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纵横ChineseTranslatorsJo；NO.22014；现当代中文小说译入、译出的考察与比较*；王颖冲王克非北京外国语大学；摘要：近百年中文小说的英译，表现出英语世界主动译；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一、引言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英译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翻译2014年第2期；表1.年上海出版的现当代中文小；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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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现当代中文小说译入、译出的考察与比较*王颖冲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摘 要：近百年中文小说的英译，表现出英语世界主动译入和汉语世界积极译出双轨并行，两者译介的数量也大体相当，但前者呈增长趋势。译出模式罕见于英语文学的外译，非国际通行的翻译方向，却是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重要途径和特征。本文考察上海、北京、香港和美国四地的翻译活动，分析译介者的背景和目的，探讨译入和译出两大传播方式在现当代中文小说英译中的分布、特点与趋势。关键词：中文小说；译出；译入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X（3-06一、引言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英译已有近百年历史。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推出梁社乾翻译的《阿Q正传》（The True Story of Ah Q: By Lu-hsun），是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英译现代小说单行本。截至2011年，约有450多部英译单行本、150部小说集和以小说为主的文集在世界范围内出版，其中1980年代后翻译的占大多数。迄今英译研究大多着眼于个案，方法上以文本分析为主，对不同译介方式的对比和探讨还不够深入。本文对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英译情况进行了历时和跨地的分类。从发起地来看，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译介可以分为“译入”和“译出”两大类。前者由英语世界国家主导，后者为汉语世界的积极外推，逐渐从“译出”向“译入”拓展。英译中心主要有三处：（1）以上海和北京为首的中国大陆；（2）中国香港；（3）以纽约和伦敦为主的美英两国；此外还有少量来自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荷兰、加拿大等。通过搜集整理年英译出版的中文小说单行本和小说集，可以发现近百年来译介的地理中心数度转移，各阶段和地区的译介主题和传播方式各具特点。二、上海的“译出”（）20世纪上半叶英译的总量不多，编译者大多为埃德加?斯诺等旅居中国的外籍人士，或是梁社乾、王际真等华侨或旅美学者，翻译工作方式呈“散兵游勇”的状态，受编辑、赞助人的干预相对较小。译者一般从个人的政治立场、阅读喜好、研究兴趣等角度出发选择篇目；初始阶段以中短篇和小说集为主，后来慢慢涉及萧军、老舍等人的长篇。根据我们的书目统计，1949年前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英译主要出自于上海，此外香港、伦敦和纽约也是相对集中的译介地。上海成为当时的译介中心，与其历史地位有密切联系。它是清末鸳鸯蝴蝶派兴盛之所，也是出版事业的重镇，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从1926年到1949年，上海英译出版了17部现当代中文小说（13部单行本，4部小说集），约占这一时期英译总量的40.5%。租界时期，上海聚居了政治、商业、宗教、文化等各行业外籍人士，多语言、多文化的社会氛围促进了中文小说的英译出版，也激发了当地一些外国人学习中文。当时的一些双语读物就是专门为外国人学中文而编的，同时也帮助中国人学习英语。例如，任鹤鸣主编的《中国故事一百篇》（One Hundred Chinese Stories Retold，1937）、丁明英翻irst Love，1941）译的巴金短篇小说选译《初恋》（F 都在书中指出是供中学生课外阅读、自修英语之用（见下页表1）。与之类似，同时期的香港地区也热衷于出版英汉对照的文学读物。1940年起香港齿轮编译社发行了七册“英汉对照文艺丛刊”，其中包括鲁迅的《伤逝》、《祝福》和《高老夫子》三部，1947年上海的世界英语编译社曾再版这套丛书。当时的这类读物普遍肩负着双向交流的使命，尤其是在上海、香港这样多语汇聚的地方。正如译介者在巴金中篇小说 《星》（Star，1941）的后记中所写：本社编印汉英对照文艺小丛书，目的想把国内文坛上有价值的作品绍介到海外去，同时还有一种副作用，就是要使爱好文艺的青年把它作为阅读、揣摩以及练习翻译的资料，因此已出版的各册中（如手、高老夫子、伤逝等）在编排方面都采取了汉英逐（齿轮编节对照的形式，因为那些文字全是直译的。译社，）? 33 ? 中国翻译 2014年 第2期表1. 年上海出版的现当代中文小说英汉对照本作者鲁迅张天翼巴金巴金张天翼孙席珍丁玲丁玲编者任鹤鸣胡锡之顾宗沂赵景深、孙席珍原作题名药移行初恋：巴金短篇小说选译华威先生阿娥水孩子们及其他译作题名MedicineMutation译者Edgar Snow et al.Edgar Snow et al.Zhong Wenyi Ding Mingying not indicatedEdgar Snow et al.Edgar Snow et al.Meng Tsiang出版社Wuming ChubansheWuming Chubanshe时间建设，其中不少作家都是农村或军旅出身，如赵树理、刘白羽、柳青、徐光耀、吴强等，参看该时期外文出版社的译介书目就可见端倪（见下页表2）。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英译的作品在政策意志和文艺创作之间明显倾向前者。为了塑造一个健康美好、积极向上的新中国形象，官方机构的外译不乏遮掩和美化的手段。例如，巴金的《家》（The Family，1958）在英译时遭删节，负责选材把关的巴金短篇小说选Short Stories by Pa ChinF irst LoveMr. WarwickAh AoThe FloodOur Children and Others译作题名Zhongying Chubanshe1940Dalu ShubaosheWuming ChubansheWuming ChubansheWuming ChubansheYingwen Xuehui出版社Chunjiang ShujuDiqiu Chubanshe时间One Hundred Chinese Stories RetoldA Man Must Have a Son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 2 volsZhongying Chubanshe1941Beixin shuju年甲午战争后，上海沦为公共租界，也因此享有了难得的安宁，不但成为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也是外国人聚居、多元文化交汇的场所，到1930年代达到鼎盛。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成为被日伪势力包围的“孤岛”，由于地域政治局势相对安定，贸易通商自由，租界的经济和文化产业迅速繁荣。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本短暂进驻公共租界，后于1943年交还，美英也宣布放弃租界。喧嚣一时的上海突然间烟花散尽，它作为中国大陆国际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不那么突出了。此后上海便较少独立英译出版中文小说。三、北京的“译出”（；1981-
）新中国成立后，英译中心发生重大转移，北京几乎垄断了中文小说的英译，最多产的两个时期为年和1981年至今。作为官方的出版机构，外文出版社对译介主题进行严格把控，所选小说大多带有明显的宣传意味。这两个时期的译出受制于外部环境，尤其是大的政治事件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冲击。例如，十年“文革”席卷了整个文化生产事业，北京的翻译活动完全沉寂，时局稳定后又很快恢复了。机构译介组织性强，集结社内和外聘译者译出初稿，再由专家总校，译者个人的身份很模糊，许多译文甚至没有署名。1950年到1965年，英译的现当代小说有单行本64部，小说集17部，其中中国大陆出版的约占92%，显示出新政权弘扬本民族文化和文学的愿望。这一时期英译的现当代小说以解放区文艺思想为主导，主要有三大主题：革命战争、农村生活、工业中文编辑删去了一切不利于中国形象的内容，如随地吐痰和缠小脚等。作家本人也同意这么处理，正如巴金（1984:18）在回忆录中所说的：“想到我的小说会使人相信在中国不曾有过随地吐痰和女人缠脚的事，收到宣传的效果，我的民族自尊心也似乎得到了满足，而且英译本早日出版，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这批英译小说的宣传色彩浓厚，新中国的正面形象迅速膨胀，但实际效果连译介方都持保留意见。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姚溱在对外宣传工作小型会议上就反问：“1958年前，外国人觉得我们谦虚，之后，即没有这个感受了。这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在宣传上给人的印象呢？”（戴延年、陈日浓，）所选译的小说中，战争的残酷与血腥、生活的苦难与恐惧，最终都被胜利和希望大大冲淡了，至于它们的文学艺术价值则很少有人探讨。“文革”萧条后的翻译出版行业积蓄了一股力量，更需要重塑国家形象，冲刷掉动乱造成的负面影响。1980年代后，不仅西方文学思潮迅速涌入，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也积极对外传播，“熊猫丛书”的诞生恰逢这样一个封闭后突然开放的时代。阶级斗争不再是首要的政治纲领，1950-60年代感时忧国、描绘革命战争、土地改革与工业发展的篇目已不占主导。之前被埋没的作家纷纷获得译介，包括沈从文的《边城及其他》（The Border Town and Other Stories，1981）、老舍的《正红旗下》（Beneath the Red Banner，1982）、萧红的《萧红小说选》（Selected Stories of Xiao Hong，1982）等。繁荣的创作为中文小说的英译提供了充足素材，?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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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表2. 年外文出版社英译的现当代中文小说单行本译作标题Rhymes of Li Youcai and Other Stories赵树理李有才板话Six A. M. and Other Stories刘白羽早晨六点钟The True Story of Ah Q鲁迅阿Q正传The Chus Reach Heaven白危渡荒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Kao's boyhood高玉宝高玉宝的童年Flames Ahead刘白羽火光在前Wall of Bronze柳青铜墙铁壁Selected Stories of Lu Hsun鲁迅鲁迅小说选Stories of Chinese Young Pioneers张天翼少先队员的故事Living Hell陈登科活人塘The Plains are Ablaze徐光耀平原烈火The Hurricane周立波暴风骤雨Spring Silkworms and Other Stories茅盾春蚕I Wanted to Go to School高玉宝我要读书Midnight茅盾子夜Uncle Kao欧阳山高干大Village Sketches秦兆阳农村散记A Thousand Miles of Lovely Land杨朔三千里江山Sanliwan Village赵树理三里湾The Family巴金家Defend Yenan杜鹏程保卫延安The Bright Future欧阳山前途似锦Schoolmaster Ni Huan-chih叶圣陶倪焕之Big Lin and Little Lin张天翼大林和小林Annals of a Provincial Town高云览小城春秋The Story of Little Black Horse袁静小黑马的故事Magic Gourd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My Childhood高玉宝高玉宝A Picture萧军画Harvest叶紫丰收Steeled and Tempered艾芜百炼成钢When the Sun Comes Up康濯太阳初升的时候Sixty Stirring Years, 3 vols李六如六十年的变迁Keep the Red Flag Flying梁斌红旗谱The Battle of Sangkumryung陆柱国上甘岭Unfading Flowers马加开不败的花朵The Night of The Snowstorm 王汶石风雪之夜Red Sun吴强红日Snowflakes杨朔雪花飘飘叶圣陶周立波杜鹏程李准曲波周而复胡万春柳青徐光耀杨沫稻草人山乡巨变在和平的日子里不能走那条路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特殊性格的人创业史小兵张嘎青春之歌The Scarecrow: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for ChildrenGreat Changes in a Mountain Village, only vol. 1In Days of PeaceNot That Road and Other StoriesTracks in the Snowy ForestMorning in ShanghaiMan of a Special CutThe BuildersLittle Soldier Chang Ka-tseThe Song of Youth作者原作标题译者Sidney Shapironot indicatedYang Xianyi, Gladys YangGladys Yang, Yang XianyiGladys Yang, Yang XianyiHsu Kuang-yu (adapt)not indicatedSidney ShapiroGladys Yang, Yang Xianyinot indicatedSidney ShapiroSidney ShapiroHeu Meng-HsiungSidney ShapiroHsu Kuang-yu (adapt)Hsu Meng-hsiungKuo Mei-huaSidney ShapiroYuan KejiaGladys YangSidney ShapiroSidney ShapiroTang ShengA. C. BarnesGladys YangSidney ShapiroNieh Wen-chuanGladys Yangnot indicatednot indicatedMa Ching-chun, Tang Shengnot indicatednot indicatednot indicatedGladys YangAndrew M. Condronnot indicatedvariousArchie Barnesnot indicatednot indicatedDerek Bryannot indicatednot indicatedSidney ShapiroA.C. Barnesvarious, Sidney Shapiro, Gladys Yang, etc.Sidney Shapironot indicatedNan Ying时间多元发展、注重审美的趋势则扩大了选材面。这一时期，先锋派小说对叙事手法和语言形式进行了大胆尝试，莫言、苏童、余华、残雪等人的小说英译本相继问世。一些具有西方现代派特征的小说陆续英译，如《王蒙小说选》（Butterfly and Other Stories，1983）、刘恒的《伏羲，伏羲》（The Obsessed，1991）和《黑的雪》（Black Snow，1991）都借鉴了意识流的写作技巧，虽是现实主义的背景，却大量融合了现代主义的写法，这在1980年代前的英译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值得一提的是，“熊猫丛书”看似各种流派兼容并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但其实文学与意识形态仍保持着疏离却暗合的暧昧关系，值得另文专述。有损中国形象的作品很难走向国际市场，更不用说那些含有不同于当局、政治制度和基本方针内容的作品。实际的翻译活动受限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Lau, ），可见这种自由也是有限制的。四、香港地区的“译出”（1978-
）就中文世界自身的译出活动来说，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英译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各地对本土文化和文学都怀着保护和外推的意愿，这种影响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最明显。相比之下，香港地区的英译不仅数量较多，而? 35 ? 中国翻译 2014年 第2期且来源广泛、风格多样，包罗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海外其他地区的中文小说。在港出版过个人英译专辑的本土小说家只有金庸、李碧华、刘以鬯、西西4位，而在该地出版英译小说单行本的总人数则多达三十多位（不含再版和重印）。由于国际贸易港口的开放性和特殊的政治地缘因素，各地的文艺思潮和文学作品在此处都觅得一席之地，推动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发展。和“熊猫丛书”源于《中国文学》杂志一样，“译丛文库”也是从杂志发展而来。其编辑团队、稿件来源和目标受众都具有国际性。如孔慧怡的评价：“这份刊物最大的幸运，是构思于一家有国际视野、又以发扬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大学，而创刊后又得到在欧洲和北美蓬勃发展的汉学界作为丰厚的稿源”；“它的读者群不在华人社会，而在英语世界”（Hung, 2003: 10）。虽然香港在地理位置上与中国内地相连，但历史变迁在这里造成了多元文化共生与竞争的局面，给中文小说的英译带来得天独厚的优势。1950年代起，中国大陆的政治风浪使得一大批人移居香港，这个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包容度越来越大。不过从1842年沦为殖民地到1973年之间，英语是香港唯一的官方语言。1970年代的香港萌生了文化觉醒和寻根意识，中国语言、文化和文学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于“文革”的严峻时刻，香港就成了文艺活动的避风港，不仅文学创作繁盛，翻译活动也方兴未艾。《译丛》杂志（Renditions: A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Magazine）就诞生于1973年秋，由宋淇（Stephen Soong）和高克毅（George Kao）共同创办。与北京的《中国文学》不同，《译丛》没有政府机构充当赞助人，主要由各类基金会资助，这些信息都在每期的内页或扉页标出。它们都致力于推广和发展艺术事业，尤其是中国文学、文化的研究与交 流。①这些赞助人中，只有香港艺术发展局是当地管理艺术活动的法定机构，其他几家都有较强的独立性，不直接受官方的干预，2000年特刊甚至是高克毅个人资助发行的。赞助人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往往通过三种方式来具体实施：提供经济资这三方面的作用力可以统一于同一个赞助人身上（undifferentiated），也可以分化于不同的赞助人身上（differentiated）（Lefevere, ）。在《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的案例中，翻译活动在中国外文局的独家资助和掌控下进行的。就《译丛》杂志来说，各类基金会虽然提供经济资助，却不直接施加意识形态的限制，对译者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什么影响，属于分化的赞助人。香港中文大学和翻译研究中心作为赞助的执行者，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不亚于各大基金会，我们不难看出《译丛》杂志透露出严谨的学术气息，通览过刊目录，也很少见到宣传性很强的篇章。《译丛》杂志在学界和市场上获得了良好的反响。之后，高克毅和宋淇又开始酝酿丛书。1976年起，杂志社便开始推出“译丛精装系列”，主要供各大图书馆馆藏，西方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是“译丛精装系列”的核心读者群（Heijins, 2003: 33）。随后1986年的“译丛文库”平装系列则选择了一条更加“亲民”的路线，至今共出版28部，其中英译小说包括现当代作品18部、古典小说1部。②香港地区的“译出”明显流露出编译者的个人喜好和学术背景。“译丛文库”以“翻译这种艺术”为中心，不将它视作宣传或科普工具，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希望顺势也能向读者展现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Li, 1973: 3）总主编孔慧怡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对翻译实践、研究和教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文集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有译者署名，给予其和作者相当的地位，对翻译和译者的关注程度超过了一般的文学读物。如《荒山之恋》译本（Love on a Barren Mountain，1991）的封底还对译者专门作了简介：“孔慧怡，译有小说《小城之恋》，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孔博士跳了十年的中国古典舞和芭蕾，另外还弹钢琴和古筝”。将译者与文学、翻译无关的兴趣爱好写入简介比较罕见，一来可能由于她担任丛书总主编的特殊地位，二来恐怕是因为王安忆在成为作家之前也是徐州文工团的一名文艺工作者，二人在音乐和艺术方面具有共同点。“译丛文库”的前言都由译者撰写，不但有作品的介绍，还有译者个人的阅读和翻译体验，包括对一些译法、删改和注释的说明，这部分信息对翻译研究者来说很有价值。五、英语世界的“译入”（1978-
）中文小说译介的源头最初在海外，《好逑传》 译单行本，出自英国伦敦的多德斯利公司（R. & J. Dodsley）。不过1950年代前，英语世界主动引入的基本是古典文学，现代小说家寥寥，出版过英译单行本的只有鲁迅、谢冰莹、萧军、萧乾、老舍和沈从文。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大陆大规模地“送出”译作，助、提高译者地位，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加以限制；（Hau Kiou Choaan，1761）是最早的中文小说英?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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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英语世界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当代小说则踟蹰不前。1980年代，中外出版社合作英译出版是从中国“译出”到西方“译入”的过渡。日，外文局在报中宣部的《关于国外翻译出版中文书籍的汇报和建议》中指出：“近两年来，中央和地方出版社迳自同外国出版社洽谈翻译出版中国书籍，这与文化部的规定很不一致。”（戴延年、陈日和“引进来”的渴望最初夹杂了不可言明的顾虑：国内出版社直接对外，虽可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一些问题。如：1.国内出版社难以了解国外出版社的政治背景，恐难以从政治上区别对待；2.国内出版社不了解目前对外发行工作的不平衡，难以统筹兼顾；3.国内出版社不能掌握国际书市多变的行情，有可能在经济上吃亏；4.我国没有参加国际版权组织，如果国内出版社纷纷去找国外出版社洽谈合作出版和抽取版税，将使我处于被动。 （同上）但是从《建议》全文的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合作出版的态度已经开始变得模糊，部分承认了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国外翻译出版中国书的工作既不可能，也务必要完全恢复到1950年代的做法，但也不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应多而不乱，统而不死。既要发挥各出版社的积极性，又要避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同上）同年5月13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就与中方针对中国文学和其他专题的翻译、出版与发行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除了陆续自行翻译中文小说外，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也影印了外文出版社的《骆驼祥子》、《中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呐喊》和《彷徨》，并向中方支付了版税。1980年代起，海外对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译入渐成主流，美国成为中文小说英译的大国。大学出版社的贡献最为突出，三十多年里推出了多套有分量的丛书：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译丛”（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Series）、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丛书”（F iction from Modern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台湾现代华语文学”（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和“东亚丛书”（Weatherhead Books on Asia）。除了上述几家，从事中文小说英译的学术性出版社还包括密歇根大学出版社中国研究中心、加州大学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东亚研究中心等；M. E.夏普（M. E. Sharpe）和葛德文?梅伦出版社（Edwin Mellen Press）虽不隶属于大学，也长期致力于人文社科研究的发展和 传播。这一时期学人译者的数量大大增加，包括海外汉学家以及文史、翻译、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他们一般都拥有相关专业的博士学位，出版过中国文学方面的专著，如金介甫、杜博妮等。许多年轻一代的国外译者也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如尼基?哈曼常常借助序跋、脚注、尾注等形式，向读者提供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文化注解和跨文本阅读信息。有学者认为政治因素策动的翻译模式在英语世界不占主流（马会娟，2012:65），但其实美国翻译过不少争议极大的中文小说，其意识形态倾向并不因译作出自大学出版社而减少。对于以英语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来说，中国常常是以“他者”的身份存在；人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中神秘、丑陋、古怪、黑暗的东西显示出特别的兴趣，因此偏爱揭露阴暗面的文学作品。先锋派、持不同政见、新写实主义的文集无一例外全部都在海外出版。葛浩文主编的《毛主席不会高兴：今日中国的小说》iction from （Chairman Mao Would Not Be Amused: F Today’s China，1996）收录了反映改革开放后社会问题的短篇小说，涉及性、乱伦、窥淫、食人、暴力等问题，从选材到装帧都是同类小说集中最大胆的。这些都反映出英语国家译入现当代中文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如果说1980年代初，外文局和中宣部还对中外合作翻译出版的运作模式抱着欲迎还羞的态度；那么到了世纪末，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出版逐渐取代了“就地取材――本地英译出版――对外发行”的模式。合作出版的方式主要包括：1）与海外出版公司商定选题，共同制订编辑计划，合作出版；2）双方商定选题，由中方提供书稿与图片，对方负责出版发行；3）双方共同编撰，分别出版和发行，书稿内容由双方审定，书籍盈亏各自处理（许力以，2002:8）。总的来说，译者、作者、编辑、文学中介等参与者之间的联络越来越紧密，市场化运作的出版渠道也日趋成熟，一些综合性、商业性的出版社纷纷介入该领域。出版过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英译本的包括企鹅出版社（Penguin）及其收购的维京图书公司（Viking）、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以及旗下的威廉?摩罗出版社（William Morrow）等。六、结语现当代中文小说的英译不是想当然的“东写西浓，）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双方对“走出去”（Nicky Harman）、蓝诗玲（Julia Lovell）等。他们? 37 ? 三亿文库包含各类专业文献、外语学习资料、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应用写作文书、生活休闲娱乐、中学教育、30现当代中文小说译入_译出的考察与比较_王颖冲等内容。　对不起，您要访问的页面暂时没有找到，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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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怀着萧军孩子与端木办婚礼 孩子后来夭折(图)
小金龙巷里流出呼兰河
11年前，邓先海到香港旅游，路经被称作天下第一湾的浅水湾，听导游说女作家萧红就葬在这里，死时年仅31岁。不由心头震动，让司机停下车，在原址上看了又看。
他想起20年前，他在武汉采访过端木蕻良。端木当时正在省人民医院住院。印象中端木“十分瘦削，不大像东北人，但健谈，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谈起萧红。”
回到武汉，他无法遏止地收集史料，实地踏勘，历时五月，终于写成《萧红在汉九个月》。只是端木已于1996年去世，无法看到了。
昨天，在武汉地方志办公室，《武汉春秋》主编邓先海向记者讲述了萧红在武汉的往事。
《七月》实际是由萧红命名的
1937年9月，萧红和萧军从上海来到武汉，当时住房困难，诗人蒋锡金在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1号租了两间房，匀出一间房给二萧住。这是一个凹形的院落。
小金龙巷离紫阳湖不远，她常去湖边散步。也随朋友们去东湖游玩，上蛇山看长江日落。不知是不是多水的武汉，勾起她对呼兰河边悠远故乡的想念。
在小金龙巷21号，萧红开始创作她的《呼兰河传》，她拿给蒋锡金看。蒋锡金只觉得浩浩汤汤，只是纳闷连看了两章，都还没看到人物和情节。写作上，萧红有自己“越轨”的笔致。
这里也成为胡风所创办的《七月》杂志的编辑部。端木后来回忆，萧红是有自己想法的。最初胡风想把杂志起名《战火文艺》，萧红反对说太普通，不如叫七月，七七事变，以此作为抗战文艺的起点，难道不好？所以，《七月》杂志实际是由萧红命名的。
人生中唯一的婚礼
这时，端木也来到小金龙巷21号。
因为战时紧张，找不到住处，一段时间里，端木就和两萧睡在一张床上。萧红和萧军是患难之交，但由于萧军的鲁莽和不忠，萧红曾出走日本。回国后，两个人虽是复合，仍有矛盾。胡风的夫人梅志回忆，有时看见萧红脸上有伤，问她怎么了，她说是不小心碰的，萧军却在旁边大咧咧地说，我打的。端木却细腻，也欣赏萧红。
之后，萧红和萧军搬到武昌小朝街住。萧红有时会一个人跑到小金龙巷找端木聊天，端木不在，桌上有写了一半的毛笔字，她会接着写。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还会写出生不相逢未嫁时的字句。
后来，两萧矛盾也激化。萧军公然地对萧红说，你和端木结婚，好像发配一件货物，让萧红感到受了侮辱，至此萧红与端木开始同进同出。
这时，萧红怀了萧军的孩子，端木考虑过她多病，年纪比自己大，但还是想给她一个婚礼。
在武昌大同饭店，萧红挺着肚子跟端木结婚。这是她此生唯一的婚礼。她穿着紫红连衣裙，脚登黄色半高跟皮鞋，给端木的定情物是鲁迅先生给的相思红豆。
胡风、艾青等都出席了婚礼。席间，胡风让他们讲恋爱史，萧红坦率地说，“我和端木没有罗曼史，我是在要和萧军分手时，遇到了端木”。萧红和萧军是相爱的，但萧军说过“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萧红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她的过度自尊，也不过是怕掉下来而用力过猛吧。
寻找小金龙巷
前阵有位东北老者来到武汉，骑着车一一寻访萧红在武汉呆过的地方，不清楚的地方就找到邓先海反复询问。可惜，萧红在武汉的旧迹仅三教街有一处遗留。
武昌首个开发的水陆社区里有条通道，约70米长，不足两米宽。社区叶副主任对记者说，这条路拆迁前叫金龙巷。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小金龙巷。邓先海认为，这条小巷就是史料中提及的“水陆前街小金龙巷”。
如今道路两边都竖起高楼，4、6栋多住着原来的拆迁户。一位老妇人在楼间晒衣服，她指着小路说，这就是金龙巷，过去就这么窄，两边都是小房子，后面还有个金龙寺。老妇人一边说着，一边收好东西慢慢向楼道里走去。
正是中午时分，时有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背着包，低着头，满腹心事似地，行色匆匆地走进楼里。他们是否知道，当年就在这条陋巷里，在武汉最接地气的市井小院里，萧红经历感情的起伏和动荡，也开始写那条北方的河。
从金龙巷出来到紫阳湖边，步行不足二十分钟。采访时，紫阳湖畔梅雹未谢，柳绿初展。萧红当年看到的此湖当萧瑟荒芜得多。
离开武汉后，萧红在江津生下萧军的孩子，却夭折。她转道去香港，在那里完成《呼兰河传》的写作，也划上漂泊人生最后一个句号。
文/记者叶军图/记者喻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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