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战时为什么没能占领中国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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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二战时为什么没能占领中国
&&满族人的传奇,不是什么人都能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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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力与教育的差距让中国军队数量上也拼不过日本。
文|王锐涛&编辑|史毋意&监制|张鹭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单兵作战能力不如日军，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匪夷所思的是，如果算上预备役和补充兵，中国军队即便在总人数上也不如日军多。在“七七事变”前后，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31倍，人口总数是日本的5.1倍。此时，日本有陆军常设师17个，共60余万人；中国陆军有步兵师192个，总兵力202.9万人。但是日本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比中国雄厚，有预备役73.8万人，后备役87.9万人，第1、第2补充兵248万。造成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是中日两国在国家动员力上的差距。日本拥有完备的义务兵役制，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有效地军备动员，而国民政府却不能做到这一点。究其根本，则是因为中国在军事教育方面，长期落后于日本。日本有着普及到儿童的军事教育体系。该国数量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可为日军提供大量优质后备兵员。中国则只能依靠“抓壮丁”等方式来补充军队缺口，预备兵力严重不足。“国民皆兵”的日本所谓国家动员能力上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兵员征集制度和军备建设两方面，简而言之，就是“人”和“枪”。日本建立义务兵役制的时间远早于中国。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就废除了武士当兵特权，出台“征兵令”，实现“国民皆兵”。在此基础上，日本又仿效西方，建立近代国家常备军，即“皇军”。《日本陆军史》所载明治维新后征兵令的要求。按规定，日本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日本还建立了完善的地方管理体制，以确保义务兵役制的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美英等国制衡，日本面临裁军压力。为确保军队数量不减少，日本于1922年设立兵役法调查委员会，研究修改征兵令，最终于1927年制订了兵役法。据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编写的《日本陆军史》，新兵役法规定：现役二年，预备役五年四个月，后备役十年。而在此前，旧征兵令所规定的时间是，现役三年，预备役四年四个月，后备役十年。两相比较，士兵现役时间虽有缩短，但预备役时间相应延长了一年。另一方面，日本把平时编制转向了战时编制，保留了一大批核心骨干。此外，即使在战前的裁军时期，日本每年仍有十万名左右的新兵入伍，其数量约等于结束现役的退伍士兵数。陆军军队“好像成为训练国民的场所”。在乡军人数量不断增加，由于裁军而离开现役岗位的将校，也大多加入了在乡军人会。当时，日本很多民众都是受过训练的退伍士兵。凭借着快速有效的义务兵役体制和国家征召制度，日本可以在抗战爆发后迅速组建出规模庞大的侵略军。除兵员征召机制外，日本经济实力远胜中国，可以提出并实施规模庞大的军备扩张计划。1936年前后，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提出了修改“国防方针”的要求。日本陆军要求，将战时所需兵力扩充为五十个师团，常设师团为二十个，其中六个高额定员师团设置在满洲。同时，日军重视航空军备，计划先设立一百四十个中队，以后再飞速扩充。在坚实国力支持下，日本确能按部就班地执行这一计划。按照日本昭和十二年(1937&年)的国家预算，日本陆军军费达7.3亿日元，军费总数合计达国家总预算的47%。直到“七七事变”前，中国每年工业总产值，仍不足日本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中国虽也曾夸口要建20艘航母，可实际上，却因国力贫弱，连陆军装备都无法满足。征兵不成改“抓壮丁”的国府1902年，清廷命袁世凯参照古今中外各国兵役制度，制定了北洋新军兵役制度——募兵制。此时，中国还未建立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征兵制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国民有服兵役的义务”。此后，北洋政府也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征兵制，将陆军兵役事务划归为陆军部军务司执掌，但均未能成功。民国初年，各地军阀割据，有的地方，一省之内还有好几股势力打内战。国家政令不能统一，也无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现代征兵制度。八一电影制片厂电影《抓壮丁》剧照。日，国民政府公布《兵役法》，并宣布从日正式实施。中国自此建立起了形式上的义务兵役制。据龚喜林博士研究，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年满18岁至45岁的男子，即为“兵役及龄男子”，简称“役男”或“壮丁”。其中自18岁至35岁为甲级壮丁，应服常备兵役；36岁至45岁为乙级壮丁，应服国民兵役。不过，因为中国兵役制度制定仓促，且在新制度实施一年后，就开始了全面抗战，效果极其有限。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新征兵制同旧保甲制度生硬结合，使原本光荣的征兵工作蒙上了不少阴影。按规定，国民政府征兵是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标准，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壮丁服役与否。但由于基层征兵人员比如保长等人的舞弊，导致抽签并不公平。据时任川西师管区司令黄占春回忆：“抽签名义上公开进行，中签的壮丁也出榜公布，实际上是否中签完全为县、区、乡、保长把持操纵，只要肯出钱贿赂，中签可以变成不中签；没有钱贿赂，独子也会成为中签壮丁。”更糟的是，很多壮丁并非死在抗日战场上，而是死在开赴战场的途中。当时，征兵处随意打骂处罚壮丁，并且克扣其饷粮。为了防止壮丁逃跑，征兵人员甚至会扒掉新兵的裤带，迫使他们用两手提着裤子走路。时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的蒋梦麟，在1941年7月写给蒋介石的一篇报告中说：“梦麟此次视察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另据白修德、贾安娜记述，“征兵过程中，壮丁有的被杀掉，有的给打伤；有时他们在到达营地以前就饿死了。……死在路上，死在征兵过程中，死在野蛮的新兵训练处及长途行军中的人，要比进入军中后死的人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所抓壮丁能进入军营者，“十不存一”。正如美国学者易劳逸所说：“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将近有一半——44%——在他们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就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140万人。”日本的军官培育从儿童抓起&“十年空军，百年海军。”军队建设，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抗战时期，中日军队在数量与素质方面均不及日本的更深层原因，则是中国在军事教育方面，长期落后于日本。日本素来十分重视武学教育。近代日本教育继承了传统军事教育的思想，将军事教育融入了文化教育中，所以，日本的近代教育不仅是为了培养读书人，也是为国家培育合格的后备士兵。在明治维新前的幕府体制下，日本社会有着强烈的尚武色彩。在教育领域，表现为对“武育”内容与&“尚武”精神的培养。幕府直辖学校与各藩校，特别重视军事教育。学校通常有马场、剑道馆、靶场等设施，学生上午学习经史子集，下午习武强身。这种文武结合的教育思想，不仅培育出像山县有朋一样文武兼备的维新元老，也深刻影响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民教育。日本学者海后宗臣在东京审判时坦言：“明治以后的整个教育也继承了武家时代的各种传统。”日本的军事教育，先是师从法国，后又师从德国。在不断学习过程中，日本形成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军事教育体系。明治维新后，日本军事教育建设走上了快车道。1868&年 8&月，明治政府设立专门军事院校大阪兵学寮。1869&年，在大阪兵学寮内建立海军操练所。1870&年，大阪兵学寮改名为陆军兵学寮；该校海军操练所改名为海军兵学寮。这为日后大量培育可靠的近代化陆海军军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高级将领如阎锡山等人从此毕业。此外，在日本的专业军事教育中，还很重视从幼年时期开始培养学生。日本于1875年设立陆军幼年学校，并将其从兵学寮独立。作为专业军官的储备学校，幼年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生入学的最低年龄仅为 13周岁。这种将军官储备幼年化的措施，也使日本在经过中日战争初期的扩军后，仍能拥有大量优秀军官。自1936年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以来，日本先后重新设立了广岛幼年学校、仙台幼年学校、熊本幼年学校、大阪幼年学校、名古屋幼年学校。这些幼年学校为日本培育了大量的青年将校。据《陆军幼年学校体制の研究——精英养成与军事、教育、政治》一书记述，这些学校出身的军官，深得日本陆军高层信赖，该书同时指出，这些学校在战争时期为日军培育了至少三分之一的陆军指挥官。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抗战时期，中国人口虽多，但在军官数量上，也不如日本。有兵无将，自然不能成军，这也是中国军队人数不如日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民众进行军事教育培育后备兵员日本不仅拥有良好的后备军官储备，更重要的是，日本民众平时就经过长期军事训练，是优秀的后备补充兵源。日本教育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在非专业军事教育领域普及军事内容。日本中央卫生会会长森有礼就曾建议：“最好将军事体操强制导入日常教学，并推广之。”后来，他命人起草了《关于军事体操的建议案》，提议在中学以上的学校实施军事体操。根据这一方案，日本普通高中男生，在其学生时代就要接受完整的基本军事训练。每个学校都配有军事教官，军事成绩不合格者不能毕业或考大学。日本电影《啊！海军》对此制度有直观呈现。日本影片《啊！海军》剧照。常驻学校的军事教官，经常带领学生们进行野外的军事训练，比如：行军、泅渡、甚至拆卸组装步枪等。这些训练，使学生在学校时就能完成基本的战术训练，一旦战争需要时，能在短期内快速投入战场。此外，受“一战”后《华盛顿条约》制约及日本国内裁军的影响，日本把现役陆军将校分配到全国各地初中以上的学校，担任军事教练。此举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军事素质，也为军队保留更多军官，以弥补因裁军而降低的战斗力。从日本陆军方面的资料看，有两千名编制以外的将校因此被保留。在强制性军事训练之外，日本校园内自发军事训练的风气也十分浓厚。各学校有学生组建的剑道、柔道等社团，注重培育格斗等实战技巧。据侵华老兵河中太美雄回忆，学校“每年的运动会上，四年级和五年级学生相对抗，释放烟雾；分成几个小组演练‘爆破三勇士’的爆破铁丝网、冲锋”。&中国的文化是“无兵的文化”相较于日本的“尚武”文化，中国可能更加“尚文”。史家雷海宗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影响下，中国军事教育根基不够深厚。从实际效果看，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也确实不如日本。以当年中国第一军事高等学府陆军大学为例。虽然该校受西方军事思想影响较深，其校长教师，如蒋百里等人，也都是百里挑一的优秀军事人才，但这所军校的缺陷仍非常明显。民国时期军事院校多由各派系军阀所掌握，为一党一派培养人才。因而，各派军阀均很注重培养师生关系。这种情况造成了很恶劣的后果：本来中国军事人才数量就少，结果，其中一些人还会因派系斗争而得不到重用。蒋介石过分倚重“黄埔系”而一味打压杂牌军将领，就是最好的证明。按规定，陆大的入学标准很高，但因学员资格首先要由各部队保送，那么，与各部队长官有亲谊关系者势必捷足先登。蒋介石为培养亲信，便常为自己喜爱的黄埔系学生开后门，随意批准考生入学。陆大几乎每期都有蒋介石特许入学的学员。此外，为进一步培育高级军官，陆大曾开设特别班。但是特别班学员背景复杂，在考试前，往往可以通过走后门、贿赂等方式搞到题目，或买通口试官预先约定在考试中要回答的问题。陆大也被蒋介石用来放逐一些地方军阀。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下野后，就曾被蒋介石安排到陆大“深造”。图为贵州军阀王家烈。在陆大，军纪废弛的现象屡见不鲜。据董其武上将回忆，在陆军大学，张灵甫通常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课程，都让参谋替他去上；他还花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流连于其中。在军校之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当时基础教育十分落后，大多数民众连字都不认，更别说接受基本的军事教育了。当时中国，有素质的后备兵员严重不足，战略预备队则几乎是零。因此不难理解，在抗战期间，为什么日本军队不仅单兵作战能力强于中国，而且，算上预备役和补充兵的话，其总人数也要比中国军队多。
去伪存真，普及常识
读图探真相
作家，媒体人
财经媒体人，著有《递罪》
广东宝慧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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