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6年符合合肥市农转非还是农村户口吗政策户口从农村转入合肥市查原始资料找何部门

新型城镇化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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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规划与户籍制度改革意见
中央政治局: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完善征地制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会议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实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做好住房保障和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
  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3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听取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情况汇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近年来少有的复杂严峻局面。党中央、国务院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有机统一,保持政策定力,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深处着力、精准发力,推出一系列创新性政策措施,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全年主要预期目标能够较好完成,实现了良好开局。
  会议强调,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具有不少新的有利支撑和难得机遇。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将进一步激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同时,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抓住发展机遇,搞好统筹兼顾,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会议指出,做好2014年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精神,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以改革促创新发展,完善调控方式手段,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会议提出,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改善宏观调控,科学把握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要抓好对中央改革总体部署的落实,积极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着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着力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投资合理增长和结构优化,改善投资管理和服务。要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积极拓展出口市场,强化多边双边及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对外开放向纵深拓展。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保持主要生产稳定发展,支持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强生产能力建设。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取得新进展,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下大气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要坚持绿色低碳清洁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狠抓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毫不放松抓好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实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增强欠发达地区发展能力,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事业改革发展,做好住房保障和市场调控工作,创新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
  会议认为,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是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经过调查,全面查清了全国各类土地资源底数。用好二次调查成果,对进一步提高国土资源管理水平、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科学制定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规划和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粗放利用土地现象依然突出,土地管理形势依然严峻。必须站在历史和全局高度,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全底线,确保实有耕地数量基本稳定。必须坚定不移推进节约集约用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要充分认识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稳妥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在全面考虑土地问题复杂性的基础上,进行周密周全的制度和政策设计,统筹谋划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当前,要夯实土地权能这一基础,完善征地制度这一关键。
  会议要求,要发挥二次调查数据平台作用,推动二次调查成果广泛应用。要以成果公布为契机,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国土意识、责任意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利用管理。
人民日报:城镇化被房地产绑架 政府只想如何卖地收钱
  在各地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一些涉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其中某些不良倾向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们有可能使一项新政策、好政策变味走样。从9月17日开始,读者来信版连续推出10期“关注城镇化中的不良倾向”系列报道,对近些年城镇化中的种种不良倾向做了一次集中扫描与剖析。
  在这10期报道中,我们以个案调查、读者来信、学者观点等形式,分别关注了农民“被城镇化”的窘境、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规划随意性大、城镇服务功能欠缺、大拆大建、绑架城镇化、古建筑古街区被毁严重等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并涉及农民就地城镇化、如何做强做大县城等话题,将读者身边的事例和群众的感受真实地呈现出来,加以条分缕析,尽可能清晰地反映城镇化中的普遍性问题。期望通过这样的报道,让人们特别是在城镇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的各级政府,能够冷静、理性地思考。
  1。一些地方热衷于土地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强征土地侵害农民利益,不少农民被迫“上楼”集中居住
  城镇是人的聚集地,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早期的城市是因“市”而“城”的。有了集市交易,人们才逐渐聚集到一起。工业化的发展加速了城镇的发展,城镇的发展又促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对于人类而言,城市具有其难以阻挡的魅力,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更多的就业与发展机会、良好的生活与教育环境、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诱使大量人群自发地向城市流动。这是城市发展的规律。
  在我国,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以及城乡间的巨大差距,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近一二十年已成大趋势,以致形成了2.6亿农民工这样一个庞大群体。按理说,城镇化首先应解决的就是已经流向城镇的这一庞大群体的安居乐业问题,让这些农民工真正享受到市民待遇。但现实是,许多地方政府既没将关注点放在这些人的城镇化上,也未注重提升仍在务农农民的生活质量,而是将目光紧紧盯住农民手中的承包地及宅基地。由于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建设用地日趋紧缺,紧俏的、增值效益巨大的农村土地自然就成了财政上捉襟见肘甚至债台高筑的政府部门的垂涎之物。一些地方政府借城镇化或新农村建设之名,强征农民承包地、宅基地,强迫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大搞土地财政。大量“上楼”后的农民,工作难找,无所事事,征地补偿款有的买房用光了,有剩余的也难以为继,生活质量未升反降。《“四处冒烟”的楼房》、《被“农转非”的农民》、《地没了,姑妈闲得慌》、《失地农民长远生计无保障》等来信,道出了农民“上楼”后的窘境。本报记者采写的《六圈村村民的“城市梦”何处安放——北京市丰台区花乡六圈村失地农民生活现状调查》,披露了为城镇化作“贡献”的村民做了城里人后的窘迫与困扰。
  土地城镇化的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这是我国城镇化中显而易见的问题。原因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认为,权力驱动型城镇化是重要原因。权力驱动型城镇化要求政府支配大量的土地、资金、人才等资源。在地方财政实力总体较弱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难免走上严重依赖“土地财政”之路,通过挤用农业资源和掠夺农民来满足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一些政府很大程度上将城镇化当做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未走出片面追求高增长的套路,高估了城镇化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城镇化是经济、政治、科技与文化共同发展的结果。与其说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的当下,各地政府盲目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可能会产生重复建设和保护落后产能的客观效果,贻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机。现实表明,违背农民的主观意志而将城镇化强加于他们身上,在不进行相关制度改革的前提下强调城镇化,很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2。城镇化被房地产绑架,成了造城运动。历史街区、古建筑快速消亡。“当政府只想着如何卖地收钱的时候,什么样的经都会念歪,大拆大建也在所难免”
  城镇化的普遍趋势是农民为了获得更高收入、寻求更好的生存发展机会而向城镇主动转移,但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却由于政府靠行政权力驱动而形成了人为的造城运动。为短期内提高城镇化率,加上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一些地方政府走上了大拆大迁、大拆大建、大兴土木的造城之路。近些年,建新区造新城、拆旧城造仿古城如同热病般在不少地方传染、蔓延。有统计数据显示,有12个省会城市要建55个新城;144个地级城市要建200个新城;161个县中67个要建新城。已公布规划面积的96个新城,占地超过6000平方公里。全国还有不少于30个城市要斥巨资重建古城。最让人痛心的是,许多“打造”,走的都是将古城“打”掉再“造”仿古城的路子,部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岌岌可危,历史文化街区频频告急。
  今年3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安徽寿县、河南浚县、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8市县,因保护工作不力,致使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遗产遭到严重破坏、名城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进行了通报批评。据报道,自1982年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公布至今,全国共有119个城市得此殊荣。它们中有曾经的各朝都城,有历史上的政治经济重镇,也有某些历史大事件的发生地。按规定,至少拥有两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才能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有专家表示,中国当下119个历史文化名城中,有将近20个已没有历史文化街区,将近一半的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
  与造城运动伴生的是房地产对城镇化的绑架。在许多地方,房地产几乎成了城镇化的代名词,城镇化完全被盖新楼、建新区取代。如,现有65万人的贵阳市贵安新区,规划10年内打造可容纳400万人的新城,几乎相当于贵阳市市域现有总人口;年仅3000多万元的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却计划斥资60多亿元建新城,历时10年最终以烂尾收场。人为造城运动的另一畸形产物便是“鬼城”频现,内蒙古的康巴什新城便是典型。住宅空置率过高、楼房建设过度超过基础设施和人口聚集速度,是这些城市的典型特征。
  广西藤县读者何杰锋在来信中说,“当政府只想着如何卖地收钱的时候,什么样的经都会念歪,大拆大建也在所难免。”
  3。城镇化重建设轻管理,中看不中用;大小城市及县城间发展失衡,离农民最近的县城失去县域发展的龙头作用
  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新型城镇化重点就是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然而,在近些年的城镇化热潮中,可持续发展往往被一些地方置之度外,许多城市充斥着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味道。不顾现实需求,不看客观条件,不搞可行性研究,一味追求大手笔,争先恐后大施拳脚、大展宏图,以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建设发展难以为继或半途而废。一座座漂亮的新区、小区拔地而起,配套基础设施及管理却难以跟上,中看不中用,缺少吸引力、聚集力。有专家指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还存在水、电、气、供热、地下管网、三废处理等基础设施落后以及住房、社保、教育、医疗、交通、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滞后、城市资源环境严重超载等问题。”
  此外,大中小城市的盲目无限度扩张,城市间、城乡间的发展失衡,加之“市管县”体制的制约,使得离农民最近的县城逐渐失去“龙头”作用。由于县城的产业集聚力差、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附力弱,大多数外出打工的农民越过县城奔向更具吸引力的城市,结果造成大城市人满为患,城市病日趋严重,小城镇包括县城发展缓慢,乡村更是发展乏力。
  城镇是增长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要靠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共同启动,而不能仅靠政府行政权力之手的强推独撑。城镇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实践证明,违反这种规律就可能走偏,就会付出代价。对一个拥有占世界近1/5的人口、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之城镇化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能否重视并纠正城镇化中的不良倾向,让中国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沿着科学发展的道路前行,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
债务压力大 我国城镇化基建资金缺口或达20万亿
  11月28日,城市中国计划发布“探索更为高效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项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根据测算,在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到2020年,如果政府债务控制在60%以内,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或达20万亿元。
  专家指出,由于在现有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中,政府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融资责任极大。为避免因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应大力发展非债融资,拓展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据了解,城市中国计划由麦肯锡携手哥伦比亚大学、清华大学共同合作创建,是致力聚焦中国城镇化的独立的公共-私营部门联合智库。
  “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和市政公共设施将产生巨大的资金需求。”城市中国计划研究员李晓鹏表示,据2010年发布的《中小城市绿皮书》推测,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这意味着,期间将有2.5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根据我们估算,如果将社会保障方面的开支剔除,传统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大约在20万亿至30万亿元之间”。
  除传统基础设施投资外,传统城镇化与信息化的结合,也将在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创造出不少于1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如果加上城镇化所需的20万亿至30万亿元,到2020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可能需要30万亿至40万亿元。”李晓鹏说。
  “与此同时,按照当前价格水平计算,如果中国政府债务规模控制在60%左右,则到2020年可新增的政府债务(按不变价格估算,含国债)不会超过20万亿元。”
  李晓鹏说,在政府安全的负债空间范围内,我们预计,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般城镇化建设、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以及信息化建设等资金缺口,大概在10万亿至20万亿元。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10万亿至20万亿元资金缺口并不离谱。
  李晓鹏同时表示,在现有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中,政府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融资责任极大,除负责环境保护、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纯公共物品提供外,还需铺设地下管网、公共交通、社会等。随着地方政府需要融资支持的领域不断扩大,其结果必然是债务成本和风险不断上升。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如果地方政府失去偿债能力,中央政府负有不可推辞的救助责任,而政府同时是体系的主要所有者和控制者,这就意味着,地方债务风险与银行体系安全和国民经济捆绑。”李晓鹏表示,由于融资主体的单一性,任何一个方面风险过大出现危机都会对整个政府支出和债务偿还造成影响,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应大力发展非债务融资,拓展城市建设的资金渠道,让社会资本参与建设,以避免政府融资责任过大形成系统性风险。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表示,在城镇现有居民中,有2亿多人长期居住,但是没有取得户籍,没有得到真正市民化待遇。而获得待遇不仅仅是户籍的问题,还需要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就需满足老有所得、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包括就业机会、养老保障、教育条件、医疗系统,还需有住房保障。“所有的这些投入肯定是天文数字。因此,这就需要资金的支持”。
  “而资金从哪儿来?”贾康表示,应利用多方合力,迅速打开资金支撑空间。他认为,未来资金将是由财政性资金、商业性金融资金、企业、民间市场主体的资本财力,以及一些可能加入公益性资金形成合力,形成PPP(公私合作关系)资助模式。
  对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刘立峰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方债务压力较大,地方政府已明确认识到应吸引民间资本进入。但在面对市场关系问题上,观念却未能转变,因此,虽想吸引但总是失败。“我前一阵去海拉尔印象非常深刻,海拉尔供水公司希望吸引民营资本,民营企业也愿进入,但谈了30多个企业后仍未成功,原因是认为民营企业要价偏高。”刘立峰说。
  刘立峰认为,如果民营企业认为没有盈利空间,将难以吸引民资进入,因此,政府既要看到公共设施的利益所在,也需要转变观念。
全国首次确定262个资源型城市
  中新网12月3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今日就《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介绍,《规划》首次在全国确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并分为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类。
  杜鹰表示,日前国务院发布《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年)》,这个《规划》是国家首次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域发布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件大事,也体现了国家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资源型城市为中国能源资源供应、建立国家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资源型城市在这一进程中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在历史上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
  所以,杜鹰指出,在2001年,国务院率先启动一个试点,即辽宁省阜新市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2007年国务院又首次发布一个文件:《促进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年,发改委、国土部、财政部三家分三批在全国筛选了69个资源枯竭型城市作为转型试点,给予了专项支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也积累了比较宝贵的经验。
  杜鹰认为,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不仅仅是要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问题,而且要促进所有资源型城市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所以,在2010年,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明确要求编制《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对编制《规划》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个《规划》的编制,几个部委一起作了深入调查研究,整整历时两年多时间。《规划》首次在全国确定了262个资源型城市,这些资源型城市又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和资源状况,分成四种类型,即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
  杜鹰还指出,《规划》明确了四大目标,提出了五大任务,特别是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要建立五大机制,明确了整个资源型城市发展的方向和重点任务。下一步,将按照国务院的批复,发改委、国土部和财政部将会同有关地方认真组织实施好这个《规划》,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支持下,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作一定能够开创一个新局面。
我国67个城市被列为资源衰退型城市
  新华网北京12月3日电 (高敬 闫蒲)3日公布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年)》显示,我国67个城市由于自然资源趋于枯竭,经济发展滞后,民生问题突出,生态环境压力大,被列为衰退型城市,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和难点地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杜鹰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发布会上介绍,67个衰退型城市涉及24个地级行政区,22个县级市,5个县(自治县),16个市辖区(开发区、管理区)。
  杜鹰指出,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资源型产业“一业独大”的问题,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型产业比重大,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262个资源型城市中,矿产资源开发的增加值约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2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左右。而资源型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个百分点。
  此间专家认为,这样“一业独大”或“一矿独大”的产业格局,会产生“挤出效应”,致使其他产业难以发展,一旦资源开发接近枯竭,缺乏接续替代产业,这些城市就会出现“矿竭城衰”的现象,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就业难等问题。
  资源型城市为我国的能源资源供应、建立国家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资源枯竭城市历史遗留问题依然严重,转型发展内生动力不强。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性依然较强,采掘业占二次产业的比重超过20%,现代制造业、高技术产业等处于起步阶段。人才、资金等要素集聚能力弱,创新水平低,进一步发展接续替代产业的支撑保障能力严重不足。
  规划指出,应着力破除衰退型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失业矿工再就业,积极推进棚户区改造,加快废弃矿坑、沉陷区等地质灾害隐患综合治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大力扶持接续替代产业发展,逐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正在衰落的十大城市:兴亡皆因资源
  1、 :煤都神话的破灭。
  这个曾经名不经传的内蒙古三线城市,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神话--一度赶超香港,房价直逼“北上广”。鄂尔多斯的煤炭产业占经济总量近70%,占财政总收入近50%。拥有“黑金资源”的鄂尔多斯,在煤炭产业的黄金十年里,风头一时无两。可惜,煤炭带来的巨额财富,被这座城市挥霍在市场里。据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鄂尔多斯的楼市均价大约为1200元,三年后,住房均价飙升到7000元左右。神话的破灭始于2011年底,煤炭量价狂跌,楼市出现低迷,鄂尔多斯这个富裕煤都陷进债务危机。显然,单一依靠煤炭资源,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粗放生产,导致环境恶化,产能落后,同时热衷房地产的投机买卖,这让鄂尔多斯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泡沫隐患重重,终于一夜之间,神话破碎。近年来,城市产业谋求转型,将装备制造基地作为强力引擎,引进500强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目前全市非煤产业增加值占的比重达到30%。预计到2017年,非煤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将提高到50%左右,有望形成一批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工业园区和大型企业。”完成由粗放型到集约型生产的转变。
  2、 陕北神木:煤炭王国风光不再。
  “因煤而兴,因煤而富”,神木构建了一个让人艳羡的优质煤炭王国,拥有免费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该县煤炭探明储量500多亿吨,几年时间,神木先后成为陕西十强县、中国百强县。同样患有煤炭资源“依赖症”的神木,在煤炭市场低迷,资金链短缺背景下,出现大额非法集资案件。而且,多年对煤炭的过度开发使用,也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尽管当地官员一再否认政府财政危机,但根据《榆林市一季度经济运行分析》,今年一季度神木县99处地方煤矿停产了42处,另外尚有50处在做基建,实际也未开工,真正正常生产的只有7处,煤炭行业无法支撑当地经济。而依附煤炭行业的物流、商业、煤炭等大规模下降,导致地方财政吃紧。面对资源的枯竭,结构单一的产业无法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神木县也开始寻求产业转型和升级。当地政府筹备慈善公益基金,却饱受种种质疑;资源相应的产业得不到带动;上下游的技术创新与农业创新说多做少,实业艰难,未能带来相应的收益。转型之路困难重重。
  3、 甘肃玉门:聚散皆因油。
  1939年玉门老君庙第一口油井出油,解放前十年间,产量占同期全国总量的90%以上,奠定工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为玉门输送大量人才和技术。这里繁华兴盛,拥有近11万人口,经济发达。然而,过度的开采,石油产量开始下滑,环境破坏严重。由1959年最高的140.62万吨降至1998年的38万吨,这个国内最早开发的油田,如今成了企业规模最小、发展困难最多的石油企业。2009年3月,玉门市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此时,这里人口已不足三万,经济萧条。随着企业的接连破产与个体户的锐减,产业经济的萧条最终影响到了地方税源的缩水,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大量外流。而油田企业部分搬迁和生活基地的搬迁,造成了大量人口迁徙。高收入高消费群体和高劳动素质人才流出,迁入的却是贫困群体和低素质农业人口,消费能力和生产动力严重缺乏。新玉门转向开发风电资源,成为全国第五大风电基地和甘肃第一大风电基地,建设新能源产业城。但其石化产业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该市主导产业,“一油独大”的畸形产业结构还将难以改变。
  4、 湖北黄石:矿竭城衰。
  另一个拥有丰富矿源,却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名单的是湖北黄石。据公开资料显示,黄石的金矿保有储量占全省的88%,铁矿石保有储量虽只占全省储量的23.7%,但产量居全省第一,还有丰富的森林资源。“江南聚宝盆”黄石市里,企业大多有“恋矿情结”--“反正我们有矿,我们的经济总量在全省依然排在前列。”这座资源城市,试图依靠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减少资源开发产值,提高制造业和农业的比重,完成经济转型。可是,第三产业的落后,技术生产能力不足,对资源的依赖性,城市未来的发展仍然充满隐患。
  5、 云南东川:“天南铜都”的困境。
  资源枯竭城市名单上还有云南的东川。虽然经两千多年的开采冶炼,东川仍是中国六大产铜基地之一,铜的地质储量仍占全国第二位,精矿含铜量占全国第三位,在我国及经济发展中东川铜业仍具有其重要地位,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可是,毕竟经过上千年的开采,矿产资源已濒临枯竭,加上东川以铜资源采选为主,其他产业服务于铜矿开采。这种单一的产业结构让东川经济发展后继无力,一损俱损。另外中国泥石流六大分布区的川滇山区的地理位置,也让它饱受泥石流灾害的困扰,水土流失严重,流失面积占全区国土面积的七成以上。近年来,据新闻媒体报道,东川产业开始利用龙东格公路,串联各工业节点,形成“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工业经济发展格局。同时,以特色旅游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再就业特区的成立有效促进再就业,截至今年8月,东川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下降至11.54%。东川的转型之路越走有顺畅,有望摆脱资源型城市困境。
  6、 景德镇:千年瓷都的失落。
  景德镇曾以自己“千年瓷都”的身份为傲,作为世界上惟一一座依靠一种产业维系生存十个世纪而没有中断的城市,景德镇的家家户户几乎都有人从事着和陶瓷相关的工作。作为历代官窑所在,景德镇陶瓷在解放后曾一度占据全国产量的20%,并且成为好质量的代名词。直到现在,一提到中国陶瓷,不少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地理名词,仍然是“景德镇”。而在中国,能以一个地方作为整个产业品牌的,并不多。然而,靠一种产业支撑的景德镇,在销售渠道的分崩离析,南方企业激烈竞争下,已经走上衰落之路。而仅做高仿产品,缺乏创新,“全市有几千个一样的作坊,做出来的东西大同小异,对于经销商来说,这是一个压价的好机会。”目前,景德镇主要依靠展销和外销欧洲市场方式销售瓷器,可是,缺乏资本,规模生产能力,没有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和人才,瓷都一步步走向没落。单一产业结构,小作坊生产模式阻碍着景德镇“重振雄风”。其实,凭借千年积淀的工艺技术,引进现代化管理,打开销售渠道,景德镇还是能走出困境,再次享誉国内外。
  7、 长春:中国的底特律。
  产业占全市经济总量70%的中国汽车城长春,以生产汽车零部件为主,一直试图复制底特律的辉煌。金融危机让这个“一业独大”的汽车城遭遇寒冬,也暴露高速增长背后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短等种种问题。据权威统计显示,2008年前三季度长春市累计生产汽车数量增长率同比回落17.2个百分点,其中轿车库存高达9万辆,库存增长2.6倍。同时,关于长春汽车企业停产或减产的消息不绝于耳:捷达减产,新宝来、迈腾、速腾停产,老宝来、开迪生产线关停……幸运的是,长春拥有东北三省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自身发达的交通轨道运输产业。面对底特律危机,长春拉长加工业、轨道客车制造,提高创新能力,降低对汽车工业的依赖性。
  8、 广州:汽车制造负增长。
  汽车制造业是广州战略性主导产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广州汽车产业以日系为主导,许多日本汽车品牌选择广州为它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据中新社报道,自去年中日钓鱼岛问题爆发以来,以日系汽车为主的广州汽车产业产值受到很大影响呈现明显下降。广州市经贸委主任王旭东透露,“2012年广州汽车产业产值同比下降6.3%,其中,整车产值减少300亿人民币、汽车全产业链产值减少450亿元,拉低广州工业税收约3%,全市税收减少1%。”继日系车销售“滑铁卢”,广州实施的汽车限牌政策,也使其年汽车销售总量锐减一半。另外,广州还遭遇汽车产值的增长困境。自去年8月起,广州汽车制造业总产值已连续七个月当月负增长。《南方日报》分析,城市居民对汽车的需求最近5到10年增长迅速,对汽车的消费快接近一个平台期,尽管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但也应该提前考虑新的龙头产业。“如果广州不未雨绸缪的话,主导产业会出现断层,经济滑坡是必然的。”广州把目光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据《南方日报》数据显示,市财政连续5年每年投入40亿专项资金扶持战略性主导产业发展,每年投入20亿元财政专项扶持资金战略性新兴产业,采用无偿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提升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新与高端制造产业3个千亿元级新兴产业群,培育突破时尚创意、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产业3个百亿元级新兴产业群。
  9、 温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绝路。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市借助廉价的劳动力,发展了鞋业、服装、皮革、眼镜、制笔、打火机等一批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业。这些产业利用成本、价格优势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获得飞速发展,形成产业集聚,成为温州现有工业的核心部分。近10年来,温州本地现有工业企业和整体外迁企业对外累计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主要集中在服装、鞋业、塑料制品等行业。企业借贷资金链断缺,企业主选择仓惶出逃,温州危机震惊全国。这次危机折射出温州制造业和商贸业结构的单一,调整缓慢,企业规模偏小、竞争力低。销售产值超过10亿元的工业企业不到50家,缺乏产业主导企业的有效带动。“十一五”时期,温州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居浙江省后列,其中后三年均居全省末位。另外,由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区域内工业企业资本回报递减,企业利润无法得到保障等因素,致使温州企业向外转移现象突出。这些企业在外投资项目的规模、技术都远远超过本地。仅仅依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温州经济发展走向衰落。这种产业模式缺乏核心技术,利润率较低,容易受到市场环境的冲击。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人民币升值加快,货币政策的紧缩,种种因素的叠加最终压垮了这些本来就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即使货币政策不紧缩,这些中小企业同样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的威胁,危机迟早会到来,等待他们的命运在这种模式诞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转型迫在眉睫,这不仅靠企业的努力,还需要国家政策的配合。加强中小企业的融资和借贷,为转型提供必要资金支持。
  10、 海口:房地产泡沫破灭。
  1993年6月之前的海南出现一股淘金热潮1992年,《中国制造》中数据显示,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这一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高达83%,海南全省的40%来自房地产业。房价高涨的背后,海口市地价由1991年的几十万元/亩,一路狂飙至六百多万元/亩。无数的房地产公司开始击鼓传花式地炒卖这个岛屿上的地皮和房产。高峰时期,总人数不过160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平均每8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开发商在大量贷款,把甚至仅仅是在图纸上的房子高价抵押给银行,收获倒卖地皮所得资金。日,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出台。《意见》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和国债、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公开资料显示,全省1.3万所房地产公司中95%陷入倒闭,数千家开发商卷款逃离。占全国总人口数仅0.6%的海南省留下的积压商品房数量占全国总量的10%。全省“烂尾楼”高达600多栋、1600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18834公顷,积压资金800亿元, “天涯,海角,烂尾楼”一时间成为海南的三大景观。海南省花了7年时间,才基本完成对积压房地产的处理。截至2006年10月,全省累计处置闲置建设用地23353.87公顷,处置积压商品房面积高达444.82万平方米。凭借房地产发迹的海口,直至今天,房地产在海南税收、固资的占有较高的比例。仅靠房地产业的支撑,海口有可能会遭遇第二次的泡沫经济。
&&&&&&& 小结:企业产业的转型升级,需要同时借助国家政策和市场的自发力。政府不断完善市场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放松行业准入限制,让企业自发地追求更高层次的产业结构。总而言之,对于资源型或靠单一传统产业支撑发展的城市,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一二线城市地王频现 专家称房价1年涨50%才盈利
  一二线城市“地王”频现 专家:一年内房价涨50%才能盈利
  每经记者 王杰 发自北京
  今年来,各地“地王”频现,激发了市场对房价极大的想象空间。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全国主要城市出现的地王,“大部分地王地块的楼面价已经超过了区域内在售的房价。如果这些地王要达到正常的利润,房价一年内需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再涨50%。”
  房企豪赌一二线城市
  房企拿地热情不减,一、二线城市被视为“香饽饽”。其背后的逻辑是:房企赌一线乃至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仍将上涨。
  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前11月全国主要的40个城市(一、二线的热点城市),土地成交额高达14019亿,同比2012年同期的8369亿上涨幅度达到了68%,也超过了2012年全年的10674亿。
  “地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日,被业内戏称为“地王日”。这一天,上海、杭州、苏州三地“地王”集中出现,总成交价超过370亿元。加上此前一天北京出现的超过7万元/平方米的单价地王,土地市场几近沸腾。
  张大伟分析,这一轮“地王潮”主要出现在一、二线城市,这也证明了全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分化,房企选择在一、二线城市聚集,竞争更加激烈。而这种泡沫化的发展也导致市场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房企销售额明显上涨,但利润率则有所下滑。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日前,公布3季度报告的上市房企合计135家,这135家企业合计总营业收入达到了4675亿,总利润为835亿,行业利润率只有17.9%,净利润只有13%。相比2012年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土地成本增加,房企拿地竞争激烈,这明显导致房企的利润率下滑。”张大伟指出。
  撤离三四线城市或是失误
  但一、二线城市也不意味着“蓝海”。全国房地产商会联盟执行主席、住建部住房政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顾云昌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由于不同城市市场的差异,未来各地落实调控的手段将更灵活,以各个地方政府为主体的调控或成为未来楼市政策的主要形式,而不是全国“一刀切”。
  张大伟告诉记者,最近全国主要的一、二线城市已经有超过15个出台了地方调控细则,预计后续还有起码10个城市效仿。在政策收紧下,2014年部分城市的“地王”入市的市场空间可能不乐观。“地王”上市的风险也在加大。
  阳光100置业集团常务副总裁范小冲说,在大的城市圈、城市带的节点三、四线城市,未来都有一个发展的机遇,而不是泡沫。三、四线城市正在处于城市化的过程中,趋势是向城市中心集中而不是郊区化。有些房企去三、四线城市拿郊区的土地,这就和城市化的方向是相悖的,是布局错误,没有解读好城市化的布局和发展的方向。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研究员严跃进认为,一、二线重点城市地王与高房价相伴而行,地王现象频出加大降价难度,当地地方政府的房价管控目标将面临新的挑战。一、二线城市目前频出重拳,背后恰是对这种房价内生增长逻辑的恐惧。
  范小冲指出,虽然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在涨,但是土地成本高,真正的投资回报利润已经不高了。很多房企撤离三、四线城市会后悔的。三、四线城市不是二、三流城市,这些城市才是中国第二轮城镇化的主战场。
新型城镇化思路定调:区域城市群与县改市并举
  2014年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元年。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 12月10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次套开专题性的全国城镇化会议,本次会议对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思路做了最终定调,亦即全国不再新建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要发展以省会为中心的区域性城市群,同时推进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
  在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教授看来,我国每个城市都穿着一件“行政的外套”,这件“外套”跟经济、人口、项目、资本、技术等方面的集聚有关,现在这些“外套” 对于有些城市显得“身体大、衣服小”,譬如广东佛山和江浙一带的一些地方,对于有些地方又显得“衣服大、身体小”,新型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应该像“鼓包”一样,哪个地方的“包”鼓起来了,就应该发一件相应的“外套”。
  城市群:增加人口密度
  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期至12月14日闭幕,4天的会期打破了绝大多数年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3天的惯例。本次会议除了循例“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总结经济工作,提出2014年经济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之外,首次“套开”全国城镇作会议,因为这是年内召开该会议的最后时机。
  党的十八大将新型城镇化确定为未来10至20年增长的重要引擎,此后市场一直在关注城镇化规划的编制和全国城镇化会议的召开。今年上半年,一直有传言称,全国城镇化会议将于年中举行,但经过一年的酝酿,终于在年末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起举行。
  对于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的城镇化规划,此前流传出来的版本一直是优先发展城市群。今年6月的相关报道显示,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曾经介绍,在今后的城市群发展中,力求优化提升东部地区的城市群,培育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
  曾有消息显示,在我国未来的城镇化格局中,将有5个国家级城市群,除了现有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之外,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亦即“中四角”)将成为新增的两个;而我国的区域性城市群将提升至17个,其中包括人们熟知的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都市圈等,也包括今后将着力打造的哈(尔滨)长(春)城市群、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榆(林)城市群等10个区域性城市群。
  以城市群方式推进城镇化进程,得到国内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支持。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易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决城市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设城市群”。
  推进城市群建设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群,譬如日本的大东京都市圈、法国的大巴黎都市圈、美国的纽约都市圈等,在整个国家的比重以及人口密度等方面,都比国内的城市群大。一位区域经济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的十大城市群,占国土面积的10%左右,在全国的GDP比重超过2/3,但2/3的全国经济总量只承载了全国人口的1/3,因此建设城市群、提高城市群人口密度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
  但十八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这就意味着,我国的新型城镇化要走的是一条城市群与就地城镇化并举的道路。
  十八届之后,就传出国家发改委“回炉”城镇化规划方案的消息,目前该规划已定名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就地城镇化:“县改市”重启
  《决定》起草组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将不再新建千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要发展以省会为中心的次区域城市群,推进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也表示,我国新型城镇化应该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道路,对于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应该实施人口、产业、城市功能的疏散,提高承载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该提高集聚规模、增强人口吸纳能力。
  统计数据显示,最近5年在我国新增城市人口中,47%由建制镇吸纳,36%由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吸纳,9%由小于50万人的中小城市吸纳,8%由50万~100万人的大城市吸纳。
  虽然目前来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并不输于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但是我国小城镇数量减少的趋势让人担忧。《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显示,我国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数量,从2000年的353个减少到2010年的258个,吸纳人口比重则从2000年的18.52%下降到2010年的10.31%。
  对此,《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前夕的12月5日,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明确表态,民政部正在就“县改市”标准进行调研,将在调研基础上,提出针对1993年制定的设市标准的修改意见,形成和完善新的设市标准。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李力行表示,我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的1983年开始“县改市”,在井喷期的年,共有99个县改市,但在这些案例中,只有6个县在非农人口数量和比重、工业产值总量和比重、三项主要指标上符合1993年颁布的“县改市”标准,“县改市”没有发挥城市的集聚效应,因此在1997年被叫停。
  历时16年之后,民政部分别于1月和10月,批准吉林扶余、云南弥勒、青海玉树3个县改为市,这标志着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县改市”的重新开闸。
  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全国酝酿“县改市”的县已经超过100个,但李立国明确表示,“不是所有的县,也不是多数县能够改市、改区,而是人口密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集聚的人口,尤其是非农业人口达到城市化的标准,并且各项经济总量指标达到城市化的程度,才构成撤县设市和撤县改区的条件。”
&&&&& 打破市区郊区壁垒
  郑新立还指出,由于行政分割和市场壁垒,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繁华都市被贫困地区包围。在城市里,人口和产业高度密集,土地、淡水等资源严重短缺,房价不断攀升;而在临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投资严重不足,资源大量闲置,半小时车程之内房价相差十倍以上。以北京为例称,四环以内房价每平米9万元,但只需开车半小时到达河北香河、三河、涿州、涞源等地,那里房价每平米才5000元左右。
  他认为,只要把北京通州的地铁、向东延长20多公里,就能打破市区和郊区、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劳动力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展开,让城区过于集中的人口向周边分散,不仅让周边地区发展起来,也可以彻底解决现在繁华的北京被周边贫困的农村包围的情况。
  三大都市群撑经济
  他提出,未来城市化将分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在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和以京津为中心的环渤海,形成三大都市群,这三大都市群在未来十年内经济总量将超过2万亿元,进而超越纽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在世界上也会排在前列。郑新立认为,这三个超大都市群将是中国三大经济支柱,带动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中心,还将是科研中心、金融中心、交通枢纽等。
  发展次区域城市群
  第二个层面是以省会为中心形成“次区域城市群”,比如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目前都初具规模。郑新立强调,未来在次区域城市群中,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将靠高速铁路连接起来,进而实现一体化发展。
  第三个层面则是以县城为中心、小城市为基础,就地城镇化,吸引更多人向中小城市分散。发展中小城市,就是要解决中小城市生活成本低、但就业机会少,而大城市就业机会多、但生活成本高的矛盾。
&&&&&& 12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提出2014年要发展新型城镇化道路,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实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
  到2011年为止,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速高达10%左右。但是从2012年以来,中国连续两年的经济增速只有7.6%-7.7%左右,大大低于过去30多年的平均增速。
  外界普遍认为若实施新型城镇化道路,即推进农民工和农民转入城市,变为城市市民,则不仅仅能促进消费和经济快速增长,也会促进农业人口比重下降。2012年末,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比上年末提高1.30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社科院判断,未来20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会达到70%以上甚至更高。有测算认为,城镇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总需求将增加1.2个百分点,直接拉动()增长0.4个百分点。
  中国社科院农村所宏观室副主任李国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农民工市民化,将是未来增长的最大动力和潜力所在。但是需要防范一个倾向,即不能为了盲目提高城镇化水平,也不能唯GDP至上。“新型城镇化需要讲究质量,不能盲目追求速度。”他说。
  根据《决定》,下一步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即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中国社科院副所长李雪松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所谓新型城镇化,核心是实现人的城镇化,而过去主要是土地城镇化,即城市规模扩张的速度,要远远高于人的城镇化速度。“很多农民工住在城市,并未享受市民待遇。”他说。
  根据了解,过去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大量的农村用地转为城市用地,但城市人口没有同步增长。比如数据显示,从2001年-2007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平均增长70.1%,但是市辖区中人口增长只有30%。
  有意思的是,即使在目前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很多属于“伪城市居民”。比如2亿农民工,并未享受到城市养老、医疗、子女入学、住房保障等待遇,因此,这些人只是住在城里超过6个月,为常住人口,并未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而新型城镇化,则是除了要将已有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后,农村居民还有数亿人需要转移到城市,成为新的居民,实现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华丽转身。
  国家发改委国土所所长肖金成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中国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惠农,但是农业发展不起来,核心还是农村人口太多。比如2亿农民转移出来后,产量没有下降。
  以后在转移数亿农民后,农村人均土地多了,农民收入会增加,而农村居民已经转移到城市变为市民后,其消费比农村要多得多。
  比如农村消费主要是盖房子和节日消费,特别是喝酒,但是到了城市有服装、文化以及工业消费品的消费。“城市居民的消费是农民居民的3倍,农村居民转为城市居民,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增长。”他说。
  中国社科院城市所的城镇化报告认为,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8%左右,2020年之前全国大约有3亿,2030年之前大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
  具体而言,截止到2012年,全国需要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存量大约为1.9亿人。从增量来看,2020年前全国城镇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将达到近1.1亿,2030年前将达到2亿以上。
  有测算认为,城镇人口每增加1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总需求将增加1.2个百分点,直接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4个百分点。而目前全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只有30%左右(享受城市社保等待遇的居民所占比重),如到2030年达到70%以上的比重,每年还有1-2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而这会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中国社科院甚至分析称,我国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每建设1平方公里的市政设施,可以拉动投资1.5亿元,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可以拉动消费2.5万。
  小城市的发展困局
  不过,尽管新型城镇化提出农民工要市民化,农民工去哪,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报告,中国过去城市人口比重增加主要在大城市。
  全国近5年新增城市人口36%是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吸纳的。另外建制镇吸纳了47%,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和小于50万人口的中小城市,分别吸纳了8%、9%。
  小城市人口数量比重在下降。比如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从2000年的353个,减少到2010年的258个。吸纳人口比重从18.52%,下降到2010年的10.31%。
  导致如此的原因是,小城市并没有很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而大城市尽管规模膨胀,但是就业机会较多。
  为此,多年以来,国家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是,要求控制大城市发展规模,加快发展中小城市。十八届的文件仍维持类似的意见,只是提法有些变化。
  《决定》提出,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具体而言,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而这种新型城镇化,能否将农民工市民化落地到中小城市,仍存在疑虑。
  目前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标准是100万-200万;中、小城市的人口标准分别是20万-50万,20万以下。四川达州目前城市未达到特大城市的标准,其规划是2015年实现城市人口100万。不过,尽管该城市人口为78万,已经是大城市,其城镇化率是36.1%,比全国水平低10多个百分点。
  不过,迄今户口仍放在四川达州达县河市镇百花村,吴学娅认为,要发展的话还是要去大城市,因为像宁波就是一般的餐饮服务员月收入也有3000元左右,管吃管住。在达州则餐饮服务员难有这么高的收入。自己学的是食品专业,达州这样的厂很少。“所以要发展还得到沿海更大的城市去。”她说。
  肖金成则认为,小城市没有产业,所以没人愿意去,以后应该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的政策倾斜,促进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展,此外,国家应该对大城市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地租,将一些附加值稍低的产业转移到中小城市。
  “小城市有就业岗位了,地方消费水平低,更容易生活下去,农民工会愿意去。”肖金成认为这是唯一的有效办法。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很多地方尽管有工作岗位,也不一定有人愿意去。
  比如北京一位马上就要毕业的一位大四学生,虽然已经拿到了兰州铁路部门的offer,每月的待遇也在四千多,五年到十年会分到住房,但他倾向于北京。
  “不想去那边的原因是怕会丧失斗志,”他认为,“兰州工作的保障很好,但是只是干一般维护性的工作,没有什么难度,也不会有什么更深入的发展,太安逸了。”
  目前他将要接受北京一家公司的最后一次面试,尽管起薪一般在,但是发展空间会很大,在五年内他的目标是能达到月薪五万。
  而他在京的工作没有户口和住房保障,但发展的机会更多,空间更大。除非万不得已,不会考虑到兰州去继续发展。
  地方城市定位面临大考
  而随着国家召开城镇化会议,并发布新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后,各地的城市定位、级别,以及在全国和本地区的规划目标,将面临新的修改。而各地新确定的城市发展目标,能否实现,存在悬念。
  根据《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将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承载能力。
  同时将完善设市标准,严格审批程序,对具备行政区划调整条件的县可有序改市。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
  目前各地都已经和正在编制新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各地的规划已经提出了不少新的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同时县改市也在加快。
  比如各地提出的省会城市群是重大的看点。
  比如贵州省省委学习贯彻十八届精神的决定分别指出,充分发挥贵阳市的“火车头”、“发动机”作用,以贵安新区建设为重点,推进贵阳-安顺一体化发展,加快培育发展黔中城市群,培育区域性中心城市。
  福建省委提出,支持福州闽江口金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构建福州大都市区。
  甘肃省委提出,发挥兰州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搭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平台。
  此前《海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实施纲要》,提出了构建琼北海口经济圈和琼南三亚旅游圈的构想。山东也提出了发展省会济南城市群的构想。
  上述省会城市群,暂时并未纳入到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城市群。不过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各省的一些城市群规划,可能需要重新定位
  肖金成则认为,这些地方提出的城市群需要考虑到底能否促进当地区域的发展,如果只是划定,可能意义不大。难以得到承认。“很多城市之间距离很远,各是各的事。”
  12月13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4年要积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完善并创新区域政策,重视跨区域、次区域规划。
  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认为,随着国家编制新的区域发展规划,一些地方城市会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比如新的国家城镇化发展规划,面临将中部城市群升格为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同等级别的可能。同时像重庆到利川的客运专线年底通车,恩施等地融入成渝城市群会加快。
  但是他也认为,目前各地的城镇化规划,提出的赫赫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目标,如果城市标准修改,可能面临失效。
  比如之前湖北城镇化规划将宜昌和襄阳设定为特大城市。湖南规划到2015年,全省建成特大城市6个,即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岳阳、常德。江西规划是, 到2015年,全省除鹰潭一个城市之外,其他10个设区市全部进入大城市或特大城市行列。
  不过,由于国家可能将新的特大城市标准设定为500万到1000万,比原先的100-200万主城区人口规模大为增加,则可能整个山东、湖南、江西都没有一个特大城市。
  秦尊文指出,以后中部城市群也会对具体的所辖的城市范围进行说明。“同时如果国家重新设定城市标准,武汉也可能会重新定位。武汉可以为超大城市。”他说。
  目前国家研究新的城市人口标准。比如1000万人口以上,可能被设定为超大城市,这比过去200万以上的人口规模标准大大提高。而根据秦尊文的说法,武汉全部人口已经在1000万左右,与广州类似,这样武汉可能会和北京、上海、广州一样,成为全国超级大型城市。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提出六项任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央广网北京12月14日消息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镇化发展趋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李克强在讲话中论述了当前城镇化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会议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会议要求,城镇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我国发展必然要遇到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方向要明,步子要稳,措施要实。
  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度重视生态安全,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比重,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环境容量;不断改善环境质量,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开发强度,增强抵御和减缓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历史文物保护水平。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
  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城市产业体系,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增强中小城市产业承接能力。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
  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按照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要制定实施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加强重大政策统筹协调,各地区要研究提出符合实际的推进城镇化发展意见。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快规划立法工作。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长期的历史进程,要科学有序、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找准着力点,有序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要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政策,加强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产业转移。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在具体工作中,要科学规划实施,加强相关法规、标准和制度建设。坚持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按照中央要求,从实际出发,锐意进取,扎实工作,齐心协力把推进城镇化工作切实抓好抓实。
  会议号召,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为城乡居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还讨论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有关部门将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作出修改。
中央城镇化会议解读:回应社会三大关切
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举行,提出六大任务
  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尽快把每个城市开发边界划定
  据新华社电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分析城镇化发展形势,明确推进城镇化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基本原则、重点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论述了当前城镇化工作的着力点,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
  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拔苗助长
  会议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12年,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会议要求,推进城镇化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
  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三大城市群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
  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第一,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问题。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办法,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
  第二,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要按照严守底线、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按照守住底线、试点先行的原则稳步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第三,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要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当前要发挥好现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城镇化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放宽市场准入,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
  第四,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我国已经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同时要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注意保留村庄原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
  第五,提高城镇建设水平。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对导致建筑质量事故的不法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打击和追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第六,加强对城镇化的管理。要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建设和管理城市。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编制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要多听取群众意见、尊重专家意见,形成后要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使之具有法律权威性。
  会议还提出要加强农民工职业培训和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努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彩语言辑录
  ——确定城镇化目标必须实事求是、切实可行,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城镇建设用地特别是优化开发的三大城市群地区,要以盘活存量为主,不能再无节制扩大建设用地,不是每个城镇都要长成巨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格局做了安排,提出了“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布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
  ——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城市规划要保持连续性,不能政府一换届、规划就换届。 (新华社电)
  ■新闻背景
  数据见证我国城镇化
  据新华社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显著进展。记者梳理了权威部门发布的有关数据,见证了我国城镇化推进步伐。
  199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18.9%。
  2000年,我国城镇化率为36.2%。
  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人口为6.07亿人,城镇化水平为45.68%,比解放初期提高了3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95个百分点。
  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3%,比2002年提高12.2个百分点,城乡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
  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2.57%,城镇人口达到7.1亿,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02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6个百分点,“十二五”前两年分别提高了1.32和1.3个百分点。
  ——据测算,2001年到2011年10年期间,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
  ■解读
  人到哪去·钱从哪来·地怎么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回应社会三大关切
  据新华社电 展望未来,亿万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尽快实现市民化?财政资金能否满足城市建设的大量需求?城市扩张会不会过分侵占耕地,危及粮食安全?日前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传递出一系列重要信息,对这些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给予了充分回应。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将优先解决存量
  目前,我国已实现52%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但只实现了35%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7个百分点之差使2亿多名农民工难以享受到城镇基本社会公共服务,他们的收入、就业、住房、社保、子女就学等都成了难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肯定要解决,但要有进度、有顺序,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搞'一刀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徐洪才说。
  那么,谁先谁后呢?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
  “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说明这部分人是城镇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应首先解决这部分人中有能力、有意愿的落户城镇。”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陈飞说。
  陈飞认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欠账和财力所限,城镇化应坚持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的原则,首先解决存量问题,随着制度的完善和财力的增加,再逐步转向以市场无形之手解决增量问题。
  城镇化将成民间资金新的投资渠道
  加快推进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据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三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徐洪才指出,如果光靠财政资金来支撑城镇化进程的话,等于逼着政府盲目举债、寅吃卯粮,不仅不可持续,还蕴含巨大风险。
  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和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可以充实地方财力;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可以有效调动地方积极性;放宽市场准入,可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
  “目前,大量民间资金找不到投资渠道。只要政府能够提供公平竞争机会,创造良好市场环境,一定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带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推进城镇化。”张立群说。
  城镇建设用地将以盘活存量为主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随着城镇化推进,我国平均每年减少耕地600多万亩,日益逼近18亿亩的耕地红线。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城镇化进程是对土地相对粗放的利用。但面对粮食安全这个大问题,我们的城镇化不可能永远无节制占用耕地。”陈飞说。
  那么,城镇建设用地从哪来呢?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严控增量,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切实提高城镇建设用地集约化程度。同时强调,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
  徐洪才认为,中央的态度十分明确,耕地的红线是不能触碰的,腾挪的空间要通过土地集约化来实现,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着力提高城镇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换句话说,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一定是土地集约化的过程。
&&&  明确各类城市城镇化路径&& 特大城市落户政策或收紧
  记者注意到,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各类城市城镇化路径与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国务院关于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的表述有所不同。该报告中的表述是“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
  对比来看,两者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变成了“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这意味着中小城市将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导方向。”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战略策划部副主任郑明媚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受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影响,中国的中小城市发展并不充分,但是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的成本相对于大城市低很多,所以政策的导向是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要引导大城市优质的资源向中小城市流动。
  郑明媚指出,现在北上广等特大城市无法再集聚和承载再多的人口,“城市病”也越来越突出,譬如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等,因此,在放开中小城市落户限制的同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管清友认为,这意味着中小城市户籍有望很快放开。而凤凰城市与旅游研究院院长叶一剑则指出,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落户政策可能将进一步收紧。
公安部副部长:到2020年形成新型户籍制度
发改委:明年试点城镇化投融资机制
  推出户籍等配套政策,研究促进中西部中小城市发展的支持政策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发改委主任谈推进新型城镇化近期工作重点。
  新型城镇化规划尽快发布实施
  问:明年我国城镇作重点是什么?
  答: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明年必须开好头、起好步。
  明年,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抓好推动城镇化规划实施,出台配套政策,编制配套规划,开展试点示范,完善基础设施等工作。
  同时,我们要按照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抓紧修订完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争取尽快发布实施。
  试点农业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问:我国明年要出台哪些配套政策?
  答: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户籍、土地、资金、住房、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配套政策,研究推出促进中小城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发展的支持政策。
  问:您刚才讲的试点示范内容主要有哪些?
  答:试点示范将围绕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将在不同区域开展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试点。
  问:明年重点完善哪方面的基础设施?
  答:提高东部城市群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推进中西部城市群内主要城市之间的快速铁路、建设。 
全国32个城市群建设路线图浮现 预计2030年建成
年12月17日 06:29
专家建议,城市群建设可从三个层次推进:一是已基本建成的11个城市群,二是正在建设的14个城市群,三是7个潜在城市群。预计到2030年,32个城市群将建设成熟。
  全国城市群建设路线图浮现
  专家建议从三个层次推进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获悉,以城市群为轴心的城镇化发展路线已明晰,城市群目标定位基本明确。专家建议,城市群建设可从三个层次推进:一是已基本建成的11个城市群,二是正在建设的14个城市群,三是7个潜在城市群。预计到2030年,32个城市群将建设成熟。
  业内人士表示,中央城镇作会议确认了次级城市或二三线城市为中心的方向。大城市资源环保承接能力有限,县域城市建设条件差距仍较大。目前,二三线城市是打造新型城镇化的突破口。
  三层次推进城市群建设
  由于城市群能使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让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及结构不同的城市承担不同功能,实现城市间的分工合作,使城市群获得比单个城市更大的分工收益和规模效益,因而城市群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专家认为,城市群建设可从三个层次推进:一是已基本建成的11个城市群,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山东半岛、辽宁半岛、长江中游、中原、成渝、关中、海峡西岸、海峡东岸。
  二是正在建设的14个城市群,包括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兰州城市群、乌昌城市群、黔中城市群、银川城市群、拉萨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石家庄城市群、滇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南宁城市群。
  三是7个潜在城市群,包括豫皖城市群、冀鲁豫城市群、鄂豫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浙东城市群、汕头城市群、琼海城市群。其中,豫皖城市群、冀鲁豫城市群、鄂豫城市群均属于区域级城市群,豫皖城市群包含城市:阜阳、亳州、商丘、周口;冀鲁豫城市群包含城市:安阳、鹤壁、濮阳、聊城、菏泽、邯郸;鄂豫城市群包含城市:信阳、南阳、襄樊、随州、驻马店。
  业内人士称,到2030年,32个城市群将建设成熟,城市群人口达8亿左右,城市带人口达12亿左右。
  形成多层次开放性体系
  业内人士表示,我国城市群发展目标是通过实施集群化式城市发展战略,到2030年形成多层次、开放性城市群体系。
  多层次城市群包括三方面内容:从城市规模看,将形成城市带、城市群、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居民点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格局;从空间影响看,城市发展将自成体系,既有世界城市和国际化城市,也有国家级城市和区域城市;从城市功能看,将呈层级分化趋势,少数城市将成为全球经济控制和管理中心,成为世界顶级城市,同时存在以管理和服务、生产加工为主要功能的中低端城市。
  业内人士称,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更加频繁,我国城市与全球城市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加深,我国城市体系将与全球城市体系相融合,形成内部开放与外部开放相结合的全面开放的城市体系。
中央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新华网北京3月16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以下简称《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通知指出,《规划》是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制定实施《规划》,努力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提高对新型城镇化的认识,全面把握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目标原则,切实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指导,着重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推进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要科学规划实施,坚持因地制宜,推进试点示范,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更要扎实,确保《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新城镇化规划落户政策:特大城市可“积分制”入户
  我国的3大城市病
  1一些城市空间无序开发、人口过度集聚,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重城市建设、轻管理服务,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能力不足,大气、水、土壤等环境污染加剧。
  2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一些城市景观结构与所处区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协调,部分城市贪大求洋、照搬照抄,脱离实际建设国际大都市,“建设性”破坏不断蔓延,城市的自然和文化个性被破坏。一些农村地区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区模式建设新农村,简单用城市元素与风格取代传统民居和田园风光,导致乡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
  3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制度,以及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阻碍着城乡发展一体化。
  城镇化7条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统筹城乡;优化布局,集约高效;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色;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城镇化5大发展目标
  1、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
  2、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
  3、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
  4、城市生活和谐宜人
  5、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规划》共分8篇31章。涉及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落户政策、城市规划、住房保障等多个改革关键环节。本报为您摘登要点如下。
  落户政策:
  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入户,淡化“户籍福利”
  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
  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前置条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大中城市可设置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的要求,但最高年限不得超过5年。特大城市可采取积分制等方式设置阶梯式落户通道调控落户规模和节奏。
  积极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由主要对本地户籍人口提供向对常住人口提供转变。扩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审慎探索由集体经济组织利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公共交通:
  优先发展BRT和有轨电车,百万人口城市“500米有公交”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积极发展快速公共汽车、现代有轨电车等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系统,科学有序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基本实现100万人口以上城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站点500米全覆盖。到2020年,普通铁路网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快速铁路网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城市;普通国道基本覆盖县城,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覆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民用航空网络不断扩展,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0%左右的人口。
  城市服务:
  推进雨污分流,新道路须建“共同沟”防反复开挖
  健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打造包括物流配送、便民超市、平价菜店、家庭服务中心等在内的便捷生活服务圈。统筹电力、通信、给排水、供热、燃气等地下管网建设,推行城市综合管廊,新建城市主干道路、城市新区、各类园区应实行城市地下管网综合管廊模式(即通俗所称“共同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和污泥无害化处置。提高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新建大中型商业设施要配建货物装卸作业区和停车场,新建办公区和住宅小区要配建地下停车场。优化学校布局和建设规模,合理配置中小学和幼儿园资源。
  城市规划:
  实行“离任审计”, 防止换一届领导改一次规划
  把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全过程。完善城市规划前期研究、规划编制、衔接协调、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审查审批、实施管理、评估修编等工作程序,探索设立城市总规划师制度,提高规划编制科学化、民主化水平。推行城市规划政务公开,加大公开公示力度。
  保持城市规划权威性、严肃性和连续性,坚持一本规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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