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神剧中，观众最不能忍的情节是什么？抗日英雄都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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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对于这段历史真正的见证者已经不多了，曾经抗战的烽火也随着现代化的建设消失的越来越多，但为了能够让年轻一代记住这段历史，我们还有影视剧重现啊。　　　　托科技的福，中国现在的抗日电视剧太多了，但其中有一些确实是尊重历史，让我们明白了当初抗战的艰辛。我们也珍惜现代生活的不容易，但有些却让我们觉得愤怒，那就是抗日神剧了。　　　　要说电视里的主角一个比一个厉害，不仅能够飞天遁地，而且都是武林高手。骑自行车都能玩出花来打鬼子，徒手就可以撕碎日军，手榴弹炸飞机，800米外直接狙击对方指挥官等不切实际的情节。　　　　中国抗日是很辛苦的事情，但先辈那么艰难才守住的江山，希望那些编剧能够将一些尊重历史的东西，当时要击败日军要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并不是一个主角就能改变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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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通行证/邮箱用户可以直接登录：知书&|&被抗日神剧毁掉的不只是历史，还有你的智商
日07时58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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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这篇文章之前，想要先讲讲前阵子在网上看到的一个传播颇广的“抗日神剧”片段。
在这个片段里，一个八路军战士（看模样可能是炊事班的），在全军比武中发明了一系列神奇食物。
他当着部队首长的面，咬了一口包子，咀嚼几口，把剩下的一半往远处一扔，“轰”，爆炸了。随后，他又摆出了西红柿、黄瓜、萝卜等一批食物，都是咬一口，然后往远处一扔，“轰轰轰”，看那个爆炸的效果，比手榴弹要强多了。
这位同志高兴地表示，这是专门“孝敬”鬼子的。八路军战士们纷纷竖起大拇指。一个首长也咬了一口包子，说：“味道还真不错！”另外两个首长频频点头。
剧情魔幻，“创意满满”，如果不是演员身上穿的军人服装提醒我这是一部抗战片，我差点就怀疑自己是不是走进了喜剧片场。
这些年，“抗日神剧”屡添“神作”：手撕鬼子、裤裆藏雷……而这个“包子炸弹”，完全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诺贝尔自己就是搞炸药的）。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近乎戏谑的“抗日神剧”，而渐渐淡忘了那十几年的艰苦岁月里，我们的先辈们是以一种怎样的决死信念和千千万万条生命筑起的血肉长城，才抵御住了一次次濒临灭国的侵略。
花样翻新的“抗日神剧”所折射出的，其实是编剧、导演、整个剧组对历史的漠视和不尊重，以及对观众的极度不负责任。试想，年幼无知的孩童若从小看着这样的电视剧长大，日后会不会想当然地以为，我们八百里开外真的能一枪干掉鬼子的机枪手？
先辈们用生命构筑的历史，不应以这样“不正经”的方式对待。历史不是搞笑剧情素材，不是大开脑洞的想象。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应该被忘记。
一寸山河一寸血
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一张照片在网上广泛流传，戳中无数人的泪点。
“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
看着这张照片，我沉默了很久，心情沉重到说不出一句话，只觉两眼发酸，眼泪不自觉就掉下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那一场在一座城市里发生的大屠杀，我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那是一场一枪未放、束手待毙的溃败，但其实，并不是。
在《历史的温度》一书中，作者张玮告诉我们：“80年前的南京，没有不战而降。”
事实上，在日，日军全面进攻南京的时候，城内留有守军大概8万左右，其中有不少淞沪会战退下来的残兵，武器装备落后。而日本方面，因为是要攻占中国的首都，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整个投入的兵力为30万左右，南京正面战场大约聚集了10万日军，携带大量优势装备。
电影《南京！南京！》剧照
南京保卫战进行了一周，战况异常惨烈。日军雨点一般的炮火，不停地进攻这座古老的城市，在敌人的优势火炮面前，中国军队搭建的防御工事根本不堪一击，很多优秀勇敢的机枪手，直接就被轰死在机枪掩体里，一枪未发。
城内各个阵地上，伤亡数不断扩大，原先由排长带头的敢死队，开始由连长、营长，甚至由团长带头冲入日军阵地。
基本都是无一生还。
在雨花台阵地，打到最后连工兵营都全部冲了上去，守军与日军双方尸体叠在一起，鲜血居然汇成了涓涓小溪。
南京城墙被轰塌后，日军蜂拥而入。城内的老百姓们，慌乱地四处逃跑，而残留在城内的成百上千的中国士兵，虽然失去了统一的指挥，但他们身边都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于是，他们向着日军蜂拥而入的入口，自发地迎了上去……
打到后来，南京三面城墙均被突破，大量日军进入城内，而守军将领唐生智竟然弃城逃走，导致整个南京守军陷入了混乱……
如今来看南京保卫战，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敌我双方实力悬殊，中国军队想要守住南京，基本是不可能的。
张玮说：“无论战略是否欠缺，战术是否得当，指挥官跑了没跑，那八万死守南京的中国战士，不应该被今天的我们忘记。他们没有不战而降，他们也希望保卫自己的首都，哪怕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电影《南京！南京！》剧照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十四年间，中国军队付出了伤亡380万的代价，共歼灭150万日军，拖住了150万日军。在这背后，还有3000万平民的牺牲、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及一个被打得满目疮痍的国土家园。
战争的无情与惨烈，根本让人无法想象，岂是“抗日神剧”中的手撕鬼子、“包子炸弹”那般轻松容易？
高晓松说：“没有经历过就无法体会，我们永远无法体会先辈们看着别人践踏蹂躏我们的祖国，狼烟烧遍国土时的家国情感。”
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战场，中国军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抗战时期，一位记者采访了一位中国士兵，中国士兵说道：“中国肯定会获胜的，肯定会。”
记者问：“那时候，你准备做什么？”
士兵回答：“那时候，我肯定已经死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人大概都是要死的。”
读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忍不住伏案大哭。想起国家公祭日当天另外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相遇，我一定会告诉你：山河犹在，国泰民安。”
勿忘国耻，勿忘前人。
寻找历史背面的故事、热血和真性情
翻阅《历史的温度》这本书，作者张玮用了近一半的内容讲述中国的抗战历史，除了上面讲到的南京保卫战，他还写了：
中国近代海军舰队的第一场海战：马尾海战；
九一八事变背后的故事和它的爆发；
“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背后：“大刀队”的扬名与悲壮；
三百万川军出川抗战：这群四川人，不该被遗忘；
空中保卫战：抗日战争，我们到底有没有空军？
四行仓库：一座被死守的仓库；
血战台儿庄；
虽然整本书并不全是讲抗战史，但仍看出作者在选文入书时有所侧重，那段历史对中国人来说过于漫长，它所释放出来的余温穿越时空，至今仍然灼烧着国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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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学那会儿，我不喜欢读中国近代史，感觉各种屈辱，各种混乱，最主要的是，历史课本上仅用一串串干巴巴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寥寥几句话，便将一段历史事件概括了，背诵起来是如此痛苦，丢掉书本便忘得一干二净。
战火纷飞的抗战史，变成了一个个知识点，譬如“台儿庄大捷”，轻轻松松五个字，背后却是炼狱般的前赴后继，尸山成河，重重相叠。而张玮在《历史的温度》中试图还原的，便是这些干瘪的知识点背后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些故事。
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内与日军巷战
正如这本书的名字一般，历史不是冷冰冰的记忆，历史应该是有温度的，有细节的。历史的温度，说到底，是人性的温度。
回顾那段历史，相信每个中国人都会被其中隐藏的民族节气和精神力量深深感动，知耻而后勇，勇敢前行，中华民族才能最终屹立于世界东方。
所有冷冰冰数字和事件的背后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如果你每天上班通勤时间太长，想要选一本有内涵又好读的书随身携带，《历史的温度》当之无愧能够当选。此书分为3个部分：人物篇、逸闻篇、战争篇，上面所述的，是这本书的战争部分，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去了解、去铭记的部分。当然，它并非一本沉重的历史读物，相反，它够通俗够易懂，有温度有真情。
在人物篇里，张玮写居里夫人的不幸婚姻，写爱因斯坦的“黑历史”，写阮玲玉的“人言可畏”，写李鸿章的“孤臣泪”，写杜月笙的睿智与残酷，写珍妃的死……他笔下的人物不再仅仅是一个历史符号，而是立体而饱满的，有血有肉的，真真实实的。
居里夫人：《大家都称她为夫人，但又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她？》
在逸闻篇中，张玮写人类的登月之谜，写埃菲尔铁塔的建造，写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写一战中远赴欧洲战场的14万华工，写美国禁酒令……你或许在课本或者某本书中，见过其中某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张玮所做的，就是尽可能用一种第三方、不带感情色彩的口吻，最大限度地去还原当时的历史事件。
一战时的华工：《一战，被遗忘的14万中国人》
孙中山与袁世凯：《两个大总统，你选哪一个？》
这是一本有血有肉、有人性、有故事、有真性情的历史合集，让你深思、让你感动落泪又让你热血沸腾。
上周，《读者》推出了“2017年度最受读者欢迎的10大好书”，《历史的温度》便在其中。在一个动不动就漫天焦虑的年代，我们希望，你能静下心来，用玩手机、刷无聊历史剧或者无所事事的时间，认真地读些好书，认真地了解过去，认真地审视我们的历史。
正如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所说：
“在一个狂奔的年代，我们有时候也要停一下，看看走过的路，整理一下自己的行囊，然后重新出发。”
不必探求读历史的意义，因为：
“你能看见多远的过去，就能看见多远的未来。”
文章素材来源：《历史的温度》
漫画来源：@铲史官漫画
编辑：辛巴德
摄影师：王伟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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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点时间，读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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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2017年度最受读者欢迎的10大好书”抗日神剧中的日军“中国通”
[摘要]在日本军队内部，“中国通”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近年来，国内反映抗战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几乎无一例外都要塑造一个对中国了解比较深的大反派“中国通”形象。实际上，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军队尤其是陆军内部，确实有一群被称为“中国通”的军人：与其他日军军官相比，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刻，通晓中国军队的特点，了解中国政治人物的秘辛，他们中不少人曾在中国军界政界混迹多年，能够熟练地用汉语进行交流。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中国通”呢？“大佬”级“中国通”成名于北洋时代在日本军队内部，“中国通”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上“中国通”是对中国有一定了解，能够对涉及中国的政治军事情报进行解析的军官。抗战时期，侵华日军中有一大批中高级军官符合这样的条件。但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几乎都是在情报领域造诣比较深的日本军人。第一类是日军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这些军官在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时选修汉语，进入日军参谋本部后主要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及战略战术。参谋本部中国课的滥觞，是明治时期“征韩论”和“征台论”催生的陆军省参谋局第二课，1916年，参谋本部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建立了“中国情报担当课”，这是一战后日本正式将下一步侵略重点放在中国的表现。除了参谋本部中国课人员以外，日本驻华使领馆的情报武官以及驻华特务机关人员，都会被认为是日军第一流的“中国通”。名义上，驻中国的日本武官统一受日本驻华公使（1935年以后为驻华大使）的指挥，实际上，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武官大多直接接受日军参谋总长的控制。除了先后在北京、南京和上海间迁移的驻华公使馆正式武官外，日军还在上海、济南、福州、南京、广州和汉口设立了专门的“特派武官”，这些所谓的“武官”缺乏可靠的外交官身份，但在各自所在的区域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可以临时动员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租界驻军。第一名驻中国的“特派武官”稻叶正夫，是在辛亥革命爆发后被日本参谋本部紧急派往上海的，他的任务，就是根据辛亥革命后的形势，协调日军当时在中国的驻军和其他军事人员。日军在中国设立的情报机关，这些年经过国内文艺作品的渲染，被吹得神乎其神。实际上，这些情报机关，大部分是由各地“特派武官”在自己的私人班底基础上建立，或是在日军租界驻军基础上组建。日军参谋本部在20世纪20年代派兵干涉西伯利亚前，长期对中国各地“特派武官”自行建立的情报机关采取“不承认不干涉”的态度，这使得日本在华的特务机关带有浓厚的“私人色彩”，各机关之间缺乏合作，内部结构迥然不同。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驻中国的特务机关呈现爆炸性增长，但这使得各单位之间在职能上出现重叠，但由于日军“中国通”的数量较为有限，大部分情报机关的工作效率较低。除了以上几类“中国通”以外，日军中狭义的“中国通”还包括在中国活动的日本“军事顾问”。在日军中，军事顾问的正式称谓是“应聘将校”，顾名思义是由中国各派系招募，担任军事顾问角色的日军军官。日本军事顾问在中国活动的高峰出现在从辛亥革命爆发到“皇姑屯事件”，在这不到20年时间里，日本军人活跃在中国各派军阀之间，一度影响甚至控制了中国的军事、外交和政治的方方面面。日军中公认的几位“大佬”级“中国通”，如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等人，都成名于中国军阀时代。随着张作霖被炸死，以及南方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引入来自苏联、德国的军事顾问，日本顾问在中国军队中一家独大的情况被彻底打破。“中国通”们互相拆台讨论过“中国通”的定义，我们再来说说“中国通”的培养。日军对“中国通”的培养，主要得益于日本国家战略方向的影响，虽起步于甲午战争之前，但到日俄战争时期才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模式。早在19世纪70年代，日军根据“征韩论”和“征台论”，就考虑培养针对中国的专业情报参谋人员，这一计划最初是以“清国派遣”的形式进行的。不过，甲午战争前日军在中国培养“中国通”方面始终收效甚微，一方面日军当时正在疯狂地学习西方列强，青年军官内部经常就到底应该学习英国、法国还是德国，发生争执。但“亲西方派”在轻视中国方面，却步调一致，因此即便陆士和陆大很早就建立了汉语教育课程，却应者寥寥。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之间的交流有限，在中国定居的日侨可谓凤毛麟角。1873年，日军第一批“清国派遣”军官来到天津后发现，除了日本本愿寺派来传教的僧侣外，全天津仅有日侨一人。但是，早期“中国通”还是为日军了解有关中国的情报，建立对华情报体系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19世纪70年代，岛弘毅和相良长裕等人分别进入中国的东北、西北、华中和华南，通过旅行的方式，掌握了这些区域的地理和人文资料，找出了一些可供日军渗透的中国组织。在岛弘毅等人的影响下，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开始出现，青木宣纯、柴五郎和小泽豁郎等人，为随后日军“中国通”的成功建立了范本。青木和柴等人，都在1884年前后进入中国，他们首先在上海开始学习汉语，随后分别向广东和北方进行渗透，柴五郎还绘制了日军最早的北京周边、东北及朝鲜地图。小泽豁郎在福建学习当地方言后，逐渐与中国国内的反清组织产生了联系。与后来日军“中国通”对中国革命组织单纯地利用不同，小泽豁郎出于朴素的“东亚保全论”，对中国国内的反清活动产生了同情。日本国内研究者用“进入角色”来评论小泽在甲午战争前放弃为日军收集情报的初衷，专心投入对中国革命者的支援工作。同时，小泽的行动，也被认为是日军“中国通”最初的“独断专行行动”。除了日军正式派遣的“中国通”以外，这一时期，日军也开始借助民间势力对中国进行渗透，代表就是著名的汉口乐善堂。乐善堂是日本人岸田吟香在中国建立的以销售眼药为主的贸易行。1888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派遣荒尾精中尉进入乐善堂，凭借其商业体系，开展情报工作。正是由于日军利用各种手段收集中国的情报，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方完成了长达两千多页的中国情报大全《清商通览》，汇总了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间谍所收集的关于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各方各面的情报，在情报战领域上完全压倒了中国。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对日本的看法由“蕞尔小邦 ”变为“东洋强国”，在各领域上开始向日本学习。到20世纪初，日本顾问已经渗透了中国的各个领域。1896年，中国政府聘用了第一名日本顾问，到1904年，中国政府中日本顾问的数量已经增加到218人。1898年，张之洞为武昌武备学堂聘用了大原武庆，这也是中国军队的第一名日籍军事顾问。据日方统计，到辛亥革命以前，日本军事顾问出现在保定、天津、安庆、武昌、南京、杭州、成都、贵阳、福州、广州等地。当时最热衷引入日本军事顾问的中国将领是袁世凯，1900年袁世凯以山东巡抚身份引入青木宣纯，随后又先后聘用了坂西利八郎、寺西秀武等人。在袁世凯的带动下，整个北洋系大量引入日本顾问。同样是在袁世凯的帮助下，青木宣纯开始在北京建立日军在中国最初的情报组织。但是由于日俄战争爆发，青木与柴五郎等人都转向对俄及对东北情报，而为袁世凯服务的任务则被交给了坂西利八郎。这次任务交接，实际上导致了日军“中国通”中两大派系的出现，即坂西系和青木系。日本人有闹派阀的传统，加上当时日军在中国建立情报组织主要依靠个人关系，这使得日军“中国通”带有浓厚的派阀色彩。首先，是南派和北派之争，张之洞系统的寺西秀武（驻武昌）和本庄繁（驻上海）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对南方革命党给予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支持，甚至专门为革命党起义筹措武器。北方支持袁世凯的青木和坂西，则在日本国内四处游说，希望政府支持袁世凯统一南北。“中国通”们的个人倾向，在随后几十年中，几乎成为“中国通”圈子里面最重要的事件，破坏了日本政府和军界对“中国通”的信任。例如在二次革命前后，“中国通”纷纷回国活动，或鼓吹中国南北妥协，或鼓吹袁世凯政府具有法统，坂西干脆趁此时抛出“中国吞并论”，要求日本政府直接介入中国。但正是因为“中国通”互相拆台，军部和山本权兵卫内阁判断中国局势错综复杂，最终日方选择静观其变，导致“中国通”们在中国各派系面前名誉扫地，日本国内也普遍认为“中国通”们因私废公。这一时期，北方的青木和坂西，已经建立起了两个比较成熟的情报机关，即北京的坂西公馆和天津的青木公馆。有趣的是，这两处房产最初的所有者都是青木宣纯，但实际上负责情报工作的，则是坂西一人。这两处公馆的日常运作模式主要是组织各种有中国各派人物参加的社交活动，同时在公馆内建立固定的“研究部”和“情报部”。抗战时期最臭名昭著的“中国通”冈村宁次和土肥原贤二，分别曾担任坂西公馆的研究部辅助官和情报部辅助官。从熟知到无知就在“中国通”体系逐渐成熟的同时，中国社会以及政治军事的变革，却逐渐使日军“中国通”走入了死胡同。进入20世纪20年代之后，日军发现，过去对中国政治形势洞若观火的“中国通”们似乎失去了对局势的把握和嗅觉。无论是在是否支持北伐，还是在是否支持张作霖等问题上，日军“中国通”除了分为不同派系，彼此抹黑拆台外，拿不出能够对形势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中国通”派阀过分入戏外，主要是因为新一代“中国通”缺乏青木等人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全方面接触。例如著名的“中国通”兄弟松井石根和松井七夫就曾经多次自行为段祺瑞重建皖系筹款，与国民党交往甚多的“中国通”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国内各地鼓吹孙中山，言必称“孙先生”，为此在课堂上与大川周明发生争吵。但是，无论是松井兄弟还是佐佐木到一，对中国革命中民众的力量，始终不愿正视，将觉醒的中国民众污蔑为“暴徒”。应该说，作为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资深“中国通”，佐佐木到一和松井石根成为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妄图依靠屠杀吓倒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证明了抗战爆发前日军的“中国通”培养完全失败。另一批所谓“新一代中国通”则陷入了更大的误区。从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到策划九一八事变，日本的新旧“中国通”围绕是否支援奉系军阀，进行了长时间的争斗。河本大作等自封的所谓“新一代中国通”，缺乏对中国的全方位了解，也没有老一代如青木和坂西那样的大战略眼光，而是将中国作为他们个人功成名就的舞台。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较为复杂的。首先是日本国内军事教育出现偏差。陆军大学等单位制定了大批针对中国的“谍报计划”，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例如日军在上海先后进行了1932年七丫口登陆和1937年的金山卫登陆，这两次登陆前，日军都通过情报人员获取了中国方面的海防布防情况和相关水域水文情报。抗战期间，日军“桐工作”等策反行动，几乎全部脱胎于这个时期陆大的研究。但是，由于在研究中缺乏对辛亥革命，尤其是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政治人物的准确认识，不了解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情况，日军完全陷入了“对华一击论”的误区。因此即便九一八事变侥幸取胜，在随后的一?二八事变，以及抗战后的行动中，日军“中国通”的谍报活动并没有使得中国政治体系完全崩溃。此外，过度强调战术级情报的收集，使得“中国通”乃至整个日本情报体系对于大战略问题重视不够。同时，“中国通”派阀的封闭性也使得“新一代中国通”必须以反体系的方式，才能获得功成名就的机会。抗战时期日军的“中国通”，出身青木和坂西两个公馆的占绝大多数，其中矶谷廉介是青木宣纯的女婿，冈村和土肥原都不掩饰自己与坂西的师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从陆大毕业，却不能进入坂西和青木体系的“中国通”，大多认为必须首先打破老一辈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一些“新一代中国通”仍然在使用过去裙带或师生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派阀，例如河本大作就对妹夫多田骏多有提携。另外，派阀森严实际上也影响了抗战时期日军情报机关的扩张。国内的各种文艺作品中，经常出现以机关长命名的“XX机关”。对日军而言，真正敢于以机关长之名命名的，仅有依托青木公馆和坂西公馆的青木坂西机关，土肥原机关虽然一度存在，但很快就被改为“分离工作机关”，各地的情报机关在正规文件中，基本以所在地或者任务代号命名。前者的例子如奉天机关、天津机关，后者如桐机关、兰机关等。当然，中国自身的变革，是日军“中国通”失灵的最大原因。从北伐开始，中国大量引入苏联、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军事理论和军事顾问，日本军事顾问完全丧失了过去只手遮天的地位。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青木和坂西时代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准确，很大程度缘于中国政府几乎全盘接受青木、坂西的决断。抗战爆发后，日军“中国通”最初大多鼓吹“对华一击论”、甚至是“中国非国论”，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虽然依托由板垣提出的“分治工作论”，设立了针对汪精卫的梅机关，进行了一系列策反。但实际上包括梅、兰、竹、桐在内的以植物作为工作代号的策反工作，大部分没有实质性效果，远不如破坏中国经济的“海工作”等给中国造成的影响大。战后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中国通”在抗战期间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对中共情报的积累。应该说，日军“中国通”对李宗仁、阎锡山，包括蒋介石等北伐时期成长起来的新军阀，整体缺乏深刻的认识。对阎锡山的“对伯工作”，除了帮阎锡山保存部队和地盘外，仅使日军投降后山西日军的下场稍微改善，除此之外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成果。但是，至少日军成功地打入了阎锡山系统的内部。对于中共，日军“中国通”在整个抗战期间始终是“盲人摸象”。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日军参谋本部就开始要求“中国通”提供有关中共的情报，但这时期“中国通”们仅仅空喊“对华重认识”，拿出来的成果还不如被日共完全渗透的“满铁调查部”。作为“中国通”，冈村宁次确实在华北给八路军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困难，但战后日本国内研究者认为，冈村善于与国民党系统的伪军打交道，与一般日军将领相比，也更了解中国社会。但是，他利用维持会等伪政权与中国共产党争夺基层政权的计划却完全归于失败。日本国内参谋本部中国课一度认为八路的给养是由苏联提供，要求日军切断延安与苏联交通线，体现了中国课作为日军对中国情报收集中心机关，对中共的人民战争理论体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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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8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不看抗日神剧看什么--《晚报文萃》2013年17期
不看抗日神剧看什么
【摘要】：正最近有媒体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即将出台卫视黄金档电视剧播出的规范,禁播戏说型抗战剧,所有的抗日剧都需重新审查。目前,已有部分卫视调整了黄金档剧目播出计划。充斥荧屏的"抗日神剧"遭主流媒体连番痛批之后,主管部门终于准备出重拳整肃
【分类号】：J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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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畅;[D];暨南大学;2008年
曲少枫;[D];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
李春梅;[D];上海交通大学;2008年
郭玉梅;[D];西北大学;2009年
于田;[D];上海戏剧学院;2003年
于彦琳;[D];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2001年
季泓一;[D];上海戏剧学院;2005年
唐建军;[D];山东师范大学;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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