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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首个智慧物流指数发布：越偏远配送改善越明显
　　3月37日，由交通部科学研究院、菜鸟网络与阿里研究院共同制作的《中国智慧物流大数据发展报告》发布。发布方表示，报告历史性地提出了“智慧物流大数据发展指数”，第一次让物流业有了评价标尺，让行业的数据化和智能化水平有了量化评价体系。
　　报告显示，2016年指数全年均值为40.9，仍处于爬坡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区域时效上，沪、浙、江排前三，西藏最慢。另外，物流业务数据化程度相对较好；数据基础设施还处于起步阶段，指数值仅为18.8；物流协同化处于高速发展中期，基础协同相对成熟，末端协同仍需加强。
　　时效沪、浙、江领先，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落后
　　智慧物流的应用已对物流服务质量提升产生较大的积极作用。以双11为例，2016年比2015年履约率提升25%，比2013年，1亿包裹签收时间减少近3倍，从9天减少到3.5天。
　　报告显示，2016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时效指数同比减少了6%、10%和9%，近年来效率提升迅速，说明越是偏远地区，时效改善越明显。同时，中部成为时效提升最快的地区，较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与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是关键。
　　通过对全国各省市区的时效比较，长三角地区继续保持领先，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位列全国前三。三地也是我国物流业务大省，合计占到全国总量的13%。这说明物流时效与物流业务量大小正相关，业务量越是饱满，越有利于提升物流效率。
　　时效排名第四至十名分别是安徽、广东、湖北、福建、北京、河南和湖南，位于最后不及格区域的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不过，尽管中部、西部地区的时效水平较东部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但差距在不断缩小。
　　大数据让物流更透明，痛点仍在
　　报告强调了“一切业务数据化、一切数据业务化”：一切业务数据化实现物流信息的可跟踪追溯，让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透明；一切数据业务化是通过大数据产品开发，把大数据应用到具体业务的过程，通过大数据产品赋能物流各个环节，从而实现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其中显示，2016年全年境内物流详情数据完备率指数为84.8，发展较为成熟。跨境物流详情数据完备率指数仅为13.5，原因是跨境涉及多方协同合作，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不过，全年分月度看，指标呈波浪形上升态势，正在逐步改善。
　　这也意味着行业痛点仍在，物流要素有待加强连接。信息联通是智慧物流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物流业信息化程度整体不高，全国7000万家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之间缺乏信息互联互通，“信息孤岛”现象突出。
　　末端协同成痛点，数据基础设施起步
　　目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为代表的智慧物流快速发展，也激发了大量的物流商业模式创新和新的市场进入者，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不竭动力。
　　物流云是近年来智慧物流的发展重点之一，不仅可以大大降低企业信息化建设成本，同时解决数据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据企业样本统计，去年1月快递业物流云普及率的数值为5，12月已增长至25.4，反映出数据基础设施尽管处于起步阶段，但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另外，2016年12月末端协同率为9.4，显示末端协同为行业瓶颈。这也意味着，共享协同是智慧物流的发展方向。
　　物流数据化快速推进的典型是电子面单。2016年1月电子面单普及率数值为63，12月份增长至82，已达到相当高的普及程度。以菜鸟电子面单为例，去年在主要电商平台渗透率接近80%，与2015年初相比，提升近1.6倍，体现平台对智慧物流的引领提升。快递企业使用后，中转环节错分率平均降低了40%，每年节约纸张消耗费用约12亿元，提高了绿色环保水平。
责任编辑：胡青山在偏远的地方上班是一种什么感受？在偏远的地方上班是一种什么感受？深水生活百家号目前在澳洲已经快10个月了，所有正式白工都是在偏远地区。由于从小就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帝都，所以来的时候就以避开大城市到小地方去体验生活为目的。理想中的生活是在像Albany那样的小镇，或者更小一点。起码有一家大超市、图书馆，靠海或者有漂亮的建筑，人少。然而事与愿违，可能也是为了让我体验的更彻底一点，找到的地方越来越荒芜。。。GeorgetownGeorgetown位于北昆士兰州，距离度假城市凯恩斯有大约大巴6小时的距离，全镇在册人口200人，日常可以见到的50多人，据说镇上有一本黄页，写着所有人的电话。全镇就只有三条街，去哪里都是步行可达，不过也确实没什么地方可去。我工作的地方是一间roadhouse，就是一个小咖啡厅+加油站+杂货店超市的集合，说是杂货店但也是那里最大的超市了，镇上的人几乎都在我们这里采购，老板就是镇长。除此以外，还有唯一的一间餐厅/酒吧/旅馆（三合一），一间蔬菜店，一间肉店，一个邮局，一个小小图书馆（每天只能上一个小时的网），一个小小游泳池，一个街头儿童乐园和运动场地，一间OP shop（二手店）。工作不包吃不包住，住在老板自建的一个小房子里，和另两个同事share厨房客厅洗，正好可以练英文。剩下的时间就自己做饭，自娱自乐。傍晚出门看夕阳，看晚霞，晚上坐在路中间看星星看月亮。不夸张的说，任何时候出门站在路中间，都不会遇到什么人。背包客就我一个，同事们都是外国人，关系就是随便聊几句的那种，没有很熟络，有时候会一起坐沙发上看看电影。屋子里壁虎钻来钻去，蚂蚁爬来爬去，洗澡的时候偶尔有青蛙，好在没有别的动物了。一百多年前这里也是矿镇，还有中国人来淘金，当时人口最多的时候有800多人，其中一半都是中国人，现在一般就是政府工作人员了。在这里过了生日、中秋，庆祝和娱乐肯定是没有的，不过也算是度过了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段日子，晚上独自一人坐在路中间跟星星聊天也是种不一样的体验。Bremer Bay这是我待的第二个偏远地区，在西澳，要从Perth坐6小时的大巴到Albany，从Albany再开将近三个小时才到。由于种种原因，在这只待了一周，所以了解的不多。在册人口242，有海滩，但是要走十多分钟，我工作的地方属于小镇的边缘，要走十多分钟才到镇中心，所谓的镇中心其实也就是有一个大一点的杂货店，一个小图书馆，一个药店。在这里见识到了传说中比人高的袋鼠，不过他们很胆小的，听到人声就跑开了。Whim Creek下周就是三个月的最后一周，在这里待得时间最久，但它也最小。Whim Creek其实都不算是一个镇，就是一个小酒馆/旅店而已。但是历史悠久，建于1886年，期间经过几次飓风被毁坏，后来又在原基础上重建。现在Bar里还挂着各种老照片，还有很多老客人来会说他们年轻时候就来过。Whim Creek 位于西澳中北部地区，Karratha和Port hedland之间，距离这两个镇各有一百多公里，客人一般都是路过来喝一杯，或者从两个地方来过个周末，或者两边的政府要开会，也会选在我们这里。。边上就是矿区，所以常驻人口除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以外，就是5-6个矿工，不到20人。。。有一些客房，一个GYM有些运动器械，一个Bar/餐厅，一个游泳池。每个人都有一个小房间，床、书桌、电视、衣柜、小冰箱、独立卫浴，加起来也就10平米，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这份工作包吃包住，所以就少了做饭的乐趣。现在很热，冷水管里的水都是热的，洗澡直接开凉水龙头就行，所有冰的都需要发电才行。蚊虫极多，见过我最怕的某爬行动物四次，马桶里有青蛙，蝗虫满天飞，还有各种不知名的小虫，各种变异的壁虎，直立行走跑得超快的蜥蜴，其他大蜘蛛蟑螂苍蝇蚊子就见怪不怪了。刚才还在跟一只手掌那么大的蟑螂斗志斗勇。。在这三个月见过的虫比之前二十多年见过的都多，不断刷新下限。当然，自然的景色也是最好的。雨天看闪电，晴天看晚霞，每个傍晚都是我最爱的时刻。Anyway，我认为偏远地区适合于耐得住寂寞的人。优点：省钱，可以攒钱，思考人生，欣赏大自然的天然美景，接触当地文化，练英文缺点：寂寞，没有任何娱乐消遣，只能自娱自乐，基本去不了别的地方，野生动物昆虫较多(刚才想赶蟑螂出去，结果一开门一只大黑野牛就在我门前吃草呢，吓得我又把门关上了。。)最后，我觉得不管是城市还是偏远地区都各有利弊。其实很公平，得失之间关键就在自己更想要什么。做出选择，剩下的自己好好体验就好。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百度立场。系作者授权百家号发表，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深水生活百家号最近更新：简介:爱上一座城，从这里开始作者最新文章相关文章内蒙古经济工作会议：2016年抓好6项重点工作_网易新闻
内蒙古经济工作会议：2016年抓好6项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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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内蒙古经济工作会议：2016年抓好6项重点工作）
12月29日至30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16年经济工作。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君发表重要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巴特尔总结部署工作，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同志，自治区法检两长，内蒙古军区、武警内蒙古总队、公安边防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内蒙古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期。5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亲切关怀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围绕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思路，凝心聚力破解发展难题，全区综合经济实力、产业发展层次、城乡发展面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发展保障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今年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区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努力克服经济下行压力，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十二五”规划圆满收官，内蒙古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会议指出，内蒙古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正处在打造祖国北疆亮丽风景线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区发展面临的形势尽管比较复杂，但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时和势总体对我区发展有利。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把握大势，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化挑战为机遇、化压力为动力，把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长期保持下去。
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常态下经济工作的战略思想和重要要求，准确把握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准确把握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这一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准确把握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思路，准确把握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坚定自觉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切实用中央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牢牢掌握推动发展的主动权。
会议强调，做好明年全区经济工作，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九届十四次全委会议的工作部署，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落实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战略上坚持持久战，战术上打好歼灭战，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区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以优异成绩迎接自治区成立70周年，把祖国北部边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会议要求，明年要重点抓好6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坚决有力化解过剩产能，多措并举降低企业成本，扎实有序消化房地产库存，聚焦短板扩大有效供给，高度重视防范金融风险，全面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要着力稳定经济增长，大力促进“三驾马车”协调拉动，大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大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保持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三是要着力做好“三农三牧”工作，加快发展现代农牧业，深入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稳步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不断开创农村牧区繁荣发展的新局面。四是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不断把改革工作引向深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高水平推进对外开放，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五是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突出抓好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加快推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发展，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和文化培育，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六是要着力加强民生保障，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大力推进创业就业工作，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质量。同时，要深入推进法治内蒙古建设和平安内蒙古建设，扎实做好矛盾化解、社会治安、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工作，巩固发展和谐稳定大局。
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把握发展方向、加强工作指导，着力把握和处理好稳增长与调结构、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优生”与“劣汰”的关系；要抓好学习研究、提高能力本领，加深对结构性改革的理解把握，依靠改革创新提升传统动能、培育新动能；要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自治区党委、政府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推动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顺利开局。
各盟市委书记、盟市长和满洲里、二连浩特市委书记、市长，自治区各部门、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驻区有关单位和企业、区直企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民营企业家代表参加会议。
《内蒙古日报》记者魏那（来源：正北方网-北方新报）
本文来源：正北方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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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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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内容的历史时间：上起元太祖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的１２０６年，下到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退位北遁、元朝灭亡的公元１３６８年。
　　作者采用经济发展事实与经济管理思维模式结合研究的方法，寻觅元代经济历史中对当代经济管理有借鉴、应用价值的内容；力图说明元代经济的主要特点表现；较细致地说明元代经济发展的四个时间阶段及其依据；有选择地介绍其时经济制度；追述和评价了元代经济研究的历史和成果。
　　一、元代经济概述
　　纵览１４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的全部中国政治历史，元王朝是最引人瞩目的一个王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世人皆知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数代贵族集团建立和经营的空前统一的封建王朝。就其盛时状况而言，无论从版图广度上、军事力量上、经济管理改革上、对外开放规模上、科学技术建树上都远超秦汉和超迈唐宋，是其时无与伦比的世界强国。在个别方面，即使是后来的明清帝国与之相比也望其项背，甚至有倒退之举。对此，有许多严肃公正的史家评论都有共识。
　　元王朝的建立，首先与成吉思汗在１２世纪末至１３世纪第一个年代统一蒙古高原诸部相关。１２０６年，中国蒙古族乞颜氏勃儿只斤？铁木真（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号大蒙古国，成吉思汗身后，其三子窝阔台于１２３５年建哈剌和林城（即和林）为国都。通过不断进行的战争，大蒙古国统治了亚洲和欧洲广大地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以及旭烈兀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伊利汗国），先后成为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拥有独立的汗国。１２０６年，忽必烈在其汗兄蒙哥（元宪宗）征川身亡后即位。他改革旧制，兼用汉法；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将政治中心南移。１２７１年，取《易经》 大哉乾元 之义，定国号为大元。
　　次年，升中都为大都。１２７６年，灭南宋。又传九代，至１３６８年，明军攻入大都，元朝末代皇帝妥欢贴睦尔退出中原。其继承者据有漠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末代皇帝顺帝退出中原（１２０６- １３６８年）通称元朝（后来多数中外治元史的著名史家也均承继明初官修《元史》之说解释或划定元朝始末时间意见）。这是一段长达１６２年、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元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乱到治、由盛到衰、由衰到亡。其间，经济历史事件叠出，变化运动波澜壮阔。其内容的复杂多样的构成远超之前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同类型历史。
　　（一）元代经济历史的阶段表现
　　考察元代的经济，自然要从事各个细部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元代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达一个半世纪还要多的时间过程。在这样长的时间过程中，元代经济总体上呈现了不同的阶段性差异。对这种情况能较准确地把握，对细部研究的深入至关重要。
　　韩儒林先生等著名元史学者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 元史 卷总论 社会经济 一节中认为，在有元一代，其经济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显然，把元朝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其它以系统形式研究元代经济的作品多不谈及分期问题。最早开始较系统研究元代经济历史的封建史家宋濂等人在《元史？食货志》总论中点出至元、大德之间为元朝经济的盛世，对分期问题的说明是含糊的。但毕竟指出了其发展的全盛年月在何时。总之，以上几说都自成一家之言。笔者以为，元朝经济的历史应分为以下四个时期：第一时期：剥削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曲折恢复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１２０６年成吉思汗建国至１２５９年７月蒙哥汗于四川逝世为止。这一阶段时间就是忽必烈称帝前的蒙古帝国时代，大约５４年。在这５４年中，实际执政的皇帝共有五人，即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和元太祖逝世后短期监国的元睿宗（即忽必烈之父孛儿只斤？拖雷）。另外，其间又有在元太宗和元定宗去世后由乃马真和斡兜立海迷失皇后分别称制的短暂时间。本阶段中这些帝王统治的地区，就中国范围而言主要是在北中国。成吉思汗于１２０６年建国前，蒙古地区长期处于 星空旋转，诸部互伐 的战乱岁月。整个北中国的汉、蒙、契丹、女真、畏兀、唐兀诸族居住区，自唐 安史之乱 以来虽有个别的和平时期，但多数时期都处在战争中。各族军阀的割据，使人民流离失所，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可见，上述由战争导致的社会生产力被破坏的恶果，不完全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臣僚相关。成吉思汗建国后，面临着恢复社会生产力，去弊兴利，使各族人民生活安定的任务。
　　不过从历史事实看，成吉思汗主要忙于帝国版图扩大的军事征讨，没有把主要精力放于此处。成吉思汗虽然结束了北中国较多的地区的战乱，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他很快开始了西征。在成吉思汗的箴言、诏令中虽有不少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内容，也有少量关于赋税制度的规定，但不系统。有的措施也没来得及落实，本人便于１２２７年与世长辞。成吉思汗时代帝国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主要是为战争服务的，甚至是掠夺式的剥削方式。
　　这种方式具有显著的不利于社会经济恢复的特点。１２２９年元太宗继位后情况开始变化。元太宗在成吉思汗指定的契丹族相臣耶律楚材辅佐下，着手改革或改变统治者的剥削方式，以利军国，恢复社会生产力，百姓生活安定。当时大臣别选提出： 汉人对国家毫无用处，不如把他们统统赶走，使田地上长起繁茂的绿草，让我们去放牧.耶律楚材却对元太宗说： 大汗你将要大举南伐金朝，少不了要一大批资金作军需之用，如果定下中原的地税、商税，加上盐、酒、铁冶、土产等项收入，每年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可以供应军需，怎么能说汉人对国家没用呢？ 于是元太宗决定依耶律楚材的意见办理，设立燕京等十路征收课所，并选定了课税使。
　　出现了国家财政收入剧增而百姓无怨的局面。这是一次重大的经济管理制度变化，也是元朝早期统治者剥削方式重大转变的开端之一。
　　原先，蒙古统治者动兵扩大帝国辖地时，经济上的目的是掠夺财富。因此，每到一地后总是把财产掠夺一空。把掳来的人民、工匠充为奴隶，然后按功勋的大小分赐给诸王贵族、将领，而大汗则从中各取得一份。那时，统治者不十分重视赋役管理和人口管理术，所以，这种以掠夺为主的剥削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它使北中国本来从唐 安史之乱 后出现的经济创伤加剧，耕地荒芜，人口流亡，王公贵族占农田为牧场的情况严重，于国于民都无利。这种情况严重地影响了元初蒙古族统治者的政权的巩固。
　　为改变这种局面，元太宗于１２２９年确立国家赋税制度，内容涉及蒙古地区和中原地区。其规定分别是：蒙古地区的牧民凡有马、牛、羊一百者取其一；中原地区农民以户为单位出赋税，标准是每户纳粟二石（后增至四石）。这是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确定的。另外，对西域地区也制定了赋税制度。规定西域地区人民以丁为单位出赋税，这是根据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的建议确定的。这些规定是因地因俗因族情而确定的不统一的全国性赋税制度。
　　七年之后（１２３６年），元太宗开始改变中原地区的赋税制度。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每亩二升，水田五升。丁税：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每年缴纳粟一石，驱丁（奴婢）五升，新户丁驱各半，老幼不纳税。凡田多人少者按地税计；凡田少人多者按丁税计。户税：以户为单位缴纳科差，有丝料、包银两种。上述新赋税制度是在金已灭亡后进行户口调查的基础上制定的，从其内容可以看出，元太宗由于耶律楚材和西域人麻合没的滑剌西迷意见不一致，采取了折衷办法，即地、户、丁三种课税方式同时并存。上述内容中的丝料之法始行于１２３６年，其标准是：每二户出丝一斤给官府，每五户出一斤缴给受封之主。包银之法始于１２５１年，定每户出包银六两，后因许多汉官认为太重，减为四两：二两输银、二两折收丝绢等物。此外，还有各种商税、杂税。
　　蒙古族统治者剥削方式的转变不仅表现在赋税制度的确立，而且还表现于人口管理制度的转变方面。元太宗以前，战间屠城情况严重。每当拒降敌军的城池被攻破，不问老幼、贫富、顺逆，除工匠等类人外大部分屠杀，少数妇幼被掠为奴隶。这种做法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很严重。元太宗时代大将速不台攻汴京，屡攻不下，蒙古军民死伤很多。于是他上奏：城破之日，准备屠杀全城百姓。耶律楚材反对。认为手艺很巧的工匠、拥有财富的大户主都集中在汴京，假使都杀了，能得到什么呢？元太宗英明果断，依顺耶律楚材之见下令：除金朝皇族，其余一概勿杀。当时逃难在汴京的１４７万人民生命财产被保全下来。类似城破不屠的事例日后渐多。这对社会生产力的保存、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都产生了良好影响。
　　限制裂土分民的弊端，制定五户丝制，回收诸王征税权，这也是元太宗在经济方面的一项新政。也是蒙古统治者转变剥削方式的一大表现。从前，蒙古帝国向外扩大领地后，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成吉思汗的儿子们被分封于西部，诸弟封于东边。各部贵族也有封地。元太宗即位后，也把新占领的中原土地和民户分赐给诸王、功臣。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言裂土分民会造成许多矛盾和弊病，可以多给这些诸王功臣以金帛，不能把大权交给他们。
　　耶律楚材所言大权主要是指诸王、功臣于封地内的征税权。于是元太宗依耶律楚材之议，由朝廷设置官吏来征收诸王、功臣封地内赋税，年终分一些金帛给他们，不让他们滥征扰民，其办法就是五户丝制。其结果：避免了诸王、功臣封地在经济方面成为国中之国，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和加重百姓负担的弊端。实际上这是一种加强国家经济方面垄断权的制度，但在当时客观上有利于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
　　元太宗与耶律楚材、麻合没的滑剌西迷等臣僚开创了本时期蒙古统治者转变剥削方式的开端性举措，奠定了元初蒙古帝国时代经济管理的大制。他们的这些做法为元朝历史第一阶段国民经济的恢复从制度方面创造了条件。
　　元太宗身后虽有其妻乃马真、其子与子媳元定宗夫妇短暂时期脱离成制败毁帝国国民经济大业的曲折过程，但直到元宪宗蒙哥近一个年代统治的结束，其时元朝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恢复时期。不过，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主要表现于元太宗执政的１２２９至１２４１年和元宪宗统治的１２５１至１５２９年这２１年间。其中，元宪宗时代的恢复更为显著。元宪宗蒙哥是元朝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能识文断字并研讨几何学的有学之君。他创立了国家财政府库管理方面的审计制度，改变了其三伯父（元太宗）府库财币管理一度无制的局面。
　　史称蒙哥汗 刚明雄毅，沉断而寡言，不乐燕饮，不好侈靡，虽后妃不许过制 ； 凡有诏旨，帝必亲起草，更易数四，然后行之 （《元史》本记三，《宪宗本记》）。他的刚明遵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明确元太宗的赋役制度对恢复帝国社会经济、加强国力的妙用，认为有必要遵守。查宪宗一生行迹，不见有违背太宗进步性经济遗规之痕，基本上克服了乃马真皇后、元定宗夫妇称制时社会经济出现混乱的局面，之后的社会经济也有发展成绩。
　　根据以上史料及对它的分析，我们称从成吉思汗建国至蒙哥汗逝世的５４年是元朝统治阶级剥削方式的转变与国民经济曲折恢复的时期。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帝国的庞大骑师统一和安定了蒙古高原。南向统一北中国大部分地区，西向越境征服中亚诸国。蒙古帝国的经济几致不能掌受之境。但成吉思汗身后元太宗至宪宗朝的庞大骑师仍继续开始南向滇川、关中、冀鲁晋豫，东向高丽，西向欧洲进军。驰骋万里、军费浩繁、耗资无数。其巨额军费的开支，一部分固然与掠夺相关，但主要的还要靠本土或已占领地区供应。可是，不见其时蒙古帝国经济崩溃。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时社会经济出现了上述的一个重要恢复时期。不过，这种恢复是艰难的，它依然不断地受到了战时经济管理体制的冲击，潜伏着倒退的可能性。但社会经济毕竟恢复了。这正是世界中世纪史上用兵最多的、而当时蒙古帝国统治者的财政命脉没有中断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二时期：管理模式的奠定与国民经济出现全盛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１２６０年３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府登基称帝、建元中统至１３０７年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为止。这一阶段为忽必烈、铁穆耳两帝执政时期，共４７年。其中世祖执政３５年，成宗执政１２年。忽必烈于１２６０年称帝后，他在前九年任漠南王期间治理中原和整个北中国经济的思考基础上，进一步与各族臣僚规划全国经济管理制度。经过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关于帝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模式大体上确立下来。到至元八年（１２７１年），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攻下临安，取得平宋战争的胜利。至元十六年（１２７９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工作。全国统一后，忽必烈又力排众议，果断地将其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经济管理制度推广向江南，实现了全国经济制度的统一贯彻，创建了之后元朝国民经济出现全面繁荣局面的条件。忽必烈的上述国民经济管理大模式表现出了与前代大不相同的多种特点，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和开明的色彩。它与元朝盛世经济的繁荣有重要联系。由于忽必烈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管得要领，使南方农业经济文明和北方牧业经济文明得以较充分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并行发展、成就突出。客观上或多或少地淡化了数千年来形成的民族间的仇恨心理，强化了各族间的相互信任感。
　　在他的统治时代出现了 家给人足 、 民庶晏然，年谷丰衍，朝野中外号称治平 （《滋溪文稿》卷十四，《碑铭》）的盛况。其经济方面治绩可与前代 文景 、 贞观 、 开元 之世相比，有些方面还大大超越了从前这些治世。以至元末衰世的百姓们都怀念世祖朝的逝去。是时中外史家评议、中外旅行家观感遗文都较一致地认为世祖朝的国民经济发展展现出了高度繁荣的盛景。成宗继位（１２９５年），总体上继承了其祖父忽必烈的国民经济管理新模式，继续执行忽必烈农牧并举、允许多种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并存、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并重、完善全国金融制度、重视工商业发展、扩大经济交通事业、减轻百姓赋役负担的多种开明政策。由于他大体上没有改变乃祖的上述经济国策，其时经济依然繁荣。成宗能够顺利地进行并取得了平定西北诸王叛乱的大规模统一战争的胜利，就是以其时国民经济的繁荣为首要条件的。史家称成宗于继位之初有赏赐过制之过。对此应该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分析。他称帝时，众望所归的祖父去世，诸王的离心倾向加剧。是时又有西北诸王叛离中央。他们手握重兵，虎视中原。不搞一些适当的赏赐进而聚拢诸王之心，相反会出现更大战乱。假如因此出现国民经济发展的损失那是大大超过赏赐所致损失的。因此，对成宗继位初的赏赐活动不能简单地全面否定。实际上成宗的赏赐活动中隐含着大处着眼，以小损避大损的若干经济远见。史家称成宗为守成之君，实际上成宗主要是守世祖朝经济发展繁荣之成。成宗守世祖朝经济繁荣之势还集中表现在严厉打击经济领域高层官吏腐败贪污行为方面。这是他守成大有成绩的又一关键所在。波斯史家拉施特的《史集》第二卷《铁穆耳合罕纪》记载，其时大商人与国家十二名高层经济官吏勾结，这些官吏（包括答失蛮丞相和十一名平章）将大商人们出售给国库的实际值３０万巴里失的宝石、装饰品高估为６０万巴里失，大商人们取得这些钱后又拿出其中的１５万巴里失向作弊的官吏送礼行贿。成宗发现后立即逮捕大商人与作弊官吏下狱，果断地处理了官场中出现的权钱交易大案，并下令全部处死犯罪官吏与商人，全部没收钱货归库。后来虽经国师胆巴曲折讲情，略加轻处，但仍收到了打击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效果。不过，他的这些举措比起乃祖的同类举措（忽必烈曾连斩数名贪污腐化的宰相级官员）逊色。但从总体看，成宗朝元代经济的发展依然保持了世祖时代繁荣的态势。《元史？食货志》总论综评元代社会经济时言： 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此句评语正是本阶段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极好说明。
　　第三时期：救弊改革的连败与国民经济走向衰落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为自１３０７年５月武宗海山继位至１３２３年８月元英宗在铁失发动的 南坡之变 中死去为止。共１６年，有三个皇帝执政。其中武宗执政４年；仁宗执政９年；英宗执政３年。
　　在成宗铁穆耳执政的１２年，元代国民经济虽然基本上保持了元世祖时代上升全盛的态势，但于末期也已开始显露潜伏的衰落因素。他在位的后期，由于连年患病，一些西域籍官僚开始与皇后卜鲁罕内外勾结，淆乱朝政。其时各行省中土地兼并情况也开始明显起来。官场中的贪污腐败风气虽经他严厉打击，但仍不断出现。不过，此时由于严厉的成宗在位，这些贪官仍有些收敛。成宗于晚年，在西北诸王叛乱已平定、全国已经统一的情况下，为了建功后世，提高威望，又向境外八百媳妇国（今泰国北部等地）发动侵略战争。于是，西南大扰，百姓负担加重，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受到了影响，出现了开始衰落的兆迹。这种兆迹，到武宗海山继位后至英宗硕德八剌死去的１６年中继续明显，有增无减。在这一期间的上述三位帝王中，除武宗海山外，其它两人都曾为挽救元朝国民经济的衰势实行过重要的救弊改革。但仁宗因软弱而失败；英宗因激烈而遭杀身之祸。他们两人的改革均被企图改变元世祖国民经济管理模式的保守派阻止或扼杀，终归失败。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救弊改革连败与国民经济走向衰落的时期。
　　武宗海山是元代中期在各个方面最没有作为的帝王之一。在经济管理方面尤为显著。史称 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故其封爵太盛，而遥授之官众，锡赍太隆，而泛赏之恩薄。至元、大德之政，于是稍有变更云（《元史？武宗纪》二）。他执政四年，滥赏无度，虚费帑藏；滥封无节，冗员满朝；使手下大臣三宝奴专权；不顾国家财力大兴土木工程；听任诸王横行害民，使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日益加剧。在金融管理方面，任意动用钞本，使钞值下跌。至大二年（１３０９年）改印造至大银钞，从二两至二厘十三等，与至元钞并行流通，每一两准至元钞五贯（折合中统钞二十五贯），白银一两，黄金一钱。次年，铸至大通宝（文用汉字）、大元通宝（文用八思巴字）铜钱两种，与钞及前代铜钱一同流通。因新旧钞倍数太大，加以钱钞并用，轻重失宜，物价腾贵。足见武宗对国民经济管理的改善问题是不重视的，并且有倒退的行为。封建史家称他对世祖、成宗朝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盛世进步大政开始逐渐变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武宗去世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仁宗力图大有作为，改变武宗朝财政枯竭、经济制度混乱的局面，进行了一系列救弊改革。其表现是：一罢止大银钞与铜钱，恢复印造、行用中统和至元二钞。二停浩大土木工程。三限诸王驸马横行取民之行；四裁朝廷冗员，减少俸禄开支。五在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江浙、江西、河南进行田产登记。目的在于打击大地主的土地兼并活动。这些改革多数于初期见效，在后期因保守派的阻止逐步失效。其中的田产登记一项就是指元代有名 延祐经理.这是仁宗进行的意在限制江南、河南富豪和诸王、寺观大量隐占官、民田产的重大改革。这项改革始于延祐元年，依中书平章政事章闾之议而行。最初愿望是通过改革消灭赋役不均，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但因保守势力反对，各级官吏贪刻，且与地方豪强勾结抵制，执行任务的官吏又苛暴，引起了人民反抗，归于失败。另一原因是，从仁宗本人方面看，由于其改革连续失败，身心受到创伤，较早含恨死去。其失败的众多原因中，还有重要的一条是仁宗本人对皇太后答己、大臣铁木迭儿的保守专权行为过于妥协，斗争不坚决，终不能制止。因此，他对前朝经济管理的弊病并没有革除多少。延祐七年仁宗去世后，其子硕德八剌继位。
　　仁宗继位后继承父志，力图在经济改革方面有建树，使社会经济发展。
　　但其奶答己皇太皇仍成为巨大阻力。她任过去被儿皇（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支持改革的官吏，达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甚至谋划废英宗另立别帝。英宗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实现经济改革的目的，立太祖功臣右翼万户侯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势力。至治二年（１３２２年）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自此，英宗正式开始了为期十月的改革，在经济方面力图改变自延祐以来 水旱频仍，民不聊生 的局面。他在国民经济管理领域的改革贯彻 民为重，君为轻，国非民将何以为君 ； 薄敛则民足而国安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的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提拔左丞相拜住为右丞相，以人事变动的手段，加强对经济改革工作的领导。二是裁减冗官，精减机构，减少俸禄开支，打击特权阶层人物，一纸诏文减罢七八十余署。
　　三是连续处斩前右丞相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为首的多名高级贪官，没收已死右丞相生前贪污所得巨万家资，并毁掉为其颂功的碑。四是减轻徭役。 凡差役造作 ，先科富豪之家，以优农力（《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全免江淮科包银 以及 两浙煎盐户牢盆之役 （《元史》卷一四八，《王克敬传》）； 岁减海运粮二十万石 （《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 免回回人户屯役戎河西者银税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罢上都等十处诸金银冶 ， 听民采炼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
　　五是行 助役法.至治三年四月，下诏 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这就是说运用国家政令，使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按一定比例上缴一部分土地的岁收，作为助役费。这项费用用于补偿一般农民劳役方面的负担。《元史？干文传传》记载： 会创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 公委曲化导，人皆悦从，诡寄之弊既绝，亦以腴田来归。而中人之家自是不病于役 （《金华集》卷二七，《干文传神道碑》）。
　　六是节制财用，避免出现用之无度，取而无节的现象。元英宗的上述经济改革，对其时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但元英宗的其它政治改革和这方面改革遭到了保守势力的仇视和激烈反对。至治三年八月，尚存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自上都，密遣心腹去漠北，约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援，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当月，硕德八剌和右丞相拜住由上都启程返大都，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的南坡店，被铁失等刺杀，史称 南坡之变.英宗挽救元代其时国民经济衰落之势的改革失败。自此，元代社会经济由一般衰落时期走向急剧崩溃的时期。
　　第四时期：管理模式的变态与国民经济急剧崩溃的时期。
　　本阶段的时间自１３２３年９月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即位称帝至１３６８年８月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北遁故土，元朝灭亡为止。这一时期共有六位帝王执政，共４５年。其中末代皇帝执政时间最长（３５年），泰定帝次之，文宗又次之。
　　至于泰定帝子、明宗、宁宗在位时间都极短。
　　英宗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挽救衰落趋势的改革失败后，元朝帝王中再没有出现力图维护元世祖多元一体化经济管理模式进而使社会经济再兴的有为之君。继英宗之后登基称帝的泰定皇帝实际上是铁失保守派政变集团的主要参与者。他以自己在漠北拥有的重兵为后盾，暗中支持了铁失等刺杀英宗的政变活动，而后夺取帝位。他首开元宫历史上叔辈诸王以阴谋夺取儿侄辈帝位的先例。自此，元朝历史上的皇位争夺的内讧战争连绵不断，大臣专权为所欲为之事层出不穷。这一时期的元朝皇庭统治者无暇也无力顾及国民经济管理之事。但知取民，不知予民。元朝的国民经济开始走向全面崩溃的道路。
　　泰定帝一朝的情况表明，也孙铁木儿在国民经济管理方面已无其侄儿英宗那样 励精图治，……期复中统、至元之盛。……锐然勇为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一八《题忠献王传》）的大志与举动。他于国民经济管理方面从形式上保留了英宗 助役法 的先制，但也因其它原因名存实亡。在其统治的五年间，对权贵的赐予益奢，兴役造作益多，国家财源已呈枯态，吏治更加败坏。加之自然灾害不断，其时国民经济崩溃之兆十分显著。１３２８年７月，泰定帝去世后两个月，倒剌沙于上都拥立其子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同月，留守大都的原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凭借所掌怯薛军发动兵变，遣使迎接于南方金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为帝，改元天历。上都、大都两个政权并立。十月，上都政权失败。次年正月，文宗图帖睦尔让位于其兄和世■，和世■于和林即帝位，是为明宗。八月，和世■南来，与弟图帖睦尔会于忽察都地方，但宴后暴死。图贴睦尔与燕铁木儿合伙谋害其兄后复登帝位。
　　泰定帝死至文宗再次登位以前，元朝上层不断出现内讧，战乱迭起，社会经济的危机日益严重，百姓赋役负担大幅度上升。文宗发动对上都的夺权战争时，河南平章政事伯颜就邀截经河南北解的全部南方国赋以为军资。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阻碍之大不难想象。文宗复登帝位之初，也曾颇有意于兴文治。
　　但由于拥立他的大臣燕铁木儿独揽大权， 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因此，文宗的想法也仅是空想而已。文宗为答谢燕铁木儿拥立之功，给予的赏赐也不计其数，致使财政愈趋竭蹶。文宗一朝三年之内，经济管理制度腐败，国民经济继续沿崩溃之轨下滑。
　　文宗去世后，燕铁木儿不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而立便于控制的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即宁宗，年仅七岁）为帝。但宁宗继位四十三天便死，后来明宗长子继位，即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即位后，依靠右丞相伯颜击溃了燕铁木儿父子权臣集团。但伯颜任丞相要职，与燕铁木儿无异，专权自恣，随意破坏朝廷之制，私自任意出纳府库钱帛。早期的元顺帝曾想改变这种局面，他与伯颜养子脱脱联合，撤除了伯颜大丞相之职，贬到河南。脱脱任丞相后也曾有意复兴元朝经济，但他不大懂经济管理。加上此时元朝经济已元气大伤，即使他本人真精于经济管理也无力回天。脱脱于至正元年（１３４１年）任右丞相后，为改变伯颜旧政中经济管理方面弊局采取各种举措：一是开马禁；二是减盐额；三是免旧欠赋税。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右丞相时 更化 的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至正四年，以疾辞相位。九年，又复为中书右丞相，在此之后他为解决国库不足的问题变更钞法，铸至正通宝钱，印造交钞令民间通用。又因黄河水灾事用贾鲁治河，发河南北兵民十七万沿河筑堤，使复故道。
　　十三年，领大司农事，屯田京畿。其间，兴水利，立法佃种。综观脱脱在至正年间前十三年的这些经济管理活动，其中不乏有放任主义的减轻百姓负担的内容，也有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收入之举，利国利民之义兼备。但他基本上是一个主要精于修史、理政、治军的历史人物，于经济管理是外行。加上生不逢时，他在元末经济崩溃之世采取的这些经济方面举措基本没有奏效。
　　他的这些举措，对于其时已全面崩溃的经济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其中有些措施还只能起到加剧矛盾、助长危机的作用。开马禁固然能增加对外贸易收入，但其时元朝军事上大量需要马，而且海外贸易已名存实亡，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减盐额，在当时条件下也难做到。免旧欠赋税，在当时元廷财政枯竭之秋，这也只是空谈而已。他修黄河水道，虽然工程完成，却加重了百姓徭役负担，导致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屯田京畿等举，那是小范围的举动，是表层救弊活动，对于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作用不大。至于在至正十年进行的 钞法变更之举，纯属财政领域的大范围搜括，是有元一代最大规模的破坏统一金融管理制度之举。其结果，出现了全国性的钞法混乱、通货膨胀的局面。史称此次变更的钞法 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又值海内大乱，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计数。舟车装运，轴艣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 （《元史？食货志》五，《钞法》）。实事求是地说，当年脱脱对此次新定钞法的贯彻恶果深表担心，推行前有下不了决心的表现。但最后还是在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的催促下上奏，等候圣裁。昏庸的妥欢帖睦尔皇帝竟完全同意，下诏推行。其诏文居然称此法 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是 博采众论 后的 更张拯弊 良法。其实，它的贯彻，是元末社会经济彻底崩溃、元世祖多元一体化的开放的经济管理制度模式于元末完全变态的重大标志。
　　（二）元代经济历史的特点表现
　　元代的社会经济历史特点突出。仔细研究和了解其特点，对全面了解其时经济的状况有重要帮助。元代经济历史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经济盛世展现的缓慢性；中后期经济领域腐败现象的叠现性；全期政治变动影响的剧烈性；经济革新进展的艰难性；国民经济的多元一体性；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性；生产方式的多态并存性；各族经济交流规模的空前性；经济科技发展的广泛性。这些特点都分别与元代经济发展的事实、经济管理的制度、经济管理思想内容构成、经济运动环境与得失相关。
　　经济盛世展现的缓慢性。元朝世祖、成宗朝的经济发展盛世，比起从前许多重要朝代，其到来的时间相当晚。它经历了元前太祖铁木真、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由、宪宗蒙哥四位可汗长达半个多世纪统治的曲折经济恢复期后才出现，可谓姗姗来迟。而西汉文、景经济盛世的出现，距汉高祖元年不到３０年；唐 贞观 经济盛世的开始，距唐高祖元年仅一个年代。元朝经济盛世的到来缓慢有多种原因。但主要在于元之前战乱时间太长、社会经济的创伤也太严重。元统治者最初主要是精于牧业经济和军事经济管理，对包括农业和其它各类型经济在内的多民族大国国民经济管理缺乏经验。因此，还需要有一个学习熟悉的长期过程。正因为这一缘故，全国总的国民经济管理大模式争论时间相当长，确定时间也较晚。而汉、唐初期统治者基本上完全承袭前朝一套经济管理模式，略加增删而后贯彻。这就不需要那样长的学习熟悉时间，也不需要为创制全新管理模式长时间讨论的过程。原因在于他们本身的故居都在内地，对中原经济生活一般都相当了解。元朝经济盛世晚现的原因还在于：多民族、多类型经济构成的空前统一大国的经济展现的矛盾自然要比民族成份单一、经济类型也单一的国家经济复杂。对其矛盾的处理调整时间自然也要长。实际上，这种调整不仅是经济关系本身的调整，还必须伴以政治等多方面关系的综合调整方能见效。这种调整也和其时的国内统一战争相关。但完成元朝那样具有广阔版图大国的统一战争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于是，这种调整必然呈现缓慢的过程。这种过程的缓慢性导致了该朝经济盛世晚现的结果。
　　经济领域腐败的叠现性。元代盛世的世祖、成宗，以及后来的英宗对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惩治严厉，为之前历史所罕见。元代各帝统治时代都出现过位高权重的贪官。经济领域的腐败叠现，已形成为元代经济历史运动中的一个特点。元代中后期经济领域腐败分子的叠现还呈现出了周期日益缩短之势。在元代经济研究中，对这一特点表现应该充分注意，并探讨其原因所在。
　　全期政治变动影响的剧烈性。综览元代经济运动的全部历史，不难发现这也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元太宗身后乃马真皇后元定宗经济管理的无制，导致了全国经济秩序的极度混乱。对此，波斯史家有关遗著备载。蒙哥汗的逝世引发了忽必烈和弟弟阿里不哥争夺大汗宝座的战争。这场战争震动内地关陕、蜀鄂、晋冀和甘肃经济，同时也使起初由阿里不哥控制的以和林为中心的漠北经济成果损废至深且巨，以至于阿里不哥的属下骑师向别处乞食。最后终因辖区经济的崩溃向其兄投降。仁宗时代答己皇太后和奸相铁木迭儿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滥用国库资财，又到民间搜括，额外之征剧增。文宗朝燕铁木儿一跃成为驾驭皇帝的权相，他视国库如家藏，乱取滥赏。文宗为从泰定帝之子手中夺得帝位，竟然全部挪用江南经河南北解的国家资财为军费，以致财政枯竭。顺帝初政时右丞相伯颜滥取国帑为己有的活动比起燕铁木儿有过之而无不及。燕铁木儿和伯颜都是在新帝上台的政治变动中爬上宰辅要位的新贵，他们对文宗、顺帝朝经济的破坏都十分剧烈。元代多数新登位的皇帝都搞有规模的赏赐。这些赏赐钱物的数量往往超过因改元而豁免的局部地区赋税征发数额，给百姓造成新负担。因为他们赏赐的巨额资财最终还要百姓负担。由此可见，政治变动对元代经济的剧烈影响不是一般现象，完全构成了其时经济发展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特点。
　　经济革新进展的艰难性。在元代历史上进行进步性经济改革者不乏其人。但他们的事业无不步履艰难。太宗朝契丹族名相耶律楚材因力主改革，前期受到别迭的反对，只是因元太宗的直接支持而战胜了对方。太宗去世后，因没有开明帝王的支持，后期的耶律楚材在经济改革方面受到了乃马真皇后的阻难。耶律楚材因拒绝给从事扰民经商活动的人开空白介绍信，受到了乃马真的冷待，晚年实际上失去管理经济的实权。忽必烈当大汗后，为有效地稳固版图、争取各族民心大搞经济改革。兴利除弊的成果日益显著。但西北叛王海都大为不满，以宗王身份责骂忽必烈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和故土，并兴兵干扰，至使世祖的改革活动颇受牵制。忽必烈又在向南宋故地推广纸币、统一金融制度时，遭到自己最信任的汉族开国元勋姚枢等人的非议阻止。除此之外，宰相阿合马、桑哥等贪污腐化、盗窃国库、制造麻烦，扰乱了他的全国性经济改革战略部署。英宗和其右丞相拜住从事的经济改革在内的全部改革活动，受到了铁木迭儿、铁失集团的敌视，以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于是，英宗为使元朝经济恢复到中统、至元、大德之盛的大业计划半途而废。
　　人们见元以前历史上有先秦战国秦孝公的宰相商鞅、西汉武帝的理财大臣桑弘羊在秦孝、汉武去世后遭杀身之祸。这两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经济改革家。
　　但不见有搞经济改革的大国天子被杀之例。但元代却有。这些情况说明经济变革进行的艰难性也已成为元时经济发展过程的一大特点。
　　国民经济格局的多元一体性。元代的经济从总体上看，农业、牧业、手工业、商业、渔猎业、林业都能并行存在、多元发展。它们都大体上受到国家同样的重视。元朝的经济国策中没有从前中原王朝君王那种重此抑彼，使其中某一经济事业倍受冷落的片面性内容。而且，元朝这些涉及生产、流通各个领域的多元经济的发展，又受到国家财政、金融、赋役政策制度的一体化管理。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化的、显著区别于前代的经济发展格局。
　　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性。元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各封建王朝，其经济管理多属于完全封闭型。只有汉初统治者和唐代盛世君王等少数汉族帝王一度奉行黄老道家无为之学时，经济管理中有若干开放性内容。这是指中原汉族政治家建立的王朝而言。另外还有一些阿尔泰语系各族入主中原帝王建立的偏安王朝经济盛世中有上述管理方面开放色彩展现。但历史上上述各族帝王的那些开放，多时间短而方位少，且在内容方面还不够典型。元代经济管理则于封建时代在这方面独树一帜，别开生面。其经济管理的开放，气度恢宏、包容内外、双向展开。从其时经济的总体看，对内：对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放任， 听民自为.一般说来，最高统治者无抑末之制，更无抑末之说。
　　工商业者不像从前封建社会中那样地位十分低下，归属于社会下九流行列。
　　另外放任各族人民相互间进行交流，不设篱栅进行隔绝。鼓励农、牧业产品的对流和商品化。允许商人在农、牧区之间周游天下，时获免税之惠，常取农牧商品南北大范围对流之利。对外：鼓励中亚、东北亚、南洋、欧洲、非洲等各国商人从海陆两路与元朝开展广泛的国际贸易，对来者优惠，甚至可以长期定居贸易。同时也允许外籍工匠定居国内展才施能。其时元帝国版图之内有许多闻名全球的开放城市和口岸，成为世界各国与中国进行经济交流的重要所在。开放式的动态管理特征尤为明显。总之，对内对外的双向开放也成为了元代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特色。元代的经济发展的这一特色，其进步性影响是深远的。
　　生产方式的多态并存性。在元之前的中原经济历史上，经秦、汉帝国，封建生产方式基本确立。秦、汉时，或至魏晋时只是在一些大的手工业主经营的天地里残存着奴隶制生产方式。后经隋、唐之世，这种状况也大体逐渐消失。总之，在生产方式方面封建化程度越来越高，只是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存在奴隶制或原始公社制社会生产方式。但多数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这些地区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力图同时在短时期内用行政手段令那里的土著民族首领改变原有有关制度。效果往往不佳，甚至又导致连绵不断的反抗，引来长时间的政治与军事的动荡。元时，吐蕃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其时除吐蕃地区存在寺院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外，于云、贵、川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北方和东北方遥远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存在着原始公社或奴隶制生产方式。
　　元廷对这些地区的上述各种生产方式采取了与其它发达地区农牧业封建生产方式并存的政策，只要求那里的属民在政治上服从于中央政府的管理，在赋役管理方面也给予程度不同的优惠待遇。这种对各族各地区多形态经济俗制、生产方式兼容并包的国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有利于全国政治形势和版图的稳定巩固，也有利于全国范围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是符合其时国情的。由此可见，生产方式、经济俗制的多态并存性也构成了元代经济发展运动过程的一个特点。
　　各族经济交流的空前性。中国元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版图，都没有容纳过元时那样众多的民族。这种条件，使国内各族人民的经济交流远胜前代。
　　中原和沿海地区有特色的经济文化成果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地区有特色的生产技术和成果也大量传入内地。这种交流北达西伯利亚南部，东至黑龙江流域乃至库页岛，南至领海中诸岛屿，西或西南至云贵高原和吐蕃之境，西北方面沿丝绸之路进入天山南北和额尔齐斯、伊黎诸河流域。至于中原腹地各大商业都会，也都留有各族商人足迹。交流的速度、规模都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度。这种交流收到了各族在经济上相互取长补短的空前良效。元时盛世国民经济的全方位发展和进步，与其时各族经济交流的空前这一特点有重要联系。
　　经济科技发展的广泛性。在封建时代，科学技术并不完全应用于经济发展领域。科学技术的发明建树往往与社会生产的联系薄弱，服务于贵族奢侈品的制作、军队装备的加强现象相当普遍。元时，科学技术应用于军事的情形并没有减少，有时还相当显著。但为应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发明也相当多，其发展发明十分广泛。从总体上看，其成果无论从质和量上前代各朝都不能与之相比。城市水利交通、农业水利建设、漕粮运输航具、外贸海船修造的各类型科学技术，在元代都有大规模发展。其时，牧业医学、饮食医学、农业天文学、地主庄园经营的一般农业科技、专门农具制作发明、建筑学、冶铸技术也均有长足进步。从事此类研究制作、创造发明的人物，来自各语系民族。这些广泛应用于经济发展事业的科学技术展现，主要与元廷蒙古族帝王大体上皆有重视科技的传统思想有关。元时帝王中多数人十分赏识有专门技能的人，没有一人称科技为奇技淫巧并加以排斥。成吉思汗本人重视和保护工匠，对此世人皆知。元太宗对天文学、医学皆有造诣的相臣耶律楚材佩服至极、信任无疑。元宪宗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几何学的专家。元世祖网罗天下科技奇才，身边云集一大批当时堪称一流的科学技术人物，个个委以重任。忽必烈之弟旭烈兀后裔伊利汗国统治者合赞汗本人就是精通数种科技的人物，是扬名阿拉伯世界的科学家。合赞汗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中博研医学、天文、各种工艺的罕世奇才，与阿拉伯世界科技人物建立过亲密关系。应该说，元统治者极端重视科学技术的特殊政策，是元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经济科技发展广泛特点的首要原因。也是元时许多科学家得志展才、出入皇宫汗帐、以科技造福民间、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条件。
　　二、元代经济发展状况
　　我国博学的国际《蒙古秘史》学界名家道林梯布先生，于１６年前曾在完成工程浩大的《蒙古秘史》注译作品后随笔吟成四韵评说咏叹元朝早期帝王成吉思汗的军事政治功过是非。其诗曰： 成皇崛起征亚欧，旗戟威仪耀千秋。马上英雄得意世，阵前鹰鹫谁人收？百年岁月争战尽，一代天骄盛名休。
　　圣武亲征有遗录，神文秘史更传流。 ①此诗涉及内容广泛，其问铁木真兵圣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表现了这位蒙古族老史家复杂的文学情感。名为专写成吉思汗，实际上是讲了元朝整整一个世纪多时间军事、政治的历史。
　　其中流露了不加掩饰的更多的颂扬之意，使人读后对元朝军事、政治活动规模之巨顿生神秘之感。当然，元朝的军事、政治历史功过是非兼有，不能只是对之过多地简单颂扬。元朝在中国军事、政治史上有空前卓越的贡献是事实。元朝在其时军事、政治活动中充分地向世界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不过，元朝的强大并不主要是由于兵力雄厚、铁骑如云。应该说，它的强大根源深藏在其盛世经济大规模发展的事实中。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经营的元朝，在世界中世纪历史长卷中地位显赫，影响广阔。元朝也是整部中国古代史上幅员辽阔、国力最强盛、民族构成最广泛、国际交往最活跃的一个封建大一统王朝。这种强大源于其时经济的发展昌盛。对此，古今中外的一些严肃正直的史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说明。元代经济发展的状况，可以大致概括为：城市建设，盛超前代，名播四海；商业贸易，水陆交通中外全盛；经济科技，著述丰硕，应用广泛；毡乡牧业，匈奴柔然，望其项背；狩猎经济，辽金不及，后人效仿；手工业，多向发展，成就斐然；农业经济，与前相比，进步巨大；经济交通，河海兼顾，效益显著；金融业，超越金宋，影响世界；各族经济，发展迅速，繁荣兴盛。
　　①　　 道林梯布著新译简注：《》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一）城市建设
　　每代城市的繁荣程度往往是其时国家综合经济力量的缩影或写照。纵观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建设的历史，元代无疑是一个划时代阶段。古代中国城市建设规模载录极为丰富。在元之前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形象生动的城市规模记述。《战国策？齐策》记载，战国时代由东方法家们筹划治理的齐都临淄已是一个 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如雨 ，人口大约７万户、４０万以上的商业大都会。其时， 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 ，大小城市兼存。魏之大梁和陶、周之洛阳、赵之邯郸、楚之鄂、秦之咸阳等也都是规模可观的大都市。春秋战国时代一些著名子钱家在其中一些城市中留下了足迹，楚国郢都、魏国大梁商业之盛与临淄相比并不逊色。这些大都市于秦亡汉兴之际也多十分繁荣，汉时文人和政治家皆有记述。但后来有些城市败废，于三国至魏晋南北朝前期尤为严重，至北魏太和朝末年又见复苏兴旺。北魏自太和朝以后一个时期的洛阳，既是鲜卑贵族统治全国的中心，又是其时闻名世界的商业、手工业大都会。其时该城国内国际贸易之盛，一些史家认为虽隋唐之长安也不及。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至太和末年，北魏国家积贮已是 府藏盈盛 ，民间则 百姓殷阜，年登俗乐，鳏寡不闻犬豕之食，茕独不见牛羊之衣.京师洛阳 十里 ，云集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向临望.隋，尤其是唐盛世以后由于 安史之乱 、 五代纷争 、辽宋金夏诸族政权互动干戈和对峙角斗，其间中国的城市经济建设还没出现过真正全方位的和有牢固基础的繁荣。一代画坛泰斗名流张择端以洗练妙笔完工的《清明上河图》虽有千古盛誉，但也不能说明北宋汴梁城市经济建设规模超迈元时。至于前述战国楚郢、赵邯郸、齐临淄、北魏帝都洛阳等，从人口、户数、工商业繁盛方面也均不及元朝帝都，甚至不如元时一般行省衙门所在城市或商业都会繁华。
　　元时称为汗八里城的元大都（今北京），号称 人烟百万 （权衡：《庚申外史》）。它不仅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忽必烈宠爱的外籍臣僚、真金太子的好友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言： 应知汗八里城（汗八里，蒙古语，指元大都，今北京）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
　　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有千车。用此丝制作不少金锦绸绢及其它数种物品。
　　此汗八里大城之周，有城二百，位置远近不等。每城都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盖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 《马可？波罗游记》关于元大都壮丽宏大的规模和繁荣景象，不仅有意大利人的上述描述，中国人也有重要记录。黄仲文所著《大都赋》言盛元帝国大都中： 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迭九州之芬。招提《庙宇》拟乎宸居，廛肆主于宦门。酤户何泰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奢哉！服龙盘之绣文。奴隶杂处而无辨，王侯并驱而不分。
　　庖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复有降蛇搏虎之技，扰象藏马之戏，驱鬼役神之术，谈天论地之艺，皆能以蛊人之心而荡人之魄。是故猛虎烈山，车之轰也；怒风搏潮，市之声也；长云偃道，马之尘也；殷雷动地，鼓之鸣也；繁庶之极，莫得而名也。若乃城■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则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 （《宛署杂记》上，《民风一》）。这里描绘了元都城市经济繁盛无比的景观。当然，其间难免溢美之辞，但与古时它类载录印证考辨，还算基本真实，大体符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 人烟百万 大城巨邑经济繁富、隆超前代之实。其实，当时大都也已是国际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与欧、亚、非各国都保持着频繁密切的联系。 九服修职，五等协虑。陛■壁马，庭列圭币。或以象寄通城，或以■译达志。东隅浮巨海而贡筐，西旅越葱岭而献贽，南陬■炎荒而奉珍，朔部历沙漠而勤事。孝武（西汉武帝刘彻）不能至之名琛大贝，登于内府；伯益（传为《山海经》一书的作者）不能纪之奇禽异兽，食于外御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形胜》李洧孙《大都赋并序》）。来自欧洲、中亚、非洲沿海、南亚、日本、朝鲜的使团络绎不绝，国内商人到大都的更多。通过海运和河运到大都的货物不计其数。比较早问世的波斯史家著作《史集》对大都城也有不少描述。此后中国的正史《元史》及其他野史多有记述。至于近代有关元史的著作对它的描述则更为详细。
　　据历史记载，最早向忽必烈提议以今北京（元大都）为国都，主张大兴土木兴建的人是霸都鲁。时在忽必烈任金莲川漠南王之际。霸都鲁言： 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边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之所，非燕不可。 对此，忽必烈深表赞许。１２６１年，忽必烈始修燕京旧城。平定其弟阿里不哥之乱后的１２６４年，忽必烈下令修复琼华岛（今北京北海公园湖心岛），重建了岛山顶上被金元之际全真道徒所毁的广寒殿。１２６６年１２月，忽必烈才决定大规模地重点修筑大都城。其目的在于以帝国都城之巨丽宏深雄视八表，张扬声名。后来至１２８７年，这一浩大工程全部结束。参与工程选址、设计、指挥组织者主要的有刘秉忠、张柔、张弘略、段天■、王庆端、刘思敬、谢仲温等汉族臣僚及野速不花、也黑迭儿等少数民族人物。其中少数民族工程学家也黑迭儿贡献卓著，史学家载录评价突出，在古代北京城市经济建设史上名垂千古。元时文人欧阳玄《圭斋文集》卷九《马合马沙神道碑》说也黑迭儿 受任劳■，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肽麾，咸有成画。太史练日，圭臬斯陈；少府命匠，冬卿抡材；取赀地宫，赋力车骑，教护属工，其丽不亿。魏阙端门，正朝路寝，便殿掖廷，承明之署，受厘之祠，宿卫之舍，衣食器御，百执事臣之居，以及池溏苑囿游观之所，崇楼阿阁，缦庑飞檐，具以法。故役不厉民，财不靡国，慈足使众，惠足劳人，功成落之，■赏称首.著名元史学界前辈周良霄先生在其杰作《忽必烈》一书中对也黑迭儿在大都城建工作上的贡献充分予以肯定，称其贡献卓越。其他不少介绍少数民族人物的论著、辞书也认为也黑迭儿是元季大都城建工作方面的杰出设计者和组织者。这些评价不算过分。
　　据古代意大利、波斯、中国人所著正史与野史记录，并参考近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对大都城的规模布局今人可以较准确地说明。《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中有关辞条对这一问题的说明最为简练和全面，可谓集近现代中外有关研究之大成。现摘录于下，以供参考： 城周围约两万八千六百米，成坐北朝南的矩形。城墙夯筑，外傅苇草，以防雨蚀。它的南墙濒原金口河，相当于今日北京长安街的南侧，北墙在今安定门与德胜门北八里小关一线。东西墙的南段即明、清两代的北京城墙。环城共开十一门：正南为丽正，其东为文明，西为顺承；北面，东为安贞，西为健德；正东为崇仁，其南为齐化，北为光熙；正西为和义，其南为平则，北为肃清。城内海子（今什刹海）东岸为中心阁，阁西面立有' 中心之台' 的石碑，为全城的几何中心。中心阁地址选定和中心阁南至丽正门距离的确定，构成全城四至基准，使之能把金代原有的海子、琼华岛风景包括进来并以此为基点，巧妙地安排全部宫殿和苑囿的布局。刘秉忠摒弃金中都旧城，而把海子湖沿地区选择为新城城址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海子受高梁河贯注，水量比金中都依赖的莲花池水系丰富，足以满足扩大了的宫阙与城市用水的需要。元朝大都城的城市布局是根据《周礼？考工记》所说的王都 左祖右社面朝北市 的原则设计的。城门与宫殿也多取《易经》命名。这同忽必烈定国号为 元 ，建元 至元 一样，都是 仪文制度，遵用汉法 的重要内容。皇城在全城的南部偏西，跨太液池两岸，周围约２０里。皇城的城墙称为萧墙，俗称阑马墙。由南面的棂星门进入皇城，沿御道至承天门则为宫城。
　　宫城周围９里３０步。宫城内的主要建筑是以从丽正门、承天门达中心阁的正南北线为中轴而排列并对称展开。南为大明殿，北为延春阁。皇帝常在延春阁接见大臣和修佛事。宫城之西，隔太液池，南有隆福宫，是太后住所；北有兴圣宫，为太子之居。太液池上有木桥和吊桥与湖心瀛洲（今团城）相通。
　　瀛洲之北有白玉桥与万岁山（即琼华岛）相接。万岁山、太液池是皇城内的主要苑囿区。元大都的城市区，同样按《周礼》所说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的原则，分别成东西与南北向的街道坊衢。忽必烈规定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以赀高和居职者为先，每８亩地为一份。贵族功臣均受封以建宅第。
　　新城建成后，旧城并未毁弃，仍为大都的一部分。当时习惯把新城称为北城，旧城称为南城。但旧城居民大多移居新城，因而旧城萧条，新城繁荣。新城之内，市集多达３０余处。主要分布在海子、鼓楼附近与西城的羊角市一带，商业极为繁荣。至元二十九年（１２９２年）忽必烈采纳科学家郭守敬的建议，重凿了大都东接通州的漕渠，定名通惠河。南来船只可通过文明门西的南水门，循皇城东墙而北直接驶入海子，海子湖面船只蚁聚。元时大都城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也与其时有关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努力相关。元朝大都路设有总管府，下领左右两警巡院和南城警巡院，负责城区坊市的民事与供需。
　　左右两院分领新城５０坊。南城警巡院管理南城５０坊。大都城郊由宛平、大兴二县分治。南北两城均设有兵马都指挥司，各有巡兵１０００人，负责城市治安。此外，还有大都留守司。前代的留守司一般是临时设置的，元代的大都留守司则是常设机构，负责守卫宫廷、都城和宫廷的营建修缮。实际上也担负着大都城城市经济建设的重任。以上内容的介绍，主要是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卷有关内容而写成。但有关元都大都城经济建设的著作很多，中外学者皆有此类作品，有的还是专著，介绍更为详细。另外，涉及元大都城经济建设的中国、波斯古籍也颇多。想更深入了解这方面情况者都可觅读研讨。
　　大都仅是元代城市经济建设发展方面的一个重要典型或首要范例。但它不是其时这方面唯一的成就表现所在。中世纪意大利人以口述形式创作的游记曾从多方面描述了元时众多其他城市经济之盛。１３世纪波斯之界旷代才子、阿拉伯世界一流史家豪拉施特根据朵尔边？孛罗口述指出，除元帝国都城汗八里之外，中国仍有许多重要的繁华都市，规模惊人，发展显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如北方和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州、太原、奉元（今陕西西安）、开封、济南。西南的成都，两湖的江陵、潭州。江西的九江。南方的扬州、集庆、镇江、平江等地都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工商业都会。但是，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城市的经济在元代都有了超迈前代的发展。 济南，水陆辐辏，商贾所通，倡优游食颇多，皆非土人 （于钦：《齐乘》卷五，《风土》）。
　　扬州 介江南北，而以其南隶浙西，其北隶河南，壤地千里，鱼盐稻米之利擅于东南为天下府库盖将百年矣 （孙大雅：《送淮南省掾梅择之序》，《沧漯集》卷二）。其地 商贾云集，舟楫溯江，远及长沙（姚燧：《吕郁神道碑》、《牧奄集》卷二三）。九江， 为交、广、荆、湖、闽、浙之会 （《永乐大典》卷六六九七，九江府）。平江（今苏州），更是盛况空前， 人烟稠密，至不知其数。 该城为工贾与工于一切技艺之人 甚众. 此城统辖十六大城，并商业繁盛之大城也 《马可？波罗游记》。元代的亡宋故都临安（杭州）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元平宋大元帅伯颜将军取临安时，遵世祖之令，仿效北宋开国帝王手下大将赵彬取南唐之故事对之并没有破坏。归入元帝国版图后此城经济更加发展，规模扩大，成为元时最壮观的南方大商城。该城 城宽地阔，人烟稠集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一九，《札忽儿歹陈言二件》）。 五方之民所聚，货物之所出，工巧所萃，征输之所入，实他郡所不及 （徐一夔：《思政堂记》，《始丰稿》卷一○）。城中有众多的富商大贾。大市十所，小市无数。每星期有三日是市集之日，有许多人带各种食物来此贸易。
　　元时边疆的城市经济建设更是远超前代的，其时，今云南、新疆、内蒙、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都出现过繁华的、工商经济发达的城市。其中以位于今内蒙古正蓝旗境的元上都最为壮观。元上都，是元朝初年的政治、经济中心，后来成为陪都。据汉文古书记载，此城 龙岗蟠其阴，滦水经其阳，佳气葱郁……，山有水，水有鱼盐，百货云集，畜牧蕃息. 北控沙漠，南屏燕蓟，山川雄固，回环千里.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对此城经济建设记录道： ……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位之大汗所建也。内有一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耳目。
　　此宫有墙垣，广袤十六里，内有泉渠川流，草原甚多。亦见种种野兽，惟无猛兽，是盖君主用以供给笼中海青鹰隼之食者也。海青之数二百有余，鹰隼之数尚未计焉。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狗于鞍后。若见欲扑之兽，则遣狗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兽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
　　此草原中尚有别一宫殿，纯以竹茎结之，内涂以金，装饰颇为工巧。宫顶之茎，上涂以漆，漆之甚密，雨水不能腐之，茎粗二掌，长十或二五掌，逐草断之。此宫盖用此种竹结成。竹之为用不仅此也，尚可做屋顶及其它不少功用。此宫建筑之善，结成或折卸，为时甚短，可以完全拆成散布，运之他所，惟所用。结成时则用丝绳二百余系也 （《马可？波罗游记》）。上都所在之地，金代属桓州管辖，元宪宗五年，赐给忽必烈。第二年，忽必烈便开始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三年建成，命名开平府，中统元年，忽必烈在此继位，成为元朝首府，又名上京、滦京。上都建筑由外城、皇城和宫城，以及城郊部分组成一个整体。
　　上都外城，位于皇城西、北两面。其南、东两面修筑城墙。城墙（不包括皇城部分）全用黄土板筑（夯层厚约２０厘米），墙高约５米，下宽１０米，上宽２米，每边长２２００米。南墙与西墙各开一门，门外筑马蹄形瓮城。西门瓮城外低坡上还筑有石堤以防塌。北墙上开两个门，门外筑方形瓮城。至今在城上还保留一部分城门楼的石柱基，城外西北角有一段宽约２５米的护城河。城内自西门北侧城墙起至皇城北门瓮城西墙上，特筑一条宽约２米的土墙，把外城隔成不能相通的南北两部分。南部有两条从皇城西门通至外城西墙和西门的东西大街。城东南、西南角有两个大池塘。从南门以东约２０米修建了一条南北大街。建筑遗迹都靠近街道的地方。除西门内有一排小型房屋遗迹暴露出地面外，一般仅能看出一个个院落的轮廓。外城北部主要是一个东西向山岗，没有街道，在北门内和东北角靠北墙处有小型建筑遗址，在东南角平坡上有一个东西向的院落遗址。山岗中部南边，有一座东西长３５０米，南北宽２００米，用石砌的大院墙，南面有院门。这是原来栽培奇花异草和驯养珍兽以供宫廷权贵观赏的地方。这里也就是历史文献所言的御花园、后苑、北苑。元代文人墨客和马可？波罗所盛赞的那个以金漆缠龙竹柱，劈竹涂金作瓦，内壁画花草百鸟，外用彩绳牵固，高达百尺，广可容数千人的棕毛殿也当在这个大院附近。杨允孚写过一首诗，诗曰：北极修门不暂开，两行宫柳护苍苔。有时金锁固何制，圣驾棕毛殿里回。 学者们据此推测当时皇帝从宫中往返棕毛殿，要经过常闭不开的北门。上都皇城在外城东南角，方形。每边长１４００米。南北墙各开一门，外筑方形瓮城。东西墙各开二门。其南侧称东门、西门，北侧称小东门、小西门。门外筑马蹄瓮城。城墙用黄土板筑（夯层厚１２至１４厘米），用石块砌一层约７０厘米厚的外皮。墙身下宽１２米，残高６米，上宽２。５米。墙外每隔约１５０米筑一马面，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顺着墙皮砌出深约１０米宽约２０厘米的流水槽，以排泄城头积水。
　　西门基宽１３。６米，门宽１０米，门北端有登城的阶级。瓮城最大直径４２米，门宽８。５米。方形瓮城宽约５６米，深约４７米。城南及东南角外的城壕，至今仍能积水。杨允孚的 山拥石城月上迟 和袁梅的 禁蝶防危石 诗句，都是指皇城。上都皇城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布局得体。城内一般房屋建筑也很华美壮丽。今人又可以从历史文献中看到，当时设在皇城内的宫署寺宇颇多。但目前只有设有四角上的寺庙遗址可与文献印证。元世祖于至元二年（１２６５年）所建的孔庙，位于 都城东南 （《上都孔庙碑》）。
　　庙西建有庐舍以待国子生。现在城东南角有一个前后两殿遗址，外有围墙，西北又连着一个小院落，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建于至元，扩建于皇庆年间的孔子庙。不少历史文献都记载上都华严和乾元两大名寺。在华严寺一通碑文里说： 世祖……首建学庙。乾艮二隅，立二佛寺，曰乾元，曰龙光华严。复立老子宫于东西。 乾为西北，艮为东北。居于西北角的乾元寺，分前后两院，南北长２４０米，东西宽１２０米。前院外围有一周回廊似的建筑，院中大殿遗址已遭破坏，仅余一个长约５０米、南北宽约３５米、高约４米的大殿基。
　　殿前有两处石碑亭遗址。后院有一个长３０米、宽１０米的十字形建筑遗址，前有东西配殿。大龙光华严寺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寺院，整个寺院以中院为主体，以大殿为中心分东西三院。东院错后约百米，宽６０米。两院宽１２０米。
　　中院宽１４８米。四周有围墙，内建一回廊式建筑，平面呈回字形。上都宫城则在皇城中部偏北处。东西宽５７０米，南北长６２０米。城墙也是黄土板筑，外表包砖。宫城四角建有角楼。宫城南为阳德门，东西为东华门和西华门。
　　南门还有一个较原门楼台基为窄的建筑台基。可见当时的南门是个双重门。
　　宫城内的街道主要是一条通向三门的丁字形大街。另外在南部有一条横街，东南角有一条南北街。全城建筑不像明、清北京故宫那样有一条建筑中轴线，有前后呼应的大型建筑以及右左对称的建筑配置，而是分布着一个个自成一组的建筑群。研究元时城市经济建设的学者们，据《元史》、《宣镇旧志》、《江北三仃志》、《读史方舆》等书记录认为，元上都城中宫殿最多，但以大明殿、鸿禧殿、鹿顶殿、楠木殿、奎章阁、大安阁最有名。其中大安阁还是从中原迁建的。它是元季皇帝登极问政的主要宫殿。《元史？阿沙不花传》记载： 尝扈从上都，方入朝，而宫殿多露，跌足而行。帝（世祖）御大安阁，望而建之。 周伯琦咏大安阁诗注说，它是由汴京（开封）的熙春阁迁建的。关于迁建过程，元代大文豪虞集曾有说明： 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以开平为上都。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归然遂为前殿矣。
　　规制遵稳秀杰，后世诚无以加也 （虞集：《跋大安阁图》）。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元代城市经济建设记载不止这些。但从上述记录和分析足可看见元代城市建设盛超前代、名播四海的壮观图画。
　　（二）商业贸易
　　元朝盛世统治者重农，措施极详，且又重视至极，但不抑商，他们并不以抑商这一中原历代王朝传统政策来指导自己的国民经济管理活动，抑商不是元王朝的经济国策。对此，古代史书明确记录。著名元史专家李干先生言： 元代的商业极为繁荣。 另一元史专家邱树森先生说： 元朝时，国内和国外贸易是很发达的。 两位先生之语并非妄言。生活于元代的许多文人吟诗作赋，描绘其时商业之盛，有的已成为传世佳作。这些诗赋虽为文学作品，但与其时实际商业经济生活紧密相联，并以此为基础而创作。前引《大都赋》把元时大都商业繁盛景观淋漓尽致地录于笔下就是一个例证。其时大都商业完全像一些史家所云： 憧憧十一门，车马如烟云.大都商业，可以说是全国商业繁荣情况的一个缩影。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除对大都商业发展状况有大量记载外，对全国其他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作了记述，可以说元时全国商业的盛景尽收其笔下。前述元朝城市经济建设的发展与其时商业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元朝商业有全方位的发展，与元朝盛世帝王统一南北东西、雄视八表、结束长期纷乱的割据战争，使农业、牧业、手工业在大范围和平环境中恢复稳定、发展迈进有重要联系。当然，也是在前代工商业、国际贸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元时、欧、亚、非诸国诸民族商人接踵来华，在元朝各著名工商业大都会中珍奇汇萃、商贾云集。其时，中国南北东西都形成了商业发达区。在元代商业发展的过程中，为数众多、遍及城乡的中小商人功不可没。他们开店坐肆、跋涉贩运。他们的足迹留于大江南北之区、边疆偏僻之域、沿海港口岛屿。应该说，他们是元朝商业的主要经营者。元代商业交通网络的发达、商业市场的增多、中小商业经营者的增多，使其时人们的商业意识较前代更为浓厚。戏曲创作在元代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元曲在祖国文学史册中与唐诗、宋词并列。而在元曲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其时商业生活的反映。其中有些著名传世曲作，不仅题目明确反映商业、货币问题，而且内容情节的编排也通篇体现商业生活。可见，元时曲作家中也有一些人开始有了较浓厚的商业意识。元曲作家中都具有如此浓厚的商业意识，那么一般中小商人和与商业经常发生关系的百姓们更是可想而知。
　　谈元代的商业，首先应该涉及商品生产。元代商品生产有显著的发展。
　　并且这种发展与元朝蒙古族统治者的商业政策具体内容相联系。关于元时统治者的商业政策，据《元史？食货志》、《元典章》及其他众多史籍加以概括，主要有以下数种：鼓励通商、减轻商税、保护商道安全、维护商贾资财。
　　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众多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产品开始商品化。在元代，有不少土地所有者不是把土地用于封建剥削，而是利用土地进行商业性的土地经营，开展商品生产。于是大量的棉、麻、丝、茶、糖、粮食等产品被投入市场。就粮食市场而言，不仅在发达的内地，而且在偏远的漠北草原城市和林等地也出现了粮食市场。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某些对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影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的出现，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大大提高。其时，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依赖商品粮食的供给。江浙两淮地区，在丰年 黍■及亿■，仓箱累万千 ， 岁计仍余羡，牙商许贸迁。补添他郡食，贩入外江船 （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围田》）。经过商贾将米粮贩运至缺粮地区，稻米和面粉都有出售。北方粮食供应依靠南方，每年由大运河或海道转运粮食，其中除潜粮外，还有数量可观的商品粮。据史籍记载人烟已达百万的大都城市民，其食粮依靠粮食市场。据这一些文献记载，输入市场的粮食多寡与市场粮价波动紧密相联。《通制条格》卷二七《拘滞车船》说 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有 ，这正反映了上述情况。元代南粮北调规模之大，从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南宋无此事。汉唐、辽金、北宋条件不具（无元时那样规模的海运线），虽有需要也达不到大的规模。而元朝通过海、河两条水运线把南粮大量运往北方，其中商品粮的比重又相当大。上都、和林等北方边疆大城的居民食粮，除了依靠本地屯田区所产解决一部分外，还要靠南方商品粮的输入来补充解决。在元代粮食市场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左右市场的大米商。他们垄断粮市价格，势力之大，取利之丰，虽前代范蠡、白圭、子贡、刁间等不及。如《鄞县志》卷三一《人物传》言，有一个叫倪■的大米商 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故损其值，群商恨之.一个大米商能垄断整个米市，并任意规定米价，足见其时粮食市场竞争之激烈。元时曾负责海运南粮工作的要官朱清、张■，是江南首富，《辍耕录》卷五《朱张》记载：他们朱、张两家门庭盛时 弟侄甥婿皆大官，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巨艘大舶帆交蕃夷中.他们既然是经营粮运起家的暴发户，其众多的私仓中应多储粮之仓。而这些屯积之粮，正是他们垄断粮食市场价格取利的重要条件。应该说朱、张二人是元季最大的垄断粮市价格的大米商。一般的中小米商在粮食市场上是竞争不过他们的。在元代，粮食转化为商品，并不仅只有直接投入市场转售一途，它还通过酿酒业实现。从历史记载看，其时商品粮除供给城市居民直接消费外，还有很大一部分用来酿酒，进而使之转化为饮料类型商品。元朝统治者太祖成吉思汗向来反对饮酒，主张少饮酒，甚至主张不许饮酒，认为饮酒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其子孙中的帝王人物多数人反对酿酒，从元各帝王本纪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出现的禁酒令、禁酿酒令。但仍未能转变元时盛行的各族官民饮酒风气。依据古代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族）饮食风俗学史料，其时蒙古人饮酒的种类首重马奶酒，葡萄酒次之，用粮食酿造的酒又次之。前两者的原料为奶和水果，与粮食无关。据此估测，元时由粮食转化而来的酒类商品主要在汉族地区消费。汉人集中的中原地区地域广阔、人烟稠密，粮食酒的需求量大。这一情况使元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