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基督新教的历史和现状
本文粗略勾勒韩国基督新教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坚忍抗争、军人独裁统治时期迅猛发展和民生宪政时期衰颓不振的历史轮廓，概述其民族主义、民主性和现代性诉求在国际国内沧桑变局中的复杂表现，尝试揭示其文化交融特质及固有困境。 关键词：韩国基督新教 民族主义 祈福信仰
& & 韩国的宗教格局一直是多宗教的和多教派的。其宗教生态的高度多样性可以从宗教教派和宗派的数量略窥一二：迄今为止，韩国有１８个佛教宗派，９４个基督新教教派，３９３个小型的新宗教团体（包括圆佛教、天道教和伊斯兰教）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萨满教和儒教对韩国文化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和先入为主性的。韩国民众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会不同程度地、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萨满教和儒教的影响，韩国的其他宗教或信仰形态几乎都存在一个萨满教化和儒教化的问题。
一、殖民统治时期坚忍抗争
侵占、奴役朝鲜半岛并将其变成殖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侵略扩张目标。２０世纪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速了吞并朝鲜的进程。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２日，日本政府逼迫朝鲜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朝鲜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１９１９年３月１日，韩国天道教１５人、基督新教１６人和佛教２人在汉城联名发表独立宣言，发起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这次运动涉及韩国社会各界和各大宗教，起核心领导作用的是基督新教，运动期间的集会场所大多是基督新教会，受害最多的也是基督新教徒。③
距１８８４年正式传入韩国仅有３５年传教史的基督新教，通过&三&一&独立运动在韩国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韩国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一面旗帜，同时也以民族主义诉求与基督福音相结合的形式为基督新教在韩国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日本对于韩国的殖民统治使得韩国社会内部出现严重的阶级分化和极度的贫困化。残酷的剥削压榨使许多韩国农民失去土地，涌入城市，陷入饥寒交迫、衣食无着的状态。在逃亡中国东北（满洲里）和参加社会革命这两条出路之外，也有不少人选择第三条路&&&皈依上帝、寻求精神慰藉。因参与&三&一&独立运动而被捕入狱的许多牧师陆续获释，也使基督新教获得长足的发展。据统计，基督新教徒在１９１９年时有１９．６万人，１９２５年增加到２６万多人，１９３４年达到３３万人④。基督新教成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韩国社会势力最强的宗教团体。１９４１年末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随后镇压基督新教会，导致基督新教徒数量锐减，１９４３年末教徒数量仅剩２１万余人。⑤
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所遭受的苦难，使韩国基督新教徒将自己的信仰群体，与罗马帝国占领时期的古代以色列相类比，按照基督宗教文明的理想光复和重建自己的祖国，便成为这个信仰群体的使命。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许多教会领导人献身于民族独立事业和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对于韩国基督新教处境化的早期阶段至关重要。民族主义共识使得韩国基督新教能够与其他宗教合作。因此，民族主义便成为韩国基督新教的突出特征。
韩国的萨满教、儒教和佛教尽管历史悠久，对韩国民众的影响根深蒂固。但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上半叶，韩民族所遭遇的国家危亡和苦难的历史情境中，以往的传统宗教在救亡图存方面黯然失色，不堪敷用，而基督新教却异军突起，以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为传教策略，顺应了韩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尽管在１９５０年以前基督新教徒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却在韩国社会中站稳了脚跟。引进与基督宗教相关联的西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也使韩国社会在现代教育和医疗制度发展方面获益良多。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概念是现代最强有力的政治概念之一。一般而言，特殊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的宗教的融合将产生不可思议的悖论，因为关涉血缘、宗族或氏族的民族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基督宗教的对立面。但是在韩国，基督新教与民族主义在２０世纪初的联盟却给韩民族提供了一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精神武器，基督新教与民族主义因此成为韩民族独立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面旗帜。
二、独裁统治时期迅猛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韩民族实现了民族独立。然而，以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分歧为主要特征的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很快使朝鲜半岛于１９４８年５&８月间陷入事实上的分裂状态。三八线以南地区以汉城为首都的大韩民国和三八线以北地区以平壤为首都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存对峙。这种分裂状态又因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间的朝鲜战争而定型延续至今。
李承晚政权（１９４８&１９６０）利用当时的战争氛围，诱使美国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利用当时特殊的南北战争状态，建立个人独裁。通过政变上台的朴正熙政权（１９６１&１９７９）以威权主义独裁体制和&贱民资本主义&方式，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突出成就。但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后期也使韩国政治社会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同样是通过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权（１９７９&１９８８）继续推进经济发展，而在专制、独裁、政经勾结、社会腐败方面则登峰造极，社会各界的民主诉求与抗争此起彼伏。&１９８７年宪法&作为朝野妥协的产物于１９８８年初问世，标志着韩国现代史上军人独裁统治阶段的寿终正寝。⑥
据有关统计，１９１０年韩国第一代基督新教徒占韩国人口的１％。该比例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上升为３％，并一直保持稳定，直到１９６０年初期增长为６％，并随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８０年韩国经济增长而持续增长。基督新教徒占人口比例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期达到约２０％，９０年代在１５％至１７％之间波动。⑦
韩国基督新教在二战和朝鲜战争后，尤其是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９０年这三十年间，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如果说韩国这一时期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成就堪称&汉江奇迹&的话，那么韩国基督新教所取得的爆炸性增长成就⑧，也堪称世界传教史上的&汉江奇迹&。１９６０年后，Ｔｈｏｍａｓ Ａｌｔｉｚｅｒ宣称所谓&上帝死亡&和主教Ｊｏｈｎ Ａ．Ｔ．Ｒｏｂｉｎｓｏｎ预言&教会死亡&曾震惊西方教会⑨，并创造出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神学氛围。但是韩国的情形却正好相反：韩国教会蓬勃发展和繁荣的年代在１９６０年才刚刚开始。韩国基督新教在这一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迅猛增长的现象，韩国学术界给出了三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解释基于历史视角，认为韩国教会发展的最强有力的原因是政治性的。过去１００年的政治危机，尤其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使韩国人民对儒家思想和古代朝鲜的封建制度产生严重的幻灭感，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真空为基督新教进入韩国提供了良机。
第二种解释基于现代性视角，认为当代韩国上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发生的政治、经济变化是韩国教会发展的关键情境。在韩国现代化初始阶段，社会问题丛生：&拥有&与&匮乏&、经济增长与经济不公平、官僚垄断与缺乏自由、城市化与共同体缺乏之间形成尖锐对比，深度的困惑、焦虑与不知所措弥漫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韩国社会。有关生存的意义、社会的性质和精神本质等问题困扰着韩国人，而基督新教对这些问题给出了某种答案。
第三种解释是&剥夺理论&。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韩国军人独裁统治，使成千上万的韩国人处于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被剥夺和被排斥的状态。对于这些人来说，基督新教教会组织的人权运动和反政府活动，可以成为政治上的补偿；教会提供的物质祈福和富足许诺，可以成为经济上的补偿；教会提供的身份感和归属感共同体，可以成为孤独感和异化感等社会交往欠缺的补偿。⑩
我们也可以参考上述解释，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方面来进行分析。
在政治方面，韩民族自１９世纪末期以来，饱受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侵略。历经朝鲜王朝覆亡、沦为日本殖民地、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其后又经历朝鲜战争造成的国家分裂、骨肉分离和满目疮痍的历史悲剧。军人独裁统治更是肆意践踏人权和民主。凡此种种所引发的政治上的苦难意识，再加上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为遏制共产主义在远东扩张而对基督宗教的暗中扶持，便使得曾经是民族主义旗帜的基督新教，成为那个年代的民主主义旗帜和似乎&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由于美国在帮助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和主导朝鲜战争（或韩战）格局方面扮演的都是&解放者&甚或&救世主&的角色{11}，因此韩国基督新教徒的感恩心理和&爱屋及乌&情结，便使得基督新教的信徒数量爆炸性增长现象，具有某种似是而非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在经济方面，韩民族遭受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压榨，朝鲜战争又留下一片废墟，百废待兴，民生多艰。军人独裁统治强制推行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驱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在失去原有的血缘宗法纽带支撑的情况下，能否找到一种有助于改善生存状态的经济互助型组织、至少是能提供某种程度的归属感的情感共同体，对于漂泊于异乡、痛苦挣扎于都市的韩国民众来说便显得至关重要。而恰好具备此种功能的基督新教教会于是就倍受劳苦阶层的青睐，因为洋溢着浓郁萨满教气息的祈福信仰，对弱势群体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很难抗拒的。
在文化方面，韩民族固有的萨满教传统和早已消化吸收良好的儒教、佛教虽然在救亡图存方面功效甚微，但却是韩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国民性的重要内容基督新教根据韩国特定的文化情境所创造出的祈福信仰、追悼食和上帝的韩文译名等，最大限度地弱化了基督福音在韩国传播时所遭遇的文化心理障碍，使得韩国基督新教徒不仅对于全球化时代普世性基督宗教的韩国化会产生一种&非由外烁，我固有之&的文化自负，而且对于追随超级大国美国的宗教信仰所招致的&事大主义&和&爱屋及乌&之机能有一种&信仰不分先后&的自欺欺人般的心理安慰。此外，与信仰儒教或佛教相比，信仰基督新教后所产生的时髦感和现代感、甚至文化优越感可能也是社会心理层面的客观事实。而弃旧图新心理和从众心理，对于韩国基督新教爆炸性增长潜在的推波助澜作用，无疑也是值得考虑的。
关于上帝的韩文译名问题，１８８２年一位苏格兰长老教派传教士与其助手将《马可福音》译为韩文时，将基督宗教的Ｇｏｄ译为韩文 ，意思是&天的主宰或天上的至尊者&。 的译名被韩国基督新教一直沿用至今。由于被创造性地赋予了儒家思想中的&天命&含义和萨满教中的&至上神&含义， 最终成为韩国基督新教上帝的最佳译名。
受儒家祭祀仪式影响而形成的追悼食，是韩国对于基督宗教的独特贡献。一般而言，儒家通过祭祀祖先来表达孝道。而基督宗教则认为祭祀类似于鬼神崇拜或亡灵崇拜，是一种偶像崇拜，因而禁止举行或参与祭祀仪式。但为了更好地在韩国文化传统中&处境化&，韩国基督新教创造了追悼食仪式，和祭祀在同一天举行，但内容和过程与祭祀完全不同，体现出一种韩国特有的融合儒家和基督新教的文化二重性。
祈福信仰是韩国基督新教为强调今生幸福而创造的宗教仪式。其中涉及住房、金钱、食物、好工作、好运气和超自然治疗等非常个人化的物质需求，涉及家庭问题和物质幸福问题。号称拥有８９万信徒的当今世界最大的基督新教组织&&&汝矣岛全福音教会的赵镛基牧师早在１９９７年的布道中就曾讲过三重祝福：灵魂救赎、身体健康和生活富足。汝矣岛全福音教会中的巨型语录牌上写有这样的文字&&&Ｂｅｌｏｖｅｄ，Ｉ ｐｒａｙ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ｂ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ｊｕｓｔ ａｓ ｓｏｕｌ ｐｒｏｓｐｅｒｓ．３Ｊｏｈｎ１∶ ２。选取《圣经》中的这样一句话作为祈福信仰的经典依据，可谓用心良苦、耐人寻味，而究竟什么最能打动韩国基督新教徒的心灵由此也可见一斑。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祈福信仰来源于萨满教信仰。韩国人主要的祈福诉求是健康、生活富足、找到好配偶、拥有好工作、拥有商业资产和今生的和平生活。
韩国人之所以会热衷于祈福信仰，是因为他们一百多年来遭受了太多的苦难，朝鲜战争后满目疮痍的艰难的生存条件，更使得韩国民众对于财产、健康和个人问题的解决抱有强烈的愿望。韩国萨满教中固有的祈愿今生幸福的宗教传统，被基督新教因地制宜地发展出祈福信仰仪式，帮助基督新教徒在韩战后通过辛勤劳作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韩国经济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到８０年代这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祈福信仰得到更加广泛的传播，而祈福信仰的广泛传播也促进基督新教教会数量和信徒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基督新教徒在韩国总人口所占比例，从６０年代初的３％猛增到８０年代后期的２０％，由此可以略窥基督新教的心理抚慰作用和对于今生幸福的许诺所具有的吸引力。{12}这一时期的基督新教教会主要可分为，以民众教会为代表的少数派教会和以保守的福音派为主流的多数派教会。其中多数派教会中的都市大型教会，以追求教徒数量增长为主要目标，积极筹措资金扩大教会建筑规模，设法拥有自己的报社和礼拜大厅。其最主要的兴趣是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会聚教会以达到经济目的，而最有效的一个策略就是刻意强调&上帝对于信徒当前生活的祝福&。{13}
韩国基督新教内部的民众教会及其神学理论&&&民众神学（Ｍｉｎｊｕｎｇ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在上世纪７０年代横空出世，异军突起{14}。民众神学有两个关键词：民众和恨。民众的本义是指草根阶层，但在当代韩国是特指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社会上受孤立，并且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对于民众的解释有多种含义，但有一点相同，民众是历史的主人，历史的推动者。民众神学的核心思想是：关注被损害者和穷人的疾苦、追求社会公平，将神学思想的探索与改变被损害者和穷人的社会状况紧密结合起来。{15}
令人感到奇特而有趣的是，韩国的&韩&在韩语中作为名词恰好有&恨&的含义。将韩国称为&恨之国&自然难免夸张和开玩笑之嫌，但&恨&事实上又的确是理解韩国历史和现实的一个关键词。韩国民众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恨，对于本国军人独裁统治的恨，对于美帝国主义扶持本国独裁者的恨，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不公的恨，以及韩国妇女对于儒教父权男权压制的恨，构成民众神学中&恨&这一关键词的丰富内涵。与鼓吹爱的福音的韩国基督新教主流教派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恨&独树一帜的民众神学在韩国基督新教中并非主流，但却影响很大，不仅集民族主义诉求和民主主义诉求于一身，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韩国当代历史的曲折性和复杂性，而且与拉美解放神学遥相呼应，为全球化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人类思想宝库增添了重要的内容。
三、民主宪政时期衰颓不振
卢泰愚政权（１９８８&１９９２）成功举办１９８８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使社会结构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已经萎缩的新军部势力进一步衰落，社会政治格局急剧变动。金泳三政权（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开启韩国文人统治的新时代，但派阀政治、地域感情、官治金融、财阀垄断、政经勾结、权钱交易等痼疾使民主改革步履维艰。金大中政权（１９９８&２００２）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和财政紧缩政策，使经济逐渐走出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的低谷，并于２０００年实现历史性的首次南北峰会。{16}
２００３年３月，律师出身的卢武铉出任韩国第１６届总统，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南北和解进程、朝核危机等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的复杂纠葛中曲折发展至今。
这一时期韩国宗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由上述表格不难看出，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５年的十年间，佛教、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无论是绝对人口数字、还是相对百分占比，都呈明显的和稳健的上升态势。而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５年的十年间，三大宗教以往的上升态势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佛教停滞不前，天主教绝对人口增长显著，而基督新教人口绝对数字下降近１５万，相对百分占比下降１．３５％，呈衰颓不振之势。
韩国进入民主化时代之后，基督新教大多数教会的信徒数量都开始缓慢下降，教会对于社会问题和社会活动的漠然置之态度，使不少信徒倍感失望。以前那种过分强调教会、信徒、教堂规模以及祈福信仰之类的世俗性财富追求，对于那些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人日益丧失吸引力。那些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被剥夺者曾经在教会里找到过补偿，后来又找到了其他形式的补偿，于是便逐渐远离教会。事实上，近年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教会的功能正逐渐被体育、电影、录像、休闲活动、有线电视和电脑游戏等所代替{17}。韩国基督新教上世纪９０年代至今之所以趋于停滞甚或衰颓，韩国学术界一般认为有如下原因：牧师专制和教会结构僵硬；教会的存在和风格与社会现实了无关联；教会发展目标误置；总体上失去了与普通民众、与社会、甚至与历史变迁的联系。
面对国内衰颓教势无可奈何的韩国基督新教界，现在却热衷于向世界各地传教，包括动荡不安的伊斯兰世界。据统计，韩国基督新教迄今已向１７３个国家派遣了近１．７万名传教士，数量仅次于美国。即便在中东、中亚伊斯兰国家等禁止传布异教的高危地区，韩国教会也为虎作伥地派遣了４７００多人冒险从事各种活动，甚或以&拍照重于传教&为指导思想竭力维持其存在状态，千方百计制造&搏出位&式的广告效应，以打造品牌形象。２００６年８月，韩国基督新教福音派团体&亚洲文化与发展协会&号召信徒前往阿富汗，参加名为&２００６年阿富汗和平庆典&的活动，结果约１５００名在阿富汗境内聚集的韩国基督新教徒被阿富汗政府驱逐出境。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９日，２３名韩国基督新教徒&义工&在阿富汗被塔利班组织绑架，其后２名人质遇害，余者因韩国政府的全力介入和重大让步才于８月底获释。阿富汗人质事件期间，美国《时代》周刊（网络版）曾针对韩国教会&搏出位&现象发表如下评论：&开拓新市场和危险的传教活动存在宣传效果，而且最终会带来名誉和金钱，这使韩国教会的牧师热衷于比别人先行一步，包括尽可能多地向海外派遣教徒进行传教活动。&{18}
值得强调说明的是，朝鲜半岛或韩民族与基督新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撇开半岛北部的情况不谈，即使是半岛的南部即韩国与基督新教之间的联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历史偶然因素的制约。例如，１９０８年，西方传教士为了避免教区交叠所导致的彼此摩擦和资金、时间、精力的浪费，专门协商制定了所谓&教区划分&的传教策略。其中长老教派负责庆尚道，而监理教派主要负责忠清道。后来又有更进一步的划分{19}。韩国基督新教徒选择教派的自由事实上受到西方传教士&教区划分&策略的严重限制。明乎此，则后来一些狂热的韩国基督徒试图将朝鲜的英语译名Ｃｈｏｓｕｎ改为Ｃｈｏｓｅｎ并因此自诩为上帝选民的荒唐之举可以休矣。
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韩国基督新教为相当一部分民众提供了历史沧桑情境中民族苦难的灵性补偿和冷战年代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抗衡的精神支柱的话，那么随着９０年代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阵营的衰微和民主宪政时代的到来，后资本主义时代消费文化的勃兴，韩国社会日益世俗化，激烈的社会竞争使人们的伦理和宗教意识日趋淡漠，丧失时代特征和社会情境关联度的基督信教福音与韩国社会渐行渐远，越来越没有往昔的吸引力，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不由自主地浸染上一种后宗教的和后基督教的时代气息。换言之，韩国基督新教晚近的衰颓不振实乃时势使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国际大气候与韩国国内小气候交互作用的产物。{20} 结 & 语
西方基督宗教的扩张实际上是西方宗教的社会文化特殊性的扩张。西方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向非西方世界传播时，基督宗教一直如影随形，并常常扮演很不光彩的代理人的角色。１９世纪以来通讯技术和交通条件的突飞猛进，使基督宗教的传播发生飞跃式的进展，宗教的全球化似乎变成了现实。西方现代基督宗教作为文化殖民主义的工具，向非西方世界灌输浸透着西方优越感的上帝救世说和人类救赎史。在将其他宗教贬损为偶像崇拜和低级迷信的同时，基督宗教将世界各地独特的信仰传统驯化和标准化，破坏甚或损毁其他的宗教传统和信仰形态{21}。这一点与西方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的经济霸权类似。
工业革命、尤其是１９世纪中叶以来，人类文明的基本格局是&&&西方是强者，处于世界的中心，掌握话语霸权，始终是宏大叙事中的主角或主语&我们&；东方是弱者，处于世界的边缘，是宏大叙事中和西方人眼中的配角或宾语&他者&。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文化毒害和精神奴役，东方人逐渐接受西方人的&他者&歧视，外化的&他者&地位逐渐内化为&他者&心态，并逐渐学会用西方话语来表述自己，鹦鹉学舌地诉诸西方的价值取向和宗教信仰来确认或追认自己的民族认同或文化身份。韩国１９世纪末以来饱受苦难，其民族认同或文化认同甚至不得不诉诸基督宗教，不得不借助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无疑是殖民主义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一种特有的悲哀与无奈。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该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基督新教在以民族解放与复兴、民主化和现代化为目标的现代韩国的复杂表现，与韩国特定时空情境中的国内外因素密切相关。考虑到韩国的&事大主义&历史传统及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因素和国际政治背景，基督新教在韩国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或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中国影响衰微和西方影响增强的一种反映。而韩国基督新教晚近的衰颓不振，事实上也是复杂的国际环境与韩国国内情境交互作用的产物。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与儒教、佛教等源自东方的古老宗教传统历久弥新相对照，韩国基督新教作为一种源自西方的新的宗教传统，其民族的、民主的和现代性的文化认同和理想诉求，在未来的岁月中能否在扬弃文化殖民主义胎记的前提下，恢复往昔的感召力和生命力，真正成为全球化时代东西文明冲突与交融的见证样板，或许值得有识之士及感兴趣者拭目以待。 & & &作者简介：黄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本文责编：习五一 （《科学与无神论》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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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本月全部关于世界三大宗教，你了解多少？关于世界三大宗教，你了解多少？冰蝶柳百家号世界三大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是世界上目前仅有的被一部分国家列为国教的宗教。三大宗教都提倡和平共处，之间也都有文化交流。慈悲，博爱，和平，是这三大宗教的真谛，同时也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目标，下面为大家简单介绍下三大宗教基本信息：基督教：包括三大流派，分别是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三大宗教中也是属基督教人口最多。相传基督教的创始人为耶稣，他在30岁左右开始在巴基斯坦地区传教。耶稣思想的中心在于“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两点。其中基督教的基本经典是《圣经》，由《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两大部分构成。基督教认为是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人类始祖。基督教伊斯兰教：包括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别，其中逊尼派人数占最多。这是一个顺从安拉、崇尚和平、祈求安宁的宗教，其中教派中特有的绿色象征着和平。伊斯兰教是科学的宗教，它鼓励人们通过真科学对宇宙、世界进行认识和思考，从而使信仰更加坚固。伊斯兰教信安拉，相信安拉是造化、调养宇宙万物，掌管今世与执掌后世最后审判的唯一主宰，同时也信天使、信圣人、信前定、信后世、信经典。伊斯兰教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其中包括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三大派系。据经文记载，佛教的创始人为释迦摩尼，本命乔达摩悉达多，是古代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部落王子，以净饭王为父、摩诃摩耶为母。作为王子娶妻生子之后，有一天在城中行走，于一日之中见到了生老病死：婴儿、老者、大病者和尸体，生出了修行的念头，于是四处求法、苦行、冥想，最后在菩提树下静坐七日（也有记载说49日）而大彻大悟。佛教由于三大宗教的记载较多，本文就不在一一叙述，如果有比较感兴趣的可以自行查阅一些典籍去了解更多信息。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一起交流学习世界文化。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冰蝶柳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本人有丰富的领域写作经验。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Jeremy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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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登录：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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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历史贡献
诺贝尔奖得主宗教信仰统计&
作者：角声在日的中国《人民政协报》里，发表了一份《诺贝尔奖得主信仰小考》。文中提到，对诺贝尔奖得主的信仰进行研究，是中国某高层领导，在1997年委任基督教「两会」新负责人时，提出的两个问题之一，目的是要了解信仰与科学的关系。一位佚名的作者，经过5年的研究，终于得出了以下的答案：
诺贝尔奖于1901年开始颁发，作者研究至1996年止，除了在第一及第二次大战期间，有些年份停止评奖外，共有639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物理学奖148人；化学奖123人；生理及医学奖159人；文学奖91人；和平奖81人；经济奖37人。
他们来自43个国家，其中美国229人；英国81人；德国72人；法国48人；瑞典27人；瑞士18人；前苏联17人；荷兰15人；意大利13人；奥地利11人；丹麦11人；日本8人；以色列4人；印度3人；南非6人；埃及2人；澳洲4人；阿根廷4人。
作者特别提出，美国得奖人数遥遥领先，只因美国是个族裔大熔炉，囊括了各国菁英，如美籍华人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犹太裔之爱因斯坦、基辛格等等。
在宗教方面，96.7%的诺贝尔奖得主，有宗教信仰。其中相信基督耶稣者596人；犹太教8人；佛教8人；伊斯兰教4人；印度教2人，只有21人无宗教信仰。在81名和平奖得主中，宗教背景更为突出，如印度的德兰修女、南非的曼德拉……大概只有1位和平奖得主，表示无宗教信仰，就是越南南方领袖黎得寿，他于1973年得奖，但却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殊荣。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相信人有灵魂的。因此，统计至1996年为止，96.7%的诺贝尔奖得主，都相信人有灵魂。事实显示，相信人有灵魂的社会菁英，比不相信人有灵魂的「唯物论」者，在科学及人类历史上，作出了更极积、更有益、更正面的贡献！
很多中国人视基督教为洋教甚至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首先这是因为基督教来华后没有被中国文化同化，导致统治阶级及其仇恨基督教，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污蔑基督教；其次，某些传教士的劣行也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统治者也喜欢夸大这些事来愚弄百姓。基于以上事实，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环境远比佛教恶劣，老百姓（尤其是40——50岁的人）对基督教怀有一种抵触情绪。但这些不能阻碍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因为上帝的道是越逼迫越兴旺的，义和团运动时中国基督徒才7万，现在不到一亿就是这个原因。
佛教已经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生存环境以及老百姓的认同感都是很好的，但是佛教现在这样的环境是靠着对中国文化的妥协完成的，楼主可以看看下面的资料：
1、古印度文化、社会与中华差异很大。原始佛教的创始，佛陀倡导众生平等、追求出世、出家修道。与儒家君臣父子、纲常宗法、封建伦理是相对立的。
2、佛教传入之初，“儒佛之争”、“佛道之争”是很激烈的，甚至不惜利用皇权强制力来打击对方，以至酿成流血斗争。
3、但佛教为了在中国传播发展，善于“脱变”基础教义，注重“迎合”。迎合“道”，迎合“儒”，直至迎合“巫”……
4、佛经的翻译，就显露地“迎合”中土的传统哲学和封建伦理。以传为第一部汉译佛经的《四十二章经》为例，此经的内容重点宣扬了佛教的人生无常和爱欲为蔽等思想，但行文中却夹杂着“解无为法”、“行道守真”之类的道家思想和“以礼从人”之类的儒家语言。
另外如安世高所译的《佛说尸迦罗越六方礼经》，或着将原文中与儒家孝道不相一致的内容删除不译，或着另外加进了子女应奉养父母的教训，而把原文中夫妻、主仆平等的关系又译为丈夫高于妻子、奴婢侍奉主人等等。为传播需要而“迎合”俗世的欲、庸俗的心，这种思想品德、媚态行为，显然已不是佛陀原教了。
5、自北魏、隋唐以来，皆有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说法。特别是北魏，曾在举国崇奉的大同武冈山开凿石窟，以“山川可以终天”的谀辞，模拟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皇帝的样子造像，首开“皇帝即如来”说法的先河。其时，所谓的高僧昙曜对皇帝的尊崇真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辽代承继了该宗教思想，把“皇帝即如来”的佛教传教思想造型化。
武则天时期，女性化的佛像层出不穷，弥勒佛像的女性化，无疑是依据武则天的形象加以美化塑造而成的，这和北魏昙曜五窟依据帝王相貌来塑佛像一样，岂不是在强调“皇帝即如来”的观念？也就是说，武则天不仅以弥勒自居，还要百姓如同信奉弥勒一般的信仰自己…………
至于两教的人数，没有确切的数据，因为很多信徒并没有向政府登记，所以政府给出数字是不准确了。
对现在的中国，基督教比佛教重要，因为它是中国人认识西方和西方文化的一个窗口，同时它也向中国人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
最后，我要澄清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事实：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麽多坏事，我们为什麽还要信他们的宗教？”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著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於外国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於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於历史，有负於前人和后人，也有负於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於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也会有一些对中国人抱有深刻种族偏见的人，会有一些滥用西方人所拥有的条约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此，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然而，承认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有失误和不足之处，和全盘否定其在华宣教事业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一笔抹煞。由於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我想，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
中国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法正常地阅读和写作。那时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法。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流传，影响了许多人。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拜上帝会”的。到1860年，大约有一百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90年增至近二百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三百七十万份。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
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端。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马礼逊初到中国时，中国尚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堂和学校。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於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著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1876年，还只有不到六千名学生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一万七千名。那时候，进外国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著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儿。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日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求的目标。远在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国近代专业教育的先行者。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国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而开创中国人出国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容闳，他於1847年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Brown），带到美国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於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自那以后，中国各地出国留学的人便逐渐增加。到上世纪初，出国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医疗卫生事业
在介绍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及卫生制度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小型的医院。此后他们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创办医院。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人的切实需要。传统的中医药，虽然在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治疗急性病和传染病方面往往毫无办法。比如当时流行的霍乱、鼠疫、猩红热、脑膜炎、肺结核、麻疯病等，中医药基本上是束手无策的，因为对微生物的传播特点几乎没有什麽认识。传教士医生把西方当时最先进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手段带到中国来，帮助了很多人，特别是那些完全没有能力看病求医的贫穷人士。传教士也尽可能把一些建立在生理学和生物学知识基础上的西方卫生观念传递给中国人，使他们开始形成合乎卫生学的生活方式。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只知道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如何在抗日战争中，为八路军建立战地医院，怎样不辞辛劳为中国军民治病，甚至在血液不足时为病人输他自己的血。很少有人知道，远在白求恩医生来华之前，早已有数以百计的传教士医生在中国默默奉献，像白求恩一样不时用自己的鲜血抢救中国人的生命。有的传教士医生在十分偏僻的隔离区建立麻疯病院，长期和麻疯病人生活在一起，想方设法为他们治病，给他们爱，向他们传福音。那时，就是麻疯病人的亲人都不敢接近他们。正是这些“上帝的使者”的努力，才使国人慢慢地打破了对麻疯病的盲目恐惧，建立了麻疯病也可以治愈的正确观念。
中国的近现代医学教育和医药科技，也同样发端於传教士所创办的医科大学和临床观察研究。中国著名的协和医院、华西医科大学等，都是传教士所创办的。我在〈基督教传教士在禁止鸦片贸易中的历史贡献〉（《海外校园》第29期）一文中提到，在鸦片贸易的初期阶段，人们对鸦片的看法就像二十世纪中期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大多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因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军民百姓都趋之若鹜。而正是传教士医生，在临床观察中积累了大量鸦片毒害人身体，破坏家庭生活的资料，并在他们本国信徒的协助下，发起了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经过他们长期的抗争，终於迫使英国政府立法，取缔了鸦片贸易。
扶困济危、帮助弱势
传教士秉承主耶稣关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太》25:40）的精神，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体切入。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婴。著名的“扬州教案”，就是因“传教士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这样一个恶意的谣言引起的。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於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本已身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的几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於对外国人的偏见，就认定他们在虐杀婴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民围攻内地会驻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
传教士不但收容孤儿和弃婴，而且为他们设立学校，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能力自立於社会的人。在抗战期间，两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为了把她们所管理的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竟带著他们从山东，经过河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数千里路，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直走到陕西某地，才得到了其他传教士的接济。也是在抗战期间，河南一家传教士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冒著自己被日寇强暴的风险，保护了在医院里避难的数百名中国难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救济灾民也是传教士经常做的工作之一，无论哪里发生洪涝灾害，流行疫病或者战争，哪里就有传教士的身影。美国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东传教近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
传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力。传教士是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
后来，随著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
让国人直接认识真理
新教（更正教）传教士，秉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的通行语言，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耶稣基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第一位来华宣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於1807年来到中国后，由於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从事公开的宣教工作。但他一点都不气馁，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於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於1823年出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长声，在他所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指出：
“基督教的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在中国开始传播，这是天主教在华活动了二百多年所没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译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p.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传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於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於1840年前后完成。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由於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传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并於次年成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文理(即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三种译本的翻译工作。其中，“浅文理译本”於1904年出版了新约部份，“文理译本”於1906年出版，而於1919年出版的“官话（国语）和合译本”则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份，默默地发挥著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建立中国教会
西方传教士也遵行主耶稣的嘱咐，为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中国人施洗，并建立中国教会。初期中国人对其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马礼逊在开展在华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才有机会为第一位中国信徒施洗。从此以后，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信主，教会就这样像一棵纤弱的幼苗一般，在中国的土地上扎下了根，并且日渐茁壮地成长起来。
就在1817年前后，有位印刷工出身的梁发（又称梁阿发），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也是马礼逊在文字、教育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从这样一个卑微起点开始，中国教会在传教士的辛勤培植下慢慢地成长壮大，到十九世纪结束时，已经达到信徒二十多万人，到1927年达到五十多万人，而到五十年代初西方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大陆时，已经接近一百万。
在中国教会建立的初期，中国信徒和中国教牧人员在信仰上还不是很成熟，因而需要西方传教士的栽培、护持和指导，所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缺乏独立性。但是，随著中国信徒的信仰根基日渐牢固，教牧人员的灵命、素养，和传道、教导及牧养教会的能力的提高，中国教会便日益具有了独立独特的本土化特色。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已经有了像王明道先生所带领的教会那样，完全不依赖西方差会支持，也不需要传教士参与指导，真正坚持“自立、自养、自传”原则的中国教会。
中国教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不独立，到半独立，再到完全独立的发展道路表明，教会是上帝亲手建造的。他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神的子民”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作盐作光”，给迷失的世人新的盼望和新的人生方向。而西方传教士，在把上帝的话语传递给我们中国人，并在中国的大地上建立上帝的教会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是“上帝的使者”，并且非常忠实地完成了主耶稣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对此，我们中国人理应对他们抱有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才对，而绝不应该用百般的羞辱和侮蔑来对待他们。他们出於对上帝和对我们中国人的爱，放弃了本国的舒适生活，远离故乡和亲朋好友，来到中国，甘愿和当时的中国人过同样的艰苦生活，甚至贡献出鲜血和生命，这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
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掩盖和抹煞。
从1582 年(明朝万历十年)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起,到1644 年(明朝崇祯十七年) 明朝覆灭止,为第一阶段,是中西文化交流兴起并得到初步发展的阶段。
利玛窦凭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制定并推行了天主教儒学化以及科学传教的方针,使天主教得到了明朝士大夫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传教士们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更是吸引了明朝士绅的注意和好奇，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和医学等全面传入中国。一批诸如《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远西奇器图说》、《火攻挈要》等书的翻译以及世界地图的传入,打开了明朝知识界认识和了解“西学”的窗口,冲击了明代崇尚空谈的学风,促进了我国传统科学的发展。而《崇祯历书》的编撰和西洋火枪的仿造,则是西方科技在中国成功的应用。所有这些都开启了西学东传的大门,为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条件。
清初的顺治、康熙时期(1644 年—1722 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二阶段,即发展和繁盛时期。
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通力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全国地图的测绘,采用了经纬图法、梯形投影等先进方法,制成了《皇舆图》。它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地图制作。
中国现代教育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机构，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一些中国著名大学起源于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新教中学早期有烟台中学，后期有培正中学、培道中学（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学则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和静宜大学等。这些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
基督教在华所成立的学校、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弱势机构、老幼院（如：盲哑学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等各种。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男子中学有一百间、女子中学有九十五间、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间。中学数计二百五十九，学生数约有五万。大学计有十三间，有：济南的济鲁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文江文理学院、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华男女子学院、广东的领东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上述十三所大学的学生数计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至于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统计：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出版事业方面，教会所创办的杂志刊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计有中文杂志二百十一种，英文杂志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百三十八种。民国二十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丛书计有四千种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厂分别承印，并有一百三十家专售基督教丛书的教会书局。
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囯教育近代化的发端。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马礼逊初到中囯时，中囯尚不允许外囯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堂和学校。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於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哗书院”，开了中囯基督教教育的先河。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著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囯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1876年，还只有不到六千名学?生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一万七千名。那时候，进外囯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著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儿。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曰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求的目标。远在1905年清朝朕?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囯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囯近代专业教育的先行者。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囯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而开创中囯人出囯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囯留学生叫容闳，他於1847年被一位美囯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美囯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他回囯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一百二十名小留学生，於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囯学习。自那以后，中囯各地出囯留学的人便逐渐增加。到上世纪初，出囯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医疗 除宣教团队的医师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在中国基督教的医学协会，早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就有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的成立。该会由一群外籍宣教师所组成，其主要目的为提供义诊，并先后资助在澳大利亚、广州、上海、香港、宁波、厦门等地医院。该会又出版中文医疗书籍，及主办医疗人之教育等事工。 另一个规模较大的医疗协会：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于一八0九年（光绪十六年）首次的集会，其第二次大会于一九0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召开，系由基督教医师所组成的全国性团体。此后，该会又在一九0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一0年（宣统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先后开过几次会议。该会曾经发行医学定期刊物，及出版数种医学丛书，其中重要的有中、英对照的医学辞典。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由欧、美回国的中国医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会。隔年（一九一六年），该会与中国医疗传道协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协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全国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在此时期，该会对各种流行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结核病等）的防治，曾贡献不少。
教会创办的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为求全国医疗工作的扩展，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自动要求合并于中国医学会。中国医学会，最初称为：“中华民国医药协会”，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迁移上海后，改称为“中国医药会总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 改善社会风气 基督教曾在中国成立各种组织来帮助当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烟禁赌、辅导妓女从良等。而重要的组织有以下几个团体：
（一）万国改良会分会：成立于一八0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初任干事为丁义华，劝人戒除烟酒嫖赌。该会对鸦片的禁绝，主张尤力。该会的经费，最初倚赖美国总会的供应，当欧战发生时，改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并宣布经济的独立。
（二）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八月，设总会于上海，发行拒毒月刊。该会系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国医学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的。该会曾在各地举办演讲，印发拒毒图画。该会的工作，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因战乱而告停顿。
（三）中国妇女节制会：成立于一九0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总会设于上海，由“万国节制会分会”，相助成立。初任的会长，为上海长老会的范女士，后由九江美以会的石美玉医师继任，会务很有进展。该会的主旨，亦为反对烟酒、娼妓，并谋求妇女权益者。另一方面，万国节制会仍继续在华工作，一九0九年（宣统元年）北京公理会的美籍女教士富轲慕慈夫人担任干事。到处演讲，组织支会，计成立支会四十七处。该会在华曾创办一“节制女子家事学校”于江湾，八一三事变以后，迁往上海租界，改名为“新女子职业中学”。
（四）道德会：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由上海基督教教士公会及基督教妇女禁酒会等十七个团体，组成一个“风俗改良会”，到一九二0年（民国九年）更名为“道德会”。该会设立有“妇女教养所”，收容沿街拉客的妓女，辅导他们有一谋生的技能，在“妇女教养所”中设立有各种技能训练班。该会并建议政府，逐年减少妓院的数目，每年按照抽签，减少百分之二十，并提倡严格取缔未领执政的私娼。该会发行进德报，并在学校提倡性教育及卫生。
传教士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妇女，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冲击力。传教士是兴办女学、传播男女平等观念的发起者。他们把很多出身贫困家庭的，或失去父母的，或被遗弃的女孩子，培养成了女教师、女护士、女医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树立了尊重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实实在在的榜样。很多人都听说过传教士反对裹足陋习的事，其实传教士在反对童婚、纳妾、奴婢制?度、包办婚姻、贩卖妇女等中国社会的传统弊病方面，也都不遗余力。
后来，随著基督教教育体系的发展壮大，全国各地的教会中小学和大专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代新型的女性知识份子，她们和男子一样活跃在中国的教育、科技、医疗、护理、新闻、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虽然不能说传教士就是移风易俗、提高妇女地位的唯一推动力，但他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首开风气之先河的功劳，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抹煞的。
扶困济危、帮助弱势
传教士秉承主耶稣关怀“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太》25:40）的精?神，每到一地，都从帮助弱势群体切入。他们建立孤儿院，收容孤儿和弃婴。著名的“扬州教案”，就是因“传教士收集婴儿，用他们的肢体和器官制药”这样一个恶意的谣言引起的。其实是传教士常常出於爱心收容孤儿和弃婴，而那些孤儿和弃婴有很多本已身体虚弱，甚至患有不治之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死亡的几率必然高一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看到孤儿院里常有小孩死亡被埋葬，出於对外国人的偏见，就认定他们在虐杀婴孩。再加上一些排外情绪很重的士绅和官员的怂恿，便发生了暴民围攻内地会驻地的事件，致使戴德生和他太太等多人被打伤。
传教士不但收容孤儿和弃婴，而且为他们设立学校，教导他们正确的价值观，也使他们掌握一技之长，成为有能力自立於社会的人。在抗战期间，两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士为了把她们所管理的孤儿学校的孩子们转移到大后方，竟带著他们从山东，经过河南，一步一步地走了数千里路，爬山涉水，风餐露宿，一直走到陕西某地，才得到了其他传教士的接济。也是在抗战期间，河南一家传教士医院的女性医护人员，冒著自己被日寇强暴的风险，保护了在医院里避难的数百名中国难民，其中大多数是老弱妇孺。
救济灾民也是传教士经常做的工作之一，无论哪里发生洪涝灾害，流行疫病或者战争，哪里就有传教士的身影。美国女传教士慕拉第（Lottie
Moon），在山东传教近三十年。她为了帮助灾民，把自己所有的都奉献出来，致使她自己长期营养不良，去世时体重只有三十七磅。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有着杰出的贡献！
不信上帝的中国人，颠倒黑白，无视基督信仰给中国带来的许许多多的好处，所以，那些不仅不感恩还反基的人士是最没良心的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中国此前也许有太医院之类的东西，但那与现代的医院概念相差甚远。外国传教士在进入中国后就开始医药活动。利马窦开创了传教与医疗并重的传教路线，法国传教士张诚曾用金鸡纳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疟疾，马礼逊也曾澳门开办西医诊所。但最早在中国建立现代意义上医院，对中国的近代医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是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马萨诸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基督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日，他在广州新豆栏街7号的丰泰洋行内租屋开设“广州眼科医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称“新豆栏医局”。这是中国第一所新式教会医院，西医自此正式传入中国。
1837年，伯驾在医局内向关韬等3名中国人传授西医知识，使关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西医学医”。从这个意义上讲，伯驾又是第一个向中国人传授现代医学的外国医生。
后来的一些教会医院在中国非常有名气，协和医院，湘雅医院，齐鲁医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虽然它们的名称可能已经改了。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中国古代也有藏书楼，但是其功用是储藏，与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大相径庭。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库教堂北堂图书馆。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机构和教会大学中创建了一座座令中国的藏书家瞠目结舌的明显居于先进水平的新式图书馆。其阅览规则，图书的管理方法和先进技术，图书在民众中的流通状况和藏书利用程度与当时大清帝国的古代藏书楼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对于开启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中国以前不是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内部，且内容狭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妻子在澳门收容了几个穷人家的女孩，开办女子读书班。这可以说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当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与挑战，它突破了几千年来的禁锢，开了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曾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毕业生丁淑静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9年的毕业生李德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卫生部长；1920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学生的大学之一。燕京大学在五十年代初又成为北京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当今中国第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华北女子协和大学，传教士还在南方开办了两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学校，这就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女学的发展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而且也与一个国家的兴盛有关。诚如梁启超所说”女学愈盛，国家愈强”，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于个人，”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于国家，”保国保种”，使国富强。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中国的所谓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学、国子监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现了。然而这种高等教育只是相对于当时的初级教育而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的出现则是在十九世纪，并且最早的大学都是由传教士开办的。
基督教大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在1880年前后，当时的大学主要是在教会中学基础上添加的大学班级。基督教在华的第一所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十九世纪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会馆外，1888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北京开办了北京文汇书院；1889年美国公理会建立了通州华北协和大学；1890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的圣约翰学院设置大学课程；1893年美国长老会在杭州设立杭州长老学院。
和医院一样,中国的基督教大学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当今中国最好的大学。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东学西渐大部分人知道传教士对于西学东渐的贡献，但是未必知道中国的论语，四书五经等翻译成外语，介绍给全世界的也是传教士。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中学西传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携带中国文献回欧洲；选择翻译汉语典籍；著述评介中国文化学人的思想；以报告、书信、日记方式记述日常见闻；编着中英对照字典；编辑出版西方报刊等。1682年，柏应理带走中国书籍400余册。1694年，白晋代走300多卷中国典籍赠送给路易十四。其中有影响的典籍包括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还包括明《永乐大典》和清《古今图书集成》。汉语典籍最早的西译是《明心宝鉴》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译者就是多明我会会士高毋羡（Juan
Cobo,?–1529）。“明心宝鉴”是童蒙读物，内容主要是训诲幼童的格言。文献不具有经典性，具有随意性，没有目的性，但确是开先河的。但到了耶稣会士时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选择性。翻译中国学术经典，是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传教“适应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玛窦之前，罗明坚就进行了西译汉语经典的尝试。
1578年，他辗转来到广东肇庆，用拉丁语试译了《大学》的部分章节和《孟子》。译着虽然影响不大，但有开创之功，成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间，郭纳爵、殷铎泽、柏应理等人，陆续将《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在法国出版。正是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中国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启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为北京盲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国盲教员（据说是山东人，叫朱德光；另一种说法是一们姓沈的盲教员和外国传教士合作），将盲字排出北京话的全部音节四百一十多个，人们称它为“康熙盲字”（也称北京盲字“或协和盲字”）。这是最早的汉语盲文的开端.一八九八年，女传教士岳艾美（国藉不详）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过一套拼写闽南话的“福州盲字”。这种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个，每个音节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进，字母增加到五十三个，声调符号七个，每个音节由声、韵、调三个点符级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还提出过一些简写的方法，简写词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说是我国盲文有分词形式的先声。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最早国外留学的女子有四位，分别是金雅妹、何金英、康爱德、石美玉。
这四位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从小接受教会启蒙教育，受传教士的培养、训练；她们出国留学的方式同出一辙：都是由传教士带出国门，并且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学成为她们出国留学的中转站；四位女留学生前往留学的国家都是美国，在美国她们均学习医学；留学期间，她们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成绩优秀，享有赞誉；归国后，她们成为职业妇女，将自己的毕生奉献给医学事业。这四位女留学生兢兢业业，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传播医学，并且培养了中国早期的医学工作者。梁启超说：“吾虽未识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悬绝于常人，使其不丧父母，不伶仃无以自养，不遇吴格矩，不适美国，不入墨尔斯根大学，则至今必蚩蚩然愦愦然戢戢然与常女无异，乌知有学，乌知有天下，呜呼，海内二万万之女子，皆此类矣。”梁启超通过赞扬康爱德才智超人，从而肯定了女子上学读书的必要性，同时也为中国众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当然，最早的男留学生也是传教士带出去的，但是考虑到中国的文化背景，女留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力更大，影响更深，因此单列。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英、英汉字典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传教士和中国最早的聋哑学校和手语中国的聋哑人用手语进行表达一直是随意的，不规范，不统一。我国最早创建规范的手语并建立最早的聋哑学校的是西方传教士。
1887年(清光绪13年)，美国传教士梅里士在山东登州(今蓬莱)创办聋哑学校，并搜集中国聋人手势，同时将手指字母传入中国。这是我国手语应用和聋人教育的开端。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国许多地方发现了麻风病人就要被烧死，圣经中基督曾经多次治愈了麻风病人，成为传教士们的榜样。1921年，美国传教士爱伯特和意大利传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创建云南省麻风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传教士在中国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风病院，给他些被家人，邻居抛弃的可怜人带来希望。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天文学和历法传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历算，其中最杰出者为汤若望和南怀仁。汤若望在明末参与修订历法，编纂成《崇祯历书》，并制作天文仪器。清初汤若望、南怀仁相继主持钦天监，汤若望增订《崇祯历书》，康熙赐名《西洋历法新书》，后收入四库全书改名《新法算书》。他还著有《新法表异》、《历法西传》和《新法历引》等，制作了浑天仪、日晷、星球仪、地平仪、望远镜和地屏。南怀仁于1669年改造观象台，制成新仪6种：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象限仪、天体仪和地平仪，并将各仪器的制法及用法绘制成图，予以解释，名为《灵台仪象志》。他又把汤若望所遗《百年恒表》相继推至数千年，名为《康熙永年历》。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几何原本在数学方面，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为欧洲数学传入中国之始。他们还编译有《测量法义》、《对数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等。利玛窦与李之藻合编《圜容较义》等。汤若望撰《割圆八线表》，介绍平面三角，邓玉函撰《大测》，介绍弧三角学。穆尼阁以对数表授薛凤祚，薛氏译有《天步真原》。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世界地图和现代地理学在地理学方面，传教士介绍西方地圆学说和世界舆图的测绘，矫正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观念，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利玛窦曾绘成名为《山海舆地图》的世界地图，向士大夫们展示，并把所携《万国图志》作为贡品献给朝廷。他在《天主实义》和《乾坤体义》等书中介绍了地圆说，并把西方经纬度线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开中国以科学方法测绘地图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职方外纪》，记述海外风土，利类思等著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方国土、风俗人物，物产及海程远近。1708年康熙令白晋主持对全国实地勘测，中西学者合作，历时11年，测绘完成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此图至今仍为全国各种地图的重要根据。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
古代没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两个认识会念的字,取第一个的声母,取第二个的韵母,拼合起来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读音常常说“读若某”或者“某声”，就是这种情况。例如《说文》中的“材，才声”，意思是说“材”这个字的读音应该读成“才”。
利玛窦根据拉丁文发明的二十六个声母和四十四个韵母的拼音方案，然后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由于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称“利、金方案”。
“利、金方案”的出现对当时中国的音韵学者有很大的启发。
明末学者方以智开始思考中国的拼音文字问题：“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字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大受启发：“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进了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为反切法开辟了一条“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这两个方案是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写的，适合于拼写北京音。它“引起了汉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反鸦片运动大家也许都知道林则徐的戒烟运动,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没有把吸烟的危害阐述明白.
鸦片开始时并部像今天这样臭名昭著，当年它是作为镇痛剂被发明出来的。中国人甚至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福寿膏”。许多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对它的危害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然而，面对烟毒在中国流布越来越严重，“煎膏日夜烟熏天”，“杀人不下亿万干”的情势，传教士们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作调查、统计，发表论述鸦片危害、敦劝戒烟的文章，出版专门性宣传书籍。在华新教传教士的全国大会，也把禁烟作为主要议题之一。教中人士还组织起戒烟团体，如北京的“戒烟大会”、广州的“劝戒鸦片公会”等，都有些影响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国大会，通过的关于戒烟的议案中，有一条即建议在全国设立禁烟总会，各地设分会，对禁烟组织的发展颇有促进作用。他们还利用教会医疗机构对烟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会医院、诊所特设此一门诊业务，甚至有专设医院。像英国新教人士德贞（J?Dudgeon）在北京从事这项医务，成效就颇突出。有些传教士还努力促使本国禁运鸦片，以断绝祸源。19世纪70年代，英国国内人士组织“反鸦片贸易协会”，德贞、李提摩太等人积极声援支持、此时已回到英国的理雅各，更直接作为发起人之一。在一次大会上，他慷慨陈词，反对鸦片贸易，认为这是一项罪恶的交易，它使成千上万中国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间正常贸易的发展，呼吁鸦片贸易者“停止作恶，学习行善”。传教士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最终促使英国政府通过决议使鸦片贸易非法化。
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现代农业人们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国建立的著名的医学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经还有两所当时很著名的农学院，金陵和岭南农学院.这两所基督教农学院把美国农学院的教学\科研\推广体制引入中国，为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发展,人才培养，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两位美国传教士，曾经将美国大花生引入山东，成为20世纪山东重要的经济出口作物。倪唯斯还把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的苹果\梨\香蕉等与中国的本地产品进行嫁接，创造出新的品种。著名的烟台苹果就是这位传教士的杰作，可惜，我们很少知道著名的烟台苹果是怎么来的。
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贡献
提起传教士，中国人似乎总是与帝国主义走狗、外国特务、侵略者的帮凶划等号。其实，这是长期以来一些政治团体对人民的洗脑与毒害造成的偏见。根据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的教义，信徒们有义务向人们传播福音、帮助穷苦人、启蒙教育等等。于是，唐朝以后，西方基督教会纷纷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总的来看，近千年的外国传教士们对中国人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极少数混进教士队伍中的坏分子，但这些不能抹煞大部分教士们的正义行为。
传教士们对中国的贡献主要在1900年以后。1900年，新教教团数目计有六十一个团体、信徒数九万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但到了1906年，教团数以增至八十二、宣教师数目亦增至三千八百三十三人。民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各宗派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传布，成效惊人。而教派除了传道事工之外，并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建设大学、医院、书局、救济院、孤儿院等。另一方面，中国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多，遍及中国各地，远及海外，为中国基督教展开一新的局面。教士、教徒数目均激增。根据民国二年（1913年）的统计：宣教师有五千三百九十四人，而信徒数亦增至二十四万五千九百五十九人。到了民国三年（1914年），教团数以增至一百七十，宣教师亦增为五千九百七十八人，信徒二十五万三千二百十人。据抗战前（民国二十四年）的统计，全国新教教会数有七千二百八十一、信徒数为五十一万三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年当中，就曾为四万三千人改宗者施行浸礼。据称：如包括尚未洗礼的慕道者在内，信徒总数以达百万人之数。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国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机构，从幼稚园一直到大学。一些中国著名大学起源于教会学校。比较著名的新教中学早期有烟台中学，后期有培正中学、培道中学（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学则有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学、辅仁大学和静宜大学等。
基督教在华所成立的学校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及各种弱势机构、老幼院（如：盲哑学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等。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男子中学有一百间、女子中学有九十五间、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间。中学数计二百五十九，学生数约有五万。大学计有十三间，有济南的济鲁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杭州的文江文理学院、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华男女子学院、广东的领东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等。据民国二十六年的统计，上述十三所大学的学生数计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这些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至于教会所兴办的小学，据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统计：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学生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学生十五万一千五百八十二名。出版事业方面，教会所创办的杂志刊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时，计有中文杂志二百十一种，英文杂志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百三十八种。民国二十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丛书计有四千种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厂分别承印，并有一百三十家专售基督教丛书的教会书局。
除宣教团队的医师对贫民免费看诊及赠药外，并在各传道据点建立医院或诊所，其中亦不乏医术高明的宣教医生。在中国基督教的医学协会，早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就有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的成立。该会由一群外籍宣教师所组成，其主要目的为提供义诊，并先后资助在澳洲、广州、上海、香港、宁波、厦门等地医院。该会又出版中文医疗书籍，及主办医疗人之教育等事工。
另一个规模较大的医疗协会：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于一八０九年（光绪十六年）首次的集会，其第二次大会于一九０五年（光绪三十一年）在上海召开，系由基督教医师所组成的全国性团体。此后，该会又在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一０年（宣统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先后开过几次会议。该会曾经发行医学定期刊物，及出版数种医学丛书，其中重要的有中、英对照的医学辞典。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由欧、美回国的中国医学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医学会。隔年（一九一六年），该会与中国医疗传道协会在广州开会，决议协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成立全国公共卫生联合委员会。在此时期，该会对各种流行病（如：天花、鼠疫、霍乱、结核病等）的防治，曾贡献不少。
教会创办的中国医疗传道协会，为求全国医疗工作的扩展，于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自动要求合并于中国医学会。中国医学会，最初称为：“中华民国医药协会”，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迁移上海后，改称为“中国医药会总会”，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分会。
在改善社会方面，基督教曾在中国成立各种组织来帮助当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烟禁赌、辅导妓女从良等。而重要的组织有以下几个团体：
一、万国改良会分会：成立于1808年，初任干事为丁义华，劝人戒除烟酒嫖赌。该会对鸦片的禁绝，主张尤力。该会的经费，最初倚赖美国总会的供应，当欧战发生时，改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并宣布经济的独立。
二、中华国民拒毒会：成立1924年八月，设总会于上海，发行拒毒月刊。该会系由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基督教青年会及中国医学会等团体共同发起的。该会曾在各地举办演讲，印发拒毒图画。该会的工作，到七七事变发生后，因战乱而告停顿。
三、中国妇女节制会：成立于1907年，总会设于上海，由“万国节制会分会”，相助成立。初任的会长，为上海长老会的范女士，后由九江美以会的石美玉医师继任，会务很有进展。该会的主旨，亦为反对烟酒、娼妓，并谋求妇女权益者。另一方面，万国节制会仍继续在华工作，1909年北京公理会的美籍女教士富轲慕慈夫人担任干事。到处演讲，组织支会，计成立支会四十七处。该会在华曾创办一“节制女子家事学校”于江湾，八一三事变以后，迁往上海租界，改名为“新女子职业中学”。
四、道德会：1918年，由上海基督教教士公会及基督教妇女禁酒会等十七个团体，组成一个“风俗改良会”，到1920年更名为“道德会”。该会设立有“妇女教养所”，收容沿街拉客的妓女，辅导他们有一谋生的技能，在“妇女教养所”中设立有各种技能训练班。该会并建议政府，逐年减少妓院的数目，每年按照抽签，减少20%，并提倡严格取缔未领执政的私娼。该会发行进德报，并在学校提倡性教育及卫生。
但是在197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帮凶。因此，早在苏区时期，他们就驱逐或者逮捕外国传教士。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要求释放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可证明苏区关押着外国传教士。
日，红军方志敏部队在皖南旌德县绑架内地会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提出2万巨额赎款释放条件，被拒绝后，将师达能夫妇撕票。
1935年，红军长征路上曾逮捕内地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巳作为人质长达一年，勃沙特获释后回国发表《神灵之手》，第一次向世界介绍红军。
1949年，天主教神甫雷震远离开中国，回国写作《内在的敌人》一书（THE ENEMY WITHIN: An Eye 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of
China），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表示对中共武装革命的强烈不满。
1979年以后，外国传教士们再次涌入中国传教，在中国各地建立了无数的教堂与教会，发展了数千万的教徒。中国现政府也允许这些传教士在中国正常传教。但是，中国政府对1949年以前传教士们在中国的性质仍不改口，因为那些定论与共产革命的性质相关。其实，1949年以前与1979年以后的来华传教士们的性质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统治中国的团体变了。现在，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再将传教士们视为敌人了，就象对国民党的态度改变了一样。
西方传教士来华的过程，就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过程。16世纪40年代(即明末清初)，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的天主教开始进入中国。文化传教和知识传教“激发和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高潮，”①形成了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以利玛窦为主的耶稣会传教士，向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传播了大量的西方科学知识，大大拓宽了中国士人认识世界的眼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因而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运动，是“中西文化大规模碰撞与融合的一场序幕和预演，外来的文化与宗教切人了中国文化系统”。②
但是在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耶稣会士向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知识多限于自然科学，如算术、天文历法、地理等，而对西方的人文科学，尤其是西方社会经济思想方面的介绍与传播甚是缺少，“於当时后世经济思想影响尚小。”③造成这种传播知识面差异的原因，依笔者看来，主要是传教士为了传教的方便。传教士来华的主要目的“不是向中国人传播最新的知识，而在于用它来敲开中国士大夫的灵魂，以传播天主教的福音”。④考虑到两种不同文化间差异性所带来的不便，在当时中国较为封闭的世界认知环境中，传教士传播一些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不相冲突、让中国士人感到好奇的自然科学，更易于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和交流。传教士们以“介绍数学、地理、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知识以引起人们的好奇，然后取得机会结交朋友，转而论证天主教教义，引人入教”。⑤
到18世纪初，由于“礼仪之争”，引起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清政府开始实行严厉的“禁教”政策和对外交往的“闭关”政策，禁止国人私通传教士、学习西方文化，第一次“西学东渐”运动结束，东西文化交流因此堵塞了一百多年。清政府实行的严厉“禁教”政策，使西方传教士大多转入地下，通过秘密传教活动继续扩大其在华的宗教影响，增强其实力，为以后传教士大规模地进人中国奠定了必要的宗教基础。至此，西方在华传教活动开始进入以英美新教传教士为主的传教时期，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大规模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
一、新教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近代化的先声
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制度已在英国得到确立并继续发展，同时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促使英国经济开始向近代经济转型，英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为适应海外扩张的需要，英国基督教新教也“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宣教运动，各宗派纷纷组织传教差会，派遣传教士向海外进行传教”。⑥19世纪初，英国新教传教会开始了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规划，新教开始了与中国的接触并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体。1807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标志着新教传教士活动在中国的开始。⑦第二次“西学东渐”活动由此拉开帷幕。
由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巨大政治、经济后果，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科技、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兴思潮，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此起彼伏。在经济学说和经济思想方面，大量的经济著作问世，出现了各种经济学流派，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开始兴起和发展。17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巨著。该著作总结了历史上的各种经济观点，创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理论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标志着资产阶级近代经济思想体系开始形成。由于“新教与耶稣会士带来的天主教有着本质意义上的区别，它不仅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且本身也是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⑧因而在第二次“西学东渐”活动中，新教传教士不仅为中国传播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传播了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社会思潮，从更深层次为第二次“西学东渐”运动注入了全新的思想内涵。
从1807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鉴于当时的中国“禁教”政策，许多新教传教士活跃在南洋和中国南方沿海一带，通过创办报刊、译著立说传播宗教，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一些新教传教士开始向中国零碎的传播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说和经济制度。1839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新加坡出版了《制国之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