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47家央企涉足“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作者：来源：中国证券网 12:47
　记者8日从中国网获悉，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在发布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来，中央企业积极响应和参加，共有47家企业参与、参股或者投资，或者和这些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
上证报记者 史丽 摄
　　肖亚庆表示，这些项目的建设和完成，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中央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比如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央企业发挥自己的优势，像蒙内铁路等一大批铁路和高铁项目，像喀喇昆仑公路等一大批高速公路和交通设施建设，都为当地的出行带来了很多方便，互联互通提供了很多连接。还比如说，跨海通信光缆、陆地通信光缆及通信网络和设施的建设，都促进了当地信息产业水平的快速发展。
　　肖亚庆指出，从能源建设方面来看，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二十多个国家建设了60多个能源项目、油气合作项目，带动了当地资源开发和能源建设。中央企业承建了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的燃气输送管线等等，有效地解决了资源和能源的输出问题。这些年来，中央企业还承建了一大批火电站、水电站和核电站以及电网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在产能合作和园区合作方面，中央企业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加大了园区建设力度。多个工业和制造业项目落地，有效解决了当地发展的需求，而这些发展也提升了当地经济水平，稳定了就业，很多项目还大幅度增加了税收，促进了经济发展。比如中央企业牵头建设的中白工业园区，取得了重要进展。
　　肖亚庆表示，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将继续推动中央企业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不断深化沿线国家在装备、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发布会摘要】
国资委：“一带一路”建设风险完全可控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在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几年来的实践和几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总体上是很好的，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当然，这些过程中，也交了不少学费，也通过国际化的过程，来学习国际上一些通行的规则，来了解投资所在国的法律、人文环境和民俗风情，这样使我们“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总体来讲风险是完全可控的。
中国中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探索“五本”模式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刘化龙在发布会上表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整体的想法就是要积极探索“五本”模式，积极担当起四个角色。
中国石油与“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进行50个项目合作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汪东进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国石油与“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进行50个项目合作，促进了相关国家的油气供应和经济社会发展。
国资委：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点来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肖亚庆在发布会上表示，国资委对推动央企“一带一路”建设历来高度重视，一是引导企业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央企业建设的一个重点来做。中央企业这些年来在“走出去”过程中做了很多工作，中央企业境外单位9112个，分布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下一步，在“十三五”规划当中，我们将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点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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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基建、能源突出
日08:37&&来源：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召开。自5月8日起，国新办将连续举行7场新闻发布会，邀请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交通部、商务部、国资委、中科院、国研中心等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央企、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出席，介绍“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情况。
　　昨日，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携6家央企负责人为“一带一路”系列发布会“打头阵”。会上，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成绩单正式出炉。
　　肖亚庆表示，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多以来，共有47家企业参与、参股或者投资，或者和这些国家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十三五”期间，将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点，鼓励央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
　　基建、能源和产业合作成绩“亮眼”
　　据肖亚庆介绍，目前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铁路、公路、通信网络等基建、能源资源合作、产业投资和园区建设等三大方面。
　　在8日上午的发布会上，中国石油、国家电网、中国移动、国机集团、中国中车、中国交建6家央企的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情况，并给出了一组组“亮眼”的数据。
　　在基建方面，中国交建自“走出去”到现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修建了10320公里公路，95个深水码头，10座机场，152座大桥，以及2080公里铁路。三年多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约项目超过400亿美元。
　　能源资源合作方面，中国石油与“一带一路”沿线19个国家进行50个项目合作，同时从西北、东北、西南和东部逐步建成了中亚、中俄、中缅及海上等四大油气运输通道，初步形成了联通中外、贯穿惠及多国的油气供应和市场网络。
　　在产业投资和园区建设方面，由国机集团和招商局集团牵头，携手国内企业和白俄罗斯企业共同建设的中白工业园，一期3.5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已经基本完成“七通一平”，具备了全面招商引资的条件。现在已经有8家企业入园，25家企业签署了入园协议，有望成为入园企业。
　　同时，有关技术和标准也在加快“走出去”。近年来，国家电网在海外采用EPC总承包等方式，先后建设一批国家级重点输电工程，境外工程合同额累计已经达到388亿美元，2016年新签合同额达33亿美元。其总承包的电网工程，很多都采用中国标准和国际标准，带动我国电工装备出口到83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移动亦是如此。由中国移动主导推动的TD-LTE技术，已经成为国际电联确定的全球4G国际标准之一。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已经有21个国家和地区部署了39张TD-LTE商用网络。
　　共建共赢成效显著
　　共建共赢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涵。从昨日6家央企给出的数据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共赢成效显著，无论是拉动当地GDP和增加就业，还是改善当地产业结构都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由中国交建参与建设的蒙内铁路本月即将通车。据中国交建负责人介绍，在这条铁路建设过程中，直接雇佣的当地劳动力超过3.7万人。据肯尼亚政府分析，这条铁路在建设过程当中已经为肯尼亚GDP的增长贡献了超过1个百分点，建成以后对GDP的贡献将超过2个百分点。
　　中石油负责人则举例说，在哈萨克斯坦，中石油控股的阿克纠宾公司纳税额占当地税收的70%，提供了3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印度尼西亚，中石油共有2400多名员工，其中中方只有19人，员工本土化率达到99%以上。
　　中国交建的负责人还透露，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巴基斯坦将有1500万人受益。“特别是瓜达尔港，原来是个小渔村，现在正在向着港园一体化发展，将来会成为中亚内陆国家最近的一个出海口。”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一带一路”项目给当地产业带去的是从无到有的改变。如马来西亚原先没有自己的装备制造企业，马来西亚中车是东盟区第一家轨道交通装备的制造企业。
　　肖亚庆表示，下一步，国资委将继续推动央企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不断深化沿线国家在装备、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努力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责编：张雅伦（实习生）、王静)央企参与一带一路面临双重挑战
来源：财经综合报道
作者：和讯网
　　央企国际化经营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包括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与外部环境的安全问题。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威胁，这两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提升自身能力来解决，也更应该加以重视　　法治周末　　7月14日，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一带一路”中国企业路线图》。截止到去年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已有107家在境外共设立8500多家分支机构，其中80多家央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在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需要开拓国际国内两种市场、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在资源、人才、技术、规模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央企，自然要发挥“排头兵”作用。　　谈到近期多起央企合并现象，徐洪才认为，通过合并固然有利于央企拓展海外市场，但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有可能遭到国外反垄断调查、大而不强等。而且，推动央企联合出海的方式有很多，并非仅有合并这一种途径，例如，可以积极发挥行业组织、领事馆、大使馆、商会等机构的协调作用，为央企出海创造有利条件。　　“央企国际化经营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包括自身的体制机制问题与外部环境的安全问题。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威胁，这两种问题都可以通过提升自身能力来解决，也更应该加以重视。”徐洪才对　　国资委力推央企“出海”　　国资委新闻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从2.7万亿元增加到4.6万亿元，年均增长12.2%，截至2014年年末，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中央企业总体的12.7%、18.3%和8.6%。　　成绩优异的央企，因此成为国资委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力推的“排头兵”。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白明认为，央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至少具有三方面优势：一是央企开拓国际市场较早，比较熟悉海外市场；二是央企比较熟悉国家政策，能够更好地贯彻愿景与行动等方面的相关要求；三是央企整体实力较强，可以整合更多的资源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约占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70%，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约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营业总额的60%。中央企业在走出去中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国资委主任张毅说。　　早在去年11月，国资委就已与铁总等多家央企商议如何通过整合，形成合力再“出海”事宜。当时的大体思路就是，相关央企按板块形成统一的行业国际公司，一致对外竞标，以避免同类企业在海外恶性竞争。　　在此之后，央企迎来了合并潮。　　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合并成中国中车公司、中国远洋与中海发展宣布成立合资矿运公司……作为增强中国企业整体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国家推动的央企合并的一批超级战舰逐渐浮出水面。　　路线图显示，在电力领域，央企在境外建设的电站涵盖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等多种类型，在周边国家建成和在建的水电项目达17个，总装机容量近1000万千瓦；在建材领域，央企在马来西亚、老挝、蒙古等国家建设大量钢材、水泥、玻璃等建材生产线，其中水泥技术工程及装备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45%以上；轨道交通领域，央企从设备出口装备运营维护起步，目前铁路装备已实现六大洲全覆盖，轨道车辆整车产品已进入北美发达国家市场。　　从路线图不难看出，无论是高铁还是核电，最先列入合并计划中的央企，都已成为“出海”的主力。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喜亮表示，中国中车的成立，国家核电与中电投的合并，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其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扫清障碍。“高铁也好，核电也好，作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的代表，无疑扮演了面向‘一带一路’急先锋的角色。”　　而现在的合并还只是个开始，未来5到7年，由国资委监管的112家央企可能会重组为30到50家左右。　　联合出海减少恶性竞争　　“中央企业要创新方式方法，加大联合出海力度，推动高效产能合作，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实现合作共赢。”张毅在6月份召开的推进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工作会议上表示。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员刘兴国认为，目前，我国央企数量偏多，尤其是某些领域存在多家大型央企，按照一个领域组建1家至两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目标，推进央企强强合并不可避免。同一领域存在多家大型央企，企业分别独立进行投资决策，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投资、资源低效配置。　　最为典型的案例当属南车北车合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表示，南北车合并的主要原因是两家公司在海外市场恶性竞争非常严重。　　据王梦恕介绍，2011年1月土耳其机车项目招标，南车报价200多万美元，北车报价120万美元，后来南车又继续把价格压到更不可思议的位置，但订单最后给了一家韩国公司。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南北车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怎么投标上，根本没有心思做高精尖的研究，还滋生了许多招标腐败问题。”王梦恕说。　　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高铁产业海外输出趋势在近些年变得更加强烈，目前，我国已经或正在与之洽谈合作的国家有土耳其、俄罗斯、巴西与美国等20余个国家。而近期中国中铁与俄罗斯一方签署的莫喀高铁合同，也代表了中国高铁真正意义上“走出去”的第一单。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认为，飞机与高铁面对的是国际市场，南北车的合并，一个最有利的地方，就在于提高了竞争力，能够去面对一个国际市场的竞争，改变了过去南车北车独立在国际市场谈判，既有技术实力优势，也有价格优势。　　徐洪才则认为，合并在为央企拓展海外市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有可能遭到国外反垄断调查、大而不强等。　　“推动央企联合出海有很多方式，并非仅有合并这一种途径，例如，可以积极发挥行业组织、领事馆、大使馆、商会等机构的协调作用，为央企出海创造良好条件。”徐洪才说。　　来自内外的双重挑战　　徐洪才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即便完成初步合并的央企实力壮大不少，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仍然要面临不小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自于竞争对手，还来自于央企自身与外部环境。　　张毅也明确指出，中央企业国际化经营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国际化程度偏低，核心竞争能力不强，风险防控体系不够完善，同业无序竞争的情况时有发生等。　　在徐洪才看来，央企自身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不够灵活的体制机制，而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激励机制与监督机制两方面。“激励机制不足，不足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容易出现人浮于事的现象。监督机制不完善，尤其是在内控机制上的漏洞，很容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徇私舞弊等现象的发生。”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威胁同样不容忽视。　　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认为，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央企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竞争，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更多的企业将参与国际化经营，不同国家的法律、历史、宗教、文化、民族、民俗，都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国资委公布的资料显示，目前已有80多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在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中央企业承担大量“一带一路”战略通道和战略支点项目的建设和推进工作，具体包括中俄、中哈、中缅原油管道，中俄、中亚、中缅天然气管道，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10条互联互通输电线路以及中缅、中泰、中老铁路，中巴喀喇昆仑公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等项目。　　但不容忽视的是，项目实施的顺利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　　“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提醒。　　在吴志成看来，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是央企参与到“一带一路”战略中面对的首要挑战。　　吴志成认为，“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大多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局变化频繁，政策变动性大，甚至内战冲突不断。而“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收益慢，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关合作国家的政策政治稳定和对华关系状况。两者的矛盾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政治风险。　　除此之外，吴志成还强调，作为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实施还要面临其他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等。　　“相对于外部竞争对手的威胁，体制机制与外部环境的问题可以通过提升自身能力来解决―无论是主动改革体制弊端还是积极应对外部环境。正因如此，这两个问题才应更加予以重视。”徐洪才说。
(责任编辑：UF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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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邮箱：中国央企一带一路亟须破局五大问题
原作者: 高金霞|来自: 企业观察报
摘要: “这些年来，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年均投资增长15%，年均销售收入增长4.5%，这些项目很大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肖亚庆表示。
云集29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30多个国家的1500位贵宾，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等，汇集五大类270多项具体成果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于日前圆满结束。作为中国经济的“国家队”，作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排头兵，我国中央企业从日颁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至今，其国际化经营能力、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5月8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在中央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共建情况的发布会上提供的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3年多来，“我国共有47家央企参与、参股、投资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合作，共建了1676个项目。”中央企业是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这些年来，中央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年均投资增长15%，年均销售收入增长4.5%，这些项目很大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肖亚庆表示。但肖亚庆也强调，海外投资、国内投资，任何一项投资都会有风险，也不可能每一项投资都会百分之百成功。“央企在‘走出去’过程中，总体上是很好的，一年比一年有所进步。当然，这些过程中，也交了不少学费，也通过国际化的过程，来学习国际上一些通行的规则，来了解投资所在国的法律、人文环境和民俗风情。”肖亚庆说。就此，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邵宁、中国政府大学资本研究院与商学院院长刘纪鹏，以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能源室主任王永中等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把脉问诊，以期给予更多走出去的后来者以警示和启发。管理风险：人才是关键来自中国企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世界100大跨国公司海外营业收入、海外资产、海外员工的平均比例分别为64.21%、61.96%、56.87%，而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对应指标则分别仅为19.71%、15.55%、7.64%。与此同时，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海外员工总数达到101万人，比5年前提高了1.4倍。“大而不强，大而不优，规模庞大但缺少拿得出手的撒手锏，国际化经营能力仍然不足，企业的影响力和全球行业地位尚待提升。”中国企业联合会企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缪荣曾接受媒体采访时，对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总体水平表示担忧。“走出去的中央企业经营情况整体还是比较好的，但走出去的央企大多还没做到国际化经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邵宁，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强调，“国际化的关键是中国企业实现东道国的本土化。”邵宁认为：“中国的市场在外面，中国需要的资源也在外面，中国央企、国企走出去，可通过落实国际化人才，特别是具有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来提升国际化能力。”来自麦肯锡的调查也显示，88％的企业高管认为，海外并购或投资失败的首要原因是缺乏人才。一项调查显示，企业走出去，人才先行的基本认知被弱化，央企、国企往往将注意力放在价格战上，国际人才在企业跨国经营中并不被重视。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大多以中国员工为主，真正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国际规则的科技、商贸、金融、法律、外语等复合型人才的短缺与匮乏，正日益显现。“可以优化调整国内的员工队伍，也可雇用优秀的本土人才来解决。”邵宁认为，当中国企业在东道国雇用很多不同肤色的海外员工、按部就班顺利作业时，国际化经营程度就够了。从环保、安全，到国家政策、产业支持，其中最关键的是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懂得当地市场和文化的复合型人才，才能使企业入乡随俗。邵宁表示，只有中国企业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人文相符合，在东道国的商业经营才能如鱼得水。经济风险：别忽略经济效益相对于央企亟须提升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与水平，部分企业追求政治意义而忽略经济效益的做法，长时间以来，一直被社会关注与质疑。“对央企而言，政治意义的积极判断与经济风险把控同样重要。”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院、商学院院长刘纪鹏表示，以打通欧亚路桥的高铁项目为例，央企在执行国家走出去大战略中，如果忽视企业自身对风险的控制和评估及经济效益，就会成为企业经营的大忌。曾经，高铁作为“中国名片”，成为“一带一路”的中亚载体，希望借此打通欧亚大路。设想中，中国高铁“走出去”包括三个战略方向：通过俄罗斯进入欧洲的欧亚高铁；从乌鲁木齐出发，经过中亚最终到达德国的中亚线；从昆明出发，连接东南亚国家，一直抵达新加坡的泛亚铁路。实际上，从日美国撕毁与中国达成的修建“洛杉矶—拉斯韦加斯”高速铁路合同，到中国在拉美承建全长462.27公里第一条高铁陷入“烂尾”，以及中国铁建与沙特的轻轨项目，因工期延误亏损41.53亿元人民币等事件的发生表明，海外高铁市场并没想象中广阔与顺利。高铁是一个国家的“奢侈级”基础设施，不仅要投入大量资金，还要求人口密度及充足的电力供应，能满足条件又愿意修高铁的国家屈指可数。同时还要面对东道国更大的政治风险。“高铁海外投资本质应该站在商业利益角度考量，但在中国，‘高铁出海有战略意义，不应该单纯计算经济账’成为业界共识。”刘纪鹏表示。有人说，抱着这样的心态，加上中国铁路在“走出去”的时候大多数都附有利率优惠的中国贷款，从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到中国南北车集团等大型央企投资主体，在抑制不住投资冲动的同时，单一的银行融资渠道下，也把国内的高铁债务危机延伸到海外。高铁是中国央企、国企走出去只考虑“政治意义”而忽略“经济效益”的其中一例。在早期的第一批走出去企业中，也有部分企业因响应国家掌握全球“能源、资源”的号召，高价买入，再以极低价格卖出。当然，“有一些亏损是整个市场、经济大环境造成的，是对是错，很难给一个定论。”邵宁表示，总体而言，中国央企、国企走出去，正面、积极的方向是主流。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应站在央企、国企角度，在风险控制、政治意义、经济效益等方面，制定几条基本硬性规则作为底限，使每家企业在执行中央大战略的同时，作为必须执行的刚性法则，再让企业自主创新、自主选择，做到方中有圆、刚柔并济。“一抓规划，二抓预算，三抓配套。”刘纪鹏表示，与其说是硬性规定，不如说国务院国资委在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法律、政治环境后，给走出去的央企在法律、融资、治理结构上创造有利的咨询和建议。刘纪鹏表示，包括修路、搭桥，也包括特高压电网，国务院国资委的规划首先要从国家布局上考虑，在基础设施和金融配套上，不要使个体央企在局部作战当中因缺乏这样的配套而孤军奋战。与此同时，企业对海外项目整体资金的预算，必须量入为出，不能因为央企身份由着性子向国家贷款，而要有一个总盘预算。也不要因为执行国家战略，就可以忽略经济效益。对于央企，在开拓一带一路建设中，要考虑经济效益优先，再提其他硬性规则。“在事关国家发展大战略上，既要积极推进，又要稳步实施；既要考虑做国家战略的开拓者和急先锋，又要作为企业个体考虑经济效益。”刘纪鹏表示。社会风险：动荡与内乱 &&从希腊新政府叫停，向中远集团出售比雷埃夫斯港口多数股权的私有化计划，到柬埔寨首相下令暂停建造中柬合作大坝，以及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等系列事件，都将人们的视角引向了中国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政局动荡风险。“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屡次因东道国政局变动而遭遇挫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能源室主任王永中透露，中国企业经常的做法是搞定东道国执政党，但一旦遇到民众反对、抗议等事件时，大多执政党选择视而不见，不会伸手帮助。例如，继2011年9月，中电投集团领投的缅甸密松水电站因民众抗议被迫叫停后，2015年下半年，又一座在缅甸境内，由中国三峡集团领投的缅甸孟东大型水电站项目持续遭到当地居民的集体抗议。从村民抗议理由到事态发展趋势，两个事件颇为相似。密松水电站设计总装机容量20000MW，年均发电量约1000亿KWH，总投资约300亿美元。2011年被缅甸时任总统吴登盛突然致函议会表示，“缅甸政府是民选政府，必须尊重人民意愿”，并宣布任期内暂时搁置密松水电项目。彼时，中电投已在密松水电站先后投入30多亿元人民币，并每年增加约3亿元的财务费用。长期以来，密松电站被冠以“破坏自然环境”“可能出现溃坝”“企业社会责任不达标”等帽子，成为矛头指向的焦点。当地人士曾表示，“只与政府打交道”是密松水电站被搁置、中电投被诟病的原因之一，其实缅甸克钦独立军与政府的利益博弈才是根本原因。在缅甸非政府人士心里，中方投资者被视为缅甸政府的代表，其所说的每句话，都被默认为缅政府放出的信号，而当地政府官员也不愿在这一项目上多作评论与解释。同样，由中国、泰国、缅甸三国联合开发，中方联合体由三峡集团领投、南方电网公司与中水集团共同组成，占股56%的缅甸孟东水电站，规划发电量为7100兆瓦，超过密松水电站的6000兆瓦，预计投资约100亿美元，建设工期为15年。建成之后，孟东水电站将成为整个东南亚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泰国企业占股30%，缅甸政府与企业占14%。由于缅方政府的不透明运作，及与少数民族武装的政治军事冲突，都使得这些电力发展项目处于艰难的境地，迟迟无法落实与实施。“必须综合考虑非经济因素带来的重大经济风险。”王永中在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遭遇的最大政治风险是东道国的战争、内乱，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等因素。从地域上看，中亚、南美的政治风险整体高于其他地域。王永中表示，在近几年走出去过程中，中国企业只顾与执政党搞好关系，而忽略了反对党与民众关系的融洽。一旦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后，中国企业就会面临不可预估的经济损失。政治风险：国家安全审查从德国撤回对中国福建宏芯基金(FGC)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的“通行证”，到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的“世纪并购案”面临冗长的调查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似乎开始遭遇西方国家越来越强烈的抵触。2016年8月，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阻止中国国家电网和香港公司{study_key}76亿美元买下该国最大配电网络Ausgrid的控股权。最近，上述股权被出售给两家澳大利亚本土基金，但价格比中国投资者的报价低了33亿美元。随着“一带一路”的建设与推进，中国利益边界正在向外延伸与扩大，从国家安全审查标准、程序、主体、监督角度，如何重新思考和建构与东道国家安全边界，中国企业如何应对东道国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已成为当下必须解决的难题之一。例如，东道国在国家安全审查领域，普遍采取外资对于本国的相关产业和经济是否构成“控制”。然而，对于何谓“控制”以及实质控制权的判断，在界定中很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投资的风险。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的中国海外交易被取消的金额总数超750亿美元，对欧洲和美企业的收购案达30多桩，因为监管和外汇限制而被迫“流产”。在2015年，中国被取消的交易金额仅为100亿美元。“政治因素是中资海外并购频频遇挫的主要原因。”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商学院院长刘纪鹏表示，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手握重金的中资企业时难免会因不了解而产生恐惧和敌意，担忧并购会威胁其国家安全，造成关键技术流失，往往以其他理由，直接禁止中企的并购行为。“中国政府也应未雨绸缪，督促所在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审查”给出准确定义，倒逼相关国家的安全审查机构提高透明度、公平性。”刘纪鹏表示。其次， 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对于一个项目的衔接，中国企业不能单打独斗，应跳出从单一的独资转变到与东道国企业利益共享，把地方有影响的国企或民企捆绑发展，以法律组织构架的形式实行股份制，以面对东道国的民族、宗教、发展环境等问题，大家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法律风险：20%赔偿与1%被赔偿“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法律问题逐年增多，中方企业一半以上的诉讼案件是败诉的，走出去的企业一半以上是亏损的。”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李曙光接受企业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化经营，法律要先行。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在矿产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海外投资70%是失败的；在权利受损后，中国企业往往吃哑巴亏，不懂也不太愿意维权。“在已发生的‘走出去’投资项目中，由于中方企业的法律风控意识薄弱，吃过的大亏、上过的当不胜枚举。”李曙光表示，法律风险是一带一路走出去的重中之重，企业切不可只考虑项目的技术论证和经济分析，而忽略了法律组织制度和合同条款的制度安排。例如2009年2月，中国铝业公司与澳大利亚力拓集团签署了以195亿美元战略入股力拓集团，后因澳大利亚政府的故意拖延行政手续审核，为力拓赢得了市场回暖的时间，在当年6月力拓撤销了与中铝的合作交易。依据协议，力拓只向中铝支付了总交易额的1%违约金1.95亿美元，远远不够中铝赔偿给中国的四大银行。业内人士评价中铝这次并购—“赔了夫人又折兵”，中铝为保障交易的顺利，前期向国家开发银行等四家银行共办理贷款210亿美元，还有70多亿的跨国并购财务费用。与中铝收购力拓被违约获得的低赔偿不同的是，2016年公司拟以4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000亿）现金收购瑞士先正达种子一农药生产商，正因我方若违约须赔偿80亿美元左右的高违约金合约，而处于欲罢不成、欲上不能的两难境地，至今悬而未决。日，先正达宣布，中国化工以超过430亿美元现金收购本公司。如果一切顺利，此次收购将是迄今为止金额最大的中国公司收购西方公司的交易。现实是残酷的，从一开始，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就处在争议中，如今收购再次受阻。90多岁的前化工部部长、原中央委员秦仲达，以及一些团体和人士向中国化工和相关部委递交了《反对中国化工集团巨资并购转基因毒公司先正达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质询书》(下称“质询书”)，抗议中国化工并购先正达。《质询书》中强调，“并购先正达而在中国大搞转基因化工农业和食品推销，将彻底摧毁中国农业和粮食安全，从而彻底毁灭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中化集团必须立即停止这场导致亡族灭种的自杀式收购”。社会各方的反对与质疑，使这一中国最大的海外并购交易，处于上下不能的尴尬境地。最重要的是高达近20％违约赔偿金，一旦中方放弃并购，就要赔给先正达80亿美元左右的违约金。“中国企业应该开发境外标准合同示范文本，包括上游投资、工程施工、物资采购、用工等各类境外业务标准合同。”李曙光表示，“无论是在与当地企业合资组建股份公司治理结构和章程的制定上，还是与对方签署债权协议条款审议上，要进行两方面的构思和精巧安排。不仅要考虑项目成功的利益分享，更重要的是在项目毁约、失败发生时的罚责，一定要对自身有利。除此外，与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完善法律体系不同，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等中亚、东南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体系与执法、执行力是相对滞后的，也因此增添了很多法律风险带来的投资风险。李曙光透露，通过双边条约的方式，在仲裁和争议方面通过第三方国家来解决，可以以中国法律作为基础文本，要求对方遵守国际贸易的一般规则。总之，中国企业不要盲目地出去投资，还要事先对法治环境水平、执法能力、合同契约精神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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