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奇的姓氏、古怪的名字，家族好像只有一个人，几千年仅此一例！稀奇的姓氏、古怪的名字，家族好像只有一个人，几千年仅此一例！是战争创造了历史百家号中国人使用过的姓氏大约有一千多个，无论是现代的姓氏张、王、李、赵，还是古姓姬、赢、姜、妫，我们都能找到跟这些姓氏相关的家族，以及这些家族的若干成员。但历史上记载了一个姓氏，却完全背离了这个规律。这个姓氏似乎没有家族，也没有其他成员，几千年来只有一个人姓这个姓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个姓就是“嫪”！姓这个姓的人只有一个——嫪毐！为什么出现这种怪异的现象？嫪毐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似乎无父母亲朋、无兄弟族人，赤条条来去，象流星划过，整个家族再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历史上记载秦始皇灭了嫪毐三族，但是即使是灭了九族，也杀不光所有姓嫪的人呀？这些嫪姓族人呢？翻遍所有史书，“嫪”姓仅仅在此出现过一次，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为什么？其实，这些疑点唯一能解释得通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姓这个姓的人就嫪毐自己，他还没能留下后人，所以我们找不到其他嫪姓宗族的痕迹。为什么这么推断？且听小生细细讲来。嫪毐这个故事见于《史记 吕不韦列传》，司马迁写的很是香艳：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白话文翻译：秦始皇一天比一天大，母亲赵太后如狼似虎的热衷于同吕不韦偷情。吕不韦怕秦始皇长大后治自己得罪，偷偷派人找来一个男根粗长（大阴人）的叫嫪毐的人，做自己的门客。并且通过娱乐活动路演造势，在文艺节目之中插播一个小暖场环节：以嫪毐的大家伙事儿为车轴，挑动车轮向前走。吕不韦故意让赵太后知道这人天赋异禀，以吊她的胃口，好使自己脱身。太后果然心动。吕不韦通过暗箱运作，将没有动过手术的嫪毐进献到宫里当假太监。赵太后用过之后，为之疯狂（绝爱之）。吕不韦成功从面首的岗位上抽身而退。这个记载里边的大事件小生就不多说了，有太多人写过类似史评，并且同本文没有太多关联，咱们只说别人疏漏的细节。细节就是“赵太后如狼似虎”、“嫪毐天赋异禀”、“家伙事儿大到可以当车轴用”、“尽管消费者赵太后饥渴如狼似虎，几个回合之后满意程度都爆表”。这嫪毐是个什么人？能大到超出中国人生理生长的极限，这方面能力能让同样天赋异禀的赵太后甘拜下风？小生认为嫪毐很可能根本就是不是中国人。看过国际爱情动作片的人都知道，西方欧洲演员的东西能比国人大一倍都有余。要知道国内演员也都是经过挑选的，但跟西方演员相比几乎都拿不出手，这是人种的差异，就像是我们的肌肉块再怎么锻炼也赶不上人家的大，勉强不来的。英文中国的称谓为“China”，学者考证应该就是“秦呐”古汉语的音译。战国时期秦国最靠近西方，是最早开始东西方交流的诸侯，有欧洲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秦国也是在情理之中。西方大力士形象这样来解释嫪毐的姓名就容易多了，嫪，根本就不是他的姓，而只是他名字，叫做“劳尔”，用汉语音译过来就是“嫪毐”。这也就是这个古怪的姓氏、名字为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原因。一个香艳的故事，把东西方交流史往前又推进了近100年。丝绸之路一家之谈，欢迎批评指正。所以然者 戊戌初春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是战争创造了历史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一部战争史，就是中国史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孙 姓氏起源
出自姬姓，为卫国国君康叔的后代。拒《元和姓篡》所载，周文王弟8子康叔为卫国国君，其九世孙叫惠孙，惠孙有个孙子乙，字伍仲，伍仲以祖父的字命氏，就是孙氏。因此他又叫孙仲。孙仲的子孙世居汲郡，是为河南孙氏。出自芈姓，为春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之后。孙叔敖时楚国 期思人，字孙叔，在他任楚令尹时，因教化民众，曾在期思开发水利有功，而深得楚人的拥护，其子孙便以他的字命氏，也称孙氏。出自妫姓。春秋时，陈（为周武王灭商后所封的妫姓国）厉公的儿子叫陈完，因事逃到齐国后，改姓田，田完的5世孙无宇次子田书，为齐国大夫，因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后来齐国内乱，孙书的后人出奔吴国。吴将孙武，其后也。是为山东孙氏。聚集地（迁徙分布）
出自姬姓的孙氏，世居汲郡。出自安乐的孙氏，至孙武时逃至吴国。其后裔一支留居太原，一支徙居清河，一支徙居汝州郏城。在唐代中原孙氏曾两次向福建移民。唐之前，孙氏世居河南陈留，唐僖宗时孙利定居于江西宁都，传至孙承事，迁居福建长汀河田。其后裔孙友松再迁至广东紫金县，其后孙殿朝又迁至翠亨村，孙殿朝既孙中山的高祖。他的孙子孙敬贤有三子：长子达成、次子学成、三子观成。达成娶妻杨夫人，生三子：长子德佑、次子德彰、三子德明。德明就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的孙氏皆来自福建泉州，而泉州孙氏系唐末自光州迁入。孙氏不仅在国内分布相当广泛，而且海外不少国家也有不少华人。台湾的孙氏，人数也不算少，名列五十，多散居在台湾各地，较多的是嘉义县。台湾的孙氏，皆来自福建泉州，而福建泉州的孙氏又来自河南光州。迁居台湾的孙氏先人，是唐朝末年五胡乱华时，由世居河南光州的孙姓，南徙迁闽，移居福建泉州东涑门。以后，孙氏子孙一部分迁居艮邑的嘉禾，一部移居台湾。目前，台湾的孙姓，皆是这支河南光州孙氏的后代。堂号
"平治堂"：因为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民富国强。"乐安堂"：因为田书伐莒有功，被封于乐安。"富春堂"：大军事家孙武带着自己的13篇兵法见吴王，吴王用他为将。他带兵西破强楚，北威齐、鲁，战功赫赫。吴王把他封到富春，因叫富春堂，和乐安堂同宗。"映雪堂"：晋朝时候御史大夫孙康，幼时家贫，买不起油点灯，冬天下了大雪，他在院子里映着雪光读书，终于成了大名。历史名人 孙武：春秋末期伟大军事家，齐国人，应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编撰成《孙子兵法》，成为当时乃至今后的战争具有指导意义的兵学盛典。
孙膑：战国时期军事家，孙武后裔。受庞涓暗害，受膑刑，故称孙膑，著有《孙膑兵法》。孙仲谋：既孙权，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具有雄才大略，骁勇无比，后人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说。孙思邈：唐初著名的医学家，著有《千金药方》、《千金翼方》，后人尊为药王。孙阳：春秋时人，是最早在史书上出现的一位孙姓名人，因以善相马闻名，后世也就以"伯乐"两个字来表示一个人的知人之明。看完本文有什么想说的吗？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特别声明：本文为网易自媒体平台“网易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网易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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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dingyue.nosdn.127.net/BhiFOvoYvSpK44sAbIGXVQJv1RjCYdRHHgQYt7bVTIS1f5compressflag.jpeg这几个姓氏太尴尬，免贵姓贵也是醉了，还有那个姓小畜生的好尴尬这几个姓氏太尴尬，免贵姓贵也是醉了，还有那个姓小畜生的好尴尬开心果说综合百家号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而当初的芽，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满了牺牲的血雨。十二生肖都有用作姓氏，但常见的只有牛、马、龙。鸡为罕见姓。鸡姓同时为佛山四大“土著”姓氏之一。台湾省也有鸡姓，著名的人物为鸡启贤，据其介绍从军的祖父鸡廷昌随国民党到台湾，原住在新竹市眷村，后来搬到中部，“九二一”地震时成受灾户，迁到桃园定居至今。他听长辈提及姓氏由来，因祖先得罪朝廷，南迁隐姓避祸，见树下鸡群引发灵感。另一说法是鸡与田、布、老并列广东省佛山的土著四大姓氏，三国时代越族走海路到佛山垦荒，因环境恶劣，姓鸡以许愿过丰足生活。无论是位居高堂的人，还是流浪街头的人，名字都是自己唯一拥有的东西，可以说，名字就是一个人存在于世界上的标志。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雄厚，名字当然也是多种多样的。当然，有名字就会有姓氏，下面给大家列举几个很有意思的姓氏。第一个很无语的姓非“苟”莫属，这个姓也很高贵，是出自姬姓、姚姓的姓氏。其实，这个姓氏在春秋战国就有之，据2006年统计：全国苟姓人口现约有33万。为什么说这个姓能排在第一位呢，实在是这个姓氏太容易读错了，大家都习惯性读成“狗”字，从小时候是小苟，老了变成了老苟。那么，这问题就来了，姓苟的人当了工人伙计什么的，同事不好用老苟来称呼？这样的话，人家肯定不高兴了。经常有个人递过来一张名片，一看是苟某某老板，第一反应是想直接喊他名字，但是，立马就发现这个姓太难听了。第一次看到姓苟的，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念狗，万一这个字是个多音字呢，那岂不是很尴尬了。为了不犯错误，我就没有直接喊他的姓名，以免留下不好的印象。然后就是“睾”这个姓，这个姓太罕见了，而且不太好查找它的源头，有说，这个姓氏起源于皋陶，《列女传》中有“睾子五岁而赞禹言”，《姓觿》中则称睾子既是皋陶，概因古皋睾相通，故皋陶之后有姓睾者。这个姓主要的问题就是太难听了，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第三，畜这个姓，《姓考》中说：古代有畜国，周时为邢侯邑，后来又归入晋国的领地。《左传》中记载，楚雍子逃到晋国，晋侯将畜地赐封给他，楚雍子的后代便以畜为姓，汉朝时有畜客，现江苏金湖有畜姓。这个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畜生，很多小孩从小就喜欢被人取小名，姓“畜”的小孩往往就占不到优势了。我有个朋友的小孩就姓这个，从小就被人喊小畜生，他的爸妈也很无奈的，后来就去派出所改了姓。其实这个姓来源于一个楚国的贵族，他的封地是在畜这个地方，所以，他的后代就姓畜了。所以说，很多姓别看它好像很难听，其实都是贵族的后代，都有它的历史和故事呢。第四个，姓贵，这个姓最尴尬。我有个朋友就姓贵，新认识的朋友问他：“先生贵姓？”他经常回答：“免贵姓贵。”你看，免掉的“贵”，而后又姓“贵”，这就是他的姓。他不先免掉“贵”显得不谦虚，不恭敬；可他实实在在姓贵，怎么能把自己的祖姓轻飘飘勾了呢。第五个，“鸡”姓，这个姓的人很少，据史料记载，只有一个姓鸡的人在地方上当官。其实，据说鸡姓老祖宗是山东人氏，古时候逃避战乱才跑到东兴一带，为了不让战争时结下的仇家找到，便在“奚”的右边加个“鸟”字变成“奚鸟”。之后，国家推行简体字以后，不管是“奚隹”还是“奚鸟”，最终都简化成“鸡”字了。但是，到底鸡姓由来是怎么样的，目前还没有权威考据，大多数的鸡姓人都认同鸡姓是由“奚”姓演化而来的，“奚”姓才是老祖宗的姓氏。在过去的话，“鸡”是对妇女的一种称呼，“鸡”这个姓氏更是非常难听，因为，古代人们对年迈的妇女称之为“婆”，古代有王婆什么的，还有以前把红娘称为媒婆，可是如果你姓“鸡”的话，那么，就只能被人叫做鸡婆！到了现代社会的话，“鸡”这个姓氏更是越来越难听，很多人都改了姓，比如希啊奚啊这些读音差不都的字，主要是如果你姓鸡的话，会被别人嘲笑一番。打个比方吧，鸡姓朋友到外地打工，往往因为姓“鸡”而被人取笑，被人喊鸡公鸡婆啊什么的，小孩子在学校里也会被别人嘲笑，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来反击。还有一些难听的姓氏，比如盐、肥、搞、史、宰父、毒等，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说有姓输的，我滴个神啊，真是惨啊，做什么都输，真是输在了起跑线上了。不过再说了，汉字也就那么多，而汉字演变过程中它的意思其实也是在变化，说不定这个姓放到以后，就是个很好听的姓也说不定。其实，姓也就是个象征而已，如果你够优秀，够成功，还怕别人嘲笑吗？每一滴水都折射出一个多彩的世界，每一双眼睛都嵌进一个多彩的世界，每一条泛着清丽的旋律的小溪都闪烁着美的光辉。不要空叹人世的无奈，且用美丽的心情来看待人世的繁华多彩，细细品味那无处不在的美吧！本文由百家号作者上传并发布，百家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未经作者许可，不得转载。开心果说综合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开心果说综合说说自己的全部相关文章抗日战争时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为什么中国还能最终取得胜利？
80年前的今天，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万，10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
“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教士”、“练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
“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
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
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
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
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兵力对约10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
“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
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
“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
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年至1931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
“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
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
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
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的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
“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二、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
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
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
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
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
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
他1940年2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
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服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
“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
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
“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
“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
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
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这是它最主要的战略盘算。
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20多天后的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
钱伟长1931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但同年9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
“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
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五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
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
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
“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
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
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其《华北治安战》中记载：
“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
“（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
《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
“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
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
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
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
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
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毛泽东所说“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四、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也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这一失败来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之中。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1937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这个问题已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做出了回答。当了汉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1948年病死狱中。
1938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了。
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
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
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不会这样快就到来。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
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
中国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说出了100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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