来,成为模范雇主,劳动力成本实际上很高。

中国本田工厂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公司一个20多岁的日本支援者曾自称每月工资有5万元人民币,这还不包括令人艳羡的补贴和福利。以部长为例,每月收入可达10万元人民币以上。“日本那边经常会派支援者过来,支援者吃住行全包,每天还有300多美元的补助,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个月工资。”全加起来,日本工人比中国工人的收入高50倍。

这不过是体现了本田是怎么对待日本的劳工的。这已经不能用两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解释。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中国为6,567美元,日本为32,608美元,也就5倍之差。即使用美元面值计算,双方也就是10倍左右的差距。不管怎么算,两国员工的工薪也无差50倍之理。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同样的国际著名企业,在国外(不管本国还是其设在发达国家的海外企业)对员工都非常礼遇,乃至在这种企业中就职成为员工的自豪,为何一到了中国就开起血汗工厂来?第二,为什么中国社会对这种巨大的反差不仅不震惊,反而视为常例,甚至是自己的“比较优势”?

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围绕着富士康和本田来就事论事是远远不够的。这不得不涉及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过去一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大谈低工资的“比较优势”,为“衬衫经济学”唱赞歌。其实,“衬衫经济学”就是“血汗经济学”。七、八年前,我在美国的一个私下场合碰到位国内来的“主流经济学家”。当我表示对低薪的忧虑时,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中国的竞争力所在。看看美国,工人工资高得吓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竞争力?再过几年,中国的大学都要超过美国。”

我马上提出欠薪的问题。他则一摆手:“那都是极少数,都是被媒体炒作的。你下去看看,低薪提供的是工作机会,绝大多数都是自愿的。”我再接着追问:“那么中国工人是否缺乏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的能力,进而导致工资过低?”他干脆不说话了,只是固执地摇头,最后嘴里小声嘟囔一句:“这不说明问题。”

这场对话,自然是不欢而散,但充分体现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于“血汗经济”的认同。这也怪不得,无论是在富士康还是本田事件上,主流经济学家对于这种震动全国的问题集体失语。只有张五常出来大声疾呼“工资集体协商更容易导致罢工”。对此,我们到后面再加讨论。

几年前,这位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教祖的张五常就站出来高呼所谓中国的贫富分化过大之说是“胡说八道”,是世界银行和很多好事之徒给做出来的。他甚至说下岗工人是活该:“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假如一个人真想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一份的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

房地产大鳄任志强2006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采访,在谈起自己的“扶贫”经验时更是义愤填膺:“我从那儿(任曾经插队的落后村庄,人均年收入400元,)拉了60个人到北京打工,我让县武装部组织培训,还专门开车去拉来,怕他们走丢了,拉到顺义别墅区里当服务员、当保安,我一个月给(每人)3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管服装。可是,不到两个月全跑光了,宁愿回去受穷!干了一年半的只有两个人。该不该穷?我说我再不给你们捐钱。活该!”他最后不忘加上一句:“你看看周其仁(经济学家)、茅于轼(经济学家)和我说的一样不一样?”

面对这些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我们不能不说,富士康也好,本田也好,对待职工怕是还好得多呢。毕竟人家每月给9001500元,比起600300元好多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中普遍的血汗原则要残酷得多。

首先必须指出,中国的制度结构,要为低薪负主要责任。美国的产业工人为什么工资高?一大原因就是人家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战后美国工会的政治影响举足轻重。特别是在选举日,工人当家作主的感觉格外地强。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总统,投票日一直尼克松领先,但到了晚上就大翻盘,肯尼迪入主白宫。在那个时代的选举日,傍晚到来以前的选票绝对归共和党所有。直到晚上五、六点钟时分,劳动阶层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或在吃完晚饭后和家人一起走向投票站,选举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变天了。

更不要忘了,那位被工人选票击败的尼克松,当年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展开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当时美国在苏联展览的民房,在苏联人眼里是豪宅,媒体称之为“泰姬陵”。尼克松则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房子一个工人靠自己的工资很轻松地就可以买下来。现在美国工会势力衰落,但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况且工人的选票即使离开工会也是令人生畏的政治砝码。这也难怪,日本汽车公司到美国建厂选址,虽然要找便宜的地区,但也没有去最便宜的地区。他们要算政治账:哪里的选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中国就不同了。劳工不构成一个强有力的选民集团,无法在政治上施加影响;又无权利自发组织工会、集体和资方进行讨价还价。老板可以任意压低工资不说,而且说解雇就解雇。任志强有“任大炮”之称。他的“直言秀”,在中国社会很有市场。很多人敬佩他正直的人格,认为他敢于顶风说出人们不愿意听的事实。可惜,这种“正直”,实际上是中国国情造就的趋炎附势而已。他真的“正直”吗?

在《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笔下,面对比他大的权力,“他酸不溜丢地说自己是‘替人管钥匙的使唤丫头’。”你看看大观园里“管钥匙的使唤丫头”会为主人作什么,就明白他面对权力有多少骨气。其实谁不怕权力呢?我们对害怕权力的人不必求全责备。但是,这个软骨头转过头来对无权无势的穷人马上就变成了“硬骨头”,可以厉叱穷得“活该”!难道这样的人格分裂不是一种心理病症吗?

薛涌: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薛涌 中国工人的月薪应该是多少?这当然应该和他们的贡献成比例。不切实际的高工资固然会妨碍企业的竞争力;但过低的工资,不仅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也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所以,我们应该探讨一个中国工人理想的工资标准。

工人工资的基础,是劳动生产率,即每小时或每年一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最近,联合国公布了世界各国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数字,以此再参照有关国家工人的平均工资,就可以建立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

根据联合国的数字,美国工人一年创造63885美元的价值,聚全球之首;爱尔兰工人排第二,一年创造55986美元;第三是卢森堡工人,55641美元;比利时和法国分排第四、第五,各为55235美元和54609美元。

按小时算,挪威工人居第一,每小时创造37.99美元的价值;美国工人第二,每小时创造35.63美元;法国工人以半美元之差屈居第三。劳动生产率以年衡量和以小时衡量结果不同,主要是因为各国工人平均每年劳动时间不同。美国人一年工作1804个小时,挪威和法国工人则分别是1407.1和1564.4个小时。

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近年有很大跃进,工作时间则远较发达国家的工人长,高出2200个小时。一个中国工人平均每年创造的价值为12642美元;不过,一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才创造910美元。如果把美国的数字也这么拆开来算,一个美国工厂工人一年创造104606美元,农业工人则为52585 美元。也就是说,一个美国的工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是一个中国工人的八倍多。美国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则比中国农民高将近58倍!

美国工人2005年的平均工资是40409美元。也就是说,一个美国工人一年创造的十多万美元中,有四万出头用来支付其工资,比例是39%左右。另外,这样的工人,从雇主那里享受家庭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等福利。仅家庭医疗保险这一项,就达一万四五千美元。各种福利全加起来,企业在一个工人身上花的钱恐怕就超过六万美元之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人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是进了工人的腰包。我们还必须注意,美国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分化最厉害的。而本世纪初这几年,又是美国战后贫富分化最严重的时刻,乃至最近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工人的工资上涨远赶不上他们劳动生产率的上涨。甚至有些统计还表明工人的工资自2002年以来下降了。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劳工的低薪压低了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美国工人在国内的相对经济地位正处于战后以来的最底点上。与此同时,美国CEO的收入,是普通职工的364倍,贫富差距也达到了战后空前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创造的财富中有39%是作为自己的工资,这个比例绝对不高,而应该是个底线。

那么,我们就不妨以这个底线来算出中国工人的平均月薪是多少。中国工人创造的12642美元,按一美元7.9人民币来算(2006年人民币兑美元破八),就是99872 人民币,接近十万块。按照39%的比例,工人的平均年薪应该是38950元;平均到月,就是3246元(注意,这只是全国平均数,沿海大城市自然要比这一数字高得多)。同时,每个职工还应该额外享受退休金、全家医疗保险等等。看病除了缴十块二十块的门诊费、拿药再缴十块、二十块外,一切都应该免费。自然,孩子上学,也应该免费,上大学至少享受部分奖学金。这才应该是中国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

而根据我看到的资料,2006 年中国在岗职工年工资为21001元,平均为月薪才1750元;在医疗保险、孩子上学等等福利上,比“应该”的水平恐怕更落后。就在不久以前,张五常还在抱怨,说他的朋友在广东东莞开工厂,月薪六百多基本找不到人。要知道,东莞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生活费用甚高。美国最发达的地区,工人的平均年薪远在五万美元以上。要这么算,东莞地区工人的月薪,至少也要在四千块钱以上了。怎么能把工人的工资压到这个数的六分之一呢?

我从来不主张政府出面指导企业制定工资标准。健康的市场经济,能创造出高薪。美国固然有最低工资线。但是,这一最低工资线两年后也不过是七美元多一点,多是为保护打零工的人。而美国工厂的全职工人的工资水平远比最低工资线高得多,每小时达到二十多美元;政府的最低工资线的升降,和他们无关。相反,1942年罗斯福总统下令限制企业给工人加薪;但是,企业为了竞争,明着不加薪,暗里猛加福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给职工提供医疗保险。到了1952年,美国税务总署裁定职工的福利不属于需要纳税的收入。由雇主承担的福利制度,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传统上讲“福利国家”,一谈福利就联想到政府干预。从美国福利制度的这个历程看,福利也是市场自由竞争出来的,甚至是抗拒政府干预的结果。

张五常等等,曾声称中国现在比美国更自由,在经济发展上更有制度优势。他把中国最发达地区工人“应该”拿的工资,从四千左右降到了六百多。工人不愿在这种条件下干活,他就破口大骂。有些老板,干脆就不给钱了。难道这就叫自由吗?比较一下世界最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工资水平,中国工人的低薪,恐怕只能归结于市场改革不彻底、社会制度不公正,乃至无法保证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亚当.斯密当年就指出,工商势力的垄断,限制了工人工资的上涨。作为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他首先出来为工人的低薪打抱不平。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低薪辩护。几年前我就曾亲耳听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美国工人工资太高,没有竞争力。确实,二战以来,美国的工人一直享受着独体的家庭住房、长期的休假等等“贵族工人”的待遇。半个世纪前,美国工人的日子比现在更有保证,与其他阶层比起来的相对生活水平更高。但是,美国的竞争力并没有衰退。事实上,世界其他发达国家,比美国还要均富得多。一个美国的老板在电视上说:“如果你一提高工人的工资,你的公司就要破产,那只能说明你的企业太缺乏竞争力,根本不应该存在,被淘汰掉对经济有好处。”这话道出了经济发展的宏观真理:如果企业可以靠“自由”地压低工人的薪水来维持竞争力,这样的企业就会被超低的劳动力成本娇惯坏了,不去考虑提供管理水平和开发新技术,永远在低端产业徘徊。同理,中国的经济要真正具有竞争力,中国人就应该变得更贵一些。根据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除了良好的福利外,中国工人到2010年的平均月薪应该达到四千左右,发达地区则应该更高,沿海大城市应该达到五千以上。如果企业支付这样的工资后赚不了钱,这样的企业就应该被淘汰。如果这样的企业不仅不被淘汰,反而成了主流,那么只能说明中国的企业太无能,中国的经济也必将丧失长久的竞争力。

多余的话:此稿在被四家合作媒体以不同原因退稿后,终于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有删节地刊出。

薛涌:晒晒美国的工资单

记得六年前我第一次在美国拿到工资单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没有搞错?怎么说好的年薪,平均到每月要少四分之一?后来人事部的主任坐下来和我一笔一笔地算:联邦税、州税、社安、医保…. 把这些都扣除,确实四分之一左右的钱就没了。

工资单是说明美国社会运转的活例证。可惜,我希望有些个人隐私,虽然几年来一直想谈此问题,但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工资单拿出来晒。最近则有了机会。一个小公司的总裁,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晒了自己一个职工的工资单。他这样作,主要是抱怨赋税是多么繁重,并以此论证美国9.5%的失业率为什么不可能很快降下来。不过,他这么一晒,也透露了企业对职工担负着什么责任。

被晒了工资单的职工叫Sally。为了保护隐私,用的是化名。她在这家设在新泽西、有83个职工的音响设备工资工作了15年,高中毕业程度,受到若干职业训练,年薪59000美元。这一工资不仅在这家公司属于中等,而且也算是美国的典型工作收入了。

59000美元的年薪,意味着实际收入44000美元,因为有15000美元被从工资单上扣除。这包括她支付的2376美元的医疗和牙医保险,126美元的州失业保险,149美元的残疾保险,856美元的医疗保障。新泽西州政府则拿走1892美元的州税,联邦政府拿走6250美元的社安和其他税收。

Sally从年薪中少拿15000美元,公司则为了她59000的年薪多支付15000美元。也就是说,公司雇佣她的实际开支是74000美元。Sally为自己的医疗保险支付了2376美元,但并不够,大头还是公司出,是9561美元。另外,公司要支付她的生命保险等等,价码是153美元。联邦政府要公司为她支付56美元的失业保险,149美元的残疾保险,300美元的诉讼赔偿保险,856美元的医疗保障,3661美元的社安,州里则拿走505的失业保险。这么一算,公司支付了74000美元,职工才拿到了44000美元的实际收入和12000美元的福利(主要是医疗保险)。政府拿走的部分占了33%。

这位总裁没有讨论的问题是:Sally的工资单被扣走这么多钱,她得到的是什么?最大头的是医疗保险。有了医保,不仅是她自己,全家看病基本不花钱。不管是看门诊、专家,还是住院,一般一次支付15美元的门诊费。药费也仅仅支付很小的百分比,而且支付总额一般是封顶的。而且,你可以随便选专家、名医看病。赶上个大手术,则一分钱不用付。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保险,自然费用高了。在奥巴马的医改案通过前,美国大概仅有16%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社安是另一大头。公司要缴,职工本人也要缴。这其实就是你的退休金。失业保险则是另外一项,也是公司和职工共同承担。你一旦失业,半年可以领半薪,这就有了喘息的机会,在经济不太差的年月,半年内也会再找到工作。当然,你要有工伤或者死亡,你或者家属都会领到大笔的赔偿。

不错,美国的税确实重。但是,这种重,几乎给你一个全方位的保险。你其他的开支就省了。美国人不爱储蓄,主要也是要操心的事情不那么多。当然,Sally所在的是家小公司,福利并不好。稍微好些的地方,则还会有各种其他福利。比如,孩子上大学也能拿到些补助等等。

中国要走出低薪经济,仅仅提高工资是不够的。中国的劳动者更需要的,是切实的社会保障。

薛涌:一张税单反映的中美收入对比

  我在《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中,曾通过和印度对比,批评了中国式全球化:中国是“世界工厂”,拿外国的订单按人家的设计来制造产品。最后产品出口了,外汇来了,中国的经济融入全球了。但是,一切创意所带来的高附加值都是人家的,我们挣下的不过是几个血汗钱。更重要的是,这种全球化是纯物质性的,没有精神的层面。比如,中国的工人通过给“老外”作鞋融入世界,似乎很全球化。但穿鞋的人和作鞋的人没有任何直接的交流,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所以我们是经济开放,文化闭塞;甚至越是全球化,越觉得自己受剥削,极端民族主义精神就越强。印度则不同,是“世界办公室”。我在美国用计算机有问题,电话打给制造商,马上被接转到了印度,由那里的技术人员教我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印度的经济融入了世界,人也融入了世界。因为印度的服务人员和美国的用户直接通话,有时在技术处理的等候阶段还拉拉家常,谈谈共同喜欢的电影等等。这样经济开放,文化也开放。从长远看,比我们更有优势。

  此文曾贴到我的博客里,并立即引起激烈的反应。一个网友骂道:“奴才!你觉得你能给美国人接电话就高人一等吗?”其实这种反应,正好证明了我的观点:你如果只给人家作鞋,没有和人家直接电话聊过天,就享受不到朋友之间那种平等的人际关系,只觉得自己是在给有钱人干活,心里激愤不已,由此当然可能酝酿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最近一件小事,触发了我同样的感受。我今年刚刚填完税表。象我这样的工薪阶层在美国缴税,主要是通过工资单税(payroll tax)来完成:事先把家庭人口等数据填写清楚,领工资时,税自动扣除。等到每年四月十五日,再根据家庭收入,人口和开支等等数据结帐,多退少补。以我目前的情况,每年能退回一千美元左右的税款,所以填报税表就很重要。

  可是,填报税表对门外汉来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税法和税表的语言非常抽象,有时忙了一天也填不好。一些美国朋友开玩笑说:税表上写的不是英文。如今有各种各样的软件帮助你填写。我这个计算机盲,一听软件褪就软,所以只好找专业服务人员。美国稍微热闹点的街道,一般就能找到这样的报税服务机构。

  我每年找同样一个会计帮我填税表。第一次时支付了一百多的服务费。以后每年支付九十块。我拿的是很标准的工薪阶层的工资单,对专业人员来说很简单。第一次多花些时间,以后照猫画虎,二十分钟就完事了。这个会计是本地一个走读的大学毕业,正式工作是办公室秘书,但自己开个报税服务公司,挣点外块,办事周到可靠。今年她告诉我,填好的税表不再用我跑到邮局寄出,她已经在网上报税,最后给我一个文件夹,里面有所有的帐目供我查对。

  我拿到文件夹,高高兴兴地看自己要回来了多少钱。但在文件夹背后,又发现一行小字:“中国制造”。这又让我感慨万千。不久前看新闻,说美国的报税业开始外包给印度。今年又是网上报税,不禁让我为我的会计未来的生计担心:一切都上了网,税表在印度作和在美国作就没有什么不一样。印度的服务费用低一倍还不止,大家凭什么要找昂贵的美国会计呢?再设想一下五年以后的情形:我这个税表没有什么变化,是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人的税表,税表上退回来的税款,大概价值还是在一千美元左右;但税表本身则是在印度填的,服务费用也许会从九十美元降低到三十美元吧;而最后用来装有关文件的文件夹,则是“中国制造”,价值二十美分。换句话说,在报税这一买卖中,美国人挣了一千美元,印度人三十美元,中国人挣了二十美分。

  如果总站在这二十美分的位置上,中国经济能够领导世界吗?大话少说,我们至少应该抢到三十美元那笔买卖。报税不属于高技术,而是个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只要语言过关,经过适当训练,普通大学生就能胜任。中国的大学生人数世界第一,劳动力费用便宜,正有这个优势,怎么能让印度一枝独秀?更重要的是,这一产业,远非这区区三十美元。想想看,美国这个世界帝国,底气在哪里?全在这些税表上。没有这些税表,政府要关门,美军要解散,还谈什么领导世界?美国的联邦税收系统经营日久,非常有效率,一个帝国就靠这个系统供应。中国也刚刚采取个人报税制度,目前问题正多,需要向人家学习。试想,如果我们开设一个报税国际服务公司,给世界各发达国家提供服务,这种公司抢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个产业,而且获得了所有这些国家税收制度专业知识,可以在税收问题上给中国政府提供咨询,逐渐建立中国的税收体制。这样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国家。

  可是,看看我们的大学,能培养这样的人才吗?多年来,我一直强调,大学教育,一定要重视外语,重视对国外的研究,特别是要有“美国学”,否则无法维持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可惜,到现在为止,中国用英语教学的大学寥寥无几,有的是满街“为什么要学英语?”的质问。中国还没有真正的“美国学”,有的是“中国人对美国的知识要远多于美国人对中国的知识”的自满。我还是劝说国人:中国的人均GDP,依然在世界排百名上下,是个地道的穷国。我们还是应该夹起尾巴,多学学人家的东西,以后才可能有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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