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科学话题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形态研究——以“黄金大米事件”的新浪微博为例
随着微博的兴起,中国学者对其开展了多方位研究。但争议话题,特别是公众高度关注的科学争议如何在微博上进行表现,尚无任何实证性研究。本文拟以转基因这一热点议题为例,在这方面开展探索性研究。在各种与科学相关的争议性话题上,转基因呈现出相当的特殊性。一方面,尽管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欧洲食品安全署、各国科学院以及主流科学家在内的科学界多年来的评估结果一致支持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1],但围绕着它的争端从未停止。另一方面,在公众理解和接受转基因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早已超过了科学本身的范畴,受到了文化、体制、心理以及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2]。转基因像一面镜子,照出转型时期中国的社会百态,蕴含了丰富的研究素材。遗憾的是,这个颇为典型的传播研究主题经常被忽视,更不要说新媒体环境下对转基因争议的细致分析。一、事件过程、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转基因传播中的一个典型事件——黄金大米违规进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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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学传播促进了公众更好地参与科学发展的进程。但与此同时,围绕着转基因、核电建设和疫苗接种等科学问题的争论也愈演愈烈,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兴起对民意表达的促进更是让科学争议愈加活跃,对科学传播带来了新的挑战。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鲜有对公众如何通过互联网参与科学的方式展开讨论[1],对社交媒体上的科学传播形态更是很少涉及[2]。本文在梳理科学传播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对黄金大米微博传播个案的实证研究,探讨了社交媒体的兴起对科学传播及公众参与科学模式的影响。1科学传播:从普及走向参与一般来说,科学传播的实践,经历了从缺失模型到公众参与科学模式的发展[3]。在传统的缺失模型下,科学传播被等同于科学界面向公众的普及、教育科学的行为,这一模式强调的是单向的信息流动,科学界和科学家往往被置于较高的地位。科学知识及其创造者高高在上,是科学知识权力的掌握者[4]。公众理解科学模型是对传统的缺失模式的延伸,重点强调公众除了要了解基本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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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8月18日宣布其商业大米受到转基因多样性痕量污染,不适宜人类食用之后,日本和欧盟对来自美国的长粒大米施加了限制措施。拜尔作物科学公司是一家生产耐除草剂转基因LLRICE601大米的厂商,它在7月31日向美国农业部(USDA)和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通报了其发现在传统大米谷物中发现了转基因的痕量。据说,拜尔公司是在2006年1月就发现有污染问题了,而这发生在其向美国政府汇报的6个月前。USDA和FDA表示,此种大米不会危及人类健康、食品安全或者环境。它们还承认,它们并不知道这些大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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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自1983年世界上首次获得转基因植物以来,基因工程这一高新技术发展异常迅速。迄今,世界上转基因植物多达一百多个物种,有近千例转基因植物被批准进入田间试验,涉及的物种有50多种[1],其中有许多转基因农产品已经通过商业开发进入国际市场。而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是世界各国公众十分关心和引起很大争论的一个问题。许多国家,如:欧盟各成员国、日本、澳大利亚、俄罗斯、新加坡等纷纷以立法或其它形式要求出口国对转基因产品加贴标签,以供国内消费者购买时参考,或以其它方式限制转基因产品的进口。而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这方面的法规,检验检疫系统也没有方法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检测。这样,国外许多转基因产品在没有进行检测和监控的条件下进入我国市场,所以我们必须加紧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检测方法研究,以维护国家经济利益。近年来,国外陆续有用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技术对商业化转基因产品进行检测的报道[2-6],但国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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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基因大米概述转基因技术是指用人工方法将外源基因或DNA导入受体生物细胞中,使之稳定地整合、表达并遗传的综合技术。转基因大米是通过人为改变大米的基因使其拥有更好的性状(如抗病、抗旱、防虫等)的一种稻子结出来的大米。一般如果不加以标记的话,是很难区别的。稻米占我国粮食总产量的40%,是过半中国人的主粮,因此在我国众多的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它都是主题。在中国,水稻的种植面积超过20%,并通过大量使用除草剂和杀虫剂获得了较高的产量。能抵抗害虫或除草剂的转基因水稻可以减少此类化学品的用量[1-2]。几个不同的转基因水稻品系已在公众的GMO资料库有所描述[3-4],至少4个已经通过了田间试验、环境释放试验,目前正处在预生产阶段。一种含有Xa21基因可以抵抗白叶枯病的转基因水稻在2001年就进入了预生产阶段。另一种转基因水稻被转入了豇豆胰蛋白酶抑制剂(CpTI)基因以获得抗虫特性,在1999年被批准进行环境释放试验,之后被引入杂交水稻GM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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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转型发展及网络的普及,公众的权利意识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愿望不断增强。在涉及科学争议的公共决策问题中,如粮食问题、环境问题、公共安全与卫生问题等,公众参与的途径日益多元化。其中,转基因问题是中国不断升温的科技争议的典型代表,受关注的热度和公众参与的广度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观点双方展开了旷日持久、情绪饱满的争论和行动。一方面是转基因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日益增长的国际趋势;另一方面是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应用的极度忧虑,以及国内相对暧昧的审批监管制度。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这种公众和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持续存在并可能被激化。参与科学传播的有政府部门、科学共同体、商业组织、媒体、公众等成分。在这个体系中,由于科学共同体、政府、商业组织拥有更多的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通常处于传播者的位置,而公众经常处于接受者的位置[1]。然而,笔者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公众在科学争议事件中主动发起科学传播活动,成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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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1953年毛泽东评高饶事件：高岗是资产阶级代理人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鲁彤 冯来刚
核心提示：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本文摘自《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 作者：鲁彤 冯来刚&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尽管百般抵赖，但面对强大的压力，却仍然不思悔改。
因此，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
这，恐怕是高岗、饶漱石当初所想不到的&&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最后通过了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四中全会期间，、、、邓小平等44人先后发言，就高岗、饶漱石的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迫于压力，高岗和饶漱石也在会议上作了检讨。
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高岗和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此前，他写了一份提纲，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这份发言提纲上加写道：
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之后，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及书记处各成员，请他们对这些修改&考虑酌定&。
在事实面前，高岗、饶漱石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但仍避重就轻，百般抵赖。
其间，高岗在住处自杀未成，8月17日又在东交民巷8号的住所吞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
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21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
毛泽东写了一份在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提纲。就高岗、饶漱石有无反党联盟的问题，他认为是有一个联盟的：&从财经会议高饶同时发动反对所谓刘少奇宗派的活动看来，从组织会议饶漱石与张秀山配合反党看来，从饶漱石的话&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看来，从高、饶都利用安子文同志的那个名单看来，从高岗两次向我表示保护饶漱石，饶漱石则到最后还要保护高岗一事看来&，毛泽东认为&他们是有一个联盟，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
在提纲中，毛泽东写了关于&左&与右的问题，提出&戒&左&，戒右&，&超过时代，冒进，乱斗，这是&左&，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缺乏斗争性，也不好&。
在作结论讲话时，毛泽东就此问题阐发说：
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当然，毛泽东在这里讲这一番话是针对高、饶事件来说的，但他这些睿智的思想，为什么却在后来没有坚持下去呢？的确令人回味。
建国以来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二人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会议还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过去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借以在新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加强党的纪律，加强对各种违法乱纪现象的斗争，特别是防止像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这一类严重危害党的利益的事件重复发生。&
[责任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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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人生驿站_分享百科知识_慧聚情感帮助_享受健康生活_把握时尚前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陈永苗：暴力革命中的财产权【财经民生】，是有关的相关信息，希望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您能够有所收获，文章末尾延伸阅读部分收集了与本文相关的文章、图片及视频，便于拓展读者视野，以下是完整的【陈永苗：暴力革命中的财产权】原文：
　　　　序言　　　　 生命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而财产权是绝对权，具有排斥他人的效力，在生命权与财产权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冲突时在民法中是生命权优先。美国哲学家兰德认为基于生命原则，有必要逾越某些权利。生存权是对用于维持肉体存在的生存资料的需求的自然权利。这个权利肯定是个人对其所在社会提出的最低要求。门格尔在《对于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中说，生活必需品是生存权的基础，其特性就是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要求优先于满足他人不太迫切的需要。因此，本文简略描绘了因生存权被侵犯，而引发的暴力革命中财产权的历史命运。　　　　　　革命分配的道德根据　　　　　　　　在历史意识中，财产与道德曾经浑然一体的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二者之间出现了分野。这种财产权的道德基础成为暴力分配依据所在。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说，常识倾向于假设：收入、财富和一般生活中美好事务，都应该按照道德上的应得来分配，正义即为德性决定幸福。　　　　
　　　　在殷商时代，道德具有功利主义性质，"德"为"得"。罗振玉在《殷墟书契前编》中指出："卜辞中德字皆借为得字"，就解释了"德"字的功利主义的内涵。《尚书.商书》也有类似的记载。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来看，当欧洲处在与殷商时期大致的时代，也产生了类似的观念。欧洲当时的各种语言，都用一个字来表达"财富"和"善"。在希腊文中，"+aaga+ha"指财富，而"taagathon"指善；在拉丁文中，"bona"指财富，而"bonum"指善。法拉格据此得出结论："语言让我们知道半开化人自行把德性完美地体现在物质财富里，但是政治经济的发展为资产阶级的生活准备了基础，他们取消了道德和物质的原始联合。"（《思想起源论》）。我们可以看出，卜辞中的道德观念，与欧洲古老的道德观念，甚至在细节上也是相同的。　　　　
　　　　西周时期的道德观是"修德求福"。春秋之后，道德与财富开始分野，出现义利之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说"复民，生厚而用利……利过则为败"。甚至出现贵利贱义的倾向："事利而利，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政治是离不开道德的，是以道德为基础的。道德决定幸福原则其实就是政治决定幸福原则。每个人的天赋都是不同的，不可能全部参与公共事物管理。儒家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是把那些通过修养、道德上最高尚的人称作精英或君子，赋予其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支配的权力。韦伯在《道教与中国》中指出，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是唯一合法对包括经济、财富的在内的"稀缺资源"配置与支配的体制，权力决定财富，以权力谋取财富，权力与财富密不可分。　　　　　　科举制使财产分配的运动是以知识和道德获取权力，由权力获取土地、金钱等财富的过程。科举制提供了政治上上升的途径，科举制在理论上，官僚对一切人开放，哪怕是地位低微的农民，只要智慧超群，而又雄心勃勃，都能上升到官僚阶层，拥有以知识和道德修养获取权力，由权力获取土地、金钱等财富的可能性。因此，这种社会制度是符合公平的正义的，是长期稳定的。在科举制确立前，陈胜、吴广和张角的起义均有政治上的内容，而在其后的农民革命均是仅对于财富方面提出要求。　　　　
　　　　这种政治上的公平和财产由政治分配之间的分裂造就了中国历史“治-乱-治”大循环。　　　　　　为何是如此的循环？政治上的公平提供了稳定的格局和框架，科举制本身则较成功地解决精英阶层的财产分配问题。而由于权力始终代表着土地国有的终极所有权，它以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对基于土地的经济活动实施超乎寻常的干预，国家和官员拥有随时吞噬经济活动的部分成果乃至全部成果的可能性。而当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时，例如土地豪强的兼并，官员的贪污受贿，侵犯了农民的生存权；另外，尽管在原则上，政治精英是最卓越的人，但实际上未必如此，由于财产、家庭背景、利益集团等因素的作用，精英的位置总是被没有道德和才能的人所占据，而且阻碍了向社会低层精英人物的开放，在实质性意义上剥夺了他们参与分配的可能。　　 那么这样的格局就是非正义的，破坏了社会合作的条件。当社会产生了某种"坏"的东西即我们厌恶的东西，如贫穷、失业、破产、死亡等等，那么它必定被认为是某种坏的意图、某种阴谋、某种不道德行为的结果，在经典中称为"失德"。因此，反抗的合法性发生了。农民们通过的暴力革命毁灭了土地豪强和官员的肉体，摧毁其人格，剥夺了他们的财产，加以重新分配，从而使社会合作又可以重新开始。如此反复循环。　　　　　　在中国这个国家中，革命的正当性更多被缄默和莫测地包含在一种"替天行道"的神秘的领悟之中，而其政治哲学经典之中，反抗的合法性论述甚少，例如孟子的“弑君说”，也只有吉光片羽、一鳞半爪，而且被政治压力所边缘化。　　　　社会合作条件的丧失　　　　　　 G.包兰迪尔在《政治人类学》中说，更普遍地说，可以认为，权力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就必须维持集体安全和繁荣的状态，这是掌权者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永远付不完的代价。在中国，如果一个皇帝在位期间饥荒降临大地，就可能被视为失德，很容易失去"天授之权"。政治精英（君子）不仅在宇宙论（天道）和巫术意义上对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生存负有责任，而且应该通过慈善活动和减税等措施为臣民提供多方面的物质帮助。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不仅是原有的宇宙论意义上的，而且，还隐藏一层与现代社会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极为类似的交换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社会平衡取决于农民的剩余物向精英阶层的转移，取决于为农民提供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这是农民为力求降低生存风险，加强生活稳定程度而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民本主义思想隐含着权力和财产交换的内涵。而与现代社会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不同的是，这种交换通常是以农民丧失身份和自主性为代价的。　　 　　　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要求来源于无法充裕的经济状况和生存风险，这作为道德基础构架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合作条件。摩尔在《独裁和民主的社会起源》中说，这种在共同体中分风险的经验提供了培育农民的习俗和道德标准的温床，农民们正是用这些习俗和道德标准判断自己和别人的行为，这些标准是朴素的平等观念，强调保障最低限度的土地对于实现基本的社会任务的公正性和必要性……违背这些标准，就会激起怨恨和反抗--不但由于需要未被满足，而且由于权利受到了侵犯。R.C.科布在《警察和人民：法国的大众抵抗运动，年》中说，对供应不足的态度制约着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大众态度，例如对政府、农村、生命和死亡、不平等、剥夺、道德、骄傲、羞耻、自尊的态度，供应不足是一切大众表达的中心话题……因为供应不足和饥荒实际上是对生存的最大和唯一的威胁。　　 　　这种道德标准，与欧洲早期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所激起的反抗是相同的，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背景下"穷人的道义经济"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有着强烈的关于财产和土地平等占有的基本信念，其背后是对于"生存权利"的诉求在驱动。当生存权遭受暴政和灾荒的威胁时，将他们置于死地，在这生死关头，这种索要就变得日益自觉，而且带着怒火，于是铤而走险，暴怒从山村中涌出，毁灭一个一个王朝。农民起义并不意味着绝对平均主义，而是意味着一切人都有权依赖自然社会资源生存。　　生存权的基本假定就是：不论穷人的素质、政治能力如何不行，他们都有生存的社会权利。洛克在《政府论》中说每个人都有"从另一个人的丰富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以使自己不被饿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因此，国家和精英阶层为维持庞大的官僚阶层的存在，以及官员不可满足的私欲，对农民的剥夺和索要，超过了那种道德底线，侵害了农民的基本需要，使农民丧失了生命得以存在的条件，则此时的国家和制度沦丧为非正义的，腐朽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表达形式，有明显的、有隐讳的、有神秘的，但它提供了支持无数农民革命的道德义愤。 　　
　　　　从罗尔斯的规范的观点来看，有理由认为，这种生存权是公正的第一个和基本的标准。依据罗尔斯的《正义论》，W.G朗西曼在《相对的剥夺与社会公正》中问道："人们在知道自己社会上的实际地位以前，原则上只会同意那些公正原则或分配标准呢？他推演的第一条规则是以需要为基础的观点--一个人的生存权力压倒另一个对于某种剩余物的权利"。他说，生存权的优先性最早可能体现在这一格言中：只要社会上有人挨饿，占有多余事物就是罪恶。　　　　　　是否丧失社会合作条件的道德标准就是生存权。罗尔斯说，如果丧失社会合作条件，反抗就有了依据，成为合乎规范的正当行为。　　　　　为了确保农民的最低限度收入维持生存，定期地以土地国有为依据，根据需要重新分配共有土地。这个任务，历代王朝通过均田和压抑豪强兼并土地来解决，农民革命通过暴力夺取进行分配。革命伴随着军事行动及抵抗，它是求助于那个构成政治秩序基础的共有的正义观，以暴制暴的一种改造甚至推翻一种不正义的腐朽制度的手段。革命认为现存制度不再接近正义，大大偏离了它所信奉的原理。精英阶级拥有巨额财富或高额收入是邪恶的象征和罪恶的行迹，触犯了社会下层的正义感。刘师培在《悲佃篇》中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肯定是为政不仁；欲籍豪富之田，又必自农人革命始。　　　　至福千年思潮　　　　　　科恩在《追求太平盛世》中说，所有的神话世界中最古老和最广泛的主题即是千年盛世的观念--即认为存在一个所有希望藉以实现和所有邪恶皆被消除，人类再也没有贫穷和苦难的时刻。辉煌灿烂的新时代只有经过极端混乱和苦难才能出现。这种信心是大多数相信至福千年的人所共有的。　　　　这种思想强调为公益而不是私利工作的重要性，为均贫富而工作的重要性。公羊学和大同传统是这种思潮的构成部分。　　　　　　人们一般认为，中国确实层有过井田制这种制度或类似的制度，但它在孟子所处的时代之前就已消失。但是井田制的象征性意义远远超出历史的范围。井田制已被理想化，且被认为就是过去的黄金时代，没有剥削和压迫，天下为公，没有人类苦难。历代大批思想家、政治家从孟子、董仲舒到顾炎武想立即或逐步恢复井田制，实行平等的社会制度。　　　　　　在历代王朝的居安思危的训诫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一个政权似乎稳固建立起来，可这场胜利总是令人不安，危机四伏，猜忌和怀疑，从未过安稳的生活，似乎总是站在火山口，必须堤防突如其来的振动和喷发。在理性的地壳变得最薄弱的时刻，至福千年神话就恢复其古老力量。因此看来至福千年神话的力量总是徘徊在幕后，等待时机和机会。　　　
　　太平天国便是将基督教的教义与同一趋势的儒家学说综合在一起的。太平天国的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长，"太平"是春秋公羊三世说中的最后一世。太平天国的领袖，明确地把"大同"与自己对于天国的憧憬联系起来，它的一篇宣言，在摘引了《礼运》篇"大同部分"后写道："而今尚可望哉！然而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天之道也"（《太平诏书》）。太平天国的思想是广泛的至福千年思潮的一部分。太平天国的文献，使明显地将大同时代从过去转为未来，意图使"斯民登于极乐之乡"。革命者许诺了这一盛世。那种关于获得幸福生活的完美社会的神话会制造出一种幻象,这种把天堂带到人间的海市蜃楼总是产生出地狱般的苦难。荷尔德林说，把人们带入地狱的，往往是欲把人们带往天堂的东西。一个建立在爱和无私而不是理性的基础上所抱有的美好意图将不可避免地劈开通往奴役之路。"　　　　　　伯纳尔说中国人在接触到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之前，有自己的传统思想为出发点。谭嗣同《仁学》中评论美国贝拉米《回顾》一书中西方理想世界："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万国公报》的李提摩太牧师对"大同"的阐述，与康有为《大同书》最后一节惊人地相似："上帝以铁路、汽船和电报等打破各国之间的障碍，为的是使所有的人像亲兄弟般和睦地生活（李提摩太：《麦恳齐〈泰西新史揽要〉中译本序言》）。大同世界理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共振在一处，造就社会大动荡。　　　　从土地到资本　　　　对于财产权来说，土地这种标的物有着特殊的意义。康德认为，原始取得的对象必定是某一块土地。他主张这一点的理由是他把土地看作本体，而把土地上的可以动物看作是本体的改变。也许我们可以更加简洁地阐述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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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口号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事件中提出的呢
&&& 谢谢哦&我中国近现代史不太好...
一度成为流行口号。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断然否决，他进一步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
1957年10月、河北等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验时，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还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他把对彭德怀的批判，说成是“一场阶级斗争”。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些对阶级斗争夸大化、绝对化的提法，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在总结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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