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个厂上班刚满半年，前两个月就听说要搬厂了。可是一直都是员工在说（有的说搬一部分不是全搬也只是听员工们在说）这个事厂里从来没有正面跟我们说过更没有贴过任何通知我不愿意过去该怎么办要求辞工或让开除…--在线法律咨询|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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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厂上班刚满半年，前两个月就听说要搬厂了。可是一直都是员工在说（有的说搬一部分不是全搬也只是听员工们在说）这个事厂里从来没有正面跟我们说过更没有贴过任何通知我不愿意过去该怎么办要求辞工或让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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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福建 福州|解答问题：0条
如果是因为搬迁的话，向你这种情况是没有补偿的。但是如果厂里没有给员工购买社保的话，可以辞职并要求经济补偿。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部门投诉或申请劳动仲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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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搬迁，员工不愿跟去，可以申请领完工资吗？进厂时没告知要搬厂，现在说没做满三个月要扣一半工资，这合理吗？我想拿完工资该怎么做？
你好！1、单位搬迁异地，要看迁址本身给劳动合同履行带来的影响。如果搬迁使劳动合同从正常角度看无法履行，就属于法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者可以拒绝继续履行并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此时可以要求经济补偿；2、如虽有搬迁行为，但综合各种因素，劳动合同仍可正常履行，此搬迁不属于法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劳动者一般需要按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协商不成的自行离职，则很难给予赔偿。
公司搬厂，不同区，员工已到新厂区工作2个月，来回上班时间太长，家里老人小孩无法照顾，提出离职，可以领失业金吗？
你好，用人单位更换劳动岗位或地点需要与你本人协商，并结合你入职时签订的合同对岗位和具体工作内容，你有权利拒绝该项调动。如果公司以此为由辞退你，可以申请赔偿和失业金。但如果是劳动者主动离职，不可以领取失业金
您好， 我父母在一家地板厂上班工龄9年。厂里要搬厂从上海嘉定搬到徐州 但是厂里不愿意赔钱，到现在没给说法。厂里就让不愿意走的员工天天在厂里打扫卫生就一直耗着。听说他们不愿意赔钱说是厂改行还是什么具体不清楚他们也请了律师给他们出点子。如果厂里领导都跑了该怎么办？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要到钱？
协商不成，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申请仲裁。详谈电话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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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3今日解答对不起我辞职了_起点中文网_小说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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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辞职了　　——献给我失去的那些九年　　袁军文　　有人说，一个人，不一定要成功，但一定要成长。　　成长，就是将手里的牌一张张捋顺的过程，与其纠结一手好牌里出现那么一两张烂牌，还不如惊喜一手烂牌里还有那么一两张好牌可以出手。而我，来不及思考手里这些牌的烂与好，都得出手，因为，时间像一个巨大的磨盘，一路将我本就支离破碎的时光碾压成粉……　　一：辞职前后　　我们都活在一个物价、房价飞涨的年代，好在，我是现实的，也是清醒的。　　我叫袁军。袁世凯的袁，军人的军。每一次，我都这样向别人做自我介绍，这几乎成了我的固定推销模板。实际上，我跟袁世凯没有半毛钱关系，我没入过伍，也没摸过枪。　　我本是一名靠着月工资过日子的普通工薪族，还差两个半月，我在这家上市集团就做满九年。可我，辞职了，也失业了。　　失业了，我有了大把的时间想做自己的事情，比如，可以满足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爸爸送我上学，爸爸接我放学”的要求，比如，可以去办护照了。　　五月二日，我去了趟GC县城，花了一上午时间办了护照和港澳台签证，一共花了我四百六十块钱。可能是五一节放假后的第一天，前来办证的人特别多，大厅都快挤爆了。真的很奇怪，这些人都是要去出国的吗？我内心想。其实，我也没弄明白自己干嘛跑来办这些证件，从小到大，抽屉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证件，从毕业证到结婚证，从驾驶证到生育证，中国人的证件不是一般的多。　　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想，也许我的下个工作仍旧平淡无奇，也没有使用护照的必要，可是，万一呢，万一——是的，有些事情总得未雨绸缪吧，趁自己还有时间考虑和做的时候。　　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也从没想过要办这些东西，觉得出国这些事情离我遥远着呢，远的像别人谈论太平洋上的轮船多么高大宏伟，而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上月底，也就是四月底，没有考虑，没有犹豫，没有找到下家，也没有告知家里，我，选择了辞职，我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我疯了，好好的办公室不坐，非要一声不吭的辞职。　　其实，这次辞职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质量部的一个搞三座标的同事辞职了，让我一个工艺工程师去接手，我在这家工作的九年，期间，岗位无数次的被接手，职位一再平移调动。　　我们公司曾有规定：员工工作调动半年内，不会考虑调薪，也就是同级别的人，别人半年又可以加薪，而我，因为调动了工作，不涨一毛钱工资，做着新工作，还拿着原来的薪水，下次又调岗了，我继续新工作，仍然拿着原来的薪水。掐指算来，我调动工作有五六次之多，只按时间间隔计算，我起码有三年没有加过薪（这还不包括其他理由不予加薪调薪）。　　我完全尊重公司的安排，也尊重岗位调动，可是，公司你不能不尊重我？说到底，我只是一个靠月薪吃饭的普通工薪族，工作几年只调岗不加薪算怎么回事啊？如果我真的能力不行，公司不会傻帽到哪个部门一缺人就调整我过去任职。　　当这次公司岗再次位出现空缺，领导想到第一个顶岗的人又是我时，我终于忍不住心里的委屈和怒火了，我说我不干了，请另请高人吧。可作为一个工作九年的老员工，我心里自然也清楚，一个上市集团公司，最不在乎的，就是我这种岗位一般，薪水一般的老人了。　　所以，在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过去接手的时候，我随口就说，我也准备辞职了。领导追问，你确定不接手？不接！这一次，我不想再犹豫。那你准备下，尽快交辞职信吧。领导的意思明摆着，不接手就走人。而我，本就不擅长交易。　　回到座位，打开word文档，三言两语，职，我辞了。
　　细细想来，在我十八年的工作生涯里，我一共进过三家企业，好像每次都是在四月辞的职，四对我而言，真的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呵呵，我也只是说说而已。　　我工作的前两家单位都在GD东莞，第一家企业是台企，我是一九九九年四月份进去的，那一年，澳门回归了。　　我进去的是一家做鞋材的工厂，叫宏泰鞋材厂，厂里味道特别大，第一次进入厂房，我差点没窒息过去，熏死了，感觉整个工业园都漂浮那股味儿，当时，我脑海里就特别想家里的新鲜空气和蓝天白云，但也就想了一下，我瞬间就清醒了，我是乡下娃子，我出来是为了挣钱，我和我的家里，需要钱，特别需要，我得挣钱，不管怎样。在东莞，做鞋和鞋材的厂特别多，大大小小的铁棚厂房像木头块一样堆在工业区里。我就在这铁皮棚子里做了三年，那也是我出门在外最苦逼的三年。　　三年后，二零零二年的四月，我从鞋材厂辞职了，紧接着就跳槽进了离鞋材厂一两里的电子厂上班了，这家厂离东莞南城汽车站很近，就一路之隔。　　当时没想过待遇和发展会怎样的问题，只想着有机会去一个干净的环境，就赶紧走人。这是一家日资企业，也是世界五百强企业，专门做家庭音箱和汽车喇叭的电子厂，叫RB先锋集团，我从流水线员工一路做到负责ERP项目，我在里面一待就是六年。这家企业，我过的比较顺利，抛开国界和历史积怨，单从企业管理和文化氛围上，他们的管理真的挺规范，企业文化做的真好，在内地企业还没有5S管理概念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倡导7S了。　　然而，在二零零八年四月，我又辞职了，这次，是因为，我订婚了，要在年底结婚，双方家里都不同意我继续在外面漂了。于是，我回到内地HB老家，在襄阳谷城石花镇上，进了当地最大的骆驼蓄电池公司上班，从生产计划、仓管、检验一直做到工艺工程师，这一回，我一待，又是九年。直到上月底，我又辞职了。　　截至目前，我的人生中，曾有过这么几个九年。最初的两个九年，我在成长和上学，后两个九年，一个在东莞，一个在内地。人一生有多少个九年，我不知道。可我知道，最初的两个九年，我得长大成人，我得学习，后来的两个九年，我得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和稳定，我马虎不得，也没得选择，于是，我献出了最美好的三十多年。　　我辞职了，我很对不起我儿子，四月份，我带他去襄阳动物园看了一次小动物，看海狮表演，他说他很喜欢。我更想有机会他能够在城里生活、读书、上学，我想带他去襄阳四中、五中校园走走，感受名校的学风，我想带他去看看护城河，去拜访隆中诸葛。我想让他知道，我们的生活圈子，不仅有宁静优美的小乡镇，还有热闹非凡的大都市。　　我辞职了，我很对不起两边的老人，他们年纪都大了，我有责任和义务赡养他们，本想着多挣些钱，就带他们去各地看看名胜古迹，尝尝各地风味小吃，可是，因为我的辞职，又让他们操心了。生活真的是一个让人纠结的矛盾体。　　五一劳动节，我打电话问我妈在干嘛呢，她说她这几天都在帮别人栽秧挣钱，一天一百多块呢。我很愧疚，我那六十岁一头白发的妈，现在还在弯腰忙碌在秧田里，为家里的一日三餐挣柴米油盐钱，我那快七十的爹每天一大早，还在推着三轮车饿着肚子出门去卖菜，而我，除了心疼，竟然毫无办法。我没开公司，没做生意，我只是一个普通工薪族，我不仅要挣钱养活一家三口，还有四个老人的生老病死。　　可如果，我不辞职，一年两年，甚至五年十年，我的薪水几乎可以预见，就维持现状而已，孩子不止要读小学，他还有大学要上，而我的父母，岁月只会加速他们的衰老。我能做的，就是不能再坐以待毙了。我想，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了。　　以后，会有怎样的路需要去走，我不清楚，肯定也不会好走，但是，既然选择了重新开始，就要相信未来总是会更美好的。相比较于安稳的现状，我更愿意，在我这个还可以选择，还可以拼搏奋斗的年纪，给自己和家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我认识一位演员歌手叫王大宇，他曾在微信里写过一段话特别现实——十年前，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父母的收入对待你，十年后，你周围的人会根据你的收入对待你的父母和你的孩子！这就是人性和人生，除了努力别无选择。记住：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努力学会奔跑！　　是的，除了努力，你别无选择！我想，如果自己都不给自己坚强下去的理由，别人就更找不到支持你的原点，你说呢。
　　恩，先说说我的最初九年吧。　　我出生在GC县石花镇一个叫彭家岭的乡下村子，村子不大，紧靠山边。　　村子除了贫穷点儿，其他还是挺美的，依山傍水，连绵的小山丘，田野间起伏相连的电线杆，穿梭而过的麻雀燕子，几声犬吠鸡鸣，大概宜居的生活环境，就应该是这样吧。尤其清晨和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炊烟袅绕而起，映染了霞光的蓝天白云，配上青黛如墨的山峰，宛如大师的水墨画般迷人。　　顺着山势，有一条两米多宽的蜿蜒水渠，它从一座叫潭口的水库出发，在十里八乡间穿行，乡下人灌溉农田、堰塘、洗衣及生活用水都得靠它。以前的潭口水库是土坝，沙石垒起来的，大坝浇筑的不太牢固，水渠也是土埂，时常因为黄鳝啊，蛇啊之类的钻洞，为防土埂溃泄，于是，几乎每年在春季水库放水前，生产队队长都要组织队里的社员出劳力修整一次水渠，可以说，这水库和水渠真的养育着一村又一村、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小时候的水渠两边，种了好多油桐树、刺槐树和榆钱树，一到春夏时节，清波荡漾的水面上，漂浮一朵朵坠落的花，顺流而下，可美了。我和我的那些小伙伴们每天不上学的时候，就牵着牛羊到水渠边吃吃青草，喝喝水，牛吃饱喝足了，我们将牛赶到水渠里，牛绳羊绳栓在树枝上，既可以让牛在水里舒舒服服的泡个澡，羊躺在草丛里睡觉，我们也可以偷懒自个儿玩游戏。　　前几年，镇上重新修整了潭口水库，大坝用水泥加固了，我结婚后，还和亲戚们开车去玩过几次。大坝修整后，蓄水能力更强大了，碧波阵阵，深不见底，水库上游荡着几只小铁皮船，据说水库被人承包了，用来养鱼。环绕水库的山坡上，种植着成片的一垄垄绿油油低矮的茶树。对于靠山吃山的村民来说，发展农副产业，也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在大坝附近，还有些人开了农家乐，平日里，苦于不能放飞自我的人们，周末，或是某天，约三两个人，一根鱼杆，一支烟，悠闲一下午时光，傍晚时分，一盆油闷大虾，一盆片片鱼，或是一盆土鸡，舒服了人生最美好的日子。　　镇上不仅水库修整了，水渠底部和两侧也都用水泥浇筑了，牢固了许多。只是，水渠两边再也没有了油桐、刺槐这些树木了。想必，现在的孩子，都在自家的小院里自个儿玩手机，平板，再也不会没必要顶着大太阳去放牛了，更不会想着去水渠边玩我们小时候才会玩的游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纪逐年增大的缘故，偶尔在家时，我会经常在水渠边走上几个来回，不为的，只想回忆下童年那些青嫩的岁月，想我们那些很是粗糙的、简单的笑容。　　想起那会儿，在一起玩的，都是一帮嘴上挂着两条鼻涕的玩伴，像老鹰抓小鸡、丢沙包、踢毽子，跳房子，这些，我们都玩。沙包我们自己做，找几块碎布，用针线一缝，装上沙子就可以了；鸡毛毽，也是我们自己弄，找几个酒瓶盖，砸平，中间钻上孔，用布缝上，至于鸡毛，农村每家都养着鸡呢，在鸡笼旁找几根公鸡尾巴上掉落的毛，攒一起，缝在布上，一个漂亮的鸡毛毽就完成了。现在，连我媳妇都不穿针引线了，家里的针线盒放在哪儿都不晓得，每次缝个扣子，补个裤脚这些简单的事情都是拿到裁缝店去做。　　大家玩累了，就沿着水渠边坐一排，将光脚丫子放在水里，不一会儿，水里的小鱼就会游过来啃你的脚，痒痒的，可舒服了。这样舒服的事，在长大后，一次随朋友去温泉馆又体验了一回，温泉馆里，有一个小池子，养着一些鱼，游客们将脚放进去后，一群鱼游过来啃咬着脚，美其名曰鱼疗。我跟朋友说，这玩意我小时候就体验过了，一有空就让鱼儿啃脚鱼疗呢。朋友瞪着牛眼，一脸的惊讶：你家真土豪，连温泉鱼疗都有！　　不过，孩子玩性大，经常没栓牢牛羊，牛顺着水游走了，羊挣脱绳子跑人家庄稼地里偷吃麦苗了，这样的事，在玩伴身上，几乎都发生过，闯祸的下场就是大人们一边忙着找牛羊，一边给遭了灾的邻居陪不是，另一边，他们手里的树条不时抽打在贪玩闯祸的娃子身上，嘴里不停的骂着解气。　　不过，谁家的孩子不闯祸呢，所以，打骂几下后，邻居就会过来将大人一把推开，劝说，算了，过几天，不定哪家的娃子又惹事了，庄稼吃了，来年再长，牛没见了是大事，赶紧找去吧。邻居会一边将挨了打，哭得稀里哗啦的孩子拉到一边，闯祸的娃子屁股就少挨了几树条子揍，算是躲过了初一。
　　在我的印象里，家里的大人仿佛永远都有干不完的农活儿，以至于我们每天放学做完作业后，也得帮家里做事，除了放牛羊，像割猪草，拣柴禾，这些也都干。有时候，看到现在的孩子，都十来岁了，大人们还在喂饭，真的幸福到弱智。　　小时候家里都穷啊，没有什么玩具，也没有什么零食，可动手能力比现在的娃娃强太多了，也懂事成熟多了，而心思却是相当单纯朴实，知道家里没啥吃的，我们在一起，不比吃的，不比穿的，反正大家都是粗茶淡饭的，穿着哥哥姐姐的补丁衣服，也没觉得不好看。　　小时候，最喜欢掰着指头盼过年，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有炸年糕吃，那是一家人难得悠闲团集在一起的时刻。　　除了盼望过年外，还喜欢跟着大人们去吃酒席，乡下的酒席别有一番特色，那时候，每逢一家请客办酒席，男主人都是挨个去邻居那儿借高高低低的长条木板凳，借桌子，借盘子碗碟子。左邻右舍的男人们帮忙宰鸡杀猪，劈柴剁肉，女人们忙着洗菜切菜，洗筷子碗，年长的就在土灶边烧水，娃娃们就在场子里嬉戏打闹。　　酒席上，男人们喜欢猜拳喝酒，小娃子们就爱吃凉拌豆芽，藕条，甜糯米这些东西，我最喜欢喝开胃酸汤，浓稠的葱花蛋汤上加一些油炸面叶，酸酸的，很好喝，我到现在，都还怀念那种味道。　　我们经常自己找吃的，水渠边，田地里，山坡上，都有可以吃的好东西，那些一大串一大串的喷香的槐花和榆钱就挺好吃的，我现在都还记得那味道，撸一串榆钱放嘴里嚼，香甜可口。每每总有一两个猴精的小伙伴滋溜几下就蹿上了树，折断成串的花枝往下丢，树下立刻嬉笑打闹一片，那会儿，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着一个竹条编织的小背篓，或者是破旧的小竹篮，每人拣满一篓子一篮子花回家，晚上家里就会和点稀面，掺上榆钱花、槐花，这样，全家都可以吃上美味的烙花饼。　　春夏的时候，野菜最多，我们还会爬在草丛里挖芨芨菜，蒲公英、灰灰菜等，拿回家给家里炒菜吃。我们也会拔茅芽草，拨开层层草叶，吃最里面的嫩芽，丝丝甜甜的味道；用小铁铲挖地里的茅草根，粗壮的茅草根白白嫩嫩的，放一根在嘴里，甜到嗓子里；我们还会不顾刺藤上的倒挂刺，手被扎的流血也要掰掉刺藤上的嫩芽吃。为了填饱肚子，乡下的孩子啥都干。　　夏天的时候，经常去堰塘里采莲蓬籽和菱角吃，莲蓬籽里面有绿色的米粒大小的莲子心，要是不剥掉的话，会有点苦，漂浮在堰塘水面上的菱角味道也好吃，用竹竿捞一些上来，小心翼翼咬掉外面坚硬的带刺的壳后，白白的脆甜的肉就可以吃了，胆大的男娃子用自制的小铁丝钩串上蚯蚓，去田沟里钓黄鳝，那可是童年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啊。　　孩童时候，当然也淘气了。我们上树掏过鸟蛋，树杈刮破了裤裆；偷吃石缝里的蜂蜜，被一群发怒的蜜蜂撵着蜇，眼睛肿的像桃子；用竹蔑条圈一个圈，绑在竹竿上，网几个新织的蛛网，去粘知了、蝴蝶等，有时候，难免会碰到蛇呀，蜈蚣呀，还有一些恶狗这些让人尖叫的动物。这些童年的刺激活动，远比去欢乐谷和动物园好玩多了。　　当然，也会自己动手做玩具，用小刀削一根拇指粗的柳枝，取一小截，放手心里来回搓几下，褪下麻棕色的柳皮，就是一节树皮管，一端用小刀切整齐，然后小石头砸扁，这样，就做成了柳哨，含在嘴里，鼓起腮帮子使劲吹，看谁的柳哨吹的最响亮。不得不说，乡下娃子的肺活量真的好，也难怪电视上，那些歌唱类选秀节目，原生态的歌手们唱歌总是大嗓门，清亮亮的高音飙的那叫一个余音绕梁啊。　　我们还用麦秆、高粱杆、堰塘边的芦苇杆、棕叶做手枪、眼镜、兔子、小狗、蚂蚱、蜻蜓等；也砍过枝树杈，绑上橡皮筋，就做成了弹弓打鸟；找一根大人们用剩的铁丝圈个圆圈比赛滚铁环，用镰刀削一块儿木头，一头削尖，在竹棍上栓一条皮带，就可以玩陀螺了。那时候的孩子，真的简单纯朴，小伙伴们都是围在一起，共同制作一个玩具，做好后就可以玩一天到晚。现在的孩子反而没有了动手能力，估计给他这些材料他们也不会做，真的，看到玩具只知道用钱买，不会想办法自己动手做。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的想法偏激，也许会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家里都有钱了，几块几十几百的玩具买给孩子，我承担的起，又不吃你家的饭，花你家的钱！我愿意当肉虫养着，我乐意。但是，看看国外那些教育资源成熟的国家，哪个不重视孩子的自我动手能力培养呢？你愿意花大把的钱供着生活低能儿你就养着呗，现在都养出了多少白眼狼了都，新闻时不时都有这方面的报道。　　没有对比，就不知道挫败。也许，你完全可以保证你现在对他的所谓的“疼”“爱”“好”，可你却无法预料将来，他会如你所的期待的那样对你好。
　　小时候，每家每户门口都有一块平整的泥巴场地，村里人称之为稻场。　　每年在收割麦子和水稻前，家家户户都会趁刚下过一场的小雨，在那种一头大，另一头小的椭圆的石磙上套上绳索，拉着石磙来来回回碾上几圈，直到地面平整为止，真的很佩服以前的人们，勤劳、聪明又有智慧。这种吱吱呀呀的声音，伴随到我长大出门。　　不过，这样的碾场，费事儿不说，还累人，而且，这泥巴稻场，太阳一晒，容易出现裂缝，收割的麦子、水稻、黄豆那些，都会有部分钻进去，有点浪费。不过，小时候，乡下的各种鸟雀和家里的鸡多，一到这收获季节，它们都会争先恐后地抢啄那些粘粘在泥巴稻场上的粮食，一大片一大片的，好不热闹。　　在我去东莞进厂后，给家里寄了钱，让他们把门前的稻场铺上水泥，父母在田地里劳作了一辈子，在我能够挣钱补贴家里的时候，我不想他们再那么辛苦了。　　在乡下，农民的播种收获都是跟随二十四节气来进行的，古人真的聪明，单这历法推算就延用了几千年，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使用，真的是挺伟大的贡献。比如惊蛰前后，田地需要春耕翻地了；比如谷雨时节，农民们就开始泡谷种，培育秧苗了；比如芒种到了，这时候，农民就要忙着收获了，因为地里的小麦、油菜都成熟了。　　我最喜欢家里的油菜花开季节，连绵不断的山坡上，一块块连成片的金黄地毯铺挂到天边，吸引了无数辛勤的蜜蜂、蝴蝶前来采蜜跳舞，跟碧绿的麦田、金黄的麦浪和稻田相比，油菜花海是最美的。我二姨夫在去世之前，养了五六十箱蜜蜂，每年都带着蜜蜂到处赶场，每次油菜开花时节，我姨夫带着蜂箱过来我们家住上个把两个月，每每看见他们戴着网状的帽子翻弄一箱箱的蜂箱时，我就在想，他们大概就是这些蜜蜂的大王吧，不然，几万只蜜蜂怎么那么听他们的话，采那么多香甜可口的蜂蜜。　　在秧田里栽秧苗也是我喜欢的事情。大人们将扯好的几筐子秧苗，散在田里，然后我爹拉起一根栓着尼龙绳的木棒走向田的一头，我妈边放线边走到田的另一头，感觉他们像在放风筝，田里没有五彩缤纷的风筝，他们放飞的，是这一田的庄稼，是收获的希望。我等不急他们拉线，就直接挽起裤腿和袖子，忙不迭的扑嗵下到早已耙平并放了水的田里，水凉凉的。大人们是不指望我能栽几行秧的，我就跟在他们身旁学着栽，有时候，我栽的秧苗根没插进泥巴里，我爹看一眼，说：算了，别栽了，去，给我倒杯茶端来；过一会儿，见我撅着屁股弯腰在田里晒的满脸通红，我妈吓唬我说：你腿上有蚂蝗，赶紧上田埂上去！我知道，他们是心疼我，不想我小小年纪累坏了。　　收获季节，大人们都会提前取下挂在墙上的镰刀，浇点水在磨刀石上，来回几下，就将镰刀磨得锃亮。戴上草帽，顶着骄阳，一挥镰刀，田野里就直听见呲啦呲啦的割麦秆稻杆的声音，成片成片金黄的麦子稻子就睡下了。每年收割麦子水稻的时候，我也帮家里下田捡拾麦穗、稻穗，那些尖细的麦芒和稻谷叶很扎手，刺拉的胳膊生疼，大夏天，太阳也毒辣，晒一下午，胳膊上的皮都成撕下一块。　　我长大出门去了东莞后，就再也没有去过田里帮忙干过农活了。　　我结婚后，我妈有一次还回忆我上初中时，去田里挑过几捆麦子的情景——用钎担一头扎一捆捆好的麦子，往肩上一放，颤巍巍的挑回家门口的稻场，等一田麦子挑完回家，肩膀红肿的不行，皮都磨破了，洗澡时，毛巾一挨，疼的眼泪都掉下来了。　　小时候的家门前，都是一车多宽的泥巴土路，晴天还好，一到下雨天，路面除了被车轮和牛蹄子碾压的坑坑洼洼，就是一堆一堆的牛粪、羊粪，还有一窝一窝褐色的牛尿羊尿，人一走上去，裤腿全是黄泥巴，要是踩进了尿窝里，还会溅的一身的尿骚，恼火的不行。这种情况，在我上中学时，才稍稍改善了些，村里铺了一层砂石，但还是会被压的一个坑一个坑的。记得我订婚的那天，下挺大的雨，门前的泥巴路太难走，媳妇娘家人过来，当时情况真的挺尴尬，我一趟趟奔走在家门口和一里外的村头，只为了送雨靴，我结婚后的最近这两年，二零一五年，村里才集资铺了一条水泥路面，虽然还是不够宽，但总算不再有一下雨就泥巴满腿的状况了。　　那时候，每每遇到下雨的时候，我妈就自嘲地客人说：“咱这儿，人不热情，但泥巴热情的很。”从小到大，我都很佩服我妈，一个从没上过一节课的女人，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扁担大的“一”都不认得的睁眼瞎，居然在人情往来，田间地头，村务日常杂事，家里家外都一手把控的非常好，在村里，我们袁家几十户的家族里，不光是我，我堂哥，我们家族许多人都对我妈称赞有加，人聪明能干，虽不识字，却比我爹脑子活跃好使多了。
　　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是那种低矮的黄泥巴黑瓦房，大门都是木板门，带有门槛和门墩的那种。我爷爷留给我爹和大伯的房产，是一套带天井的四合院，分家的时候，我们住前厅和西房，大伯一家住正厅和东房，据我爹说，这泥坯土房子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我记得前厅面积不大，我妈改成了厨房和餐厅，在屋角用土砖垒砌一个带烟囱的柴禾灶，灶台旁，几摞土砖上铺放一块长条木板当案板，切菜，做馒头都在上面进行。前厅结构是木头廊柱框架，刷着酱色的漆，历经岁月侵蚀，早已斑驳不堪，有一面墙是木板隔断的板墙，板与板之间用竹钉串联在一起，大概年代太过久远，许多木板都被虫蛀穿了。两间西房，稍小的一间我和奶奶住，里面一间稍大，半间做了粮仓，半间是我爹和我妈的房间。　　我爹和我妈住的那间房靠近后山，屋后暴雨时，经常积水，加上本就是土坯房，墙体逐渐裂了缝，到最后拆房的时候，后墙与西墙的裂缝竟然有一巴掌宽。在我们搬进红砖瓦房后，我妈才跟我们讲起，那些年，一遇到打雷时，那堵墙就摇晃的厉害，仿佛时刻要倾倒下来，要是在夜里，他们压根儿都不敢睡觉，害怕墙塌了。　　后来我仔细想了下，当年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应该是那四把雕花的太师椅，涂着墨黑的漆，可惜当时没收古董家具的，不然肯定值钱了，后来家里外公给我们在山里做了几把木头椅子，太占地方的太师椅就被劈柴烧掉了。　　我妈回忆分家的情形，说当年我们分家除了几间破旧的土房外，就剩下几斤米面和几只蓝边大瓷碗了。本来那个家，就是一穷二白的境况，也没啥可分的。　　我妈没啥也没说，挽着我奶奶回了我们家。下午，我妈就独自一人在路上拦了一辆平板车，挺着大肚子回了趟娘家。我外公姓周，住在离我家几十里外的薤山，那儿住着许多周家人，是个大家族。薤山是山区，山上还有李宗仁的西洋别墅。薤山一年四季，风景宜人，水杉挺拔，南竹粗壮，行走在林荫浓密的盘山公路上，那叫一个舒坦，它在清代就被人称为南避暑山庄，现在还是国家三A级森林公园呢。　　因为靠山吃山的缘故，外公听说我们分家了，就忙碌着给我们置办家里的生活家具，山里树木多，木匠也多，不几天时间，大到衣柜、椅子，小到切菜的砧板都给我们做好了，还送了我们家一头黑猪仔，然后用一平板车送了过来，还装了一袋子红薯干和玉米面。要知道，我妈兄弟姐妹六个，还有一个瞎了眼的老奶奶，山里人家，日子过得更是紧巴巴的。可是，只要一听说儿女的生活过的不如意，当父母的，就是砸锅卖铁也会帮衬着度过的，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受一丁点儿委屈，这就是血肉亲情。这些感受，在我结婚有了儿子后，也越来越能体会到，孩子走路摔跤了，孩子着凉感冒了，我自己恨不能代替孩子受罪。　　因为有外公的帮衬，加上我妈的细心料理，我们家的日子开始好起来。　　我妈说，我外公送我们的那头黑猪真是给我家带来了好运，比较旺槽。在熬过一年后，那头长到两百多斤的猪被宰杀了，从此，我家炒菜的油，改善一家人的肉都有了。每当我妈说起这事，都还是那么自豪。　　而我大伯家的情况就有点不乐观了。我大伯和我大婶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刚分家时，我三姐出生了，后来过了两年，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我堂弟。这下，日子紧巴的不行。人穷破事多，他们时常在院子里吵架，我奶奶怎么都劝不住。后来，我大婶禁不住村里一混混诱惑，带着我三姐和我堂弟，被人家拐到了HN邓县，嫁给了当地人。　　我奶奶怎么说，年轻时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觉得这事出在咱袁家，挺丢祖宗脸的。为这事儿，她都快哭坏了眼睛。我妈倒是心直口快，劝过我奶奶，她说：“人要是想留，撵她走都不会离开的，人要是铁了心想走，你留也留不住。”　　这么一说，我奶奶后来大概也想通了，不怎么哭了。
　　听我奶奶讲，我爷爷在我爹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给别人修房子时，从屋梁上摔下来摔死了。从此，她和我伯、我爹相依为命。　　我奶奶是缠过脚的女人，姓徐，年轻时，家族大，是大户人家的人，她跟我爷爷结婚时，全国还没大解放。我奶奶比我爷爷大四岁，按现在流行说法，应该是姐弟恋，我爷爷家年少时，家庭已经败落了，我的太爷爷看不清那会儿的形势，用仅有的钱去买田产，结果被划了富农成分，害的我爹他们五六十年代差点没饿死，批斗死。一个划分的是否公平公正现在也无从判断的社会成分，在当时的年代，真的祸害了好多好多无辜的人。　　我爹和我大伯分家后，由于我大伯家里孩子多，他们家那时候已经有了我大哥，我大姐，我二姐和我三姐，所以，我奶奶跟了我们。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的小脚奶奶在做饭时，一不留神，摔成了偏瘫。从此以后，我妈就没日没夜的照顾我奶奶的吃喝拉撒，一直到我六岁那年夏天，她安静的走了。　　我奶奶走时，依依不舍的拉着我妈的手，对她们徐家娘家人说：“虽然我大儿媳妇跑路了，但是，我很幸运，我还有一个好儿媳妇，我这辈子没能生一个姑娘，可是，我有一个比姑娘更加孝顺的媳妇。我瘫了三年，她无怨无悔照顾了我三年，没让我头发乱一根，没让我的背长一个脓包，没让我少洗一天的脸，没叫我少泡一天的脚。人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也有人说媳妇不会拿婆婆当亲妈待，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老婆子这一生，该享受到的儿孙福都享受到了，知足了。……我走后，我们徐家人一定要对袁家好，对我这媳妇好，一定要答应我……”也就是我奶奶的这份仁慈宽厚，也因为我妈在我奶奶最后几年时间里的悉心照料，徐家一直到现在都对我们礼待有加。　　我对我奶奶的记忆最为深刻的，居然是在她离开后的一周年的时候。这件事，不管你们信不信，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它就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那年大夏天的中午，我爹从农田里干完活儿，让我去里屋给他盛一碗我妈酿的米酒糟解渴，那些年，农家人都会酿一些米酒糟，甜的腻人。当我走进里屋，刚打开陶瓦罐，正准备用铁勺挖米酒糟时，不知咋的，下意识一抬头，就看见一个戴着黑绒帽的奶奶站在我面前，满面笑容，身上穿着蓝布对襟布扣长褂，黑色的裤子，脚上穿着尖角的布鞋。，七岁的年纪，我已经很清楚的知道我奶奶去世了。我顿时扔下铁勺，哇哇大哭着一路跑到我妈怀里，一个劲儿说：“我看见我奶奶了，我看见我奶奶了，就在里屋！”我爹和我妈紧拉着我跑进里屋，却什么也没看见了。　　我奶奶走的时候，她穿的什么样的衣服鞋子，我根本没见过，放进棺材时，大人们也蒙着我的眼睛不让我看。所以在对于这件事出现之前，我一直都不知道她走时的模样。　　我妈当时怕我心里有阴影，就对我说：“你是你奶奶最喜欢的孙子，所以想来看看你。别怕，我们烧点纸钱给她吧，告诉她，家里一切都好，让她别挂心了。”　　后来，我们去了奶奶的坟前，磕头烧纸后，她再也没出来过，连梦里都没有见到过了。
　　那一年，不光我奶奶走了，我外婆也走了，她走在那年大雪纷飞的早晨。　　我外婆是患了食道癌离开的，长期吃不了东西，以至于走的时候，身子单薄的如同一张纸片。　　我的外婆也是苦命的女人，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女儿，却无法护全我妈她们。我妈是老大，因为我那瞎眼的太婆婆和我外公重男轻女思想严重，没让我妈去上过学，平时有一点儿好吃的东西，都留着给我大舅吃，根本没我妈的份儿，反而要照顾一帮弟弟妹妹，还要去山里打猪草，去地里拔草，放牛。　　我妈回忆她小时候，真的是一把心酸泪。　　有一次，我妈十来岁的时候，刚弄了一篮子猪草回来，还没来得及喝一口水，不知一句什么话惹得我太婆婆不高兴了，她摸索出了一根竹竿就朝我妈的头上打来，我妈小时候本来就瘦弱，来不及躲闪，眼睛就被打肿了，啥都看不见了。我外婆听见哭声，一看我妈的眼睛打坏了，再也忍不住的哭着冲我太婆婆嚷道：“你眼睛瞎了，难道还想你孙女眼睛也瞎呀，下手咋能这么狠啊你？”我妈说，那是她小时候唯一一次有人替她说话。　　我外公看见我妈的眼睛被太婆婆打伤后，只是无所谓的说了句：“有啥好哭的，打都打了，找点草药敷上，过几天就好了。”　　山里人家娃子多，山地也贫瘠，收成不好，有时遇上山洪，好不容易用石板垒起来的一小块土地，顷刻间便被洗劫一空，这样的日子，就更加难熬。　　平时，我外公还喜欢喝上几杯小酒，酒劲儿一上来就跟我外婆打架，我妈说，他们一打架，我妈和我舅他们就像小鸡一样围着我外婆哭个不停。　　有一次，我外婆又被外公打了，她一人躲在墙角哭了半夜。后来，她摸出了一瓶农药想要喝下去一死了之，被我妈起夜上厕所时发现了，一把抢下了农药瓶子，抱着我外婆大哭，说：“妈，你要是死了，我和弟弟妹妹怎么办？你可不能丢下我们不管呀，妈，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啊……”可能因为我妈是老大，太熟悉家里的情况了，懂事的早，我外婆和外公这些年一打架吵嘴，我妈都不敢睡觉，提心吊胆的注视家里的一举一动。　　也正因为家里乱糟糟的情况，我外婆受了很多气，最终导致食道癌走了。我后来翻了许多舅舅家的黑白照片，就是没找到一张我外婆的，真的挺遗憾。　　我对我外婆印象最深的记忆，就是她每次在我去的时候，都给我熬红薯糖吃，特别粘牙，但是真好吃，我长大后，就再也没吃过那样的红薯糖了。　　我外婆还会翻出许多我舅舅他们看过的连环画册、小人书教我认字，我稍大点儿后，看过的《水浒传》等名著，都是在外婆家看到的。　　在我外婆走后，我妈接过了照顾我舅我姨他们的任务，像母亲一样，张罗着帮他们娶媳妇，找婆家。在最近的几年，我舅我姨她们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我妈那时候的事情，说吃苦受罪最多的是我妈，的确，我妈这些年受了太多罪，我有时候摸着她那关节粗大的手，一手掌泛黄坚硬的老茧，就心疼的眼泪打转。　　我二姨小姨还时不时的给我妈买鞋买衣服。有时候，我看着她们一个个都逐年增多的白发，就在想，这无论什么时候，曾经有过多少积怨，只要一想到血缘亲情，就什么都可以释怀了。　　在我刚上初中时，十三岁那年，我外公中风了。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医治，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但是话说不清楚。当时，我二舅三舅一家外出打工去了，我妈看不惯那时我大舅和大舅妈对待猪狗一样对待我外公，就把他接到我家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年。　　在我家那段时间，我妈时常去镇上打一壶散酒回来，隔几天买几斤肉回来给我外公吃喝。有几次，我外公吃着吃着哭了起来，我妈知道他为什么哭，他后悔了，后悔他的重男轻女。在他年老以后，照顾他的，是他的女儿，是那个他当苦力丫头一样使唤的大女儿。　　后来，我二舅回来接他回家，他流着泪一走三回头看着我妈，眼神里充满了太多不舍。　　我外公回去半年后，去世了。　　在我妈她们这辈儿，都挺旺生儿子。我妈俩儿子，我大舅俩儿子，我二舅俩儿子，我小舅和小姨都是一个儿子，我二姨俩姑娘一个儿子，在她们这些兄妹里，我妈最羡慕我二姨，不是因为她孩子多，而是她有两个女儿。后来，我大舅的大儿子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我二舅的大儿子结婚后，也生了一个女儿，我二姨的大女儿和二女儿结婚后，也都生了一个女儿。这下，我妈心里踏实了，她说，每家都有一个女儿，太好了。　　有时候，我就打趣我妈说：“看来在我妈的眼里，现在家庭的幸福，得取决于家里有没有一个女儿！”她就回复说：“那是。你们也赶紧准备再要一个吧，现在二胎开放了，给航航生个弟弟妹妹作个伴，免得以后孤单。”“现在生是没问题，但是想到住房医疗教育一系列问题，老妈，你晓得压力好大吧。”生不生不是问题，解决这些让人头疼的现状，才是个难题。　　想当初，我儿子出生时，医院的小护士抱出来给我，顺便说了一句：“恭喜你啊，是个千金！”我和我妈还高兴了半天，直到抱回病房，打开尿片一看，才知道是个小子，原来小护士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我爹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周年出生的，比我妈大八岁。　　我爹是我奶奶的最小一个孩子，在他上面还有好几个哥哥姐姐，可惜，到最后，只剩下他们兄弟俩了。全国解放前，连年内战，瘟疫横行，家里都是穷的叮当响，穷苦人家生下来的一个个孩子，不是饿死了，就是病死了本分。　　我爹跟我们说过，他小时候，奶奶带着他和大伯艰难度日，挖遍了荒草地里的野草，挖草根吃，挖完草根，剥榆树皮吃，连陈年蓖麻皮都泡了吃。我有了儿子后，每当他想剩饭的时候，我总是说，我们一起将碗里的饭吃干净好不好？要珍惜粮食！我儿子听多了这些话后，有时候，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接过话说，我知道，农民伯伯种地好辛苦的！　　我爹和我妈结婚时，快三十岁了，属于晚婚，我也是快三十岁结婚的，我堂哥也是二十八九才结婚，好像我们袁家结婚都挺晚，真的响应党的晚婚晚育政策啊。　　我爹上过初中，可能是因为当年家庭成分受了影响，人比较老实，很是木纳。　　我爹结婚前，在石花镇上的石花酒厂上班。　　石花镇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明星乡镇，石花酒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百年前，在我们镇上那是家喻户晓，比较有名气的酒当属“霸王醉”，还邀请了我挺喜欢的演员张嘉译代言做了广告。　　如果我爹一直在酒厂做事的话，可能成为正式职工，有固定工资，会升个一官半职，即使没有，也可以拿一份的退休金安度晚年，那我家的情况就会是不一样的境遇，可是，现实就是这样，总是眼红你的人作祟，暗中使绊子，比如村里那些有点鸡毛权力的村官。　　村里有人看我爹在镇上月月做的挺安稳，还有工资，不用抡锄把也可以挣钱，就不高兴了，非说村里会耕田犁地的劳动力不够了，一定要让我爹回家去。我爹当然不愿意，结果别有用心的人就闹到了厂里，我爹没办法只能回家了。　　后来，镇上修潭口水库，我奶奶娘家人想办法将我爹调过去管水利工程事务，而且跟水利部说好了，等工程一结束，就跟他们一起调动，成为水利局的正式职工。结果，这事又让村里知道了，闹到水库上，非将我爹从水库上要回了村里，要回去干嘛呢，当然不是做村干部了，还是去耕田。　　有时候，看着我爹的手臂和小腿肚子很是心疼，黝黑龟裂的粗糙皮肤上面，疙疙瘩瘩蚯蚓般布满突起的青筋，那是真正乡下劳动人民才有的特征。　　我和我妈就开玩笑说我爹：“我爹这辈子大概命中缺土，一辈子跟土地干上了。”我爹抬手抚摸满天花白的头发，一脸淡然：“可不是，种地的人不稀罕土地，哪有粮食吃？”“你不是属虎的吗？威风都哪儿去了？”我爹只能叹气说：“十月的老虎，入冬了，还不如猫呢。”　　也许当时的家庭成分真的让人背负了太多无奈，无法去据理力争；也许是我爹的木纳软弱的性格使然。所以，每次遇到事情，总是忍气吞声，得过且过。　　总之，原本可以改变命运的时机都被我爹白白错失了。
　　跟我爹相比，我妈的性格就比较外向，心直口快，性情刚烈。　　我妈她们周家在那个时代，成分也不好，真的不懂当年的地主身份是怎么安到我外公头上的，就她们那三间山区茅草屋顶泥坯房也叫地主，想想也是醉了。听我妈说，我外公外婆他们年轻时，生产队长除了安排他们在公家地里劳动一天外，大晚上还不让他们休息，让村民点上火把，在他们脖子上挂一块写有批斗大字的牌子，站在台上一批斗就是俩小时，稍有反抗顶嘴，就用鞭子抽打。我妈他们几个兄妹年纪小，一看见我外公他们被打，就在台下哭成一片。　　我妈是家里的老大，又是女儿家，出生在五十年代一个重男轻女的所谓的地主家里，自然没能去学堂上学。我妈年少时帮我外婆照看几个弟弟妹妹，稍大的时候，就跟着我外婆去生产队的苞谷地里拔草挣工分了。听我妈讲，她第一次去挣工分是十一岁那年。十一岁的年纪，现在的孩子，自己的饭都还懒得去端，喝水还要大人帮忙倒吧。　　我妈说，她第一次去生产队干活，还被村里的大人笑话了，有人笑着喊我妈小名说：“芝娃儿，回家去看看你家吃满月酒的客人走了没？”意思说的就是我妈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真干不得这挣工分的农活儿。　　不仅如此，我妈每天回家，还得摘一篮子猪草才能回家吃饭，一篮子猪草也只够两头猪一顿的饭量，通常等摘满一篮子猪草，天早就黑了。我都不敢想象我妈十来岁的年纪，是怎样一个人翻山越岭奔走在人烟稀少的山区羊肠小路上的，在山区茂密的森林里，猫头鹰和其他不知名的鸟雀一声声的怪叫，时而从灌木丛里跳出来的兔子、狗獾子，无时不刻不在制造着恐怖气氛。后来偶尔看看一些卫视的综艺节目，邀请明星下乡去体验，原本稀松无奇的事情还能吓得她们尖叫不止，我也是觉得挺无语了，不禁问自己——已经老的跟时代脱节了么？　　有一次，我妈经过一个几米高的山崖，看见崖坡上有几棵苟叶树，枝繁叶茂的，便噌蹭几下爬到树上采摘，结果脚下的树枝断了，我妈单薄瘦弱的身子顺着山崖一路滚了下去，要不是我妈反应迅速，顾不上山石锋利的棱角将手和胳膊划的鲜血直流，拼命抓住了几根葛藤，很大程度上缓冲了坠下山谷的重力，恐怕我妈早夭折了在山沟里了。　　后来我妈年纪大了，经常说腰疼，胃疼，一身的毛病，都是年轻时干活给累伤了啊。　　我妈二十一岁的时候嫁给了我爹，据说，我妈当年留着一对黑亮的大辫子，皮肤又白，她一嫁过来，就成了我们村有名的俊俏新媳妇。后来，我出生后，每天要擦屎把尿的，我妈嫌辫子太碍事，就一狠心剪掉了。在我的记忆里，我是从来没见过我妈留长发。母爱真的伟大，想必每一个有爱心的母亲，为了孩子，牺牲美丽、身材、容颜都是在所不惜吧。　　我妈年轻时，脾气也火爆，看不惯的事情，她是绝对不会默不作声。　　我妈说，当年划分菜园时，生产队长用一根竹竿给每家每户的土地丈量尺寸，当丈量到我家时，队长欺负我妈是从山里嫁过来的新媳妇，我们家家底又穷，就在丈量时使诈，每丈量一边时，队长总是偷偷挪动竹竿，还虚报测量数据，这样测量出来的数据比实际的土地多出了许多，按照分配原则，就得划掉一部分给别人。　　我妈看出他们在测量时做手脚，二话不说，当场指责队长办事不公，揭穿他是如何的做手脚。队长感觉被一个新媳妇当场戳穿，无疑被打脸了，何况现场村民都围着看热闹，十分不高兴的说：“我还就这么测了，你不认也得认，你还能怎么着？”　　“我凭啥要认，你测的不准确，我就不认，我给我重新测量！”我妈见队长气焰如此嚣张，也不再客气，一把抓住队长领口，不让他走。　　队长哪见过一个女的会如此这样对他，气不打一处来，一边扭着身子想挣脱我妈的手，一边虚张声势地咆哮着说：“你敢打村干部，好大的胆子，还有没有王法，啊！”　　“我就问你重新测不测土地，你要是不重新规规矩矩测量，莫说你是屁大的队长，你就是天王老子，我周某人也照打不误！”我妈死死攥着队长的衣领，憋的队长满脸通红，上气不接下气。要知道，我妈做了多少年的农活了，力气挺大，跟一个拿笔杆子的队长打架，那真不一定谁吃亏呢。　　我爹不想事情闹大了，就劝说算了。我妈不依：“你给我站一边凉快去！——啥叫算了，啊，不给我重新测，他就别想给我走出这块地。”　　村里也有人劝队长重新测量下，又耽误不了几分钟，可队长觉得自己一大男人被一女的如此折腾，搞得颜面尽失，再说，要是这次低了头，以后在村里还有啥威风啊。队长死活不同意再测，嘴里还不住的吼道：“我是村干部，代表的是村委权利和王法！今儿我要是重新测了，我就是你孙子！”他一边说着话，一边用脚勾起地上测量使用的竹竿，想偷袭我妈，跟我妈打一架。　　我妈眼疾手快，一个半蹲，借势将队长衣领往前一拽，队长一个踉跄，重重摔了狗啃屎，然后一不做二不休，骑在队长身上，脱下手工纳的布鞋，左右开工，抡起膀子海扁了顿队长。平时队长就喜欢狐假虎威，做事一向猖狂，我妈痛扁队长，村民们也没人去拉架，估计都在心里暗自窃喜吧，巴不得我妈多扇队长几耳光。　　我妈打痛快了，然后起身朝地上的竹竿啪啪几下踩断成几截，然后丢给队长。　　队长挣扎着在地上哆嗦了好久才坐起来。　　见竹竿弄断了，队长气喘吁吁的恐吓我妈说：“你敢打我，还踩坏了竹竿，我要扣你全家一年的工分！”我妈见他死不悔改，还狂妄自大，就狠抽了他几嘴巴子，说：“我周某人是吃米面长大的，不是吓大的。竹竿就是我踩断的，怎么着？你要扣我工分是吧，好，我等着，你娃子要是扣我一天工分，姑奶奶我非拆了你家屋顶，你看我敢不敢！”一句话，队长立刻蔫塌塌的，再也不敢吭气了。　　第二天，队长乖乖的重新过来测量了一遍土地，还亲自跑到家里喊我妈去现场查看。　　我妈和队长的那一架，用江湖的说法，那叫一战成名啊。从此，附近村庄的人，都晓得了我妈的大名，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随便被人刁难了。　　挺佩服古人，他们的许多为人处世哲学名句都挺经典的，比如——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　　在现实的许多事情里，也可以总结出这样的道理——人可以示弱，但绝不能软弱；人可以认输，但绝不能认怂；你有你的处事方式，我可以沉默不语，但并不代表我不在乎；我有我的原则底线，你可以视若无睹，但请别触碰的肆无忌惮。
　　我出生的时候，土地分田到户实行承包责任制才一两年时间，村里的土地按人头分。我们家四个人，分了五亩多田和一亩多地和五分菜园。　　那时候的乡下人，都特别朴实勤劳，只要没下雨，每家每户的劳力，都在田地里干活，恨不得刨出金子来。成年人都是整日在田间地头埋头苦干，一年四季，种麦子，收麦子，插秧，割水稻，从不停歇，以至于个个全身晒成酱板鸭的颜色。　　那个时候，每家种的粮食呀，生猪呀，都是要交统购的，就是上交国家，每户都定的有统购任务。乡下人辛苦一年到头，晒的黑汗油流的，无非就是希望收成能好一些，再好一些。　　收获的大部分粮食都得送到镇上的粮库里，童年里，我每年都跟我爹和我妈拉着一板车的粮食去粮库，遇到时机好，到了排上队，验了粮，就可以卸货走人了，如遇天气变天，或者验收不合格，还得重新晾晒，特别麻烦。　　我那会儿真的烦透了验粮的人，架子挺大，手拿一根铝制的空心尖头的管子，每个麻袋戳一下，查验粮食干不干燥，成色好不好，有没霉变。每当验粮的时候，都是我爹他们最紧张的时候，一个劲儿在旁边陪着笑，大气都不敢出。　　我清楚记得有一年我家的粮食没验收上，我爹一脸沮丧，和我妈迅速找了块水泥地，将一袋袋谷子倒出来重新晾晒。初秋的时节，天气变化也快，一会儿还晒的人头晕目眩，一会儿哗啦啦下起了雨。看着我爹跟我妈抢着装粮的场景，在我长大后的记忆里，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欲哭无泪。　　其实，对于靠天吃饭的农民，遇到这些情况那都不是事儿，至少庄稼收割起来装进了粮仓，庄稼人管的了自己吃干喝稀，却管不了老天晴天下雨。　　曾经有一年，天气特别糟糕。那一年，雨水特别多，收割小麦和水稻的时候，都是下了差不多大半个月的雨，庄稼收割不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成熟的庄稼泡在水田里。到后来，泡在地里的麦穗谷穗上都长了芽。即使勉强收回家了堆在屋里，没场地也脱不了穗子，堆在一起都发霉了。那一年，我们全家都吃的发粘的馒头，蒸出来的米饭也是那种黄澄澄的颜色。　　八九十年代的乡下，每家不仅仅要种自己家的田地，农闲时，还得去队里干活挣工分，开荒山，种树，挖水沟，修堰塘，修路，总有干不完的活儿。刚刚实现承包责任制的农村，家家户户把田地看的很金贵，边边角角都开垦种植，我小时候感觉我爹我妈除了吃饭睡觉在家之外，基本都是在地里干活了，拔草、施肥、排水、打农药等等。　　后来我上学后，学习了历史课，我一直没搞懂，现在不是社会主义新时代了吗？这工分制度又是什么鬼？本来家里的田地已经让人累的够呛了，还用工分一年到头死死捆绑着每一个农民。这工分也是按每家每户的成年劳力来分配的，成年劳动力越多，家里分配的工分也越多，一年需要完成的工分也就越多。　　我高中毕业的那年，是一九九八年，村里还在实行工分制，我毕业后没事儿干，还在生产队做了大半年的挣工分的农活儿。中学那几年，平时在学校，农活儿做的不多，毕业回来后，每天在生产队干完活儿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针挑手上的水泡。　　后来我妈感觉我的户口一直留在农村不是个事儿，就让我幺妈把我的户口转到了她们镇上的村里，我幺妈那时候是村委妇联主任，这职务在村里还是蛮管事的。农村的工分制度，好像是在二零零零年以后，***总理上台后，取消了这项到现在也没人说的清为什么的工分。
　　我的小学是在村里上的，叫彭家岭小学。不过，好像在二零零几年的时候，这所有着几十年校龄的小学没有了。可能是因为八九十年代过于调控的人口生育政策，导致村里的孩子逐年减少，也可能是乡镇的师资生源各方面进行了必要的调整重组，反正，村里没有小学了。我去年还从以前的小学校址路过，围墙里的校舍已经面目全非，变成了民舍，校内以前一颗好大的桂花树也不见了踪影。　　特别怀念小学的那棵桂花树，树冠开盘直径大概有四米的样子，每年的八月，金黄的桂花开满树枝，整个校园都是浓郁的桂花香。这大概是我对小学最美好的回忆了。　　我在这所小学里学会了123、aoe，还学会了拨算盘，拨算盘和背口诀是我爹和大伯教会我的。我当时是最先学会的，老师在班上表扬了我，还让我教班上的同学怎么拨算盘呢。　　这件事我很是骄傲自豪了很长时间，我很感激我爹和我大伯他们。我大伯七十多了，生活里有些邋遢，衣着不整，被许多亲戚包括我堂哥堂嫂嫌弃。可不管别人如何嫌弃，他每次来我家作客，我都是奉烟奉茶奉酒，一样不差，该怎么称呼就怎么叫，包括我的儿子也一样。我不能让我的亲朋好友冷落了我的大伯，尽管他只是一个泥腿子的乡下老头儿，可能他就是习惯于将一只裤管挽起老高，那又怎样，他只是对生活随意了些。可是，人都有老的那一天，都应该被人尊重，跟他创造多少了价值无关。　　我一直都这样认为，如果自己都不尊重善待自己的亲人，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的家人。想过没有，当你老的时候，你的孩子，又会以怎样方式对待你，不要自以为信誓旦旦的说，我以后老了，我的孩子绝对会好好给我养老送终的。这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想法实在可笑，自己都没做好榜样，别指望孩子会有你所希望的那样对你。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像扯远了。好吧，跟许多调皮的孩子一样，我们在学校也做过许多让老师头疼的事情。　　学校附近有个小诊所，我们在诊所扔弃的瓶瓶罐罐里找到一些针头、塑料管和注射器，然后看哪户人家不在，悄悄溜到人家猪圈边，给猪挠痒痒，等猪一眯眼躺下后，就拿起装满水的注射器，学着医生的模样给猪打针，扎的猪哇哇乱叫，人家大人就一路追赶叫骂着来到学校讨说法。这样调皮的下场就是鼻尖紧贴教室的黑板，面壁思过一节课。　　八九十年代，武侠影视剧特别多，像《射雕英雄传》、《霍元甲》、《侠客行》、《SH滩》、《燕子李三》等等，吸引着全村人的眼光，也成了农村人茶前饭后除了庄稼谈论最多的话题了。　　那时候，偌大个村子，只有几户条件好的人才有黑白电视机、自行车这样的现代化玩意儿，所以，平时想看电视，都需搬个凳子跑别人家门口看一两集电视连续剧，就跟现在的人一样，一到别的地儿，就打开手机蹭网。　　乡下最热闹的时候，就是镇上的电影院组织下乡放电影。　　电影每次都在我们小学的操场上放映，一块长方形的白色荧幕，四角分别拴在操场边上的大白杨树上。一村子人早早搬着板凳来到操场上，等着看电影，场景甚是壮观，只见里三层外三层全都是人头了，用我喜爱的喜剧演员宋丹丹老师的一句经典台词形容——那家伙，真是人山人海。　　也许是武侠片看多了，也许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行侠仗义的武侠梦，我们那会儿，都被那些武林高手一出手，就闪电般“刷”飞出去的飞镖给震住了。于是，我们也开始自制飞镖，梦想着有一天，也可以练就一身武功，做个行走江湖，为民除害的大侠。　　千万不要小瞧了孩子们的模仿能力。我们在家翻箱倒柜，倒腾出废旧的小钢锯，雨伞铁钎子等条状的钢铁制品，然后将其中的一头放在磨石上磨尖磨细，直到变得锋利无比。那一阵子，每个孩子的书包里，都有三两支飞镖，上学沿途的白杨树、松树、泡桐树等，每一棵树都成了我们的练习目标，全都惨遭毒手，无一幸免。　　我们不光在校外玩飞镖，在上课也玩，每间教室的木板门，都被我们用飞镖扎的密密麻麻深浅不一的小洞。有一次，课间的时候，坐在后排的一男同学练习扎飞镖，他本来是想扎到门上的，谁知重心偏移，就听见一女生的尖叫，我们顺着尖叫望向第一排靠近教室门口的方向，只见那女生用手蒙住她的右眼，手里还夹着一根铁钎子，，哇哇的哭叫着。那个扎飞镖的男同学知道出事了，都吓懵了，脸色苍白地瘫坐在椅子上。　　万幸的是，那铁钎只是穿过了女生右眼眉毛处的眼皮，没扎伤眼睛。我们后来还经常开玩笑说男同学要是真把人家眼睛扎瞎了，他就得娶一个瞎眼媳妇。　　这件事的影响当时挺严重的，校长大发雷庭，当天就召集了我们全校师生开会。校长安排老师挨个教室，挨个课桌的搜，结果真的让人吃惊，居然当众搜出了几百把刀具，男同学女同学的书包里都有，高年级低年级都有，几乎人手一把。看着几百把刀具，台上校长的脸都青了，估计这结果，校长都没想到吧。幸好当时这事发生了，情况也不严重，刀具要不及时给收缴了，后来指不定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八九十年代，我们上小学那会儿，每年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　　那时候，一场大雪能下一天一夜，白茫茫的一片，银装素裹着我们的村子。积雪通常没过膝盖，村里的堰塘、水渠表面都结着厚厚的冰，屋檐下挂着长长的透明冰柱，我们三五成群的跑到堰塘上去溜冰、打雪仗、堆雪人，那可真的是溜冰，光滑的不得了，一不留神，就摔个四脚朝天，不像现在的溜冰场，就一磨的溜光的水泥场子。　　现在全球气候变暖，都是暖冬，一个冬天就那么两三场雪，顶多下两个小时，而且大半的雪落在地上都化掉了，完全没有冬天该有的气氛。　　小时候，冬天上学放学也特别辛苦，不像现在的祖国的花朵，上学放学都是家长开车或坐公交车接送。我接送过我儿子，一到快放学时，校门口那叫一个热闹非凡，三层外三层的老爷爷老奶奶翘首以待，现在的孩子真的是幸福的不止那么一丢半点的。我们小时候，谁没想过家长会到学校接送呀，全靠自己两条腿踩着泥巴走几公里路回家的。　　漫长的冬天，天太冷了，北风呼呼刮的那叫一个透心凉，冻的手、耳朵和脚都起了疙瘩，生了疮，晚上回家，用白萝卜水一泡，冻伤的地方又疼又痒。大人们找来漏水的搪瓷钵子，在边沿钻几个孔，穿上铁丝，做成一个烤火的小火盆，年年冬天，我们就拎着这样的小火盆上学，一路烤着手取暖。　　我也用铁火盆烤过火。有一年新学年去学校报到，我穿着绿色的新丝绵袄子，走在路上，我发现火盆里的火快熄灭了，就把火盆抱在胸前使劲儿吹火，等火烧旺了，才发现，胸前被火盆烤焦了，新袄子烙了鸡蛋打的洞。回家后，我妈心疼的不行，朝我屁股狠狠拍了几巴掌。我们同学也有将脚踩在火盆上取暖，把纳的布鞋底给烧个窟窿的；裤脚离火盆太近，烤坏了裤管的；低头吹火，被火燎了头发的……因为烤火，发生过很多囧事。　　我们还用这火盆在路上烤过干豆吃，偷偷从家里抓一把蚕豆、黄豆，放在用完了的装雪花膏的铁盒里，然后丢进火盆里，在火盆里添加几根干柴禾棍将火烧旺。不一会儿，一股烤熟的豆香就飘了出来，撬开铁盒盖，焦黄的豆子就被一哄而上的伙伴瞬间抢走了。　　那年代，都是一群还拖着鼻涕的娃子，根本顾不上脏兮兮的手，也不怕铁盒子烫手，抢到几粒豆子就扔进了嘴里嚼起来，生怕有人抢走了。　　也许，这些烤熟的豆子，是那个贫瘠的岁月，能留给我们的最实惠最让人回味的时光了。
　　我在四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学会了炒简单的青菜，然后煮一锅稀饭放凉了，等农忙的父母回家喝。除了做饭，有时候，我妈还会让我拎一小篮子鸡蛋去镇上卖，一是家里有时候实在太忙，二是我妈也在有意识的锻炼我适应社会的能力。　　九零年的时候，当时鸡蛋的市价是一毛一分钱一个，有一次，我去镇上卖三十个鸡蛋，我一边走一边喊：“大个的土鸡蛋，快来买快来看！”一点儿也没觉得不好意思。　　走在西河街上的时候，一个戴着眼镜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叫住了我，问可不可以一毛一个全买了，我当时脑子想了一下：“一个鸡蛋少一分钱，三十个就是三毛钱，原来他想赚走我三个鸡蛋，哼，没门。”于是，我说：“不行，就一毛一分钱一个，少一分都不行！”那中年人跟我商量几次，我都坚持说不卖。结果，生意自然没谈成。　　我继续顶着大太阳沿街叫卖，后来，倒是一毛一分钱卖出了十八个，可是，我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篮子里有两个鸡蛋让我碰碎了，我想，这亏大了啊，早知道一次性卖了多好，后来的十个鸡蛋赶紧一毛钱一个出手了，不然，不晓得会不会又碎掉。　　卖完鸡蛋，我去商店买回一瓶食用醋和几袋子盐，商店里有好多彩色纸包装的糖果，有一拎发条就会走路的小马，还有一捏就会叫的青蛙玩具。我围着摊上的玩具摸了一遍又一遍，狠劲儿舔舔嘴唇，硬是没舍得将手心里买完东西剩下的钱花出去。　　回到家里，我还因为碎了两个鸡蛋伤心难过了老半天。不过，我妈并没有因为在那个拮据的年代碎了鸡蛋吵骂我，反倒是安慰我说：“不就是碎了俩鸡蛋，多大的事儿啊，你又不是故意的。其实，经过这件事也好，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你就晓得怎么处理了，对吧。”　　我觉得从小到大，我妈对我们兄弟俩的管教方式都挺开明，凡事都一码归一码，她很少打骂我们，也不相信什么棍棒之下出孝子之类的古板话。用她的话说就是，不要把娃子管的太死，让他活泛些，别搞得娃子一天到晚一副受气包的样子，长大了，没得啥出息，只要没做违法乱纪出格的事儿，放开手脚让他该干嘛干嘛去，不用管的太宽。
　　在我最初的十二年人生里，可以用多灾多难来形容命运，不光体弱多病，而且，每一年都有一场灾难降临在我身上，生活真的挺杯具的，老爱拿我开玩笑。　　为此，我妈在我每年生日时，都会宰杀一只大红公鸡摆在桌子上，点上香油灯，然后让我对着磕头祭拜，我妈嘴里还念念有词：“愿菩萨娘娘保佑我儿，消灾免祸，一生平平安安！”　　有一场祸事发生在六年那年的夏天。　　我的小舅舅（我小外公的儿子）比我大不了几岁，我经常跟在他身后一起玩耍。他们家在厅屋里用木板搭了半间木楼，厅屋的一角用石板垒了一个火塘，冬天的时候，烧几根木头棒子，用来烤火、熏肉，在横梁上挂一钩子，烧开水煮饭。那天傍晚时分，太阳都快落山了，坐在门凳上玩耍的我，恍惚间看见我小舅舅上了他们家的木板楼，似乎还喊了我一声，我就顺着木楼梯咚咚跑了上去。上去以后，发现没人，听见好像他在楼下喊我，我就转身扶着楼梯往下看。这一下，我便一个倒栽葱从楼上摔了下来，失去了知觉。　　我醒来的时候，人已经躺在石花镇的医院了。我看我妈和我外婆他们哭的稀里哗啦的，还问他们怎么了，这是啥地方，我咋会躺在这里呀。我妈沙哑着嗓子抽泣着说：“你总算是醒了，我都快急疯了。”我妈告诉我，我从楼上摔下来，头离厅屋角落的火塘只差一巴掌远，再近一点儿，头磕在火塘的石头上，我就Over挂掉了。　　医院拍片诊断我的右胳膊被摔断了三节，需要接骨，当时医院派了一个比较野蛮的医生，痛的我满头大汗，直接从手术台上跳了下来，几个医生都没按住。后来换了一个姓马的医生，人挺好，手术做得挺顺利。只是到现在，我的右手臂还有好几个被夹板挤伤的丑陋的疤。　　我胳膊摔伤后，陆续有亲戚过来看望我，还给我带来了白砂糖、桔子罐头、鸡蛋卷和松软的蛋糕，住院期间，可以吃到这些美味的食物，我会忘记了伤痛。只是，辛苦了我爹和我妈，看他们在医院和家里来回奔波，有时，我会故意撒娇让他们吃一块蛋糕。　　我们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已经开始勤工俭学了，学校会组织我们去村里的林场采茶叶，拔草，收割庄稼等。说到学校组织收割庄稼的事，我的记忆犹新，是五年级的时候，去一户人家收割小麦，我一不小心走神的瞬间，只感觉右脚脚踝骨处钻心的痛，一低头，脚踝骨外面的皮裂开了，白惨惨的骨头都漏出来了，老师吓坏了，赶紧将我送去附近的诊所。　　那次，锋利的镰刀割掉了我拇指肚那么一大块的骨头，至今右脚脚踝骨都没有长好，凹进去了一些，脚踝骨上一道长长的疤痕时刻提醒我，曾经那一刀，差点废了我的未来。　　当年的医疗条件有限，乡镇上医疗技术更是不发达，我的伤口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还在流血流脓，我妈担心死了，害怕因为那一刀，我的脚给弄残疾了。还好，最终，脚伤还是好了。　　我十二岁那年发生的祸事也挺奇怪。那是初夏一个清晨，六点多钟，我去镇上买钢笔水，头天晚上，作业没写完，笔水没了。我骑着我妈花二十块钱从我二爹那儿买来的二手飞鸽自行车在路上走着，村子通往镇上的那条路异常安静，路上一个人都没有。　　其它的祸事还有许多，有一次玩耍时，不小心一膝盖跪进了火塘里，虽然腿没烧抽筋，但是两个膝盖上还是永久留下一大块烧伤的疤，出门在外，我从不穿短裤，怕影响心情。在小学三年级时，被一飞奔而过的同学碰撞在教室的墙砖上，磕破了头，缝了十来针，到现在头上还有一道突兀的蜈蚣针线疤。　　往事有时候，真的不堪回首，每当我看见我的身上因为还有几场祸事留下的疤痕，都觉得人生挺不容易，真的挺刻骨铭心。　　虽然我的人生灾难连连，可我还是有许多美好的回忆，比如我第一次觉得校园的时光美好，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们毕业那年。　　学校组织给我们拍了合影，我和小伙伴选择在桂花树下拍照，在校园门前的成熟的麦田边留影。人生第一次，学会了要珍惜，珍惜我们纯真的六年友情。　　那一年，台湾小虎队风靡全国，我们从录音磁带里听到他们充满青春活力的歌曲，好时髦，喜欢的不行。街上的商店里有许多港台明星的大头贴和明信片，我问我妈要了五块钱，买了二十来张印有小虎队照片的明信片，在背面写着简单的祝福语，分发给我的同学们。　　想必，那些明信片早被同学们夹杂在废旧的书本里给卖掉了，可是，我的心里，还是记得的，还有那些拍照时，那山、那水、那景、那人……
　　我的初中三年是在镇上读的。　　那时候，学校离家十几里路程，太远，加上每天还要上早晚自习，就住校了。　　住校的日子也挺艰苦，住校生大部分都是偏远的农村孩子，每个学生周日下午去学校的时候，都带着家长们都做好的几玻璃瓶菜，有辣椒酱豆，腌萝卜，豆腐乳，酸菜等，这些菜可以吃上一星期。　　那时候的学生都在学校食堂吃，不像现在的学校周围餐馆、小卖部林立。我们一月带一回粮食交给学校，换回一叠花花绿绿的餐票，早上就是用二两粮票买俩馒头和一碗稀饭，午饭和晚饭都是米饭，饭堂的师傅炒菜都是用那种大铁铲翻炒，炒好的菜盛在大铁盆里，一人连汤带菜挖一勺子，舍不得买菜的同学，就跑回宿舍，取出一瓶从家带过来的酸菜吃。　　长大后，家里时不时地买回一瓶豆腐乳吃，我压根儿都不去碰它，因为中学时代吃太多，真的吃伤了，一辈子都不想再吃那些东西。　　那个时候的住宿条件也挺差，每个宿舍都是都是上下两层的通铺木板子床，几十个人睡一间。而且，学校也没有澡堂、热水器之类的设施，想喝热水，就自己拿着玻璃杯子跑到熟悉的老师那里讨要。至于洗脸这些就只能用冷水了，学校的宿舍旁边有一个大水井，我们每天晚上下了自习课后，就去水井那儿拎一桶冷水上来，洗洗脸，冲下脚。然后再带半桶水回宿舍，第二天早上洗脸用。洗澡嘛，冬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太冷了，夏天的时候还好，拎半桶水，举起来，从头到脚冲洗一下了事。　　因为住宿环境脏乱差，导致有一次，我们几个宿舍好多人传染了红眼病，一个个眼睛肿的跟桃子似的，一见到强光，眼泪刷刷地往下流。学校和家里都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设备，想联系也不方便，也不像现在的孩子，小学都有电话手表了，所以自己跑到附近的诊所只能买点红霉素软膏和眼药水。有几个同学眼睛实在疼的厉害，就跑到食堂里，向食堂师傅要了一包食盐，用热水化开了，给洗脸毛巾杀杀毒，清洗下感染的眼睛。　　我的眼睛在初中时，被传染祸害过几次，视力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下降。　　我后来回去几次初中，围着学校转了转，现在的住宿条件好多了，都是单个的铁架子床，有热水器，有澡堂，但估计现在的孩子都不愿喝白开水，几块钱一瓶的脉动、可乐才是他们的最爱。我儿子每天放学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倒一杯白开水，调和好温度，让他喝下去，身体多补充一些水分，总是好的。　　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的活动多了起来，比如征文比赛。我的写作就从初中开始。　　初一的下学期，学校组织举办了一次作文比赛，我的作文被选上获了奖，虽然奖品就是一张奖状，还将获奖作文贴在学校的一面墙壁上，但是，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其实，自从小学三四年级学会了写日记，我没觉得写作文这事是多麻烦多困难的事儿。时常，语文老师布置作业写作文时，班上都是哀鸿一片。这让我非常不理解，作文就那么要命么？　　在初中的整个学期，但凡有各大类型的征文比赛，我们班主任都让我出马写一篇作文交差。而我们每次语文考完试后，语文老师都会选一两篇写的好的作文当范文念给同学们听，还逐段逐段的分析讲解。我的作文时常被选中，一开始还有些受宠若惊，后来就慢慢习惯了。　　大概每一个心思细腻、多愁善感的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诗人吧。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首短诗，当时，班上用班费订了几份报纸杂志，其中就有一份《中学生写作报》，我看见报纸上刊登的都是同年龄的孩子写的文章，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投了一篇，没想到过了一个月，报社就给我寄了一封夹着五块钱稿费和一张报纸，上面就刊登着我的那首小诗。　　当时，报纸在同学手里挨个传着看，班上的同学都羡慕极了，夸我写的如何如何好，我当时那个心情啊，飘飘然了都。毕竟，虚荣心每个人都有，我也是凡人，自然也不例外，何况还是个初中生。最关键的是，我自己可以挣钱了呀，五块钱呢，足够我一星期的生活费了。　　我有时候在想，我之所以在初中就可以顺利发表豆腐块，不是我比别人的文字语言组织能力强，而是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小时候在外公家看了许多故事书和连环画，缠着他们给我讲了许多神话，在我的大脑里，留下开阔了的想象空间。
　　　　 初二那年，我十四岁，我弟弟出生了。十四岁的差距，是大了点儿。　　其实，在我弟弟之前，我妈还怀过两个孩子，都是男孩，但是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管控的特别严，都没能生下来，有一胎都怀六个月了，还被打掉了。　　我弟弟出生的前一年，春天，我们家那土坯房的一面墙还是倒掉了，没办法，我妈和我爹留了全家口粮后，将剩余的粮食全卖掉了，还卖掉了圈里的两头猪，然后问别人又借了几千块钱，才勉强盖起了三间红砖瓦房。也因为这次盖房，我家开始欠债。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妈和我小姨还在秧田里插秧，中午我妈感觉肚子疼，我爹忙去找我小奶奶过来接生，在我们农村，为了省钱，都是找上了年纪的老妇女当产婆接生。我等我小奶奶赶过来时，我弟弟已经哇哇落地了。　　我妈生我弟弟时，我还在上学，周五下午回家的路上，碰到许多村里的人都冲我一脸笑：“军娃子，赶快回去看看，你家的房子被人偷走一半了！”我一听这话，心想，不会家里出啥事了吧，赶紧飞奔回去。　　还没跑到门口，就看见门前晾衣服的绳子上，晾晒着许多布尿片，我顿时明白人家为啥说我的房子被人偷走了。看见弟弟第一眼时，他皱巴巴的，正安静的躺在被窝里睡觉，挺乖。　　村里的妇联主任、村支书他们知道我妈生了二胎，非常气愤，三天两头带着村里各个队的队长、会计一行十几个人，急吼吼地跑到我家兴师问罪，讨说法。你说这些村支书这些大男人不理解坐月子的辛苦也就算了，难道妇联主任她也体会不到吗？我妈那时，还坐着月子呢，好像我妈生个二胎犯了十恶不赦的死罪一样。现在想想这些村官，也不容易，你们真的辛苦了，为了走访体恤民情，难为你们了。　　我妈知道这些人过来无非就是罚款要钱，还能怎么着？我家头一年盖房还欠着几千块外债呢，哪里有钱交呀，所以，每当他们这些人过来之前，我妈就让我爹提前出去一躲就是好几天。为了躲他们这些村官，我爹给我妈买了一些油条、面条放着，天天就只能喝点糖水，啃着油条凑合着过。一个坐着月子的人，天天吃不上一口热乎饭，还让这帮人闹腾的一肚子气，我妈年纪大了后，老是经常胃痛，总是一团一团的气堵在心口，憋的难受。　　村干部跟我妈交涉几次后，实在没耐心了，就用两张长白纸条封了我家大门，我妈一手抱着我弟弟，一手提着菜刀坐在屋檐下静静地看着他们。当他们拿着纸条要封我家厨房的门时，我妈说话了：“你们还有没有一点国法，啊？封我家大门也就算了，怎么，还封我厨房的门。是，我是生了二胎，我没说不交罚款，可我交不起一两万块钱。你们说政府有规定，那你把红头文件拿出来我看看，我看哪一条哪一页文件上有写生二胎罚款两万的文字。再说，谁告诉你们生了二胎，连饭都不让吃啦？要知道，你们这些村官代表的政府，代表的是共产党，共产党有不让老百姓吃饭的吗，啊？”一句话，问的他们鸦雀无声。　　当年各地村干部为计划生育这事，想出了许多千奇百怪的招式，扒人家的房子，卖人家的牛羊、粮食，闹出了很多事故，包括人命。我们隔壁村就有一家也为计划生育的事出了命案，一屋子村官逼得那家人过不下去了，就在饭桌底下藏了一包炸药，然后点燃来个同归于尽，一下子炸死扎伤了好几个人。当把一个人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啥事都可以干出来的。　　之前跟我妈打过架的那个二杆子队长搬来一个长木梯子，搭在房沿边，准备去爬房顶掀我家瓦房，这下，我妈火了——“今里看哪个敢掀老子的屋顶？老子剁了你娃子狗爪子，拆了你狗日的肋巴骨！”她起身将我弟往妇联主任怀里一塞，抡着菜刀就砍向队长，她故意手一偏，砍在木梯上，队长吓得脸都白了，飞快地跳下梯子逃跑了。我妈乘机使劲一脚踹翻木梯子，木梯子倒在地上，啪，断了。　　十几个村干部一看这阵势不对，呼啦一下，全都远远地溜到门前的大路上，再也无人敢上前。二杆子队长站在村支书身边，指着倒在地上梯子吼道：“梯子搞断了，我给我赔！”村支书狠狠瞪了他几眼，说：“你给我滚一边去！”他讪讪地龟缩到稻场边，不再吭气了。　　后来，村支书找到我二爹（在镇上当电站站长）过来协调处理，罚了一千多块钱了事。　　在我弟弟的成长过程里，我一直都比较愧疚的。虽然我出生的时候，条件也不好，但至少我有奶奶、外公外婆细心照顾陪伴，而我弟弟一出生，家里的条件就异常艰苦，我爹脑子不灵光活泛，一辈子除了会在地里干活外，没干过其他挣大钱的事儿。我妈虽然脑子好使，但一字不识，终究也只是一家庭妇女。所以，家里的条件一直没多大改善。　　我弟弟出生后，我知道我妈那段时间的生活过得很不容易，所以一到周五放假，我就回家帮我妈洗一篮子布尿片和那些换下来的脏衣服，给她做一碗蛋花汤喝。在我那年纪，也只能做这些了。　　我记得有一次周末，学校组织去镇上电影院看电影，红色爱国教育片，我一早跟我妈说我想去，我妈从兜里掏出五角钱塞给我，让我买包瓜子边看边吃。　　中午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我妈一个人在忙着搬石头垒被雨水冲坏的稻场，几个月大的弟弟被我妈用一根布条子拴在椅子上，不停地哭闹着想让我妈抱抱。那一刻，我鼻子特别酸，很想走过去跟我妈说声对不起。想到自己吃瓜子，却没想过买一颗糖回来哄我弟弟，自己去看了一上午电影，却没帮她照看我弟弟，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好自私。　　我妈经常要去生产队挣工分，没人照看我弟弟，每次去工地就只能带着他。第一次去工地，二杆子队长故意逗我三岁的弟弟，板着脸说：“哪儿来的野娃子，滚回自己屋里去！”我弟弟二话不说，颤巍巍地拿起我妈手里的铁锨就要往队长身上砍去，被我妈一把拦住，说：“这可搞不得，他是当官的，砍伤了人要坐牢！”我弟弟将小脑袋一偏，手指着队长，不解气的说：“他是大人，不能欺负小娃子，更不能叫我滚！”。队长愣愣地看了我弟弟半天，再也没敢去戏弄他。　　我弟弟的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样，初中毕业的时候，他不想再读书了，我们劝他，现在不读书，以后没文化怎么在社会混，至少得学一门手艺，这样才能养活自己吧，厨师、电焊、车床模具，想学啥自己选。但是，他死活都不愿意再去学校了。　　后来，我妈帮他联系一个开挖掘机的师傅，跟他学了一年。现在，他自己一人在武汉一工地上开挖机，一月七千块钱。每次回来，他都跟我妈说，膀子疼，腰疼。我妈边给他揉膀子边心疼的说：“现在晓得读书有好处了吧，早都跟你说过，干苦力辛苦，你还不信。”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弟弟不愿意再上学读技校，跟我当年撕掉录取通知书是一样的心情，家底太穷，父母一天天老了，身体又不好，他不想因为一年几千块的学费累垮了父母。
　　我在初中一直是班级前几名的成绩，平时阅读了许多书籍，又喜欢给同学们讲故事，所以大家都爱跟我聊天讲话，有什么心事也愿意跟我诉说，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闺蜜”。　　女生往往比男生早熟。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女生已经懂得开始打扮自己了，虽然不像现在的学生画眉涂唇彩整牙啥的，但是，她们爱穿裙子了，也爱编织几条彩带在头发上，戴个有塑料花的发卡，喜欢在身上喷点花露水了。　　男生相比就比较迟钝了。只有几个嘴上长了几根硬胡须、有了喉结的人开了窍，喜欢梳那年代流行的刘德华式的三七分的发型，喜欢往头发上喷发胶，带香味的那种粘糊糊的鬼东西。　　我的小姨子有次说她上六年级的儿子，实在是蠢萌的厉害，他有一回一到家就嚷开了：“妈，妈，今天上午，我们班有个女生上课不知道咋了，好好的突然就坐在凳子上流血了，好奇怪！”我们当时都笑岔气了。　　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是个短头发的女生，坐在我旁边，圆圆的脸上长了好几个黑痣，平时一副假小子模样，还喜欢跟我们在教室里打打闹闹。　　有一回，我不经意间突然发现她的耳朵上穿了两根红线，耳垂还是肿的，我就随口说了一句：“哟，想变漂亮啊，扎的疼不？”她一听这话，翻了我一眼：“要你管！”“你要是留个长发，没准儿会更漂亮了呢。”她没在吭声，只是耳朵红到了耳根。后来，她真的没有再去剪头发，扎起了马尾辫，虽然她的脸型还是短头发比较好看。　　其实说完那些话后，我就后悔了，因为那个学习委员从桌子底下给我传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自习课后，去楼顶！”去楼顶干嘛这是？完了，得罪人了吧，我当时咕咚了一下。后来又一想，去就去，大不了被她抽两嘴巴子，活该自己最贱！　　自习课后，我俩一前一后走到了楼顶，我一边走一边察看周围的地形，心里还在思考着，万一动手我打不过，该从那边跑下来最合适。走到楼顶的时候，我还四处望了几眼，发现她没请帮手，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那天晚上，冷飕飕的，偌大的楼顶就我们俩傻不拉几的站在那儿，我始终不明白她喊我上来干嘛，也不敢再多嘴问，就讪讪地站在一角。　　我们沉默了好一会儿，她突然说了一句：“你快过来看，离我近点嘛！天上有星星，我们数一熟有几颗好不好？”语气不像平日里咋咋呼呼，感觉是一种异样的温柔，这还是我认识的学习委员么？　　数星星？我当时一听，都一脑子浆糊都，懵圈了。幼不幼稚呀，还数星星！真不晓得她咋想的，不会是扎耳洞扎傻不吧？我也没敢多想，就往她身旁站近了些，和她一起数了半天星星。　　数星星一直数到学校快要熄灯时，我们才匆忙从楼顶跑下来。一进宿舍，睡在我旁边的男生就问我下自习这么久去了哪儿？我随口就说，和学习委员去楼顶数星星了。结果话一说完，全宿舍人都笑疯了。　　“以我多年的经验来看，咱们的学习委员看上你了。”那个男生用非常肯定的语气说道。　　“别胡说八道！小心撕烂你的嘴，搞乱你的发型。”我恐吓他说。毕竟人言可畏呀，无端的绯闻被老师知道了，是要被请去做思想教育的。　　这小子平时喜欢刘德华的歌，日记本里贴满了大头贴，抄了许多他的歌词。他比我们都早熟一些，人家家里条件好些，爱打扮。班上好多人都说他和我们文艺委员在谈恋爱，我也经常看见他们吃饭都坐在一起，下课也凑在一块嘀咕着啥。对于早恋流言，他不否认，也不承认，班主任也找他谈过心，没啥用，人家该咋滴咋滴。　　我承认我在恋爱这些方面有点后知后觉，不过，也不能怪我，毕竟我才上初中，还是老师眼里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我可不想跟早恋扯上半点关系。所以，我后来尽量躲着学习委员，班上组织的文体活动，她参加什么项目，我就绝不参加。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那个男生说的是对的。我高中毕业去了东莞打工后，那学习委员不知从哪儿打听我的地址，还连续给我写了好几封信，信里还夹着她的照片，那意思就非常明确了。只是，我对她，仅此同学而已，她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要说我在学生时代没喜欢过哪个女同学，也是没人相信的。的确，在我们读初中时，有一部火遍全国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我们都追着去看，大家都好喜欢里面的女主，一袭白衣，齐腰的长发，柳眉弯弯，唇红齿白，还扑闪着一双灵动大眼，时而温柔，时而妩媚，世间怎有如此好看的女子，“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这才是女人该有的样子，也是住在每个男生心中的女神。　　话说女大十八变，在上高中后，女生都长开了，变漂亮了，有了女人该有的样子。　　当时我们班上有两个女生长的挺好看，皮肤白白的，苗条个儿，家庭条件也不错，其中一个女生的爸妈还是医生，她们都是住在镇上的走读生。两个女生性格挺开朗随和，时常教班上的同学唱流行歌曲，像《九九女儿红》、《花心》、《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等等，几乎当时流行啥，她们都会唱啥，唱的还挺不错。　　九十年代，校园流行穿风衣。那时候，班上也有许多人穿风衣，男生的多是灰色的，女生的是天蓝色的，我特别喜欢她们穿着风衣走在放学的路上，踩一辆单车，衣袂飘飘，翩然而过，那样子，在那纯真的年代，好美！　　有一次，我无意间看到其中一个女生的日记本里，竟然完整的抄了我写的一篇散文，我当时那个心呀，扑通扑通跳的好快，而另一个女生，总是在下晚自习后，让我陪她一起回去。我的心还美滋滋的高兴了好久，不过，因为我是乡下的孩子，家里条件不好，心里多少有些自卑，于是，就忍着心里的那点小心思没表白人家。　　没过多久，我发现一个女生跟我们班长好上了，另一女生，跟写一手漂亮书法的男生好上了。原来，人家抄我的散文，只是因为我的文字比较适合情窦初开的女生欣赏，却未必能打开人家的心扉；原来，人家让我陪她走夜路，只是，我们回家的路，在同一方向，顺路而已。　　暗恋，自作多情，嘿嘿，让我脆弱的心郁闷了好长时间。　　不过，因为这些小情怀，我在高中又断断续续发表了一些豆腐块。语文考试的作文，依然是被老师拿来当范文在班上讲解，作文比赛征文，依然会在墙壁上贴着我的文章。偶尔，我也会收到来自各地年纪相仿的男生女生写来的信，都是些文学爱好者，讨教一些写作方法。
　　我的高中三年也是镇上读的。　　当年GC县一共有两所高中，一所在县城，一所在我们镇上，后来县城又新建一所高中。　　在镇上读书，我选择了走读，这样可以给家里省生活费。　　八九十年代，沿海城市大开发，村子里许多青壮年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并因此富裕了起来。可是，我爹他舍不得家里那几亩农田，不愿意出去，担心一离开农田，就吃不到粮食了，加上九十年代后期，物价也跟着涨了起来，家里的境况就越发的不好过了。　　在我整个上学阶段，我脚上穿的都是双星牌回力运动鞋，以我家的条件，也只买的起这种帆布鞋。为了省钱，我穿的很小心，基本上一学期穿坏一双，平时每周回家洗干净，然后上学的时候继续穿。　　每个人爱潇洒，爱美，希望穿戴的漂漂亮亮的，我也一样，我也羡慕身边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有皮鞋穿，有时髦的衣服穿，有时候也自卑。　　我的父母一年四季都穿的是布鞋，只有干活的时候穿军绿色的解放鞋。空闲一点儿的时候，我妈会和点儿面，搅拌成面糊糊，涂抹在家里积攒的碎布上，一层层粘好，然后纳鞋底，做鞋面，一双布鞋要熬好多个夜才能赶制出来。一想到过年她们都舍不得添置一件新衣服，心里就不那么难过了。我很怕看见他们那双粗糙的手，满是老茧，巴掌上的纹路和指甲缝龟裂着一道道缝，塞满了黑呼呼的泥，那是岁月沉积的辛酸和忍耐。　　没有任何人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出生，更没有道理挑剔自己的父母，也没有理由嫌弃父母的能力，想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父母再没能力，他们都将你养大了，你会好好陪他们到老吗？未必！　　高中课业很繁重，我是走读生，又住在乡下，每天早晨，我五点起床，眯眯瞪瞪扒几口我妈做好的早饭，急匆匆的赶去上早自习，晚上九点下自习课后回到家已经十点了，吃完饭洗洗脸差不多就十一点了。　　学校与家之间四五公里的路程，每天都需要穿过乡间的沙土路，走过一段长长的河堤，绕过街道的小巷子。我家那辆飞鸽自行车在我上高一的时候，彻底罢工了。高中那几年，我就靠着两条腿每天在家与学校之间走四个来回，丈量着这段路的每一寸时光，一路上，哪家今天孩子过生了，哪家盖新房子了，街道上哪家的襄阳牛肉面的味道最香……我都一清二楚。　　走读的日子，一路风吹日晒。晴天还好，有阳光，有月亮，有星星，再不济，也有几盏人家户的灯光，还有一两个夜行的路人相伴一程，要是突然来一场雷雨交加的暴风雨，那就相当苦逼了。无法跟你描绘一个半大小子，怕鞋子灌进了泥巴浆，脱了鞋赤脚奔跑在沙土路上的情形，你也无法想象一个孩子对黑夜的恐惧，更多的来自于时而从田野里窜出来的野狗的纠缠——我每次回到家，不是一头汗水就是一身雨水。　　说实话，每当那个时候，我也感叹过——啥时候我才能在镇上住啊，满腿泥巴的样子出现在同学们眼前，实在太狼狈了。　　高一的一天早晨，父母一大早出去忙去了。等我一个激灵醒来，发现快迟到了，抓起衣服就往学校跑。一跨进校门，早操集合铃就响了，我冲向操场，刚在队伍里站好，就感觉头一阵眩晕，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倒在操场上，周围围着老师和同学们，一个老师还用手指掐我的人中，见我睁开了眼，送了口气，说：“好了，散了，没事儿了。”　　虽然后来医生诊断我只是身体比较虚弱，营养没跟上，没吃早餐，加上暴走快跑导致脑部供血不足，缺氧造成的晕厥，估计学校是不想再有啥麻烦，所以，干脆连体育课和劳动卫生都不让我参加了。有同学还曾无比羡慕的说：“我也好想晕一下啊，能省好多事儿呢。”　　乡下家庭，对于营养没啥概念，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