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中美的相互理解
　　内容摘要由于美国认知上的误区，导致朝鲜战争由国内战争演变为国际战争，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鲜战争充分展示了交战双方的政策底线和斗争意志，对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战争给双方留下深刻的教训：只有加强了解和沟通，才能减少、化解矛盾和冲突。 　　关键词朝鲜战争中国美国关系 　　作者祝曙光，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江苏苏州：215009） 　　 　　60年前发生的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战争历时3年，人员、物资损失巨大，对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格局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 　　朝鲜战争首先影响到共产党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这场战争实际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最大的发达国家之间的一场战争。 　　中国内战爆发后，美国一直扶持国民党政府，向其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把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与国民党政府捆绑在一起；可是在国民党政府面临深重危机、美国有可能失去中国时，美国政府却无意出兵干涉，听任国民党政权崩溃。而朝鲜战争爆发后，本来不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卫圈中的朝鲜半岛却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迅速进行军事干预，结果引发了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参与策划朝鲜战争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在回忆录中说了一段世人皆知的话：“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话中之意就是中美两国本来可以避免这场战争的。由于美国认知上的误区，导致了朝鲜战争由国内战争演变为国际战争，交战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美国并不是一个东亚国家，但美国从没有放弃它对东亚的利益追求。由于美国与东亚相距遥远，所以美国决策层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它的东亚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与美国在拉美推行的“门罗主义”相比，门户开放政策是一个弹性和伸缩性较大的政策。为了维持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不是凭借一己之力，而是倾向于借助东亚国家来反对或压制东亚国家。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曾言，美国人在某一个时间所怨恨的亚洲国家倾向于一个。中国、美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关系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它常常像一只三条腿的凳子。美国试图在亚洲保持一种平衡以确保中国和日本这两条腿都不至于出现高低而破坏凳子的平衡。当中国或日本威胁到将会搅乱它所认为的适当平衡时，美国就会着手削短一条腿或者提升另一条腿。这在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导致了两次戏剧性的政策逆转。［1］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中国结盟共同抵抗日本，中美关系极为密切，以至于当抗战结束、国共两党矛盾尖锐化时，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还亲自来华调停。战时来到中国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如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P.Davis）、范宣德（John.Carter.Vincent）等人对中共充满了好感，认为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权难以指望，而中共却生气勃勃，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了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自然而然将抵制苏联向东亚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大声疾呼：“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美国人不相信延安窑洞里会产生正统的马克思主义。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罗斯福委托特使居里（Lauchlin Currie）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Despres）向蒋介石转达了他的口信：“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 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谢伟思在报告中兴奋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 戴维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一样，不过是一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在黄土坡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色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2］因此从美国总统到普通外交官们，根据对中国共产党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作出了加强与中共联系来抗拒苏联的想法。美国决策者认为“毛泽东与那些他最亲近的人都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日本人也有类似的想法。1954年，日本外务省整理了一份《吉田首相外游资料》，对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尽管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已经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抗，日本外务省仍然认为：“中苏关系并不密切。苏联曾向国民政府要求对满洲、新疆、外蒙的主权，苏联也会同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中共从建党阶段开始就没有接受过苏联的任何积极的武力援助。苏联给中共的唯一间接援助是出兵东北的苏联红军把缴获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给了共产党（但是，当时苏联为了获得国民政府支持其占领北海道，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正统政府，并与国民政府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国民政府败走广州时，仍然让其大使馆跟随到广州）。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也没有情报证实苏联给予中共大量的武器援助。”毛泽东“决不会在苏联人面前低着头做人，他必定要与苏联人争取‘平等’地位。这是中共自身力量的问题，即中共的经济实力达到与苏联平起平坐之时就是中共脱离苏联之时。”［3］ 　　朝鲜战争前美国从未放弃与中共政权接触的政策。在国共内战后期美国实际上已决心抛弃蒋介石政权，寻求与中共政权建立密切的关系。1948年3月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文件指出，美国对华长期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的代议制政府，以领导一个独立和统一的、对美友好的、并能够作为有效防止苏联在远东侵略的中国”。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凯南提出了全面转变对华政策的文件《重新审查和制定美国对华政策》，指出：中国目前局势的产生是其内部因素使然。如果全面支持蒋介石，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要付出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美国不应该以自己的信誉和资源去赌博。国际调停也无济于事。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作用，中共内部会出现“铁托主义”倾向，中共可能同南斯拉夫一样对待苏联。因此，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防止中国变成苏联这个政治、军事大国的附庸”［4］。当美国从朝鲜半岛南部撤军后，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了向韩国、伊朗、希腊、土耳其等国提供3亿美元的援助案。为此杜鲁门受到了共和党议员们的反对，认为中国与韩国一样，同样是亚洲民主主义的象征，但杜鲁门政府没有为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做出过什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回答共和党议员的提问时称，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援助不切实际，也不一定有效。［5］艾奇逊曾在1949年2月就中国局势发表评论说：“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需等尘埃落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为了表示对新中国的友好，艾奇逊还表示台湾和朝鲜不在美国的西太平洋防卫圈内。 　　中国共产党人也不是一开始就敌视美国的。早在1940年，即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曾经对马歇尔说：“从意识形态上说，我们当然要采取接近苏联的政策，但是接近的程度要取决于你们。”1949年4月，毛泽东在一份内部电报中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6］但是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局面已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及冲突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没有放弃扶蒋抑共的政策，迫使中共在外交上对苏联“一边倒”。1949年12月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美国拉拢共产党中国的企图遭遇了严重挫折。中苏结盟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冷战已从欧洲延伸到亚洲东部。
　　日，苏联军队向朝鲜半岛北部发动进攻，推进非常迅速，并越过“三八线”；当美军抵达朝鲜后，按照美苏两国达成的协议，苏军立即撤离到“三八线”以北。朝鲜出现了两个性质不同、完全对立的政权。当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后，南北两个政权为了谋求国家统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不能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时，行使武力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从1948年开始，朝鲜南北双方开始发生武装冲突，从局部性的、间断性的冲突发展为全局性的、经常性的武装冲突，到1949年夏天，双方卷入军事冲突（包括海上军事冲突）的人员达数千人，其中数百人死亡，最终导致了内战的全面爆发。［7］北方对南方的攻击，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了苏联极大的鼓舞，以为可以在朝鲜复制中国革命，而且不会遭遇美国的军事干预，因为美国就没有直接用武力干预中国内战。“斯大林及其顾问得出了也许是相当有理性的结论：美国并不关心朝鲜内战的后果。斯大林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谨慎行事，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战心怀恐惧。中国人没理他的茬，他的担心也未变成现实。与中国相比，朝鲜对美国就更不重要了，美国干预的威胁几乎已消耗殆尽。”［8］
　　中苏结盟以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发生了很大变化，把台湾和朝鲜作为遏止共产主义势力的重要阵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认定，这场战争是由“苏联发动、支持和怂恿的，非用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如果朝鲜军队担当不了这个任务――这点看来十分可能――只有美国军事干预才能做到”；“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地对我们国际公认的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回避这一挑战，将使美国在台湾、日本、东南亚、西欧乃至西德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害。［9］原本被认为无足轻重的朝鲜半岛，突然间成为美国必须承担防务义务的最重要地区之一。日美军地面部队在釜山登陆，9月25日，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并迅速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把战火烧向中朝边境。本来美军可以停留在“三八线”附近，见好就收，但美国政府“向任何胜利者都要面对的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扩大战争目标的诱惑――低下了头”。
　　面对斯大林和朝鲜劳动党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革命的请求，中国共产党决策层克服新中国建立才一年、百废待兴的困难处境，毅然决定出兵朝鲜，使朝鲜内战演变为中美两国的直接军事对抗。
　　美国出兵朝鲜的前提是中国不会对朝鲜实施军事干预或即使进行军事干预，美国也能轻易加以应对，参与朝鲜战争的成本是有限的，美国能够承受。美国决策层的这一认识有它的逻辑道理。按照美国决策层的思维定式，中国是一个弱国，“它的一些地区自1931年以来就一直战乱不断，它急需时间和所有的资源用于重建，然后使这个国家现代化。它几乎不能指望能赢得一场反对世人曾经知道的最强大国家的战争。”［10］正如美国决策者所预料的那样，中国领导人确实不希望打仗。但苏联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却希望凭借武力统一朝鲜半岛，进一步驱逐美国在亚洲的势力，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认为美国对共产党人的行动除了发表一个外交声明外，不会有什么作为。“因此，朝鲜战争可以说是在两重误解之下爆发的：共产党方面以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为分析出发点，认为大部分的亚洲大陆被共产党占了，美方都默不作声，不会在朝鲜半岛的一隅有所举措；美国方面，则以原则问题来看待这件事，它比较不关切韩国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也已公开做出表示，却十分重视听任共产党侵略行径不加阻挡的象征意义。”［11］
　　早在丘吉尔铁幕演说的第2年，即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抛出了“杜鲁门主义”，形容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控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至此，美国把自己看作是民主和自由的代表，“杜鲁门主义象征着一个分水岭，因为美国一旦打出了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12］。美国决策者把朝鲜战争的爆发解读为：充分证明了共产主义毫无餍足，得寸进尺，必须基于原则大义予以遏止。“对韩国的攻击已经不容置疑，这表现出共产主义已超越军用颠覆手法以征服独立国家，今后将运用武装侵略和战争的手段，它违背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保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颁布的命令。”也就是说，美国决策者不是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而是以美国的价值观为基础去诉求参与朝鲜战争，声称美国的介入是为了保卫普遍原则，而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13］
　　中国决策层也曾从大义名分的角度，看待美国对朝鲜战争的干预。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指出：“美帝国主义用武力压迫别国人民，我们要使它压不下来，给它以挫折，让它知难而退，然后可以解决问题。……必须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军队必须退出朝鲜，如果解决得好，美帝国主义受到挫折，也可以改变台湾海峡的形势和东方的形势。我们力争这种可能，使国内外人民一致起来，动员起来。还有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面，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子孙永享和平。”［14］也就是说，为了国际和平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国愿意承担参与朝鲜战争所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同美国一样，中国也认为自己介入朝鲜战争是为了支持朝鲜革命，援助朝鲜共产党人，不是为了本国的狭隘利益。毛泽东认为出兵参战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志愿军入朝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5］。
　　这样双方都强调干预朝鲜战争是为了保卫原则而非利益，“一旦议题被提升到超越权力政治之外，就难以界定战争的实际目标是什么”。美国参战的目的是为了惩罚共产党人，“要让北朝鲜付出代价，却又不至于触发战事扩大”，让苏联和中国相信美国只有有限的目标。“但是，美国的保证在北京缺乏信用。美国人曾经说过，朝鲜在他们的防御圈之外，但他们仍然派军队来保卫它。他们还说，他们希望击退侵略，把北朝鲜人赶过三八线，而今却又挥师挺进鸭绿江，假如不加以阻止，他们会在那儿罢手吗？”［16］
　　毛泽东把美国的一系列行动解读为：美国开始想采取行动，扭转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得胜的局面。于是北京采取了美国最不愿意见到的措施：如果北京不在朝鲜阻挡美国，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17］周恩来指出：“中朝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朝鲜如果被美帝国主义压倒，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之内。从八月二十七日到昨天这两个月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十二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察、扫射和轰炸。如果美帝打到鸭绿江边，我们怎么能安心生产？”“鸭绿江一千多里的防线，需要多少部队！而且年复一年，不知它哪一天打进来。这样下去怎么能安心生产建设？况且敌人如果将朝鲜侵占了，也不会就此罢手。所以，从朝鲜在东方的地位和前途的展望来说，我们不能不援助；从唇齿相依的关系来说，我们也不能不援助。这是敌人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大门口，并非我们惹火烧身。”“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们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出兵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18］
　　中国武力介入朝鲜战争极大地震惊了美国人。日中朝军队收复了平壤，翌年1月4日占领汉城，把战线向南推进到三七线。由于战争失利和战争目标模糊，一度导致了杜鲁门政府的政治危机，使“杜鲁门政府失去对政治目标的掌控”。随着战争的起伏，“美方的政治目标先后被宣示为：制止侵略、统一韩国、维持联合国部队的安全、保证沿着三十八度线的停火，以及不使战火蔓延”［19］。而以上政治目标的内涵和外延都含糊不清。当朝鲜战争处于僵持状态时，许多美国人感觉迷茫，不知道朝鲜战争何时结束，也不明白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目标是什么？罗斯福总统承诺：二战结束后“把子弟带回国”，可是，现在却有33000多名美国青年死在朝鲜。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政治目标也不明确，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在初战告捷的情况下，中国重蹈了麦克阿瑟的错误覆辙。“如果他们此时提议双方沿北纬三十八度线和解，华府一定乐于接受；中共也可以赢得‘在国共内战得胜之后一年，又击败美军’的声誉。”［20］但是战争是政治的最终程序，当交战双方激烈地纠缠在一起时，政治领导人的判断往往受战场形势的左右。中国参与朝鲜战争的政治目标随战争的暂时胜利被修改为彻底打败美军、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统一全朝鲜。显然以中国当时的实力是难以完成这样的政治目标的。结果，双方不得不进行谈判，恢复了朝鲜战争前南北政权的分治局面。
　　朝鲜战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中美之间的长期敌视和对抗。美国人完全改变了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的虚弱和温顺、对美国乐善好施的感激和渴望基督教、民主制度和自由企业制度的形象一去不复返了。在美国人看来，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阴谋的工具，正在遵照斯大林的指令攻击美国人。”［21］
　　1951年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把毛泽东的中国谴责为一个巨大的“斯拉夫人的满洲国”，“由于它是苏联的一个傀儡而非一个独立的中国人的国家，所以断不能予以承认。这种杜撰毒害中美关系长达数十年之久，甚至在中国和苏联自相残杀时仍未有些许改变”。［22］美国采取了孤立、包围中国的政策，即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继续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贸易禁运。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指出：“朝鲜战争产生了互相疑惧，这种疑惧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毒化了中美关系，开始了长达20年的公开敌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国家在这20年中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贸易关系，没有合法的人员往来。……或许现时代从未有两个大国在和平时期如此长时间地相互隔绝――如果冷战可以被看作是和平的话。”［23］美国决策层把朝鲜战争解读为苏联代理人的战争。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即麦卡锡主义的泛滥。任何人只要与左翼组织有联系，任何人只要与社会上非主流观念有染，任何人只要是蒋介石的批评者或者被视为中共行为的辩护者，“他就可能被指控为共产党。而这种指控和调查足以毁掉一个人的前程。证据并非必不可少”［24］。麦卡锡主义所造成的气氛使得中美紧张关系的缓解变得异常困难。
　　中国则在朝鲜战争之后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这一外交政策一直延续到1969年中苏发生边界冲突为止。
　　朝鲜战争充分展示了中美双方的政策底线和斗争意志，战争造成的损失使交战双方都意识到战争成本的巨大和昂贵，特别是美国，在与中国人的战争中居然接连失利，损兵折将，迫使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的力量界限。布雷德利在日的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上明确指出：“与红色中国打有限战争，将会使我们投入过多的力量，增加我们的风险。”即使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也并不能保证朝鲜战争的结束，使中国屈服，相反有可能重蹈日本侵华的覆辙。助理国务卿腊斯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打仗是无法想象的。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动用几十万军队，但至多占领一些沿海城市，却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那个人口众多的国家。”［25］既然不能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那么停战就成为美国的唯一选择并促使美国人掂量与红色中国打仗的巨大风险。朝鲜战争和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越南战争对美国的伤害是很深的。
　　美国著名东亚问题专家费正清指出：“1945年日本战败后，我们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年6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子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护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在1953年缔结了至今仍然有效的《朝鲜停战协定》后，我们在1954年同台湾结盟，并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从1960年起，我们给予南越以越来越多的援助，并从1965年起调遣50万大军对北越进行了干预。”现在任何美国有识之士想起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会感到羞愧，“我们就必须设法了解在那里进行干涉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首先，从历史背景来看，我们不愿让一个敌对的强国主宰东亚，不管它是40年代军国主义日本，还是冷战时代所谓‘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情绪也是19世纪英国情绪的回音，当时它作为海上贸易强国，反对俄国巨人在欧洲大陆的扩张。”“我们认为……中共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能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根据欧洲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痛苦经验，这种冷战的意识形态立场似乎完全是合理的。”“奇怪的是，事实证明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不是扩张成性的。它把部队从朝鲜撤走，容忍国民党在金门设置的‘前线’，在1962年与印军作战只是为了维护边界的权利，而且并没有出兵干涉越南来反对我们。” 费正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也可能是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我们同什么样的对象打交道？”“如果要在今天和平共处并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就必须设法重新理解亚洲的现实和我们自己的侵略性。”［26］
　　综上所述，由于中美之间缺乏了解和沟通，双方在朝鲜半岛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冲突，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给双方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正如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所说的那样，朝鲜战争教会我们：“大战什么也决定不了，什么恩惠也带不来，什么意义也没有。”［27］尽管美国不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它在亚洲有着巨大的投资和贸易利益，它在亚洲的驻军以及对亚洲盟国安全的持久承诺，都使美国成为一个亚洲国家。中国作为亚洲最大、也是发展最快的国家，使美国及其亚洲盟国感到了一种潜在的压力，中国与朝鲜签订了安全条约，而台湾问题会进一步加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双方发生严重冲突的可能性。为此中美必须加强了解和沟通，理解对方的文化、传统、核心利益与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矛盾和冲突，切实担负起维护亚太乃至世界和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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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8］周恩来选集（下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7.
　　［23］［25］赵学功. 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98、68-69.
　　［27］入江昭. 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编辑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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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角度看朝鲜战争：美国为什么没打赢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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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会极大地挫伤美国民众对美国的信心，美国自己国内先掐起来，钱花的象流水，美国实在是耗不起，而美国大兵要好吃好喝，大手大脚，越共、塔利班和复兴党不用花多少钱，他们也不怕死，所以它们可以无限期地打下去，不结束战争它就无法向国内交代，所以只能草草收场，单方的意愿是不算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美国打赢了前期的军事行动，但是被拖入一个深深的战争泥潭。在越南！虽然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拥有先进的武器，但是中朝军队不投降它就要打下去，打下去它又打不赢：战争结束要双方同意才行《杀手精英》中阿拉伯酋长说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所以当战争一进入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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