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事情报密档：史迪威谈张学良与西安事变_中国江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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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事情报密档：史迪威谈张学良与西安事变
【点睛】史迪威是影响二次大战后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担任美国驻华武官四年期间，为美国作战部撰写了大量的密档报告，其对情势的分析，内容精辟。本文是借“美国军事情报密档”中的史迪威报告提供一种研究视角，来分析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史迪威对西安事变这一事件以及其中所涉人物的看法。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
　　【点睛】 史迪威是影响二次大战后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担任美国驻华武官四年期间，为美国作战部撰写了大量的密档报告，其对情势的分析，内容精辟。本文是借“美国军事情报密档”中的史迪威报告提供一种研究视角，来分析在西安事变发生时，史迪威对西安事变这一事件以及其中所涉人物的看法。
　　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大历史作用。它最终结束了十年内战，实现了国内和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奠定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成为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开端和走向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时过境迁，西安事变已逾近八十年，有关西安事变研究的新资料、新课题不断涌现，一个真实的“西安事变”渐渐浮出水面。但也仍有未解疑团，史料繁复，众说纷纭，评论尤多。本文是借“美国军事情报密档”（U.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l911-1941）（以下简称“密档”）提供一种研究视角，来分析在西安事变期间，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对西安事变这一事件以及其中所涉人物的看法。
一、史迪威其人及“密档”之研究价值
　　史迪威（），美国将领，是二次大战后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曾有多次在中国任职的经历。1911年首次来华。年间数度来华，历任驻天津美军第十五步兵团营长、驻华使馆武官等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他主张改革国民党军队，曾在印度兰姆伽（Ramgarh）建立中国陆军训练基地，先后训练中国军队3万余人。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因与蒋介石发生矛盾，1944年10月被召回国。前后在中国约十年，对中国军队的组织结构、成员素质、训练方式等有很深入的研究，同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和习俗，中国人的思考逻辑和行为模式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担任驻华武官四年，史迪威撰写了大量的密档报告，其对情势的分析，内容精辟，颇得其所属部门长官的赞赏。
　　“密档”于1983年在美国公开，由美国大学出版公司（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以缩微胶卷的方式出售。内容主要是美国作战部（War Department）派驻我国的军事武官在l911-1941年所提的情报报告，也包含驻华使馆人员、学者、学生、传教士、商人等的专题报告；当时的剪报；与中国官员、人民的访谈记录等等。“密档”公布内容约15,000页，目前国内拥有此“密档”的，有国家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台湾）等机构。
　　二十世纪美国的对华政策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关系密切，美国驻华人员在政策制定中是否扮演着一定的角色？美国政府对于西安事变这一事件及其中所涉人物的态度是否会影响其政策的制定？在西安事变发生之时，美国在国际中的影响力已经日趋重要，其决策相当程度上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命运，当然也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命运。当时美国军政领袖对于中国缺乏一定认识，且未与我国军政领袖有实际接触，所以对华政策必然依赖驻华外交人员收集的情报为依据，透过这些情报来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采取相应的措施。史迪威报告是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关键事件“西安事变”，进而了解美国驻华官员对于影响中国的几位历史人物的定位以及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研判。分析这些情报，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美国驻华人员在现代中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了解美国驻华人员对其政府对华政策决策的影响力。“密档”中的史迪威报告虽已是过往云烟，但所保留的记录则是真迹文件，至少可使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中国学者，特别是尚无机会阅读此“密档”的专家学者，对于史迪威早期在华担任武官的情形有更多一层了解。
二、史迪威有关西安事变之报告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史迪威本人并不在西安，因此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多是根据在西安的情报人员或其他外国人士的报告。其中所提的“时事评析报告”（Comments on Current Events）及“专情报告”（Situation Reports），共二十六件。在“时事评析报告”中，史迪威所提报告的主要内容有：①讨论西安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②撤退美侨问题；③涉及事变的前因后果；④中国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有关西安事变的处理问题；⑤论及张学良、杨虎城（以下简称“张扬”）彼此间的关系；⑥善后问题；⑦中国共产党与张杨的关系等。
　　在“专情报告”中，由日至日，史迪威先后向作战部提出有关西安事变的报告，达十余件。其中有四份报告文长逾两千字。如：①第9501号（日-18日），长达三千二百余字，详细分析张学良政变的复杂因素及演变情境；②第9510号（日-日），亦长达三千余字，对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张扬与共产党的关系等均详加分析；③第9512号（日-2月6日），两千余字，分析了日本的态度及共产党、国民党与张杨二人的三角关系；④第9569号（日），文长达五千余字，因此时西安事变已结束达六个月，故史迪威在此项报告中对于第9490号报告（针对共产党现状的报告）重新加以分析，对张学良策动事变的动机、经过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均有定论性的分析，此外，报告对国民党政府处置西安事变及善后政策措施也有详细分析。
　　“密档”有一些明显的缺陷，比如档案内容的编排显得杂乱，没有规则；有一些时间、页码、内容重复交叉；部分报告字迹模糊，难以辨认；没有资料的确实来源，对情报的真实性及其分析均令人存疑等。因此，本文根据“密档”中的史迪威报告来研究西安事变，虽然未必能获得美国军方对西安事变及张学良的真实态度及决策，但至少可以看出史迪威向美国作战部上级所反映其个人对张学良的基本观点。所以本文仅就史迪威所作有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之角色加以说明。
三、史迪威对张学良的看法
　　从史迪威的报告中，虽很难看出史迪威与张学良有任何直接来往关系，但却可推知他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内部或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否则凭道听途说，不会对张学良在西安事变经过情形及其演变有如此深刻的了解。根据报告，史迪威对张学良的看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一）对张学良人品的看法
　　史迪威对张学良的人品有极为不佳的评判，在“密报”中对于张学良用了“小人”（rascal）、“懦夫”（cowardice）、“最卑劣的中国军人”（the lowest type of Chinese Militarist）、“军阀”（warlord）等字眼。
　　在西安事变期间，即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提出的报告中，史迪威曾多次评价张学良仅有匹夫之勇：“以张学良过去的记录而言，实在是一个优柔寡断、懦弱无能及毫无用处的一部伤心史。”在同一篇密报中，史迪威更充分显示出其对张学良的偏见，他说：“以我们武官处的看法，张学良是中国军人最卑劣的一种。”何以见得呢？史迪威的理由是：“通常来说，即使是一个小人，也会具有一些本能或勇气来克服他的缺点，但是张学良似乎根本缺少任何这种可贵的品格。”
　　史迪威批评张学良“护送蒋委员长返京显示出他是担心自己的生命。”又补上一句说：“赎金的数额当然非常庞大。根据阎锡山方面的可靠消息，释放蒋委员长的赎金高达七百万。交付这笔款项并非易事，现金比支票更容易接受，但是很难说是否还会用其他的方式”；“也许杨虎城已经告诉张学良，如果赎款不到手，对他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言外之意，史迪威讽刺张学良因为怕中央同意的赎金承诺不能兑现，他自己的生命恐怕也难保，还不如护送蒋介石一走了之。
　　史迪威对周恩来早有好评，认为张学良意志薄弱，必不敌周。他说：“考虑到东北军当时的情况，张学良能够轻易为共军的宣传所动摇，这也毫不奇怪。当时，据说他首先见到了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他的睿智和教养将对当时意志不坚定的张学良产生极大的影响”。
　　由上可知，史迪威对张学良劫持蒋介石而不加杀害，以及释送蒋氏返京并请罪等种种作为颇为不满，故而苛责。实际上，中外国情不同，文化各殊，以美国治事标准苛求张学良，也未必正确。但史迪威的报告必然影响美国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后来美国与英国决定岀面调停护送张杨二人平安出国，不为无因。
（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
　　史迪威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多凭其个人主观分析甚或臆断。当时史迪威的揣测或推断，有实有误，未必尽然。
　　1.张学良对剿共的基本态度已经转变。史迪威在报告中多次提到张学良一直是“剿匪”不力，称“1934年4月，时任剿匪副司令的张学良把总部设在武汉，然后进军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参与了1934年的江西剿共大行动。有些人认为即使是在这一时期，张学良也并没有剿共之心，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情况并没有多少人知道。”“1935年，张学良开始明显怀疑剿共行动的合理性，或者说，开始动摇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忠诚。据说他在汉口的时候曾声称，自己宁可跟日本人打，而不是继续剿共。”“自1935年10月张学良被命令带兵进入西北地区，打击从江西出发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奉中央调驻陕剿匪……其109师和101师的部分军队进攻红军受到惨败。这是他最后一次对红军发起像样的攻击。他身边的亲信声称到1935年底，张学良确信不能通过正面攻击摧毁红军，并将这一点报告给南京。他的东北军继续占据着陕西、宁夏和甘肃，但是接连几个月其部队对红军都没有发起进攻性行为，直到共产党与东北军之间达成了实际的休战协议。”
　　2.南京国民政府将东北军调散各地，增加张学良对“中央”的离心力。史迪威在报告中说“很有可能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已经开始怀疑，他的部队被调到西北是为了防止其对南京构成威胁。他的部队被分散，一部分军队在他的亲信万福麟手下，留守保定，而他的炮兵部队也被调走了。据报道，1935年11月之后，他没有接到任何人事和设备替换，军队补给也没有按时发放。”所以史迪威认为张学良缺乏安全感，所以他发动“兵谏”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自保。
　　3.张学良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史迪威指出中国共产党进入陕北时的宣传口号是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但自1935年8月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新的统战口号。史迪威认为“无论共产党转变口号的动机如何，这已经足够使张学良更加热情地投入到他们的事业中来。”史迪威认为在1936年秋天之前，东北军与共产党之间已经达成了切实的“相互理解”，“张学良是共产党提出的抗日口号的热情拥护者，并且在统一战线的号召之下积极投身到民族救亡的组织工作之中。”“西安成了宣传抗日的中心，东北军也开始积极抗日。张学良在西安附近开设了一所特殊的学校来训练政治军官。原先东北大学的一部分从北平移到了西安，成为学生爱国运动的中心。”
　　4.张学良反对南京国民政府“剿匪”政策而未获准。史迪威在报告中再三指出，张学良在日本军队进攻百灵庙前后，曾先后在洛阳及西安会面蒋介石，力谏应停止“剿匪”，立即抗日，但未获准。史迪威在报告中指出此为张学良发动“兵谏”的诱因，认为“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关于继续推进剿共行动必要性的争论在此不必赘述，但是蒋介石下定决心一定要继续在西北地区的行动。据悉，蒋委员长特派其亲信蒋鼎文接替张学良，并决定于12月12日发动新一轮进攻中华苏维埃的行动。当时的事态由于12月9日的学生示威运动而变得更加严重，军队对示威学生开枪，三人受伤。于是在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以及部分东北军高级将领决定扣押蒋介石。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东北军的几名高级军官决定扣押蒋介石，于次日凌晨完成行动。”
　　无论史迪威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分析是否正确，但报告中可以证明以下几点不争的事实：①张学良对南京政府调移东北军转战各地“剿匪”之政策早已不满；②张学良深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③东北军将领及官兵已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与共产党达成事实停战；④史迪威同情中国共产党，对周恩来等人颇为欣赏；⑤史迪威认为无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如何，而其悍然违犯军令，劫持长官，罪有应当，故史迪威在密报中对在西安事变的行动称之为“兵变”（muting）及“叛变”（revolt）。
　　（三）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
　　就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而言，普遍认为二人成见已深。但史迪威认为张学良对蒋介石太显懦怯，不敢杀之。史迪威身为美国驻华武官，在向美国作战部提出的报告中两次使用“杀害”（to kill）一词：①第9501号报告（日）：在第一次报告西安事变的密报中，史迪威批评张学良所领导的兵变并不彻底。他说：“如果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那么立刻除掉蒋介石是上策”。因为这么做，此举至少可以稳住叛军军心。而且万一蒋介石从监禁中逃跑，那么作为最危险的对手，他一定会集中中央军力镇压东北军，毫不手软。杀掉蒋也是避免这种危险发生的好办法”；②第9510号报告（日）：史迪威再次批评张学良及其部属仅仅挟持而不杀害蒋介石之举极为不智。他说：“张学良和他的支持者错误地估计了局势，将自己置于绑架委员长的尴尬境地，如果当初取了蒋介石的性命，那么他会成为烈士；如果像现在这样将他释放，那么他又成了英雄。监禁中所承诺的任何让步都不能当真，因为被监禁方总会尽力做出此类让步的”。换言之，史迪威认为张学良送蒋氏返京是自投罗网，极为不智。
　　（四）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史迪威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经常在其送呈作战部的密报中，列有“红军”（the Reds）专项，详细报告共产党的各种动态。史迪威在报告中数次提及两个记者，一位是美国女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另一位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例如：①在第9488号报告（日）中，提到英国《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驻华记者斯诺的报道：“斯诺认为红军愿与中国所有军队、党派及个人联合抗日，甚至可以包括中央军（南京）在内”；“根据斯诺的报导，红军并未虐待人民，对外人及外商亦无敌意，不干扰华商，征税很少。斯诺在红军中未见任何苏俄顾问。红区欢迎外人参观访问”。史迪威很明显地借用这位亲共记者的报道来遮掩自己已经受到斯诺影响，并向美国作战部替共产党建立良好的形象；②在第9490号报告中（原稿未见注明日期），史迪威曾根据斯诺对红军在宁夏一带的活动提出报告；③在第9504号（日）报告中，史迪威又引斯诺所提有关红军军力的资料向作战部报告，说斯诺不仅在“红区驻访数月，随时可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而且曾与中共高层领导人员有多次谈话记录”，并特别强调“斯诺的情报是可靠的。”
　　史迪威在报告中借斯诺之口，充分显示出有袒护共产党的倾向。正因如此，他认为共产党对于张学良本人及其所部的统战是成功的，才使东北军抗日心切而无反共剿匪之心。史迪威在密报中批评东北军“剿匪”初则“无功”，继则“休战”，终则投降。他在西安事变之前的第9490号报告中说东北军“明显失败”，“张学良的部队全军已经为共产党的宣传所浸透”；在西安事变之后，共产党利用善后问题有待解决，情势尚为混乱之际，遂驻军西安附近地区，史迪威认为“中共在陕西的势力已增加到张杨部除几乎与中共军队无法分辨的地步。”至于张学良是否曾与斯诺在西安事变期间见面，未见史迪威说明。但从史迪威的报告中可以确知，张学良还邀请周恩来在事变期间在西安会面，并且“让周恩来扮演主角，代表中共发言并参与谈判”。
　　总之，史迪威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西安事变非但脱不了关系，也和张杨二人脱不了关系，杨虎城虽是西安事变的配角，张学良是主角，但在与共产党的关系上，杨虎城却是主角，而张学良成了配角。张学良之所以要离开西安，显然已经知道他已经成为中共的瓮中鳖，因不愿自己作中共的阶下囚而毅然离陕。结果，史迪威承认中共是“西安事变的最大受益者”。中共之所以能受益最大，原因固多，张学良亦为主因。
　　西安事变迄今已逾近八十年，史实是非，均有定论。本文目的是为将“密档”中有关史迪威论张学良的资料，作简要探讨，可增加对昔日事件的更深一层了解。（徐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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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谈发动西安事变原因：只为教训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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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
今天是12月12日，除了是某些网店的购物节之外，还是一个重要的纪念日——“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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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抗日。但在事变之前，蒋介石其实已经开始做抗日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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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上最大的红色间谍郭汝瑰回忆说：“蒋介石加紧了抗战准备，他以前也略有准备，不过不积极罢了。他对华北的防御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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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底，蒋介石单独召见陈立夫，要求陈前往莫斯科，代表国民政府与斯大林当面谈判。但行动被日本方面得知，计划遂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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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计划虽然失败，但陈立夫在去德国前，已在上海与中共方面取得联系，并转达蒋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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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中旬，陈立夫口述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四条意见，作为对毛、朱、周来信的答复，并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信，希望派高层次的代表到南京来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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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意见内容：一、Ｋ方（国民党）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Ｃ方（共产党）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Ｃ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选择；四、Ｃ方可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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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的一周年，蒋介石到了西安，压迫东北军剿共，共产党跟东北的学生们就组织了一个大的请愿，到华清池去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接到这个消息，劝回学生，并答应帮学生向蒋介石转达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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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张学良对蒋介石说起学生请愿的事。蒋介石骂张学良两面三刀，对学生太软弱。张学良非常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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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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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使共产国际大为震惊，苏联报刊对这一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进行指责，甚至把西安事变说成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不断地把张学良说成是“叛徒”、“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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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说：张学良的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动机，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人民抗日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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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宋子文乘飞机抵达西安，力图推动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事件。但当他回南京后却发现，被人怀疑一手策划了“西安事变”，因为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被扣在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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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张学良亲自陪同。当日抵洛阳。离开西安前，张留下手令，把东北军交给杨虎城指挥。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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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市民自发放鞭炮到机场迎接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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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西安事变发动的积极作用目前的学术界基本认为对于西安事变中共事先不仅没有参与，而且毫无所闻。随着珍贵资料的披露，西安事变的真实面目越来越立体的展现在了世人面前。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学者利用共产国际档案批评中共，如A•C•季托夫的论文《中国争取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1935——1938）》，便说西安事变的发动与中共有着“直接”关系，称“1936年11月，毛泽东的代表叶剑英还曾同张学良讨论过扣蒋问题”。杨尚昆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叶剑英在回去后曾经汇报说张学良无意间说过“必要时进行兵谏”。可见，西安事变的发动上，中共虽没有起直接作用，但其间接的推动作用还是有一定体现的。蒋介石亲手书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谈到了他对西安事变的真实看法：这件轰动世界事变的真相，到了事后才得以完全明了，此事的主动者仍是张学良的本身，而并不是共产党策动的，且在事前可说与共产党并无直接关系。不过当时共党勾结张学良已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其与张之关系自然到了相当的程度。因为他们在西安的勾搭，恐被中央发觉，故张与共党商谈，多在陕北的延安。......到了最后，张乃以其剿共与抗日矛盾心理之弱点，......就情不自禁地发动叛变了。据张自述，其当时处境，因为事变以及对我八项要求自知无法实现，而重新的胁制手段已无法得手，又以南京下令讨伐，更觉得情势一发不可收拾，乃于第三日接共产党来西安商讨合作，参加其所谓东北军、西北军杨虎城与共产党三位一体的委员会，至此，西安事变乃完全变质。”与共产党是否有联系这个问题，张学良在《口述史》中是这样说的：“我为什么跑到阎锡山那儿去呢？西安事变之前，那时候，我已经跟共产党有联系。我就说中央呀——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出来也不怕了，中央糊里糊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已经有联系了。和戴（笠）先生我们头一次见面，他说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我说你那些特务净做些扯淡的事，你‘特务’不了了。”由这两段话的对比可以知道，张学良在当时确实是和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但这样的联系国民党方面恐怕早就知情。因此，笔者认为西安事变是一起张学良早有计划，最后因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政策而激发的一起突然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共在其中起了重要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真实原因关于西安事变，张在西安时对部下是这么说的：“好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开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蒋介石）不是更亮了？”但这并不说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才能不够认可，相反他曾说：“我父亲这个人有雄才，但大略不如蒋公。”而且，对于自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原因，他解释为：“我把泥菩萨（蒋介石）已经扳倒了，那我只好再把他扶起来，菩萨有灵，不能不给他磕头呀。”所以，张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也就正如其所说了：我跟蒋先生两个冲突，没有旁的冲突，就是冲突这两句话，就是他要“安内攘外”，我是要“攘外安内”。我们两个冲突就是冲突这点，没有旁的冲突，一点都没有。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还有蒋先生几句话，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否则）我不愿意说出来。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张学良是一个不愿意手操纵的人，他自诩“这么倔强的一个人”，他有自己的主意和见解，“我认为这个事情我当做，我就做！我有决心的时候，都是这样决定的：我是不是又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我自己的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无愧？好了，没有！我敢跟你说，我做那件事情（西安事变）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我没混过与我自己地位、利益有关的东西，我没有！假设我自个要地位、利益，我就没有西安事变。我跟你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能原谅我。我是管蒋先生要钱，还是管他要过地盘？我没有！我牺牲我自己为什么？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要打了！”为什么张学良“不要打了！”的政治诉求如此强烈？这在书中也有过记录“我二十一岁就作战了，所以说对内战我是恨透了，我打死了多少人拿。……我看见这样一个情景，我非常难过，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真是厌倦，我一直厌倦内战，就是剿共我也不愿意剿，这有什么意思呀？而且彼此都是很厉害的。”可见，对于张学良来说，这样的回忆是“痛苦的事儿”。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张学良说：我的事情是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真是三十六岁，从二十一到三十六岁，这就是我的生命。但从张学良的口述来看，虽然后来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软禁，可依然对蒋介石充满感恩之情，丝毫没有怨恨的情绪在里面。这除了当初蒋介石不杀之恩，恐怕还有别的更深刻的原因。张自己也说他到了南京是准备好死刑了的，如果是他的部下把他绑了，他是要枪毙了部下的。而蒋介石非但没有杀了张，反而在抗战时期张还有过能够参与战斗的机会。到了老年，张学良还与蒋介石联系密切：“我跟蒋先生常常在一起，还常常通信，实际上他常常来信。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副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那该怎么说？对我，那是很关怀。我有病，差不多够呛了，他们旁人就想，我要死掉了。那他不但特别关切，还派了医生，派了中央一员的来看我。我到哪儿，就是到了台湾，老先生甚至都给我找最好的医生，他亲口告诉我这个陈仪，要给我找好医生。那他对我真是关切的很，一直他关切我，到现在我也这么说。”但情感归情感，正如张在蒋葬礼上的对联一样，他们之间在政见上的差异是很大的。“蒋公这个人，我认为他失败了。蒋先生这个人，我跟你讲，我不愿意批评他。蒋先生很顽固，很守旧，太守旧了！这么讲吧，我搁这么一句话批评他，假设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就这么一句话。他认为我说的事都是对的，蒋先生对我，我暗中想，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觉得我有种？这话倒不敢说，他不能容忍人家挑战他的权威，我损害了他的尊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的作用西安事变重要作用的体现关键不在发动，而在其和平解决的问题上。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同时也担当了促成其和平解决的重要角色。他曾明确向周恩来提出具体办法：中共在外边逼，他在里边劝，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他多次劝谏、苦谏乃至哭谏，直到最后采用了兵谏，但重要的是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他采取了各种确保蒋介石安全的措施。周恩来要求一是把陕北留给共产党二是不要消灭共产党，张学良对其说：“如果你们这个条件是真的，我们就不要变了，我去说服蒋先生。”他在部署行动计划的时候向东北军的将领多次强调一定要保证蒋的安全“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了，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
不仅如此，他为了保护蒋的安全，还用自己的人头做保证。日上午，张学良在会见南京政府的代表时说：“只要委员长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可见，张学良是用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把西安事变往和平解决的方向上指引。因而，我们今天的历史评述者应该看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张学良的极力斡旋和巨大牺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历史地位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参考资料：张学良，张之丙、张之宇：《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北京：作者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出版；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秦孝仪：《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3年出版；李蓉：从张学良口述看“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东北史地，2011年第6期；蔡波：风风雨雨家国事——读《张学良口述历史》，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1期。
本文来源：网易军事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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