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资本论》作者：只反对严重的不平等_历史频道_新浪网
《21世纪资本论》作者：只反对严重的不平等
& & 11月15日，《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在中信出版集团旗下的中信书院组织的一场论坛上与国内学者、读者进行了交流。
& & 《21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皮克迪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降低财富差距。
& & 在今年3月上市后，《21世纪资本论》成为一本炙手可热、同时极具争议的学术畅销书。在回答时代周报记者提出的怎么看待《21世纪资本论》在中国书评网站上评分并不高的问题时，皮凯蒂提到，他认为这跟国外的情况一样，人们在进行打分大战，喜欢的人给很高的分数，不喜欢的人给很低的分数，“对那些没有真的读过我的书的人，我没有办法。”
& & 以下是此次论坛上皮凯蒂和国内学者的对谈记录，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时代周报》记者进行了部分修订(未经本人确认)。
& & 谈话人：
& &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 & 李实(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 & 梅建平(长江商学院副院长、金融学院教授)
& & 何帆(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 &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21世纪资本论》作者。1971年出生，18岁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22岁就获得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就是以财富分配为题。此后皮凯蒂一直研究财富不平等现象，著有多部研究法国和世界关于财富分配的著作，2002年获得法国青年经济学家奖。2006年作为创始人出任首任巴黎经济学院院长，两年后卸任行政工作，专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2013年皮凯蒂荣获两年一届的伊尔约•约翰逊经济学奖)
& & 皮凯蒂：我不是左派
& & 何帆：谢谢主持人。我接着刚刚田薇的话，她讲到Piketty教授的这本书非常的轰动，同时其实争议很大。我看了中国当当网上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好的觉得非常好，给5星，差的恨不得倒扣几颗星，包括学术界也是见仁见智的很多，大家对这本书争议这么多可能里面掺杂着感情的色彩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色彩，第一个问题要问Piketty教授非学术性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是不是左派？
& & Thomas Piketty：不，我并不这样认为，这本书并不是讨论左派或者右派，讨论的是新世界和旧世界。对于没有读过书的人我没有办法向他解释什么。我是1971年战后出生，年柏林墙的倒塌我也亲眼见证，我并不太支持前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思想，当然中国的共产主义有所不同，有些人生活在冷战时代，他的思维是冷战的。我欢迎所有建设性的批评，能对我的书加一些数据，我们的数据不够，正在收集更多。有时候你不能忽略不平等现在已经变成极端的问题，《金融时报》也做出了这样的评论，当然他说了对我的数据不同意，但如果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是错误的：有的时候社会的高层占据了资源和国民收入太大一部分，我们需要给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激励，这本书的目标是激发这种争议和争论，我们很高兴看到这种争议。
& & 何帆：我问您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为了印证我的一个感觉，尽管你的很多观点乍一听起来觉得很极端，如果仔细的看这本书，您的很多观点还是比较中庸的，读完了将近700页的书我也没有看到哪个部分教我们造反有理，这本书的中心思想还是如何通过节制资本，可以让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更好的平衡。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种比较中间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书里的有些内容至少跟原来我们接触到的经济学不太一样，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经常会讲到首先要关注效率，关注完了效率可以兼顾公平，当然效率还是第一的，经济学中讲到收入是由市场决定的，你拿到这些钱就别再问多了还是少了，我不知道到底是Piketty教授的观点是叛经离道，还是原来的经济学可能有点固步自封，我要问一下曾经教过我经济学的姚洋老师，您觉得Piketty的书出来之后经济学的思想跟以前比会不会有些变化。
& & 姚洋：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Piketty先生说到资本相对于收入的增长，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说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资本有机构成就是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之比，在今天看来就是这样，马克思说这个数在上升，但剥削率又没有变化，利润率一定会下降，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在制造自己的掘墓人。当然Piketty先生这里利润率基本是不变的，利润率就不会下降，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和马克思讲的没有太大差别。另一方面要素的贡献率没有问题，Piketty先生揭示了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一方面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必须要给要素边际回报，但由于我们给他们这样的回报，必须得面对不平等的上升，我读了一些经济学家对Piketty先生的评论，老实得说我估计好多人没有认真的读，没有理解Piketty先生的东西，就在拍脑袋评论，评论对于我来说都是错误的，Piketty先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规律性的东西。
& & 何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经济学的思想和视野拉的更长一点，Piketty先生不是造反派，只是把经济学的思想跟19世纪的经济学刚刚诞生时候的传统接上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 & 姚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说服了，Piketty先生解释为什么20世纪中叶我们的收入分配是在改善的，他说是两次世界大战，把好多财富积累过程打断了，如果我们还像19世纪那样比较和平的年代――19世纪是欧洲百年和平的时代，社会比较稳定――马克思所观察到的事情就会发生，我们再迎来百年的和平也可能会看到19世纪同样的事情。
& & 现实中无法区分好资本与坏资本
& & 何帆：有一群读者最不喜欢读Piketty的书，就是华尔街的，华尔街有很多人说这本书充满了对金融资本会获得回报的这种观念中世纪的仇视，正好我们请到了一位金融学的教授，来自长江商学院的梅教授，您觉得Piketty懂金融吗？
& & 梅建平：这本书英文版的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认为这本书相当有意思，读了关于他对资本和不平等的分析，我想起前几天去看医生，他说我的胆固醇超标，资本就像胆固醇，一种是好的胆固醇，一种是差的胆固醇，马克思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资本也有好的和不好的，马云现在富可敌国，阿里巴巴一上市使得中国整个不平等有了很大的上升，这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认为这是好的，在分析当中，要把资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哪些是为食利阶级利滚利得到的财富积累，还是由于创新所带来的不平等――80年代美国的不平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像比尔盖茨和乔布斯，这对于美国社会来说是好的地方，而不是坏的――要分开来分析。
& & 何帆：就您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问一下Piketty先生，梅教授说有好的资本，也有不好的资本，我们应该区分开，有没有可能把资本区分成好的资本和坏的资本，请您帮我们设计一个X光的仪器，我们把资本家都拉过来，好的资本家就把他送到政协，坏的资本家就可以把他送到监狱。
& & Thomas Piketty：这个确实有点危险，其实是二者混合的，不能进行这样的区分，有些人在其他国家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建立了一些帝国等等，有非常高的资本回报，事实是更为复杂的，在法国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况，有很多的创业者，世界化妆品方面的领导者也是如此，在年他开发了一个品牌，建立了财富，他的增长速度基本和比尔盖茨后来的财富增长速度一样，我们不能说财富只属于有能力的人，财富并不是唯一来自于创新的，即便财富的回报只是由创业者创造，也不会出现国民财富由很少的一部分控制，当最高层的人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整个社会3-4倍，这肯定是不平等，也是不可接受的，极端的不平等性是没有用的，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性，如果三十年前可能只有两三个人，但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的身家多到占据GDP的50-60%的财富，确实有点夸张。
& & 关于公共资本的问题，这并不是正确的争论，不一定公共资本越大越好，资本资产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是可以继续的。我们要考虑公共基础设施，中国比印度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做的成功，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教育、健康、医疗方面等等，但在其他领域我们希望能有私营化，与此同时你也需要有一套税收体制和对于私人财产的监管体制，中国也在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去对私人财产征税，不去监管私人财产，可能会像西方那样很快出现极端的不平等。
& & 《21世纪资本论》何以走红？
& & 何帆：Piketty教授在我们讲台上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其实他在书里也讲到他们有一个团队，有很多非常出色的合作者在研究收入分配，包括在中国的李实教授也是长期研究收入分配的非常棒的学者，尽管收入分配的问题不像金融那么热门，但一直有一批学者在研究收入分配，为什么那些人没有像Piketty先生这么出名呢，Piketty先生的研究跟其他研究收入分配的学者比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他最后能变成最红的学术明星，是因为他更年轻还是因为他长的更帅？
& & 李实：Piketty这本书之所以可以红起来当然有很多原因，有的人认为他是媒体的炒作或者认为有些大牌的经济学家在热捧，引起了整个学术界以及整个社会对这本书的关注和讨论，我倒不是这样认为，Piketty这本书确实有它火的道理，背后有它火的基础，去年我和Piketty先生在香港科技大学开会，他在会上就讲了这本书的内容，参会的人不过20位，那时候英文版的书还没有出来，法文版的书还没有得到很多的关注，那时候他还不火，我听了他的报告以后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以后他会火起来，如果仔细看一遍这个书，我认为他火的有道理，至少有几点。
& & 第一点，从研究分配收入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建立了比较宽广的分析框架，把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结合到一起加以研究，同时试图发现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收入分配研究当中大家要么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要么关注财富分配的问题，这几乎变成了两个不同的领域，Piketty这本书既讨论资本收入的问题，又讨论资本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还有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同时还讨论了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收入差距的不平等会带来财富差距的不平等，同样反过来财富差距的不平等也会带来收入差距的不平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整个研究框架上的扩展。
& & 第二点，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当中，他认为收入分配问题在过去主流的经济学当中基本被边缘化了，这是整个经济学发展方向上比较大的失误，他说现在的经济学应该把分配问题重新纳入到整个分析的重点，研究的中心，这个问题确实对应了大家对经济学的判断，现在主流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有很重要的批评，过多的强调生产过程的效率问题，忽视了分配过程的平等问题，这本书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挑起落，引起了大家重新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研究国民收入分配，资本收入的份额，劳动收入的份额，包括古典经济学一直延续这样的研究思路，现在的经济学当中更多关注的是个人收入的分配问题，看看现有的工薪阶层收入差距有多大，现在家庭层面的收入差距有多大，这是个人收入分配的问题，Piketty的书某种程度上把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又结合起来，从国民收入的分配考察个人收入的分配，通过个人收入的分配反过来推动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 & 第三点，Piketty研究长期的问题，这往往是过去关于收入分配研究领域当中比较忽视的问题，但比较缺少这方面的数据，大家往往更多关注的是和现实政策密切相关的问题，注重于短期的收入分配变化，Piketty先生用了几百年的数据研究长期的问题，研究长期的问题就有一个好处，可以关注代际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他发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代际流动的不平等，更多的上一辈的财富通过遗产转移到下一代，上一代的不平等可能会带来下一代的不平等，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引发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这是我认为这本书可以轰动的经济学的基础。
& & 何帆：我补充一点，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这么火可能还跟它的名字起的好有关系，《21世纪资本论》，Piketty教授怎么会想起来起这么一个名字呢，您背过《资本论》吗？
& & Thomas Piketty：我看过《资本论》，但我用了很长时间，《资本论》更多的集中在理论层面，对未来做各种估测，它的背景就是工业革命的欧洲，1860年左右英法等国的工资停滞不前，企业的利润增长的越来越快，马克思了解到这个背景，如今很多经济学家建过越来越复杂的数学模型，但他们忽略我们所在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马克思的出发点很重要，但没有足够的数据。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一遍并不是很容易的，他也没有多想废除了私人财产以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废除了以后怎么办，当然废除了私人财产的国家简直是一场恶梦，可以很容易说私人财产会变得严重不平等，但需要设计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说私人财产怎么样结合法制和累进式的税收体制，当然现在有更多的参考点，我选择这个标题主要是想的是把分配问题重新纳入到经济学的核心，这应该是最核心的问题，长远怎么样发展，分配问题要重新纳入到经济学的核心，这离不开对数据的分析和对历史表现的分析。
& & 走进21世纪我们需要把经济学理解为一个历史上的问题，往往离不开所有问题的历史背景，我主要是想继承之前那些学者的研究，继续进行他们这样的研究，并不反对使用主流的理论模型，我用过理论的模型，作为经济学家应该用比较简单的理论框架，用来解释很多实际的证据，很多经济学家正好相反，他们用特别高级的理论框架用来解释很少的东西。
& & 中国的高公共资本比率没有缩小贫富差距
& & 何帆：我上大学的第一天我们的教授把我叫过去，他说小伙子我看你像做学问的料，我教你一个诀窍，大学四年，《资本论》三卷加上《剩余价值学说史》，四本书你一年背一本就可以成大家，我还真背过，我发现真背不下来，问您一下，看您背过没有，您也没有背过我就放心了。
& & Piketty教授在书里讲到很多如何能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包括您谈到的很有名很有争议的征税。梅教授谈到您演讲的时候说如果公共资本占的比例高，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中国是比较好的例子，我们的公共资本比较高，这对于缓解中国的收入分配是有帮助的，如果中石油、中石化赚钱的话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高兴不起来，姚老师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从中国国有企业来看，从Piketty教授研究的收入不平等，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什么方面能够对缓解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起到作用，还是说这跟收入不平等的关系不大？
& & 姚洋：Piketty先生讲这个话的时候主要是基于欧洲的经验，欧洲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政府占有的公共资源越多社会会更加平等，比如北欧这些国家，这是基于一个前提，政府把这些钱收上来又重新花到老百姓的身上，这是一个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现再分配的作用。回到中国，中国的国有企业占的比重按照制造业来说工业大概30%左右，加上非工业可能40%，国有企业基本上是不分红的，比如说北大名义上是拥有方正，但方正给北大的分红极其少，一年也就给2亿，学校得到很少，我们国有企业也是一样，国有企业赚了钱，但并没有把红利交回给国家。另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支出也很有意思，政府的支出大概有40%都花到了基建上，有17%左右花到政府自己身上，直接花费到老百姓头上的是比较少的，中国政府拿这个钱很多搞了建设，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就不大了，改善了经营的环境，老百姓当然会得一些利，我们可以坐高铁，但可能资本拥有者的得利更多，高收入铁路谁用的更多，还是企业。各个国家有不同的情况。
& & 李实：关键是公有资本最后得到的收益到底用在什么地方，这个很重要，公有资本，特别很多大型的垄断企业是生产性的，不是公益性的，垄断大企业不仅仅不能缩小收入差距，反而会带来更大的收入差距，在座的中国人民大学的岳教授专门做垄断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工资定的很高，垄断企业很多员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市场水平，无形当中拉大了社会上的收入差距，作为垄断行业本身来说它的收入是自我循环的，用于社会公益的这部分非常少。
& & 该不该控制高管薪酬
& & 何帆：如果真的像Piketty先生书里讲的国有企业变成了全部国民所有，可能对缓解收入分配会有帮助，但中国的国有企业现在变成了部门企业和行业企业，所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 & Piketty先生在书里专门分析过英美国家出现的天价经理人，拿到的薪酬非常高，他曾经做过一些研究，如果从各个因素来看，没有发现给这些拿天价年薪的CEO那么多的钱，到底在什么程度上改善了公司的业绩，从您的研究来看，我们现在对于CEO的薪酬制度是不是有缺陷，还是说回到原来的给他们按月固定的发工资更好？
& & 梅建平：首先说明一点，金融教授的话并不是仅仅只注重效率，而不注重公平，最近在长江商学院我当了EMBA的院长以后推动的一件事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念24本世界名著，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让同学们关注社会的公平问题，英美80年代做的所谓的薪酬制度改革，六七十年代欧美很多的大型企业和我们目前的国有企业非常像，经理人的绩效和工资是不挂钩的，因此有很多的大企业病，欧美在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做的自由主义思潮下做的企业改革有点像中国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一搞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贫富差距，有的人种田很会种，有的人种田就是好吃懒做的，这样一来能干的人积累了资本，用资本干更大规模的生产经营，效益就更好了。又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不赞成对比尔•盖茨和马云进行加税的，比尔•盖茨给他10亿和给他500亿对他来说照样会努力做Windows，问题是给他500亿他可以做Windows1、2、3、4、5，给他10亿他就没有钱做了，马云也是一样，如果不让他成为千亿富翁，只让他成为百亿或者十亿富翁，他就没有钱来做蚂蚁金融了，对于最有生产力的这些人好的“胆固醇”进行限制，好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了。
& & Thomas Piketty：在我看来这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更实际的问题，我已经研究了大量的系列数据，包括欧美日上市公司的系列数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比较了这些公司，有的是年薪1000万美元，有的是100万美元，结合他们的表现，发现没有成正比，我并不是说高管不应该有很高的工资，只不过超过一定的水准就没有边际的作用，分不出千万年薪和百万年薪高管的区别在哪，有很多是急功近利的行为，实际经济效果也是负面的，而不是正面的，当然需要一定的奖励机制，但超过了一定的水准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有些人觉得越不平等越好，高管薪水就是这样，财产集中也是这样。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并不要19世纪那种严重集中才能增长，欧洲1940年前的情况，后来一战、二战给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时通过很多政策，财富集中得到了很大幅度的缓解，但并没有影响到50-60年代的经济表现，虽然不平等有所减少，但并没有影响到经济增长。
& & 撒切尔和里根时代的英美两国，如果看增长表现和生产效率的数据往往会发现各环节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80年代到现在人均的GDP只增长了1.5%，1.6%，如果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增幅归高管拥有，而实际的增长只有1.5%左右，其他人都亏了。这是有数据分析的。
(责编：甄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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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当罗永浩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时候，是不是思想叛变了？
　　作者：西坡 来源：公号“毒舌的的”
　　“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罗永浩在锤子科技的发布会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许多人都被惊到了。罗永浩是谁？自由派公知啊。这句口号按说应该出自工业党或者小粉红之口才对。
　　虽然自从老罗由顺风顺水的脱口秀界进入多灾多难的手机界之后，他的大嘴巴已经缝住了百分之九十九，但思想底色不应该发生巨变。毕竟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
　　老罗自己也说，他是一个愤青时是不屑于这样的话的。现在虽然还是个“愤中”，但想法变了。有人说老罗是拿这句话做营销，应该不是的，我相信老罗是真诚的。
　　按他自己的说法，在手机行业摸爬滚打几年之后，了解到中国人已经取得了多大的成绩，“你知道谷歌的安卓团队从中国手机厂商抄了多少创意吗？”虽然锤子科技一直挣扎在生死边缘，老罗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却是坚定的。
　　老罗又一次谈到“工匠精神”。新闻联播现在几乎每天都谈工匠精神，这个词好像确实是罗永浩首先普及开的。但老罗没敢居功，比如跟总理约个优酷啥的。他只说全国热议工匠精神是消费升级、制造升级的必经阶段。
　　有些以前的粉丝会觉得老罗变了，虽然老罗已经变或被变了许多次了，但这次老罗好像变得主旋律了，会让这些人更难接受。
　　但我认为，不能从一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就断定老罗思想叛变了。他只是从嘴炮党变成实业家之后，发现了自己以前不愿意相信的事情。
　　现在说中国就已经超欧赶美了，显然是言过其实的自大狂。但把眼光放在几十年之后，“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可能会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现在还只能说“可能”，但至少在我看来，这个概率是很大的。
　　人们（包括老罗自己）之所以认为自由派公知说“中国人的世纪”这样的话很违和，是有历史原因的。
　　中国自由派给人的印象就是只会批评，批评体制、批评文化、批评国民、批评大企业，无所不批。而赞美是另一派的活。
　　自由派对自己也是这样的要求，多批评，少赞美。即使赞美也只能赞美个体，不能赞美整体。个别人甚至会期待中国经济崩盘，好实现自己多年如一日的唱衰预言。
　　走笔至此，我预感到有读者会读出环球时报的感觉。请淡定片刻，继续往下读。
　　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正视中国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成就，不等于为谁唱赞歌，不等于无条件赞成所有现行政策。
　　认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不等同于放弃批评立场。我不是对企业家罗永浩说的，而是说给我的言论界同行。
　　以前有些自由派走进了自设的藩篱，将很大一块言论市场拱手让人，是相当不明智的。
　　中国崛起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在于中国以怎样的方式崛起。
　　如果把GDP总量世界第一当成终极目标，靠大块头耀武扬威，整天喊着“虽远必诛”的口号搞“圣战”。那么这种崛起是可耻的，非中国之福也非世界之福。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以上，即使GDP赶上美国，人均GDP也不足人家的1/4。有什么可骄傲的？何况这些财富的分布状况还是一个大问题。
　　我之所以对中国的未来有信心，不是相信所谓的中国模式，而是基于一个简单的观察——中国的父母太特么重视子女教育了！教育肯定是会有回报的。
　　有人想都不想就会说，中国家长都是拔苗助长，孩子整天上补习班没有快乐的童年。凡是这样想的人，都是自以为举世独醉我独醒的糊涂蛋。上过大学的家长会比文盲家长更愚蠢？从小接触各种先进事物的孩子会比从小只能在麦田里守望的孩子更没有前途？
　　我承认我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没有补习班却有大自然。但我不相信放养是最好的教育，当然我不怪爹妈，他们已经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最好的条件。我想说的是，接受越来越好的教育的孩子，肯定会做出更耀眼的成就。中国教育固然有很大的问题，但不要轻易把别人都当傻子。
　　中国人不缺才华也不缺勤奋，中国腾飞是自然的，应该问的反而是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未来又会遇到哪些阻碍？在我看来，不管过去还是未来，阻挡中国进步的最大短板都是制度。从来不是人民对不起这个国家。不过本文来不及具体展开了。
责任编辑：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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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正如野中郁次郎所言，21世纪的制造业是知识产业。
8月21日 精选 （ 微信号 iLoveDonews ）
那么到底什么是知识？它和信息，以及信息时代又有什么关系呢？
日本的管理大师野中郁次郎顺着德鲁克的思路继续前进。德鲁克认为，。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和身体里。因此，野中郁次郎认为，我们不能通过互联网的网页来实现知识的流转。知识归根到底只存在于人体内部，凭借工作着的知识工作者们借助网络所使用的只能是信息。
同时，野中郁次郎给出了知识的三大特性：知识反映了特定的立场、视角和意图。知识是关于行动的概念。知识是和特定情境有关的，关联性是其一大特征。显然，知识是人结合着自身处境儿对信息的内化。人才是知识的主体。
在此基础之上，我们不难发现，“信息时代”和“知识时代”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信息时代的到来，是以信息处理技术的跃迁为标志，尤其是计算机硬件的革命。之于企业而言，信息化就是信息系统为了满足工作流程中的数据交换。在信息化时代中，管理围绕信息架构而搭建，人的作用在于填空。信息系统中的填空题不会像流水线时代的那么多，人的能动性依然受制约。
因为知识的内生性，“知识时代”注定是属于人的时代。野中郁次郎提出，“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化，价值的生成源泉已经不仅局限工厂和硬件，而逐步转向以产品为媒介的问题处理、服务和信息提供等。这种现象不问行业类别。人或组织创造的知识或基于知识的资产成为价值产生的源泉。”
“知识时代”是“信息时代”的进化版，或者说正是因为有了信息的大爆炸，才有了以知识为媒介，唤醒“人”的机会。对于企业而言，“知识”的含义不是在信息系统中做概念的替换，更不是简单的效率提升。“知识”将导致未来的企业和生产经营方式发生革命。
看一看“知识”为现代管理带来了什么？野中郁次郎在《知识经营的魅力》一书中，总结了知识管理的两大源流：对企业内部资源的关注和对数字化经济的关注。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和日本经济一样遭遇了危机。美国的企业开始反思自己的科学管理模式，转而学习日本企业，把注意力放在了组织内部无形的资源和能力，“核心竞争力”就可谓这一反思的经典结果。同时，大量的企业间并购频繁发生，导致企业原生的知识体系崩溃，也促使企业更加关注内部资源的整合。
在这个时期，“敏捷”的概念出现。这个词不是指要快速反应，而是美国的硬件厂商意识到了仅仅制作硬件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他们需要为用户提出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这其中包括重新定义与合作企业的虚拟组织关系，野中郁次郎甚至认为，要“不顾及经营形式发生质的变化。”
而“敏捷”的前提是，数字化的普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美国上市公司没有大规模的有形资产，却能坐拥高市值，皆是因为其产品的核心就是知识。所以，“知识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叫做“数字经济”。
日，《财富》刊登了一篇文章，其核心观点是新经济的主要成分是知识资本的内在表现形式，即知识和信息。对于而言，其核心资本也应该由流水线、厂房转变成知识和信息。
20世纪末，软件革命的兴起以及互联网的商业化，传统制造业一度陷入增长乏力的境地。和不断处于信息交换中的互联网产业相比，制造业让用户难以感觉到“温度”，这些产品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功能需求而已。加之陈旧的产业结构，围绕制造业兴起的服务业的勃兴，似乎在昭示，这里风景不再。
事实真的如此吗？在美国金融危机最危难之际，奥巴马政府打出了制造业兴国的旗号，他认定美国的复兴之路在于创新，但是没有把赌注压在被全球膜拜的创新圣地“硅谷”之上。奥巴马政府认为，制造业才是创新的之源。也的确如此，毕竟人类的生活不能一直徘徊在虚拟的软件空间里，最终还是要和硬件产品发生关联度。其次，野中郁次郎认为，制造业是各类产业知识的温床，抛弃制造业，单纯依赖软件型产业发展是不现实的。
但是，制造业必须要对自身进行革命，必须把一条流水线将用户拒之千里的陈旧印象颠覆。制造业本身为什么不能成为服务业呢？“知识制造业”是一种全新的企业形态，由manufaceting（制造）到making（创造），个人体内的智慧被输入其中，也就是本来冷冰冰、硬邦邦硬件设备，被赋予了大量信息，而这些信息是被用来为用户服务的。在服务的过程中，信息会结合着用户的使用场景，内化为知识，比如用户通过可穿戴设备看到了身体的各项数据，从而对自己的身体机能有了了解。同时，信息之于企业来说，从用户那里得到的信息经过分析处理之后，会成为新的知识，然后将其运用到下一代产品之中。
美国计算机学者勒维斯在《非摩擦经济学》中，将信息到知识的转化称之为“学习”。他认为，人是产品的终端，企业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把从用户那里获取的知识体现在产品里，用现在的流行词汇来说，就是要“迭代”。制造业不但依然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它在扮演着用知识服务用户的角色。
对于企业的经营模式来说，就要从传统的战略经营到创造性经营进行转变。野中郁次郎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战后的高速成长期是一个“战略时代”，企业的资源配置要依靠严谨的战略规划，组织机构因战略而设置，严密的分工和等级制度是彼时组织结构最大的特点。
在进入90年代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更多的创新任务落在了小型公司之上，传统的制造业大型组织受到了严重冲击。以《追求卓越》闻名的美国商业畅销书作者汤姆·彼得斯振臂高呼“疯狂的时代呼唤疯狂的组织”，他认为大型组织显得笨重、迟钝，总部甚至都应该被取消掉。同时代，通用电气CEO杰克·韦尔奇更为大胆地提出了“无边界组织”理念，他呼吁管理需要变得“流畅”起来。而普拉哈拉德更是提出，“管理者不能超越资产管理而进入资源整合，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后者要求新的管理方法。这种整合的实质就是以富于创造性的新方法来学习，来分享知识，来重新配置知识，来捆绑有形资产和智力资源。因此，超越当前管理边界的能力是实现资源整合的一个关键前提。”
显然，传统的战略规划流派以及相应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到了继续变革的时候。就像野中郁次郎谈到的，“企业通过制定战略规划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但是，进入到新时代之后，企业身处的社会环境与25年前截然不同。企业的战略规划必须依据新时期的社会环境，作出相应调整。”所谓调整，就是构造“机会—资源”或者“知识创造—有机组织”的结构形式。时代变化之快，已经容不得企业再去慢慢吞吞地行动了。而最快的调整方式，莫过于赋予用户开发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用这种弥补战略规划的不足。
从2013年开始，随着谷歌无人汽车的研发以及特斯拉的风行，制造业在经历了底特律之殇后，再次回到了人们的视野里。这一次它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理念和产品，一部装了四个轮子的智能手机。这样的产品，即建立在生产线上，更根植于软件之中。如果说过去的150年的工业是分工经济学与大规模生产的天下，现在，信息流、数据和分析平台则构成了新时代的新工具，一如旧日的车床、气动锤和装配生产线。
机器与软件的联姻，生出的后代是定制化的、互联网化的，并且具有创作的能动性。新时代的硬件构成了产生新品种的服务和平台的基础，他们利用软件，尤其数据，可以颠覆一系列我们熟悉的行业，从改变健康行为到革新农场的经营方式。
制造业开始变得智慧起来，它变得懂得人、关心人。而这种与人的关系和解的背后，是知识工作者带来的企业知识能力、产品中融入的知识、以及为用户提供各种问题解决方案地系统知识。
正如野中郁次郎所言，21世纪的制造业是知识产业。
（作者郝亚洲，首发至iDoNews专栏，转载时请注明来源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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