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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为什么要在花园里种一棵邪恶的智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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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的问题对基督徒非常关键,如果不知道怎么回答就不会对上帝有确切的认识.要认识耶和华上帝和他的旨意,也要先了解一下他的天上大家庭.圣经说,天使是“上帝的众子”.（约伯记38：7）圣经提及天使几百次,我们看看其中一些经文,就可以多一点了解天使.天使是怎么来的呢?歌罗西书1：16说：“天上的、地上的……,全都是借着他〔耶稣基督〕而创造的.”因此,天上所有叫做“天使”的灵体,都是耶和华上帝借着他的头生子所造的.圣经说数以亿计,而且个个都能力高强.（诗篇103：20）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上帝的众子全都喝彩”.（约伯记38：4-7）因此,早在人类受造之前,甚至地球被造以先,天使就已经存在了.请注意,经文说“上帝的众子全都喝彩”.这表明那时所有天使都属于天上的大家庭,同心协力地事奉耶和华上帝.但是有一个天使野心勃勃,为了主宰众生,于是跟上帝对抗.这个天使后来就被称为魔鬼撒但.撒但本来是上帝所造的一个完美天使（以西结书28:11-18）,可是他渴望人类崇拜他而不是上帝,于是起来反叛上帝.当上帝知道这个天使的邪念就决定在伊甸园里种两棵树：一棵“生命树”和一棵“辨识善恶树”.上帝早就警告过亚当,“你吃了〔辨识善恶树的果子〕,当天你就一定死.”（创世记1：29；2：17）辨识善恶树是一棵实际的树.它象征上帝的统治权,他有权为人类决定是非善恶.因此,他们吃了辨识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等于偷了属于上帝东西；更甚的是,这表明他们妄图自行其是.撒但欺骗夏娃,让她以为自己和丈夫吃了辨识善恶树的果子,也“一定不会死”.撒但甚至断言,“只是上帝知道你们吃了,那一天你们的心眼就必打开,你们必像上帝一样,能辨识善恶’”.（创世记3：4,5）亚当夏娃吃了辨识善恶树的果子后,并没有得到什么启迪来辨识善恶.夏娃对上帝说,“是蛇欺骗了我”.（创世记3：13） 其实,夏娃很清楚上帝的命令,她甚至向撒但操控的蛇复述过这个命令.（启示录12：9）因此,夏娃是蓄意反叛上帝的.（创世记3：1-3）亚当却没有受骗.（提摩太前书2：14）但亚当并没有忠于上帝而服从他,宁愿顺从妻子而跟她一同踏上自行其是的途径.（创世记3：6,17）亚当夏娃脱离造物主而自行其是,他们跟耶和华的关系破裂.在罪的影响下,他们俩的身体逐渐衰败,虽然仍能活上好几百年,却逐渐步向死亡,情形就像树枝砍下来以后慢慢枯萎一般.如果亚当和夏娃吃了生命树就不会死而且撒旦在上帝的众子面前被当场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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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说不————基督信仰再思■史特博 (Lee Strobel)著/ 李伯明译生命与信仰 总第22期 2012年6月第一章质疑一：世上既有邪恶和苦难，怎么会有慈爱的上帝？不是上帝要消灭邪恶却办不到，就是他能够却不要，或者他不能，也不要。如果他要而他不能，他就是无能。如果他能而他不要，他就是失德。然而，如果上帝既能而且又要，那么世上何以还有邪恶呢？—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吃苦受难毫无疑问是基督信仰遇到的最大挑战，而且代代如此。苦难的分布与程度似无一定的章法，因之非常不公。敏感的心灵难免要问，这能不能和上帝的公正与慈爱并行不悖。—神学家约翰．司徒德记得我刚从新闻学院毕业那年，富有理想主义又年轻，在《芝加哥论坛报》当记者。最初分派给我的一个任务，是撰写城里贫苦人家剪影的三十篇系列报导。我在富裕的郊区出生长大，那里所谓的贫穷是家里只有一辆豪华汽车。我很快便深入芝加哥贫苦绝望的贫民区里。我的经验有一点像查尔斯·坦布尔顿看到那张非洲妇女抱着她死去的婴儿照片后的情景。芝加哥城的“辉煌一哩”黄金地带，宏伟的论坛报大厦与优美的时装商店和豪华旅馆比邻而立。离开这里坐车走不了多久，我就步入六十岁的帕费克塔．德．杰赛丝和她两个孙女共住的狭小、阴暗、空落落的住屋。她们以前住的蟑螂为患的旧楼给大火烧光后，就来住在这里，大约有一个月了。衰弱多病的帕费克塔几个星期前就把钱花光了，现在靠小量紧急救济金过活。她省吃俭用，每餐只吃米饭、蚕豆和一点肉。肉早就吃完了，后来吃蚕豆，现在只剩下一点米了。好不容易盼到政府救济支票到手，就得缴付房租和水电煤气费用，一家人又得过赤贫如洗的日子。小屋里几乎空空的一无所有，没有家俱，没有家庭电用物品，也没有地毯。说话的声音给光秃秃的墙壁和冰冷冷的地板打了回来。她十一岁的孙女莉迪亚在冬天寒风彻骨的早晨上学时，得走半哩路，身上只穿一件短袖印花衬衫，外面套着一件薄毛衣。半路上她得把那件灰色薄毛衣脱下来，交给她冻得发抖的十三岁的姐姐詹妮，她穿的只是一件没有袖子的衣裳。她把毛衣穿在身上走其余那一半路。她们就只有这一点衣服。“我试着尽我力之所能照顾两个小女孩，”帕费克塔用西班牙话向我解释。“她们都很乖，她们不抱怨。”几小时后，我平安回到报社，一幢能把芝加哥豪华区的美景尽收眼底的湖滨摩天大厦。我为明显的贫富悬殊感到吃惊。如果有位上帝，在世界上这个最伟大的城市里，像帕费克塔和她两个孙女那样和善正当的人，何以会饥寒交迫地生活呢？我日复一日为我的系列报导作调查研究，我所遇到的人，他们的情况和帕费克塔一家不相上下，有的甚至比她们更糟。结果我在无神论里愈陷愈深。艰难、受苦、伤心事，人对人的残酷，成了一位记者每天的家常便饭。这可不是在杂志上看到的远地来的照片，这是我在近处亲眼看到，感觉到的真实人生和痛苦。我看见过一个年轻母亲的眼神，有人刚刚告诉她，说她的独生女给人强奸、谋害、截断四肢。我在法院里听过证人描述无辜受害人遭遇到的惨不忍睹的恐怖行动。我参观过喧哗混乱的监狱，地方上的垃圾堆；乏钱支助的老人院，被子女遗弃了的老年人在那里呻吟；参观过儿童医院的病房，羸弱的儿童在那里和咄咄逼人的癌症搏斗；还有那罪恶充斥的城里，贩卖毒品和飞车扫射在那里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最使我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我在印度孟买贫民区看到的情景。极目四望，吵杂、肮脏、拥挤的街道的两旁，都是用卡纸板和粗麻布搭盖的低矮小屋，街道上则是汽车飞驰而过时喷出的废气和煤烟。儿童赤着身在遍布全地的露天污水沟里玩耍。缺胳膊少腿或躯体扭曲成畸形的人，呆呆地坐在泥地上。到处都有昆虫滋扰。那真是个可怕的景象。一个计程汽车司机告诉我，在那种地方，一个人在路边上出生，也在路边度过他们的一生，也夭折在路边。随后我面对面看到一个十岁大的男孩，大约和我的儿子凯勒同年。这个印度孩童骨瘦如柴，营养不良，他的头发脏兮兮的乱作一团。一只眼睛有病，半睁半开，另一只茫然瞪着。脸上的疮伤有血渗出。他伸出手来，用北印度语咕哝着说了一句话，显然是在讨钱。可是他的语音沉闷，没有生气，好像他并未预期什么回应，好像他已放弃了一切希望。在这个千疮百孔地狱般的地方，上帝到哪里去了？如果他有能力立刻把那个孩童治好，他为什么要背弃他呢？如果他喜爱这些人，为什么他不救他们呢？我想知道，是否正因为有这种可怕得使人心痛的苦难存在，否定了有一位良善且慈爱的上帝呢？解析苦难每人都经历过痛苦和忧伤。心脏病夺了我父亲的命，他本来可以再活许多年，看到他的孙子孙女长大的。我在一个初生婴儿深切治疗部守夜，看着我刚出世的婴儿和一种神秘的疾病奋战，疾病不仅危胁着我女儿的生命，也使医生们束手无策。我应朋友急召抢进医院去看他被醉酒驾驶的人撞倒的女儿，我握着他们的手，眼巴巴望着她离开人世。我不得不告诉朋友的两个小孩他们母亲自杀的恶耗。我看见过儿童时代的好朋友死于癌症、肌肉萎缩病、心脏病、车祸。我还看见过老年性痴呆病折磨一个亲人的头脑。我肯定你也有过同样的痛苦经历。刚过去的那个世纪，残暴与祸乱前所未见，死于暴君如希特勒、斯大林与波尔波特的人，数以千百万计。残暴范围之广阔，我们难以想像。偶尔见到一些报导，把恐怖事件形象化，使我再度感到毛骨悚然。例如我最近看到一则记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意大利记者去拜访安提·巴维利克，克罗地亚的亲纳粹领袖。巴维利克微笑着洋洋得意地把一篮子像是蚝的东西拿给他看，说那是他的部属送给他的礼物—四十磅人的眼睛。他们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布赛人的小小纪念品。我们看了这样的报导—像大屠杀、柬埔寨杀戮场、卢旺达的种族绝灭与南美洲之拷打室之类的重大灾难—不禁要问：上帝到哪里去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数以千计的人死于地震和飓风，我们不免纳闷：上帝何以不加阻止呢？我们看见统计数字说，世界上有十亿人缺乏基本日用必需品的时候，我们会问：为什么上帝不关心呢？我们可能自己遭受过连续性的痛苦，痛心的损失，或是似乎绝望的情况，我们会觉得奇怪：上帝何以不帮助我们呢？如果他慈爱，如果他全能，如果他善良，所有这些苦难就不应该存在；但是苦难确实存在。更糟糕的是，受害的往往是无辜的人。原来是不可知论的基督徒谢尔登·范奥肯说，“要是无赖背断骨折，或患有癌症，要是骗子和坏蛋得了帕金逊氏症，我们还可以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然而实际情况是天真未凿的孩子得了脑瘤，性命垂危。快乐的年轻妻子亲眼看见丈夫和孩子给醉酒司机撞死…。我们无语问苍天，“为什么？为什么？”提到上帝说这是上帝的旨意，毫无用处。一个善良的上帝，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呢？默默无言的苍天没有回答。基督教著作家菲利普·扬西讨论吃苦受难的名著，把开宗明义的第一章适切地命名为《一个流连不去的问题》。这不只是一个在呆板的学府里反复辩论的思想问题，这是一个能使我们愁肠百结、头昏目眩的切身问题—能使我们觉得丧失方向、恐惧和愤怒的问题。有个作家把苦难问题比作“像个鱼一样紧紧勾在人心中的大问号。”事实上这是信仰寻求者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我委托舆论调查专家乔治·巴纳进行一次全国性的调查，他用科学方法选择出一批有代表性的成年人向他们提问：“假如你只能向上帝问一个问题，而且知道他会给你一个回答，你将问他什么？”在回答有问题要问的人当中，百分之十七（最高人数）的回答是：“世界上为什么有苦难？”查尔斯·坦布尔顿也要求这一问题的答案。他所以放弃信仰，开始时就是因为他在《生活杂志》上看到那张抱着死婴的非洲妇女的照片。坦布尔顿在他抨击基督教的书里列举了一系列古今历史上的悲剧，然后宣布：“‘一个慈爱的上帝’不可能是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些恐怖事件的主宰—这样的恐怖事件天天发生，自古以来不断发生，只要有生命存在，将来也要不断发生。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苦难和死亡故事。由于故事是事实—实际上就是世界史—显然就不可能有个慈爱的上帝。”不可能？难道苦难的存在一定就意味着上帝的不存在？难道这个信心上的障碍是不能克服的吗？全心全意相信一个慈爱和全能的天父，难道我就得粉饰周围的邪恶与痛苦的现实吗？这不是一个新闻记者的选择。我得说明所有的事实，所有的证据，一点不加隐藏。我在莱斯莉的生命史上的一个敏感时刻和她讨论这些问题。她的叔父刚过世，她的婶母经诊断患有老年性痴呆病和晚期癌症。受到纷扰煎熬的莱斯莉，不能接受任何简易的答案。“假如有什么人认为他可以信手把任何问题拈来，加一番包装，然后系上一个神学上的花结，说这就是我的问题的答案。”她警告说，“还是请他到别的地方去吧。”我知道她的态度正确。因之我打电话给波士顿学院，请他们给我安排一个时间去访问《解析苦难》的著者，这本书的书名概括说明了我要做的事情。访问一：彼得·约翰·克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博士我喜欢把彼得·克雷夫特叫作“非哲学家”。那倒不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哲学家，事实上他是个第一流的哲学思想 家。他是福德姆大学的博士，耶鲁大学的研究生，有三十八年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教书经验。他起初在比亚诺瓦大学，自1965年起在波士顿学院任教。他教的课程有形而上学、伦理学、神秘主义、性学，还有东方、希腊、中世纪和当代哲学，得过威尔逊与耶鲁—司特灵研究奖学金。话虽如此，假使你要在心中描绘一幅典型哲学家的形象，你大概不会想到克雷夫特。不管是否公平，想像中的哲学家，一般都有点令人厌烦，说起话来不着边际，繁复晦涩，住在学府庭院深深的象牙塔里，严肃得叫人窒息。克雷夫特恰巧相反。他回答问题，切中肯綮，态度亲切，甚至令人愉快；说话干脆，往往使用令人难忘的巧妙字句；他面带笑容，即使谈的是最为神圣的话题，他也禁不住要说些笑话。他虽已六十二岁，你仍能常常看见他在海滩玩他最喜爱的冲浪运动。(在他即将出版的书里，有一章章名叫做《我冲浪，所以我存在》)克雷夫特信奉天主教，可是新教教徒也爱读他的著作。他已经写了四十多本书，其中包括《爱心强过死亡》、《我心渴望天堂》、《伟大的对话：祷告》、《反驳道德相对论》和《护教手册》，后者由他与罗纳德·K·塔西里(Ronald K. Tacelli)合著。在他写的《天堂与地狱之间》与《苏格拉底邂逅耶稣》里，最能看到他异想天开的想像，前者设想鲁益士、甘乃迪与奥尔德斯·赫胥黎死后辩论耶稣；后者设想苏格拉底这位希腊古哲学家在哈佛神学院成为基督徒。促使我来拜访克雷夫特的是他写的一本极有见地的讨论苦难的书。他在这本书里，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通过奥古斯丁、齐克果(丹麦神学家)和陀斯妥也夫斯基，通过《星空之旅》、《棉绒兔》和《哈姆雷特》，通过摩西、约伯、与耶利米，巧妙地编写了一个发现真理的旅程。一路上都是发人好奇的线索，最后引入到耶稣和上帝的悲痛上面。我来得早了些，在过道里等待克雷夫特。不久他就来了，刚刚参加过一个在波士顿别处举行的哲学**。他的棕色灰呢上衣，厚厚的眼镜和梳得整整齐齐的深灰色头发，给了他一个长者的形象。他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上面有个牌子写着“不准倾倒垃圾”。开始时我们随便闲谈他深深喜爱的波士顿红短袜棒球队—我们既然要谈苦难问题，这倒是一个适当的开场白。可是随后我转了一个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就坦布尔顿看过《生活杂志》那张在苦旱中抱着死婴的北非女人的照片后、对基督信仰产生的强烈反对一事，直截向克雷夫特发问。熊，陷阱，猎人，和上帝我以坦布尔顿同样的激动情绪对克雷夫特说话。我描述了那幅照片，然后逐字逐句地引述那位前布道家所说的话：我认为，“当这个女人不求别的只求下雨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世上有个慈爱和关心人的造物主吗？一个慈爱的上帝怎能这样对待那个女人呢？是谁在管雨？我不管，你也不管，是他在管—或者说我以为他在管。可是当我看到那张照片时，我立刻知道，要是有人管，这样的事情便不会发生，所以不可能有个慈爱的上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们所求的只是雨，除了恶魔谁还能毁灭一个婴儿—事实上也把孩子的母亲杀死于痛苦中呢？……随后我开始思索横扫世界上某些地方的瘟疫，瘟疫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各种各样的人……我非常清楚，一个有知识的人是不可能去相信世上有个仁慈的神的。”我放下笔记，抬头望他。教授的眼睛正盯着我看。我坚定地面对着他，为了强调，身向前倾，用有点控告的语气说：“克雷夫特博士，你是个有知识的人，你相信仁慈的神。你怎样回应坦布尔顿？”克雷夫特清了清喉咙，“首先，”他开始说，“我集中注意他所说的‘不可能’。就是历史上最出名的怀疑论者休谟(David Hume)也只是说，上帝几乎不可能存在。这至少是个讲求理性的立场—承认最低限度有个小小的可能。但是要说一个慈爱的上帝，一位知道的事情比我们多得多，包括知道我们的未来的上帝，因为他容忍坦布尔顿所说的非洲的邪恶，因此上帝就不可能存在—这种理性思维上的傲慢令我吃惊。”这颇出乎我的意料。“真的吗？”我问他：“怎么是这样呢？”“一个认知有限的人，怎能肯定无限的智慧者，为了我们看不到的更为长远的善，不会容忍短期的邪恶呢？”他的这个论点，我能明白，但是我需要一个例子。“请道其详，”我催他。克雷夫特想了一想。“我们这样来看待问题，”他说。“你能同意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不同，大于我们与熊之间的差异吗？”我点头。“好吧，那么设想有一只熊落在陷阱里，有个猎人出于同情要搭救它出来。他试图取得熊的信任，但是办不到，他只能用注满麻醉剂的枪打它，熊认为那是猎人对它的袭击，想杀死它。它不知道那是猎人出于同情的做法。“然后，猎人为了要把熊救出，不得不把它推向陷阱深处，以便消解弹簧的压力。如果那只熊那时还没有完全失去知觉，它会更加坚信猎人是它的仇敌，让它吃苦受难。但是熊错了，它所以得到这个不正确的结论，因为它不是人类。”克雷夫特给我一点时间去思索这个比喻。“现在，”他说，“这个比喻不也适用于我们和上帝之间吗？我相信上帝有时也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那样做，就像熊不了解猎人的居心一样。熊本来可以相信猎人，就像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一样。”信心与偏见我停下来思索克雷夫特的论点，可是在我还不能够回答前，他又在开口说话。“不管怎样，”他说，“我当然不愿贬低坦布尔顿。他非常诚实而恳挚地回应那些对上帝不利的事实。信心就是要建立在信心难以建立的地方。我不须要以信心来相信二加二等于四、相信中午的太阳，因为它们毫无疑问。然而圣经上描写的上帝是个隐密的上帝；要找到他，你得在信心上下功夫。有些线索供你追寻。“如果没有线索，或者我们有的是线索之外的东西，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就不是真正的自由的选择了。如果我们有的不是线索，而是绝对的证据，那样我们就不能否定上帝，就像你不能否定太阳那样。如果我们根本就没有证据，你就永远到不了那里。上帝给我们刚够的证据，使那些需要他的人能得到他。那些愿意追寻线索的人一定能找到他。“圣经说，‘寻找，就必寻见。’它并没有说人人都能寻见他；也没有说无人能寻见他。某些人能寻见他。哪些人呢？那些寻求他的人。一心一意寻求他的和那些追随线索的人。”我插嘴进去。“且慢—你刚才还承认‘有些对上帝不利的东西’——邪恶与苦难是对他不利的证据，”我指出。“所以你不是在承认邪恶推翻了上帝的存在吗？”我用手在办公桌上重重一拍。“案子审结！”我大声说，装作胜利的样子。克雷夫特在我的爆发前怔了一下。“不是的，不是的，”他摇着头坚持。“首先，证据并不一定确实或具有决定性。我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对上帝有利的证据，也有不利的证据。奥古斯丁说得非常简单：‘如果没有上帝，为什么有那么多良善？如果有上帝，为什么有那么多邪恶？’“毫无疑问，邪恶的存在是个对上帝不利的论点—可是在我写的一本书里，我概括说明了二十个论点都有力地指向另一个方向，支持上帝存在。 无神论者必须回答所有二十个论点，有神论者只须回答一个。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有权投一次票。信心是主动的，它要求一个回应。与理性不同，理性只向证据臣服，信心是有成见的。”最后一个词引起我特别注意：“你说有成见，是什么意思？”“假如警察进入这个房间，说他们抓捕了我太太，说我太太正在谋害十三个邻人，在砍他们的脑袋，还说有证人在场。我会笑他们。我会说，‘不，这决不可能。你们知道她不如我清楚。’他问我 ‘你的证据在哪里？’我说，‘我的证据和你要的不同。不过我的确有证据证明这事不可能发生。’因此我是有成见的。“然而我的成见是有理性的成见，因为它根据的是我从实际经验中积累的证据。所以说，认识上帝的人从他的经验中得到了证据，那就是说他的成见是以这种证据为根据的—而不认识上帝的人是没有这种证据的。”邪恶是对上帝有利的证据克雷夫特停顿了几秒钟，补充了一句出人意料、反对直觉的话：“而且，邪恶和受苦的证据有双向的性质，实际上可以用来支持上帝的存在。”我挺直地坐在椅子上。“这，”我要求他回答，“怎么可能呢？”“这样想想，”克雷夫特说，“如果坦布尔顿对这件事怒不可遏的回应是正确的，那就是说，他有一个预设的假定：善恶之间是有区别的。他用善的标准去评判恶—十分正确地说出这些可怕的苦难实在不应该存在，这意味着他有一个什么才是对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符合现实的：这个现实就是称为“至高的善”的现实存在，而这“至高的善”正是上帝的另一个名称。”这听起来像是哲学上的戏法。我小心翼翼地简述克雷夫特的观点，看看我是否了解它。“你的意思是说，坦布尔顿无意中可能在证明上帝的存在，由于他承认邪恶，他在假定有一个客观标准凭以断定什么是恶？”“对，如果我给一个学生九十分，另一个学生八十分，那就是预先假定一百分是一个标准。我的论点是，假如没有上帝，我们从哪里能得到善的标准，用它来判断邪恶是恶的呢？“而且，正如鲁益士所说的，‘假如宇宙这样坏……那么人类怎能把它当成一个智慧善良的造物主的行动呢？’换句话说，我们心中存有的这些观念——也就是恶的观念，因而还有善的观念，和上帝是善的来源和标准的观念—都需要作出解释。”一个有趣的反击，我心里想。“还有别的你认为恶的存在对无神论不利的例子吗？”“是的，还有，”他回答。“如果没有造物主，没有创造万物的那一刻，那么一切都是进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开始，也就是没有第一因，那么宇宙必然是一直存在着的。那就是说，宇宙一直在进化不息，经历了一个无限长的时间—到了现在，万物都应该完美无疵。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进化，恶也应该已经消灭。然而现在仍然有恶、苦难和不完美存在—这就能证明无神论者的宇宙观错了。”“那么说来，”我说，“无神论对恶的问题是个不适当的解答？”“也许只是个轻率的答案，或者我可以用这个词，是个廉价的答案。”他说。“无神论对人很轻视，因为它自命不凡地说历史上十个人里有九个对上帝的看法不对，说他们在内心深处有个假相。“想想这话。凡在这世上生活过的人里面，怎么会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他们的处境往往比我们痛苦得多—能够相信上帝呢？从客观事实看，只要看看世上幸福与苦难的比率，这个事实不会让人相信有位绝对良善的上帝，然而这个信仰几乎十分普遍。“他们全都疯了吗？我猜想如果你也有点自以为优越过人，你会相信他们真的疯了。不过，我们得像托尔斯泰那样向农民学习。他在自传中说，他时常在恶这个问题上挣扎。他看到的生活，苦难多于快乐，邪恶多于善良，生命显然毫无意义。他绝望得想自杀。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能忍受下去。“随后他说，‘且慢，大多数人确乎忍受了。大多数人生活得比我艰苦，但是他们发现生活非常奇妙。他们怎能这样呢？没有解释，只有信心。’他向农民学习，找到了信心和希望。“所以无神论对人极其轻视。它还剥夺了死的意义，如果死没有意义，生能有什么意义呢？无神论接触到什么，什么的价值就被贬低：看一下无神论的最强大的形式共产主义的后果吧。“最终是，无神论者死后遇到上帝而非遇到自己所预言的虚无时，他将发现无神论是个廉价的答案，因为它拒绝承认那唯一的、决不是廉价的、而是具有无限价值的上帝。”逻辑问题克雷夫特阐述了一些有趣的初步论点，但是我们一直在绕圈子。现在是接触核心问题的时候了。我拿出我在飞机上草率写成的一些笔记，向克雷夫特提出一个使整个争论具体化的问题。“基督徒相信五样东西，”我说，“第一有上帝存在，第二上帝至善，第三上帝全能，第四上帝无所不知，第五有恶存在。这五个陈述怎能全都正确呢？”克雷夫特的脸上突然浮现了一种难以捉摸的微笑。“它们看起来似乎不能全部正确，”他承认，“我记得有个自由派讲道人，曾想说服我不要和基要派者来往。他说，‘这里有个逻辑问题—你可以做个有头脑的人，你可以做个诚实人，你可以作个基要派，或者这三者中的任何两者，但不能三者都做。”我的基要派的朋友则说，‘我会说你可以做个诚实人，你可以有头脑，你可以做个自由派，或者这三者中的任何两个，但你不能三者都做。’”我听了这个故事笑了笑，“我们面对的是同样的逻辑问题，”我说。“没错。那好像你总得丢掉这五个信念中的一个。如果上帝全能，他任何事都能做到。如果上帝至善，他要的只是善事。如果上帝无所不知，他知道什么是善的。所以如果所有这些信念都对—基督徒相信它们都对—那么结果应该是，恶不能够存在。”“但是恶的确存在，”我说，“所以假定这样一个上帝并不存在不是合乎逻辑的吗？”“不是，我宁愿说这些信念之中必然有一个是错的，或者我们一定对它们的认识不正确。”是查明真相的时候了。我把手一挥，请克雷夫特先检查下面三个神的属性—上帝全能，上帝至善，上帝无所不知—针对有恶存在这一点，我们每次检查一个。属性一：上帝全能“我们说上帝万能是什么意思？”克雷夫特问，然后又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问题：“那意思是说，凡是有意义的事，凡是可能做到的事，凡是讲得通的事，他都能做。上帝不能叫他自己停止存在。他不能将善变成恶。”“这样说来，”我说，“虽然上帝无所不能，有些事他不能做。”“正因为他无所不能，有些事他不能做。他不能犯错，只有软弱和愚蠢的人才犯错误。这样的错误之一，是想制造一个自相矛盾的事物，例如二加二等于五或是一个圆的方形。“好了，在恶这个问题上为上帝所作的权威辩护是，人有了自由意志而无道德上的恶，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上帝既决定创造有自由意志的人类，那就由人类而非由上帝去决定是否为恶。这就是自由意志的意义。在上帝决定创造人类的情况中，本来就有恶发生的机会，因之也就有了受苦的结果。”“那么说来，上帝也是恶的创造者了。”“不对，他创造的是恶的可能性，人类实现了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恶的来源不是神的全能，而是人类的自由。即使是全能的上帝，也不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拥有真正的自由，而无犯罪的潜在性；因为我们的自由，在自由所含的意义里，就包括有犯罪的可能性。创造一个有真正的选择的自由的世界，同时却没有选择恶的可能，这是一种自我矛盾—一种没有意义的虚无。询问上帝为什么没有创造这样一个世界，等于询问上帝为什么没有造出无色的颜色或是圆形的方块一样。”“那么为什么上帝没有创造一个没有人的自由的世界呢？”“因为那会成为一个没有人性的世界。那会是个没有憎恨的地方吗？是的。是一个没有苦难的地方吗？是的。可是那也会是一个没有爱的世界，而爱是宇宙中最高的价值。没有了爱，我们永远不能经历那最高的善。真正的爱—我们对神的爱和我们的彼此相爱—必须含有一种选择。可是有了选择，人就有了反而去选择恨的可能性。”“可是你去看看《创世记》，”我说，“上帝的确创造了一个世界，人类享有自由但是没有罪恶。”“他正是那样做的，”克雷夫特说“创造完毕，他宣布那个世界是‘好的’。人们有权自由选择爱上帝，或是背弃。不过这样一个世界，罪必然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地方—而且把罪的潜力发挥出来的不是神，而是人。过错终归在我们身上。他把他的工作做得无比完美，是我们把事情弄糟了。”“犹太教教师哈罗德?库什纳(Harold Kushnor)在他的畅销书《好人遇到坏事》里，取得一个不同的结论，”我指出。“他说上帝毕竟并非全能—他愿意出力，但是他就是不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他说，‘就是上帝也难以控制混乱。’”12克雷夫特扬了扬眉毛。“犹太教教师说这样的话实在难以理解，因为犹太教特有的对上帝的观念正好与此相反，”他说。“令人惊异的是—这似乎与证据相左—犹太人坚持上帝万能，仍能至善。“这似乎不像信奉多神教那样合理。多神教说，如果世界上有恶，那么一定有许多神，每个神都不会万能，有些神好，有些神恶。或者说如果只有一个神，那么他面对的力量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在犹太教揭示有位真神以前，这是一门很受人欢迎的哲学。”“你不大瞧得起库什纳的上帝观，”我只是说一说，不是向他发问。“坦白说，他那样的上帝是不值得去信的。我会去倚靠一个愿意做却做不了什么的神吗？谁会在乎他呢？”他说，耸了耸肩。“实在说，这跟无神论一样。先靠自己，然后也许是上帝，也许不是。“库什纳是错的。事实是上帝是万能的。你要记住，创造一个有自由意志而又无犯罪可能的世界，是自相矛盾的，人们打开了选择恶不选择上帝的门，结果招来苦难。世上绝大多数的痛苦是由于我们选择的结果。我们选择了杀戮、毁谤、自私、在男女关系上走入歧途、失信、鲁莽。”属性二：上帝无所不知我请克雷夫特讨论下一个神的品质(属性)—上帝无所不知。他把椅子向后一推，使他坐得舒服一点，随后眼睛看向一旁，重新集中他的思想。“让我们这样开始，”他说。“如果上帝无所不知，他不仅知道现在，他也知道将来。他不仅知道现在的善和恶，也知道将来的善和恶。如果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就像猎人的智慧超过熊，一个慈爱的上帝至低限度就有可能—(跟坦布尔顿的分析正好相反)蓄意容忍像饥馑那样可怕的事情，因为他预知，日后会有更多的人，比他现在通过神迹来干预，生活得更好，更快乐。这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我摇头。“这仍然难以接受，”我说，“让我听起来好像是在逃避。”“好吧，让我们把它考验一下，”克雷夫特回答。“你瞧，上帝具体地把这件事非常清楚地指示给我们看，要我们明白是行得通的。他用实例说明，世界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最坏的事情，最后结果成为世界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最好的事。”“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指的是杀神这件事，”他回答。“神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当时，没有人能看到这个悲剧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上帝预知，结果是把天堂的门给众人打开了。因之历史上最坏的悲剧就成了历史上最荣耀的大事。如果此事能在那个地方发生，如果最大的恶结果能成为最高的善，它也能在别的地方发生，甚至在我们自己个别的生命里。神在这里揭开了帷幕，让我们都看见。在别的地方他只简单地说，‘相信我。’“所有这些都说明人生难以置信地富有戏剧性，它不像科学上的公式，而真像一个我们不知道结局的故事。事实上我们且跟着这个生动的故事讲下去。“假设你是那个魔鬼。你是上帝的仇敌，你要杀死他，但你不能。可是他有个创造人和爱护人类的可笑的弱点，而人是你能抓住的。啊哈，现在你可有了人质了！于是你下来进入这个世界，败坏人类，把他们之中一些人拉进地狱。上帝派遣先知教导他们的时候，你杀了先知。“然后上帝做了最最愚蠢的事情—他派他自己的儿子来到世间，而且按照世上的规矩办事。你对你自己说，‘我不能相信他会这样愚蠢！他爱得连头脑都昏了！我只要煽动几个代理人—希律、彼拉多、该亚法、罗马士兵—把他的儿子钉上十字架就行了。你真的这样做了。“于是他挂在十字架上—为人也好像为上帝所离弃，流血至死，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作为魔鬼，现在感觉如何？你觉得你胜利了，证明你正确！不过你当然错得不能再错。这是他的最大胜利，你的最大失败。他把脚跟塞到你嘴里，你咬那脚根，流出的血把你毁灭了。“如果这不是个偶发事件，而是人间事务的范例，那么在我们就像耶稣那样流血和受难的时候，同样的情况也许会发生。也许这正是神打败魔鬼的办法。“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见不到这件事会有什么好结果；同样，在我们面对斗争、考验和受难的时候，我们有时也想像不到会有什么好事出现。但我们在耶稣的事例里看到好事怎样发生，我们因此可以相信在我们身上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况。试举一例：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基督徒的经历似乎都在说，他们吃苦受难的结果使他们能最接近神—有什么事更好过这个。”属性三：上帝至善这就剩下上帝至善的属性。“善是个难以捉摸的字，”他开始说，“因为就是在人间百态里，这个字也有各式各样的解释。不过我们与神之间的不同(我再说一遍)必然大过我们与动物之间的不同。既然善在我们与动物之间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与神之间的区别必然更大。”“就算你对，”我说。“不过在我的孩子给卡车撞倒时，如果我坐视不救，不管你怎样解释这个字，我也不会是 “好”。我若袖手不理，我就是一个坏父亲。而上帝做的正是相同的事情。他坐在那里，不肯施行神迹把我们从比给卡车撞倒更坏的危险里解救出来。这样说起来他怎么不是坏呢？”克雷夫特点了点头。“看起来他是有点坏，”他说。“不过上帝有计划地让某些事发生，并不一定对他不利；要是我们让同样的事发生，我们就会变成怪物。”他的推理我不明白。“你得给我解释一下，何以会如此？”我说。“好吧，让我给你举个人世关系中的例子，”他回答。“假如我对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兄弟说，‘我可以把你从困难中解救出来，但是我不那样做，’人家一定会说我不负责任，甚至邪恶。但是我们无时不对我们的子女做这样的事。我们不替他们做家课；我们不会替他们建间玻璃密室，保护他们不受到伤害。“我记得我的一个四五岁大的女儿给洋囡囡穿针引线。她做起来很不容易，每次她都刺到手指，有两次还刺出血来。我在注视她，但她没有看见我。她只是在一试再试。“我见到她指头出血后，不由得想去帮她一把。但我聪明，没有那样做，因为我对自己说‘她办得到。’过了大约五分钟，她终于办到了。我从藏身处出来，她说，‘爹地，爹地—你瞧我做了什么，你瞧我做了什么！’她给针穿了线那样得意，以致忘了她所有的痛苦。“那时刻，痛苦对她是件好事。我还够聪明，能预知这事对她有益。上帝显然要比我对待女儿聪明得多。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上帝比人聪明得多，能预知我们需要一点痛苦，理由我们可能不大明白，但是他能预知，为了某种长远利益，受点苦是必须的。因之他容许痛苦存在，并非由于他坏。“牙科医生、体育教练、教师、父母都知道，有时心肠软做不出好事，所以一定有很多时候上帝容许患难存在，为了帮助我们取得道德和灵性上更大的善，不让我们有快乐较小的善。连古希腊人都相信，他们的诸神通过患难教导智慧。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埃斯库罗斯写道：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患难滴落心脏拂逆我们的意志甚至我们的怨恨从上帝可畏的恩惠里智慧来临。“我们知道人的道德品格要经历艰难困苦，通过困难的克服，经过虽遇困难却能忍受而形成的。例如在一个没有痛苦的世界里不需要勇气。使徒保罗就给患难这种优良品质作过见证，他写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13“我们来正视这个事实：我们从我们所犯的错误和错误带来的苦难中学习。宇宙是锻炼灵魂的机器，通过困难、考验和从痛苦经验学习，人才得以成熟和长大。我们生命的目标不是安逸，而在为永生接受训练，预作准备。圣经告诉我们连耶稣都‘由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5:8)14—这对他尚且如此，对我们岂不更加应该如此吗？”克雷夫特一时之间没有回答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的头脑却忙于思索。随后他继续说。“设想我们一点患难也没有。”他补充道。“设想我们对什么痛苦都有药可医，娱乐，情爱都不用付代价—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没有痛苦。没有莎士比亚，没有贝多芬，没有波士顿红短袜棒球队，没有死亡—没有意义。我们就会变成给十足惯坏了的小顽童。“那就像从前《阴暗地带》那个电视节目描写的，一帮银行劫匪被人开枪击中，其中一个醒转时发现自己腾云驾雾到天堂金门门口。他要什么，一个和善的白袍老头就给他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免费的。他不久就对黄金感到厌倦；由于他是个施虐狂，他伤害美丽的女孩时她们只知道笑，这也使他感到厌倦。“于是他把圣彼得叫来。‘一定出了什么岔子。’‘没有，我们这里从来不出岔子。’‘你能把我送回地上吗？’‘当然不能，你已经死了。’ ‘那么，我和我的朋友应该属于另一个地方，把我送到那里去吧。’‘不行，这个我们办不到，照章行事嘛，明白吗？’‘这究竟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你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地方。’‘不过我以为我应该喜欢天堂。’‘天堂？谁对天堂说过什么呢？天堂就是那个另外的地方。’这个故事指出的是，一个没有患难的世界更像地狱，不像天堂。”这好像有点夸张。“你真相信这个？”我问他。“是的，我相信。事实上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假装你是上帝，在你的想像里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创造一个乌托邦。但是你得先想通试图改进一切的后果。每次你用强力阻止邪恶，你就剥夺了自由。为了防止所有的恶，你得取去所有自由，把人变成傀儡。那就是说，他们连自由选择恋爱的能力也会丧失。“结果你也许能造出一个工程师可能喜欢的精确世界—也许。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可以肯定：你会失去天父需要的那种世界。”痛苦的大号筒唤醒世界克雷夫特慢慢把苦难之谜逐渐阐明。不过每一新的亮光仿佛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坏人不论什么时候伤害了人都能逍遥法外，上帝必然不会认为这可以算作公正，”我说。“他怎能坐视不理呢？为什么他不进行干预，把世界上所有的邪恶一一对付呢？”“坏人不是在逍遥法外，”克雷夫特坚执地说。“公道没有立刻实现并不等于没有公道。总有一天上帝要算账，坏人要为他所作的坏事，为他引致的苦难负责。责备上帝现在不惩奸，等于看小说看到一半就责怪作者不把结局说出来。上帝会在适合的时候追究责任—事实上圣经说过，他所以迟延，理由之一是有人仍在根据线索寻找，还没有找到他。15他实际上是由于对人类的热爱，而延迟完结历史公案。”“可是，今天世界上那么一大堆苦难，难道不烦扰你？”我问。“难道上帝不能把其中最可怕的恶至少削减几个？有位哲人如此这般提出了他反对神的理由：第一，没有理由可以为神辩解，说明他为什么容许这么多的恶发生。为什么不将之大大减少；第二，如果上帝存在，消减恶应该是他存在的一个理由；第三，所以上帝不存在。”克雷夫特对这一问题深有同感，但他不赞成那个结论。“那好像说假如有六个犹太人死于一次大屠杀而非七个，就有理由相信上帝。或者说六万而非六万加一个，或者五百九十九万九千九十九而非六百万，”他说。“你若把一般说的‘这么多’变成像这样的具体的例子，你就看得出这种说法有多么荒谬了。那里面不能有个分界线。“那是真的，在某些事例里‘量’确实变成了‘质’。例如你烧开水：温度一到华氏二百一十二度，你看到一种新情况，产生了蒸汽，对蒸汽要应用气体定律而非液体定律。而苦难可不像这样。要到哪一点苦难才能证明没有上帝呢？你指不出这样的一点。而且，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说需要多少苦难才够。也许宇宙中每一个痛苦都是必需的，我们怎能知道呢？”我格格地笑了起来。“也许一个人可以说，‘如果我现在有痛苦，那么世界上的痛苦就太多了！’”克雷夫特笑了。“啊哈，当然啦！”他大声说。“这是主观的‘太多’。这是拟神论的典型例子。如果我是神，我就不会容许这么多的痛苦；如果有神，他不可能不同意我的意见。现在世上确实有这种痛苦，所以没有神。”“你刚才说有些痛苦可能是必需的。那就是说苦难也有它存在的意义，”我说。“如果是这样，意义何在？”“历史上苦难的一个目标一直是它能领人悔罪，”他说。“只有在患难之后，只有在灾难之后，旧约中的以斯拉、国家和个人才回归上帝。我们要正视：我们在惨痛的经验中才能学乖。借用鲁益士的话：‘上帝借着我们的欢愉，向我们低语；通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但他借着我们的痛苦，向人们大声呼喊。痛苦是他唤醒昏睡世界的大号筒。’16还有，人的悔悟能带来奇妙的福份，因为神是一切喜乐与有生命的根源。结果是好的，事实上是比好还要好。“简言之，我认为苦难是符合神的大爱的，假如患难能医治，能补救和必要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病得很厉害，急切需要治疗。这正是我们的情况。耶稣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17“可是好人受苦并不少于坏人，有时还要多些，”我指出。“这就是库什纳的书《好人遇到坏事》书名所以受人注意的原因。这怎么说是公正呢？”“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世上没有好人，”克雷夫特回答。“那句老话‘神不造废料’又该怎样解释呢？”“是的，我们本体是好的—我们还带有神的形象—但在道德上我们就不好了。他在我们身上的形象给败坏了。先知耶利米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18先知以赛亚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19我们的好行为都沾染上了个人利益，我们对正义的要求混杂着报仇的欲望。可笑的是，最容易认识和承认他们自己的缺点和罪恶的是那些最好的人。“我们是变坏了的好材料，一件毁坏了的杰作，一个反叛的孩子。鲁益士指出我们不只是需要成长的不完全的人，而且是需要放下武器的叛徒。痛苦和患难时常是激发我们最后向神投降、寻求基督医治的方法。“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东西，也是能让我们认识基督带来最大喜乐的东西。历史上伟大的基督徒会告诉你们，能取得这种结果，苦难是值得的。”忍受痛苦我在椅子上向后一靠，回想克雷夫特直到现在所说的话。有些论据比其他论据言之成理，但至低限度他说的并非陈旧的老套。线索似乎在引导我们解决问题。我决定向他请教奥古斯丁说过的话。奥古斯丁说，“既然神是最高的善，他不会让任何邪恶存在于他的工作之中，除非他的无所不知与至善甚至能从恶中取出善来。”我念了这段话以后问他，“这是不是意味着苦难与恶包含有从善的潜力？”“是的，我相信所有患难至少含有从善的机会，”他回答，“但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发挥那种潜力。并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能从患难中学到好处；这就是自由意志发生作用的地方。集中营中一个犯人的反应和另一个犯人可以完全不同，因为每个犯人应付集中营环境的选择各不相同。“可是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能回忆他或她的过去，说道，‘我从那次患难中得益不少，当时我并不知道，但是因为我经历了那次患难，锲而不舍，现在我成了一个更大更好的人。’就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知道患难的那种好处。假如我们不依靠上帝也能从坏事中得到好处，你能想像到有了上帝的帮助，坏事可以为你带来多大的好处啊。”可是依靠上帝又引起另一个问题：如果他爱护人类，他怎能在情绪上容忍痛苦和患难继续不断的冲击？难道他不为冲击压倒？我抽出坦布尔顿的书向克雷夫特引证了这段话：耶稣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么？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然而假如上帝为一只麻雀之死而忧伤，他的永在的灵怎能忍受世界各地自古迄今每一个世纪的千百万男人、女人、儿童、动物、鸟雀、和别的有感觉的生物之疾病、痛苦和死亡呢？20“我认为坦布尔顿说‘我不能想像任何有理智的人能忍受这事’的时候，他在自比上帝，”克雷夫特说。“是的，他没有说错—我们难以想像，但是我们能相信。上帝事实上的确为每只麻雀难过，为每一种邪恶，每一种患难伤痛过。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确实是不能想像的。那不只是你我在我们有限的身心两方面所经历的痛苦，而是全世界的苦难都集中在那里。“让我们回到坦布尔顿见到的非洲饥饿女人的照片—她需要的只是雨。上帝到哪里去了？上帝正进入那女人的痛苦中。不只是她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她精神上的痛苦。上帝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他不送雨下来？上帝的回答是他的道成肉身，他自己进入那整个苦难，他自己承担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这是不能想像的，具有震撼性甚至比神起初创造世界的能力还要激动人心。“你只要想像，把世界上有史以来所有的痛苦全都集中起来滚成一个大球，永远地给神吃掉、消化、尝过全部味道。神在创造世界的行动中，不仅说要有美丽的小兔、花卉和日落，还说也要有血，有内脏，环绕着十字架的嗡嗡作声的苍蝇。在某种意义上说，坦布尔顿没有说错，上帝密切参与创造一个有苦难的世界。但事实上他没有那样作—是我们作的—但他确实说过这世界有苦难。“要是他这样作了，然后向后一靠，说道，这毕竟是你们的过失—虽然他完全有道理说这样的话，我不明白我们如何能爱他。他跨越正义所要求的，十分令人难以置信地把所有苦难加在他自己身上。使他这样惹人喜欢以致对吃苦受难的答案是—”克雷夫特在办公室里游目四顾，想寻找一些适当的字句。“答案是…”他说，“你如何能够不爱他呢？他为你作了本不是他要作的事，他做的比他讲的多，他进入我们的世界，他忍受我们的痛苦，他在我们忧伤的时候献出他自己。他做的还不够多吗？”我说，“那么说来，对坦布尔顿关于上帝怎能忍受那么多患难，答案实际上是—他忍受了。”“他忍受了！”克雷夫特大声说。“上帝对苦难问题的答案是他径直进入苦难。许多基督徒想把上帝从苦难的钩子上取下来；上帝偏要把他自己挂在钩子上，可以说—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实际的结论是，假如我们要和上帝同在，我们就得和苦难同在，我们就不能躲避十字架。我们必须去他所在的地方，而十字架正是他所在的一个地方。他给我们送来日出，我们为日出感谢他；他给我们送来日落、死、苦难和十字架，我们也为这些东西感谢他。”我听了十分震惊。“我们真能为我们遇到的痛苦感谢上帝吗？”“是的，我们在天堂做的正是这件事情。我们要对上帝说‘非常感谢你给我的那点小小的痛苦，当时我并不明白，现在我知道那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刻。’“即使我目前在感情上还不能说这样的话，即使我在痛苦之中还不能说‘主啊，谢谢你给我的痛苦’，而必须说‘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也完全正确，完全诚实。但是我相信那不是最后的话。主祷文的最后一句不是‘救我们脱离凶恶，’而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确实认为任何有点成熟的基督徒，都能回顾他或她的过去，并能记起某个苦难时刻使他们和主更接近。在此事发生以前，他们会说，‘我实在看不出这事会有什么益处，’但在他们从苦难中出来以后，他们说‘那真惊人，我学到了一些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学到的功课，我不认为我那软弱和反叛的意志能有这样的力量，可是神用他的恩典给了我力量。’要不是那场患难，这是不可能的。“跟上帝接近，学效他，遵从他，不只是一种跟神接近的感觉而是本体上跟神真正在一起，我们的心灵有了神的形象，都是从患难中有力地磨炼出来的。”“你提过天堂，”我说，“圣经确实谈到过人世间的苦难跟追随上帝的人在天堂里经历的要轻省短暂得多。天堂在这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克雷夫特的眼睛睁大了。“如果不是为了天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你把新约中所有关于天堂的事删去，剩下的东西就不多了。德蕾撒修女说，‘因为有天堂，人世间最可怕的苦难，充满最残酷苛刑的人生，不过是在不方便的旅馆里过一夜那样算不了什么。’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甚至很大胆的话！可是她并非从许多人优越生活的世界里说的，而是在她经历的充满患难的人世中说这话。“使徒保罗说过一句同样大胆的话，他将尘世之乐与认识基督的喜乐相比较。他说他做罗马帝国公民，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受过高等教育所享有的特权，和因律法而得的义，所有这些苦和得到基督相比，都是‘粪土’21。”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字眼！“同样，和永久得到神相比，和圣经所称的像灵里婚姻生活那种与神的亲密关系比较起来，别的都微不足道。如果通过苛刑才能得到这个，那么和这比较起来，苛刑就微不足道了。是的，苛刑本身看起来厉害得很，但和得到神比起来，它就算不得什么了。“因之对坦布尔顿的答案是，你说这张非洲女人的照片非常惊人，你说得完全正确。这种缺雨，这种饥饿，它本身确乎惊人。答案不能凭猜想；其中一个方法是仰望神面，把神和苦难二者加以比较。“天平的一边是这种苦难或是世界上所有的苦难，天平的另一边是神的面孔—在苦难中寻求上帝都能得到的那位上帝。神的善，神的喜乐，无可衡量地胜过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患难，甚至所有的喜乐。”（待续）我很高兴克雷夫特的谈话能回到坦布尔顿的那幅女人照片。我不要将访问离这女人的苦难太远。她把人世苦难具体化了，她代表了全世界十亿多穷苦无告的人。“如果她现在在这里，”我问克雷夫特“你会对她说什么？”克雷夫特丝毫没有迟疑。“无话可说，”他说得非常干脆。我怀疑地眨了眨眼。“无话可说？”“至少我起初不说什么，”他说。“我要她对我说话。一个伤残人团体的创建人说，他由于一个十分自私的理由为伤残人工作：他从那里学到的东西远比他能教他们的宝贵得多。那就是认识到他是谁。听起来很感情化，不过这是真的。“我四个儿女中有一个轻微残废，我从她身上得到的就比从另外三个孩子中得到的多。我从她那里知道我不完全，有缺陷，我们都有缺陷。所以听她说话可以帮助我了解自己。“所以我们对这个女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倾听她。要觉察她的存在，明白她的痛苦，感受她的痛苦。相对而言，我们生活在舒适的温室里，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袖手旁观痛苦，把它看作哲学上的谜，或是神学问题。这是错误的观察方法。对付痛苦之道是进入痛苦，和它合而为一，然后你才能从它那里学到东西。“事实上，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世上有苦难而反对上帝的人大部分来自生活相当舒适并非身处其境的观察者。真正吃苦受难的人十之八九反而因患难成为更坚强的信徒。“这是个为许多作家注意到的现象。菲利普?扬西(Philip Yancey)广泛地研究过苦难问题以后写道，‘我探望一些人，他们的痛苦远比我的更深且巨…我对痛苦的效果颇感惊讶。患难似乎可以引致不可知论，也可以加强信心。’苏格兰神学家詹姆斯?S?斯图尔特(James S. Stewart)说，‘怀疑派来自旁观者，那些从外面观察悲剧的人，而非那些实际上首当其冲，从里面深知苦难的人。’真的，事实是，树立最辉煌无敌信心典范的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历尽苦难的人。”“为什么呢？”我问克雷夫特。他的回应很干脆。“自由意志，”他说。 “有个故事说，集中营里关了两个犹太教拉比。一个丧失了他的信心，说没有上帝；另外一个保持着他的信心，说‘上帝会救我们。’两个拉比都在排队进入毒气室。相信神的拉比环顾四周，说道‘上帝会救我们，’可是轮到他进去时，他的遗言是：‘没有上帝’。“随后那个时常奚落另一拉比的信心却不信神的拉比嘴里祷告着进了毒气室。他成了信徒。二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选择。为什么在饥饿的非洲或者在集中营里，有些人成了信徒，有些人丧失了信心？这就是人的不可预知性的奥秘。”“让我们回到那个女人那里，”我回答。“你说过我们应该先听她说然后作出反应，这也很好。不过一定还不止此。”“是的，”他说。“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负起牧养的职责，爱她，安慰她，拥抱她，和她一起哭泣。我们的爱心是神的爱心的彰显，应该能够激发我们去帮助她和那些正受伤害的人。”克雷夫特用手指向过道。“我的门上贴有一幅画着两只乌龟的漫画。一个说，‘有时我想问他，在他能有所作为的时候，为什么准许贫穷、饥馑和不公不法存在。’另一只乌龟说，‘我害怕上帝会问我同样的问题。’那些以耶稣的心为心对待受害者的人们，应该尽力减轻痛苦、改变现状、用实际行动来体现他的爱心，来实践他们的信仰。”“那张漫画使我记起神喜欢把问题反过来提向发问的人，”我评论。“是的，他时常那样做。约伯就碰到过。约伯想了解神是何许人，因为神好像是个宇宙虐待狂。《约伯记》是从古到今讨论苦难问题的经典著作，该书结尾时，神终于带着答案出现了—而那答案是个问题。“他对约伯说，‘你是什么人？你是神吗？这段经文是你写的吗？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呢？’约伯体会到答案是个否字。于是他满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见到了神。神没有给他写书，他本来能够写一本有史以来讨论恶的问题的最好的书。他让约伯看见他自己。”“那就使他满意了—”“是的，理应如此—这将是我们在天堂永远感到满足的事。我认为约伯在《约伯记》结尾时预先尝到了天堂的滋味。如果神给约伯的只是言语，那就意味着约伯能够和神对话下去，向神提出另一个问题，神会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约伯会在下一天再下一天提出另一个问题，因为约伯是个苛求的哲学家。这将永远继续下去，不会有个结束。什么能使它结束呢？神的同在！“神不是因为他缺乏爱心才让约伯吃苦，而是因为他确实爱他，好把约伯带到能和神面对面相聚的地步。与神面对面相聚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幸福。约伯的吃苦给他在内部挖出了一个大空间，使神和喜乐能填充这个空间。“我们研究人与人间关系的时候，看到的是相爱的二人之间并不需要言词来解释，他们要的是见面。神的存在基本上是神的同在。三位一体论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在完全的知与完全的爱中互相存在。这是神何以是无限喜乐的原因所在。我们能够得到这种同在，我们也能得到无限的喜乐。因之这就是约伯一旦面对面看到神时所感到的—尽管他仍坐在他的粪土堆上，尽管他失去的在上的财宝一件还没有拿回来。“正如我说的，就是在人与人之间这也讲得通。比如说，罗密欧和茱丽叶有比他们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更深更成熟的爱情。比如说罗密欧在全世界最需要的是茱丽叶。又比如说他丧失了他所有的朋友和财富，而且他在流血，他以为茱丽叶已经死了。“随后他看见茱丽叶站起身来说，‘罗密欧，你在哪里？我没有死，你呢？’罗密欧十分开心吗？是的。十分开心吗？是的。他对自己的流血，衣衫褴褛和一贫如洗在意吗？一点也不！他宁愿在贫困中相爱，好过在富足中离婚。”每滴眼泪，他的眼泪我们的讨论显然已接近高潮。克雷夫特在访问开始时提到的那些线索正向一处聚集，我能在他的语气中听到越来越多的激情和坚信。我要看到他更多的内心—我不会失望。“那么说来，对苦难的答案，” 我说，试图总结我们讨论的结果，“根本就不是答案。”“对，”他强调，探身向前，辩明他的立场。“答案是那答案本身。是耶稣自己。不是一大堆道理，而是那真理。那不是谨严的哲学论据；而是一个人，那位降世为人的人子。对苦难的答案不能只是个抽象的观念，因为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它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需要一个个人的回应。答案必须是某一个人，不只是某事，因为问题牵涉到神。神啊，你在哪里？”这一声问几乎响彻他小小的办公室。它要求一个回应。对克雷夫特而言，是有一个回应—一个非常真实的回应。一个永活的他。“耶稣就在那里，在我们生命中最低沉的时刻坐在我们身旁，”他说。“我们破碎了吗？他破碎了，像面包那样为我们碎开。我们被人轻视过吗？他被人轻视和离弃过。我们喊叫过我们不能忍受更多？他是忧伤的人子，饱受悲痛。人们出卖过我们吗？他自己给人出卖过。我们最亲密的关系破裂过吗？他爱过，被人离弃。人们避开过我们吗？他们躲避他就像躲避一个麻疯病人一样。“他去过我们所有受苦的地狱吗？是的，他去过。关在纳粹死囚营里柯丽?坦布姆女士写道：‘不管我们所处的黑暗有多深，他受的苦更加深。’他不仅从死里复活，他还改变了死的意义，和一切接近死亡的“小死”的意义。这“小死”就是等待死亡和像死亡般的苦难。“他(指基督)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受过纳粹毒气死刑。他在南非索韦托被人讪笑。他在北爱尔兰被人嘲弄。他在苏丹被人奴役。他是我们乐于憎恨的人，他却以爱报恨。我们洒下的每一滴眼泪都成为他的眼泪。他可能还没有把眼泪擦干，不过他会把它们擦去。”他停顿下来，他那沉着的语调变得有点不定。“神给我们的只是部分解释，”他缓慢地说，“这也许由于他认为更完善的解释对我们无益。我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当然会好奇。从人的角度看，我当然希望他多给我们一点信息。”说到这里，他正视我的面孔。“但是他知道耶稣不单只是一种解释，”他坚定地说。“他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如果你有个朋友生病，奄奄一息，他最需要的不是一种解释，而是要你跟他坐在一起。他最害怕的是孤独。所以神没有让我们孤单。”克雷夫特在椅子上向后一靠，让自己放松。只剩下一件事他要我知道。“为了这个，”他说，“我爱他。”恶中取善其后不到一小时，我坐车回飞机场，汽车在给雨洗亮的道路上行驶时，车里一片寂静。我那久居波士顿的朋友马克?哈里格慷慨地抽出时间接送我来去克雷夫特的办公室。我漫无目的地望着窗外，心里回想这次访问。最重要的，我在思想那个非洲女人会怎样回应那位哲学家诚挚的话语。访问进行时，马克一直坐在那里。他坐在靠墙一张木椅上聚精会神地倾听。对他而言，这可不是一个无事闲聊的题目。他打破了车里的沉寂，“那是真的，”他说。“什么是真的？”我问他。“克雷夫特说的话—那是真的，我知道，因为我有这种经验。”几年前，马克在他家里车道上铲雪，他太太说她要移动一下汽车，叫马克看住他们刚会走路的孩子。汽车倒退时，突然间他们跌入天下父母最不想见到的惨痛悲剧。他们的孩子给车轮压住了。马克犹如那个非洲女人，深深懂得抱住一个垂死孩童的滋味。我既然不能和非洲那个悲痛欲绝的母亲说话，我可以和马克交谈。马克起初伤心得厉害，他得祈求上帝帮他呼吸，帮他吃东西，帮他做生活上最基本的工作，否则他就给悲痛折磨得全身麻痹。但他越来越感觉到神的出现，神的恩惠、温暖和安慰，他的创伤逐渐痊愈。马克在他最需要上帝的时候经历过上帝的抚慰，他从严酷的考验中脱颖而出，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放下生意，进入神学院。马克通过他所经历的苦难—他从未料到会发生，那苦难十分惨烈，使他痛不欲生—尽管如此，苦难令他愿意将其余生献给上帝，成了一个把上帝的慈爱带给那些在绝望中感到孤单的人。马克初次登坛讲道，就引用他自己在悲痛深渊中有神同在的经历。人们听得入神，因为这是他亲身的伤痛，给了他别人难有的心得，愿意与人分享，听的人也相信他。结果数以百计的人回应，说他们也要认识这个耶稣，这个与人同哭的上帝。由于马克的心曾经伤痛过，别人的心也得到医治。一对夫妇的悲痛，给许多人带来了希望。“怀疑派有时嘲笑圣经说的话，说人只要接近他，就能使好事从痛苦中产生。”马克说。 “不过我在我自己的身世中，曾亲眼看见此事产生。我在极度痛苦中经验过神的恩惠。没有怀疑派能反驳这个。怀疑派所否定的神，正是那个在人生黑暗中握着我们的手，坚固了我们的婚姻，加强了我们的信心，增加了我们对他的依靠，给了我们另外两个孩子，使我们的人生有了新目标和意义，因之我们能帮助别人得到福祉的神。”我轻声问他，“关于苦难何以在世上出现，你还盼望有更多的答案吗？”“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耶稣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当然，我愿意多明白一点为什么。但是克雷夫特的结论是正确的—最后的答案是耶稣的出现。这听起来有点愚笨，我知道。不过且慢—当你的人生搁了浅，风雨飘摇，你要的不会是哲学或神学，而是实实在在的基督。对我来说，他是唯一的答案。他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答案。”世上有痛苦和患难存在，是人反对上帝的强有力的理由。然而问题是人提出的证据能成功地判他有罪吗。我认为克雷夫特奥妙的分析和比喻，将阻止信仰的这个巨大障碍铲除了一大部份。不过有许多别的怀疑仍然存在，找寻答案的漫长旅程才刚刚开始，我决定在信仰的所有路障清除以前，在所有事实搜罗完备以前，暂时不下断语。这期间，英国著名牧师约翰?司徒德承认苦难这个问题是“对基督教信仰的最大挑战，”随后他说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不是因为有那个十字架，我永远不会相信上帝…。在痛苦的现实世界内，一个人怎能敬拜一个对痛苦毫不理会的上帝呢？我在不同的亚洲国家参观过许多佛教寺院，恭敬地站在佛像面前，看见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闭着眼睛，嘴边带有微笑，一片遥不可及的面容，远离人间痛苦。可是每一次我看了一会就得离去。我的脑海中出现了那位挂在十字架上的孤独、受伤、苦痛的身形，手脚贯穿着铁钉，肋旁穿破、四肢扭挫、前额被荆棘冠刺得出血，唇干、口渴难忍、陷身于上帝离弃的正午黑暗之中。那是我的神！他有权不受痛苦，但他放弃，他进入了我们血肉、眼泪和死亡的世界。他为我们受难。和他受的苦难相比，我们的苦难算的什么。在人为什么受苦这个问号上面，我们勇敢地盖上了另一个标记，那就是象征神为我们受苦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是神自己为这个世界何以有苦难提出的唯一解释。（续完）本文为《为何说不—基督信仰再思》（The Case for Faith) 一书的第一章；史特博 (Lee Strobel)著，李伯明译，香港海天书楼出版。蒙海天书楼允准转载，特此致谢。本文注释部分略。
作者：史特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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