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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近代道教式微原因及其振兴之道(2)
来源：网络&&&&&作者：萧登福&&&&&时间:&&&&&
贰、道教式微原因试论
一、无人领导改革
一个宗教盛行久了以后，必然会產生一些糟粕与包袱，所以常常必须注入新血轮或加以改革，才能使它适应时代而歷久而弥新，也使它的理论及传教方式，愈来愈完善。举例而言，佛教由创立於印度，而能成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实是不断的摄取别人的长处以为己有。小乘的佛教倡无常、苦、空、无我，是以出世为主的宗教；到了大乘，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土文化影响，大量吸收魏晋玄学的道体论思想，开始转变而主张常、乐、我、净。到了唐代，又转而为崇坛好祀的密宗，深入於凡民求财治病的平常生活中。到了民国后，西风东渐，传统社会產生了极大的变化；佛教的太虚法师便在民国二年，大力倡导佛教革命，从教义、组织、财產等方面著手，主张人间佛教，摆脱了佛教只重出世（死人）的宗教，转而为活人的宗教。这些转变虽逐渐使得佛教成为非佛教的佛教，在当时也都招来了强大的反对与争斗，但却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太虚的佛教革命，对佛教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现在详加说明於下：
太虚生於清光绪十五年（1980）十二月，十六岁出家。在清末民初时，当时的社会巨变，西洋风潮大量涌入，达尔文进化论盛行，太虚学佛之余，深感社会民俗的巨变，也领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清末之时，太虚即常与革命党人相往来，民国成立后，太虚便主张佛教革命，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太虚於上海八指头陀追悼会上倡导：「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產革命，三学理革命。」但这样的主张，却被当时的《佛学丛报》丑詆为妄人邪说，视之为陷害释迦牟尼的提婆达多；文云：
「太虚和尚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组织革命，二财產革命，三学理革命。&&本报按：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眾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產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復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
太虚的改革主张，虽然一开始即遭受到来自佛徒自身的攻击，但太虚依然不变初衷，陆续於《佛教月报》发表《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等文章，否定造物主，也否定灵魂说，以为「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者也。」 太虚将佛教看做是无神论之宗教，而「无为」一词，用的更是道家语。可以看出在教义的解说上，太虚和传统说法是有所差别的。太虚更在民国四年（西元一九一五年）撰《整理僧伽制度》，所建立的佛教组织架构，颇类似西方天主教组织模式，主张政教分离，「分教所、教团、教籍、教產、教规，分别为之议制度，实行集產制。」 并撰《人乘正法论》将佛教的五戒十善做为在家信眾的道德规范，拟以此深入民间，改良社会。逐渐把佛教出世间变成世间化。民国九年（一九二０年）二月，太虚创办的《海潮音》杂誌创刊号开始发行；《海潮音》杂誌为佛教的重要刊物，太虚利用它来宣导自己的改革主张，曾用本名或笔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太虚本人培养出不少学生，其学生也感染了太虚的革命热忱，为了要达到改革佛教的目的，不断和当时广大守旧僧眾相斗，其间不惜语出偏激之言。在太虚所辖的佛化新青年会发动激烈的改革运动时，曾对印光等类的传统僧人，散发传单，予以攻击，并称印光为「第一魔王」。印光在给武昌佛学院唐大圆的信中说 ：　 见印顺编《太虚大师年谱》三九页。见印顺编《太虚大师年谱》四五页。见印顺编《太虚大师年谱》页五三。 案：印光写给唐大圆的这封信，係间接引自江灿腾著《臺湾佛教与现代社会》一书十三页，一九九二年三月东大图书公司出版；江氏未註明出处。印光此信，不见於李炳南八秩祝嘏委员会和中华大典编印会合作，一九六八年十月编印的《印光法师文钞》上下册，及李圆净编《印光大师光生而愚拙，概不预社会诸事，而以不附和故，妄受彼等（佛化新青年会）诬谤，加以『第一魔王』之嘉号；而諦闲为第二、范古农为第三，以马一浮为破坏佛法之罪魁。其传单有三数千言，想亦早已见过矣。」又，民国十七年（西元一九二八年），太虚命弟子大醒主持闽南佛学院，后来大醒编行《现代僧伽》，对旧派僧人，多所攻击。净心法师曾致函太虚云：「旧派意见，不难化除，而新派恐非易融洽。&&昨阅《现代僧伽》一书，批评諦老、印老，及王一亭、黄涵老等。&&任意污谤，云是猪头长老，蛆虫居士。」
太虚学生宁达蕴、张宗载等佛化新青年会将印光、諦闲说成是大魔王；太虚的学生大醒称印光、諦闲是「猪头长老」，称王一亭、黄涵老为「蛆虫居士」；用词都是极为苛虐，令人惊心动魄。我们由印光信中所说「其传单有三数千言」，且太虚弟子将印光等僧人称为「魔王」、「猪头」，可以想像彼时佛教改革派攻击传统僧人的激烈情形。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小乘蜕变成大乘时，传统的小乘佛教和改革的大乘佛徒间激烈的论辩，交相攻击，甚至杀戮等情形。其后虽然大乘胜了，然而小乘的教义教理依旧被吸收，并保留了下来，小乘、大乘由矛盾对立，而终归於统一。同样的道理，现代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随著时局的变改，而取得了胜利，但以印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他们所坚持的传统修持法门，尤其是专心於唸佛等简单易懂的往生净土法门，也被现代佛教所吸收并宏扬。上面详述太虚的佛教革命，主要的是用来看出一个宗教的改革歷程是艰辛困苦的，但却又是不得不如此。
反观道教，道教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认为有生不必有死，以一己之力，与天争胜，追求永生。据《史记．封禪书》所载，求仙之说战国时已盛行。自周迄今，其间较大的改革有东汉张陵的、北魏改良了科仪、金（宋）时创全真道；这些变革都不如佛教的大。而自南宋以下，近八百年来，并无新的重大改革出现。尤其民国以后，整个社会思潮及社会形态，在西方的冲击下，已產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西新旧各种宗教纷陈并起，道教并无调整自己的脚步来适应它，也没有完密的教团组织、佈道方式，无法和其它的宗教相抗争，因而逐渐丧失了它的信眾，而走向式微。道教的式微和没有有力的人士领导道教改革有关；底下再略举数项，论述其主要式微原因於下：
二、重「术」轻「学」，信徒的素质难以提升
台湾的道士，要他演述科仪，可以长达三天三夜；但要他讲经说法，则难以启口，也难以维持半个小时。「学」与「术」严重失调。今日在台湾许多宫庙的住持，不仅看不懂道经，甚至误把佛经当道经来诵唸。宫庙的住持及信眾，普遍存在素质低落的问题。这种现象的形成，虽然原因很多，但是道庙重「术」不重嘉言录》，一九八二年四月基隆十方大觉寺印赠等书，《印光法师文钞》是收集印光文钞最全的书，后来台中莲社亦予出版，而不收录此信，殆出自於为贤者讳的心态。印光受到太虚学生的攻击，不止一次，印顺《太虚大师年谱》民国十八年条云：「时印老（五月二十九日）《復某居士书》，痛斥大愚。」可见除佛化青年会的传单外，太虚剃度的弟子大愚也撰文攻击过印光。见《太虚大师年谱》一六三页。
「学」，则是主要原因之一。「术」是指科仪、风水、占卜、命相。「学」是指对经书道理的阐扬。台湾及东南亚一带的华人社会，非常重视俗称「山」、「医」、「命」、「相」、「卜」等五术。山（仙道），指静坐、炼气、养生、药饵、灵修等。医（医疗），指针灸、方剂、推拿、食疗、心灵治疗等。命（算命），指紫微斗数、八字、四柱等。相（勘察），指手相、面相、骨相、名相（姓名学）、墓相（阴宅）、宅相（阳宅）、风水勘舆等。卜（卜卦），指易占、六壬、太乙神术等占卜术。这些流传久远的术数之说，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唯过度重视「术法」科仪，而不从哲理著手配合来论述，易使人诬指为迷信。「术」须有「学」来做领导、介绍，才不致流於庸俗低劣，且术越深，修持应越高，才不会以术为恶。
「学」是指经书中的哲理要义。道经中不乏好的经典，有些谈论义理，如、《南华经》、《》、《太平经》、《周易参同契》、《》、《》、《悟真篇》等等，有些涉及民俗如《北斗经》、《经》、《老子守庚申求长生经》、《受生经》、《玉歷至宝钞》、《玉匣记》等等，这些均必须有人来加以简择，以古籍今译的方式，将其义理及其对后世民俗的影响，介绍给世人。今日道教的术法太过，而学理的认知则普遍受到忽略，造成了信眾的素质难以提昇。
三、缺乏教团组织，传教无方，无认同感
今日世界的宗教，如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甚至台湾的佛教、新兴宗教等，大都有定期聚会（或经常聚会），有教团组织、传道方式。但相对的，道教徒则是一盘散沙，平时各人拜各人的神，并无定期聚会，各宫庙也互不相属，无人讲经传道。拜的，自认是信徒；拜关公的，是关公信徒；对道教神祇毫无概念，对道教也无认同感，甚至不认为自己是道教徒；有的更刻意去攀缘佛教，弄成道庙由和尚住持，而成了非佛非道的怪现象。所以在台湾虽然有不少香火鼎盛的宫庙，但却因各自为政，无认同感，而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缺乏讲经佈道者
宫庙的住持及道士，终其一生，大都以科仪术数为职志，能讲经说法者极少，也无定期公开的讲经活动。台湾无线的电视台甚多，定时播出佛教讲经节目的，有六七个，甚至有许多电视台是整日播放佛教节目的。佛教有自己传道的专用电视台。除电视台外，扩播电台亦有佛教讲经节目。相对的，在电视台或播音电台方面，几乎全看不到道教的讲经节目。如此传道，如何能得信眾？而在培养人才上，虽有一间小规模的木栅道教学院，也一直没培养出能讲经传道的人才。一个缺乏主动向民眾传道的宗教，在起跑点上已输了一大截。不培训说经人才，不重视说经人才，将使道教在年青一代的信徒中迅速流失。老干而无新枝，其后果可想而知。
五、修持法门过於杂散，未加整理
在世界各宗教中，常将信徒分为「圣」与「凡」二者。一般的民眾为「凡」，经过特定的宗教修持法门后，才能转「凡」而为「圣」。「修持」在宗教活动中，佔著极大的分量。以道教来说，悟道者为圣，未悟道者为凡。凡夫为凡，神仙为圣。一般民眾，未加修持为凡；对社会人民有贡献死后成「神」，及由积善并加修持而来的「仙」，皆属「圣」。由凡入圣，须以修持（修炼）为桥樑。道教由於流传久远，所以派别眾多，修炼法门各异。正一重符籙，上清重存思，外丹主黄白，内丹炼精气神，房中重男女和调；此外，祷祀、召遣、药饵、避穀、食气、守一、清静无为等等法门不一而足。在今日好简恶繁的功利社会中，须有人来简化其修持次第，循序诱导。道教的眾多法门，如无人来加以综匯整理，初学者将难以入手，也无法吸引信眾。
六、过度的包容，丧失了自己
兼容并蓄，本来是一种美德，也应是成功的条件之一；由於道教有宽广的包容性，所以在中土，虽有宗教争执，却不会產生宗教战争。而争执的结果，则是逐渐走向融合。但过度的包容，却反而使优点变成了缺点，丧失了自己的特色，而成为失败的主因。自宋以下，长期来大量混佛入道的结果，造成了今日的民眾不能区分佛教与道教，以为拜佛即是信道。这种情形不仅在台湾如此，在海外的华人社会也如此。笔者今年三月初曾到新加坡开会，道教界的李至旺道长告诉笔者说新加坡有的道庙甚至将印度神及回教神一起设在庙中来拜，但这种看似宗教融合、民族共存的寛大胸怀，不仅得不到认同，反而招来了印度教徒、回教徒的抗议，认为褻瀆了他们的神祇。这个例子说明了过度的包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包容并非坏事，但必须有选择性，也不能仅从包容对方神祇入手而已，而是须从哲学义理、科仪、传教方式等多方面上著手，用包容来将对方长处摄取为己有，如此才能得蒙其利。道教包容，促成了佛、道的融合，但过度的包容，也让道教丧失了自己。举例而言，由於明末《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的倡导，於是道教将观音、锭光佛、文殊等神吸收为己神，同属玉帝所辖。但因给予过高的地位，这样的做法，反而造成佛、道不分的后果。相对的，佛教虽也吸收道教的神祇，如关公在道教的阶位是帝君，然而佛教却把祂说成是受智顗渡化的神而已，阶位仅是佛教的护法神，地位低下可知。道教将佛教的神置於高阶，佛教将道教的神置於低阶，於是相形之下，造成了佛在道上的误导。其实智顗的度化关公，纯属僧人的妄言攀附，并非歷史事实。且把关公说成是佛教的护法神，其地位如同道教之，也刻意矮化了道教。佛教僧徒所言的智顗渡化关公传说，若细究其因，实出自宋代僧人曇照《智者大师别传註》（《卍续藏经》第一三四册）之攀缘。隋世智顗门人灌顶所撰《天台智者大师别传》，说智顗在当阳县玉泉山建寺，初名「一音」，后改为「玉泉」；传中未有片言只字提及关公皈依之事。至宋．曇照为智顗传作注时，曇照自说「偶得玉泉之碑」 ，碑中记载智者至玉泉山，关羽运神力建寺宇，并皈依智者，听法受戒。智顗度关公之说，在隋代智顗及门徒灌顶书中，皆所不见，显然隋代并不存在这种说法。 见见《智者大师别传註》卷下，新文丰影本《卍续藏经》第一三四册，六四四页至六五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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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宗教伦理的基础和价值观是对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道教的伦理思想是指以神仙信仰为核心而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具体体现在道教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忠孝、诚信等各方面精神领域具有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性。面对当今社会普遍出现的道德危机，如果能够从神仙信仰及道教伦理思想的层面加以疏通教化，提供适应的服务，是有利于当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词：宗教伦理；道教伦理；忠孝诚信；社会危机；人心净化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将于日至12日在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举行，其中“孝忠诚信与伦理道德”分论坛的活动必将再度引发公众对于社会道德伦理的探讨。近几年来，随着“该不该扶摔倒的老人”“职场潜规则”“校园暴力”等公共事件话题的不断发酵，“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叹息声屡屡不绝，也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针对此现象做了不少的思考。一些人苦求治世良药而无方，于是将挽救社会风气、提升公共道德的希望寄托于宗教伦理，认为借此可以帮助化解社会道德危机。那么，什么是宗教伦理？道教的宗教伦理思想可以在哪些地方得以体现，对社会有何积极意义？作为道教教职人员，我们又应该如何发挥宗教伦理的力量，为宗教界净化社会风气、提升公共道德水平提供一份参考？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究思考。伦理与宗教伦理《说文o人部》解释“伦”字曰：“伦，辈也。”引申为人伦，即传统礼教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朱子语类》卷七二描述到：“正家之道在于正伦理，笃恩义。” 明人谢镋也在戏曲《四喜记》第二十七出说到：“弟先兄，伦理非宜。”可见伦理是人们对道德标准的探求，是从概念角度上对道德现象的思考。自古以来，人们尤其重视人与人交往时的关系，而伦理正是协调这种关系而倡导的行为规范。宗教是人类意识现象和社会现象之一，是由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以之为核心又与之相适应的情感体验、思想观念、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的象征体系。 《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提出，宗教学关于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宗教本质等问题的研究和揭示，对于伦理学深刻认识宗教道德的本质与社会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宗教所提出的某些行为规范，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个人的一种客观要求，因此也被各派伦理学所借鉴或采纳。 宗教伦理作为社会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在于以对神灵的信仰为根据，建立人类的价值观与道德取向并以此作为指导人类行为的准则，在调节人类社会关系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道教伦理及相关表现作为中国的五大宗教之一，道教自身也有一套成熟的宗教伦理思想，如《太平经》倡导的“天人合一”和“善恶报应”的宗教理念，包括以实现“太平世道”为理想的信仰目标 ，都是道教伦理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积极意义的典型表现。唐宋时期，杜光庭天师曾结合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论证神仙实有、神仙多途，开展对道教信仰的布道宣传 。而纯阳吕祖更是以“忠、孝、廉、节、义、信、仁、惠、礼”这九美德来作为垂训，告诫后人需要修身养性、积德行善，方可得到神灵的加持护佑。此外，道教的多部经文及其它劝善经典里面也有相关伦理思想的体现，如《太上感应篇》里面的“祸福无门，惟人自召”，《文昌帝君阴骘文》中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永无恶曜加临，常有吉神拥护”，《关圣帝君觉世宝训》的“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于天地之间”等等，这些祖师宝训无不透露着道德伦理的思想光辉。道教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深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以下本文着重从“忠”“孝”“诚信”等角度来加以分析。一、忠于国家民族作为发源于中国本土的宗教，道教不仅孕育并传承着中国的古老文明，更流淌有忠于国家民族的强烈爱国思想，这种思想首先体现在道教所信奉的神明之上。《列子》讲述黄帝担心治理不好天下而梦游华胥氏之国，因受到那里“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的风气启发，开创了无为治世的模式，最终“天下大治，几若华胥氏之国”。忧国爱民的黄帝由此成就了其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至上地位，无论在海内外，中国人都以自己 “炎黄子孙”的身份而自傲。近年来各种公祭轩辕黄帝的庆典活动，不仅更进一步地凝聚了世界各地华人的民族情，同时更是表达了华夏子孙的民族认同感和高度统一的爱国情感。忠于家国的情怀在道教经典中也有相当多的表现。道教徒每天课诵的《早坛功课经》中的“吊挂”经文唱诵词为“上坛齐举步虚声，祝国迎祥竭寸诚；当日陈情金阙内，今朝香霭玉炉焚；皇图巩固山河壮，帝道遐昌日月明；万民瞻仰尧舜日，岁稔丰登乐太平”。这首词意境优美，主题更是在讴歌国家的山河壮阔，且寄托了国泰民安的心愿。如果把这段经文每一句的首字提取出来，连在一起就是“上祝当今皇帝万岁”的藏头诗，体现的是对国君的忠诚，在中国传统理念中，忠君就等于忠国。而在《晚坛功课经》的回向文里面则有“四恩三有均利益，十洲三岛任逍遥……向来诵经福无边，风调雨顺民安乐，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的经文，这里的“四恩”指的是“天地、君、亲、师”，“君”乃君王、国家的意思。正所谓有国才有家，道教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稳定繁荣，此句回向文里面同样体现出了道教秉持的报答国恩的精神思想。同样，《晚课经》中的十二愿之“一愿风调雨顺，二愿五谷丰登，三愿皇王万寿，四愿国土清平，五愿民安物阜，六愿福寿康宁……”更是直接表达出了道教信仰者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除了诵经保平安，祈祷家国和平外，古往今来的道教徒更是把对国家的忠诚表现在实际行动之中。如唐朝名相魏征就是一名道士，他从国家大局的层面出发，曾不畏皇权而勇于进谏，为唐初的繁荣安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再如长春祖师邱处机千里西行面见成吉思汗，其所具有的力图拯救苍生的魄力，彰显的正是一名普通道士爱国、爱民、爱天下的雄心，“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这既是对邱祖伟大功行的赞扬，更是对后代修道者的无限激励。作为一名道教徒，他们并没有选择隐居深山避世修行，而是宁愿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向前，为国家社稷与天下苍生的福祉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支撑他们选择去这么做的动力，正是每一个道教徒都应该具有的满满的报国情怀。道教很早就提出了“助国保国”的主张，比如《太平经》卷四十九《急学真法第六十六》中表示，“上士得吾道，学之不止，可为国之良臣，久久得其要意，可以度世”；卷九十一《拘校三古文法第百三十二》则说：“天乃与德君独厚，故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国者也。”历朝历代的道教徒正在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践行着经文里的不朽真理。和平安宁是每一个中华儿孙的美好心愿，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只有在安定祥和的生活环境下，百姓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走向富强繁荣、文明昌盛。道教的经典里面蕴含着珍爱和平的思想，如《道德经》中提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道教主张无为不争，柔弱处下，因此对持强凌弱的战争侵略尤其痛恨，反战的思想也特别明显。不过，虽然道教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但这一思想特质并不等于教徒可以回避战争带来的苦难。“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教不主张战争，然而当战争无法避免的时候，道教徒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揭竿而起。面对外来侵略者对家园的大肆破坏，他们或者勇猛地与侵略者做斗争，或者为前线的战士提供医疗等后勤保障服务。在抗战期间道教界曾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如武当山紫霄宫道士曾为救护红军伤员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道士徐本善于1932年春夏之际为了掩护柳直荀、贺龙的红三军两百多伤员，被国民党反动派五十一师所杀害。贺龙、柳直荀为了表彰紫霄宫道长，曾撰写一幅对联，上书“伟人东来气尽紫，樵歌南去云腾霄”，以此来讴歌当地道士们的英勇事迹。二、倡导孝道人道中国素有“文明古国”的美名，在中国人的文明伦理里面，“孝道”是家庭中晚辈与长辈相处时候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说文解字》解释“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道教作为中华文化之根，自然也承载了很多优秀品德的精髓，孝德就是其中一项。《太平经》戊部中曰：“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荣尊之门也；师者，智之所出，不穷之业也。此三者，道德之门户也。”道教善书里面也有对孝德精神的相关劝喻，如《文昌帝君阴骘文》所讲，“忠主孝亲，经兄信友”，还有《关圣帝君觉世宝训》提及的“奉祖先，孝双亲”等等。道教全真晚坛功课经的“报恩宝诰”更是直接祈求真武大帝佑护在世父母寿福增延，过去宗祖早得超升，故而真武大帝又有“报恩祖师”之名号。此外，道教徒出家入道不改俗姓，皆因姓氏“统其祖考之所自出”，不可背弃，而道士蓄发则是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欲修仙道，先证人道，这是道教修行的基本理念。追求与道合真、得道成仙是每一个道教徒的心愿，但“天底下没有不孝的神仙”。道教相信，修道之人如果没有做好尽孝的本分，光靠修炼各种道术也是没有资格飞升成仙的。东汉著名道士葛洪祖师在《抱朴子内篇》里就对此有明确的说明：“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太平经》中有“不孝不可久生诫”，并相信 “不孝而为道者，乃无一人得上天者也”，吕祖亦有言曰：“道中不止于忠孝，而忠孝为行道始。” “莫大神通，全在忠孝。”&在道教的神仙体系中，有“功德成神”的修仙方法，即一个人要在世间积功累德，孝感动天，由此获得位列仙班的机缘。《历世真仙体道通鉴o徒集卷》有云：“见自古至忠至孝至贞至烈，蜕形出世，俱为神仙。”翻看道教的神仙故事，列位祖师、真人在得道之前，无一不是忠孝之人。道教的孝德思想突出体现在始传江西地区的净明派道。净明道又称“净明忠孝道”，强调修道务必要忠君孝亲，将该派祖师许真君的“忠、孝、廉、慎、宽、欲、容、稔”的“八宝垂训”推广及世。净明道之所以千百年来久经不衰，其中为人津津乐道的孝德精神是根本。净明道典籍《净明忠孝全书》卷二《净明大道说》提出：“人当忠孝而答君亲之恩，忠孝，大道之本也。”《太上灵宝净明四规明鉴经》曰：“上士学道，忠孝以立本也，本立而道胜矣。”净明道之所以如此推崇忠孝精神，也是从“功德成神”的角度出发，以忠孝作为修仙的基础入门。道教的孝德观还体现在寄托哀思的仪式上。道教徒不仅需要在长辈生前就应该尽到“生之以养”的赡养孝亲义务，更在亲人离开人世后也要奉行一系列慎终追远、“死之以葬”的习俗，以示人间伦理。比如人在过世以后，亲属会为其沐浴更衣、整理仪容，让逝者体面地走完人间的最后一程；入殓之前，先举行招魂仪式，表示对亲人的不舍；出丧也要选择黄道吉日，并选择风水宝地安葬先人，使祖先得以安详长眠。按照《灵宝度人妙经》所说，有三种人可以在死后升入天界，其中之一是子孙（或者子孙延请道士）为先人诵经，因此道教的各种超度斋醮科仪里面同样也有孝道观的体现。以广东地区常见的超度科仪为例子，“摄召”是召请亡者临法坛受度的科仪 。“关灯散花科”中有关于赞神灯、照开冥路，召取亡魂来承恩果的仪轨 。在“先天斛食济炼幽科”中，为了让各类孤魂野鬼永脱幽冥长夜的苦刑，常享天堂之快乐，高功法师会向众鬼魂施食，如《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所讲那样，“慰其想念，济其饥渴”，使幽魂深味无为，永出轮回，证无上道。这些科仪都是为死去的人脱离阴森恐怖的地狱，追求超越升天的一种祈祷仪式，其目的是要资荐亡者早超生，随愿往生神仙界，寄托着人们对逝者的尊重与祝福。一些和道教有关的民俗节日里也蕴含着孝德思想，尤其以清明节、中元节和寒衣节为甚，在这些节日里，中国人会上坟扫墓，祭拜先人。其中，清明节是出游踏青、寄托对先人哀思的节日；中元节可让亡魂得以与家人团聚，享受阳间供养；而寒衣节则是在追荐先贤、解厄消灾的同时，也为自身积福。道教的信仰根源就是敬天法祖，是对祖宗的崇敬。这些祭亡的节日讲究的根本还是在于孝道，缅怀亲人与祭奠先祖，颇有些阴安阳乐的人文主义色彩。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可以通过拜忏、诵经、持诵祖师圣号等方式，为先人脱离苦难，早生极乐，求得善果，就像《太上洞玄灵宝天尊说救苦妙经》说的那样，念诵此经不息，可致“天堂享大福，地狱无苦声。”三、提倡诚实守信诚信是个人基本的道德规范和立身之本，其基本涵义是诚实无欺、信守诺言、言行相符、表里如一。早期道教就已经具有诚信思想，如《太平经》卷一百二曰：“人尽习教为虚伪行，以相欺殆，我独教人为善，至诚信，天报此人。”卷九十六中讲：“子欲重知其大信效，天道神灵及人民相得意，相舍于心，而至诚信；不相得意，贼相欺。”老子《道德经》第十九章的“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一句更是直截了当地点明不可以奸诈、虚伪的手段去骗人。《庄子o盗跖》也有一个和诚信有关的故事：“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诚信的本质是“真”。宋人孙季昭曰：“六经之中无真字。” “真”字最早始见于《道德经》第二十一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真”字以前的写法是“眞”，《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仙人变形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可见“真”字本身就与道教文化有着独特的关系。对于“真”，《庄子o渔父》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泼，不能动人。”《道德经》第十九章也有讲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太上老子主张人以真实本来的面目待人接物，守其纯朴，为人处世要不加伪装，这正是我们当今社会所提倡的“诚信待人”。道教之“修真”，就是求得真我、去伪存真。容易失信的人，大多是因为过分贪恋物质财富，利欲熏心而导致头脑发热，这无异于跃入了道德的火坑。道教相信拯救这个问题的关键要靠 “清净”。道教讲究清静无为，与世无争，提出道教徒的品行应该像水一样，谦卑柔弱，滋养万物而不争功名利禄。老子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清静经》中说到，“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万事万物只有在清净的状态中，“道”才会来临；同理，当人心足够清净以后，便可以达到了“天地悉皆归”的至真至纯状态中，也即没有任何不当的欲望贪求。道教把洞悉宇宙和人生本原，真真正正觉悟的人称之为“真人”。《庄子o大宗师》说：“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欣，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可以说，“真人”达到了与道合一的理想状态，是道德完美的化身，也必定是诚信的最佳代言人。作为修道基础，持守戒律是一个道教徒入门必须修习的功课，众多戒律之中，“积功归根五戒”立下了戒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酒的规定。对于“戒妄语”这一条，老君曰：“戒妄语者，若不闻不见，非心所了，而向人说，皆为妄语。”这是说，凡不是自己亲自见闻确认无误的事情，就不能随便信誓旦旦地跟他人说，“轻诺必寡信”。由此可见，道教从戒律上就已经规定道教徒必须具备诚信的品德。此外，道教戒律作为天神对世人所降的劝诫与警告，对于道教徒而言具有不可违背的强制性和神圣意义，可防止“恶心邪欲”“乖言戾行” 。能持守戒律的道教徒必定是戒行精严、正信正道、至诚至虔的人，自然也不会有失信行为的出现。除了以上 “忠、孝、诚信”方面外，道教的伦理思想还表现在不同的领域之中，比如《太平经》中“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的男女性别平等观，《阴符经》里“自然之道不可违”的环保观，等等。由此不难发现，道教的宗教伦理思想早已渗透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道教伦理的现实意义随着商品经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下社会屡屡爆发危机，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加大、战争冲突等，正在日渐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归根到底，所有危机爆发的根源，无不来自于人类精神深处的信仰危机。面对这些危机，道教遵从“清静无为、处下不争”等教义思想，以其特有的“神治”方式挽救人们于精神苦海，这对于解决当今世界诸多难题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意义。道教伦理的基础是要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面对当今“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世界，人们逐渐迷失了行走的方向，正如《道德经》中所讲，“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对此，道教劝人要“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要“去甚，去奢，去泰”，依循大道的规律，培育崇俭抑奢的生活信条。只有做到返璞归真，去除心中过多的嗜欲，内守心中真一之念，才能发现心底最原始的纯真。能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人，可以在社会中少走许多弯路。在道教伦理里面，无不体现着对生命价值的重视，相信活着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强调人必须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活在当下，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渺茫的来世。《太平经》云：“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葛洪祖师在《抱朴子内篇》里面就提出了“神仙可学”“我命由我不在天”的观点，相信人类通过自身的修炼等方式，可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能够抗争灾难和疾病，避免伤害。为了达到长视久生之目的，道教还创造了多种养生术，如导引、服饵、服气、辟谷等，同时也注重心性的修炼，以求达到生命的健康与长久。道教不仅讲究珍惜自己的生命，更是要尊重所有的一切生命，相信既然大道化生万物，便“一切有形皆含有道性”，就需要呵护爱惜。这种“重人贵生”的思想是积极向上的人生价值观，符合当今主流社会的共识，与损人利已甚至损人不利已的极端思想是完全不同的。道教伦理具有平衡性。在道家的阴阳理论体系中，天为阳，地为阴，阴阳交合产生万物。《易传o系辞》云：“一阴一阳为之道。”《素问o阴阳应象大论》也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道德经》更是指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此不难看出，道教对于保持事物的阴阳平衡是极力推崇的。纵观当下的种种社会危机，像战争、仇富等，背后的因缘大多是因为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导致，用道教的话来说，这就是“阴阳失调”，社会生态岂能不出问题？道教向来主张圆通包容、谦和为贵，如果用这种思想来破解社会矛盾，以“和”的视角来对待世间万物，很多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无论是忠孝诚信抑或是其他方面，道教的伦理思想不只是在于民众的自我教化，更在于自度度人，告诫世人需积德行善，突出 “关爱”的核心主题。道教本身就以“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为宗旨，其诸多经典中也有慈善思想的传递，如《道德经》所讲，“天之道，其犹张弓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与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就表现出帮扶弱小穷困者的意思；道教也有很多祖师劝善的玄妙事迹，如吕祖成仙后常在世间显形，发愿要渡尽天下众生，“烟霞匿迹虽无事，造化关心最有情”。周穷救急，广行仁爱，这正是道教中的伦理思想对当今社会所能起到的积极意义之一，也是与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值得一提的是，相对于法制建设凭借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而得以运作，道教的伦理则是依托人们的内心信念，通过建立特定的契约关系，激发社会个体的责任与自律意识。在这种伦理指导下的社会运作，不仅几乎没有社会成本，而且作用效力也更为持久有效。在东汉末年，张道陵天师初创天师道时候的主要宗教活动之中就有“立章表与鬼神誓盟”，以此为信徒授箓或为民众治病消灾。道教在维系宗法性社会结构，维护礼教方面具有较大的功能性，如《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都涉及到忠孝诚信等方面的思想，倘若能善于加以利用，是可以与当今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形成互补的。相对比世俗社会对于违背伦理道德行为的道德谴责、法律制裁等手段，道教里面还有一种来自于神仙信仰体系的震慑力量。首先，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敬天敬神的传统，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人类犯下各种过错，会受到来自天神的处罚，因此通过敬神来约束自己，可避免行差踏错。以《太上感应篇》为例，道教相信损害国家利益、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人是会受到天谴的：“轻篾天民、扰乱国政，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此外，在道教的《太平经》里面提到了“承负”的理论：“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蒙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之为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病更相承负也，言灾害未当能善绝也。”所谓的“承负”带有宗教的“神治”思想，就是指前辈行善，今人得福，今人行恶，后辈受祸。这种善恶报应的理论并非一般的因果关系，而是像蝴蝶效应一般，不仅作用于行为者本身，甚至还会影响到其子孙后代，如同《感应篇》所讲： “如是等罪，司命随其轻重，夺其纪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责，乃殃及子孙。”道教通过这样的承负观，倡导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除了要考虑可能会对自己产生的后果以外，更应该为后辈着想，勿犯过失，只有这样才可以使自己及子孙后代免除灾厄。这种承负理论对注重现实利益、渴求福寿康宁的中国人具有一定的震慑作用，可以在信教的群众里面有效地弥补道德谴责与法律约束上存在的不足。由此可见，道教在增进民众的道德价值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道教的“神治”也具备了“德治”的功能，从国家治理的层面上来讲，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自祖天师立教以来，道教一直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推动着华夏文明的进步。如今，作为信众与神灵之间交流沟通的枢纽与桥梁，我们的青年道教教职人员肩负着弘扬道教的使命，同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年代里，也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更好地利用道教自身的伦理思想来造福社稷，挽救社会危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命题。建议青年道教徒可以从深入经藏做起，研究道教的教理教义，以适应社会主义道德为基础，挖掘优秀的文化思想加以弘扬传播，同时以此为依托，加强道风建设，开展多项社会公益服务。近年来，粤港两地道教界纷纷开展道教公益慈善事业，如香港蓬瀛仙馆就开设祥龙围综合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合适的社会服务及建立小区支持网络，使长者继续在小区过着健康及有尊严的生活；广州道教纯阳观与香港青松观合作的慈善道医馆也于2014年4月开始运作，迄今为止先后接待患者数千人次，多次举办面向大众的公益义诊及免费赠饮活动，并积极主动走入社区开设公益诊疗服务，有效地缓解了当地社区低保人群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粤港两地道教界举办公益慈善事业的模式，为当代道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发展提供了较高价值的参考思路。总之，我们应该发挥道教徒的主观能动性，采取积极的方式加强道教自身的发展，并参与到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引导公众树立正信，提升道德观念，发挥宗教界在经济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原文来源于孝忠诚信与伦理道德分论坛发言稿）了解更多：第四届国际道教论坛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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