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领导人说话都空空洞洞、没有什么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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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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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说话要说到群众的心坎上
《红旗文稿》
  领导干部文风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两种,说话和写文章。说话是口头语言表达,写文章是书面语言表达。相对而言,说话(不包括有文稿的讲话)由于是现场进行的,多有即时、零碎的特点,很多情况下,其严谨、系统程度乃至文采辞藻都不及文章。但对领导干部来说,说话的重要性与写文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极端重要的,万万不能忽视。
  领导干部说话不是一般的家常话,往往是发生于特定场合,有特定对象,并带有特定目的的。具体来说,说话发生在一切领导工作开展的场所,发生在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以及干部与媒体之间,其目的是为了践行党的宗旨,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而实现和巩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因此,领导干部的说话除了语言表达的一般要求外,更要力求准确、鲜明和生动,更要注重政治性、政策性和艺术性。从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角度来说,还要讲求纪律性,也即要在遵守纪律和规矩的前提下,通过恰当的语言表达,实现领导工作的目标。
  说话和写文章是相通的,而且是写文章的基础。俗话说“能说会写”,说话作为思想的口头表达,排在书面表达之前。虽然很多时候领导干部说话不如写文章严谨,但在传递思想观点方面一点也不亚于写文章,很多看似零碎的讲话或谈话往往蕴含着很深的道理,其对工作的沟通、引导性更有效果。一些经典著作为什么总是耐人回味,因为品读经典就如同在听作者说话,是那样的亲切,娓娓道来,蕴含着思想的力量,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由于说话的现场互动性,一般通过问答的方式展开,所以往往具有相互启发的作用,也能够碰撞出新的经验和智慧总结。这正是说话的魅力所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著名论断和重要文献,都源自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或谈话。比如,毛泽东同志在1946年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首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邓小平同志1992年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时的“南方谈话”,极大地促进了思想解放和改革发展,等等。
  领导干部的讲话更具普遍性和经常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一般情况下,认识和了解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听他讲话,与他交谈。看一个人的文章和著作虽然也可实现这一目的,但文章难免有所修饰,甚至有所掩饰,不如讲话交谈来得真实。各类招录考试为什么一定要安排面试程序,就是这个原因。领导工作的开展,越是在执行层面,越是在基层一线,越是在情势危急的紧要关头,越需要依赖于讲话,而不是写文章。群众需要直接的、能听到的、能看到的、可触摸的真实,需要领导干部坐下来和他们谈话交流,了解他们的酸甜苦辣。只有真心地为群众着想,他们才可能真心实意地认可你、拥护你。即使在干部之间,要实现科学领导,求得工作决心、思路和方法的统一和进步,同样离不开面对面的谈话。古人所说“面授机宜”“耳提面命”,就是强调当面交流,强调亲口所说、亲耳所闻。所以,领导干部提高说话能力是极为重要的。
  自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特别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开展以来,领导干部的作风有了明显好转,文风也大为改观。在各类文章、文件和会议讲话中,因为少了“穿靴戴帽”,各种空话、假话、套话随之减少。但在纠文风成效显著的同时,一些领导干部纠“讲话之风”却举步维艰。
  从主观上来看,说话与写文章相比,处于文风转变、作风改进中更加根深蒂固的位置,关乎长期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一个人说话的风格是长期形成的,言谈举止不经意间就可能暴露无遗。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不分场合、不看对象,无话可说、不会说话,甚至口无遮拦、胡乱说话的情况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就曾对一些现象提出批评,一些领导干部“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体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这里所批评的现象,正是一些领导干部不会说话、不善于说话的现象。几年前,某地一位村民向镇党委书记反映拆迁补偿的问题,这位书记以要开会没时间、不熟悉情况为由,告诉村民“别找我,反映也没用”。村民一边哭泣,一边央求,“您这儿都不管了,我去找谁,要我去跳楼啊!”书记回应道:“这我还管不了,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显然,这位镇党委书记已经远远不是说话不当,而是没有摆正自己和权力、自己和群众的关系,对人民群众没有丝毫敬畏之心,他的说话只会让老百姓寒心,甚至不寒而栗。试想一下,领导干部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如果与自己的服务对象连说话都说不到一起,又何谈服务?!更何谈全心全意?!
  从客观上来看,领导干部的说话要起到维护和促进党的领导的作用,要达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目的,就要充分考虑说话可能产生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而不是信口开河。尤其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传播和移动终端传播已十分普及,且不说一些媒体有断章取义的癖好,一段完整的讲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理解。讲话一经发布,就会变成既成事实。越是敏感的话题,越是攸关群众利益的内容,越是不那么正确的观点,就越会呈现病毒式蔓延,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加以修正,极端严重时还会影响党的威信。虽然在领导干部发表文章和接受采访方面有相关规定,新闻媒体也有从业规范,但现在自媒体已无处不在,再严格、再缜密的规定也无法“精确制导”地约束每一次说话。为了开展和推动工作,不说话固然是不行的,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应该说到什么程度,一些内部工作研讨可以说的话面对媒体应该怎样说,面对群众应该怎样说,这些问题纷至沓来。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精打细算,似乎过于谨小慎微、斤斤计较,甚至有些危言耸听了。真要这样细抠,领导干部岂不人人自危,最终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吗?如果这样去想,就会出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党和人民群众对立了起来,把党和新闻媒体对立了起来。几年前,一位记者因一起信访案件采访某地一位规划局的副局长,这位副局长竟然训斥道:“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此一雷人之语随后震动全国。但冷静地想一想,这位副局长绝非要刻意造成与媒体对立的局面,更不想故意陷自己于被动的境地。其错误的根源在于对很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缺乏起码的认知。而实际上这样的错误认知可能并不鲜见。这也是部分领导干部逃避媒体、排斥媒体甚至敌视媒体的情况时有发生的原因。
  领导干部面对群众和媒体,要做到敢说话、能说话、善说话,就要正视说话、重视说话,把提高说话能力当作一项重要的工作。
  一是努力将文件语言转化为群众语言。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没有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没有一般和个别的结合,没有“最后一公里”的畅通,再好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无法得到贯彻落实。因此,吃透文件、深入基层的讲话交流尤其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落实政策不能“上下一般粗”,就是说不要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不要一出口都是文件的语言,都是中央领导的口气,而要结合实际、深入浅出地加以贯彻。可以说,衡量是否吃透文件精神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能否将文件语言转化为群众语言,能否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语言对文件加以阐释,进而得到群众的理解、拥护和赞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铁还须自身硬”“老虎苍蝇一起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一系列既通俗又深刻的重要思想和论断,为我们如何运用群众语言树立了典范。
  二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深入基层,就是走群众路线。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的“说不上去,说不下去,说不进去,给顶了回去”等情况,表面上是个说话的问题,深层来看,在于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地坚持群众路线,对相应领域的工作不了解、不熟悉,对群众面临的困难了解不够,对他们关注的问题感触不深,不能把话说到群众的心坎上。俗话说“话不投机半句多”,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基本的情况,就缺乏与群众说话的本钱,就会在说话中露怯。如果尽说些行外的话,尽说些官话套话空话,自然就会“说不上去、说不下去,说不进去”,个别时候“被顶了回去”也不足为奇。而因为和群众说不到一起,自然也听不到群众的真心话,那对于了解情况是极为不利的。于是,就会形成一个理论脱离实际、文件脱离实践、干部脱离群众的恶性循环。所以,领导干部无论何时都要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要多和群众说知心话、真心话,少说空话、大话,不说假话。
  三是加强语言训练和积累。作家深入基层搞采风,一是为了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选取创作素材,二是向群众学习语言,学习他们的语言风格和语言特点。领导干部也应如此,通过深入基层,一来可以了解实情,二来可以学习群众的真实、鲜活的语言表达。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惯用语、歇后语、俚语、俗语、方言,甚至网络语言都可以大胆学习采用。最好的语言训练和积累,就是深入基层的实践,就是与自己所联系和服务的群众进行交流。“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一种思想和观点,之所以能经过岁月洗礼流传下来,思想性只是一个方面,语言本身的精到和艺术性也是重要因素。因此,领导干部还应向古人,向文献典籍,向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家、语言家、思想家学习语言。
  四是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份可以多重,但其信仰、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应该是贯穿始终的。党员领导干部有个人的生活空间,但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三严三实”的规定和要求,在价值观和利益上并不存在所谓绝对的“私底下”。而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自媒体、新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发展,领导干部除了需要考虑说话的对象和环境,还需考虑说话的传播。少数领导干部由于说话不当,引发轩然大波甚至马失前蹄的情况也并不鲜见。按理来说,发言人、主持人自身就是说话的专家,是和媒体打交道的专家,但个别人却仍因为说话不当而产生了不良影响。可见,党员领导干部在说话时,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要牢记自己的身份,牢记自己的宗旨和使命。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虚言妄语,不说不着边际、没有根据的话,不说与党的宗旨相悖离的话,不说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相脱离的话,不说伤害人民群众利益和感情的话,不说影响党内团结、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话,这可视作党员领导干部说话的底线思维。
  五是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言为心声。归根到底,说话是一个人思想的体现,是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的体现,是综合能力素质的体现。人们常说“行胜于言”,并不是指说话不重要,而是要把做和说统一起来。领导干部说话的最高境界是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而不是光说不做,或者“说得好听,做得差劲”。为了不断迈向更高境界,就要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不断拓展自身的胸怀、气度和视野,不断充实和丰富各方面的知识,努力追求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统一。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许多同志“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种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于中级以上的干部,害处更大”。70多年过去了,今天重温这段讲话,愈发感到言有所指、意义深刻。
  领导干部说话,体现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能力素质,还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理解和运用,关系到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领导艺术,关系到党和国家每一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党的领导的方方面面。要实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擘画的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应端正对说话的认识,并立足工作实际,结合自身情况,不断提高说话能力。
  (作者单位:全国政协办公厅)
责任编辑:李晓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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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民进党执政的愿景?
清廉招牌破碎 什么才是民进党执政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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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章来源: 华夏经纬网
民进党自建党以来,高举两块招牌:清廉“政府”、“台湾独立”。“第一女婿”戴着手铐下囚车的镜头已经把民进党的清廉形象刹那间彻底粉碎。陈水扁的政策摇摆不定,曾经公开宣称“台湾独立”是一件做不到的事,他希望在任期内推出“新宪法”草案,交付“公投”,算是向“独立”的方向迈了一小步。但是他目前火烧眉毛,根本无睱兼顾这件事,所以“台独”这块招牌,看来也灰蒙蒙地久久不见起色。
党内有不少知名人士认为陈水扁只会高居大位,掌握无上的权力,结果却把民进党的两件镇家之宝一一砸坏,民进党的陈水扁时代应该结束了。有好几位民进党“立委”听到基层民众的反应,建议把过去他们的精神领袖林义雄找回来,重新建立领导核心,将未来两年民进党执政的愿景说清楚,才能使民进党起死回生。
民进党“立委”王幸男表示,现在不是请谁回来的问题,民进党靠一人领导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几年的执政证明,陈水扁一人领导出现差错,民进党应该正式向陈水扁告别。王幸男提醒党内同志,大家要做好准备,今后要做在野党了。
王幸男的认知没有错,过去民进党一直奉行集体领导模式,到了陈水扁窜起,领先其它的竞争对手,顺利取得政权坐上第一把交椅,然后江河日下,年年难过年年过,一路走来成为人人讨伐的对像,毛病出在哪里?答案正是民进党基层提出的那个要求:快请领导人,把未来两年执政的愿景说清楚。陈水扁做了六年“总统”,任上没有一天让人家知道他究竟要做什么?
十多年前,当陈水扁还是“立法委员”的时候,应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所长之邀,在研究所发表演说,题目原来订的是:民进党的政治理想。扁讲了一晚上都在说他的大计划:十年之内民进党要全面执政,结果是六年多之后他当选“总统”。事后证明陈水扁是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理念的人,他当年的种种努力只是为了执政,如愿执政之后,目的是继续执政。因为权力地位可爱之极,坐在那个位子上好处太多了,享用不尽绝对不肯下来。执政愿景这种空空洞洞的政治名词,在竞选时唱唱就够了,当选之后何必太认真?这原本就是陈水扁的人格本质。只见他努力争权位,得好处,千万别和他谈理念。如果到现在大家还认识不清,未免过于后知后觉了。
王幸男只指出民进党应该和陈水扁告别,但是也讲不出今后的愿景是什么?他担忧光是把权力交给苏贞昌,无法完全解决问题,民进党是一盘散沙,派系各据山头,不见长进,时间一到只有乖乖做在野党吧!
四大天王及与他们同一辈份的民进党人,出身、教养,成长时的政治环境及政治经历,和陈水扁十分相同,他们的思想见解也都大同小异,不论哪位天王接班即位,所作所为恐怕也与阿扁半斤八两,一心为已,执政的目的就是继续执政。台湾的民主政治演变到这个地步,实在很可悲。
观察任何一个政党的未来,肯定要看党内的年青人。五十名民进党青年党工,在报纸上刊登大篇幅广告,批评陈水扁“永远错不在我”的言行,总算说出他们的点滴心声,也得到群众的回响。没料到有些年青党工们,随即受到他们上司的关切,还有的更被要求离职!就在同时,苏贞昌、游锡堃和柯建铭举行三巨头密会,会中的决议是“三反一要”,反罢免、反倒阁、反多数党组阁,若罢免案通过,要“总统”解散“国会”。三位老干部紧紧抱住阿扁以行动来巩固领导中心,肉麻的紧!不久前有九十位民进党年轻幕僚连署一封公开信,表示对陈水扁失去信心及耐心!并且对天王们弄出来巩固领导中心的共识非常厌恶!这些年青人又被老民进党人痛骂,说他们在阿扁困难时还拔刀相向,简直是落井下石。民进党的代沟很深。年青人在民进党内都看不到愿景,今后天王天后将继续巩固那个弊案中心,又名炒股中心、卖官中心、礼券中心……(王正方 电影导演 资深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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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2]的精神,指出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关于单纯军事观点  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其表现如:  (一)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军事领导政治了。  (二)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三)因此,在组织上,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四)同时,在宣传工作上,忽视宣传队的重要性。在群众组织上,忽视军队士兵会[3]的组织和对地方工农群众的组织。结果,宣传和组织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状态。  (五)打胜仗就骄傲,打败仗就消极。  (六)本位主义,一切只知道为四军打算,不知道武装地方群众是红军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种放大了的小团体主义。  (七)有少数同志囿于四军的局部环境,以为除此就没有别的革命势力了。因此,保存实力、避免斗争的思想非常浓厚。这是机会主义的残余。  (八)不顾主客观条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愿意艰苦地做细小严密的群众工作,只想大干,充满着幻想。这是盲动主义的残余[4]。&&&&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  (一)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不认识红军和白军是根本不同的。  (二)雇佣军队的思想。因为历次作战俘虏兵甚多,此种分子加入红军,带来了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使单纯军事观点有了下层基础。  (三)因有以上两个原因,便发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过分相信军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没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单纯军事观点的原因。  纠正的方法:  (一)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  (二)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同时,尽可能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  (三)发动地方党对红军党的批评和群众政权机关对红军的批评,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  (四)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五)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关于极端民主化  红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对于决议案的执行,表示种种勉强的态度,就是证据。  纠正的方法:  (一)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其次,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  (二)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  1&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  2&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  3&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  4&上级机关的决议,凡属重要一点的,必须迅速地传达到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中去。其办法是开活动分子会,或开支部以至纵队的党员大会(须看环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报告。  5&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关于非组织观点  四军党内存在着的非组织的观点,其表现如下:  甲&少数不服从多数。例如少数人的提议被否决,他们就不诚意地执行党的决议。  纠正的方法:  (一)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不妨碍工作为条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  (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乙&非组织的批评:  (一)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这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纠正的方法,在于使党员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加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  (二)许多党员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去批评。这是因为一般党员还不懂得党的组织(会议等)的重要,以为批评在组织内或在组织外没有什么分别。纠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的重要性,对党委或同志有所批评应当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关于绝对平均主义  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有一个时期发展得很厉害。例如:发给伤兵用费,反对分伤轻伤重,要求平均发给。官长骑马,不认为是工作需要,而认为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极端平均,不愿意有特别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点。背米不问大人小孩体强体弱,要平均背。住房子要分得一样平,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派勤务要派得一样平,稍微多做一点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两个伤兵的情况,宁愿大家抬不成,不愿把一个人抬了去。这些都证明红军官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  纠正的方法:应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红军人员的物质分配,应该做到大体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饷平等,因为这是现时斗争环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须反对不问一切理由的绝对平均主义,因为这不是斗争的需要,适得其反,是于斗争有妨碍的。  关于主观主义  主观主义,在某些党员中浓厚地存在,这对分析政治形势和指导工作,都非常不利。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三)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  关于个人主义  红军党内的个人主义的倾向有如下各种表现:  (一)报复主义。在党内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评,到党外找机会报复他,打骂就是报复的一种手段。在党内也寻报复;你在这次会议上说了我,我就在下次会议上找岔子报复你。这种报复主义,完全从个人观点出发,不知有阶级的利益和整个党的利益。它的目标不在敌对阶级,而在自己队伍里的别的个人。这是一种削弱组织、削弱战斗力的销蚀剂。  (二)小团体主义。只注意自己小团体的利益,不注意整体的利益,表面上不是为个人,实际上包含了极狭隘的个人主义,同样地具有很大的销蚀作用和离心作用。红军中历来小团体风气很盛,经过批评现在是好些了,但其残余依然存在,还须努力克服。  (三)雇佣思想。不认识党和红军都是执行革命任务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员。不认识自己是革命的主体,以为自己仅仅对长官个人负责任,不是对革命负责任。这种消极的雇佣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种个人主义的表现。这种雇佣革命的思想,是无条件努力的积极活动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因。雇佣思想不肃清,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于斗争极为不利。  (四)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见于享乐方面的,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他们总是希望队伍开到大城市去。他们要到大城市不是为了去工作,而是为了去享乐。他们最不乐意的是在生活艰难的红色区域里工作。  (五)消极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极起来,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  (六)离队思想。在红军工作的人要求脱离队伍调地方工作的与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尚有一,红军物质生活过差;二,长期斗争,感觉疲劳;三,领导者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或执行纪律不适当等项原因。  纠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个人主义的社会来源是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当进行教育的时候必须说明这一点。  关于流寇思想  由于红军中游民成分占了很大的数量和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有广大游民群众的存在,就在红军中产生了流寇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5]、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6]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纠正的方法:  (一)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  (二)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三)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的成分。  (四)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  关于盲动主义残余  红军党内对盲动主义已经做了斗争,但尚不充分。因此,红军中还有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存在着。其表现如:一,不顾主观和客观条件的盲干。二,城市政策执行得不充分,不坚决。三,军纪松懈,特别是打败仗时。四,还有某些部队有烧屋行为。五,枪毙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带着盲动主义性质的。盲动主义的社会来源是流氓无产者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的综合。  纠正的方法:  (一)从思想上肃清盲动主义。  (二)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一、党的组织路线  (一)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夫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二)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地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的方法。  (三)红军原有的小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地将各种出身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地混合编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二、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一)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1.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2.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7]党员大会等,非常开得少。  3.一般地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地放松了。  4.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5.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机关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等,一般地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6.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二)纠正的路线:  1.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2.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首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需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查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它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地举行起来。  (四)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  三、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一)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1.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查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红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2.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3.负责人事前没有很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4.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做声了。如发言有错处,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5.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二)纠正的方法:  第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  第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们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  第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  第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机关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  第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  第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喝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  第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要是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四、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一)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二)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8]为单位经常有计划地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三)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9]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委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  五、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之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部的工作的任务。  六、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七、士兵会党团[10]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11]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党内教育问题一、意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二、材料  (一)政治分析;  (二)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  (三)组织常识;  (四)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12]的纠正;  (五)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13]问题的讨论;  (六)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七)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九)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十)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三、方法  (一)党报;  (二)政治简报;  (三)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四)训练班;  (五)有组织地分配看书;  (六)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  (七)个别谈话;  (八)批评;  (九)小组会;  (十)支部大会;  (十一)支部委、组联席会;  (十二)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会议;  (十三)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十四)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十五)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六)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七)政治讨论会;  (十八)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一、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二、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一)宣传内容的缺点:  1.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2.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3.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4.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5.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6.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7.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14]等)的宣传;  8.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二)宣传技术的缺点:  1.宣传队不健全。  (1)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宣传员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火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15]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差不多官兵一致地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分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的人对它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它。  2.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3.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4.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5.画报只出了几张。  6.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7.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8.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9.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10.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11.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12.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三、纠正的路线  (一)宣传的内容方面:  1.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2.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的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3.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4.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作普遍的宣传。  5.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6.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的游民生活和性质之不同,分别地对他们宣传。  7.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8.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有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16]时期与汪蒋战争[17]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二)宣传的技术方面:  1.宣传队问题  (1)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2)组织  甲、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乙、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丙、宣传队的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丁、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的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地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2.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3.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1)国际国内政治消息;(2)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3)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  4.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5.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6.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  7.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8.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9.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18]。  10.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地去执行。  11.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12.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除有计划地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一、材料问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地编制课本,作对士兵的训练材料:  (一)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二)土地革命各方面;  (三)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四)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五)早晚点名口号;  (六)识字运动;  (七)怎样做群众工作;  (八)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九)各种偏向之纠正;  (十)苏俄红军;  (十一)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十二)红军白军比较;  (十三)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十四)革命故事;  (十五)社会进化故事;  (十六)卫生;  (十七)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十八)革命歌;  (十九)图报。  二、方法  (一)上政治课:  1.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须均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2.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才,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3.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19]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任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预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4.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5.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部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6.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二)早晚点名说话:  1.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  2.材料: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评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三)集合讲话:  1.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2.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地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3.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4.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四)个别谈话:  1.对下列各种人须和他做个别谈话: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罚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2.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3.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4.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五)游艺:  1.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踢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调;  (6)旧剧。  2.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3.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六)改良待遇:  1.坚决废止肉刑;  2.废止辱骂;  3.优待伤病兵;  4.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七)怎样做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1.把红军的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事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2.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3.红军的宗旨:  (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  (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  (3)红军三大任务。  4.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5.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八)青年士兵的特别教育:  1.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2.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3.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废止肉刑问题一、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火夫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火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二、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地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要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于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就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剥削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分,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仍然很浓厚地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苦痛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的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的空气,甚至发现自杀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三、纠正的方法  (一)坚决地废止肉刑。  (二)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至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地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的纪律。  (三)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他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四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  1.修改红军惩罚条例;  2.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  3.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一方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地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优待伤病兵问题一、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一)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二)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的注意不充分,如:  1.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  2.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嫌他们的态度。  3.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地怒骂,或无情地驱逐他们。  (三)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四)蛟洋医院的缺点:  1.无组织状态;  2.医官和药太少;  3.医官卖私药;  4.不清洁;  5.御寒衣服被窝不够;  6.看护兵太少;  7.饮食恶劣;  8.房子窄;  9.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  上列各种对伤病兵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  1.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只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  2.士兵对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  3.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  4.逃兵多;  5.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二、解决的办法  (一)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二)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三)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病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四)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  1.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  2.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  3.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  4.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替他们背回枪弹。  (五)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夫酌量发给。  (六)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除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此外还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款,这不仅为了增加伤病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七)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一、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二、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一)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二)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  (三)凡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地方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和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四)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地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三、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四、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应用阶级[20]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五、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六、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之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的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由政治部支给。  七、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本篇第一部分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刊印;其他部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九三○年四月六日铅印本刊印。 注释:[1]这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所以这个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经毛泽东校阅,编入一九五一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2]九月来信,指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为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3]士兵会,指红军中的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这是为了发扬军队内部民主而建立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后来被废除了。一九四七年新式整军运动开始以后,在人民解放军中,根据红军时期和新式整军运动中的经验,又在连队建立过干部领导的士兵会和士兵委员会的制度。[4]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曾经出现一种“左”倾盲动主义倾向,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不断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不断高涨”,因而不肯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错误地使用命令主义的方法,企图依靠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许多的地方起义。这种盲动主义的行动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过,到一九二八年初即逐渐地停止下来,但有些党员还存在着盲动主义的情绪。[5]赤卫队,是革命根据地内群众的武装组织,不脱离生产。[6]黄巢(?──八八四),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唐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农民战争持续了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由于黄巢起义军只是简单地进行流动的战争,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所以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流寇”。李闯,即李自成(一六○六──一六四五),陕西米脂人。明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他领导的起义军也没有建立过比较稳固的根据地,总是流动作战,一六四四年曾攻入北京,不久在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联合进攻下失败。[7]纵队,当时相当于团;支队,当时相当于营。[8]大队,当时相当于连。[9]即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和各纵队委员会。[10]党团,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规定:“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在于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将“党团”改称“党组”。[11]支委,见本卷第77页注[20]。[12]指本篇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的关于单纯军事观点等八种错误思想。[13]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取消革命运动,被称为“托陈取消派”。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党籍。[14]民团、靖卫团,都是反动的地方武装。[15]司书,即连队中担任文字书写的人员。[16]蒋桂战争,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17]指一九二七年十月宁(南京)汉(武汉)对立期间,国民党新军阀何应钦、李宗仁同唐生智之间的战争。[18]当时红军三大纪律的内容是:(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19]军佐,是旧军队中对辅助指挥员管理行政事务的人员的统称,如军需、军医等。这里毛泽东是沿用旧军队中的这种称呼。[20]这里的“阶级”,指军队中官阶的等级。出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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