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经济出现时间的商品市场对世界经济有哪些影响

中国的商品市场对世界经济有哪些影响?设想农产品市场的开发将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收益?800字要求。-余下全文>>_蜂蜜营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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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全球媒体聚焦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为期3天的第30届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于7月6日在这里拉开帷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与会,受到了全球各界的高度关注。海外媒体和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尽管中国不是八国集团成员国,但经济正快速发展的这个国家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秩序,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讨论世界经济将没有多大意义。
路透社就此发表评论说,已经有30年历史的八国集团是否能够应对21世纪的挑战已不 再是一场纯学术性辩论的话题了。胡锦涛之所以被邀请参加八国集团年度首脑会议,是因为其它国家已无法再忽视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了。
评论说,中国一个城市生产的笔和打火机就可以满足世界大多数市场的需求,而另一个城市生产的电脑则占世界电脑市场很大的份额。伦敦经济学院的琳达·叶说:“胡锦涛出席会议可能意味着八国集团接受中国为成员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此前有专家预计,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届时将排在第三位。就在几年前,八国集团的外交官还对吸收中国为这个俱乐部的正式成员的想法一笑了之。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在促使世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布什总统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前夕就曾表示:“我对与中国讨论能源缉旦光秆叱飞癸时含江问题格外感兴趣。”
据此,日本时事社的一篇评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信正在不断加深。实际上,G9(G8+中国)已经被中国纳入了视线。
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与G8强化长期的合作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中国已接连通过参加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等,在金融和财政方面与发达国家加强了联系。
种种信号表明,中国参加国际组织,是要以自己的声音和行为方式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决不只是作为附庸式的配角,不仅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更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市场报》 (日 第一版)
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原因解释一、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上述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可以为我们分析农产品市场的制度变迁提供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农产品流通的制度变迁机制,划分为直接与间接的两个层次。直接的层次是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而间接的层次则是影响直接层次因素的影响因素。就直接层次而言,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思路。第一,从制度变迁的预期效益与预期成本进行的分析。根据戴维斯-诺斯理论,可以考虑这里的预期收益,包括规模经济、降低风险、纠正外部性等市场失灵、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带来的利益,而预期成本则包括制度变迁的调整成本等。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无论是组织还是市场都是一种交易方式。到底选择哪一种交易方式,取决于这种交易方式的效率,主要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根据这种思路,那么最终决定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的,也应该是农产品市场制度效率的改善。因此,从不断追求效率改善的角度看,农产品市场制度应该是向着效率不断提高的方向变化。同时,体制改革与调整,不同于在完全初始条件下的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新制度与原有制度之间的联系。如果改革引起的调整成本过大,甚至超出了改革带来的效率改善,则改革也不可能顺利完成。当然,从改革的角度看,除了考虑效率之外,分配问题,即利益调整问题也是重大的影响因素。但是,如果考虑到补偿原理的话,效率的提高大于调整成本还是问题的最主要方面。第二,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进行的分析。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需求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或者说在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诱致性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而供给在本质上来源于人类的知识积累。这里的一个理论问题是,能够在理论上实现上述两种思路的内在统一。二、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就间接层次而言,就是指影响上述农产品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或者是需求与供给的因素。对此,藤谷曾经就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变化,提出过一个理论框架。结合这一理论框架,我认为至少要考虑以下的影响因素: 第一,所在国家的资源禀赋:主要是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第二,经济发展过程:包括工业化进程、结构转化进程等。第三,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还是供过于求的局面等。第四,社会基本制度的发展方向: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而这往往与国家普遍的价值观有关系。第五,生产者、消费者等的组织化程度。第六,市场基础条件(交通、信息等)的变化等。这些变化主要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作用。第四节
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描述性整理研究农产品市场的制度变迁,首先要对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描述性整理。而一个相对完整的描述性整理过程,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视角:一、从不同产品(市场)种类视角的整理首先,是农产品种类或者市场类型的视角。如果所有的农产品的市场体制变迁的过程,都基本相同,则这个视角并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正如我们将会在本报告中所看到的那样,我国不同农产品之间市场化的进程,无论是在改革的时间安排还是就改革的内容而言,都不相同。这样,在进行我国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过程的描述性整理时,就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农产品,进行分类整理。在本报告中,我们选择了粮食、棉花、蔬菜与水果、畜产品等四类农产品,分别整理了其流通体制的变迁过程。同时,考虑到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过程,与农产品其他市场制度变化相比的特殊性,我们还专门就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变迁过程,进行整理性描述。二、从制度变迁时间变化视角的整理其次,是农产品制度流通变迁的时间视角。农产品流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为主......
冲击、挤占世界市场,然后浪费自己的资源,污染自己环境,费个九牛二虎之力换点外汇缉旦光秆叱飞癸时含江,还得原原本本地恭敬送回去,真他妈的不闲累的慌。
我现在刚找了一个股权投资的工作,先让我写一篇关于中国农业发展前景的报告,求大神发一篇给我。加急!……
在昨日举行的2011郑州农产品(粮油)期货论坛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国际...
2015年进入8月以后国内农产品大幅下跌,是否预示着中国经济将快速下滑……
在人民币汇价下跌、俄帝要改向东方购粮之下, 农产品不升反跌, 只说明中央、地方都已举债过高, 无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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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农业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的...
为什么中国在计划经济年代,要实行农产品低价格……
计划经济时代,通过政府人为打压农产品价格,把农业上的财富转移到了工业上来,这其实是对农民的一种剥削,...
中国农业大学有“农产品国际贸易”专业吗?……
国际贸易学专业 01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02农产品市场与政策 考试内容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
农产品收购价逐年递增对我国的经济生活有什么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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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日本时事社的一篇评论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信正在不断加深。实际上,G9(G8+中国)已经被中国纳入了视线。
从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与G8强化长期的合作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中国已接连通过参加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等,在金融和财政方面与发达国家加强了联系。
种种信号表明,中国参加国际组织,是要以自己的声音和行为方式表明,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决不只是作为附庸式的配角,不仅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更要发挥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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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原因解释一、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上述制度变迁的经济理论,可以为我们分析农产品市场的制度变迁提供许多非常有益的启示。我们可以将农产品流通的制度变迁机制,划分为直接与间接的两个层次。直接的层次是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的因素,而间接的层次则是影响直接层次因素的影响因素。就直接层次而言,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思路。第一,从制度变迁的预期效益与预期成本进行的分析。根据戴维斯-诺斯理论,可以考虑这里的预期收益,包括规模经济、降低风险、纠正外部性等市场失灵、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带来的利益,而预期成本则包括制度变迁的调整成本等。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无论是组织还是市场都是一种交易方式。到底选择哪一种交易方式,取决于这种交易方式的效率,主要是交易成本的大小。根据这种思路,那么最终决定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的,也应该是农产品市场制度效率的改善。因此,从不断追求效率改善的角度看,农产品市场制度应该是向着效率不断提高的方向变化。同时,体制改革与调整,不同于在完全初始条件下的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完全割断新制度与原有制度之间的联系。如果改革引起的调整成本过大,甚至超出了改革带来的效率改善,则改革也不可能顺利完成。当然,从改革的角度看,除了考虑效率之外,分配问题,即利益调整问题也是重大的影响因素。但是,如果考虑到补偿原理的话,效率的提高大于调整成本还是问题的最主要方面。第二,从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进行的分析。根据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需求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或者说在一定资源禀赋条件下诱致性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而供给在本质上来源于人类的知识积累。这里的一个理论问题是,能够在理论上实现上述两种思路的内在统一。二、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就间接层次而言,就是指影响上述农产品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或者是需求与供给的因素。对此,藤谷曾经就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变化,提出过一个理论框架。结合这一理论框架,我认为至少要考虑以下的影响因素: 第一,所在国家的资源禀赋:主要是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第二,经济发展过程:包括工业化进程、结构转化进程等。第三,农产品的供求关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还是供过于求的局面等。第四,社会基本制度的发展方向: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进程。而这往往与国家普遍的价值观有关系。第五,生产者、消费者等的组织化程度。第六,市场基础条件(交通、信息等)的变化等。这些变化主要反映了技术进步的作用。第四节
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描述性整理研究农产品市场的制度变迁,首先要对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的过程进行描述性整理。而一个相对完整的描述性整理过程,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视角:一、从不同产品(市场)种类视角的整理首先,是农产品种类或者市场类型的视角。如果所有的农产品的市场体制变迁的过程,都基本相同,则这个视角并不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正如我们将会在本报告中所看到的那样,我国不同农产品之间市场化的进程,无论是在改革的时间安排还是就改革的内容而言,都不相同。这样,在进行我国农产品市场制度变迁过程的描述性整理时,就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农产品,进行分类整理。在本报告中,我们选择了粮食、棉花、蔬菜与水果、畜产品等四类农产品,分别整理了其流通体制的变迁过程。同时,考虑到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发展过程,与农产品其他市场制度变化相比的特殊性,我们还专门就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变迁过程,进行整理性描述。二、从制度变迁时间变化视角的整理其次,是农产品制度流通变迁的时间视角。农产品流通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的变化,不是一个瞬间完成的过程。首先,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着快变量与慢变量的区分。例如,就市场放开而言,解禁是一个快变量。只要改革措施颁布并开始执行,改革本身也就完成了。但是,新条件下新的市场主体的形成就是一个慢变量。其次,改革伴随着调整过程,而调整过程一般不是无成本的。在调整成本较大的情况下,为了降低风险,保证平稳过渡,改革经常会采取分步走的渐进方式,甚至在渐进改革的过程中,还有可能出现反复。从时间的视角描述农产品市场制度的变迁过程,最主要的是如何划分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过程的阶段性。在本报告中,我们尝试对每大类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变迁过程划分了阶段。但是,在这里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在本报告中的阶段划分是初步的。因为,我们还没有为阶段划分找到相对统一的划分标志,特别是能够在不同大类的农产品之间可以进行比较的定量标志。三、从制度变迁内容视角的整理再次,是农产品流通制度变迁的内容视角。制度变迁的内容当然与制度的概念密切相关。本报告中,制度是一种相对广义的概念,即包括了体制改革,也包括了政策调整。而且,就制度变迁的描述而言,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整理。首先是制度变迁背景的描述性整理,包括变化前的制度及其运行状况、制度变迁的理论准备、与农产品市场制度相关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其次是制度变迁内容的描述性整理,主要是从法律、文件、条例、行政规定等方面,客观地整理制度变迁的具体内容;再次是制度变迁结果的描述性整理。当然,这里整理的不是制度变迁的内在效率变化的本质特征,而是整理制度变迁引起变化的直接的表层的现象特征。在本报告中,我们的描述性整理重点在于制度变迁内容。在许多大类农产品之后,我们尝试制作了大事年表,或者收集了主要的相关文献。(承担者:曾寅初)参考文献:1.R. 科斯, A. 阿尔钦, D. 诺斯等著《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 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2.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藤谷筑次《农业政策的经济理论》(日文),家之光协会。中国蔬菜流通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系蔬菜是我国消费者饮食生活消费不可或缺的特殊的重要副食品,由于蔬菜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使我国蔬菜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优势,2002年我国蔬菜出口量是进口量的30多倍,出口金额是进口金额的50多倍(李焕如,2003)。加入WTO后,我国各地政府把发展蔬菜产业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应对国外市场挑战的战略之一,蔬菜生产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我国蔬菜生产量已经达到4亿多吨,蔬菜产值和出口量均居世界前列(俞菊生,2003)。这是与我国改革开放后蔬菜流通制度改革以及政府的大力扶持相关的。众所周知,蔬菜流通制度也是在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断演进的。今天在我们新鲜丰盛的蔬菜料理的同时,回顾一下蔬菜市场流通制度的变迁的艰辛,对于我国今天以及明天的流通制度完善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告诉我们,制度变迁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内生变量,尤其在处于转轨期的发展中国家,其制度的演进对于经济发展往往是至关重要的。V. W. 拉坦 (1994) 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将舒尔茨和诺思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他认为,制度变迁不仅是由舒尔茨和诺思讨论的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而且也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以及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他尤其关注了近年来经济学家所发展的关于官僚主义行为和集体行动问题。林毅夫(1989)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但是这两种变迁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清晰的阐释。本文试图从理论上探讨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系,并通过我蔬菜流通制度的变迁历程,经验实证这两种制度变迁是相辅相承的,两者之间既有相互替代和促进的关系。并认为我国蔬菜流通制度的变迁是这两种制度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以下的构成为∶第二节交代新制度经济学有关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阐述该两种变迁是互动的关系;第三节和第四节简单回顾一下我国蔬菜流通制度的改革历程和菜篮子工程建设各个时期的特点;第五节利用以上制度变迁理论对蔬菜流通制度的演进进行分析和解释,得出我国蔬菜流通制度的演进过程是这两种制度变迁共同作用的一个理性选择;第六节给出结论性评述,并展望蔬菜流通制度的未来发展。第一节
关于制度变迁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关系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越来越被广泛关注。制度变迁是在一种高效制度替代另一种相对低效制度的过程。由于制度变迁的主体(组织,个人或者国家等)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一个制度安排自身还有潜在的利益空间,这意味着该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雷托最优,因此处于一个相对无效的非均衡状态。这是制度变迁的基础。一般地,当社会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变迁即可发生。也就是说,制度变迁的诱因是追求外部利润(在已经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经济主体无法获得的利润)的结果。该变迁能否发生与制度变迁的主体息息相关。舒尔茨和诺思等认为,制度变迁不仅是由舒尔茨和诺思讨论的对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而V. W. 拉坦 (1994) 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探讨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也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以及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他尤其关注了近年来经济学家所发展的关于官僚主义行为和集体行动问题。林毅夫(1989)出于分析的便利,最早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他认为,前者指一群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而后者是由政府法令引致的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不能满足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最优供给。国家的干预可以补救制度供给的不足。国家只有在按照税收净收入,政治支持以及其他统治者效用函数来衡量,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期边际收益要等于统治者的预期边际费用。关于以上两个变迁的方式关系,林毅夫(1989)论述得较少,他只强调诱致性变迁需要政府行为加以促进。有人干脆认为,如果把政府看作一个组织,强制性变迁也可以归为诱致性变迁之中。但是笔者认为,两者的区分是有重要意义的。诱致性变迁来自于社会个体或者一个自愿者组织,即来源于民间社会;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来源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它颁布的法规条令皆具有权威的强制力,甚至在国家危机时具有唯一使用暴力稳定治理国家的权力。在信息非对称的条件下,作为强制性变迁主体的政府与诱致性变迁主体的民间个人或组织(市场)的相互作用是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对于一个国家制度来讲,诱致性变迁来源于社会制度供给不足即来源于强制性变迁的滞后。反过来说,一个强制性变迁的成功需要个体的认同(达成共识)即需要诱致性变迁作为支撑,诱致性变迁是强制性变迁成功的基础。而强制性变迁又对诱致性变迁具有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制度变迁的成功即一个社会制度生成的过程是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共同作用(互动)的结果。这种作用可以分为既有相互替代又有相互补充(支持)的部分。如图6-1所示,横轴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纵轴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我们假设预算线为消费者对以上两个变迁能够承受的程度(经济,心理等的承受程度);无差别曲线是衡量消费者在制度变迁后所得的效用,每条曲线上的效用是相同的。在这里我们假定由红线变化到绿线的情况。在这个变化中,在诱致性制度变迁方面,有图1所示正的替代效应和负的收入效应(可以解释为相互支持和促进的效应)。其总效应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和,这里由于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所以总效应为正。意味着在从红线到绿线的变化对于消费者来说,从诱致性变迁中增加了福利。同理,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方面,如图所示,总效应也为正,即消费者从强制性变迁中也得到了福利,只是比从诱致性变迁中所得福利要少一点而已。运用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关系理论可以解释蔬菜流通制度的演进过程。第二节
关于我国蔬菜流通制度变迁历程的简单回顾首先我们回顾以下1978年以前蔬菜产销的统购统销阶段的情况。在1949年建国后2年里,基本上延续了个体生产和销售的建国前蔬菜流通制度,在许多城市还存在着遗留下来的民间经营的批发市场。到了1951年根据政府的法令,城市的批发市场全面强制性被撤消,同时开设了国营商业企业经营的蔬菜流通业务。在之后的时间里,农村个体经营的集贸市场开设与关闭几经重复,在农村当地担当起蔬菜等蔬菜的流通职能。年,农村的集市贸易市场全面被封闭,蔬菜流通全面被控制在国家的管理之下。1974年后,农村的一些地区集市贸易市场开始恢复。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这些流通机构都在经营蔬菜等农副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来源,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不过在城市,从1951年开始,蔬菜流通体制步入了计划经济轨道,开始实行了统购包销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在城市近郊制定产地并实行指令性计划生产,蔬菜批发销售由国营蔬菜公司垄断经营,蔬菜零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由国营或集体”菜市场”经营,价格也基本上由政府决定。在城市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倒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才有变化。下面介绍改革开放后蔬菜流通制度变迁,迄今共经历了三个改革阶段。下面的几个阶段的划分更多的是参考俞菊生(2003)最新论文和王志刚(2001)的著书而成的。第一阶段∶1978年-1984年蔬菜产销“大管小活”阶段1978年我国蔬菜流通制度改革开始,蔬菜实行城郊生产并就地供应的原则,蔬菜产销仍以统购包销为主。1979年后作为逐步开放的补充措施,农村的农贸集市相继恢复,市场交易情况得到了空前的活跃。1983年,”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的发布对集市贸易市场中的个人经营活动的自由化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这一阶段的市场的主要特点在于集贸市场的恢复和设立,促进了农村的经济繁荣,改变了国营蔬菜公司垄断的蔬菜市场流通的局面。第二阶段∶年”定购包销”阶段1985年后,蔬菜流通制度的改革的深入和交通环境的改善,政府决定开放蔬菜和水产品等副食品的经营与价格,实行国营蔬菜公司与菜农签订收购合同,对主要品种约定收购数量,品质集价格,开放其它品种的管理方式。关于批发市场的建设,在1983年2月,中央相关部委在文件中首次提出建设批发市场,继而在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大中城市以及山东,河南等蔬菜主产地开设了批发市场,允许长途贩运蔬菜,农贸市场内出现了运销商人。为了解决蔬菜等副食品供应能力不足等问题,中央政府从1988年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这一阶段市场流通的主要特点在于,集贸市场的发展扩大和批发市场的建设开始,更多的批发市场逐渐从集贸市场中脱身,从区域流通逐渐发展到具有全国集散功能的大量流通。1985年和1991年中央各相关部门又两度正式提出全面建设和改善批发市场的设施,出现了全面批发市场建设的高潮,并且蔬菜经由集贸市场的份额逐渐减少,同时批发市场的所占份额逐年增加。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蔬菜商品实现自由市场流通随着”菜篮子工程”建设的进展和蔬菜流通条件的改善,1992年各大中城市停止对蔬菜生产与流通的计划管理,开放市场,开放价格,鼓励竞争。至此,我国蔬菜生产流通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统制向自由市场流通体制的全面转换。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市场流通上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变化∶(1)在蔬菜专业市场销售额中,批发市场所占份额超过50%,标志着批发市场在蔬菜市场流通中处于主导地位。(2)在集贸市场销售额中,城市集贸市场所在份额首次超过50%,在集贸市场流通中开始处于主导地位(王志刚,2001)。在市场流通中,批发市场的数量逐渐增加的同时,批发市场的建设逐渐从硬件的数量建设转向市场内部软件的质量建设阶段。尤其是1994年12月由原国内贸易部公布了”批发市场管理办法”,首次对批发市场进行定义,并提出了以批发市场为核心建设全国的大量流通市场的主张。第三节
“菜篮子工程”建设历程回顾80年代中期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居民收入的迅速增加, 但同时也出现了副食品供求矛盾加剧,物价上涨过快, 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的状况。在这种形势下,1988年,农业部建议在全国实施以发展生产、搞活流通、产销统筹考虑、改善城市副食品供应为主要目标的“菜篮子工程”建设,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批准,并迅速在全国展开。为缓解我国蔬菜等副食品供应偏紧的矛盾,农业部于1988年提出实施”菜篮子工程”,并实行各大中城市首长负责制,下面是其过程的简要概括 (以下的大部分转引自俞菊生,2003)。在初期,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集两种繁育,饲料加工等服务体系,保证一年四季都有新鲜蔬菜向居民提供,重点解决”菜篮子工程”主产品市场供应短缺问题。1994年,”菜篮子工程”,建设进入由生产基地建设为主转为生产基地与市场体系建设并举的新阶段。1994年以后,政府进一步加强了蔬菜批发市场的建设和法制建设,先后出台了批发市场管理办法,新鲜蔬菜批发市场建设五年规划,蔬菜信息网,国家定点鲜活蔬菜批发市场制度等条例,促进了批发市场流通制度与体系的确立。1995年开始实施的新一轮”菜篮子工程”,主要体现出基地建设向区域化,规模化,设施化和集约化发展的四大特点。广大农区也开始发展”菜篮子”,一批农区基地正在逐步形成。为了适用城镇居民对菜篮子”产品鲜活,优质,营养,方便,无公害”的消费要求,各地在生产中广泛采用两种,良法以提高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并探索新的流通方式,积极推行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1995年,农业部公布了我国23家首批定点鲜活蔬菜中心批发市场。同年,农业部实施了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联网。到同年9月,该信息已经与28个大中城市和助产区的33个批发市场联网。1997年底,我国蔬菜批发市场发展到约4,000家,已经初步形成了以中心批发市场为核心,连接生产基地和零售市场的稳定的”菜篮子”市场体系。1999年9月,我国十大城市第12次菜篮子产销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提出”菜篮子工程”的主要目标任务为∶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和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因为国内菜篮子供求形势已经从长期短缺转变为供求平衡,丰年有余。这标志着我国”菜篮子”工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0年11月,我国十大城市菜篮子产销体制改革经营交流会提出21世纪初”菜篮子工程”应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为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服务。2000年起”菜篮子工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转向食用蔬菜的安全行动计划。2001年4月,一项重在提高蔬菜质量和保证蔬菜消费安全的”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由农业部组织实施。这项工作以”菜篮子”产品为突破口,以市场准入为切入点,从产地和市场两个环节入手,通过对蔬菜实行”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质量安全控制,实现主要蔬菜生产和消费无公害。2002年8月,中国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阶段”菜篮子”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加快”菜篮子”产品质量卫生安全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的建设,加大”菜篮子”产品的生产环节监管力度,从源头上保证产品安全卫生,建立安全的菜篮子产品产销经营体制,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为进一步促进蔬菜市场流通,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准备,农业部组织了筹备成立”中国蔬菜市场协会”,并得到民政部的正式批准,日在长沙召开了筹备成立大会。协会总部设在北京市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我国蔬菜批发市场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蔬菜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达3,551亿元消费者币,占消费品批发市场成交额的32%。但农村产地批发市场的规模较城市批发市场小,这反映了产地批发市场规模更加零散的特点。为了加强蔬菜批发市场建设,农业部确立了市场硬件建设与管理的重点,即硬件建设方面将推动电子统一结算,逐步探索拍卖交易方式等。加强市场管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农业部已经为248家经营蔬菜的定点市场配备了农药残留速测仪器,将不合格的蔬菜阻止在市场之外,引导蔬菜向优质,安全,卫生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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