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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朝鲜的社会主义可以对儒家进行一定程度的保留性继承而中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却不可以（完整版）
作者：救民族于水火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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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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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20周年国庆，金日成派出朝鲜人民军次帅崔庸健（就是那位朱德的同学，林彪的老师，叶剑英的战友）来到中国北京参加国庆庆祝。随后金日成又派出朝鲜内阁次相朴成哲和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登宇来到中国访问，为金日成第二年到中国的访问“打前站”“做准备”。1970年4月，金日成在时隔6年（上一次金日成访问中国还是在1964年）之后再一次访问中国，他住在北京市的钓鱼台国宾馆1号楼。毛泽东改变了他从1949年建国以后就一直坚持了十几年的从来不亲自到外国来宾的居住的宾馆亲自拜访的惯例，毛泽东亲自前往钓鱼台国宾馆去见金日成，金日成则同样是打破了其出访当天从来不早起来装扮的十几年的惯例，一大早便起来，提前两个小时便早早的装扮整齐仪容齐整，正襟危坐在钓鱼台国宾馆1号楼的酒店大堂的沙发座上等待着毛泽东。毛泽东到达后，金日成立即热情的先上前一步与毛泽东握手。金日成还向毛泽东道歉，认为头几年他在处理中朝关系，处理中国和朝鲜这种“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的手法上犯了错误，伤害了中朝两国的兄弟般的战斗情谊，为此他要向毛主席道歉。毛泽东则回应说，错误时两方面的，中国方面也有错误，也应该向朝鲜同志道歉。金日成又说，以前他不能够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过排斥和厌恶的情绪，现在他完全读懂和理解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知道了中国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意义（是为了消灭潜伏在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为了消除中国在未来成为像赫鲁晓夫改革以后的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的潜在危险）和良苦用心，他开始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示充分的理解和认同。金日成还说：他理解了为什么朝鲜的社会主义可以对儒家和孔子采取温和态度和一定程度的保留性继承，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当时却必须对孔子和儒家采取激烈和强烈的反对和批判态度（下一段有注释），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孔子和反儒家也表示了理解和尊重。而毛泽东也对金日成明确表示了歉意，承认朝鲜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不是什么苏联和东欧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以前红卫兵们指责朝鲜是“朝修”的说法没有任何理论依据，不能采信，中国政府再也不会认为朝鲜是修正主义国家，而金日成也表示朝鲜新闻机构以前公开点名的宣称中国是“教条主义”是对中国的极不尊重和巨大冒犯，他对此深深表示歉意，惩罚了相关责任人，并保证绝对不会再发生此类事情。金日成在1970年4月的这次访问中还宣布从此朝鲜再也不派人潜入中国煽动东北朝鲜族人“回归祖国”，承认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是“中国人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尊重历史原因产生的同一民族分处不同国家的现状，不再谋求与中国境内朝鲜族人的“民族团圆”。双方言归于好，一片祥和！正所谓：展眉消宿怨，杯酒泯恩仇！此后的几年中，从1970年开始到1976年，金日成开始频繁的进入中国访问，最频繁的时候一年之中来北京访问两三次，朝鲜的各类党政军和社会团体来中国访问的代表团也开始络绎不绝起来，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火红色的山脊》（朝鲜拍摄的赞颂和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黄继光烈士的英勇事迹的电影）《看不见的战线》等等开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大陆热映，反响极好。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金日成才改变了这种如此频繁的来中国访问的频率，才开始隔好几年访问中国一次，从1978年中国邓小平政府进行“改革开放”以后到1994年7月金日成在朝鲜金刚山上的避暑胜地去世为止的16年里，金日成仅仅访问过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杨尚昆和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次，远远赶不上毛泽东生命中最后几年金日成访问中国次数的繁多与频繁！
为什么当时在金日成和毛泽东的眼中，朝鲜的社会主义可以对儒家和孔子采取温和态度和一定程度的保留性继承，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当时却必须对孔子和儒家采取激烈和强烈的反对和批判态度。因为首先朝鲜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曾经出现过的----最早自五代十国时出现，后来从南宋起逐渐蔓延开来，到满清时已经成为主流的缠足----这一病态恶心到了极点的不可理喻的莫名其妙的疯癫自虐的自残成性的绝顶陋习！儒家社会下的王氏高丽和朝鲜李朝的女性，从来没有承受过同时期中国的宋元明清女性需要承受的巨大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和极度疼楚，缠足这一绝顶陋习在朝鲜的没有出现，足以证明朝鲜的儒家社会一直都没有出现像中国宋朝以后出现的那种自我摧残自我虐待的自杀倾向，没有出现中国儒家的那种连一丁点的的理性思维都已经丢失殆尽的彻头彻尾的疯狂景象，还保持着一些基本的理性，朝鲜的儒家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像中国南宋以后那种理学高涨，对纲常名教的要求严格到了几乎病态的疯狂程度，朝鲜的女性，尤其是底层劳动妇女，从来没有在“结婚后不准改嫁”这方面达到同时期中国那样苛刻的程度，朝鲜妇女在朝鲜李朝的儒家社会里被约束和限制的程度，是绝不能跟南宋以后的中国比的。所以说朝鲜的儒家社会在这一点上就远远胜过中国的儒家社会，朝鲜对儒家的态度和评价要高于中国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外还有一个关于重要的原因是：公元17世纪，1644年满清王朝入侵中国内地，搞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非要把汉人从周秦那个时候就开始的几千年来的民族传统习俗----蓄满头长发后竖起发髻的发型（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朝鲜民族从公元4世纪的高句丽、百济、新罗的三国时代就开始将发型完完全全的仿效和学习中国，跟中国人一样是蓄满长头发后竖起发髻），硬硬要改成满洲人的前额剃得精光后面留一条猪尾巴长辫子，非得把汉人的祖先们从西周那会子就已成定势的大袖开襟宽衣Y字领右衽的华服冠裳（也就是汉服，非是汉朝之服，乃是汉民族从西周到明朝灭亡前的服装。朝鲜和日本的朝鲜服、和服，全都是学习和仿效自汉民族的汉服，几乎完全一致，都是大袖开襟宽衣Y字领右衽。只是有少许变化，比如朝鲜服女装的腰身比汉服女装的腰身要高，朝鲜族男装都有佩戴一个斗笠，日本和服女装背上都有一个兜带背包而汉服女装没有，等等而已）硬硬改成满人穿的对襟盘扣蜈蚣扣马蹄袖的“马褂”（即2001年上海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江某民大肚所穿的所谓“唐装”，今天我们说的“唐装”跟汉人的朝代唐朝没有一丁点关系，完全是满清时候的马褂，只不过满清末年，也就是19世纪末出国打工的大量留居海外的华人普遍都以为唐朝时候最强大，所以对唐朝有一种幻想，故把所有华人都称之为“唐人”，把老家故乡所在的整个中国大陆都称之为“唐山”，此“唐山”是指整个中国大陆，非指河北那地名，他们便把自己身上穿的实际上是满清17世纪中叶入关后才穿上，离他们所处的时代不过才过去了两百多年的满清带来的马褂，也称之为“唐装”，顺便说一句：他们还把所有境外的中国人聚居区都叫做是“唐人街”，实际上英美把这些中国人聚居区都称之为CHINESE TOWN----“中国城镇”，本意跟“唐”没有半点关系，但仍然被海外华人自己把自己的聚居区定名为“唐人街”。马褂是如此的血腥，承载了如此大的民族耻辱和血海深仇，但是1911年满清灭亡后建立的中华民国的汉人男子竟然仍然很多穿着它，民国的男装是各类一起杂穿：中山装、西服、马褂、长衫。直到1949年后的毛时代，才让这沾满华夏汉民族血海深仇和奇耻大辱的马褂，跟长衫、西服等一起彻底消失在了中国大陆广袤的土地上。毛时代的中国大陆男性一律是中山装或是国防绿仿军服，女性也彻底脱下了民国年间改自满族女人旗袍的上海洋场旗袍，穿上了苏联式的连衣裙和衬衫。倒是在那自己胡扯蛋的宣传自己是“继承和保持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台湾、香港，倒是把这满清带来的恶心至极的马褂旗袍继续留存下来，跟西服和西洋晚礼服一并成为常礼服了！中国大陆直到邓削平改革开放后，才在90年代重新从台湾和香港迎回了马褂和长衫，也重新迎回了旗袍，把这些民族耻辱和民族血泪的亡国象征，跟香港台湾一样重新当成了所谓“民族服装”和“传统文化象征”！如此观之，毛和蒋，到底谁才是真正继承了中华文化，到底谁才是真正肩负起了华夏汉民族的精神，一眼便能决断！！），当时满清严格命令，如果汉人不答应“剃发易服”的命令，则必需得一律不留情的斩杀。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让被征服者汉人全部在直观外貌上跟满洲人一致，消弭汉人的民族不同的区分意识，并且用大屠杀来震撼汉人的抵抗意志，使其不敢再有违抗之心！！“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出自：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满清则报之以如果不屈服投降，不乖乖的剔光前额留起猪尾巴长辫子就把你一家宰杀干净的残酷手段：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政府甚至勾结台湾岛上的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今福建厦门）义士百姓屠& 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清军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杀& 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649年（永历三年 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 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 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侵略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第6章第2节 第20章第3节）。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末年人口为九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十年（1664年）为五千万人，满清三十九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至少一半。满清入关20年后，满清康熙三年，1664年，随着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活动游击抗清的李自成后代李来亨的“燮东十八家”的被满清剿灭，中国大陆上再也没有华服冠裳的汉服出现，仅有郑成功的儿子郑经还在台湾岛上没有剃发易服，1673年大汉奸吴三桂反正反清的时候曾经再次恢复汉服再次剪去辫子，结果没八年三藩被灭，没十年郑经之子郑克爽跟刘国轩冯锡范一起投降满清，台湾也剃发易服。此时离满清入关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九年！从此以后，汉服和汉人传统的束发发型便随之彻底消失在了人世间，再也没有恢复过，按照满清“十从十不从”的规矩，汉服变成了“僧服道服丧服孝服戏服”，只有和尚道士、演戏戏子、死人和死人家属可以穿，其余穿者皆处死刑。汉服在中国的彻底消失和不复再来。反观同时期的朝鲜李朝，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朝鲜李朝尽管在年两次被满清政府皇太极、多尔衮等人的军队入侵成功，满清的军队曾经最远攻入过汉城（首尔），满清还逼迫当时的朝鲜李朝结束跟汉人的朱家明朝的宗藩关系，停止向明朝称臣而转向对满清称臣，停止了明朝与朝鲜李朝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是在当时朝鲜全民族共同的死死抵抗之下，在朝鲜李朝政府的再三抗拒之下，满清不得不放弃了本来想先于中国而在朝鲜执行的“剃发易服”令！满清放弃了对朝鲜的“剃发易服”政策，实际上是等于承认了朝鲜民族获得了继续保持有基本上完全从中国那里借鉴学习来的民族服装的使用权，时至今日，今天在朝鲜，女性在一些公开的大型社交活动中，在向金日成铜像等处放鲜花敬拜时，在家中闲坐，包括在一些不是太紧张的工作单位时，都仍然穿着朝鲜服女装，而17世纪满清入侵朝鲜时的样貌是基本一致的。今天的日本在沿袭下来的旧节日和宗教活动中，还在家里面有时候穿着的和服，跟17世纪满清兴起时一摸一样，跟汉民族以前穿的汉服是几乎一致，那是因为满清当时根本没有能力入侵日本也没有入侵日本。今天中国的所谓民族服装----马褂（即所谓的唐装）长衫和旗袍全都是17世纪满清入侵所带来的恶果，中国人的所谓民族传统穿着跟17世纪满清入侵前的明朝时的穿着已经完全不同，这都是中国当时没有能够顶住满清入侵，被满清成功的进行了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的后果！而只有朝鲜，是经受过17世纪的满清兴起和满清的全面入侵，却顶住了满清的文化灭绝政策，逼迫满清放弃了想要在朝鲜先行施行“剃发易服令”这一种族和文化灭绝政策，宣布了满清在朝鲜的文化和种族决策政策的失败，随后满清在中国却成功的进行了种族文化灭绝，这不能不说是朝鲜民族的巨大荣耀和汉民族的巨大耻辱和悲痛！事实上，早在当时，连大汉奸吴三桂都感叹朝鲜民族保留住了民族传统服装而中国保留不住民族传统服装，是“堂堂天朝，不如属国”的巨大耻辱，连吴三桂都不得不向朝鲜民族表示了敬意！！“甲申年（1644满清入关之年），吴（三桂）至（北京）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朝鲜李朝，高丽是李朝前朝鲜半岛统治政权的国名，存在于923年到1392年，1392年高丽王朝被其将军李成桂发动军事政变，被所新建立的被称为李朝的朝鲜王朝灭亡，明朝人却经常不改用新称，仍然遵从旧称古名，仍叫李朝为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搜闻续笔》）据朝鲜李朝史籍《李朝实录》记载，满清顺治十三年(1656)，中国人见到穿着跟以前中国明朝基本一致的朝鲜李朝使团到达河北跟东北交界的山海关， “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在北京正式朝见满清皇帝后，朝鲜人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朝鲜人觉得，满清帝国的风俗已经不再 “华夏”，中国的礼仪的保存不如朝鲜纯粹，而正统的破坏，让他们有了一种华夏已不在中国，朝鲜则变成了华夏，中国已经变成了蛮夷的心理。视朝鲜为华夏，视中国为蛮夷，几千年来第一次开始对中国产生了鄙夷和蔑视之情。 所以说，即使我们就完全把儒家文化当做是中华文化的彻底代表，那么这一种所谓的中华文化也早就在17世纪中叶的中国彻底绝灭消失了！如果说儒家就是中华文化，那么他早已经彻底消灭近四百年了！！理由很简单，儒家最注重孝道，孔子说什么劝说父母几次父母不答应，就只能乖乖回去干活，仍然恭敬的不触犯他们，被指责也不能有抱怨，（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语出《论语·里仁篇》），把父母当成是家里的君主一样惊人的尊敬，子女能做的反抗无非是挨小棍子时要忍着，要挨能打坏了自己身体的大棍子时，则可以逃跑躲藏保住身体而已（“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出自《后汉书.崔寔传》引《孝经.开宗明义篇》），而同时又坚定不移的认定了身体的毛发皮肤也都是父母恩赐的，剃了割了就是大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可是满清已经用武力强迫你全部剃发了，你全体中国人全都“毁伤”发肤了，全都没了“孝之始”了，你全体汉人全都大不了，全部汉人都成了“不孝逆子”了，全都“无颜于地下与列祖列宗相见”，全都成了孟老夫子所说的“禽兽”（人家孟老夫子说得好，不孝就是禽兽）了。你还谈个屁儒家文化，还谈个屁“圣人之言”，你的儒家文化的最大根本----孝道都全没了都全被破坏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整个儒家文化也就彻底消失不复存在了！在中国，真正实际的中国儒家文化早就消失不见了，而在朝鲜李朝，儒家文化却仍旧保留着，一直保留到20世纪！这也一样是朝鲜的儒家社会明显超过中国的儒家社会、儒家在朝鲜的运行明显成功于儒家在中国的运行、儒家在中国的统治实践远远劣于在朝鲜的统治实践的典型证据！所以，在金日成和毛泽东的眼中，朝鲜的社会主义可以对儒家和孔子采取温和态度和一定程度的保留性继承，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当时却必须对孔子和儒家采取激烈和强烈的反对和批判态度。而金日成也因此通过1970年4月跟毛泽东的一番长谈，完全理解了这一点，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孔子和反儒家也表示了理解和尊重！
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孔孟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几千年的实际实践，就完全是一丁点的优点和成绩都没有，那也不能够这么说。而且汉人被满清这种极端腐朽反动，其统治民族却又数量如此稀少的异族统治的原因，也不能说完全都是儒家文化的错，佛教在进入中国后所起到的腐蚀社会的作用也是惊人的，佛教对蒙古胡元和满清这些外族侵略者和统治者的谄媚态度一样是令人作呕的，四川成都新都普乐寺有个罗汉殿，八百罗汉中竟然有康熙乾隆，爱新觉罗家的玄烨弘历之辈居然也成为了“金身罗汉”“天佛下凡”之类的神灵，汉传佛教的和尚们对外族侵略者的谄媚奴颜，简直是卑劣到了一定的程度。但是这丝毫也不能减低儒家思维对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巨大痛苦所应当承受的罪恶！某些人说，儒家是后来南宋时程朱理学出现才开始错乱了，之前“儒家是很好的”。我想，只能说在两宋程朱理学出现以前，儒家“还没有愚蠢到后来那个卑劣之极的鬼样子”“还能够忍受”而已，所谓的“很好”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只能说一开始还没有太坏。就像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里面写道的那样：“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改嫁）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像鲁迅所处的中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时期那帮子守旧儒家知识分子们所说的）''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象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当时应该承担抵抗女真金国和蒙古胡元等入侵的责任的）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蒙古胡元时的蒙古语圣旨前的吉祥话，意为上天眷命）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忽必烈、铁穆耳、海山三个蒙古君主的称号。在这里，这句话是鲁迅先生在嘲讽中国从宋朝以后，越讲究礼法越讲究礼仪越讲究贞洁，中国的国力就越衰弱越无能越腐朽，被侵略灭国而成为亡国奴的次数也就随之越多越频繁）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朝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事实上，说到这里我就不禁要提到“儒法斗争”，让我们回朔到整个汉朝刚建立起来那时候，在那个儒家门徒们刚刚在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上得到了独尊独享的盛誉和垄断权力的时候，由于儒家门徒们极为害怕这种在人们思想领域中的独断权力会迅速丢失，以及他们害怕再出现一个类似当年诛杀他们中无数人的“暴秦”这样的法家政权卷土重来，所以儒生儒者们对法家思想的攻击和残余的法家势力的回击也就随之相当猛烈！整个西汉的儒法斗争是非常紧张白热化的。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大骂商鞅是“其天资刻薄人也......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卒受恶名于秦& 有以也夫”。也就是说，法家思想家和实践者商鞅，是天性刻薄暴虐，缺少对人的恩情感情，后来被人辱骂，是纯粹活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更是大加攻击，直接把秦始皇辱骂成了不是人的禽兽畜牲恶魔和暴君，“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司马迁如此，其他的儒家信徒们对包括当年给与他们教育文化专控大权的汉武帝刘彻一样是嗤之以鼻，多加侮辱，常以“秦皇汉武”并列加以羞辱丑化，无非是因为汉武帝虽然给了他们教育文化政策的制定权，却根本没有给他们政治干预能力，所以一样是怀恨之心而已！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霍光为首的西汉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各地儒生“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盐铁朝廷官营、酒类朝廷专卖（盐铁与酒都一律彻底的国有化，绝对不允许私人经营！）、均输、平准（都是类似于计划经济的政治强而有力的直接干预干涉经济，力图平均物价和减小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的手法！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贫富不同的各地区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减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的和平与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上儒生们无耻混蛋，竟然敢质疑汉武帝刘彻的对匈奴自卫反击战争的正确性，满口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语出《论语.季氏》）”的意淫YY的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胡扯什么“好事之臣（明说臣，实说君，暗指汉武帝刘彻），求其（匈奴）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语出《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公然宣称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争是没有必要的不应该的，没有什么功绩反而导致“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也就是说让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因为发动自卫战争而大为下降，还因为发动自卫战争而使得和平安宁的大好局面彻底丧失，所以汉武帝刘彻反击匈奴不仅没有什么功绩，反而有了巨大的罪过和罪行。我观文至此，不禁大怒出声，怒不可遏，试想，若无汉武帝刘彻率领一干能臣悍将数出塞而北击匈奴，尔这帮儒生文人之头颅早就被匈奴骑兵砍下百次了，那还会有性命安坐在大殿之上，居然更厚颜无耻的攻击当年给与了你们文化教育独尊特权的先皇帝，真是胆大包天无耻之尤，就应该被碎尸万段焚尸扬灰！！这样的一群儒生，这样的一群贤良文学，这样的一群混蛋就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代表了吗？反对和摧毁他们就成了摧毁和消灭中华文化的滔天罪行了？呸，我只有一声呸字！这些儒生们居然还厚颜无耻的公开宣扬汉武帝讨伐匈奴之前，汉朝文景二帝屈辱至极不得不妥协让步的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是多么的美好幸福，埋怨汉武帝手下王恢在马邑伏击匈奴是破坏了和亲的大好局面，挑起了不该有的战争，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破坏了人民本来的美好生活，这真让人恶心的想吐！“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其后，王恢误谋马邑，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这些言论不是公开的宣扬民族投降有理吗？这不是公开的声称卖国倒有功吗？这些儒生贤良不是投降派谁是投降派？这些儒生贤良们连汉朝本朝的政治都能肆意歪曲胡扯八道忘恩负义，更不要说对西汉前的所谓暴秦剧秦了，对商鞅他们更是大骂出声，只把商君说成是禽兽恶魔“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盐铁论.非鞅第七》）对秦始皇更是谴责得无以复加。儒生们还扯淡说什么秦朝的灭亡不是因为赵高，却是因为商鞅和后来秦始皇时的开边名将蒙恬才导致秦朝迅速灭亡（就像现代整个世界大部分主流历史学家都在说不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两次经济政治改革让苏联灭亡，反倒是斯大林本人所作所为、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模式让苏联灭亡一样），简直荒谬到了极点！“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盐铁论.非鞅第七》）“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盐铁论.申韩第五十六》）桑弘羊则坚定不移的对儒生们进行坚定地还击，为商鞅和秦朝进行强而有力的辩护，并且强调商鞅及以后的秦始皇和蒙恬等秦始皇部下都是功高盖世伟大无比，不应该由他们承担秦朝灭亡的责任，而应该由赵高来承担秦朝灭亡的罪责“昔商（鞅）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幷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幷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商朝）而非伊尹（乱殷）也。”（《盐铁论.非鞅第七》）桑弘羊还明确的公开指出蒙恬被赵高和秦二世胡亥假传圣旨而处死，才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强大的秦朝灭亡之后，被蒙恬打的北逃数百里成丧家之犬十几年不敢南下捣乱的匈奴，才重新对于本来已经没有任何边患的中原王朝再次成为了巨大的祸患！“蒙（恬）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诸侯叛秦，中国扰乱，匈奴纷纷，乃敢复为边寇。”（《盐铁论.伐功第四十五》）桑弘羊还为汉武帝刘彻伟大的对匈奴的自卫反击战争进行光荣的辩护，痛斥儒生们反对进攻匈奴是无耻投降！“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长患。先帝（汉武帝刘彻）兴义兵以诛强暴，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盐铁论.结和第四十三》）“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不征备，则暴害不息。故先帝（汉武帝刘彻）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浑耶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侵。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盐铁论.诛秦第四十四》）看到儒生贤良文学们如此无耻的公开宣扬卖国有理，桑弘羊开始对孔子和他的那七十二门徒这些“原始儒家”“初期儒家”“本初儒家”都产生了巨大的质疑、怀疑和厌烦，开始认为儒家一开始出现的初期就对于强大国家强大民族毫无用处却有阻碍和祸害作用，甚至对孔子、孟子等等所谓大圣人大贤者的本人经历都开始大加嘲讽讽刺挖苦“昔（春秋时）徐偃王行义而灭，鲁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盐铁论.和亲第四十八》）“文学（儒生）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盐铁论.论儒第十一》）至于那些汉儒，那些西汉时期的当世之儒，当世之圣人门徒，桑弘羊更是无情的揭开其脸上画皮，公开指出他们就是一群废物垃圾和民族败类的客观事实！“文学言行虽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贞，不过高瞻下视，絜言污行，觞酒豆肉，迁延相让，辞小取大，鸡廉狼吞。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窃权重，欺绐宗室，受诸侯之赂，卒皆诛死。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况无东方朔之口，其余无可观者也”（《盐铁论.褒贤第十九》）“诸（儒）生妄言！议者令可详用，无徒守椎车之语，滑稽而不可循。”（《盐铁论.世务第四十七》）&&&&&&&&&&&&&&&&&&&&&&&&&&&&&&&&&&&&&&&&&&&&&&&&&&&&&&&&&&&&&&&&&&&&&&&&&&&&&&&&&&&&&&&&&&&&&&&&&&&&&&&&&&&&&& 我们看到的这场发生在西汉昭帝年间（公元前81年）的著名的儒法两家的“盐铁争论”，看完之后足以让你把你以前所有曾经拿出来给儒家做辩护的言论全部都扔到九霄云外了，看完之后你会感到参与这场“盐铁辩论”的儒生们全都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和十足的禽兽畜生，全是民族败类，是汉奸，是外族侵略者的内应，是外族侵略者的走狗！不要说观点完全错误，就算是所站的立场也是绝对错误！这场辩论足以证明的清清楚楚：西汉那时候的“汉儒”们（那时候可没有什么程朱理学出现，离宋朝还远得很），就已经在战争与和平这种巨大的深刻的关乎民族大义的命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色彩！那些“汉儒”们就已经开始严重的破坏和伤害汉武帝刘彻时期积极进取开疆拓土的以进攻代替防守的进攻性战略了！在对待数千年来持续不断的一直对中原华夏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和伤害的，位处东北西北和正北方的野蛮落后残暴凶狠的，从匈奴东胡乌桓鲜卑羯氐羌到柔然敕勒东西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回纥回鹘吐蕃再到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满洲，这一长串连续的一系列的游牧渔猎民族的防御政策的问题上，“汉儒”和“宋儒”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都是不仅仅是纯粹的被动防御，而且整日里做梦什么只需要修炼和改进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清明和仁义施展的程度，就能够通过中原王朝内部的政治清明和道德高尚，不打仗就能感动感化游牧民族胡虏们自动不战而内附归顺，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语出《论语.季氏》）“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语出《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这纯粹就是白日做梦胡思乱想意淫YY，自古以来，无论亚洲欧洲，无论过去现在，哪里有什么某国家自己“修文德”而政治清明就能够让敌国外邦自动的“感德而慕义归顺”的事情？哪里有任何一个这样的真实例子存在？！对外文化宣传固然在一些情况下能够瓦解敌军战斗意志，能够蛊惑敌国民众的心智，但那也仅仅是虚假宣传而已，根本并不是要求本国国内一定要真实达到了对外宣传中所说的那样的“政治清明”或者“民生乐利”的程度，才能够起到效果的！换句话说，对外文化宣传本身就是用来欺骗他国的，根本就不是要求本国必须达到的！儒生们蠢至一定程度，认为自己非要在国内真真正正的切切实实的达到了“政治清明”，甚至不需要对外宣传，就可以随之“以来之”了，这是彻头彻尾的扯淡，纯粹的幻想，如同白痴一样的意淫！儒生们倒是不欣赏，按照孔子在《论语》等书中反复阐述的“华夷之辨”对这些游牧民族进行文化层面上的瞧不起，诸如什么“夷狄之有君，不若诸夏之无也”（语出《论语·八倄》）“尊王攘夷”“微管仲，吾等皆披发左衽者矣”（语出《论语.宪问》），或者如汉儒在盐铁辩论上说的那些什么“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语出《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的言论，做出一副好像是站在文化优越点上而对可怜的（虽然这些蛮夷无数次的进入中原残杀你的血亲同胞兄弟姐妹，他们却依然还做出可怜蛮夷的姿态）游牧民族们施以一种怜悯，似想救他们却没办法的轻声叹气，并且自恋自怜的感叹自己是多么命好多么幸福的可怜面目。而这种文化价值观上的可怜同情，也自然很容易就能变成对积极进取的自卫战争策略的反对否定了，很容易就能变成对方既然已经这么悲惨，那么我们何必还要去远征讨伐人家，根本犯不着之类的自我感觉良好了。“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语出《盐铁论.备胡第三十八》）您瞧瞧，人家这些汉儒们说出来的话和想说的话多么清楚明白啊：你汉武帝刘彻就不能和不该用军队逼那些匈奴人“求其义，责之礼”，这不是难为人家嘛，这不是苛求人家嘛。还苛求难为自己，你军事打击人家，让人家知道礼义干什么呢？你看自己不也很惨吗？“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吗？不打仗给人家匈奴和亲屈辱性的嫁过去多是真的少是假的公主给人家单于父子几个一块玩（匈奴习俗父子兄弟皆多同妻），让人家匈奴骑兵再每年每年定期的来中原边界抢劫抢劫杀杀汉人男子XO汉人女子多好，那就不用干戈未息万里设备了吗，不就大家都省事了吗。所以啊，那些要进攻匈奴的将军们，什么卫青霍去病之类本来就不是民族英雄而成了就是“小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这样的禽兽逻辑和畜牲思维，令人愤而发指，儒生们拿了汉武帝刘彻的好处却回头乱咬翻头痛骂，这就是禽兽嘴脸！所以鲁迅先生在文集《坟》中于1925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二》中说的好：“我们的（儒家）古圣先贤们既给与我们保古守旧的格言，但同时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献于征服者的大宴，中国人的勤劳，中国人的多子，都就是办酒的材料，到现在还为我们的爱国者所自诩的。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蹩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时候了！”
以前，我曾经看过网络上很多大的门户网站和主要的讨论社区里都看见过有一个帖子，说什么孔丘这位“老圣人”是怎么样的被当代的人们所误解误读了，好像那帖子叫什么被误解的10条儒家名言之类。我当时还是曾经深深被感动，还曾经懊悔和自责自己怎么小时候也误读了孔夫子他老人家那么智慧的名言名句，真是惭愧之类。现在想来怕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吧！比如那帖子里面谈到那句著名的孔子名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语出《论语.阳货》），帖子里那些人引用某些诸如蒋庆之类的新儒家们就在扯什么这里的“女”字不是指的女性，而是通假字“汝”的意思，也就是“你”的意思。然而按照这样的扯淡放屁的翻译方法，整句话就是在说“唯有你的儿子和小姓小宗之人（小人在宗法严密的西周便是这个意思）难以对待”了，这根本就是病句，“你的儿子”是谁的儿子？对着这么多听众孔子说什么“你的儿子”难养根本就没有意义，这纯粹是诡辩！再比如那句著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本来很好解释，既意思是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孔夫子妄图恢复周礼，恢复严密的宗法制度，恢复井田制等等复古的贵族政权的贵族本位的世界观社会观的体现。结果在那个帖子里硬是被发帖者扯淡说是什么断句错了，不应该这么断句，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即百姓认可你的观点，就让他们照着去做；百姓不认可，就要给他们说明道理。这种短句方法实际上丝毫不符合先秦的古汉语语法，所以自然在先秦春秋战国那会子根本不存在这种断句之法，察当时诸子百家之书，无论《论语》《春秋》，还是《道德经》《庄子》，或者《孟子》《商君书》《韩非子》之类都无此种断句法，这种断句和这种解释纯粹是今人穿凿附会胡编乱造！！还比如那帖子里面提到孔子反对“以德报怨”，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抱怨，以德报德”（出自《论语·宪问》），意思是说你以高贵的品德来回应对你的怨恨，那么又用什么来回报那些以高贵品德对待你的人呢？当以“直”来回报怨恨，以高尚的品德来回报高尚的品德啊。这话好像非常的有哲理，其实想到根本还是大有问题，何谓“以直报怨”，何谓“直”，各朝不同时期的老儒们，光解释这个“直”的含义本来就是各执其词歧义极大的，汉儒郑玄、卢植等人说这个“直”是正直的意思，那么怎么用正直来回报怨恨呢？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才能叫做用正直回报怨恨呢？不能以高尚的品德（实际上是暗指宽恕）来回应怨恨，那么像基督教《圣经.旧约.申命记》里面摩西说的那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算不算得上是以正直回应了怨恨了呢？然而那位孔夫子的弟子曾子曾参却又说到“犯而不校”（出自《论语.泰伯》“以能问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这位曾子可是孔子弟子中非常著名的一个，著有《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的作者（注：晚唐韩愈李翱说这是儒家“初学入德之门”，宋朝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二程程颐程颢说这是“孔氏之遗言”，南宋朱熹把《大学》与《礼记》另一章节《中庸》拔出，与《论语》《孟子》并列，置入四书，乃正式出现“四书五经”之说，还作出所谓《四书章句集注》），孔子生前经常夸奖和赞美曾参，说他“刚毅木讷，近仁”，意思是说像他这种不爱说话、看上去愣头愣脑的人，内心却有仁德。孔子当时可是没有否认和驳斥他这位弟子的话啊，“犯而不校”的意思可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受到别人的触犯或者无礼也不与计较！如果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的话，那么孔子的实际继承人曾子曾参说的“犯而不校”就不是“直”，反之亦然！而孔子当时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却已经早已消逝在历史的渺渺烟云之中，实不可考了！或许孔丘先生本身就是在卖弄文字游戏忽悠人而已，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也就只能这样来个云里雾里欺人以娱，得过且过了！其实那如今世界第一宗教，在今天全世界还有最少15亿最多21亿人之巨的规模仍在信仰着的基督教，也一样在怎么样回应别人对你的怨恨和不公正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对不上号的现象。在《圣经.旧约.申命记》摩西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那位上帝的儿子又是上帝本人----三位一体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却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和第四十四节中说：“要祝福你的敌人，不要反抗恶行.谁要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伸过去”这根本就是南辕北辙根本矛盾！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这一句话也是一样含糊不清，根本难有正确解释的！
所以说，就算是起初的最开始阶段的最初的最纯洁的儒家，也一样是问题巨大错误百出，也一样是流毒肆意臭美四扬的，无非就是危害的程度和错误的程度轻一些，疯狂的程度还没有后来那么重，所犯的罪行还没有以后那么厉害而已！比后来的恶心样貌好一些不足以遮蔽其惊人的丑陋，在一开始的最起初阶段的儒家思想或许有其光彩照人和有价值的营养成分，虽然并不见得会有很多，但是毕竟一定会有一些，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著作单独列为小薄册子在适当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发行，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断然不能泛滥太广传播太过，造成恶劣影响！因为要从大量的糟粕和及其罪恶的误导之中导出所谓的正面因素是非常难的，断然不是某些“新儒家”们所说的仅仅是去除少量糟粕就可以让儒学“重见天光”的！至于所谓的“复兴儒学”“复兴儒家”“新儒家”“去除理学糟粕的新儒家”，乃至于“读经运动”“重拜孔子”以“促进社会文明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云云，那绝对全是胡说八道满嘴谬论，绝不可相信，更绝对不可以付诸实践，谁这样付诸实践，谁就是自杀自虐自残自屠！
事实上，毛泽东反儒家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当年太平天国起义时，洪秀全等太平军的最高领导人采取激烈的反儒家政策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当年太平天国不仅激烈的反对儒家，而且还强烈的反对并且试图消灭道教和佛教，由于“拜上帝教”的最早的思想起源确实是来自于基督教（当然“拜上帝教”完全改变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很多基本教理，完全违背了基督教所有教派的共同准则，反对三位一体不说，居然还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独子还有兄弟姐妹，把洪秀全编成耶稣基督的弟弟。洪秀全写的书中彻底违背了《旧约.出埃及记》中上帝耶和华没有人类能够画出和描绘出的具体形象的记述，把上帝耶和华描绘程一个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头还有一大家子人！所以说“拜上帝教”完全不是基督教，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宗教），而基督教最早又确实是从海外欧洲传来的，不是中国自己本土产的。所以，就如同现在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们胡扯蛋什么毛泽东灭绝了中华文化一样，当年的“圣人门徒”“士子儒林”们也整天里胡说八道什么太平天国是灭绝中华文化，他们中的代表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中原文说道：“粤匪（既满清所谓之“长毛”，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儒家）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在这些自称“圣人门徒”“士子儒林”的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帮助本民族起义推翻异族统治的太平军成了“匪”“贼”，帮助异族侵略者满清压迫本民族（汉族）正义复国起义的大汉奸刽子手屠夫曾国藩，反倒成为了保护和捍卫中华文化的英雄，成了“大儒”，成了“圣贤”，成了“挽名教（儒家）于既倒”的“曾文正公”，今天，仍然有这么一大帮子满嘴疯话屁话的“新儒家”们，大力赞美曾国藩这个大汉奸败类拯救了满清，是“拯救了儒家文化，拯救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反过头来辱骂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是“妄图灭绝中华文化”的“文化卖国贼”，网名“赫连勃勃大王”的梅毅还写文章大力抨击太平天国是“反人类的罪恶邪教”！我倒是想要问一句：“公理何在？公道何在？公平何在？！”
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起义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他们反对满清作为一个少数人口的异族侵略者的殖民统治，公开的视从满清入关（1644）到金田起义（1851）年间的二百多年为中国的亡国史、为中国沦陷于外族统治的被殖民的沦陷痛史，并且将太平天国的起义造反，视为是拯救已经处于亡国沦丧阶段的汉民族，让汉民族重新独立自主，“光复复国”的过程，是一场民族解放斗争！1852年，东王杨秀清和西王萧朝贵在《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文》一文中明确写道：“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 ”“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 ”“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这是在谴责满清入关时的剃发易服令和扬州十日等大屠杀） ”“昔文天祥、谢枋得誓死不事（蒙）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满）清，此皆诸公之所熟闻也。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子）之丑矣！ ”“执守绪于蔡州，擒妥欢于应昌。兴复久沦之境土，顶起上帝之纲常。其有能擒狗鞑子咸丰来献者，或能斩其首级来投者，又或有能擒斩一切满洲胡人头目者，奏封大官，决不食言：盖皇上帝当初六日造成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开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岂胡虏所得而久乱哉！”“予与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预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顺天有厚赏，逆天有显戮。布告天下，咸使知闻。”
在这篇檄文中，太平天国指出了一个惊人但又确实是不可辩解的真理和事实，那就是“予总料满洲之众不过十数万，而我中国之众不下五千余万，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子）之丑矣！ ”是啊，满洲人不过是十几万人，汉人却有五千多万人，为什么五千万人要受制于十几万人？就因为满清的皇帝们也宣称自己信仰儒家？就因为满清的皇帝的宗室们也装相骗人似地偶尔去孔庙给孔丘的木偶像磕磕头？孔子曾经说过“微管仲，吾等皆左衽披发者矣”（《论语.宪问》 没有齐国宰相管仲，我们全都给胡人统治了，都披发左衽了，不是华夏了，人家孔老夫子忍不住了），华夏人左衽一下披散着头发一下都不行，那么到了满清统治时期华夏人开始前额剃得精光后面留一条猪尾巴长辫子了，难道这能符合孔丘当年的教育吗？到了满清统治期间，华夏人穿的衣服都不再是左衽了，而是无衽了，成马褂了，没有Y字领了，成对襟在当中一条线了，有盘扣了，有蜈蚣扣了，按照前面说得太平天国的檄文中说的那样“夫中国有中国之形像，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犬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把全体汉人都变成了畜生猪狗禽兽不是人，这难道也能符合孔丘当年的教育吗？当然一点也不符合孔丘当年的教育，一丁点也不符合孔子的遗教！可是就因为满清的皇帝们装模作样的假心假意的糊弄事似的到孔庙活动活动身躯磕磕头，可那些在满清统治下的那些“士子儒林”“圣人门徒”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却就竟然认定这就成了满清皇帝-----那些异族侵略者和刽子手屠夫们，就全都是“明德通理”“躬行天道”“为圣人牧”的“圣君”了，全然不顾这些“圣君”屠杀了多少汉族和南方无数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全然不顾满清这种落后的愚昧的异族统治对中国究竟造成了怎样严重的灾难和痛苦，就只剩下了叩拜和服从了！？我呸！
难怪，太平军说得清楚“以五千余万之众，受制于十万，亦孔（子）之丑矣！ ”五千万汉人受制于十几万满人，这就是孔子的脸被人抽红了的明证！这就是儒家和儒家社会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被否定和嘲弄了的例证！这难道不是儒家的耻辱吗？这难道不是儒生的耻辱吗？这难道不是儒家知识分子们在中国从西汉时开始把持教育文化宣传 ，从东汉时开始经常真正干预政治决策后所带来的耻辱吗？儒家社会无论在朝鲜半岛或日本实践的再好（且不说现在的韩国58.9%，也就是近六成的人是基督教徒，根本不是儒家社会而是基督教国家。日本的神道教跟中国文化没有关系，信得是天照大神，现代又引入了基督教，信徒一样很多，也根本算不得是儒家社会了），也不能够作为儒家社会在中国大地上的实践成功了的例证，恰恰相反，满清的入关，1644年的剃发易服，汉民族因此彻底丧失了自己存在了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服装，才恰恰证明了儒家在中国社会实践的彻底失败，中国大地上持续两千多年的视图建立一个儒家社会的努力的彻底失败，儒家的理论和原则性的被彻底践踏和抛弃！因为，儒家最注重孝道，孔子说什么劝说父母几次父母不答应，就只能乖乖回去干活，仍然恭敬的不触犯他们，被指责也不能有抱怨，（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语出《论语·里仁篇》），把父母当成是家里的君主一样惊人的尊敬，子女能做的反抗无非是挨小棍子时要忍着，要挨能打坏了自己身体的大棍子时，则可以逃跑躲藏保住身体而已（“舜之事父,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出自《后汉书.崔寔传》引《孝经.开宗明义篇》），而同时又坚定不移的认定了身体的毛发皮肤也都是父母恩赐的，剃了割了就是大不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出自《孝经·开宗明义章》。可是满清已经用武力强迫你全部剃发了，你全体中国人全都“毁伤”发肤了，全都没了“孝之始”了，全都大不孝了，全都是逆子了，全都“无颜于地下与列祖列宗相见”，全都是孟老夫子说的“禽兽”了。你还谈个屁儒家文化，还谈个屁“圣人之言”，你的儒家文化的最大根本----孝道都全没了都全被破坏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你整个儒家文化也就彻底消失不复存在了！
所以太平天国采取了激烈的反儒家政策，天王洪秀全写诗大声宣告“敢将孔孟径称妖，经史文章日夜烧”，号召砸毁一切孔庙烧光一切儒书，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头几年里，包括1853年打下江苏南京将其改名为天京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太平军都把孔子和孟子直接称为是妖魔鬼怪，孔丘不是人而是妖，是要被打倒的妖怪，这个观点开始深入人心！太平天国于1853年内出版了一本论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论文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而杨秀清则对这种批判孔子和儒家持一种相对反对和对儒家有保留的态度，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卷十二）但洪秀全无视了“天父”的旨意，一意孤行，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开来。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杨秀清显然已经相当愤怒，几个小时后，“天父”再度下凡，指示说：“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天父天兄圣旨》，第102—103页）杨秀清借天父耶和华之口，勒令天王洪秀全必须停止他激烈的反儒家运动。杨的威胁终于起到了预想中的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有大规模焚烧儒家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洪秀全自己选择性的删改儒家四书五经，然后选择性的允许这种洪秀全亲自自己删改版的四书五经，在天国境内小规模的出版发行的妥协政策。太平天国官方再颁布圣旨，声称天父上帝耶和华有谕旨，说在天堂里已经审判审理过孔丘，最终的结果是：孔丘仅仅是传错了天书教错了学生，是犯了大错而非犯罪，孔丘是个是办了坏事的糊涂人而非妖魔，虽然他教的东西不可信都也不能证明他罪大恶极，天父上帝耶和华已经命令天使打了孔丘的屁股二十板子，命孔丘受罚到天堂中菜园子里种菜，不再追究其过往错误了！
谁又能说洪秀全就错了呢？！谁又能说洪秀全当时的做法就不对呢？讽刺性极强的是，从太平天国受到了杨秀清假借“天父附体”的命令的钳制，开始不再像刚刚起义的时候那样激烈的批判儒家砸毁孔庙和烧毁儒书以后，太平天国的高层官员们开始丢弃刚刚起义时的廉洁耐劳和勇敢，迅速的走向腐败和奢侈，尤其是那位大喊不能烧书，因为“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的东王杨秀清，迅速的过起了“府院漫百里”的奢华生活，身边美女数目直逼天王府。最终在十年之后的1864年，在满清由胜保和向荣指挥的绿营与八旗的满汉官军、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鞑僧小儿”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和戈尔率领的美英法的“洋枪队”“常胜军”们组成的联合攻势之下失败，结束了十几年轰轰烈烈曾经卓有成效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农民起义斗争！
当然了，说道如果中国现在还能是必须并且建立起一个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话，那么对儒家应该怎么样的处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首先必须要做的是把儒家非思想化、非学术化、非哲学化，不当作一种可以大作研究的社会科学来处理，把儒家宗教化，把儒家不当作是一种可以做逻辑思维思辨的哲学，而仅仅当做是民间流传下来的神怪一样处理。为此必须要把那被尊称为是孔子的孔丘的所谓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剥夺出去，学术界不能够再花大力气花着国家无数的经费与纳税人无数的钱财去写论文探究什么“孔孟思想的现代内涵”了，绝对不能够再出现什么什么论坛什么什么讲坛之类的学术活动中，再出现一帮子讲经的再继续讲经糊弄人了，也不应该再出现由县市省各级人民政府甚至最高都能扯到中央政府来出面的官方祭孔活动了。其次是必须要拆毁这几年来由中央政府和很多高级的地方政府捡起来的富丽堂皇“蔚为壮观”的新孔庙----政府投资的官方孔庙，我们必须要坚决不允许官方投资官方出钱的官方孔庙再继续出现，要让官方孔庙彻底消失！政府再也不能够自己建一座新孔庙，以前政府自己建的旧的孔庙也应该不予保留全部拆毁！政府之外，那些大型的民间企业和私人企业家，那些民营富豪们（实际上真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就不可能产生什么民营企业家，更不会出现什么富豪）自己建的大型孔庙也不能够保留，孔庙的规模就不能大喽，孔庙的规模就应该严格限制必须小喽，要是大喽就得国家强制拆除，孔庙必须小型化简易化简陋化。孔丘应该成为民间流传下来的民间信仰，允许他们在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在很小的规模里在比较犄角旮旯的地方建些小庙，允许个别信徒（当然前提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真的社会主义，已经建立起了其坚实可靠的主体意识形态，各种宗教的信徒都成为了极少数的情况下）去磕个头烧个香也就可以了，把孔丘当做是个宗教神灵在受到严格的限制之下建些庙当做宗教场所也就可以了，再把孔子再“学术化”和“思想化”是万万不可行的！在一开始的最起初阶段的儒家思想或许有其光彩照人和有价值的营养成分，虽然并不见得会有很多，但是毕竟一定会有一些，我们可以把这部分著作单独列为小薄册子在适当的有限的范围之内发行，还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断然不能泛滥太广传播太过，造成恶劣影响！因为要从大量的糟粕和及其罪恶的误导之中导出所谓的正面因素是非常难的，断然不是某些“新儒家”们所说的仅仅是去除少量糟粕就可以让儒学“重见天光”的！至于所谓的“复兴儒学”“复兴儒家”“新儒家”“去除理学糟粕的新儒家”，乃至于“读经运动”“重拜孔子”以“促进社会文明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云云，那绝对全是胡说八道满嘴谬论，绝不可相信，更绝对不可以付诸实践，谁这样付诸实践，谁就是自杀自虐自残自屠！
说到把孔丘宗教化和民间信仰化，就不能不提到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态度，很多人都再指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是摧毁文物，是“摧毁中华文化”，其实这一运动的目标更重要是要“消灭一切宗教”“把所有宗教都摧毁到“不留一丝痕迹”。在中国搞“破四旧”的时候，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也在阿尔巴尼亚摧毁消灭了一切宗教，包括了阿尔巴尼亚人信仰了几百年的所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摧毁文物和“摧毁阿尔巴尼亚文化”的罪名，恩维尔.霍查也能“躲不了的”，在往前三十多年，1937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苏联也曾经搞过“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宗教”的“无神论五年计划”，无论是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传统上长期信仰的东方正统教会（东正教），还是苏联各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宗教----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信仰的罗马教会（天主教）、爱沙尼亚和芬兰人信仰的基督教新教信义宗（路德派）、鞑靼人、车臣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等等信仰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阿留申人、楚克奇人等等原住民信仰的”万物有灵“的拜物教或萨满教等等在内的一切宗教，斯大林当时都予以毫不留情的彻彻底底的坚决消灭！直到1941年纳粹德军全面入侵苏联以后，斯大林为了抵抗纳粹德军的需要，才停止了对俄罗斯人这一苏联主体民族传统上信仰的东正教的消灭，与东正教修正了关系以联合共同对抗纳粹德军（但与其他民族的其他宗教一点也没有修正关系），结束了“无神论五年计划”，斯大林的所谓摧毁文物和“摧毁俄罗斯文化”的罪名，看来也是“躲不了的”。
昔日斯大林的苏联在1938年发起“消灭宗教的无神论五年计划”，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境内的一切宗教，无论是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传统上长期信仰的东方正统教会（东正教），还是苏联各个少数民族的主要宗教----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和波兰人信仰的罗马教会（天主教）、爱沙尼亚和芬兰人信仰的基督教新教信义宗（路德派）、鞑靼人、车臣人、阿塞拜疆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等等信仰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阿留申人、楚克奇人等等原住民信仰的”万物有灵“的拜物教或萨满教等等在内的一切宗教，斯大林当时都予以毫不留情的彻彻底底的坚决消灭，当然当时对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传统上信仰上千年的东正教会也一样予以了彻底铲除！当时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的号召下，响应“消灭宗教的无神论五年计划”，在砸毁破坏苏联各少数民族的宗教建筑宗教场所----伊斯兰教清真寺、犹太教会堂、天主教堂、新教教堂等等的同时，也砸毁了无数俄罗斯传统宗教信仰的东正教堂、修道院、教士墓碑和所谓的上帝、天使、圣人显灵的“神迹神物”。只是因为纳粹德国1941年突然大规模袭击整个苏联，才导致这个“无神论五年计划”中途夭折停止！斯大林也改变态度而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合作抗击纳粹德军，把被关押在古拉格劳改营里的东正教神父们放出来，允许他们带着愿意祈祷的市民跟着祈祷求平安，并且允许在被纳粹德军正包围和正被攻击的城市里竖起任何大小的东正教十字架，并且重新开放和修缮当时正处在战争发生区域内城市里的东正教堂（但东正教十字架不能在苏联红军军营里竖起，苏联境内并非纳粹德军和苏联红军正发生交战的区域内的城市的东正教堂则一概都没有修复），东正教神父们并可以站在远处遥望着手拿十字架划十字对苏联红军士兵赐福（但不能进入苏军军营里面划十字赐福），苏联红军的军官士兵可以自己在战斗期间自己单独祈祷上帝保护自己平安（但不能军营里全体军人大规模聚集一起祈祷上帝）。这种对东正教的宽容和放松管制当然不可能是因为斯大林改变了从他16岁那年（1895年）就已经形成的希望彻底的不留余地的消灭一切宗教的强烈的反宗教观点，而是因为当时苏联正处在极度恐怖可怕残酷无情的战争状态中，而且这一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战争进行的过程和方式，恰恰又是苏联共产党之前所没有预料到的，所以不得不被逼无奈的对宗教宽容，借由宗教的安慰性和麻醉性来安抚平静广大苏联人民受到惊吓和恐惧后，惴惴不安惊恐莫名急需安慰平静的心灵！是一种权宜之计和暂时政策！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很快就立刻重新对东正教会收紧了绳索加大了压制。当然了，苏联当时这种对宗教的宽大优厚待遇仅仅是对作为苏联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传统上信仰的东正教如此，对苏联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上信仰的那些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一切拜物教“万物有灵”的信徒，都并没有任何这种相类似于东正教徒的宽大措施，反而在整个苏联卫国战争的过程中加大了对这些苏联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的理论批判力度，并且更加严厉的禁止和继续摧毁这些宗教剩余的痕迹和影响，对这些宗教信徒们进行宗教活动的禁止和打击程度也明显的增强了！由此可见，共产党政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其统治下的国家中的人口多数的主体民族所谓的传统文化（就是这个共产党政权建立，该国家的主体民族以前上千年里长期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思想主导性的宗教、哲学和思想观念），跟对待共产党国家内所有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总会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进行猛烈的批判、反对和破坏，这是一种共同的现象！怎么能把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说成是共产党政权里“独一无二的疯狂摧残本国传统文化的罪行”呢，怎么能被某些人说成是什么“中共比别的共产党不同，独有的特性就是对自己本民族文化的深深仇恨”呢？斯大林停止“无神论五年计划”改善与东正教会的关系是因为纳粹德军的大规模入侵，绝对不能证明斯大林又开始重新信仰起了他小时候学习的东正教（他少年时是沙皇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格鲁吉亚省哥里市的东正教学校的一名学生），将其比之于中国，如果上世纪60年代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苏联或者林登.约翰逊的美国真的像毛泽东主席所担心和忧虑的那样大规模军事入侵和进攻我国的话，毛泽东的中共也很可能会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已经进行了的“破四旧”运动，结束对佛教和道教的必欲消灭之的仇敌关系，会改善与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民族传统上长期信仰的佛教道教的关系，把和尚道士们从劳改营里释放出来，允许他们带着愿意跟着他们烧香磕头的老百姓们一起烧香求平安（但绝对不会把中国国内诸如回族、维吾尔族、藏族等等少数民族所信仰的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释放出来，诸如阿訇、神父、牧师、喇嘛之类不可能获释），毛泽东也会允许他们在战争中中国正被敌人攻击和围困的城市里举起一些画着佛教万字符号或者道教阴阳太极八卦之类的旗幡布卷（但解放军军营里肯定不准有），也会允许他们在远处站着念经焚香转佛珠遥遥的给解放军士兵赐福（肯定也不允许他们进军营里赐福），也可能容许解放军士兵自己个人单独的上香磕头拜拜神佛求求平安（肯定也不会允许军人们大规模聚众一块磕头）。毛泽东到时肯定会那么做，虽然他也会像斯大林那样继续保留很多对宗教仪式和活动的限制，但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到时是肯定会改善与汉民族传统信仰的宗教的关系并且放松管制的，而他这么做，也跟斯大林一样，仅仅是为了安慰和安抚百姓的害怕情绪使之平静而已。毛泽东当年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虽然高声大喊着吓唬人一般的说要给中国惩罚要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但其实一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以前的十几年，尽管中国与美国和苏联两个阵营都是敌人，但两个阵营也最终都没有胆敢大规模全面入侵我国，既然当年苏美两国根本不敢那么做，那么毛泽东自然就没必要这么做，如果真的发生了大规模了入侵之后他这么做了，虽然看上去是对他刚刚搞过的“破四旧”的激烈反传统的一种180度的大转弯，然而事实上并也没有什么非常奇怪和值得诧异的！这就是历史规律、时代环境和他本来的超然刚猛的性格特征所带来的必然逻辑！
其实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的做法都是可以理解也完全可以谅解的，虽然他们的做法是不大合适的地方，有过于激烈的地方，但这种不太合适和过于激烈，绝对不是在指责他们要达到的“彻底消灭一切宗教”和让宗教“不留一丝痕迹”的最终目标不对，丝毫不是说他们的最终目的不对，而是说他们采取的手段有些太过急于求成的，太过狂飙急进了，太过一往无前了，太过快速突击了，没有能够慢慢静下来一点一点的渐进的不急的视为是“百年大业”一样的缓缓完成！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快速的无神论突击最终在他们去世后（前者甚至在生前）就开始出现了停止和反弹，在他们去世几十年后，各种宗教和其他有神论思想更是出现了强烈的反弹，将无神论打压下来，他们的无神论突击的成果开始几乎彻底丧失，整个当年所做的无神论突击的工作似乎都完全白干了！
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做的是最为成功的，朝鲜至今还有2%左右的佛教徒、2%左右的天理教徒（就是我们所知道的1894年曾经起义反对朝鲜李朝，引来日本和满清共同出兵镇压的“东学党”，主张将儒道佛三家合而为一形成新宗教）和不到1%的基督教各派教徒，但是这个数字从三十年前就这样了，宗教信徒的数量就一直维持在如此低的程度上，始终没有出现任何宗教或其他有神论观点的反击和反弹，主体思想一直都是占到朝鲜社会绝对的主流，这些宗教作为小尾流在朝鲜继续存在的结果，并没有对主体思想这一主干主流造成任何挑战，反而增加了主体思想的主体地位的继续稳定性。
事实上，朝鲜对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不彻底的“赶尽杀绝”“消灭干净”，允许各类宗教有“一线生机”，但是这“生机”必须有限，宗教场所必须设在犄角旮旯之处，宗教场所必须被安置在不显眼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里。而且各类宗教场所在朝鲜都不能建大喽！宗教场所建大喽就是违法，就得逮捕。朝鲜的宗教场所也不能建多喽，一种宗教在一个道（行政级别上相当于中国的省，当然领土面积要小的多的多）的宗教场所就几个就行，一个郡（中国的市）就一个就可以了，谁私自多建也是违法，而且建设地必须在犄角旮旯的角落。朝鲜劳动党党员的身份，就像当年苏联斯大林时代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联共布）党员和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一样，在社会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有着公认的权威性，有着谁都不否认的高度赞誉的名声，所以，一旦你信仰了宗教，你就根本无法进入朝鲜劳动党，你的美好前程也就随之彻底丧失，这从根本上就确保了各类宗教教徒的必然稀少性。最后还有一条，无论你在朝鲜信仰何种宗教，在你进行宗教活动，在你进行宗教祈祷，在你进行宗教理论学习和在你进行宗教师承关系确立时，都必须首先要学习和诵读金日成主体思想中的内容。比如在朝鲜，一个和尚每天清晨起来上早课，与其他国家的和尚直接就背诵佛经不同，朝鲜的和尚必须首先背诵主体思想，而且背诵主体思想的时候必须长于背诵佛经的时候，从早上五点上早课到午饭之间七个小时，要用四个小时背诵主体思想，其余三个小时才能背诵佛经。朝鲜劳动党还必须定期的召集所有各类宗教信徒们学习主体思想，要对所有宗教的神职人员进行主体思想的考试考核，考试考核是既有定期的月考也有不定期的抽查，而且都非常严格，一旦考不过就立刻被解除神职人员的传教权力，整个寺庙就要大整顿。朝鲜的各类宗教场所的所有宗教活动，也必须都得有朝鲜劳动党党员全程在旁边观看监视，并且这些监视人员可以随时干涉宗教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让他们当场改动！这些政策非常管用非常有效，使得各类宗教都完全彻底的被禁锢住了，所有的宗教都丧失了继续增加信徒，将信徒数量再往上增加的可能性，也自然全都丧失了向主体思想挑战的能力，而只能成为帮助主体思想确立稳固性的工具！
如果当年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也满足于此，也许会让两国的社会主义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产生一种新的更融洽的氛围！当然了，金日成年纪轻，比斯大林小33岁，比毛泽东小19岁，作为后辈能够看到更多后来发生的事情，积累的经验更多，所以自然在这方面要更纯熟的多。斯大林和毛泽东作为没有前者经验可以借鉴的“前车”，自然也无可厚非不能被苛责。
当然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态度也是有过变化的，他们在这方面的政策也是有过明显变化的，比如他们对朝鲜民族民间信仰中所说的“檀君”的态度就是典型的例证。现在有很多的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们整日里谴责什么毛泽东在建国后不承认轩辕黄帝和神农炎帝的真实性，所以对黄帝陵弃之不问，文革初期“破四旧”时，红卫兵还砸毁了黄帝陵里面过去祭祀黄帝的碑文，所以是“不认祖宗”“不把自己当中国人”之类之类，所以就应该被大骂，而且如果毛泽东继续执政下去的话，就会让中国大陆永远不承认轩辕黄帝的存在，就会一直不认祖宗云云。其实，朝鲜金日成原来也是不承认民间传说中朝鲜民族的始祖檀君的，跟毛泽东曾经不承认轩辕黄帝是一样的，而且光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承认了好几十年的，直到后来迫于情势才不得不承认了檀君的存在！
朝鲜民间传说中天神“帝释桓因”的儿子桓雄，下到人间的太伯山（其实是现在朝鲜境内的妙香山，但是很多19世纪末以后的近现代朝鲜人，直到现在的半岛南北的朝鲜韩国人中都有很多，误以为太伯山是指现在中国和朝鲜边界线上的太白山脉）遇到一只老虎一只母熊，老虎和母熊都想变成人，檀君便让他们忍饿十天忍住便能成人，最终老虎没忍住母熊忍住变成美女叫栖梧，栖梧与檀君结合生下了檀君。按照朝鲜的民间传说和高丽时代僧侣和尚一然所编撰，以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为记述对象的民间编纂史书（非官方修订正史）《三国遗事》的记载，檀君在中国汉文史书《魏书》里有记载，名字叫王俭（其实查遍《魏书》也根本没有一个字的关于所谓檀君王俭的记载），按照和尚一然的《三国遗事》里所说，檀君王俭定都平壤，所以平壤城有了几百年的所谓“王俭城”的说法！按照朝鲜民间传说和一然的《三国遗事》中的记述：檀君从中国尧帝那会子就开始统治执政朝鲜，持续执政达三千余年，其寿命是匪夷所思的长，后来中原王朝汉朝汉武帝刘彻的军队进攻朝鲜，人家思想道德觉悟高境界高，不跟中国人一般见识，跑了，他又重新回到太伯山成为山神。这完全就是神话传说之类了，根本就不是历史，按照朝鲜李朝时史官安鼎福在朝鲜李朝朝廷官方修订的正史《东史纲目》中的说法，“檀君之说，诞妄不足辨”（胡说八道荒诞到了极点，不值得辩论反驳）。可是时光荏苒光阴变换，檀君居然慢慢的开始从一个神仙变成了人了，由完全胡扯蛋的神仙变成了半扯淡的人类君主了！这是因为两部小说的原因，是因为两部胡编乱造的小说居然到了现代韩国被当成是了正规的可信的历史书籍来看待的缘故，简直荒诞绝伦！按照成书于1675年到1925年之间不知道是哪一年的由无名氏托名北崖子写的《揆园史话》和由朝鲜半岛近代主张“朝鲜（韩）民族最伟大”的“太白教”的教徒桂延寿和李沂于“日韩合并”（1896年在战胜满清后夺取朝鲜半岛的第二年，日本殖民者先废除了李朝的“朝鲜王朝”的国号，废除了持续了几百年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明朝和后来的满清“称臣”的“朝贡体系”，建立起了李朝君主自称“皇帝”而与满清皇帝和日本天皇在理论上平起平坐的“大韩帝国”，作为忠顺于日本殖民统治的傀儡奴才政权后，1910年开始认为这个“大韩帝国”继续存在碍手碍脚没有价值，所以废除了“大韩帝国”这个傀儡国家的存在和“大韩帝国皇帝”的设置，直接将整个朝鲜半岛列为了日本帝国的直属领土，所谓“日韩合并”）第二年的1911年编写的《桓檀古记》----这两本胡编乱造故意托古显老以此证明“朝鲜古时候多么强大不服从中国”的“伪历史书”的记载：公元前2333年檀君王俭开始执政，为檀君元年，这是在中国帝尧即位后的第25年，王俭不是个神仙了，不是死不了活了几千年然后重新回山上做山神，而是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大活人了，他从公元前2333年 开始统治，一口气统治了97年，到了公元前2240年就死了（虽说这样一算他至少也得活了120岁了，但好歹不是神是人了不是）驾崩了，然后埋在了平壤城附近。而且他还有子女后代，有儿子可以接位，然后后代一代代的传了三千多年（虽说一算每代国王都至少执政过六十年，都至少八十来岁死，全都是老不死的怪物，但好歹是人了不是），成了正式的真正的活在人类社会中的正规王朝的统治延续，而不再是神话了！两本小说一写出来，就被当时的“朝鲜（韩）民族主义”的意淫YY的“历史学家”（学术骗子）们当成了可以相信的历史事实，造出了一个比中国夏朝建立的还早的（人家不是尧帝后25年，那会中国还是舜帝呢，舜帝完了大禹，大禹完了启才有了夏朝呢，靠，还真是檀君朝鲜早了，只可惜檀君朝鲜是胡扯蛋编出来的），而且一直延续了三千多年到中国西汉时才结束，期间没有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内战（对比中国同时期内王朝更迭的频繁和春秋战国的内战）的强大辉煌的“伟大的古代王朝”，以这种胡编乱造的方式来证明所谓的“朝鲜民族过往历史的曾经强大”。
虽然按照原本的民间传说和高丽和尚一然的民间编纂史书（非官方修定正史）《三国遗事》，檀君应该是活了几千年根本没有死的，但是既然从20世纪开始近现代朝鲜民族主义者都开始把小说当历史看，认为他统治了97年然后死了，有考虑到说他檀君在平壤统治，所以自然近现代朝鲜民族主义者们就都认为檀君的陵墓在平壤城边上！平壤东北一个土山上据说就是檀君的陵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朝鲜半岛北部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从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成立，金日成就对檀君传说发出了嗤之以鼻的笑声，在朝鲜建国后不久便出版的第一种全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就明确写道：“所谓的檀君事迹和檀君传说，不过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奴役我国之后，我国的一些腐朽没落的旧贵族和反动知识分子既自欺又欺人的谎言和闹剧。说自欺，是因为：这些没落了的腐朽旧贵族在日本殖民者的统治下没有了昔日的荣光，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产生对日本殖民者的厌恶和反感，可是他们没有任何一种可以拿出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办法，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所以不得不胡编乱造出一整套光怪陆离不值一驳的伪造的假历史，以神话传说作为历史，以文学小说来作为历史，来逃避现实，来躲避现实的残酷和无奈，来冲淡和掩盖自己在日本殖民者面前卑躬屈膝的奴才嘴脸，这是自欺；所谓欺人，是因为：这些腐朽没落的旧贵族和反动知识分子，虽然对日本殖民者有些不满意，但是从内心深处是根本不想反抗也丝毫不敢反抗的，相反，对于那些真正想要反抗日本殖民者的爱国志士，他们其实是怕的要死的，他们害怕真正的朝鲜爱国志士获得胜利之后会惩罚他们，他们更希望朝鲜半岛上的日本殖民统治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所以他们不仅仅自己要把神话传说当成历史，把小说当成历史，而且还要全体朝鲜劳动人民都要把神话传说和小说当成历史，以消磨人民的斗志，以孤立真正的爱国志士，以反对真正的朝鲜独立运动，以维护日本殖民者的反动黑暗统治，这就是欺人之处！所以，檀君事迹和檀君传说是一种极为反动的腐朽的意识形态”。韩国当时的军人独裁政府，从李承晚到朴正熙再到全斗焕，反倒都是非常热衷于祭祀祭拜檀君，经常举办传说中檀君王俭生日时的”开天节”祭典给檀君磕头。从1948年韩国建国后，他们便开始一直指责朝鲜劳动党政府对檀君的“大不敬”“侮辱”和“污蔑”，指责朝鲜不承认檀君的真实性是一种“数典忘祖的罪行”，进行1960年代下半夜开始，由于朝鲜劳动党政府对那个据说是檀君的陵墓的平壤市边上东北方向的小土山根本不屑一顾，丝毫不加管理，也不加以任何形式的修缮，所以那个据说是檀君陵的小土山开始出现塌方现象，还出现了泥石流！韩国朴正熙军人独裁政府在1970年12月曾经通过韩国的《朝鲜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文中说：“数典忘祖的背叛祖先的北方共产分子，对祖宗陵寝的塌陷竟然不加理会，平日里不加以精心修缮贴心爱护也就算了，竟然出现了巨大问题也不加以处理，更不要说认罪伏法，这充分说明了北方共产分子反民族的罪恶本质”。而1971年1月份朝鲜劳动党的中央新闻机构喉舌《劳动新闻》则针锋相对的评论道：“南方反动叛徒傀儡逆贼集团把小说和神话传说当成历史进行宣扬，把荒诞绝伦根本不值一驳的檀君传说当成了荣耀，拿所谓的共和国对檀君这一实际上完全不曾存在过的虚幻人物的所谓不敬做理由，对人民共和国进行无耻罪恶的恶毒攻击，真可谓是无耻之尤。目的是为了欺骗和糊弄南方的广大劳动人民，修饰和遮掩自己充当美帝国主义者的奴才走狗的丑恶面目，给自己上妆抹粉，转移南方广大人民的注意力，以期延续自己罪恶昭彰的反动统治！......对于南方反动傀儡所说的那个据说是檀君陵的小山，山上还有一些李氏封建王朝（朝鲜李朝）时期以及日本殖民时期留下的反动文人们''怀古''所写的碑文石刻，对于那些东西，我们不会像我们的一些兄弟党那样兴师动众的砸毁它们（指红卫兵砸毁黄帝陵的石碑），而是对它们置之不理，就像我们对整个这座据说里面装有檀君棺椁的小土山的态度一样，任其塌陷，任期冲刷，让它自生自灭......”
然而到了1988年以后，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大韩民国的建交，朝鲜不得不作出报复，与跟韩国建交的苏联彻底断绝外交关系。朝鲜再与苏联断交之后，又面临着苏联和欧洲东部一系列共产党国家的崩溃和瓦解，一时间似乎社会主义成为了“失败”和“彻底失败”的同义词，1992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跟韩国正式建交，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朝鲜既需要在国内整合和重新凝聚全体人民的斗志和激情，又需要尽可能在韩国得到更多的韩国国内的内部支持，尽可能的减少朝鲜所面临的南方来的新压力。所以朝鲜开始转变对檀君、檀君传说和檀君信仰的态度，由以前的完全不予相信转为相信、接受和大为弘扬赞美檀君。朝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用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主义的语言语调来整合朝鲜国内人民和争取韩国境内能有更多的同情者，1986年朝鲜提出“朝鲜民族第一主义”。1989年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进一步强调“高度发扬民族第一精神”。1992年8月，金日成（当时尚在世，80岁，两年后的1994年7月去世）命令朝鲜中央社会科学院派出新的大规模考古队重新到那座20年前被《劳动新闻》宣称要“让它自生自灭，对它们置之不理”的据说埋着檀君的尸体的小土山，进行了两个月的“取得了重大成就的卓有成效的科学发掘”，朝鲜劳动党中央新闻机构喉舌《劳动新闻》日的新闻稿中说：“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进展，发现了我们朝鲜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檀君的陵墓，让全世界都感到无比的震动，也让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民族同胞们，都热泪盈眶激动不已！......檀君陵占地面积1.8平方公里，由重建部分，石像和陵墓三部分组成。陵墓是金字塔型的石陵，高22米，宽50米。墓顶为四方形，入口在陵墓后面，墓室为正方形，各长5.7米，高4.8米，能容10余人。陵中发现了檀君王俭和王后两人的遗骨的两个棺材。陵台四角有朝鲜虎石雕和象征檀君古朝鲜琵琶形短剑的剑塔。.......檀君陵在平壤发现，说明平壤和平壤所属的北方地区才是朝鲜民族的发祥地，是朝鲜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中心，而现在由反动傀儡逆贼集团占据的汉城，并不是他们口中的所谓的''国家中心''。.......我们20年前说那里不是檀君陵墓，是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现在的水平，无法确认陵墓中的情况，当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我们否认了檀君墓在那里。现在我们的科学探索成果已经达到了确认陵墓存在的水平，我们自然也就立即充满激动心情的向所有民族同胞报告这一伟大的消息......”1994年10月，檀君陵在把外面小山上旧文人怀古所写的多已腐锈了的碑文石刻修缮一新后，开始对外接待游客（主要是韩国游客），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严格禁止任何外国考古队对檀君陵进行任何形式的考古研究，所以其真实性一致存在争论。其实，朝鲜之所以由20年前的彻底否定檀君转变成肯定檀君，完全是被逼无奈的结果，并不是说自己内心中就有多情愿，在韩国联合通讯社公布的朝鲜劳动党内部文件中，据说朝鲜文化部门的官员公开承认：“在现在国际上的大开放时代，外国文物思潮汹涌而至，我民族文化及其正统性受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要把民族正统性和基础定位于檀君……檀君到底有没有这个人真实存在倒在其次，首要的是树立主体。”
所以说，毛泽东到了1990年代也一定会承认轩辕黄帝的，但是金日成在1990年以前几十年里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檀君，毛泽东曾经不承认过轩辕黄帝又有什么奇怪的和不可容忍不能接受的？后来者不能随意的批判前面没有经验的先驱者，先驱者没有经验，应该允许他们有在文化政策制定上犯错的权力和自由，应当采取容忍态度，这才是一个后来者，在处理前者留下的社会主义和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关系的合理态度！
附注：毛泽东的“批儒扬法”----推崇法家批判儒家，弘扬法家文化批判儒家文化：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这原本就是一个带有巨大疑问的问题！儒家思想、佛教和道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了吗？翟玉忠等先生现在正在主张“新法家”，宣扬“道法中国”，认为由慎到、商鞅、申不害、韩非所创立的，由商鞅 、李斯、 秦始皇进行了真正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实践的法家思想，才是黄老道学的真正继承者，& 是上承自黄帝老子的道家思想，& 是所谓的“中国原生文明”！儒家从西汉开始独断掌控了国家机器的文化教育产业（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还仅仅是文化教育上独用儒生，军事政治财政等职务，仍然多用诸如张汤、杨可、桑弘羊、上官桀之类学申商之术几十年的法家子弟，那位著名的大儒时任大农令的颜异，因为反对用告发手段反击商人偷漏税，被告发偷漏税的商人财产全部没收并且一年戍边，而告发人可以拿到被告发人一半财产的算缗和告缗法令而被处斩；反对再继续长时间的与匈奴交战而主张与匈奴议和并且再次和亲通好的儒生狄山，本身毫不懂得军事，却被汉武帝硬送到前线哨所在前线被匈奴人打死；董仲舒仅仅被汉武帝视为是顾问一类，结果还因为董宣扬“天人感应”说因而被罢斥不用。这就是所谓“内儒外法”者矣）之后，尤其是从西汉末期汉元帝刘奭还在给汉宣帝刘询当太子时，就开始不断干预政治运作（刘奭劝谏汉宣帝刘洵：“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气的痛骂：“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语出《汉书·元帝纪》。翻译也很简单，我们汉朝本来就有制度，本来就是法家的霸道与儒家所说的王道，礼仪和法制并重，你怎么能光用儒家道德教化那一套，竟然想要恢复周礼了呢？刘洵接着长叹：“乱我汉家者，必太子也”。果不其然，汉元帝死后未有三十载，王莽便篡位上台，搞的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