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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中等级制度的起源和功能
日 10:14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京)2009年第1辑期第169～202页
作者：S.马格林（柯唱 李安翻译）
内容摘要：
作者简介：
　　一、引言：是技术塑造了社会和经济组织，还是社会和经济组织塑造了技术？　　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工作是否有可能对个人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呢？或者说异化的工作是不是物质繁荣的必然代价呢？对于有意义的革命的可能性这一问题的探讨一般来说或早或晚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如果对于高效率的生产来说，等级制的权威是必要的，那么，无论社会和经济组织是什么样的，工作中的自我体现必然至多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并且，除了极少数例外，甚至是社会精英的满足感——它依赖于对别人自我体现的否定——也必然被滥用。但是，工作组织是由技术还是由社会决定的呢？等级制的权威对于高水平的生产来说是不是真正必要的呢？或者物质上的繁荣是不是与非等级制的生产组织相容呢？　　信仰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对于下面这一点非常确定：等级制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他们的最终防线在于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多样性与单一的社会主义等级制相比更加有利。为了固守这个观点，辩护士甚至会从恩格斯这个最不可能的来源那里寻找支持。也许只是一时失误，不过在恩格斯的一生中，他至少曾一度将权威看作是由技术而非由社会决定的：　　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①　　恢复手纺车显然是荒谬的，并且如果生产者必须接受命令，那么就很难看出工作如何在大体上不是异化的了。　　如果社会科学是实验性的，那么对等级制的工作组织是否与高的物质生产率不可分进行判断的方法就是很明显的了。一个人可以设计出与平等主义的工作组织相适应的技术，并在实际操作中检验这些设计。经验将会说明平等主义的工作组织是不是乌托邦的。但是，社会科学不是实验性的。我们都不具备钢铁制造和布匹制造所需要的知识来设计一种新的技术，更不用说设计出与现有的技术标准根本不同的技术了，且这种技术是改变工作组织的重大尝试所需要的。此外，在一个基本机构——从学校到工厂——都与等级制相适应的社会里，改变一个小因素的尝试可能注定要失败。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所有缺陷来说，它在强调一般均衡比局部均衡更重要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　　与寻找替代性设计相反，我们必须绕个弯来想。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为什么实际上的生产者却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权？哪些事实导致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特点的老板—工人金字塔的兴起？并且，资本主义等级制发挥了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如果资本主义等级制的起源和功能对效率的作用相对很小，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就至少是悬而未决的了：对于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来说，等级制的生产是否是必需的。并且，工人——体力劳动者、技术工人和脑力劳动者——就可以从下面的角度出发认真考虑平等主义工作组织的可能性了：将一种支配所有人、却只有少数人是幸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存在，在这种社会存在中，工作是生活的手段，而不是生活本身的一部分。　　本文的论点是：剥夺工人对产品和过程的控制权的两个决定性步骤——(1)精细劳动分工的发展，这是包买商制度的特征和(2)集中化了的组织的发展，这是工厂体系的特征——都不是主要因为技术上的优越性而发生的。并非出于以同样的投入提供更多的产出，这些工作组织创新的引入使得资本家以工人为代价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财富份额，并且恰恰是继而发生的财富规模的增长使得阶级利益变得模糊了，而阶级利益正是这些创新的根本所在。等级制工作组织的功能不是在于技术上的效率，而是在于积累。通过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调节，如果资本主义组织可以控制资本积累的速度，那么，与个人相比，它们就可以将更多的钱积攒起来以用于扩张与改进工厂和设备。这些在本文主体中进行阐述的观点可以被方便地分为四个具体的看法：　　1.以亚当·斯密提出的扣针制造的著名例子为典型，劳动的资本主义分工不是探索技术上更优越的工作组织的结果，而是探索这样一种生产组织的结果：这种生产组织赋予企业家在生产过程中的核心角色，在生产过程中，企业家是使他手下工人的相互分离的工作转变为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的整合者。　　2.类似地，工厂的起源和成功不是在于技术上的优越性，而是在于资本家取代了工人对工作过程和产出数量的控制权；还在于工人选择上的变化：从工人以他对闲暇和商品的相对偏好为基础进行的对工作和生产多少的选择，转变为选择是否进行工作，而后者很难称得上是一种选择。　　3.生产的等级制控制的社会功能是为资本积累服务。在总体与平均意义上，个人并不是出于有意识的、慎重的选择而进行储蓄。支出的压力仅仅是太大了。那些确实发生的个人（家户）储蓄是支出的调整滞后于收入的增长的结果，因为，像任何其他活动一样，支出也必须经过学习，而学习花费时间。因此，个人储蓄是增长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原因。贪婪的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出了一套制度，通过这些制度，集体行动决定了积累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积累的最显著集体行动是由公司进行的。公司的一个核心的社会功能正在于它的等级制度在个体生产者（和股东）与公司产品的市场收益之间进行调节，将这些收益的一部分用于扩大生产资料。如果没有生产中的等级制控制，那么社会就必须或者采用平等主义的资本积累制度，或者满足于现有的资本积累水平。　　4.对积累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通过发展平等主义的工作组织形式“赶超”资本主义世界归于失败的原因。在将资本积累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一点上，苏联至少是在男人和妇女与他们的工作之间的关系上重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像桑塔耶那(Santayana)所描绘的那样的失败，桑塔耶那认为那些毫不懂历史的人在无意间重复了那样的失败。苏联有意识地且慎重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苏联经济发展路径的辩护士们没有任何悔意：毕竟，他们很可能提出，平等主义的制度和平等主义的（并且是为人民服务的）人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创造出来，并且，苏联正是觉得它自己太穷了以至于不能无限期地终止积累。现在（指1974年—编者注），苏联在“赶超美国”这一问题上骑虎难下，因为它可能需要和我们社会中一样的一场革命来转变他们那个社会中的工作组织。　　这篇论文接下来的部分逐一分析了这些看法，我希望能提供足够的细节来使它们具有可靠性。　　二、分而治之　　等级制度当然不是资本家发明的。此外，等级制的生产也不是资本家发明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生产是按照严格的师傅—帮工—学徒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今天，仅仅在大学的研究生院中，这种等级制度仍以其纯粹的形式存在着。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级制度区分开来的东西首先在于：和在底层的人一样，在顶层的人也是生产者。师傅与学徒一起工作，而不仅仅是告诉他该做什么。其次，等级制度是线性的，而不是金字塔状的。学徒总有一天会成为帮工，而且很可能成为师傅。在资本主义下，很少有工人能成为工头，更不用说成为独立的企业家或者总裁了。再次，并且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行会工人和市场之间没有中间人。大体上，他出售一件产品，而不是他的劳动，并因此既控制产品，又控制工作过程。　　就像等级制度不是起源于资本主义一样，劳动分工也并非起源于资本主义。劳动的社会分工——职业和功能的专业化——是所有复杂社会的特点，而不是工业化或经济发达社会独有的特征。毕竟，在古印度社会中，没有什么能比劳动的严格分工和与之相伴的等级制度更精密的了。而且，劳动的技术分工也不是资本主义或现代工业的独有特点。例如，甚至在行会制度下，布匹生产也要被分成不同的任务，每个任务都由专业生产者进行控制。但是，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行会工人控制了产品和过程。我们必须解释清楚的是行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演化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中，工人的任务典型地太专业化和细化了，以至于他没有用于销售的产品，或者至少他的产品没有广阔的市场，并且因此不得不让资本家作为中间人来将他的劳动与他人的劳动结合起来，并将整体转变为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因为技术上的优越性才产生的；在他的观点中，把工作分成甚至更为精密的专业化任务的优越性只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②要理解这种解释的局限性，需要对技术优越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效率和无效率的概念进行澄清和精确化；实际上，这些观点对本文来说是核心的观点。与被接受的用法一致，如果一种生产方法比另一种生产方法能以相同的投入得到更多的产出，我们就说这种生产方法在技术上比另一种生产方法更优越。要想在技术上更优越，一种新的生产方法每天都能带来更多的产出是不够的。即使劳动是唯一的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许需要更长的劳动时间，或更高强度的努力，或更不适的工作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它需要更多的投入以提供更多的产出，而不是同量的投入。在这里可以提出：与新古典主义的逻辑不同，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不一定是出于技术上的优越性而被采纳；创新也依赖于经济和社会制度——依赖于谁控制生产，以及在何种约束条件下控制被施行。　　正如被经济学家所使用的那样，技术效率与技术无效率这些术语的含义与通常、每天使用的更好或更坏的含义稍微有所差别。当不存在技术上更优越的替代选择时，一种生产方法就是在技术上有效率的。如果存在一种更优越的选择，它就是无效率的。因此，如果只看一种产品，不止一种生产方法可能是——并且大体上是——技术上有效率的。例如，正如在堪萨斯那样，小麦可以用大量土地和相对少量的肥料有效地进行生产，而在荷兰，小麦可以用大量肥料和相对少量的土地有效地进行生产。　　但是，如果从经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技术优越性和效率，在特定条件下，这些概念减弱了经济上的优越性和效率。在课本中的完全和普遍竞争假设下，技术上有效率的生产方法是成本最小的生产方法，并且降低成本是技术优越性的指标。③最小成本和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纯粹是逻辑上的，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世界是否表现出模型中的假设。另一方面，将技术效率识别为经济效率的现实意义完全依赖于竞争模型的假设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适用性。在关键的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需要排斥完全竞争假设，而不是满足它们。　　在这一意义上，下面这点是令人惊讶的：资本主义工作组织方式的发展与核心的完全竞争假设是相矛盾的，因为完全竞争实质上与生产组织没有任何关联！实际上，甚至是企业本身——资本主义下处于核心地位的经济机构——在竞争性经济模型中也没有扮演核心的角色；④在家户作为生产者这一点上，这仅仅是一个方便的抽象，而这却没有说明家户不能同样好地为自己进行生产。从维克塞尔到萨缪尔逊，这一信条的辩护士们堂而皇之地宣称完全竞争具有完美的中立性——根据模型，工人可以像资本家雇佣工人一样去雇佣资本！⑤天哪！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说，竞争性模型不能对资本主义（和模仿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最为鲜明的特征——金字塔式的工作秩序——进行解释这一失误，竟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优点，而不是缺点；它被认为可以说明该理论的巨大一般性。的确是具有一般性的：新古典理论只是说等级制度要想存在的话，必须是技术上有效率的，但是却拒绝承认资本主义等级制度的优越性（请记住，工人也可以雇佣资本！）。其实，这几乎什么也没说；而本文认为，就算它说出了一点儿东西，这点儿东西也是非常错误的。　　现在回到亚当·斯密这里，关于市场可以允许的劳动分工的最大技术优越性，《国富论》提出了三个观点：　　有了分工，同数工人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工人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所见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⑥　　在这三个观点中，一个观点——节约时间——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观点与精细的专业化没有多少关系，或毫无关系。精细的专业化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特点。例如，一般来说，一个农民会犁完一整块地之后再耙地，而不是一垄一垄地交替进行犁地和耙地——这样做是为了节省准备工具的时间。但是农业经济是资本主义专业化的对立面；一般来说，个体农民承担使农作物从播种到长成可以销售的产品所需要的全部活动。在准备时间方面，没有什么可以将农业与工业相区分的东西。“由一种工作转移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为了节省这部分时间，仅仅需要在一个单独的活动中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至于使准备时间成为总工作时间中可忽略的一部分。节约时间至多只需要每个工人在一个单独的活动中每次持续数日，而不是一生都花在上面。节约时间意味着任务的分割和活动的持续，而不是专业化。　　斯密的第三个观点——发明的倾向——并不是极为有说服力的。实际上，破坏性最大的批评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后面的一章中提出的：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于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可是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养成，必由于其日常职业。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么，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样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为愚钝无知的人……　　在普通所谓野蛮社会，即猎人社会，牧人社会，甚至在制造业未发达及国外贸易未扩大的幼稚农业状态下的农夫社会，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些社会中，各人工作的各式多样，使他不得不奋其能力，不得不随时想些方法，去对付不断发生的困难，发明定会层见叠出，人的心力也不会陷于呆滞无作用的状态，像文明社会几乎全体下级人民的智力都无作用的状态那样。⑦　　然而，选择看上去并不是在于愚钝与野蛮之间，而是在于两种工人之间：一种工人的控制范围足够广泛，以至于他可以知晓每种操作如何适应整体；另一种工人只局限于少数几种重复性的工作。确实，下面这一点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如果工人的发明倾向没有被极端的专业化所消磨，而极端的专业化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特征。　　这使得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成为了使专业化达到市场规模所允许的界限的基础。在这里，如果亚当·斯密谈论的是音乐家、舞蹈家或外科医生，或甚至他谈论的是制扣针业和制布匹业之间的劳动分工，那么他的观点都是很难反驳的。但是，他谈论的并不是限于少数人的专业化，也不是劳动的社会分工，而是将日常的、普通的工业活动精细地分割为单独的技能。让我们引述他最喜欢的扣针制造的例子：　　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像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然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以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⑧　　就这里提到的技能很难习得来说，专业化对于将生产分割成单独的操作是必需的。但是，从扣针制造中不同专业生产者的收入来看，这些算不上什么特殊的技能。至少没有什么技能值得获得额外的工资。在一个扣针工场中，这个工场的十分详细的记录从19世纪早期一直保存着，T.S.艾什顿报告说成年男性的工资大概是每周二十先令，而不管他们参与的是哪个具体的分支。⑨根据习惯，妇女和儿童挣得少些，但同样，在不同的扣针生产分支之间，工资看起来没有很大的差别。看起来，情况是这样的：人们能相对很快地学会扣针制造的玄机，并且由任务精细分工带来的熟练程度上的潜在增进很快就被耗尽了。确实，在扣针制造工业的基础上，很难说明将工人专业化到具体任务的情况。⑩　　专业化和将每一根扣针的制作分为单独的手艺这种二分法看起来是错误的。看起来，下面这一点在技术上是可能的：不通过专业化而实现减少准备时间的节约。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一个工人可以从一项任务进行到下一项任务，首先抽出制造成百上千根扣针需要的铁线，然后将它拉直，然后切截，在每个连续的操作中进行下去，因而实现将整个生产过程分割成单独的任务的优势。　　那么，为什么包买商制度下的劳动分工既需要专业化，又需要任务的分割呢？在我看来，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没有专业化，那么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就无法扮演必要的角色了。如果每个生产者自己能够将扣针制造的各部分任务整合成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那么他很快就会发现，他没有必要通过包买商这个中介来应对扣针市场。他可以直接进行出售，并自己获得利润，这部分利润是资本家通过在生产者和市场之间进行调节而占有的。将分给每个工人的任务进行分割是资本家在应用昂贵的机器之前确保他自己在生产过程中的必要地位的唯一手段。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是一个整合者，他将这些单独的操作整合为在现有的广阔市场上进行销售的产品；并且，在副产品的水平上使工人承担专业化的任务是包买商制度的标志。　　在包买商制度下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体现了一条原则，这条原则与帝国主义列强统治它们的殖民地时所使用的“成功”原则一样：分而治之。利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差异——如果不是事实上创造了它们的话，英国人可以宣告他们在维护次大陆的稳定中是十分重要的。并且，他们有时还可以带着掩盖得不是很好的满足感，将印巴分裂后数百万人的死亡看作是使双方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的证据。但是，这场悲剧只是证明英国将自己塑造成了有实质作用的斡旋者，而不是证明了有任何内在的必要使得英国人在宗教差异间进行斡旋。　　类似地，依赖资本家进行整合的工业体系的发展也无法证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比生产者自己进行整合在技术上更加优越。包买商制度对生产的独特贡献被体面地进行了赞许，这并不是因为在将单独功能整合起来的能力上有什么确实存在的稀缺性；而是因为这种稀缺性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其目的在于维护资本家的角色。　　如果资本家的角色是人为创造出来的，那么资本家怎么能经得起竞争呢？是什么使得生产者无法整合他自己的工作，并因此不能直接接触广阔的市场呢？资本主义包买商，假设他们在技术上是多余的，就会被这种竞争消灭掉；因为完整的生产者能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扣针、布匹和陶器。为什么一些有企业家精神的、聪明的伙计没有将生产者组织起来消灭资本主义包买商呢？答案是：这样的行动路线是无利可图的。如果组织者自己成为生产者，那么他就必须安于获得一个生产者的工资。他的同事们也许会为他预订一场晚宴或送一只金表以表敬意，但是他们的感激够不够使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就是值得怀疑的了。要从组织行动中搜刮利益，那么他必须成为资本主义包买商！关键是在聪明的、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和在包买商时代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手段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维持将单独的任务指派给单独的工人这样一种体系，既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又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用动太多的头脑就可以想明白，他们的兴盛和作为中介存活下来依赖于这个体系。(11)　　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接替行会手工业之前，对处于生产者和广阔市场之间的中间人来说，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乔治·昂文(George Unwin)对16—17世纪工业的研究使他提出：“实际上，许多同业工会都卷入了一场持久的斗争，他们的冲突在于谁应该获得由处于其余人和市场中间带来的经济利益。”(12)并且，昂文说到——但遗憾的是没有详尽说明这一点——“通过将商人和手工艺人的利益交织在一起，这种方式渐渐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做好了准备，这种组织形式涉及两个阶级，它自然而然地寻求将它的权威尽可能广泛地扩展到工场手工业上。”(13)　　是分而治之，而不是效率成为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根本所在——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强有力的证据不易获得。而这种情况再平常不过了。人们不能指望资本家，或者任何志在维护等级制度和权威的人，公开宣告组织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剥削工人。并且，在工业革命最先生根的相对流动(relatively mobile)的社会中，那些足够敏锐以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工人也可能加入到剥削者的行列之中。　　尽管如此，偶然的认识确实存在。虽然是在相对晚些时期，但是有一个人比任何伪造者都更好地支持了专业化的“分而治之”观点。小亨利·雅狮威(Henry Ashworth Jr.)——雅狮威(Ashworth)棉花企业之一的办事员，在其日记中十分赞同地记录到一个竞争对手不让他的任何雇工，甚至他的经理人来搅拌棉花，还说：　　……他的经理人亨利·哈格里夫斯(Henry Hargreaves)对棉花的搅拌和消耗一无所知，以至于永远无法从他那里将这个手艺带走——其所有工头的业务都是彼此独立的，那么除了他自己，其余的人都不知道在做什么。(14)　　最近有个情况和这个情况类似。我认识的一个人，他曾经是凉鞋制造者。为了学习这门手艺，他到一个手艺高超的凉鞋制造者那里打工。这位高人系统地教给了他制造凉鞋需要的所有知识——除了如何买皮子。我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所熟知的、经久不衰的试错法来学会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他有大约1000美元来为学习过程中必然发生的错误买单。因为缺乏资本，只要他还在从事这项工作，他的老板在分享特殊技能这一点上的不情愿有效地将他束缚在了工人的地位上。　　另一个19世纪的评论也表明，那些比我们自己更接近工业资本主义开端的人并没有忽视劳动分工在支撑一个等级制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旁观者》杂志支持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作，只要合作不威胁到资本主义。实际上，只要合作限于分享利润或类似行为，它可能会巩固资本主义，因为分享利润无论如何都不意味着等级制度的终结。相反，工人之间的合作被认为是明显的威胁，《旁观者》杂志认为在赞美分享利润的优点之前必须铲除工人之间的合作：　　迄今为止，（合作的）原则在英格兰仅被用于工人联合。尽管罗奇代尔(Rochdale)的实验是重要和成功的，但是在一或两点上仍不完善。它们说明工人联合可以成功地控制车间、工场和所有形式的工业，并且它们大大提高了工人的境况，但是它们没有为雇主留出清晰的地位。出于三方面原因，这是个缺陷。(15)　　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些原因。这样做是有意义的：　　首先，在英格兰，大量货币在个人手中持有。其次，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巨大的管理才能，或像我们所称的，商业才能，这些才能在明智地指导联合起来的劳动方面有着最高的价值，它能够为劳动增加价值，也确实无限地增加了劳动的价值，并且它是不愿意投入到绝对的或平等的合作关系中的。布拉西先生(Mr. Brassey)说：它是因为头脑而非其他东西得到报酬的。最后，随着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合作——有限的君主制已经深入我们的骨髓了——和与国家风气一致的体系被很快接受，工人之间的合作与国家的风气是不一致的，同时，就算工人之间的合作本身确实更加优越，它也只能缓慢地发展。(16)　　只有将财富分配视作不可侵犯的时候，第一个原因——大量货币在个人手中持有——才可以成为等级制组织的理由。实际上，这个观点通常被反过来用：等级制生产的优越性要求极大的财富不平等！第二个原因——管理……才能……能够为劳动增加价值，也确实无限地增加了劳动的价值，但是不愿意投入到绝对的或平等的合作关系中——恰恰与所宣称的罗奇代尔实验的成功相矛盾。第三个——有限的君主制带来的国家的风气——是无赖们最后的托词；如果严肃地接受了这个观点，那么人们就永远不会去挑战现状了。　　尽管在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分而治之观点上，直接的证据不是很多，它至少与支持效率观点的直接证据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并且，还有一些间接的证据。如果工人在任务上的专业化是为了确保资本家的控制，那么，根据分而治之的假设，如果资本家的控制是为了其他的原因，那么就没有理由期待会产生精细分工。并且，至少在我知道的一个例子中，这就是如此。英国的煤矿工业为从未实行过资本主义分工的行业提供了一个例子。在手工操作方法下——这在技术上与工场手工业的包买商制度一样原始，但是这种方法却延续到了20世纪，“整个采煤任务的责任都由单独的、小规模的、面对面的工人小组平等地承担，这个小组在它的成员范围内经历操作的整个周期。”(17)这个小组与煤矿管理部门直接签订合同，并且“尽管合同可能是以采煤工人的名义签署的，但是，它却会被视作是共同的任务。领导和‘监督’都是在小组内部进行的，这个小组具有负责任的自治的特点。”(18)此外，“每个矿工都是一个全能的工人，通常都可以代替他的工友……他有着手工艺人的自豪感和工匠的独立性。这些特点消除了身份地位带来的困难，并有助于负责任的自治。”(19)推测起来，矿主感到没必要采取工人在任务上的专业化。煤的稀缺性和私有财产制度确保了工人们不能不需要老板。　　但是，这些仅仅是故事的开始。它最有趣的一章也许是在机械化的——长壁(longwall)——采煤条件下，继而发生的是工作组织的发展。就像特里斯特和伯福斯所讲述的那样，“（随着机械化）产生了对一种生产小组的需要，这种小组比小的工厂部门的规模更大、复杂性更加分化。”(20)有什么样板么？“在长壁方法产生之时，在机器技术在地面下的合适应用上，并无先例。由于在采煤传统本身上缺乏相关的经验，大量的文化采借(culture-borrowing)（工人在任务上的专业化）的发生将不可避免。”(21)　　长壁体系的基本思想是通过轮班进行劳动分工，每一班负责将煤从矿井运到地面这种操作中的一个步骤。　　工作被分割为一系列标准的操作步骤，它们按照严格的顺序逐一进行，全部操作由3次轮班完成，每班工作7个半小时，这样的话，一个完整的采煤周期可以在工作周的每个24小时内完成。平均来说，每一次轮班需要40个工人：第1班（“挖煤”，cutting）和第2班（“挑顶”，ripping）各需要10人；第3班（“充填”，filling）需要20人。(22)　　然而，机械化的方法没有产生它们看来应该带来的结果。问题在于对专业工人小组的监督，每个小组只负责操作中的一项，而一项一项的操作构成了整体。(23)解决办法在于重新组织工作小组，这样每一班就“负责连续的任务，而不是特定的一些任务……协调和控制的责任主要掌握在整个工作周期小组的手中。”(24)被称作“复合长壁体系”(composite longwall system)的新体系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工作方法　　与起源于（手工操作）体系中的复合工作传统一致，下一班工人要从上一班工人停下的地方接手工作周期，并继续进行接下来需要做的任务，而不管这个任务是什么。当一班工人的主要任务完成了时，工人就要重新调整以开始下一项任务，不管他们是不是当前周期的一部分，或者开始一个新周期。　　工人　　为了使任务的连续性能够付诸实践，对于一个周期小组来说，需要包括这样一些工人，他们至少在监督下能够称职地从事所需要的必要任务，而这些人不总是具有正式的资格。复合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掌握多种技能是没有必要的，但是，作为小组，在每一次轮班中，他们应当有足够的技能资源，以扮演可能产生的角色。　　工作小组　　操作复合长壁的小组应该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成员组成。周期小组应当承担将它的成员分配到不同工作上的责任，以使具体的管理可以进行。为了调节这种部署，小组必须为组员之间任务和班次的轮换提出并执行某种制度。　　工资支付方式　　像在（手工操作）体系中一样，既然所有成员都被认为对工作周期的完成做出了同等的贡献，就应该有一份所有组员都平等享有的支付计划。(25)　　英国的煤矿工业是对不同工作组织方式进行直接比较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试验并非是绝对确定性的，因为其他方法不能在同一采面(coal face)上反复应用。尽管如此，结果还是明显的：复合长壁采煤法被发现比传统长壁采煤法可以多生产20%的煤。(26)　　对于本文现在的目的来说，同样有意义的是管理上的重组：　　周期小组的自律对长壁操作小组管理的影响……在于小组的管理结构最终被简化了。一名井内监工被撤销了；他无事可干。(27)　　如果对重新组织的决策掌握在那个多余的人手里，那么重新组织会遇到的困难将不难想象。　　对于井内监工的上级同意将自身完整的、非专业化的、非等级制的工作小组重新引入矿里来说，必需的条件是煤层的物质稀缺性与所有权制度同时存在。(28)如果矿工可以自己组织车间，与资本主义包买商的做法一样，管理者很可能就会发现有必要依赖于工人在任务上的专业化作为让工人保持在其“正确”地位上的手段——这样，老板就也在其“正确”地位上了。　　煤矿在某种程度上是包买商制度后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典型，但是，我认为，在解释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上，不应该将首要的重要性归于固定资本的增长和生产资料的高成本。和煤矿的所有权一样，在19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机器的所有权在确保资本家的地位方面也许与专业化一样有效率。对于单个工人来说，机器太过昂贵，并且出于所有的目的和意愿，工作小组尚不存在。但是，在那之前，机器并非昂贵得买不起，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工会成为了有可能弥补机器的高成本的力量——如果不是为了个人，那就是为了小组。在一段时间里，维持老板—工人这种等级制度需要工会的心照不宣；现今的工会缺乏的是改变的意志，而非力量。这并不是说下面这一点仅仅是出于意外：大部分工会选择忽略等级制度及其影响，却关注于“面包和黄油”这样的问题。这些是适应一个增长的经济框架的最容易方法，并且同意将冲突限制于这些问题上在缓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冲突方面是有益的。但是适应的代价十分高昂；工会成为等级制度中的另一个钝齿(cog)，而不是工人对等级制度的防线。(29)然而，问题并非仅仅是在工会领导的传统框架内重新定位优先考虑之事。一旦工会对工人与工作间的关系开始感兴趣时，他们就会发现自己与资本主义组织的原则是相冲突的，不仅仅是在与资本家分蛋糕上存在冲突——工人只是在蛋糕的边缘上与资本家进行分割。劳动的发言人再也无法作为已建立的秩序的支柱了。　　当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性将生产限定在少数地点时，所有权制度本身就足以将工人置于从属地位了。因此，正是在像采煤工业这样的资源消耗型产业中，无论是在手工技术还是机器技术条件下，专业化都被证明是非必然的。在制造业中，大部分非劳动生产要素本身就是被生产出来的，因此，无论成本如何，都在原则上可以被工人团队使用。在制造业中，专业化继续维持着这样一种幻觉：对于将多人的工作整合为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来说，等级制度是必要的。　　但是，我们进展地太快了。在当前的观点上，年代学(chronology)已经足够推翻将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归因于机器的高成本这一说法了：从独立生产者到雇佣劳动者的转化在机器变得昂贵之前就发生了。它是工人在任务上的专业化的结果，专业化是包买商制度的标志。可以肯定的是，资本在包买商制度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包买商毕竟是个“资本家”；固定资本是不重要的。由包买商提供的资本主要是生产资本——过程中的物质存量一一并且用来预付未来劳动。　　预付工资所扮演的角色应当得到比现在更多的关注，因为，至少在一些行业中，它看起来是资本家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30)预付工资对于资本家来说，就好像免费的海洛因货样对于毒贩子一样：它是创造依赖性的手段。这一点没什么区别：一个是法律上的依赖性，而另一个是生理上的依赖性。二者都代表着一种瘾，只有意志无比坚强和无比幸运的人才能逃脱。(31)对现在的目的，关键是实质上受合同束缚的奴役行为（尽管与英属北美和非洲殖民地相比，这种奴役行为历史短些）合适地补充了工人在任务上的专业化。预付工资合法地将工人束缚在了他的雇主手下，并且通过将其产品的销路限制在中间商那里，工人的活动在构成整体的小部分上的专业化有助于防止工人逃避他的工作责任，而不为任何其他人工作。中间商形成的市场与最终产品市场相比要小些。大体上，非法地处理未涂白色的扣针比处理涂白色的扣针难得多。(32)　　虽然利用预付工资来维持工人的依赖性和对生产的等级制控制这种做法在包买商制度下既可能十分广泛，也可能不广泛，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它在其他种类的市场经济之下已经成为了重要的特征，在这些市场经济中，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的替代性手段还不存在。也许，在美国经验中，最为相关的例子就是在1865年之后南方地区农业组织的发展。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种植园主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与工厂产生之前英国包买商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在生产过程中，如何保证自己的必要角色。将从前的奴隶束缚在土地上不再是合法的了，并且，像工厂产生之前的工业生产资料一样，土地不够稀缺也不够昂贵来确保工人对资本家的依赖性。　　通过将农作物留置信用制度(crop-lien system of credit)与分成制度(share-cropping system)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种植园主—资本家通常会以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种子、肥料和工具的方式预付信用。这些信用以现在和将来农作物的留置权作为抵押，并且种植者就从法律上处于他的债权人的束缚之下了，直到债务被清偿，因为债权人手中拿着账簿。在分成制度之下，地主而非佃户控制着农作物的选择：　　并且，除了他能出售的东西以外，他不希望种任何其他东西。如果佃户花时间去维护一个花园，而忽略了地主的首要利益，那么他就失去了地主卖给他额外杂货的特权。(33)　　对于从前的奴隶来说，甚至土地所有权上的名义的独立性也没什么价值。债务不是一种经济安排，而是征服。并且，谷物留置权实际上给予了资本家对农作物种植模式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与对土地的所有权一样。“胆敢用小片土地自己耕种的农民很快就被警告说他的信用度降低了。”(34)结果是毁灭性的单一经营。　　在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商人要的是棉花，更多的棉花，几近于只要求种棉花……而种植者既不能在商人背后吃了它，也无法拿出去偷偷卖掉。　　……想要弄出任何一点棉花到别处去卖掉的任何尝试，即使这是多于应该付给店主的那部分棉花，很快就会招致惩罚。在南卡罗来纳州，如果留置权所有人仅仅是怀疑有这样的动向，他都可以从法庭职员那里拿到命令要求地方警长没收全部待售的农作物……(35)　　得到了州警方力量的慷慨协助，棉花使得资本家可以在生产者和市场之间横加干涉。实际上，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棉花种植对于资本主义种植园主的意义，与专业化对于资本主义包买商的意义是一样的：不是出于技术优越性进行的选择，而是出于自己介入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利益进行的选择。　　三、工厂的兴起　　作为包买制度的标志的精细专业化仅仅扫除了工人对生产进行控制的两个方面之一：对产品的控制。对工作过程的控制仍然在工人这里，而不管工人何时、怎样利用这种控制——直到工厂的降生。　　经济史学家习惯上将工厂的增长归因于大规模机器的技术优越性，大规模机器要求生产活动在新开发出来的动力周围集中——水和蒸汽。据T.S.艾什顿所说，第一批工厂在18世纪初期成长起来，在那时“出于技术原因，小规模的工人被组织在车间里和小规模的水力磨坊中”(36)。但是，现代工厂制度的起源通常与理查·阿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相提并论，他的纺纱工厂取代了家庭纱线工场。据说，阿克莱特的“水力纺纱机”主导了纺纱的工厂组织：“不同于珍妮纺纱机，纺纱机的工作需要比人力大得多的力量，并因此从一开始，这个过程就在作坊或工厂里进行”(37)。其他权威也同意这一说法。因此，保尔·芒图(Paul Mantoux)说：“……机器的应用将工厂制度与（包买商制度）区分开来，并且赋予了新制度与以前的制度都不同的独特性质……”(38)更近一些的，大卫·兰德斯(David Landes)曾写道：　　工业革命……需要一种机器，这些机器不仅取代手工劳动，而且迫使生产在工厂中集中——换句话说，这些机器的动力需要对于家庭的动力来源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并且这些机器的机械优越性足以摧毁旧形式的手工生产的抵抗。(39)　　应该说，这些权威人士认识到了工厂的其他优势，尤其是作为一种纪律和监督的制度，这在包买商制度下是不可能的。正如艾什顿所说，“正是对工作进行监督的需要使彼得·斯塔布斯(Peter Stubbs)把零散的锉刀制作工人聚集到他在沃林顿的工厂中。”(40)芒图还注意到了将许多工人聚集在一个车间里“从组织和监督的角度来看的明显优势”(41)。据兰德斯所说，对纪律和监督的需要让“雇主的想法转向了车间，在那里，工人们会被集中到一起在机警的监督者手下劳动”(42)。在其他地方，兰德斯表述得更加清楚。他在一部讨论资本主义发展的论文集的导言中写道：“工厂的核心在于纪律——它得到的指导和协调劳动的良机。”(43)　　尽管如此，从传统上讲，如果不考虑背后的动机的话，在考察工厂制度的成功时，纪律和监督的优势是次要的。就在芒图注意到工厂的组织优势的那一刻，他得出结论说“工厂制度……是应用机器的必然结果。”(44)类似地，就在将纪律看作工厂制度的核心的同时，兰德斯将它的成功归因于技术因素：“集中制造对分散制造的胜利实际上是由动力设备的经济优势带来的。工厂必须在市场上打败家庭手工业，而这场胜利来之不易。”(45)　　这种推理背后的逻辑清晰可见：工厂存活了下来，因此它必然比其他的生产方式成本更低。并且，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如果效率是在整个经济的意义上定义的，只有成本最小的方法在技术上是有效率的。因此，工厂必然比其他制度在技术上更加优越。　　然而，对作为工厂产生动机的监督和纪律的涉及应该让我们警惕对技术效率的过于简化的成本最小化解释。在竞争性模型中，除了被市场机制强加的以外，是没有监督和纪律的空间的。(46)并且，对作为建立工厂的背后推动力的监督和纪律的重要性的任何认识就相当于是承认与完全竞争假设的重要相悖，并且，由此不能把成本最小化和技术效率看作是一致的。因此，技术上的优越性对于工厂的兴起和成功来说，就变得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了。　　现在，本文要说的是工人在工厂中的聚集是包买商制度的自然结果（如果你愿意这样认为，它是内部矛盾的结果）。包买商制度的成功与大规模机器的技术优越性关系甚微，或者毫无关联。工厂成功的关键，以及它的灵感是资本家替代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纪律和监督可以、而且确实降低了成本，而并非在技术上更加优越。　　工厂的胜利和它背后的动机在于纪律和监督这一点至少对一个当时的研究者来说是明确的。19世纪最主要的工厂制度辩护者——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十分鲜明地将阿克莱特的成功归因于他的管理才能：　　据我理解，（阿克莱特面临的）主要困难既在于为抽棉花(drawing out)和捻成线(twisting)发明一种合适的、自动的机器，又在于……训练人们抛弃他们散漫的工作习惯，并使自己参加到复杂的自动化过程的不变规律中去。这二者是同样困难的。设计和执行一套成功的、符合工厂的勤勉需要的纪律规范是荷丘林(Herculean)企业的事业，阿克莱特的卓越成就。甚至是在工厂制度已经组织的十分完善、劳动已经被简化到了最大程度的今天，还是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将无论来自农村还是手工艺职业的成年人转化为有用的工厂劳动者。在用一段时间努力克服他们的懒散、不听话的毛病之后，他们或者主动放弃工作，或者以漫不经心为由被工头开除。　　如果布利亚留斯(Briareus)工厂纯粹被机械天才创造出来，那么它应该提早30年就出现了；从伯明翰的约翰·怀亚特(John Wyatt)不仅发明了槽纹辊(fluted rollers)，而且获得了这项发明的专利权，还在他的家乡安装了“不用手的纺纱机”以来，已经过去了90年……怀亚特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从事受人尊敬的职业，受到了他的上级的极大尊重，因此，从机械学的角度看，他可以安心完成他的计划。但是，他的性格却十分文雅和消极，没有能力应对新制造企业的难题。实际上，这需要拿破仑那样的斗志和雄心，以镇压工人的倔脾气，这些工人习惯于想什么时候努力，就什么时候努力……而阿克莱特正是这种人。(47)　　怀亚特的努力和他的最终失败都像谜一样掩盖了起来。的确，将他的贡献与他的合作者刘易斯·保罗(Lewis Paul)的贡献相区分是不可能的。怀亚特—保罗机器的模型没能保存下来，但是芒图支持尤尔的判断，即怀亚特和保罗在所有的技术要点上都比阿克莱特提前。据芒图所说，阿克莱特的机器“只是在细节上才与怀亚特的机器有所区别。这些细微的差别不能解释阿克莱特的巨大成功”(48)。　　当时的证据说明对劳动力进行组织的问题在怀亚特—保罗企业的失败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委托人和管理者之间的一致意味着对纪律问题的持续关注。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一位出资人，同时也是执照持有人，建立了一个运用人力机器的车间，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水力作坊。早先，他写信给保罗说：“今天来上班的工人还不到一半，并且我对让自己与这些人的势力作对没什么兴趣。”(49)在凯夫的工厂进行机械化之后，纪律没有什么改善。当怀亚特在1743年走访南安普顿的新纺纱作坊时，他发现“只有4架纺纱机定时开工，因为不够人手来开动5架机器。”(50)对新的纪律方案的寻找仍在继续。一个月之后，凯夫的副官写信给怀亚特说：　　我想他们（工人们）在本周的4天里干的活和你在这里时他们一周内干的活已经一样多了……没有足够的人手来开动所有5架机器，不过现在4架机器全速运转，大概每天能达到100束线，有时能达到130束。这个额外进步的一点原因在于哈里森(Harrison)先生（作坊的经理）买来了4块手帕，每架机器1块，每块手帕花费5英镑，并将它们作为对干活最多的姑娘的奖励……(51)　　这些通过明智地使用“胡萝卜”来“镇压工人的倔脾气”的赤裸裸的尝试无果而终。怀亚特—保罗的尝试的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他们失败了。并且无论是怀亚特，还是阿克莱特，谁都没有成功地应用怀亚特的发明。如果说机器纺纱的缺陷主要是技术本质上的，那么这就是个值得注意的失败。　　关于工厂纺纱的成功并不依赖于更优越的机器技术这一点，还有额外的证据。工厂纺纱在毛纺织行业和棉纺织行业都存在，并且它在毛纺织行业的成功只能是由于组织上的原因。　　在工厂出现后的很多年里，毛纺织技术在工厂和家庭手工业中并无二致；在两个地方，“珍妮纺纱机”直到19世纪都是基本的机器。(52)哈蒙德二人提出工厂纺织在19世纪初期占主导地位：　　到1803年，转变在实践中完成了。布匹制造商在他们自己的厂房中一个接一个地引进了“纺纱工厂”制度，并且纺织工人中充满了不安，唯恐他们也会被迫到雇主的厂房中工作。(53)　　在一些地方，水力被用来推动珍妮纺纱机，(54)但这看起来并不是普遍的情况。被芒图称作是“约克郡最好的纺织工厂主”(55)的班杰明·格特(Benjamin Gott)在他做工厂主的25年中，在他的纺纱（或织布）厂房中从来不用水力，尽管如此，他也挣到了令人满意的利润。(56)当然，格特从未放弃在家庭作坊里纺纱和织布，尽管这些人力活动可以与格特应用了蒸汽动力的操作——粗梳(scribbling)和充填(fulling)——分开进行。的确，当格特在1793年建立他的工厂时，对粗梳和充填来说，传统的操作是与纺纱和织布不同的手艺。(57)　　在织布上，情况比纺纱更加清楚。格特的手工织布车间不是独一无二的。在动力织布付诸实践之前很久，手工织布工人就被聚集在车间里，用和家庭手工业中同样的机器织布。很明显，如果对于企业家来说，手工车间不是有利可图的，那么它们就不会一直存在；同样明显的是，利润的来源并不在于更优越的技术。没有证据可以说明，资本家的工厂中的手工织机与织布工人家中的手工织机有任何不同。　　关于手工织布工厂的相对重要性，我没有找到全面的数量估算，并且，要进行甚至是有理由的推测，也可能需要巨大的研究努力。(58)关于手工棉纺织业历史的一项最近研究得出结论说：“尽管（手工棉纺织车间）与棉纺织业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一点也不相同，但是它却不容忽视，也不是只限于……花哨商品。”(59)研究者继续写道：　　据罗森代尔(Rossendale)的历史学家所说，在年期间，当“手工棉纺织业正兴盛的时期，在罗森代尔的福斯特，据最低估算也有30家纺织车间；还不包括在家里的织机。”车间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们在织工自己的家庭之外雇佣一定数量的织工；它们比由4或6架（织机）组成的小车间要大得多。在小车间中，这4或6架（织机）由一名师傅和徒弟们运作。这些小车间位于博尔顿或是佩斯利的一些更专业化的生产线中。在最特殊情况下，车间有150或200架织机，50到100架织机的车间则较少有，大多数情况是20架或更多的织机。这些车间在整个纺织业地区的城镇和乡村中都可以找到。　　……对于雇主和工人们来说，手工纺织车间代表了棉纺织业组织在纯粹家庭手工业制度和动力推动的工厂之间的一个转折性阶段。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手工车间是棉纺织业中相对较晚才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它是对动力织机工厂的刻意模仿。随着脚踏织机（一种改良的手工织机）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的出现，这种车间的数量很可能有所增加，而且在当地的报纸中，有些证据说明它们在18世纪80、90年代已经存在了。(60)　　甚至晚到1838年，织工们的敌意还是冲着手工织机车间和它的主人，而非动力织机，例如格鲁斯特郡的托马斯·伊克赛尔(Thomas Exell)的情况。据瓦斯沃茨和曼恩所说，“伊克赛尔为手工织机和珍妮纺纱机在织布车间中的集中感到悲哀”，他写道：“它们把我们从房子和花园里赶了出来，到它们的工厂和道德败坏的神学院(seminaries of vice)里像囚犯一样地工作。”(61)　　19世纪最初的几年见证了其他行业中家庭雇员在车间里的集中。监督看起来不仅为“彼得·斯塔布斯把零散的锉刀制作工人聚集到他在沃林顿的工厂中”提供了动机，而且为维持工厂式的组织以取代包买商制度提供了足够的经济基础。艾什顿对斯塔布斯企业的仔细研究(62)没有为将锉刀制作工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任何技术上的证据，至少他认为没有哪个是站得住脚的。艾什顿也从未提出新的工作组织方式曾被放弃过。相反：一些原有的车间还依照原来的方式而行。(63)　　所有这些都不能否认18世纪以来发生的技术变迁的重要性。但是，这些变迁并不是工厂发展的独立原因。相反，技术变迁呈现的具体形式是由工厂组织塑造和决定的。下面这一点并非偶然：在包买商制度下，技术变迁在哈格里夫斯的珍妮纺纱机之后萎缩了，而在工厂中却兴旺发达起来。在需求方面，资本家为发明和改进提供了市场，并且他的兴趣在——出于监督和纪律的原因——工厂之中。供给方面只是稍微复杂一点。在原则上，发明者会得到专利权，并且将对其发明的使用权授予包买商，或者事实上授予独立的生产者。在实际操作中，当生产在零散的家庭手工业中进行时，如果可能的话，则很难监视和惩罚对专利权的盗用。在生产聚集在工厂中时，更容易履行专利权，并且，这自然将发明性活动导向了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当然，许多改进由于它们的本质是无法取得专利的，并且，在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下，它们的收益就只能被企业家占有了。　　这个观点可能被认为是暗示着一种工厂体系的动态技术优越性，因为它很可能被解释为是说工厂为技术变迁提供了一个更合适的氛围。然而，更合适的创新氛围并不意味着动态或静态的技术优越性。因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优越性反而依赖于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组合，特别是通过专利权上的合法垄断对发明给予奖励的这种制度安排。像一般的知识一样，一项发明是一种“公共物品”：一个人对一种知识的使用不会以吃掉一片面包就减少了小麦存量的方式减少知识的存量。很容易理解的是，公共物品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有效率地进行分配；因此，不能以效率为借口对专利权进行辩护。　　的确，对于专利权的通常辩护是在对发明进行激励的意义上说的。但是，这个观点也很难令人信服。并没有什么先验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社会不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奖励发明者。例如，在18世纪，托马斯·隆贝被给予了14000英镑的奖励以取代他的捻丝机专利权的延期，这与他在持有专利权的14年间赚到的120000英镑来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尽管如此，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大体上足以诱惑人们供出所有的秘密了，除非是最缺乏自信的天才。(64)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像在英国所实践的那样，由公众对发明进行奖励是一项可悲的和不可靠的制度安排，但是，只要有这样的愿望，这并不意味着找不到一种方法让这项制度可以操作。如果专利制度没有被更加有权势的资本家通过偏爱那些有足够资源来支付许可费用的人而被玩弄于股掌间（并且顺便促进了生产者阶级向老板和工人的两极分化），那么专利制度不一定会成为对发明者进行奖励的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模式。　　在对工厂的兴起进行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市场机制在包买商制度下没能提供足够的监督和纪律？自亚当·斯密以来，市场机制的辩护士假设它可以利用生产者的私人利益来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理解的是，纪律和监督仅仅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而不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是不够的。并且，虽然在足够抽象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利润既是整个社会福祉的指标，又是资本家福祉的指标，但是福祉的这种同一性并非任何真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既不是亚当·斯密时代的“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特点，更不是我们自己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在完全竞争模型中，既没有资本家，也没有工人，只有利用不同资源束(bundles)的家户，所有的资源——包括劳动——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在市场上，没有人拥有任何市场势力。因此，与资本家雇佣劳动一样，劳动者同样好地被认为可以雇佣资本，并且企业在分析中不扮演任何显著的角色。相反，包买商制度的标志就是将专业化进行得如此之细微，以至于对工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一个相对广阔的（竞争性的）市场来出售产品，它用副产品的狭窄市场代替了产品市场；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少数几个包买商就可以支配市场。(65)这种对竞争原则的曲解使得纪律和监督变成了一个阶级问题，而非技术效率的问题，而竞争原则处于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核心；纪律和监督的缺乏对于利润来说是灾难性的，而这并非是无效率的。　　劳动者阶级的无纪律性，或者说的更直接一点，他们的懒惰，被18世纪的研究者普遍地注意到了。　　有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一位19世纪中期的时事评论员写道）……在某种程度上，稀缺性推动了工业的发展，并且制造者（工人）如果能够用3天的工作养活自己，那么他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就都会无所事事，喝得烂醉……在制造业郡中，大体上，穷人的工作时间绝对不会超过恰巧足以活下去和支持他们每周的淫逸的工作时间……我们简直可以断言，羊毛纺织业中工资的降低会是一件全国性的好事和进步，并且不会对穷人造成任何伤害。通过这种手段，我们能保证我们的生意足够支付租金，而且对人进行改造。(66)　　换言之，无纪律性意味着随着工资上升，工人选择更少地工作。用更加中立的语言来说，懒惰仅仅是对闲暇的偏好！远不是“对理智的经济行为规律的不理性违背，”(67)当个体工人控制劳动供给时，一条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最自然的现象。　　至少，在闲暇——商品选择的传统无差异曲线方法的信徒中，没有哪一个敢于提出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有任何异常的东西。(68)对于消费选择的无差异曲线分析来说，核心的问题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分离。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工人来说，工资的上升使得闲暇变得相对更加昂贵。但是，与这个负的“替代”效应相反的必须被看作“收入”效应；除了改变闲暇与商品之间的选择条件之外，上升的工资就像一笔意外的收入，它使得工人有能力享受更多的闲暇。只要闲暇是“正常品”（收入效应为正），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就按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并且，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当然，没有哪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会理直气壮地说替代效应必然大于收入效应。(69)　　然而，在竞争性市场中，加总的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根据定义，任何个别资本家可以在现行工资水平上雇佣任意数目的工人。并且，他支付的工资反映在他的产品的市场价格中。无论现行工资是高还是低，他都获得竞争性的利润率。但是，对于买方垄断的包买商来说，更高的工资导致工人选择更多的闲暇这一事实不仅是违背意愿的，它也是灾难性的。在1769年，阿瑟·杨(Arthur Young)注意到了曼彻斯特棉花制造者中的“普遍情绪”，即“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大量的供给”(70)。　　因此，前工厂资本主义的成功之中蕴涵着它自身发生转变的种子。随着英国国内商业和出口贸易的扩张，工资水平上升了，并且工人坚持将他们收入中的一定比例转变为更多的闲暇的形式。无论这个反应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说是多么的明智，有事业心的资本家都不可能这么做。资本家也没有温顺地接受“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他最先求助于法律。在18世纪，议会曾两次制定法律，这些法律要求在家劳动的毛纺织工人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完成并上交劳动成果。在1749年，这个时间段被固定在21天，且在1777年，这个时间段缩减到了18天。(71)但是，更直接的行动是需要的。资本家的解决办法在于直接控制工作和闲暇的比例。资本家的利益要求工人的选择完全成为在工作还是不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在工厂制度下，他唯一可做出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监督和纪律在工厂中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在监工机警的监视之下，工人再也不能根据他自己的标准自由地安排工作速度了。但是，监督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包买商制度下，生产资料在制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在工人的控制之下。这为工人创造了增加他的收入的多种办法；在毛纺织业里，工人可能用劣质羊毛替换优质羊毛，或者掩盖纺织时的瑕疵，或者把羊毛弄湿以使它看起来更重。(72)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完全私吞的可能性。看起来这些可能性随着贸易的发展和增长增多了，因为随着贸易渠道的增多和扩张，处理非法得到的商品看起来变得容易了。在18世纪中，在任何事件上，资本家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法律、警察和司法的力量来防止工人侵蚀他们的利润。(73)的确，当考虑到利润所面临的明显的、当前的危险时，甚至是传统的英格兰司法格言——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一个人是清白的——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1777年的一项议会决议允许在仅仅有私吞嫌疑的情况下搜查工人的家。否则，他会被假设是有罪的——即使没有现成的证据。(74)　　像他们的“懒惰”一样，工人的“不诚实”不能通过诉诸法律来克服，然而，议会还是不懈地努力以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地方长官可能不足以满足大制造商的需要，(75)特别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们是土地贵族的成员。在任何事件中，法律的强制力至多是笨拙的，尤其是当制造分散在相对广阔的地理区域中时。毫无疑问，正如兰德斯所说，“雇主的想法转向了车间，在这里，人们被集中起来在机警的监工的眼皮子底下劳动。”到1824年，布莱克本邮报(Blackburn Mail)的一位记者极力主张将工厂制度作为一种抵制私吞的手段：　　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有所改变，或者使用动力织布机，或者采取（手工）织布车间和工厂，现在，至少六分之一的棉花产品生产受到了（私吞的）影响。(76)　　强调这一点是重要的：工厂采取的纪律和监督与效率没有任何关系，至少是在经济学家使用这一术语的意义上。规训劳动力意味着作为更大劳动投入的回报的更大产出，而不是同样投入的更多产出。(77)对劳动力的监督——如果它与规训有所不同的话——仅仅是降低了实际工资；私吞等行为的停止改变了财富蛋糕的分割，使它更有利于资本家。在竞争性模型中，以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状况恶化为代价来改进一个人或群体的状况的创新可能是不可行的。但是，包买商制度下的雇主—工人关系史与竞争性模型相违背。私吞和其他形式的欺骗是具有“反作用力”的实践，但却弱得可怜。(78)工厂有效地杜绝了“不诚实”和“懒惰”。　　于是，工厂并不是在技术上比包买商制度更优越，至少直到技术变迁全然按照工厂的要求进行之前是如此。但是，它真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率的吗？不仅对于资本家来说，而且对于工厂工人来说，无论对那些在家庭手工业中挣扎的人来说结果（在技术的语言中，仅仅是“金钱上的不经济”）有多糟糕，难道它不比可行的替代选择更差么？毕竟，没有人在法律上被迫到工厂里工作。工人通过加入工厂的行为显示出了对工厂组织的偏好，或者至少是对工厂组织和工厂工资的结合的偏好，而工人的偏好并不比资本家弱(79)——或者这就是新古典的逻辑思路。　　事实上，这种逻辑有多可行呢？首先，它是一种关于选择的奇怪逻辑，它将全部的重点放在了法律强制的缺失上。从工厂劳动的最初来源来看，工人相对来说几乎不能进行有效的选择。据芒图所说：　　在早年间，工厂劳动由最不相匹配的因素组成：被大贵族赶出村庄的乡下人（指圈地运动）、退役军人、贫民、各个阶级和各种职业的贱民。(80)　　问题并不在于对工人们来说，工厂雇佣与忍饥挨饿孰优——让我们假设前者更好——而是在于它与替代性的生产组织力量孰优，这种替代选择使得工人拥有对产品和过程的一定控制权，甚至代价是更低的产出和所得。(81)但是，要想在19世纪的不列颠（或20世纪的美国）成长和发展起来，对于生产的组织者来说，这些替代选择必须是有利可图的。既然工人对产品和过程的控制最终没有留下资本家的位子，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延伸了对劳动和商品市场的支配，也扩展了职业的范围，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创造这样一些雇佣机会，在这些机会中，从父辈传统职业中被取代的工人可以控制产品和过程。　　只要工厂雇佣的替代选择是可行的，就有证据表明工人将一哄而上。家庭纺织业就是少有的几种替代选择之一，对于那些缺乏专门技能的人来说，可能是工厂雇佣以外唯一重要的、可行的替代选择。并且，尽管工资降到了极低的水平，仍有多达250000名家庭棉纺织工人延续到了19世纪。　　考虑到死亡和移民造成的人口减少，织工人数的维持是不断有人重新进入这个领域的有力证据。(82)然而，技术变迁朝与工厂组织一致的改进的偏向不久就使替代选择消亡了，包括纺织业。(83)到19世纪中期，还残存着可怜的一点工人控制的包买商制度在英国实际上消失了。并且，纺织业是家庭手工业抵抗的最后的重要抵抗。当这种替代选择不可行时，工人拒绝工厂雇佣的自由就成了挨饿的自由。　　并且，甚至是当成年男性可以进行真正的选择的时候，那么“显示偏好”的逻辑被认为比形式上更为可取，(84)他的妻子和孩子则没有这样的特权。所有证据都显示，妇女和儿童在早年间工厂工人中占压倒性的多数，(85)他们出现在工厂中并不是因为他们选择如此，而是他们的丈夫和父亲让他们去的。将显示偏好用于他们在工厂的出现需要一个关于个人选择概念的有弹性的观点。　　在贫困儿童的情况中，显示偏好逻辑一点都行不通了。他们被教区当局作为“工厂学徒”卖出去，要在工厂服役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目的是为了节省地方纳税人为食物、衣服和收容所支付的费用，这些贫困的被社会遗弃的人在法律上和其他方面别无选择。学徒制度本身不是新的东西，教区当局将贫困儿童集体送到师傅手下做学徒这种做法也不是新的东西。但是，到18世纪晚期，学徒制度不再是对进入不同手工业和行业加以限制的手段了，也不再是确保质量标准的维持的手段了。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急迫需要相一致，它成为了一种契约约束下的奴役制度。(86)随着工厂成为工业景观(landscape)的突出特征，一个有事业心的资本家可能会打出这样的广告：　　出租，260个儿童的劳动　　有地方，以及经营棉花行业的所有便利条件。欲知详情，请咨询理查德·克劳夫(Richard Clough)先生，康芒大街(Common Street)，曼彻斯特。(87)　　芒图进一步说，在工厂的早期，没有父母会让他们自己的孩子到工厂去，以至于贫困的学徒工是“工厂雇佣的全部儿童。”(88)但是，尽管芒图引用了当时的证据来支持他的观点，这种说法也有些夸张了。梅洛(Mellor)的欧德诺(Oldknow)工厂看起来主要依赖于家庭小组（母亲和儿童），且昂文提出，为这些家庭中的父亲提供雇佣机会——一般是在工厂之外——一直是萨谬埃尔·欧德诺(Samuel Oldknow)关心的事情。但是，尽管如此，贫困的学徒工仍然是梅洛的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世纪末，这最多达到过25%。(89)　　在总体上对童工进行道义上的讨论，或者对贫困的学徒工进行特别的道义上的讨论与本文的目的并不直接有关。(90)在工厂中，至少是在早期，童工很可能必然是一种罪恶。正像尤尔所写的那样：　　……几乎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将无论来自农村还是手工艺职业的成年人转化为有用的工厂劳动者。在用一段时间努力克服他们的懒散、不听话的毛病之后，他们或者主动放弃工作，或者以漫不经心为由被工头开除。　　正像历史所显示的那样，事情不总是处于一个不变的状态的：毕竟，工厂还是在童工的废止中存活了下来。并不令人惊讶的是，招募第一代工厂工人是关键的问题。对这一代人的后代来说，工厂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也许是唯一的自然秩序。一旦长到成年，因为受到教会和学校纪律的强制，下一代工人会被招募进工厂中工作，而这与矿工的孩子被招进煤矿工作，或是职业军人的孩子应征入伍相比，可能不会产生更大的困难。　　愿意且能够服从外部强加的纪律的第一代工人的招募对于工厂制度的扩张来说是持续的障碍。甚至20世纪中期的美国还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在这里，替代选择的缺乏也在推动市场机制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用汽车公司以装配工厂的形式将机器速度的纪律引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弗拉明哈姆(Framingham)。在一项查理斯·沃克尔(Charles Walker)和罗伯特·盖斯特(Robert Guest)指导下进行的采访中，样本中超过85%的被采访工人(91)曾经在他们自己决定工作速度的职业中工作过。当1949年被沃克尔—盖斯特小组采访时，样本中近半数工人将缺乏替代选择——原先工作的消失，或者缺少稳定的工作——作为来到通用汽车公司的原因。并且，大约四分之一表示如果他们可以找到其他工作的话，他们情愿承受工资支付的削减。(92)有一个人说：　　为了离开这里，我几乎会接受任何工作。我的身体受不了了。我的健康最重要。如果健康毁了，钱有什么用？(93)　　如果纪律和监督的问题——并非合适技术的缺少——是召集工人的最大障碍，那么为什么工厂制度只是在18世纪晚期才出现呢？事实上，工厂制度可以追溯到更早以前，至少可以到罗马时代。据特尼·弗兰克(Tenny Frank)所说，至少对砖头和红釉陶器这两种商品来说，工厂是占支配地位的组织手段。(94)对于本文的目的来说，非常有趣的一点是，罗马工厂看起来几乎完全被工人操纵，这些工人与18世纪英格兰的贫困儿童有同样的选择程度——也就是说，被奴隶操纵。相对比，在由自由民支配的行业中，工厂却极为稀有。弗兰克列出了几个——陶灯、金属器皿、珠宝和水管——在这些行业中，奴隶相对少见一些；所有行业都是沿着小规模的手工业生产线组织起来的。(95)毕竟，这种两重性并不那么令人惊讶。直接为市场生产的独立手工艺人没有为监督提供任何范围，然而，没有监督，奴隶劳动显然很难调动。对于古代和现代世界，工厂都提供了一种组织，这种组织有利于严格监督的进行。(96)　　留下来的事实可能是太少了，以至于不能证明任何事情，但是，它们强烈地说明了在罗马时代，工作是在工厂中还是沿着手工业生产线进行组织并不决定于技术上的考虑，而是决定于两个生产阶级的相对力量。自由民和市民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行会组织。奴隶则没有力量——并且只能以进入工厂告终。　　这个推理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生产和分配的行会组织最终让位于包买商制度是出于两点原因：对于能够介入生产者和市场之间的阶级来说，它更加有利可图，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利润为初生的资本家阶级提供了摧毁行会组织制度安排——严格的学徒制度、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等等——和用有利于包买商制度的制度安排——产业纪律的严格规则支持下的劳动和商品的自由市场，以及对私吞和其他违法行为的严厉惩罚——取代它们的政治力量。直到小师傅和短工的政治力量被摧毁之后，包买商制度才繁盛起来，因为构成包买商制度核心的劳动分工，既反对从学徒到师傅的有规则的升迁，也反对生产者和商人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同一性。　　同时，包买商制度必然是过渡性的。一旦自由的劳动市场存在了，雇主利用工厂来抑制那些压低利润的自由这种做法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被小心建立起来以支持雇主对抗工人的懒惰和不诚实的法律制度安排对于资本家的贪心来说从来没有强制力。　　如果为了行会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小师傅和短工没能在一段时间将分而治之的策略应用于自身的话，工厂很可能比事实上出现得更早。由于利用了两个更强大阶级的分化，小师傅和短工可以建立暂时的联盟。至少在拖延工厂的产生方面，这个联盟曾经是成功的。例如，小布匹制造师傅和不参与生产的大商人的联盟将对学徒制度的严格控制维持到了17世纪。(97)　　关于与更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成功结盟，一个更加明显，也许是最明显的例子导致了议会对纺织车间的禁止。因此，施行了1555年纺织工人法案，这比阿克莱特早了200年：　　本王国的织工们像在其他时期一样，向本届议会提出申诉说，富有的呢绒商用种种方法压迫他们。有些呢绒商在家里安设和保管几架织机并雇用短工和未经过学徒时期的人来织，因而损害大量可怜的、从小就学织的工匠……为了补救上述损害和避免一切若不及时预防就能发生的悲惨后果，本议会职权特作如下规定：凡住在市、镇、有市场的城市或法定的镇市以外的、做呢绒商行业的人，不得在自己家里拥有或占有一架以上的呢绒织机；上述人等亦不得将织机或将可以安设织机的房屋出租……(98)　　正如昂文所说，这项法案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阻挠农村资本家阶级的增长，把对行业的控制权维持在市镇雇主（他们不在法案保护范围内）的手中。”(99)恰恰是通过压制更有权力的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小师傅和短工才能尽可能久地维持他们自己的利益。　　的确，1555年法案的重要之处不在于支持和反对力量的结盟，而是在于它存在于如此早的一个时间中。无火不起烟，并且工人联合的某种强大推力——远早于蒸汽机，甚至是水力时代——很可能就是促进因素。除了女巫以外，重要的立法机构没有针对想象中的恶魔颁布法律的习惯。对于议会的禁令来说，甚至是在16世纪，织机车间必然对独立的织工造成了实际的经济威胁。出于同样的原因，必然存在着一个阶级，它支持从工厂组织的扩张中得来的利润。16世纪和后来几个世纪的差别在于这个阶级与反对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阶级之间的相对力量。　　工业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获得了力量；相反，它是一个间歇的、逐渐的过程，是像昂文所澄清的那样的历史。(100)但是，到18世纪晚期，这个过程很好地完成了。限制学徒制度，或相反，限制资本家的法规的彻底废除只是反映了新的现实。到这时，趋向于最符合资本家阶级利益的工作组织形式的创新过程全面铺开。蒸汽磨没有为我们带来资本家；资本家为我们带来了蒸汽磨。　　四、主题的变化(101)　　经济和政治力量强大的阶级求助于创新，以按自身利益改变收入分配（而不是扩大它的规模）——这种做法不是工业革命所独有的。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水磨的出现和胜利》讲述了一个封建时期类似现象的生动故事。(102)水力磨粉机的支配地位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它们与手推磨相比的技术优越性的结果。但是，布洛赫的文章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水力磨粉机使得封建地主可以抽取磨费，这些磨费在手推磨技术下是无法强制征收的。　　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水力磨粉机是出于分配上的考虑，而非技术上的考虑而发展起来的呢？在地主的磨坊里，首次磨粉是强制性的，并且磨费与谷物所有者的状况反向变动。加斯第斯·菲茨赫波特(Justice Fitzherbert)的《调查的限制》(1538, Boke of Surveying)记录下了系统性的差别：　　地主制定了若干等级：一些人被列为第20等（征收相当于所磨总量二十分之一的磨费），一些人被列为第24等；不定期租户被列为第16等；并且奴隶被列为第12等。(103)　　在极端情形下，对在地主的庄园里生长的谷物征收的磨费可以高达三分之一，(104)这意味着在地主的磨坊里磨面粉的义务（磨费）在极端情况下仅仅是确保农民不会通过秘密收割或私吞应该交给地主的谷物来逃避费用的手段，这个费用事实上是为使用地主的土地支付的。在当时人们的看法中，磨费和地租的紧密关系在关于将磨费应用于买来谷物这种做法的广泛争论中反映了出来。(105)尽管免除买来谷物的费用为逃避家庭种植谷物的应交费用提供了明显的可能性，加斯第斯·菲茨赫波特还是坚决地支持限制磨费：　　收取磨费是大部分谷物磨坊的做法——也就是说，租户的习惯是在地主的磨坊中磨他们的谷物；在我看来，也就是所有那些谷物都相当于地主土地上的作物，并且他（租户）在他的磨坊里消耗掉。但是，如果他在市场上或其他地方买他的谷物，那么他就可以自由选择到他可以得到最好服务的地方去磨粉了。(106)　　在地主的磨坊里磨谷物的强制性（与收缴的磨费相配合）是地租的强迫性更强的形式，还是用租户的利益来使地主致富的额外手段——这一点对当前的目的来说并不十分重要。两种假设都与这样一个观点相一致：分配上的考虑，而非技术上的考虑，主导了磨粉技术的选择。在对这个观点的论述中，布洛赫发现这一点十分显著：“事实上，所有或多或少有史可考的（水力）磨粉机在最初都是地主的”(108)。　　……在民众能出色地避免被地主的权威所镇压——例如弗里希亚(Frisia)——的地方，农民只是利用他们的自由来固执地坚守他们自己的个体磨坊。他们没有准备好与其他人达成友好的协议以及使技术进步适于他们自己的需要。(109)　　大体上，随着地主权力的加强，如果他可以抽取与磨粉技术无关的磨费，那么他就会满足于让农民继续使用他们的手推磨。因此，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地主“并没有过多限制手推磨，而是让对它们的使用服从于磨费的支付”(110)。但是，强制必然带来与后来对包买师傅的强制一样的问题。如果磨粉操作在农民自己家里进行，那么极为难以防止农民“私吞”地主的那部分“应得”谷物。布洛赫提到了“那些残酷地追求他们的无穷无尽和毫无效果的要求的诉讼，总是使农民成为失败者”(111)——但是，这也花去了地主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钱财。此外：　　在农村，虽然地主的权威十分恼人，但是它实现地很糟糕。因此，它通常无法采取连续的行动，否则，单靠这些行动就能够征服处于被动抵抗之中的农民和过去的师傅，使他们完全屈从于自己。(112)　　正像后来主要制造商的“想法转向了车间，在这里，人们被集中起来在机警的监工的眼皮子底下劳动”一样，封建地主的想法必然转向了集中化的水力磨坊上，在这里，谷物在地主管家的机警的监视下进行碾磨。因此，对于水力磨坊的胜利来说，必要的条件不仅是水力资源的垄断，而且是绝对禁止使用手推磨——磨费的施行。　　在一项标注为1207年的协议中，我们十分幸运地看到，郁美叶(Jumierges)的僧侣捣毁了可能依旧存在于维维尔(Viville)土地上的所有手推磨。原因无疑是：事实上，这一小块采邑——为了修道院的一些高级僧侣的利益而分割出来的修道院土地——已经长期没有支付地主的磨费了。在奥古斯都·菲利(Philip Augustus)统治下的诺曼底乡村的一角中发生的这一幕必然在加洛林(Carolingians)末世和卡佩(Capetians)一世时期已有诸多先例。但是，它们没有被历史学家的大网捕捉到。(112)　　大约在同时，磨费显然被包括进了英国磨粉行业的权利中。“‘人们不应被允许拥有任何手推磨’——这是被约克郡埃姆塞(Embsay)村的法政牧师(canons)在1120年和1151年之间加到特许状里的条款，在这个特许状下，一位贵族女士将一架定做的水推磨转让给了他们”(113)。　　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斗争很难说是势均力敌的，并且磨粉业的历史反映了这种不对称：手推磨逐渐淡出了视线。但是，当农民暂时占据上风时，最先牺牲的就是地主对磨粉业的垄断——并且，可能还要加上地主和手推磨。在详细讲述了圣阿尔班斯(St. Albans)人民和作为他们的地主的修道院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断断续续的斗争之后，布洛赫接近了被他毫不夸张地称为“名副其实的磨粉业史诗”的结尾：(114)　　……当瓦特·泰勒(Wat Tyler)和约翰·波尔(John Ball)领导的平民大起义于1381年在英格兰爆发时，圣阿尔班斯的人民受到了同样的狂热的感召，并且攻击了修道院……他们从僧侣那里夺来的赎身契实现了他们在每个家庭中拥有“手推磨”的自由。然而，这场起义像一颗草杆上的火苗一样很快就燃烧殆尽了。当它在全英格兰溃败时，圣阿尔班斯的特许状和所有其他夺来的特权都被皇家律令废止了。但是，这是持续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斗争的结束吗？远远不是。当（修道院的）史官接近他的故事的尾声时，他不得不承认，对于各个方式的麦芽制造来说，极可恶的手推磨都再一次回来了，并且再一次被禁止了。(115)　　从布洛赫对替代性碾磨技术的冲突的研究中，我们能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最重要的是，并不是技术上的优越性，而是封建权力的本质和推行那个权力的要求决定了手推磨被水力磨粉机所取代。不是手推磨为我们带来了封建主义，而是封建地主为我们带来了水力磨粉机。　　假设师傅和工人之间具有一种给定的权力分配的封建主义模型自然会提出磨粉技术应该在技术效率的基础上进行选择。但是，这个模型暗含地忽视了阶级之间的动态冲突和掌有控制权的阶级选择有利于实施其权力的技术的需要。对手推磨和水力磨粉机之间的选择进行的静态分析，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封建主义进行的静态分析，与以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对家庭生产和工厂生产之间的选择进行的分析，或者更一般地说，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分析，同样离谱。纪律和监督——或者，更一般地说，权力的实行——在对技术的决定上扮演的关键角色需要这样一种模型，这种模型以阶级冲突的挑战—　　苏联农业集体化表明，在社会主义下，效率不必然是技术的决定因素，这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并无二致。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的观点强调了集体农业的技术优越性：　　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农户转变为以公共耕种制为基础的联合起来的大农庄，就在于转变到以高度的新技术为基础的集体耕种制。　　出路就在于逐步地然而一往直前地不用强迫手段而用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把小的以至最小的农户联合为以公共的互助的集体的耕种制为基础、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116)　　一个不同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甚至是最有同感的外部观察者——例如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的研究。(117)　　最迫切需要的出路的难点不在于农业的低产量，而在于动用足够多的剩余谷物以使政府可以维持工业中的实际工资率水平，同时开展雄心勃勃的资本积累计划，这既需要出口以支付进口的机器，又需要资本品生产行业中雇佣规模的扩大。在20年代新经济政策之下，苏联政府将它自己的农业剩余规模概念强加在农民身上的能力仅限于它对用谷物换取工业产品的条件的控制。　　无意中，革命加重了动用农业剩余的问题。与重组大规模工业的方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打破了大规模的土地占有，并且维持了农业中的私有财产原则。(118)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集体化运动之前，谷物生产大部分都掌握在kulaks、sredniaks和bednisks——富农、中农和贫农手中。所以，当内战的混乱平息下来，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时，小农生产者(peasant producers)控制了谷物在农场消费和市场出卖之间的分配。并且，正如18世纪的不列颠工人想要将实际收入的任何增长中显著的一部分转变为闲暇的形式一样，在20世纪的俄国，随着农民成为了曾经应该交给地主的那部分谷物的控制者，他也选择了吃得更好。无论这对农民来说有多称心如意，但是结果对整个经济来说却是灾难性的。谷物生产“（在年）大约是1913年的十分之九；但是，市场上出卖的剩余却不到战前量的一半”(119)。　　当然，苏联政府可以、并且确实对农民征税了，但仍然存在古老的强制力问题。此外，内战使得农—工联盟在政治上更加必要，正像列宁在1921年向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报告的那样，农—工联盟对农业政策设置了特定的限制：　　这两个阶级的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小农需要的东西同工人需要的不一样……我们知道……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必须在经济上满足中农的要求，实行流转自由，否则……保住无产阶级政权是不可能的。(120)　　当市场仍然是从农村将农业剩余动员起来的主要手段时，政府除了控制交易条件之外无法做得更多。哎呀！后来发生的农产品高价格（为了诱出剩余）支持者和偏爱低价格（为了在工业产品的意义上最小化动员剩余的成本）的人之间的争论大大地偏离了主题。首先，反对高价格观点的看法是这种可能性，没有什么价格政策可以诱出既可以维持城市的实际工资，又可以开展雄心勃勃的资本积累计划的足够谷物。像包买商制度下的劳动供给曲线一样，小所有者农业下的谷物供给曲线既有向上倾斜的部分，又有向后弯曲的部分；可能仅仅是没有这样一种交易条件，在这种交易条件下，农民会自愿地拿出足够的谷物使政府既可以为进口品付款，又可以养活一个由于制造机器、建设工厂、大坝和高速公路工人的加入而壮大起来的劳动力大军——却不会剧烈地降低全部工人的实际工资。但是，即使足够高的相对价格诱出了充足的谷物供给，在国内生产或国外进口的工业消费品的意义上，成本也可能使得资本积累完全不可能进行——通过降低实际工资进行储蓄。然而，农产品的低价格于事无补。因为，至少在超过特定点之后，更低的价格只会鼓励农民吃得更多且卖得更少。　　面对着这种两难困境，苏联当权者可以或者牺牲资本积累，或者牺牲实际工资。但是，至少在20年代，不论领导人有什么信念，革命都不足以确保有意识地降低实际工资政策的实现。(121)结果，资本积累遭了殃。因此，正是：　　在市场上销售的谷物供给的短缺引起的城市消费的明显缺口被减少谷物出口满足了。甚至在战后时期的高峰年份，谷物出口都没有超过战前量的三分之一。(122)　　并且，因此，正是“在20年代中期和后期，（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失业十分严重，并且趋向于扩大”(123)。　　到这个10年的晚期，在5年时间内使资本积累的速度提高至原来的2倍或3倍的决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24)的“最低”和“最高”目标——需要或者执行以降低工业工资率（虽然不是工资单上的数额）为目标的政策，或者执行旨在降低农村总消费的政策。(125)降低工业工资就会削弱最革命阶级——无产阶级——的支持。另外，一旦原有的失业积压被解决了，这样的政策一定会使得招募新就业者加入工业劳动力大军更加困难。(126)除了打破农民对农业生产安排的控制权之外别无选择。多布的总结很难让人提出反驳：“集体农业是解决为不断扩大的（工业）人口供应农产品这一难题的（一条）权宜之计。”(127)有了集体化，政府最终不仅决定了交易条件，而且决定了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业和工业产品的数量。　　简而言之，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带来的经济问题不是生产不足，也不必然是不足以养活非农业人口的剩余。而是在决定资本积累速度上，土地所有权给予了农民太大的权力。与几个世纪以前的水力磨粉机相比，“高度的新技术”也不是集体农业的基础。如果技术优越性，而非对剩余的控制真的是集体化的基础的话，那么，与封建地主取缔手推磨以确保水利磨粉机的胜利相比，苏联政府就没有更多的理由抛弃斯大林做出的依靠“示范和说服的方法”改造农民的诺言了。　　对经济力量和在经济力量的使用上施加的制度约束给予应有的重视对于理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理解之前的经济制度发展来说同样重要。在社会主义（至少在它的苏联变种）下，在生产组织上做出的基本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技术——外生的和无约束的——而是权力的实施——内生的且约束性的，这不比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弱。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8卷，342～3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黑体为作者所加。　　②将劳动分工归因于效率的观点至少早于亚当·斯密两千年就存在了。事实上，柏拉图在与经济领域中专业化的优点进行类比的基础上，倡导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在《国富论》出版的75年以前，斯密的具体观点就被Henry Martyn预示到了。参见Considerations Upon the East-Indid Trade (London,1701)。　　③关于技术效率和成本最小的生产方法之间关系的简明讨论，见Tjalling Koopmans, Three Essays on the State of Economic Science, McGraw-Hill, N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