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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引用网上的资料：社会财富与货币需求的关系在一广袤世外桃源住着甲乙长老丁等人，甲有一大堆物品：土地、矿石、建筑、字画、大米、铁
器；乙也有一大堆物品：树木、小麦…、食盐；丙…，丁…，…。为了互通有无大家在每周六都
带上自己比较富余的物品到桃源中心地带的集市进行物物交换。由于物物交换携带不方便，大家
决定发行一些货币，经过开会讨论研究决定如下：甲乙等所有人员均提供一些自己经常交易的富
余物品到桃花源的长老处（由于长老住在集市旁边，并且德高望重，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协调事物），
长老根据每个人提供的货物的多少及其相对价值决定给每个人给发放一定数量的货币在各自账
户下，这样众人在每次来赶集时，就不需要带用来交换的物品了，只需到长老处取出自己的货币，
用完后再把剩余货币放回长老处即可，如果某人需要大额交易，自己名下的货币不够，他可以再
带一些有价值的物品到长老处，以此抵押，争取发放多一些的货币到自己的名下。当然众人在赶
集离开时，也可以不用把剩余的货币全部缴到长老处，而是留一部分在自己手中，便于回到自己
村中时与村民之间进行交易。如果某人评估最近一段时间他不需要货币，也可以把放在长老处的
属于货币注销，把自己的抵押品取走。长老记录所有人的货币变动情况，并定期对每个人名下的
货币与其抵押品进行核查，如果发现由于某人的抵押品由于相对价值降低或风化损失，将通知本
人进行抵押品的更换，否则会注销其名下的部分货币。 桃源货币交易系统经过一段时间运行，获得桃源人广泛好评，货币系统的建立方便了大家的交易，
大家再也不用带物品去赶集了。一个长老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刚成家立业，又不好意思
开口跟父母及亲戚朋友借钱，而且他们的钱也很有限，但他想出了一个好的点子，如果点子能成
功实施，不仅能帮自己致富，而且能带动桃源人共同发展，但点子的实施需要一大笔钱，小伙子
也跟长老打包票，万一点子实施不下去，他现在也年富力强，国个十年八年的也能还上这笔钱，
长老仔细考察了小伙子的项目后，跟桃源人开会讨论，经会议研究决定，在这个小伙子没有任何
抵押的情况下，发放一笔货币给这个小伙子，小伙子用这笔货币购置需要的物品，搭建厂房与设
备，很快项目开工，产出很多桃源人喜爱的物品，小伙子用赚得的钱又购置了很多其他财富，这
时长老要求小伙子与其他人员一样，提交相应价值得抵押品于长老处，小伙子欣然答应。
桃源货币系统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后，长老观察到两个现象：1、通过长期观察、计算发现，
大家平时需要使用的货币数量大约是每个人的财富的千分之一左右；2、大家的抵押品都存放在
自己这边，没有投放到生产与生活领域，不利于众人生产与生活，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因此他召
集大家，进行了说明，经过开会讨论研究决定如下：大家把各自的抵押品都拿回从事生产、生活
使用，每个人的货币也归自己所管，长老定期巡查每个桃源人的财富（物品），并根据每个桃源
人财富数量的千分之一调整当事人所拥有的货币。当某一个桃源人需要发行较大比例货币时，需
要向长老汇报，长老在发现确有必要，并且其抵押品足够时，就可以登记在册并发行。这样每个
桃源人都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并可用这些货币方便的购买自己的所需。 经过一段时间运行，长老又发现新的现象，有时有些桃源人的货币长时间不用，而另外一些桃源
人却无货币可用，大家彼此之间有货币借贷需求，但由于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对应收取多少利
息难以达成一致等原因，导致彼此无法达成交易。于是长老决定成立一家银行，收取富余货币贷
带给有货币需求的桃源人，并由贷款人支付一定利息，并根据桃源人近一段时间的总体投入、产
出情况，确定贷款利息，并定期调整。 在经过一段时间，长老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部分聪明的桃源人努力创新出一些新奇的，大家
都喜欢的物品，如犁具等，这些物品卖的价格都很高，钱多的桃源人买得相对多一些，钱少的人
买相对少一些，这些物品的推出不仅提高了这些发明家的财富，同时由于社会效率的增加，整个
社会的财富都得以较大增长，比原来财富增长了10%,长老发现货币的交易需求也有所增加，但
没有财富增长的快，经过计算，长老把大家发行的货币额度平均增加了5%，以适应财富的增长，
但由于发明家新发明出的犁具卖给了很多人，价格也较高，从而其聚集了较多的货币财富，长老
根据社会贷款利率对及犁具每年的销售额对生产犁具的生产线进行了合理估价，结果犁具发明人
一跃成为桃源人首富。
桃源人在粮食、蔬菜方面买卖成交不多，大部分是自力更生，买卖的物品主要包括绵羊、食盐、
铁具、布匹、木材、石材、陶器及新发明的犁具，这些物品的折旧期分布在1 个月至3 年期间，
这些货物的更新需求基本构成了大家对日常货币需求。 若干年之后，长老去世，其儿子即长老子被推举为长老，长老子在极为之初，秉承父亲遗风，亦
深受桃源人尊敬，但若干年之后，长老子经受不住诱惑，偷增发货币到自己及自己亲戚名下，导
致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桃源人出现内乱，并最终导致桃源灭亡，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由此我们看出增加货币的途径如下：
1.甲乙可以通过扩大作为发行抵押的的物品的规模（种类、数量）来增加货币，如原来只有18
亿亩耕地，现在扩大开垦，变为２０亿亩了，其货币发行额度也可以增加；
2.提高自己物品的相对价格来增加货币（如甲创新出某一新产品，而此新产品对大家非常需要，
但由于暂时自己生产不了，从而提高其价格）。
从这个例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１、 货币产生是为了交易或交易促进了货币的产生；
２、 货币的发行必须有抵押,货币发行增多,对应的抵押品也需要增加，没有实质财富对应的货币
将导致通货膨胀;
３、 我们手中的货币是我们放在别人手中属于我们的财富，至于这个财富是什么在谁那，是什
么，有多少，取决于我们购买时的对家、购买的物品与购买时物品的价格。
４、 货币发行的数量取决于交易需求情况,此需求情况与社会需要货币化（交易）的物品(财富)
数量及价格、及物品的更新折旧期有关;
５、 借贷是有成本的，借贷的利息总体上取决于社会投入、产出效率情况，及投入资本中实物、
人力、管理等各种要素的权重； 现实的情况是：
１、现实社会是个动态、多态的社会，物品（商品）不仅数量繁多，每天都有新品种出现，而且
物品的价格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而且部分物品的价格变动激烈。
２、个人、企业均没有货币发行权，只有每个国家的央行有这个权利，而且货币发行数量与抵押
品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３、国家众多，每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政策不一。
现实社会虽然复杂的多，但有一点与上述例子是非常类似的：社会财富以货币来衡量，财富
交易、买卖、支付一般都伴随货币流通，新产生的财富也都是货币化的，在币值不变的情况，
社会财富的增加，货币也必然会增多。因此我们社会中流通的货币总额也应该象上述例子一
样跟我们的社会财富相对应、一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社
会总财富增加了而货币没有增加，则会导致通货紧缩（除非增加的财富不进入交易,实际上
没人需要与购买，这样的财富也不算社会的财富，或者原先的财富突然麻雀变凤凰，变得非
常值钱，吸收或占据了大量货币）;货币增加了，但社会财富没有相应增加，将会导致通货
膨胀。 下面简要说明社会财富与社会总货币需求的数量关系：
我们先来看几个现实的典型的例子：
我们去理发店理发，理发完毕，我们给理发师２０元。
我们去餐馆吃饭，吃饭完毕后，我们给餐馆老板２００元。
我们去打羽毛球，每打一场给球场３０元。
这些均属于消费性交易，不会直接为社会增加财富，货币也只是从一个人流入另外一个人的口袋，
社会总货币余额不变。
一个人决定修一座大桥（自己只出钱，其他一切均是从社会购买或雇用），拿出自己多年积蓄，
买材料、雇工人，一年后桥建好。
某政府决定用现有财政税收修一座桥，买材料、雇工人，一年后桥建好。
某政府决定用国家用信用或土地为抵押贷款来建桥，然后买材料、雇工人，一年后桥建好。首先
定性分析：修桥行为，为社会增加了一笔财富，属于投资行为；对前两种模式社会并没有因为这
座桥的修建而使货币存量增加，因修桥而发生交易只是使此人存款减少，别人存款增加而已（钱
从他的口袋流入雇工或出材料人口袋），无论这座桥是否收通行费。
对最后一模式，在桥建好后社会即多出一笔货币存量，但由于过此桥要收过路费，直到全部还清
贷款，这样在若干年后，随着还款的不断增多，社会货币存量又回到原来的水平。 结论：
1、消费行为不会直接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不会增加社会货币余额，货币只是从一个人手中转
移到另外一个人手中,与此对应相关消费品或服务也从一个人手中交换到另外一个人手中；
2、投资行为社会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但行为本身不一定导致社会货币余额的增加,即使此笔投
资的货币来自银行贷款，但随着贷款的逐渐归还，社会货币存量又回到原来的水平，一句话:借
得钱总是要还的，因此从长远来看银行的信用借贷也不能增加社会货币存量。
3、如果因为投资情况导致社会净财富增加（因投资行为导致社会财富的增加额-因折旧导致社会
财富的减少额），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要的货币总额会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社会净财富增加但社会货币总额不变将导致通货紧缩。 上述建桥的例子是针对某一单独的投资行为的分析,我们再来考察当社会的投资项目以一定的时
间密度开工建设的情况，这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社会，每年甚至每天我们都有很多项目在开工，一
批接一批的项目不断开工。这些大型项目建设都离不开银行，所需资金很多都来自银行贷款，银
行通过不停的给予各个公司或各个项目以贷款来创造信用，并且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控
制银行的信用创造。下面我们用一个简化的典型例子来分析，新上一个投资建设项目所对应的新
增货币数量。
假设社会当前货币总余额为Ｍ，Ａ１项目建设周期为１年，建成后Ｎ年项目结束并且归还全
部贷款，（总贷款为Ｌ＝每年归还贷款l×Ｎ，第一年的建设期不归还贷款，贷款从第二年
开始归还），仅对此项目而言，在第一年建设期，由于其从银行体系贷出了Nl 的货币，因
此当年货币总额增加Nl，第二年他归还了l 的贷款，从而第二年年末社会货币总额增加额变
为(N-1)l,因此则在未来Ｎ＋１年，我们在年底考察社会货币总额的增加额就为如下序列：
Nl, (N-1)l, (N-2)l,…, l,0。即过N+1 年后，社会货币总额并没有因为此项目是否还存在（不管
N+1 后，此项目还有没有收益）而增加社会货币总额，除非此项目是烂尾项目，对此种情况
我们暂其不考虑。
再假设平均ｙ年（y 远小于１，表示一年有很多项目在上马）上一个类似Ａ１的项目Ay（建
设周期亦为一年，建成后Ｎ年项目结束并且归还全部贷款，（总贷款为Ｌ＝每年归还贷款l
×Ｎ，第一年的建设期不归还贷款，贷款从第二年开始归还）），则社会在未来Ｎ＋１＋ｙ
年内的下列时间点（y,1+y,2+y,N+y）由于Ａｙ项目新增加的社会货币额度为
Nl, (N-1)l, (N-2)l,…, l,0,如此循环下去。再假设Ｙ远远大于N、１,而y 远小于１，我们做如
此假设的意图是想模拟现实的情况，现实总是有很多项目在同时施工，并且伴随一批项目的
建设、产出与结束，一批批的项目又不断产生，我们考察Ｙ年内某个时间点（比如中间时间
点Y/2）的由于这些项目导致社会货币总额增加的数量：
1、因为Nl+(N-1)l+(N-2)l+…+l=N*(N+1)*l/2。故N+1 年内，由于此项目在银行账户上产生的
的贷款平均额度为N*l/2
2、由于项目的密度为1/y(平均１年内有1/y 个项目在建设),则所有这些项目导致新增货币余
额为1/y*N*l/2=Nl/(2y)
因此如果社会以平均y 年的产生一个项目的速度进行基础性社会投资活动，则需要增加的社
会货币总额只要保证一个常数即可，即在原来Ｍ的基础上变为Ｍ＋Nl/(2y)。
这也是为什么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没有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其Ｍ２基本维持不变的原因。 如果项目建设处于增速阶段，越来越多的项目在上马、在建设。设类似上述项目上马的速度
越来越快，如原来假定项目平均y 年产生一个，现在假定项目以y-at 时间不断产生（y 与t
的单位均为年），则项目产生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的Ｍ２余额就会不断增长。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除非上马的项目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否则社会货币总额不
我们继续考察如果项目上马的速度越来越快的情况下,由这些项目所导致的新增货币数量情
由上分析知道，新增货币数量与y 是非线性关系，为处理方便，我们简化处理，进行大致估
算：假设项目以y-at 时间不断产生,并且经过若干年如40 年,项目的产生速度到y/2 后重新保
持均衡，则可计算出a=0.0125y.另外假设N=5,l=20(单位:亿)
粗略计算结果如下：在开始一段时间新增货币数量大致为50/y,在40 年末新增货币数量增加
到100/y,在40 年间货币需求增长50/y.
为简单起见，我们再考察第10、20、30 年这些中间年份新增货币总余额及货币年增长率情
况:新增货币总额:
分别推导第10 年，20 年，30 年，40 年y-at 值，
第十年：y-at=&y-0.0.875y.
第二十年y-at=&y-0.0.75y.
第三十年y-at=&y-0.0.625y.
第四十年y-at=&y-0.0. 5y.
再假设y=0.001，表示每年上马1000 个规模在20 亿的项目，代入上述新增货币总额公式
(1/y*N*l/2=Nl/(2y)),则可得在第十年需要新增100/(1.75*y)=5700 亿货币总额，第二十年需要
新增100/(1.5*y)=6700 亿，第30 年需要新增大约8000 亿货币总额（均为与开始相比），再
假定原来社会货币总额为100000 亿， 则基本可以推算出货币总余额增长率在0.1%左右。
我们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如果社会上的项目以平稳速度发展，社会货币总额也可以保持一
个常数（与上这些项目之前比较，这个常数增加了Nl/(2y)）;除非社会上的项目在以越来越
快的速度建设，否则社会货币总额是会不断增加的。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新建设项目、折旧与社会财富的关系：如果社会剩余财富折旧的速度与新
开工建设的项目导致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一致，则社会总财富保持不变；如果社会剩余财富
折旧的速度小于新开工建设的项目导致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则社会总财富会增加；如果社
会剩余财富折旧的速度大于新开工建设的项目导致社会财富增加的速度，则社会总财富会减
少。总体来看在一个相对稳定平稳的社会，社会总财富是不断增加(平稳、稳定社会没有战
争与重大天灾这些导致社会财富大量损坏事件发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一个稳定社会，
社会总财富是不断增加的。
如果我们再假定平稳社会的项目是按上述例子均匀平稳开工建设的，这样我们会得出一个有
趣的结论：由于项目是均匀平稳开工的，因此社会货币总余额保持常数，同时由于社会总财
富是增加的，在假定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会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当然这个例
子是个特例，我们现在来考察一下几种真实的社会信贷情况：
1、经济危机方式：社会中项目不是平稳发展的，大批项目的繁荣总是伴随新技术、新发现
的出现，由此带动社会步入一个繁荣期，贷款大量投放，大量项目连续不断地开工，导致原
材料、人员等价格提升，在这个繁荣期初即投产的项目，由于经济景气，产品也能卖个好价
钱，其归还好银行贷款后，还有不少利润，甚至项目还能再持续好一阵子，持续创造更多利
润。经济的繁荣还进一步推动房地产、消费等领域获得发展，但随着大多数项目的投产，社
会增加了大量新的物质财富，产品竞争变的非常激烈，产品价格开始降低，社会整体财富的
增加额大于财富的折旧额，社会出现通货紧缩，利率提升，而此时项目的贷款可能已经用尽，
企业需要用项目自身产生的现金流来还款，同时由于竞争加剧，产品价格下滑，导致情况进
一步恶化，最终导致部分项目资金链断裂，由于彼此借贷关系错综复杂，这部分项目资金链
的断裂导致出现全面的经济或金融危机，最后国家不得不向相关企业进行注资（部分注资可
能是无法回收的，从而造成事实上的货币增发，消除通缩情况），从而结束此次危机，当然
国家也可能没有进行注资，社会从萧条中逐渐发展起来。 2、中国典型模式：中国典型模式与上述经济或金融危机模式的不同主要在于在整个社会发
展过程中一直都伴随着大量的不良贷款的出现，这些不良贷款大部分都不能收回，从而造成
事实上无对应社会财富的货币发放，从而导致中国一般都没过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较大的通
货膨胀。中国处理模式的不同主要由于中国企业或项目的融资方式主要是银行贷款。另外中
国除了大规模的不良贷款剥离手段外，由于中国目前政府官员权利过大，又缺乏制约，导致
不少贪污腐败发生，项目质量不过关,项目建了拆,拆了建,再拆,再建现象严重，导致GDP 虽
然增长迅速，但对社会财富造成大量损失，从而导致事实上的通货膨胀。
无论是典型资本主义方式还是中国典型模式，一般最终都增加了社会货币投放额度，不良、
无效率或效率较低的项目或企业的贷款随着这些企业的破产而无法收回，这些项目对应贷出
的钱早已通过工资、购买原材料等方式流到相对效率较高或权利较大的企业中。另一篇可以参考的文章：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王中宇现代主流经济体系有个鲜明的特征：高度深化的分工。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使生产与消费完全脱离，每个人的生产99%以上是为别人，每个人的消费99%以上依赖别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就是今天的现实。这个特征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交换。高度深化的分工，造就了几乎无以计数的产品种类与职业、工种。如何使每一种产品的生产满足其需求？如何有效地分配资源，使整个经济平稳运转？人们试验过各种方法，其中最典型的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所谓“计划经济”就是由行政系统来分配资源，所谓“市场经济”则是由货币交易来分配资源。现实的经济体并非纯粹的理论模式，即使在主要的“计划经济”中也保留着货币。只有被妖魔化了的“红色高棉”曾废除过货币，而那是一个远远谈不上分工深化的社会。事实上，当今的主流经济体中，货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货币循环顺畅是经济体健康运行的必要前提。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告诉人们，主流经济体的货币循环问题严重。但问题的症结在？多年来，金融界热衷于讨论“流动资金过剩”、“利率陷阱”、“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迷失的货币”等，结果却莫衷一是，也无助于发现并预防金融危机。这暗示我们，问题或许出在“视角”上。货币循环是一个动态系统，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看，系统的行为取决于子系统间的关系，而子系统的划分应依据其功能的差异。哪货币有功能的差异吗？主流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的经济职能是交易媒介，由此可以导出“货币中性”这个著名的命题：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只影响经济体中的价格水平,不会影响就业、产出等实际经济变量。作为交易媒介，其拥有者心中的标的是欲购买的商品。交易者出售自己的产品或劳动以获取货币，再用所得货币购买所需商品。无数这样的过程建立起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联系，并通过价格变化向生产者和消费者传达供需信息。然而事实上还有另一类货币拥有者，他们心中的标的是利润。他们用已有的货币购买可出售的商品，再出售这些商品以求货币增殖。其目标是“以钱生钱”—靠现有的货币聚敛更多的货币。在现实的产业链中，除了最终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推动每一个环节交易的都是利润动机，各环节参与者所得的利润，归根结底来自最终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于是我们看到，同为货币，其实有不同的目标，在系统中扮演不同的功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系统持续运行，其先决条件必然是：逐利资金与提供最终利润的消费资金，在数量上相互匹配。消费资金偏多将导致产能不足，供不应求；而逐利资金偏多将导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短期失衡可以设法调整，而长期单方向失衡势将危及整个经济系统的可持续性。鉴于主流经济理论对现实的经济运行缺乏说服力和预见能力，让我们先直接观察统计数据，对货币循环获得直观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展开理论上的探究。困难在于，我们的经济统计系统不是从这个视角设计的，因而不存在直接反映这两类货币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统计数据，间接观察这两类货币的演化历程。由于经济体量在增长，价格水平在变化，直接观察统计数据，难于看出问题的症结。代表经济体量的GDP是一个可用的尺度，用这同一尺度度量不同的统计数据，有助于观察不同货币演化趋势的差异。居民的货币收入是购买力的基础。观察这基础有几个统计数据：其一是工资总额，其二是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其三是农村居民家庭现金收入。其中工资总额自1952年起即有完整的逐年数据，而城乡居民家庭收入分别由城调队、农调队入户抽样调查得出人均值，再乘以城乡人口得出，但可得数据不如职工工资总额完整。这三组数据见图1.1：图1.1：工资总额与城乡居民现金收入数据显示，工资总额占GDP的份额从建国初年的10%升至1961年的23%，此后，降到15% 左右，并一直维持到1991年，然后逐年下降，到2004年仅为10.6%， 此后微幅回升，到%。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19.8%，到1985年升至32%，然而此后持续而迅速下降，到2007年仅为14.4%。统计口径中，农村居民全部现金收入既用于消费支出，也用于生产支出，可见过去20多年，农村居民的最终消费支出能力明显下降。城镇居民家庭全部年收入占GDP的比重，1985年为20.8%，到2003年上升到34.9%，此后维持在35%附近。将城乡居民收入相加，即得全部居民的现金收入，它占GDP的比重自1991年的55.1%降至1996年的44.5%，正是这一年出现了严重的内需不足。此后到2002年逐步回升到51.8%，然后再次下降。（见图1.2）这暗示我们，所谓消费能力不足，主要是农村人口支付能力不足。图1.2：全部居民的现金收入（其余的请到链接去看）王中宇的另一篇文章也可看看：歧路之思第一章 马克思的视角与主流经济学观
察中国困境，统计数据和经济现实告诉我们，以“利润极大化”为要素配置核心原则的经济体中，逐利资金势必以指数函数的态势积累，其代价势必是压缩消费资
金，而它是利润的基础。两者间的失衡势必持续扩大，萎缩的消费资金能提供的利润，越来越难于喂饱高速膨胀的逐利资金，并导致宏观经济陷入困境。这
个过程本质上就是资本积累过程。其社会效应就是资本所有权集中在原来越少的人口手中，他们获取了几乎全部“财产性收入”，而社会绝大多数人口则逐渐演变为
“无产阶级”，只能为前者打工，靠挣取“工资性收入”为生。他们的打工机会，取决于资本拥有者获取利润的机会，而这机会必然越来越渺茫。“占领华尔街”运
动的口号“1：99”，形象而准确地反映了这种社会分化。经济体应对困境的举措，逻辑上有四：其一，超发货币，使资本拥有者可赢得账面利润，以维持系统的运转。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的由来。凯恩斯将其视为短期应急之策，但资本积累过程导致的系统性失衡迫使宏观调控当局长期实施凯恩斯类型的财政、金融政策，于是货币与可交易财富的失衡只能持续扩大，其宿命就是滞胀。其二，用投资带动有效需求。然而资本投资本质上是追逐未来的利润。在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当期利润都明显不足，遑论“未来的利润”？于是在未来，供需失衡只会更其加重，诚如张维迎指出的，这是个饮鸩止渴之策。其
三，靠海外市场消化过剩的产能，向海外投资消化过剩的逐利资金。历史上，这就是殖民主义和全球化的原动力，人们看到的则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史实证明，这熙熙攘攘中，军事、金融因素至关重要，拥有其优势者，可以半买半抢，迅速聚集财富，以缓和自己的内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积累
技术与商业能力的优势。反之则只能接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为前者提供廉价劳力和原材料。于是人们在全球看到了“核心区”、“半边缘区”、“边缘区”的分
化，“核心区”的富庶、文雅、法制，正建立在“半边缘区”、“边缘区”的贫困、粗野、动乱的基础上。对中国这样的后发工业化国家而言，其宿命就是被外来资
本控制、肢解。其
四，用“虚拟经济”的笼子，将实体经济无法喂饱的逐利资金装起来，让其拥有者在其中玩对赌游戏，而实体经济则沦为游戏的“题材”。由于虚拟经济不产生真实
的财富，这个游戏的可持续性，只能建立在“纸上富贵”之上。于是“虚拟经济”大大催化了货币超发过程。而“纸上富贵”只能是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由于
“虚拟经济”的体量远超过实体经济，它的破灭势将震动整个世界。由此，基于利润极大化机制的资本积累过程，势必将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引向死路。几年前，在一次校友聚会时，我概要地谈了上述观点。一位作为正统经济学家的校友评价道：“你这是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当时我很纳闷，我只是谈了统计数据和逻辑分析，根本没有引证马克思，何以成了“马克思原教旨主义”？当
然，我年轻时读过马克思，包括资本论。坦率地说,没有读懂。现在回顾有两个原因：其一，经济学不是笔者的专业，业余浏览而已，没有动力去搞通那艰深晦涩的
译文；其二，更重要的是，那时的笔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缺乏切身体会，无法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所以在80年代，对包括茅于轼在内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我信任他
们恰如在数学领域信任高斯、欧拉、希尔伯特。过去30年的切身经验给了笔者观察问题的视角；统计数据让笔者可以超越个别案例进行全局、动态观察；偏于数学的专业背景给了我分析思路和工具。这位校友的评价，提醒我回顾马克思。我发现，马
克思与主流经济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分析视角。主流经济家的学理背景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模型”，它不涉及时间变量，隐含地假设当代主流经济体系永恒存在，而
将它的发生、演化过程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马克思将经济系统视为动态系统，用各子系统间的关系来解释整个系统的演化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马克思主
义”的帽子。本书对中国30年经验的梳理，在学理上只不过证实了：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是符合事实的。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居然预见了今天中国经济体系的宿命，要知道,那时引导我思路的“系统动力学”尚未诞生，也没有如今我能利用的统计数据。这让人不能不佩服马克思的深刻与远见。然
而，生活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能观察到更多、更广的现象，拥有比马克思时代更有效的分析工具，只要直面现实，就不可能成为“原教旨主义
者”。事实上，历史经验已经显示出马克思理论的某些局限性。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危机总爆发，并未在他预期的时空范围内发生。这令资本家的御用学者们喜形
于色，宣称马克思主义失败了。今天中国的现实和全球经济危机使我们看到（包括西方学者们也承认），马克思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分析深刻而符合事实。但马克思没
能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另一个过程：传统社会成员无产阶级化过程。它与资本积累过程相互交织、互为存在条件，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基因的“双螺旋
结构”。正是这样的结构，使扩张成为资本主义经济体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今，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扩张已接近覆盖全球人口，可供扩张余地越来越小，其逻辑结论只
能是：资本主义经济体正在走向自己的终点。至于“原教旨主义者”的帽子，还是留给言必称亚当o斯密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吧。有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本书与其说是对经济理论的论述，不如说是对经济现实与统计数据的梳理。笔者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视角，是因为主流经济理论既无法清晰解释经济现实，又无法客观评价、预见各类政策的作用。这迫使笔者直面现实，试图从事实而非理论中探寻真相。笔者的原专业是弹道分析，它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动态系统，这引导笔者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观察现实的经济体系，结果将笔者引向了马克思的分析思路。基于对经济现实与统计数据的梳理，笔者形成了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反观所谓“主流经济学”，这个形似“公理化体系”，由晦涩的术语和混乱的逻辑堆成的杂草丛，其症结一目了然。主
流学界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建立在所谓“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之上，这是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1874年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中提出的。瓦尔拉斯是边际效用学派奠基人之一。他的价格理论以边际效用为基
础,用“稀缺性”解释价格，他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用数学模型论证，自由市场可以达到所谓“一般均衡”状态，这个状态下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能使每个消
费者、企业家和资源所有者达到各自的目的,从而社会可以和谐而稳定地存在下去。沿着这一思路，西方经济学界形成了“数理经济学”。上
个世纪80年代，“数理经济学”传入中国，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能看懂“数理经济学”的人寥寥无几。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机车专业毕业的茅于轼，用约束条
件下求目标函数极值的模型表述“一般均衡理论”，出版了小册子《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奠定了他在中国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自此，“市场经济”在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心目中取得了如同“公理”般的地位，不容置疑。“公理”源自几何学，但很少有经济学家意识到：“公理”并非真理，只是构建一个封闭逻辑体系必须有的，不加证明、也不能证明的起点。茅
于轼的深刻在于，他指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背后的数学模型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值问题”。而这个数学模型不含时间变量，即隐含地假设“约束”与“目标函数”
都是不变的，整个经济体系如同按某种方案设计的钟表，可以在不变的结构与环境下永远运行下去，然而，这却不符合事实。这个数学模型是一个静态模型，我们的
社会系统是个动态系统，用静态的模型不可能探讨动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问题。换而言之，当今主流经济学从其数学模型开始，就假设了资本主义经济体万古长存，就排斥了研究这个经济体“成、住、坏、空”过程的可能性。于是，从一个远离现实的静态模型，导出了一大堆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所谓“普世价值”，其思维方式根源在此。茅于轼对此信心满满，他说：“当理论与实际矛盾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而本书梳理的统计数据与经济现实则证实，茅于轼所谓“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之虚妄。在
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指的是“经世济民”，它首先关注社会的整体稳定，关注调整“四民”间的利益关系，关注统治阶级行为理性，关注开通社会纵向流
动的渠道。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史中，“本末之争”是一个被持续关注的重要的话题。用今天经济学的术语，“本”相当于实体经济的生产一线，而“末”相当于流
通、金融领域。早在战国时期，就有学者注意到：农民“用力最苦而赢利少，”而工商业者则容易富家。注意到“金生而粟死”，“国好生金于竟（境）内，则金粟两死，仓府两虚，国弱；国好生粟于竟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富。”（见《商君书》）正是这种事实求实的认识，使地处边陲而落后的秦，战胜貌似富裕、先进的六国，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而当今主流学界引导我们追逐“虚拟经济”，追逐美国纸币30年，直到201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才认识到“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然而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者寥寥无几，细数那些亿万富翁，有几个不是靠“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张之洞评价盛宣怀语）致富的？其实，西方经济学的视野本来并不局限于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卢梭的眼里，“经济”是“为了公共的善而施行的智慧而正当的统治”，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世济民”；重商主义关注国家为获取货币财富而采取的政策；配第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李嘉图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
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罗雪尔以生产力的培植反对交换价值的追求；施穆勒、瓦格纳、布伦塔诺提出改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以
“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的中心，追求“资源利用效率”，是目前国内经济学界的主流，以至于有了“主流经济学”的称谓。在被称为科学的各学科中，除了
经济学外，还没听说那个学科被标榜为“主流”。能与“主流”相关的似乎只有“主流意识形态”。然而“主流经济学”并不认为自己是“意识形态”，它自认为是
科学。你看，它有类似于力学的逻辑结构、高深的数学模型，更为重要的，它研究的是资源、要素之类物与物的关系，犹如力学研究刚体、化学研究分子、物理学研
究基本粒子。真是既客观又中立，完全不涉及研究者的利益与立场，这还不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然而，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是人与人的关系。在“稀缺资源的最佳配置”的背后，是资源拥有者的利益极大化。“1：99”证实了资源拥有权在人群中分布的高度集中。由此，我们看到“主流经济学”为占人口极少数的资源拥有者服务的基本立场。当今“主流经济学”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初出现在西欧几个国家的边际效用学派。这一流派将利润极大化视为先验的、不容置疑的价值准则（普世价值），研究有效实现利润极大化的方略。以至于长期被讥为“教人挣钱的学问”、“庸俗经济学”。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党章列举的“行动指南”中，第一位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这个“庸俗经济学”称霸中国学界达30年之久，意味着中国经济学界成为资产阶级御用文人达30年之久，奇哉怪也，可耻也夫、可悲也夫、可痛也夫、可危也夫！第二章 路在何方？2.1 主流文明中的两条道路自
1840年以来，中国传统的文明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国人一直在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康有为写了《大同书》、孙中山写了《建国大纲》、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
命运》、毛泽东写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而今我们的事实上走的道路是“融入”、“接轨”，力图和平地融入“主流文
明”。当初主张这一道路的改革精英，其理论基础是“补课论”：试图跳过资本主义阶段是不现实的，中国应该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在
“补课”论的引导下，中国走上了亚当o斯密的道路，依靠“比较优势”建立国家的竞争力。我们最显眼的“比较优势”莫过于几乎无限供给的低素质劳力。于是
“两头在外”、“国际大循环”、“出口加工”、“招商引资”在二十多年里成了事实上的基本国策，导致2000年外贸依存度突破40%，引发学者的警惕，而
在一片对依附型经济的警告声中，外贸依存度突飞猛进，到2006年居然达到了66.52%。与此同时，环境破坏、资源瓶颈、两极分化、社会安定纷纷发出警
的“补课”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有效地给国人补上了认识资本主义这一课。30年的统计数据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实施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的长期后果是造
成四大失衡：财产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失衡、产能与内需失衡、追逐利润的货币与祭献利润的货币失衡、货币供应量与社会可交易财富失衡。维持这样一个社会经济
体系，必须有马汉所说的“外部资源的支持。”即对海外市场与资源的依赖。注意，这“外部资源的支持”的本意，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谓的“互通有无”，而是利益
的净流入。第三编第一章1.4节图3.79显示：2003年以后，出现了系统性、持续扩张的资本过剩。这意味着如果坚持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中国面临两条道
路的选择。其
一是坚持亚当o斯密的道路。这意味着，中国甘愿以“中美国”的身份，呆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在这样的格局中，广大劳动者成为西方列强“输血”的劳工，而资
本家成为西方列强的包工头。前述的各种矛盾势必愈积愈烈，势必很快形成爆炸性的局面。对此，任何直面现实的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无需赘述。相
当多的主流学者，向国人兜售“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它其实是蒙上“社会主义”纱布的亚当o斯密道路。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既要给资本提供利润，又要给公民
提供保障。如果不是早期“海盗资本主义”将北欧诸国推上了全球产业链的有利位置，他们如何支撑这种经济体系？客观上，给公民提供保障与给资本提供利润相冲
突，它直接压缩资本的利润空间，驱使资本家成为“国际主义者”——在全球范围内向更能提供利润的地区转移。国
人熟知的芬兰资本诺基亚，就将自己的利润基础放在国外。1985年，诺基亚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办事处，此后在中国建有六个研发机构和四个生产基地，办公机
构遍布全中国。有资料显示其1988年净销售额的70%来自芬兰以外的国家（
/1724.htm）。芬兰资本在13亿人口的国土上深耕，还控制着产业链上最丰厚的“利润池”，所需保障的“卧室”只有531万人（2008年），与之
对比，同年仅北京市人口就达1695万人，为芬兰人口的3.2倍。这条道路对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现实吗？可见对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海市蜃楼。其
二是力图爬到国际产业链的高端（郎咸平就主张此路）。这其实是李斯特道路。当年德国开始选择工业化道路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成了当时的超级大国。作
为超级大国自然拥有经济学理论上的霸权地位，这种地位自然服务于当时的英国利益。而当时的英国利益需要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以便在全球发挥自己的经济优
势。于是亚当o斯密的自由主义，成了主流经济学。这个主流经济学力图构建一个完备的逻辑体系，使自己象力学那样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在当时正试图“崛起”的国家中，这一学说被视为先进国家发现的普世真理，成为引进、学习、消化、遵从的权威。然而，德国蒂宾根大学教授李斯特怀疑这一理论的真实性，他详细考察了意大利、汉萨同盟、荷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俄国、美国的经济史，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关
注国家的财富生产力而不是财富本身，这是李斯特颠覆亚当o斯密的自由主义的关键，而这是建立在对经济史的考察之上，而非建立在一个“公理化体系”上（后
来，李斯特的理论被称为“历史学派”，即源于此）。李斯特发现，向发达的国家购买廉价的商品，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合算一些，但是这样做的结果，落后国家工业
的生产力就不能获得发展，它将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位。而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起初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经过一定时期，生产力提高了，商品生产费用
就会跌落下来，商品价格甚至会低落到国外进口商品的价格以下。于是李斯特主张：利用行政权力，保护本国资本家发展工业生产能力。事实上，几乎所有西方列强在“崛起”的阶段都走过这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必然导致与当时的列强正面冲突：靠压缩劳动者收入来积累工业发展的资本，结果国内购买力无法满足工业生产能力，国内资源无法保障生产力所需，只能向外扩张。德国事实上选择了李斯特的道路，结果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日本走的也是李斯特道路，结果发动了日俄战争、甲午战争、侵华战争，这三次战争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它们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这
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为全民认同的共同目标，要求肃清一切异己思想和言论，要求全国上下咬紧牙关、卧薪尝胆数十年。可见走这条道路对内需要以行政权力压制社会
各群体对当前利益的追逐，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令行禁止的官僚体系，而这需要一大批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官僚，以建设一个贤明而廉洁的政府，在此基础上建
设一个具有高度国家认同的社会。当年的德国，体制外的纳粹党从解决底层失业者的生计入手，赢得了大多数选票，掌权后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了
高度的国家认同；日本的国家认同则建立在天皇家族“万世一系”“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基础上。即
便我们能走通这一条道路，提高层次后的生产力，它要求输出的将是飞机、巨轮、工作母机、工程机械、核心通信设备、计算机核心部件与系统软件、生物技术产
品、军火等等。而今，我们出口裤子、袜子、衬衫之类东西，都让西方大国惕惕然。到那一天，他们能坐视“中国的小孩抢自己孩子的饭碗”吗？到时，等待我们的
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国际竞争力”到底是什么？显
然，走这条道路对外则需建设一只足够强大的武装力量，以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为此不惜勒紧裤。国防上，“边界安全”将被“安全边界”取代---商业利益涉
及到哪里，国家的安全战略就必须覆盖到哪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其军事存在覆盖全球，盖因于此。“安全边界”不仅存在于地理空间，也存在于一切可能影
响国家生存的社会经济功能领域----如金融安全、网络安全、乃至思想安全，在这个意义上，麦当劳、奥斯卡都是美国的“安全工具”----使美国生活方式
具有“普世价值”。以
今观之，中国的精英集团中存在能推动这条道路的现实力量吗？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中国势必建立一个不受制约的集权政府，它还必须明智而高效。然而，“权力导
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政府中我们可以指望出现罗伯斯庇尔这样“不可腐蚀的人”，但决不可以指望集权政府中超过半数的官员象罗伯斯庇尔那
样清廉，而这是集权政府健康运行的起码条件。况且，腐败不仅可能出现于经济领域，在一个集权政府中，腐败往往首先出现于政治领域：昧着良心讲假话。当“假
大空”肆虐时，这个政权的凝聚力也就消解了，经济领域的腐败其实是政治腐败的结果而非起因。当集权政府高度腐败时，它自身就成了消解国家认同的首要因素。由此可见，主流文明的历史经验提供的两条道路，对中国而言均非出路，我们不得不跳出这个文明的“普世价值”，在更广的空间里观察、思考。2.2 “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的选择”？“主流文明”的核心动力是物欲。坦率的马汉从“主流文明”的视角将“爱财”视为一个民族重要的优点，认为这是它获得海权的必要前提，美国人就具备这种品质。阅读G7各国的历史，可知马汉所言不诬。中国人对此更是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然
而，这种特征要成为优点，需要一个必要前提：存在可供扩张的空间。一个欲壑难填的“文明”，必然会扩张到可能性空间的边缘，感受到空间的制约。于是它面对
两种选择：或者在现有空间内相互厮杀、争夺；或者突破现有的边界，发现更大的空间。希特勒的“生存空间”理论是前者，所谓“地理大发现”是后者。前者导致
整个欧洲生灵涂炭，后者导致印第安人、黑人沦入地狱三百年。由此我们看到，亨廷顿讨论的“文明的冲突”之虚妄。历史与现实中的冲突，本质上不是源于不同文明间的差异，而是源于“主流文明”的内在属性：贪欲指挥的强悍，或者用哈耶克喜欢的术语：财富控制的权势。困
境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如果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利润，而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就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生产过剩。对外贸易的目的将仅限于互通有
无和短期调节，海外市场将不再是经济体系能否运行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思潮泛滥的今天，这很容易被视为封闭的保守思想。而当全球化将整个世界的经济融
为一体后，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单元看待，原本是单个国家的困境已发展为全球的困境。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正在将全球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人群手中，亨廷顿将这群人视为一种“文化”，名之曰“达沃斯文化”。“每
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
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
要。”(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正是“达沃斯文化”的成功,导致了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贫困；导致全球范围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所有的大资本都不得不为争夺市场而剑拔弩张；导致《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克鲁格曼）。然而，人类并没有另一个地球可供殖民，可供我们去开发“外部”市场。于是，今天摆在各国面前的困境其实已经在预示一个全球共同的困境。面对这一困境，大资本冀望于技术突破，冀望于“虚拟经济”。但技术手段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问题，“虚拟经济”不过是富人集团内部的赌博。日益严峻的经济现实早晚会迫使人们摆脱鸵鸟政策，正视问题的根源。“主流文明”只有“发展”、“进化”、“进步”的理念，用系统动力学的术语说，它只懂得追求正反馈和指数增长。当年严复曾注意到：“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严复《论事变之亟》）为
何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观念差距如此之大？明代以前的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很少，可以近似地认为中华传统社会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一方是指数增长
的人口和无限膨胀的欲望，一方是有限的空间与资源，这尖锐的矛盾导致了无数的腥风血雨，留下了惨烈的历史纪录，数千年的集体生存经验凝聚出的集体领悟包
含：内省、克制欲望、整体重于个体、稳定性与可持续性重于眼前利益，并将这种领悟渗透到自己的价值标准、道德伦理、社会结构和学术理论中。而发源于西方的“主流文明”靠炮舰政策突破了有限空间的制约，使自己“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扩张是“主流文明”得以生存的前提。其代价则是其他民族的衰败乃至灭亡。“主流文明”用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理论将其合理化、正义化。强权即真理，于是强盗和鸦片贩子成了“文明人”，他们的受害者则成了“野蛮人”。而今，“主流文明”的扩张遇到了不可能逾越的制约。今天GoogleEarth将整个地球都摆到了您的桌面上，又能上哪里去搞“地理大发现”？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地球这个人类寄居的“宇宙飞船”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全球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封闭而无法扩张的世界。在
“文明的冲突”理论指导下，强悍的美国人已经搞得这个地球“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主流文明”只能将人类引向死路。事实上，现在全人类面临着“文明的选
择”，我们是否有能力选择一个在封闭空间内得以长期生存的文明，换而言之，用生态学的术语说，人类能否从“演替群落”向“顶级群落”过渡？面对强悍的“主流文明”，中国面临两难的选择。其
一是继续“接轨”，那激烈的冲突势不可免，而地球能否承受这样的冲突？最危险的是，对“接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只须按教科书上的标准改造自己，使
自己成为一个乖学生，而看不清先生与学生的相对位置，意识不到先生的真实利益与愿望，意识不到被当作几何公理灌输的主流理论不过是先生卖的迷魂汤，事实上
没有哪一位先生是依此而坐到太师椅上的。其二是追求和谐共生，向“顶级群落”过渡。那途径何在？笔者不才，尚未看到相关的严谨学术研究。数千年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居安思危才有可能“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想明白自己的事才是长治久安的基础。孙子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计篇》)中华民族站在两个时代之交，道路选择既决定了民族的未来，也极大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此刻“庙算”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请问，中国主流学界的“庙算”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你们从什么视角观察国家安危？既
然主流文明是个动态过程，就恰如一辆车，有已上车者、正在向车上挤者、和在下推车者。中国正在从推车者变为向车上挤者。独特的是中国巨大的块头。当中国在
下推车时，2.3亿农民工为美、日、欧带来了滚滚财源，这一方面让他们欣慰，一方面又让他们瞧不起，你见过哪个富豪会尊重三餐难继、衣衫褴褛的穷鬼？然
而，当中国这个大块头就要挤上车时，他们顿时变得恐惧起来---你个推车的穷鬼都要爬上来，莫非叫我们下去推车？况且，你的个头如此之大，他们的恐惧自然
会发作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正是这样氛围，刺激海外华人林良多的友人，写下了《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一诗: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当我们闭关自守时，你们走私鸦片强开门户；当我们拥抱自由贸易时，却被责骂抢走了你们的饭碗。当我们风雨飘摇时，你们铁蹄入侵要求机会均等；当我们整合破碎山河时，你们却叫嚣“给西藏自由”。当我们推行马列救国时，你们痛恨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当我们实行市场经济时，你们又嫉妒我们有了资本。当我们的人口超过十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累累。当我们发展工业时，你们说我们是污染源；当我们把产品卖给你们时，你们又说造成地球变暖。当我们购买石油时，你们说我们掠夺资源、灭绝种族；当你们为石油开战时，却说自己解救生灵。当我们动乱无序时，你们说我们没有法治；当我们依法平暴时，你们又说我们违反人权。当我们保持沉默时，你们说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当我们敢于发声时，又被说成是洗过脑的暴民。(见新华网日)这首诗既道出了中国的困境，也道出了主流文明的困境---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让多数人体面生存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里，为极少数人的“幸福”奠基的，是多数人的被剥夺状态。追逐幸福是天赋人权，而幸福的基础是货币，因为“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有多少钱才够幸福？美国水平就是当今的主流标准。----30年来，这一切被视为不言自明的真理。而今连奥巴马也宣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追逐了30年，我们追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对这样的世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然不满；占人口极少数，当却聚敛了巨量财富的富人，则心怀忧惧。日羊城晚报一则报道的标题是<>，就是这种忧惧的表现。我
们需要追逐一个怎样的状态？理想的自然是“均富”。当初播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种子，期望收获“先富帮后富”的果实，而实际收获的却是“富人移民
潮”。这迫使人们深思“均富”可能吗？从资本积累过程和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视角看，至少在主流文明中，“均富”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既然“均富”不可能，两
极分化又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逻辑上剩下的可供讨论的状态就只有“均贫”了。“均
贫”曾是当今主流文明卫道士们攻击传统文明的重要口实。欧、美虽然没有实现“均富”，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整个民族的“资产阶级化”，因而即使其无产阶
级，也在高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下，比我们的百姓生活优越。当年的主流媒体据此与我们的“均贫”对比，向国人兜售主流文明的优越性。 “均
贫”被打入另册30年后，中国终于有望挤上主流文明的列车，甚至有望取代美国，开创“中国世纪”了，我们却发现，让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也成为“资产阶级
民族”，实现英、美或北欧那样的“均富”根本不可能。于是当初用主流文明引诱我们的“文明国家”们，一转眼露出了狰狞的面孔。如
果所谓“中国世纪”能成为现实，它绝不可能是当今“美国世纪”的升级版，绝不可能基于当今主流文明这个“操作系统”。事实上，“美国世纪”已经将当今主流
文明的功能发挥到极限。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看，“9.11”以来，日渐失控的社会冲突证明，主流文明已经制造出自己无法解决的矛盾；从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
生态系统间关系看，500年来主流文明已经将大自然上亿年形成的化石能源消耗殆尽，并严重危及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研究全球系统的学者们，已经大声警告多
年：“西方文明是个错误”，他们预言地球系统正在跨过发生突变的临界状态，走向大突破、大转变、大跃迁阶段，整个人类势将进入一个极为艰难的时期，人类的
未来全在我们如何选择：要么进化到一种新的更高的文明，要么灭绝。至此，“均富”梦彻底破灭，最早梦醒的可能是海外归来的南怀瑾先生。2004年他在一次讲座中说：“共
产党统一了这个大国以后，几十年来，有一件事情，我们历史上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做到了什么？均贫。大家穷，全体穷。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大家均贫，
全国中山装，男女穿一样，吃的一样，一般做不到哦﹗要真的实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均富哦，要大家一样有钱。可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有特点，领导了全民均
贫，这并不坏哦﹗这个问题今天我第一次讲，请你们学经济的学政治的注意，真的做到均贫也是难啊﹗真的是空前的哦﹗全国仅管穷，都有饭吃，都有衣穿。哪个时候，有位同学从大陆回到香港跟我讲：‘我佩服了共产党﹗我当场和他们讲，有三点不得了:大家有饭吃；大家有房子住；尤其是医药方面，医疗挂号只要两毛钱，任何人吃药，中药西药合起来只有十几块钱，没有医生要红包的。这三样，我真佩服了﹗’我说，有道理。”（《南怀瑾讲演录》）就笔者有限阅读所知，如此正面评价“均贫”的当代学者，南怀瑾似乎是第一人。然而在我们的传统文明中，这却是主流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篇）自
西学东渐以来，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几乎统统被扔进了垃圾堆。回顾文明史，中华传统文明始终面对一个艰难的课题：如何在严酷的资源制约下，维持种族的存续？
传统文明的核心思想几乎都与此相关。而现代主流文明,以扩张和奴役它族为原动力，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主流文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我们先辈曾认真对待
的问题，以远为严酷的态势再次摆在我们面前，摆在全世界面前,我们该如何思考？既然在主流文明的藩篱内没有出路，那就只好----“让思想冲破牢笼！”62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0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