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二战期间内乱 国共抗战的时候 都是几千几万的人打 为什么到了最后 国共内战的时候 几百万的人打

美国眼中的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不是被打败 是自己瓦解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马振犊
核心提示:国民党的抵抗力量之所以遭到极大削弱,实际上乃是战争初期我们派驻重庆的观察员所见到的那种腐败现象&&国民党军队不是被打败的,他们是自己瓦解的&&
本文摘自:《台前幕后:年的国共关系》,作者:马振犊,出版:九州出版社
&白皮书&美国推责任
国民党撤向台湾,在风雨飘摇中企图&苦撑&下去,但这一覆亡的政府从最高统治者到士兵走卒,人人都看清了台湾岛的前途是一片混沌,唯一可以用来骗人欺己的便是寄希望于来自美国的干涉,这是屡次希望、屡次碰壁而又心有不甘的最后一线依靠。
美国以其资本主义世界老大的雄厚经济实力与特殊的政治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充当其&自封&的&世界宪兵&的角色。对于远东,当时美国的战略设计便是扶植日本与中国国民政府,充当其抵抗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共产主义威胁的屏障&。战后日本政府在美国一手控制下,自然不敢有任何异动,只能听凭安排,而中国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
蒋介石是一个个性极强的政治家,几十年的独裁专权,养成了他唯我独尊的脾气,虽然在二战期间,他为了联合美英苏抵抗日本,不得不做些妥协、退让,甚或以对日谋和为权宜之计,但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政权。就如同他当年对日妥协以求和避战的动机一样,蒋介石对美屈膝也是有条件的。当年日本步步紧逼,直想灭亡中国,最后把蒋逼上绝路,不得不答应中共条件,联共抗日以求生存。战后,当蒋介石取得&四强&之一的名位,自我感觉忒好之时,他早已产生的与美国方面的裂痕就更无法愈合了。蒋之求美,在于希望把美国当成他的钱库、军火库,无限制供给他反共内战的需要,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做他的总后台,但同时,他又决不要美国干涉他的一点&内政&,他不要对东方政治一无所知且十分&天真&的美国人以&民主&、&自由&为借口来插手他的内部事务,哪怕只有一点点影响到他的统治权的改变也不允许。正如同他当年赶走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先例一样,在蒋的心目中,美国人的来华只能是帮助他抗日反共,而绝不能对他自己的统治方式等提出任何异议。当内战后期美国人见蒋介石政权太腐败而不能&扶上台盘&之时,遂起意以&李&代&蒋&,想扶持挤掉蒋介石,这下可大大得罪了蒋介石及其亲信集团。但是,蒋介石对此似乎也无可奈何,他要求助美方之处甚多,不得不强忍怒气,继续施展各种手段对美方进行笼络,因为蒋介石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由此引发世界两大对立阵营之战争,最后重演他&抗战胜利&的历史,达成他利用外援&反攻复国&的最终目的。这便是他等待的目的,他把这两种战略意图归纳为一句口号,叫做&苦撑待变&。
然而,作为被人看作是后台老板的美国,对蒋介石在大陆的溃败又持何种态度呢?
美国人后悔了。
他们后悔在蒋介石身上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财力,却没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不仅没有巩固&东方防共阵线&,反而迅速丢掉了中国大陆,使华盛顿的世界地图上又增添了一大块红色区域&&资本主义世界的&亚洲防线&只好退缩到自日本到韩国到台湾、菲律宾一线,陷入了战后空前的被动状态。
[责任编辑:高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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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内战国军为啥败北
作者:平壤崔成浩& & & &如果还以教科书的腔调进行灌输,说共军依靠人民大众的支持、凭借小米加步枪取得胜利,已经难以取信于人。于是有些“学者、文人”就想尽办法把自己打扮成中立的面目,胡说八道。& & & &他们将共军取胜的原因归为:1,集中优势兵力。2,改造俘虏。3,间谍。全是战术层次的。这是对国共两党的同时贬低。写出这类文章的人,要么是脑残,要么是故意欺骗。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较大,大家要警惕此类三聚氰胺文章。& & & &那么,真实的历史到底如何?国共内战中,共军的胜利是偶然的吗?国民党的失败值得同情吗?现在有很多人在怀念民国,怀念民国时候的文化,怀念民国时候的自由,我也怀念。————但是我要说,国民党的失败绝对不值得同情,其失败是必然。& & & 共军取胜,原因很多,可将权重分为:美苏态度,占60%权重;国内民心所向,占40%权重。& & & &主要原因& & & &1:雅尔塔协定基本决定了国共内战胜败。很多看历史书的人竟然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军共长征后一直在陕西,势力非常小,而日本投降后,国共内战怎么就跑到东北去决战了,并且是那样大规模的战争?& & & &命运早已经注定。1945年2月,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会议,商谈战后成果瓜分。与中国有关的是两条:蒙古独立;东北是苏联势力范围。&& & & &在东北,苏联帮助中共通过铁路公路迅速占领日军投降后的地区,并向林彪提供了步枪70多万枝,机枪15000多挺,各类野战炮4000多门,汽车约2000多辆,坦克约600多辆。& & & 精良的武器有了,兵呢?首先,中共收编了大量的伪军。有美化国民党的人说:蒋介石很正直,不肯收编伪军。此说存疑。国民政府即便想收编,恐怕也没有机会。苏联敞开大门让共军先行进入东北,抢先收编了。此外,苏联援助了富有二战经验的指挥官,还将几个师的朝鲜军队归了共军。有人说苏联将一部分德军、日军编入了共军部队,这个还有待考证。& & & 没有人能预料到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当时中国的重工业绝大部分在东北,日本经营东北多年留下的遗产。将东北划归苏联势力范围,实际上是将东北给了中共。得东北者得天下。2,美国支持共军。多数人有个误解,以为内战中苏联支持共产党,美国支持国民党。大错特错。当时,美国和苏联达成意向:在中国内战中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几乎谁都没有中立。& & & 苏联支持共军,这个不用多说。关键是美国。东北战争初期,孙立人带领军队把林彪打得一路溃败,已经准备撤到苏联、朝鲜去。美国马歇尔马上出来调停,要求停战,给了林彪喘息之机。共军历史上两次被挽救,大的一次是西安事变,小的一次就是马歇尔调停。马歇尔调停后,美国又对中共进行了第二次支持:给予中华民国政府18个月的武器禁运。当18个月的武器禁运到期之后,共军和美国左翼势力在美国港口举行罢工,导致武器仍然无法运出。& & &所以,多数人所不知道的事实是,苏联和美国都扶植共军。这给了国民政府致命打击。信心上的打击,武器上的打击。国民政府带着抗日战争的疲惫身躯,带着剩余的武器上战场,子弹打一发就少一发,而养精蓄锐八年后的共军弹药充足,国军在武器装备上逐渐处于劣势。& & & 直到共军占领南京,美国政府还以为能与共军政权保持良好关系。但是,得势后的某人眼珠子一翻,说了句:“别了,司徒雷登”。美国人只好灰溜溜走了。& & & 苏联支持共军,不用解释。美国为什么支持共军?因为,当时美国一些左翼研究机构(据说渗透了共产势力)给美国政府提的建议是扶植共军;同时,美国在华将领亲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共军一直宣传说要建立宪政、民主,要建立“美国式的国家”,特别是毛的《新民主主义概论》、《论联合政府》,赢得了美国人的支持。为了防止国民党一党独大,美国处处压制国民党、扶植共军,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美国人认为:共军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他们以为扶植共军,就有可能帮助中国建立与美国类似的两党制。美国人就是个天真的、容易上当的大男孩。& & & &美国和苏联当时两大强国都支持共军,基本决定了共军必胜,国军必败。难道中国内战纯粹是由美苏决定的?那倒不是。————共军之所以取胜,还有第三个重要原因,就是民心。& & & 当时国内民众确实倾向于支持共军,大陆教科书关于这一点的描述还真没有错。那些美化国民党的人不愿意承认也没用。————那么,为什么国内民众支持共军呢?我们来看。1,知识分子支持。国共内战期间,作家、教授、青年学生普遍支持共军。书生的支持有用?当然有用。当时的社会风气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大学教授一句话比市长省长管用。全国人民,包括军队,都跟着知识阶层支持共军。& & &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批评鲁迅,认为他在人民对国民政府的痛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不认同。在当时的状况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多会反对国民党、支持共军。不能要求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像胡适一样,看那么远。毕竟,中国有很多鲁迅,但只有一个胡适。内战失败之前,蒋介石和胡适认为共军夺权后一定会迫害知识分子,所以制订了“抢救学人”计划。可惜,多数教授不肯离开,胡适跑到机场迎接,发现飞机上没坐几个人,放声大哭。& & & 2,国军高层军官同情支持共军。当时,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因为他们刚刚衷心庆祝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被召去打内战,内心愤懑。而共军的军队,养精蓄锐之后,知道如果不干掉国民党,就无法享受抗战胜利的果实。国民党军队在抗战胜利后的政权接收中,快速腐败,几乎所有官兵都对国民党不满。那些在贪腐中受益的,一边贪污一边感叹这个党真坏;那些想贪污却没有机会的,一肚子不满;更多的是那些正直的官兵,对于国民党的腐败痛恨不已。& & & &当时的高级将领中,有多少人内心向往共军?具体数字不好统计,但基本事实非常清晰。最明显的是卫立煌,他在云南缅甸带领远征军痛击日军,他在山西则支持共军,曾一次拨付百万子弹给共军,居然没有被判通敌。&&& & & &东北战役后期,陈诚居然建议由卫立煌任东北总指挥,蒋介石居然就采纳了,自毁长城。卫立煌如何指挥呢?他命令各部分军队原地驻扎,等待共军从容不迫地一个个收拾。最后他坐在沈阳城里,满心欢喜地等待共军来“俘虏”他。偏偏蒋介石不忍心,派飞机来接走他。卫立煌既失望又羞愧地坐飞机去了南京。为了保护卫立煌,共军公布的43名战犯中,有意将卫立煌列为第28名。几年后,卫立煌到底想办法投奔了大陆的共军,如愿以偿。& & &东北一丢,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败局已定。仅有的一次希望是孟良崮。孟良崮一役,张灵甫的“中心开花,反包围”完全有可能消灭共军数十万军队,但这一战略得不到友军的及时响应,功亏一篑。至此,国民党无力回天。& & & &如果国军将领都是一些没文化、没思想的土匪,他们倒未必同情共军。但是,国军军官偏偏是有思想、有理性、有追求的高素质人群。&& & &&3,国共间谍差异巨大。国共内战中,共军的间谍发挥了巨大作用。金圆券改革,导致国民政府完全丧失民心,主导改革的冀朝鼎,是共军间谍;张灵甫之死,也与间谍郭汝瑰、刘斐(中将)有关,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女儿都是共军间谍,胡宗南的秘书熊向晖是间谍,手下还有几个副官是间谍;徐蚌会战中间谍副司令张克侠、师长廖运周起了重要作用;白崇禧机要秘书谢和庚是间谍……& & &&那国民党为什么不派间谍渗透到共军里面?当然也要派。如果没有那么多国民党间谍,共军方面就不至于紧张地搞出“AB团事件”,杀掉自家几万人。但总体来说,国民党间谍由于对那个时代腐败国民政府的痛恨导致信念不足,效果差太远。& & & 而那时的共军间谍有着铁一般的信念,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民主、宪政的政体奋斗,很自豪,不会轻易叛变。& & & 综上所述,无论是美国,还是国内,几乎各个方面都支持共军。共军的宣传,实在是威力巨大。仅仅一个宣传,就能让那么多人相信共军要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当然不是。共军有宣传,也有实际行动,他们在延安搞“三三制”民主政体,让不识字的农民搞“黄豆选举”。这些民主行为,实际是完全在共军控制下的民主,但已经足够让当时全国的吃瓜群众兴奋不已。& & & 4、实在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了。1945年之前,国民党不算清廉,也不算腐败,全国人民基本是支持国民政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威望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然而,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到各地接收政权,仅仅一年时间,爆炸性、弥漫性腐败,其腐败范围之广、腐败程度之深、腐败手段之低劣,前无古人,后有来者,让全国人民痛恨不已。仅仅一年时间,国民政府就由万民拥戴变为千夫所指。人们不约而同将希望寄托在共军身上。& & & 5、人民别无选择。好比有A、B两个房间,人们身处A房间,看到满地是大便、是丑陋,而隔壁的B房间短暂的传来鸟语花香,这时候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军队、百姓,都要忍不住抛弃A房间,满怀憧憬地推开B房间的门。后来……& & & &历史进程中,有偶然,有必然。我很厌恶那些把每个历史事件都宣传成“必然”的论断。然而,在国共内战中,共军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确实是必然的。当时国民党的失败不值得同情,那是一个腐败到极点的政党,他不失败,天理难容。& & & &可是,如今的国民党在台湾洗心革面,凤凰涅槃,赢得全世界的尊重与喝彩,我也同样为其喝彩。& & &&宗其所有,国民党的极度腐败以及共军关于民主宪政的宣传,导致了内战的结果。1940年代共军的胜利,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想不成功都不可能。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未必什么时候都正确,但在国共内战中,确实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所有导致胜利的内在因素中,民主宪政的宣传,起到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 & & &当年,毛那阳光灿烂的新民主主义宣传战胜了蒋介石陈腐的儒家伦理+三民主义。& & & &如今,国共的竞争,仍然是政治伦理、政权合法性授权的竞争。谁胜谁负,公道自在人心。寻物启事,失主很着急,成都的朋友帮忙扩散一下&寻物启示&本人(刘二狗蛋)于1月10日下午16点从人民北路二段金牛万达打车到宽窄巷子,然后在尽膳河鲜川菜馆吃了顿饭乘坐地铁【宽窄巷子站--人民北路站】回金牛万达21:30(这段时间和路程上)丢失棕色钱包一个。内有银行卡若干张,驾驶本一个(证件姓名:刘书贵) ,现金若干,如果有人捡到把卡给我就行了,有些卡无法补办,年关在即,十分着急,谢谢大家!联系方式: 刘先生ps:如拾到者不方便当面交付,可快递至:成都市金牛区金牛万达A组团刘二狗蛋收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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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 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 而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波澜迭起,变化多 端,充满惊涛骇浪,而又一直把合作保持了下来。对 这个问题已有大量研究成果, 但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这种复杂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从根本上说,是 由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中国国情所决定的。 如果把它同十年前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相比较,这 个时期的国共关系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它是民族矛盾处于压倒一切地位时 形成的。 一个民族敌人深入中国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 作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目的是要灭亡中国,在 中国实行殖民统治。现实生活使大家看到:侵略军队 铁蹄所到的地方,处处是惨绝人寰的屠杀、焚烧和劫 掠。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关头。只有合作抗日,才能 维护整个民族的独立和生存。 这决定了合作的长期性。 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尽管双方的关系有过大起大落, 合作却始终保持着,没有破裂。 第二个特点:它是国共两党经历了十年内战的生 死搏斗后形成的。 国民党方面当初发动突然政变,昔日的盟友一下 成为凶残的刽子手。1927年和1934年,中国共产党曾 两次被逼到毁灭的边缘。这种伤痕是很难淡忘的。而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民党当局一方 面坚持抗战,在抗战初期还想利用中共领导的军队一 起抵抗日本军队的进攻,另一方面又总想限制、削弱 以至伺机消灭共产党。有过惨痛教训的共产党对此不 能不时刻抱有戒备。这又不可避免地给合作带来了极 大的复杂性,有时甚至发展到严重的对立和冲突。 简单地说,前一个特点决定了两党合作抗日的长 期性,后一个特点又造成合作的复杂性。这两者的相 互关系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直线式地发展,而是随 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动而起伏不定:有时(特别是抗战 初期)合作得比较好;有时相互关系比较和缓,甚至 有某些好转;而有时(特别在皖南事变前后)却出现 狂风恶浪式的严重危机,仿佛已走到破裂的边缘。但 不管怎样,合作中一直存在着斗争,而斗争再剧烈合 作也始终没有破裂。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国共两 党的合作一直保持了下来。 应对这样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而又异常复杂的局 面,恰当地处理好这两方面的关系,确实极为不易。 到抗战的中后期,尤其是如此。对国共双方的领导人 来说,既有战略视野和政治智慧的较量,又有意志和 勇气的考验。而双方领导人的决断,对局势的发展演 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准备着重就毛泽东、蒋介石这两个国共双方 的最高领导人怎样应对抗战中的国共关系作一些考 察。当然,也不能不涉及当时国共关系中的某些一般 情况和双方其他领导人的一些活动。 谈这个问题,本来应该先讲九一八事变对中国的 巨大震撼,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和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 是如何停止内战、实现第二次合作的,但我写过《抗 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 ( 《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 《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演变》 ( 《近代史研究》 2014年第1期) 、 《华北事变和抗日救亡高潮的兴起》 ( 《历史 研究》1995年第4期)几篇论文。为了避免重复,本文就从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说起。 国共合作抗日的最初阶段 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日 战争的开始。在这场战争中,国共两党共同抗日。尤 其是抗战初期,双方的合作是比较好的。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 “平津危急!华 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 我们的出路!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91年,第274页。 )7月11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 “中日战争有扩大之势,已由 周(恩来) 、博(古) 、林(伯渠)向蒋交涉红军调赴 河北应战。 ” (毛泽东、朱德致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电(1937年7月11日) 。 )8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 “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 新的阶段在7月7日晚上即 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 ” “卢沟桥事件是非偶然的,过此界限,非抗战不可。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日) 。 )8月22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 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各 项政策,确定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主要是独立自主的山 地游击战争,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八路军准备开赴前线。 蒋介石对抗日战争的态度怎么样? 以往,日本侵略者曾多次发动局部性的事变。对 这次时局的发展会怎么样,蒋介石一时还看不准。他 在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 彼将 乘我准备未完之时, 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 使华北独立乎?” (蒋介石日记(日) ,手稿本,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第二天, 他致电阎锡山说: “此间于昨日得到卢沟 桥冲突消息后,即电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戒严,并准 备全部动员,以防事态之扩大,另令孙仿鲁(连仲) 部两师及庞更陈(炳勋) 、高培五(桂滋)等部,即向 保定石家庄集中,务祈即行准备,严密防范,至对于 此事应如何应付,尚祈见示。 ” (秦孝仪总编纂: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册,出版者不祥,1978年,第70―71页。 )这时他还想再看一看, 在10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 军已开始北进,彼或可于明日停战乎?”到12日仍写 道: “非至万不得已,不宜宣战。 ” (蒋介石日记(1937年7月10日、12日) 。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同天日记中写道: “何敬之(应钦)电话:卢沟桥和平解决方案又较有 具体开展。 ” “此间亦似盼望和平。 ” ( 《徐永昌日记》第4册,(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75页。 )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在《抗日战争指导》一书中 写道: “蒋委员长在当时并不想和日本开战, 这是可以 体认的。 ” “因为在七七事变发生后,蒋委员长仍然希 望日本政府约束军人,不使事态扩大。 ” (蒋纬国: 《抗日战争指导》 ,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第426页。 )但国内局势迅速恶化,平津已危在旦夕。蒋介石 知道再也无法退让了。 他下了决心。 7月17日在庐山谈 话会上坦率地说: “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 那 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的北 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 阳, 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 他在讲话中说了一句 传诵一时的话: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 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 牺牲一切之决心。 ” (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583、584、585页。 )这句话得到国内的普遍赞扬。 蒋介石在19日的日记中写道: “立意既定, 无论安 危成败,在所不计。 ” “谈话稿既发表,只有一意应战, 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 国难当头, 国共合作便成为更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同一天日记中,他还写道: “对 共党之收编应即解决。 ”(蒋介石日记(日) 。 )蒋介石下抗战的决心是值得赞扬的(尽管他心目 中仍把国共合作看作是对共产党 “收编” , 这种合作是 不平等的) 。 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控制统治权的政 党, 南京政府有着200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 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抗战是难以形成的。 这以后十几天,北平、天津相继沦陷。7月29日, 蒋介石对记者发表谈话: “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 不惜 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 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 ” (秦孝仪总编纂: 《总统 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册,第93页。 )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战火燃烧到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在 日记中写道: “至此,虽欲不战而不可得,否则国内必 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对倭抗战。 ” (蒋介石日记(日) , “本月反省录” 。 )蒋介石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随日本侵略者 对他威胁和压力的大小而变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与 第一次相比,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中国共产党在 十年内战中已经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 尤其是军队, 这是蒋介石最不放心的。这时,他急需共产党领导的 工农红军开赴前线,同日军作战。于是,国共谈判中 长期争执而拖延不决的军队编制问题急转直下地得到 解决。 这以前, 蒋介石在这年3月6日的日记中还写道: “对共匪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 挥部。 ”6月9日写道: “共党尚欲设军事总机关,余严 拒之。 ” (蒋介石日记(日、6月9日) 。 )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他仍一直坚持红军改编后不 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各师直接隶属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师参谋长由南京派遣,红军可以 设政治机构,但只管联络,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 为副主任。他的目的是要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拆散, 分别隶属于他控制的军队指挥下,以便逐步瓦解和吞 并,这是他历来消化收编杂牌军惯用的手法;而提出 周、毛的安排,则有明显的挑拨用意。大革命失败的 教训证明,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存问题,自然是 中共无法接受的。 而到8月18日, 也就是八一三事变后五天, 蒋介石 终于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任命朱德、 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蒋介石在 8月28日的日记中写 道: “近日战局渐转劣势,人心动摇。 ” “惟共党态度渐 劣,惟有顺受之。 ” (蒋介石日记(日) 。 )这是一 个重大的突破,国共谈判中长期僵持不下的焦点终于 得到消解,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得到解决, 八路军随即开赴山西前线。以后,蒋介石又同意将中 共领导的南方各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 军。 接着,另一个问题也得到解决。两党合作本来应 该有一个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正在庐山同蒋介石谈 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在7月中旬已将《中共中央 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面交蒋介石。但他的态度却十 分冷淡,不愿发表。随着淞沪战役的吃紧,蒋介石的 态度也软化了。9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沪战最 为危急。 ”19日又写道: “共党宣言准予发表。 ” (蒋介石日记(日) 。 )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 这个《宣言》 。 第二天, 蒋介石发表谈话称: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 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 ” “在存亡 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 彻底更始, 力图团结, 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 ” ( 《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8,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 员会,1984年,第95页。 )尽管共同的政治纲领只谈了几次, 始终没有形成, 但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的《宣言》并发表蒋 介石的谈话,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 合法地位。这还是前进了重要的一步。陕甘宁边区政 权问题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国民党方面也无法改 变这既成的事实。 9月25日, 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正在同蒋介石谈判 的周恩来等, 肯定国民党这个举动: “你们谈话请根据 下列诸点:一、我们宣言及蒋氏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 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二、这个 宣言不但将成为两党团结的方针,而且将成为全国国 民大团结的根本方针。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 义之打倒, 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 三、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 党在全国合法地位,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 的诺言。但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 未免遗憾。今后问题是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及与三民主 义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纲领。 ” (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 ,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43―44页。 )这个发给周恩来等的内部电报,表明中国共产党 对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充分肯定的。电报中批评国民党 的“自大主义精神”是指它仍抱着不平等的姿态,而 “缺乏自我批评” 是指它依然存在压制民众运动等 “片 面抗战”的缺陷,因此,在合作中仍需要保持批评的 权利。 淞沪战役失败后, 日军迅速西进, 南京危在旦夕。 12月11日,蒋介石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 “南京万 一被陷,则对内部、对共党、对国民应有鲜明态度之 表示:决定抗战到底,义无反顾。 ”南京失陷后,他又 在12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共党代表谈组织事。 此 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 ” (蒋介石日记(1937年12月21日) , “本周反省录” 。 )经过淞沪会战和南京失陷,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主力受到相当大的损失,因此对共 产党的态度确实“放宽”了不少,以便“尽其所能” , 这是蒋介石当时所需要的。 这以后直到武汉和广州失守,国共合作的状况, 总体上是比较好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 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 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 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 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 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 勃的新气象。 ” (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7页。 )国共合作抗日,首先表现在抗日作战的战场上。 国民党在这个时期内的对日抗战是比较努力的。 在淞沪会战中,蒋介石下了很大决心,投入兵力70多 万人。他的嫡系部队,除卫立煌、汤恩伯等部在华北 外,几乎都参加了。桂军、粤军、川军、滇军、湘军、 东北军等先后投入战斗,浴血苦战达四个月。第五战 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 得的巨大胜利,歼灭日军近1.2万人。捷报传来,举国 欢腾。周恩来说: “台儿庄、鲁南战争的胜利,促进各 军抗战的决心。 ”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1938年9月15日)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进山西。 太原失守前, 他们主要是配合国民党中央军和晋军作战。平型关伏 击战歼敌1000多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毛 泽东发电称: “是役已将敌攻平型关计划破坏” , “我们 捷报发至全国, 连日各省祝捷电甚多” , 并且说到祝捷 的个人和单位中包括蒋介石 ( 《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 8页。 ) 。 忻口战役是守卫太原最后门户的重要战役。蒋介 石嫡系将领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率领中国 军队8万人坚守阵地,顽强抗击。八路军3个师配合正 面作战,先后收复雁门关、平型关,还奇袭阳明堡机 场,焚毁那里的全部日机24架。卫立煌对周恩来说: “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给我们忻口正面 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 ” (赵荣声: 《回忆卫立煌先生》 ,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这是国共双方配合得很好的一次作战。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主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 据地。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报告中说: “在华北,以国 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 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 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 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 的。 ” (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87―388页。 ) 日,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听美国武 官报告第八路军作战经过。 ” 这个美国武官大概就是海 军军官卡尔逊。第二天,蒋介石的日记中又写道: “对 晋南部队之处置无人总其成,决派朱德指挥。 ” (蒋介石日记(日、3月10日) 。 )阎锡山也要朱德担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 可以指挥国民党军队曾万钟部第3 军、高桂滋部第17军、李家钰部第47军等作战,不久 升任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 密切配合作战最好的时期。 当八路军主力向敌后挺进时,毛泽东致电前方各 将领叮嘱: “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八路对 华北各友军尤其对阎及各县地方政权,地方绅士,必 须保持好的友好关系,一切须求合法与统一,减少磨 擦” (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 ,第60页。 ) 。 国共合作抗日,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大后方,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担任过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负责宣传 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在武汉地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 宣传活动中做出突出成绩。 (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中有过详细而生动的描写。 )那时,抗战开始不久,许多人对战争将如何发展 还不甚明了,存在不少困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思想,指出抗 日战争是持久的,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 反攻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人们面前清晰 地描绘出战争将如何发展的全过程,指出应该采取的 措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尤其是这部著作在大后方 的公开出版发行,增进了大后方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 了解。 国民党在 1938 年三四月间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 会,发表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 。中共中央书 记处向各中央局、各省委特委发出指示,表明党应采 取积极的立场: “立在主动地位, 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 态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 ” “关 于其中反对阶级斗争与反对国际主义的理论以及其他 缺点,应给以侧面的适宜的解释。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91页。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接着召开的五届四 中全会通过 《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 。 国民参政会的成 员主要是国民党方面的人,也有一部分党派、社会团 体和各界代表,中共领导人也有七人为国民参政员; 虽然只能发点议论,并无实权,但终究有了这样一个 常设机构,国民党表现得比过去还有一点进步。 为什么国共合作在这个时期能够处在良好的状 况,形成《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全国军民抗日战 争的高潮”?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所作内部 讲话中一再做过分析。他在日说: “现在 外面来了一个东洋鬼子,来打我们。当民族利益与阶 级利益起冲突时,民族就要变首要的地位。所谓阶级 矛盾服从民族矛盾。 ” (毛泽东在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讲 (1938年3月20日) 。 )4月5日,他说: “国共为什么能够再合作?” “国 共之再合作,就是从共同利害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危 机已到最高深度,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我们,中日之 间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成为一切问题 的根源。 ”(毛泽东在陕北公学讲演(日) 。 )5月4日, 他说: “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这是过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 “合作是在一定条件之 下的。什么条件呢?就是反帝反封建。谁能遵守这一 条就与之合作到底。 ” (毛泽东对抗大一大队成立的演讲词(1938年5月4日) 。 )这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从国际范围来看,那时英、法两国正恐惧地感受 到德国纳粹势力的迅猛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 场是在法国境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使 他们心有余悸,因此,他尽力推行绥靖政策,根本无 力顾及东亚;美国刚经历那场空前的经济大危机,国 内的孤立主义思潮占着优势地位;只有苏联在给予中 国以军事援助。陈诚在日的家书中写道: “俄国帮助中国兵器不少。 ” ( 《陈诚先生书信集? 家书》 (下) ,(台北) “国史馆” ,2006年,第445页。 )苏联的空军战士也到武汉同来袭的日本飞机作战。 1938年七八月间,苏联军队在边境地区张鼓峰同 日军发生武装冲突,给了日军重大打击。蒋介石为了 争取苏联的继续援助,也需要同中共改善关系。他以 后在《苏俄在中国》中回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经过 时写道: “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 国民政府乃一面着 手对苏交涉, 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 ( 《总统蒋 公思想言论总集》卷9,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 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68页。 )可见他是把这两个 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 对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将士,不管他是属于哪 一个党派的,中国共产党都以崇敬的心情沉痛地悼念 他们。 日, 延安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 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 发表演讲。他说: “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 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 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 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 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 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 他们。 ” (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 ,第96页。 ) 这些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的主要方面。 但是,历史是复杂的。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惧实 在太深了,又抱着“自大主义”的心态,把国共合作 看成对共产党的“收编” ,总想伺机消除这个“心腹之 患” 。他在日说: “军事失利,反动派逐渐 猖狂, 共党尤为跋扈。 呜呼, 外患未消, 内忧日增矣。 ”( 《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 (上) , (台北) “国史馆” ,2011年,第 583页。 )但最初在方式上倾向采用“溶共” 。他在 1938年1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共党之方针, 使之融化。 ”(蒋介石日记(日) 。 )这时已埋下此后两党关系恶化的根苗。 国共既然合作, 本来应当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 1 937年12月21日,中共代表团去见蒋介石。这时,国民 政府已迁都重庆,但党政军主要机构仍移驻武汉。周 恩来向蒋介石提出成立两党委员会、决定共同纲领、 出版日报、 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等具体建议。 “蒋当答 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彼想的也 不过如此,对我们所谈完全同意。彼也认为外敌不足 虑,他欲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 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 ” (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文件选编》 (下) ,第61页。 )这些话显然口是心非,并没有诚意可言。对改善两党关系的那些根本问题,蒋介石 此时采取的是拖延态度,或者不明确表示态度,或者 答应了又改口变卦。他答应设立的两党关系委员会开 了几次会,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意见,形同 虚设,最后就不了了之。共同纲领问题事实上被搁置 起来。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也无法解决,最后只剩下 一个:随时约见,随时协商。事实上,由于两党处在 不平等地位,这种“约谈”和“协商” ,只要蒋介石不 允许,什么也办不成。 国民党当局在武汉等地仍常采取压制民众运动的 措施,解散了许多群众组织起来的很有影响的抗日团 体,如蚁社。蒋介石在日的日记中写道: “学生不准参加任何政治团体。颁行禁律:如论任何 团体,如有此学生运动,应作内乱罪处置。 ” (蒋介石日记(日) 。 )抗战爆发后才获得释放的救国会重要领导人李公朴再次被捕,罪名是“煽动工潮” 。他们 甚至向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三厅发出训令称: “查三厅 近所印行各种宣传文件中, 每有 ‘人民’ 、 ‘祖国’ 、 ‘岗 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贴。 ‘人民’应一律改用 ‘国民’ , ‘祖国’ 改用 ‘国家’ , ‘岗位’ 改用 ‘职分’ 。 ”(郭沫若: 《洪波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70、60页。 ) 不久,一场新的更大的风波又很快起来。1938年 初, 国民党CC系和复兴社控制的 《扫荡报》 《武汉时报》 《血路》 《抗战与文化》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文鼓吹 “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 ,鼓吹“今天国民党 以外的一切党派, 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不止今天, 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叶青: 《关于政治党派》 ,转引自《血路》第2期,日。 ) 。 2月10日的 《扫荡报》发表社论,公然声言中国有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 素,把陕甘宁边区说成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据区域,指 责红军虽改易旗帜却不服从中央,并说国民党外存在 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要求取消这三种势 力。 “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问题,在武汉 闹得满城风雨。 这场风波其实反映了蒋介石的思想。他在二三月 间的日记中一再提到: “一党制宜积极刚强” , “各党最 高领袖之责任与权限” , “领袖问题之研究” 。 2月10日, 周恩来去见蒋介石,说明这种宣传运动的严重后果。 蒋介石却推得干干净净,表示:对主义的信仰并不准 备加以限制,孙中山已经说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 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对各党派也 无意取消或不容许他们的存在,只愿溶成一体。周恩 来重申: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 “只有从联合中找出 路” 。蒋介石回答:可以研究;并说: 《扫荡报》的言 论不能代表国民党和他个人的意见。陈立夫补充说: 蒋总裁已批评了 《扫荡报》 , 要各报以后不再刊登这类 文章。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毛泽东、洛甫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并转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日) 。 )由于时机还不成熟,这是一场试探性的攻势,实 在是个不好的兆头。 周恩来已敏锐地预感到: “蒋由铲 共、到合并、到限制的三阶段。 ”他又说: “蒋现在对 政权更放松,对军事是一点不放松的” , “企图操纵军 事力量。 ”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日) 。 )因为中共如果失去了军队,即便在政权中得几个席位, 也是一点都没有用的。 周恩来的估计是清醒的, 合乎实际的。 武汉失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 全会。这次全会的目的是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 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 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方针和任务。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 《论 新阶段》的报告,报告首先肯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这个战争是为了把中华民族 从半殖民地状态中从亡国灭种危险中解放出来的战 争” 。 同时, 也明确地批评大后方出现的压制民众运动 的现象,指出: “敌人乘我弱点之处,不但在军事,而 且在政治,在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与广大人 民发生密切的联系。 ” “长期艰苦的抗日战争,一切须 取给于民众, 没有普遍发展的并全国统一的民众运动, 要长期支持战争是不可能的。 ”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60、561、611、613页。 )在全会将结束时,毛泽东作了结论,针对国民党 的新动向和党内出现的右倾错误思想,毫不含糊地把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作为主题之一。 他说: “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 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 ” “用长期 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 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 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 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 权利, 而是相反, 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 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 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 “中国的情形是国 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 的命令。 ”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 统一,又独立。 ”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7、538―539、540页。 ) 当抗日战争正从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的历史时刻,明确地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统一全党 的思想,有着极端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在 抗战第一阶段正要结束时在党内得到解决,中国共产 党就很难在新阶段到来后清醒而正确地应对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中愈演愈烈的种种更加复杂的问题。 磨擦怎样进入高潮 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以战略相 持为特征的新阶段。国共关系却明显恶化,磨擦行动 逐步进入高潮。这是什么原因呢? 前面说过,蒋介石对待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好坏, 是随着他受到日本侵略军威胁大小而转移的。最初, 日方根据以往经验,以为只要“对华一击” ,不难“速 战速决” ,使中国屈服。卢沟桥事变后才九天,徐永昌 日记在7月16日载: “昨闻日陆相发表谈话云:中国如 同儿童所弄之轻气球,不值一击。 ” ( (台北) 《徐永昌日记》第4册,第77页。 )不料在一年多的作战中受到中国军队和民众的顽强抵抗,而对新占领区又要分兵据守,再也 无法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战场上的消耗,使新兵比 重增加,军队素质明显下降。日方自己编写的战史写 道: “这样, 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之主力即已达到 攻击的极限,而以此态势进入长期持久战。 ” ( 《日本军国 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 《大本营陆军部》 摘译) 上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461页。 )日军已力不从心, 同前一阶段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凌厉攻势相比有了明显差别。 蒋介石也多少觉察到这种变化,他在1938年11月 下旬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说: “日本占领了武汉并接着占 领我们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 攻进来,这就证明他的力量不够,气势已衰。 ” ( (台北)《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1) ,中国国民 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30页。 )日本军事进攻压力的减轻, 使蒋介石松了一口气, 却把目光又更多转向如何限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上 来。本来,他以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往敌后以后, 在日军的反复“扫荡”下,至少将极大地被削弱,结 果却在民众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这是他没有料想到 的。 他在1938年最后一天的日记中写道: “共党乘机扩 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 ”并在同天写道: “共党祸 乱成性,叛迹日著,明年惟对此为最大问题之一,倭 寇实已不能再为深患矣。 ” (蒋介石日记(日) 。 ) 他已急于要制定行动 “方案” 消弭共产党这个 “殷忧” , 特别是要消除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的发展。他在19 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目前急患不在敌寇” ,而 把“共党到处发展”并为“急患”中的第一位,提出 “应定切实对策, 消弭殷患” (蒋介石日记 (日) 。 ) 。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敌后 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对中国人 民的抗日事业本来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对国民党控 制的国民政府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而蒋介石却认为 “目前急患不在敌寇” ,而把“共产党到处发展”视为 “急患” 。 可见他的注意力重点已逐步从抵抗日本侵略 者转移到防止和对付共产党方面来。 国共关系的恶化, 成为不可避免。 那么,蒋介石用什么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因为共 产党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作出了许多重大让步, 蒋介石先曾考虑用“溶共”的做法,以便像《孙子兵 法》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他决不答应采取第 一次国共合作时的做法。日王明、周恩 来等见蒋介石后,第二天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说: “对两党问题他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 党, 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 我都欢迎, 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 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 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保 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 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 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 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共 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 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 。王 明、 周恩来等的报告说: “我们分别解释一个组织办法 做不到,如跨党办法作不到,则可采取我们提议的其 他方式合作。蒋答:其他方式均无用。 ” (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 ,第183页。 )这样的谈判自然无结果可言。 这以后几天,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 汪精卫突然离重庆出走,随即发表电报并公开叛国投 敌。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 临时会议决议: “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予永远开除 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 ( 《汪精卫撤职经过》 , 《文献》卷4,1939年1月10日。 ) 。这是一件大事,表明蒋介石和国民党与汪精卫的投降派决裂,仍坚持对日抗战。 对时局中这个重大变化和国民党的决定,中国共 产党极为重视,给予充分肯定,并认为它将推动国共 合作的继续进步。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月5日在内部发 出指示: “这是中国抗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进 步,这是目前时局的基本特征。 ” “这种进步,将必然 推动国共合作的继续进步。 ” 同时, 也清醒地要求党内 保持警惕。 指示中说: “但这并不会取消国民党历来限 共防共的政策;最近国民党各报上向本党提出的交出 八路军新四军,取消边区及放弃共产主义等,以及在 华北、西北各地的许多磨擦,就是这种限共防共政策 的具体体现。 ” (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 ,第185页。 )蒋介石对待八路军方针的处心积虑和正在出现的 变化, 共产党看得很清楚。 周恩来早就说过: “八路军, 蒋的方针企图远派到敌人远方。打得不好,使八路军 削弱。打得好,他派人来收复失地。 ” “封锁我们与各 地方军的关系,并挑拨我们与地方军关系。 ”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日) 。 ) 蒋介石没有想到,八路军到敌人远方后,不但没有削弱,而且依靠 当地民众,很快发展起来,这是他愈发不能容忍的。 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中共中央采 取慎重的态度,要求静观,不必求之过急。在对军内 和民众的宣传工作中仍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继 续热情赞扬在前线坚持抗日的国民党将士。对各地磨 擦活动的批评,一般只说到地方当局,避免直指蒋介 石和国民党中央当局。这自然是为了顾全大局,留有 转圜的余地。 当时, 《八路军军政杂志》正在创刊。毛泽东在该 刊《发刊词》中,诚恳地以和解的态度写道: “八路军 的这些成绩从何而来?由于上级领导的正确,由于指 战员的英勇,由于人民的拥护,由于友军的协助,这 四者是八路军所以获得成绩的原因。 ”他强调: “其中 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 便无从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 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的成绩。八路军 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地配合作战的友军将士。 ”(毛泽东: 《发刊词》 , 《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日) 。 )毛泽东当然看到国民党当局已对共产党开始磨擦 活动,但仍尽量克制和忍让,在抗日的前提下力求避 免国共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他致电周恩来等: “在 目前磨擦很多、 (国民政府) 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 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暂缓去华中。 ” (毛致周、博、凯并告朱、彭电(日) 。 )在陕甘宁边区议会上,毛泽东不指名地说那些顽固分子: “他们说‘反共第 一’ ,不过还有第二条‘抗日第二’ ,这是他们和汪精 卫等不同的。 ” “他们还说‘抗日’的,所以还可以与 之做朋友。 ”同时也批评: “除此以外,他们还要反对 进步,不要民众运动,民主政治也说不好,改良民众 生活也说不好。不懂得没有民主、不改良民生,是打 不胜日本的。 ” (毛泽东: 《目前政治形势》 (日) 。 ) 这种批评,仍很留有余地。 尽管如此,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的主意已定。 3 天后,也就是1月21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 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共政策发生重大变动的转折 点。 蒋介石在会前5天的日记中就反映了他的心情: “共 党发展甚速,其势已浸凌日汹。 ” (蒋介石日记(6日) 。 )1月26日,蒋介石在全会上说: “吾人对共党之态度,是要以领导党的立场,纠正其错误,反对其妄 为,指正其趋向。总之,应以保育的态度相待。久之, 共产党必将融化于本党,始有其存在之余地。 ” ( (台北)《王子壮日记》第5册,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37页。 )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的决议案》写道: “今后本 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 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 注意。 ” (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554页。 )这些话,矛头显然是指向共产党的。 更严重的是,全会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 4 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奉命印发“极 密”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 《办法》规定: “如异党 活动最烈之区域,应实行联保连坐法,使人民不敢与 异党分子接近而受其利用。 ” “如发现有宣传阶级斗争, 鼓动抗租、抗税、罢课、罢工、破坏保甲扰乱治安者, 无论其假借任何名义,应一律依法从严制裁。 ” “各级 军政机关与学校等非有特殊情形并经呈准者,一概不 准擅自延用异党分子, 对于已用人员各该机关负责人, 应随时监督考查,倘发现有异党或左倾分子,应即撤 销其职务,否则一经检举,应负渎职之责。 ”这个《办 法》是发给“各省市党部、政府”的,并且叮嘱: “关 于应付异党之对策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 书面传递之方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方 事实环境立言,不可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 之原则,至必须保存之文件亦应指定忠实可靠人员严 密保管,以免泄露。 ” ( 《皖南事变资料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5、77、78页。 )6月下旬,陈诚主持下国民党方面连日集议如何对付八路军,并拟定《共党问题处置 办法》 。 连与议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也在日记中写道: “中 央对军事政治工作不自努力遽进而日求对付八路军, 真是舍本逐末。 ” ( (台北) 《徐永昌日记》第5册(日)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第65页。 )这样,全面推行反共活动便成为国民党中央的正式决策。 但是,当时国内外还有许多事情不能不使蒋介石 分心:需要准备应付日军对重庆的进攻;四川地方实 力派内部矛盾重重并走向激化,使他只得自兼四川省 政府主席;汪精卫叛逃后,有些余留问题需要处理; 他对云南龙云的态度一时还不放心;国际上,欧战即 将大规模爆发,苏日发生军事冲突,需要估量形势并 研究应对方案。所以,他在一段时间内还不能集中力 量对共产党采取大规模的行动。 到这年5月, 蒋介石觉得可以腾出手来了, 开始把 反共磨擦的问题放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他在5月2日 日记中提出三个要“注意”的问题,一个是“俄态不 定” ; 一个是 “敌无实力, 非万不得已决不敢再取攻势” , 日军一时不会有攻势使他比较放心; 还有一个就是 “共 党争取冀省之态度” ,这是他要腾出手来着重对付的。 他在4日写道: “电蒋(鼎文)为何不截阻往陕北之青 年” , 要加紧对边区的封锁。 到6月8日他就声色俱厉地 写道: “对共明言各点,甲,共党应正式宣布表示取消 共党之组织与活动, 必须名实一致乃可准其此称; 乙, 否则如不愿取消或不遵法令不顾大局,如过去行动, 乃为妨碍抗战亦即增加敌军势力,此种责任应由共党 负之,我中央不能长此坐视;丙,中央决不受人压迫 与欺侮; 丁, 未遵令撤退, 不再谈话。 ” 10日他又写道: “对共党痛斥其不法与封建言行。 ” (蒋介石日记(1939年5月2日、4日,6月8日、10日) 。 )话越说越重,蒋介石显然是要下手了。 6月12日, 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平江血案。 国民党第 27集团军杨森部一个连奉命袭击新四军在湖南平江嘉 义的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人员10人,其中包括通 讯处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涂正坤和湘鄂赣特委 书记罗梓铭。 正如董必武所说: “这是近来一件非常的 惨案。制造此惨案的,不简单是余连,而是一种有计 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的破坏我国团结的阴谋。 ” ( 《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集》 ,法律出版社,1990年,第114页。 )在延安, 中共召开了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他 在大会前十多天还有一次内部讲话, 说: “我们要有两 套本领,目的为了什么?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因为顽 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 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下去,好比在他头 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过来。他就想一想, 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 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 结果还是讲亲爱。 但是有一个原则: 我们不要先打人。 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 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 ”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会议上的报告(日) 。 )毛泽东这个讲话说明了共产党对磨擦的基本态 度:第一,我们不要先打人;第二,你打过来,我也 打过去;第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和平。这几 条应对的基本原则,合情合理,明白易懂,在整个抗 日战争期间一直坚持这样,没有改变过。对如此重大 而复杂的问题,在它刚初步暴露出来时,就能敏锐地 觉察出来,提出明确而恰当的处理原则,实在是很不 容易的。 对平江惨案,尽管共产党用多种方式提出抗议, 但国民党当局都“没有答复” 。9月16日,毛泽东在和 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中便说: “我可以 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 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 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 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 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 这十六个字,同前面所说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由于 它语言概括简练, 又是通过中央社记者等公开发表的, 产生的影响就更大。 在这次谈话中,他还根据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 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的要求, 用鲜明简练的语言提出: 共产党的口号是: “坚持抗战, 反对投降” ; “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 ;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 (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90、591页。 )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向各界人士和民众提 出的最响亮、影响最大的口号。 蒋介石对毛泽东这些话有什么反应?他历来看重 实力。10月上旬,日军发动的第一次长沙战役失败, 被迫全线撤回原有阵地。8日,蒋介石写道: “湘北大 捷,此役又开转败为胜之机运。 ” (蒋介石日记(1938年10月8日) , ) “上星期反省录” 。日军的压力有了减轻,他认为正便于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至少要惩罚一下, 而把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的声明只看作虚声恫吓,置若罔闻,态度更加 强硬。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对叶剑英痛斥共党之 骄横愚妄。 ”他在这个月的反省录中记录: “军政内部 之意见与共党之磨擦渐烈” 。 (蒋介石日记 (日) ,10月“本月反省录” 。 )可以感觉到,反共的锣鼓正在越敲越紧。 进入11月,对日作战“最近军事稳定” ( (台北) 《徐永昌日记》第5册(日) ,第220页。 ) 。蒋介石经常把对共产党态度同苏联状况联系在一起考虑。这时, 苏联和芬兰战争发生,国联大会将苏联开除出国联。 蒋准备乘此对共产党采取行动了。 他在11月1日日记中 写道: “中国共产党之跋扈与枭张以后必甚, 叛乱不远 乎?” (蒋介石日记(日) 。 )在这里, 蒋介石已经 对共产党采用“叛乱”二字。他说共产党“叛乱不远 乎” , 其实只是表明他要发动反共大磨擦已经为时 “不 远”了。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在11月12日至20日举行,这 是一次在反共方面又跨前一步的重要会议。从蒋介石 在会议期间日记来看,总感到共产党是重大隐忧。他 在14日写道: “共党叛乱, 非到其实力充足后不敢公开 发难。 ”可见他没有找到什么共产党要“公开发难”的 事实, 更谈不上 “叛乱不远” 。 但在19日他却写道: “然 不可以不防范于无形也。 ” (蒋介石日记(日、19日) 。 )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事实,在他总是一块心病,还得先下手为强,实行所谓“防范于无形” 。在这种思 想指导下,全会上出现反共叫嚷,如张继在大会报告 中说“共党之边区政府,系国中有国。 ” ( (台北) 《王子壮日记》第5册,第396页。 )政治气氛越来越坏了。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从政治上反共,而 到五届六中全会就部署军事反共了。这是抗战期间国 共关系的又一次重大变化。蒋介石在12月16日的日记 中已把共产党称为“敌党” 。他在21日写道: “我国以 后困难全在内部之处理, 而倭敌已无问题矣。 ” 这表明 他心目中重点已经转移,把第一位的问题从抗日转到 反共了。他在25日的日记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到“对 共匪之防范” 。 (蒋介石日记(日、21日、25日) 。 ) 蒋介石已不再打算搞什么 “溶共” , 而是要直接以 武力进攻共产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鉴于国内外 的客观条件, 他知道这时要全部消灭共产党还做不到, 这种进攻还只能是有重点的:一在山西,一在河北。 他在11月16日的日记中已写道: “晋情与华北情势更急 也。 ” (蒋介石日记(日) 。 )此外,国民党在陕北 也发动进攻,侵占了边区的五个县。 山西是八路军东进抗日时最先到达的地区。当地 首领阎锡山已统治20多年,历经风雨,爱弄权术。行 政院参事陈克文在日记中评论他: “阎实系一个并无坚 定主宰,看环境变迁,随时应付” 。 ( (台北) 《陈克文日记》上册(日)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年,第448 页。 )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对山西构成严重威胁;战前红军东征时,蒋介石派五个师入晋,事后不撤,也 构成他一块心病;又想同共产党拉关系。可以说: “阎 锡山是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 哪一个也不能碰着。 ” (薄一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0 3页。 )共产党人薄一波(山西籍)乘机同阎锡山谈判,得到他同意,在山西创办起特殊统一战线形式的抗日 救亡群众组织“山西牺牲救国同志会” 。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大举攻入山西。阎锡山 说: “我们处在大难临头、千钧一发的时候,只有决心 牺牲,才能保住我们的国家。 ” ( (台北) 《民国阎伯川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3) ,善舞印书馆,1988年,第2027页。 )他说的“才能保住我们的国家” ,实际上是说才能保住他统治了2 0多年的山西。 由于山西兵力严重不足, 在薄一波建议 下, 阎锡山同意组建新军, 称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半年内发展到4个纵队,主力约7万多人。它的成员主 要是青年知识分子,军事干部很多由阎锡山派来的军 官担任,八路军也派来一些红军营团级干部做指导, 政治干部多数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政治委员有最后决 定权。 薄一波后来说: “这支武装形式上是戴着 ‘山西’ 帽子, 归阎锡山指挥, 实际上则是由我党领导的。 ” ( 《薄一波论新军》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新军在发展过程中, 同山西旧派的矛盾逐渐扩大。 新军的主体是坚决抗日的,矛盾的发展在于阎锡山和 山西旧派觉得越来越不能任意控制这支新军了。毛泽 东、张闻天、王稼祥在8月22日致电彭德怀等: “关于 新旧势力的冲突,我们基本方针是支持发展新势力, 但我党及战委公开表示态度时不要作左右倾,我们应 号召新旧各派团结起来,设法作到在旧派反对新派时 不反对我党我军,并能同我们在某些地方合作抗日、 动员组织群众与改造部队。 ” (毛、洛、王致德怀、贺、萧、关、甘并赵、罗、子华、尚昆电(日) 。 )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力求团结,并避免山西新旧两派的矛盾冲 突扩大为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 但阎锡山对新军的疑惧越来越深。11月30日,蒋 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中共于最近期间将有变故之猜 测,及苏俄与倭寇协以谋华之谣诼,于理于势皆不可 能。 ” 这时已到了十二月事变发生的前夜, 蒋介石还承 认中共这时“于理于势皆不可能”有什么反对国民党 和阎锡山的活动。尽管如此,他接着在日记中写道: “中共亦不致突变,然不能不防耳。 ” (蒋介石日记(1939年11月30日) , “本月反省录” 。 )所谓“防” ,其实是要采取军事行动。于是,山西旧军就秘密集结,阎锡山派到新 军的旧军官也准备从内部策应。12月初,阎锡山命令 决死二纵队向日军进攻,又派旧军两个军紧随其后, 准备两面夹击,一举消灭二纵队。二纵队意识到此中 的用心, 拒绝执行。 阎锡山随即宣称二纵队为 “叛军” , 下令讨伐。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成为“十二 月事变”的开端,并导致新旧军的全面冲突。新军坚 决反击,粉碎了旧军的进攻,并且随后在实际上加入 了八路军。 共产党并没有就此同国民党和阎锡山撕破脸。毛 泽东在12月23日叮嘱道: “新军反攻时, 口号应是拥阎 讨逆、打倒汉奸。不要忘记拥阎口号。 ” (毛、王: 《对晋西南事变的方针》 (日) 。 )薄一波回忆道: “十二月事变之后,日,党中央派萧劲光、王若 飞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秋林镇,向阎锡山面述我 党关于恢复新旧军团结抗日的主张。经过谈判达成协 议, 双方划分了驻防地区。 在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第 二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保持了中立。这样,基本上 保持了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稳住了山西的抗战 局面,直到抗战胜利。 ” ( 《薄一波论新军》 ,第390页。 )蒋介 石在日记中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写道: “共党促动阎部叛 变。阎所信任新练决死队十余团皆为共党煽动,其第 八路军意掩护叛军而收容之。 ” 他发现大打的时机还不 成熟: “对共党此时当先严密防范,相机制裁。 ” (蒋介石日记(日) 。 )吃了点苦头后,蒋介石反共的气焰就没有原来那么高, 但他很明白: 不能就此罢手, 只是要等“相机制裁” 。 河北的情况和山西有所不同。八路军在山西敌后 建立抗日根据地后,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在1938 年4月21日向他们发出在河北、 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游击 战争的电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17、218页。 ) 。八路军各部先后派出部队,挺进冀南、冀东、冀中、冀鲁边和冀鲁豫边等 平原地区,协同当地中共组织和人民武装,广泛开展 游击战争,创建和发展平原抗日根据地。 蒋介石最初并不在意,还表示同意,因为他认为 那是共产党自投险境, 更易消除。 他在1940年1月的日 记中写道: “后方共匪无心,其力全在战区,故抗倭剿 共可以双管齐下, 且共匪适夹在敌我之间, 更易为力, 此则抗战之初使共匪调往前方之效,未为其所欺,其 利用甚大也。 ” (蒋介石日记 (日) , “上星期反省录” 。 ) 当时,华北平原几乎都在日军占领下。拿冀南来 说,八路军第129师参谋长李达回忆道: “国民党冀南 地区的专署、县署也都跟着逃散了。于是,各县的政 府机关,都被上述伪军、土匪及士绅所把持,变成了 伪政权、土匪政权。冀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一直 处在日伪和土匪烧杀、抢掠的恐怖之中。他们渴望我 党我军迅速东进,就像久旱盼雨一般。 ” (李达: 《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 ,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这在河北、 山东平原是很普遍的现象。 八路军第129师东进 冀南后,有力打击侵华日军,严惩反动会道门,争取 伪军反正,收编地方武装,建立起冀南行政公署和新 的县政府。这是中国人从日军占领下收复失地,是满 足当地民众的渴望,是正义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一 部分,有什么过错呢? 蒋介石却焦虑起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能发展得 那么快,是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周恩来后来在七大上 说: “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 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 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 北很快地就退走了, 不能不让我们去。 所以武汉时期, 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 同志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 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 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 梧带兵同我们磨擦。 ” (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8页。 )日, 蒋介石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 主席。随即又任命反共分子张荫梧等为河北省政府委 员。 ( 《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 (上)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7页。 )6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致电邓小平等: “目前你们最好能与张荫梧接洽, 以探询他们的 意图。如果他们委员到各地,我们应表示欢迎,在各 地与他们所委之人接洽合作的办法, 以及武装、 政权、 民众的统一组织方式等,以尽可能使他们接受我们所 提之办法。 ” “如果他们所委之人在各地拒绝与我们合 作,并从各方面来公开反对我们时,那我们就应在团 结抗日的口号下公开批评他们破坏团结,在群众中孤 立他们,并向上级机关控告他们。 ” (毛、洛、胡致小平并朱瑞、伯承、聂、彭诸同志电(日) 。 )蒋介石委派鹿钟麟来河北的目的,就是为了排除 共产党在当地的力量。日,蒋介石致电鹿 钟麟,要他严防共产党“破坏冀察行政” , “全力维持 华北政令之统一” ( (台北)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4(上) ,第291页。 ) 。 他不是要鹿钟麟 “全力” 抗日, 而是要他 “全力”对待正在敌后抗日的共产党。鹿到河北后,任命 张荫梧为民政厅长兼河北民军总指挥, 搜罗反共武装, 制造磨擦,并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在各地另 行任命委员、县长等。山西十二月事变发生时,国民 党当局又派第97军军长朱怀冰率部从河南北进河北, 包围压迫八路军,摧残原已建立的抗日政权。刘伯承 去见鹿钟麟、朱怀冰,对他们说: “我们已经退避三舍 了,实在无地可退,你们总得让我们抗日有地!八路 军一个师抵抗了十万日军、十万伪军,并非怕你们, 不过为了团结,不忍自相残杀。要是逼人太甚,我们 是有人民作后盾的。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78页。 )两人却置之不理,并在12月下旬向八路军大举进攻,结果大部被歼。接着,国民 党军石友三部又开入冀南、冀鲁豫地区,向八路军进 攻,又被击败。 徐永昌在12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 “ (上午)十时 半在蒋先生处讨论八路军通电要求明定陕甘宁边区二 十三县归八路军并惩办何绍南等。 ” “ (晚) 九时在何 (应 钦)寓开会,仍讨论对八路军问题。贺衷寒报告与毛 泽东谈判经过。择要若干条,一言以蔽之,以在西北 成立一附俄共产国(新近调两旅过河西,即增加其建 国基础部队耶?) 。 何敬之琐碎无要言, 引起多数废话, 直至十二时方散。 ” ( (台北)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12月30日) ,第254页。 )这当然是两次重要会议。贺衷寒那些凭空捏造的无稽之谈,说明他们对共产党的敌视和猜 疑。何应钦“琐碎无要言” ,说明他们已无计可施了。 蒋介石在这次行动中没有捡到什么便宜。日军又 在这前后大举从北海登陆,攻陷昆仑关,进占南宁, 力图切断大后方的南路对外运输线,白崇禧、陈诚等 先后从重庆赶往广西指挥作战。他也顾不过来了。中 共这时采取缓和态度,由于八路军在敌后已得到很大 发展,要求将它从一军三师增编为三军六师。这就是 说,还是把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对待,争取得到它 的批准,并没有乘胜大规模反攻。蒋介石在12月30日 的日记中写道: “昨日夜接共匪朱德有日通电, 要求政 府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等,其乱迹已显,但 其用意仍在乘胜扩充地盘、巩固边区,甚恐我军进剿 也。此事应大事小做,惟布置军队、准备实力而已。 ” 在同日所写“上星期反省录”中又说: “其无力叛变, 故只有严防。 ” (蒋介石日记(1939 年12月30日) , “上星期反省录” 。 )蒋介石对增编八路军一事自然不会答应,但一时也拿不出别的办法,只有先“大事小做” ,草草收场, 同时, “布置军队、准备实力” ,以便在下一步再发动 规模更大的反共行动。 周恩来后来在七大上回忆说: “朱德同志说得很 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 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消 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 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 ” (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0页。 )进入1940年,共产党仍尽力维护国共合作抗日的 局面。1月10日,毛泽东致电驻阎办事处主任王世英: “ (甲) 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 这是汉奸放的空气。 (乙) 你应对外表示: 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 一如往常。 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 双方和解, 以利抗日。 ” (毛泽东致王世英电(日) 。 )11日,他又致电彭德怀:“目前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 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破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 动, 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 ” 另一方面, 经历了 “十 二月事变” 后, 他在1月30日又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朱 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电,提醒他们不能一味退让: “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 绥军及石友三,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 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 。(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9、267页。 )他在这里强调了“自卫原则” 。 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怎么样? 阎锡山在发动“十二月事变”后吃了亏之后,态 度确实起了变化。 毛泽东、 王稼祥在1月31日一份电报 中说: “据王世英处消息, 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 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力所能为,对勾结 中央亦尚有顾虑。因此,山西及新派斗争可能一时期 处于麻痹状态中。 ” (毛、王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 )3月初,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赴秋林见阎,住了四天,受到极大欢迎。萧、王向阎及各方传 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助“新旧团结、拥阎抗日”时, 阎锡山表示欢迎, 说: “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 攻击” , “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 ” “阎公开说:他 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 的。 ” (毛泽东为中央及军委起草的致朱、彭、杨、傅、陆、贺、甘、林、赵、陈、黄、刘、邓、彭、聂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 日) 。 )经过这番斗争,八路军同阎锡山的关系就此缓和下来。 在蒋介石方面,因为刚碰了钉子,他只能先停一 下手, 再看一看。 日他提出三条计划: “甲, 先取守势;乙,不与法律地位;丙,不必交涉。 ”但他 并不甘心,觉得现在日军进攻的势头已经减弱,还是 能腾出手来及早对付共产党的。尽管他明明知道“以 理论言,以共党利害言,以革命整个局势言,皆无背 叛革命与抗战之可能” ,但仍在3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对共党限制其范围,严防其叛变与暴动,使之守纪 律奉命令, 弗过骄横跋扈而已。 其次则使之拥护统一, 不敢破坏抗战、违反三民主义,使之就范。此亦所以 成全共党之道也。如其有违反纪律、破坏法令,即破 坏统一与抗战, 则任何牺牲亦所不惜也。 ” (蒋介石日记 (1940年1月27日,3月4日、6日) 。 )到3月下旬, 蒋介石的态度更趋强硬, 他在22日的 日记中写道: “半年来共党形势汹汹,叛迹日著,而其 跋扈枭张几乎不可向迩。 ” “余决不以苏俄与倭寇之关 系受其胁制,且必执行余之职权以制服此不法无知之 徒也。 ”23日他又写道: “中共态度虽转缓和,然其阴 谋与暴动必日深一日,应积极准备,消患未然。 ” (蒋介石日记(日,3月23日) , “上星期反省录” 。 )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是个异常复杂的、充满 矛盾的问题。大敌当前,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和 生存, 必须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 必须坚持国共合作。 但国民党在合作中,却处处算计,不断制造事端,破 坏团结,甚至狠下毒手,企图消灭共产党。怎么办? 怎样恰当地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确实十分棘手。 以往不少领导人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常出现“左”或右 的错误,吃过很大的苦头,几乎处于失败的边缘。这 些教训是不容忘却的。 事端层出不穷。这正是需要共产党及其领导人, 直面异常复杂的现实,权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深 思熟虑,果断地作出战略决策的时候。 日, 毛泽东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 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 这是一个有着纲领意义的重要报告。 报告中说: “抗日 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 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 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 力、 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 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 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页。 ) 报告中有一句名言: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以 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意思是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 斗争是手段,团结是目的,不能因团结而放弃斗争, 也不能因斗争而使团结破裂。 报告还提出: 在同顽固派的斗争中, “第一是自卫 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 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 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 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 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 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 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 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 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 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 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双方同意 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 时地斗争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 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 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 这三个原则, 就是 ‘有理’ , ‘有利’ , ‘有节’ 。 ”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9、750页。 ) “有理” “有利”的原则,毛泽东以前已经说过。这次 又增加了一个“有节” ,这一条十分重要,方针就更完 整了。 整篇报告是战略性的大决策,是共产党抗战两年 多来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经 验总结,是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应对国共关系中种 种具体事件的明确指导方针。 三天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军委致电朱、彭、杨 等: “ (甲)反磨擦斗争必须注意自卫原则,不应超出 自卫的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对全国的影响和 统一战线是很不利的,尤其对中央军应注意此点,因 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的合作。 (乙)目前山西、 河北的反磨擦斗争即须告一段落, 不应再行发展。 ” (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军委致朱彭杨、刘邓、左黄、陈罗、徐朱电( 1940 年3月14日) 。 )以后一段时间内,国共两党处于相对“休战”状 态。八路军和新四军以主要力量在鲁南、皖南、晋冀 豫边、晋西北、淮海等地区对日军开展极端艰苦的反 “扫荡”作战。但蒋介石内心中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如 何对付共产党。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共态度虽转缓和, 然其阴谋与暴动必日深一日。 应积极准备, 消患未然。 ”(蒋介石日记(日) , “上星期反省录” 。 )中共中央也 清醒地看破这一点,警告:不要因一时的“休战”而 丧失警惕。4月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 “蒋召周、朱 谈判,主要将是华中问题。彼现梦想将新四军调入黄 河以北,划黄河以北给我,把我送入敌人手上,堵塞 归路,困死,饿死。我决不能上他们当。 ”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日) 。 )在这种情况下, 5月4日,中共中央给东南局指示,强调不要受蒋介石别有用意的命令的 束缚、大踏步地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方针: “所谓发展, 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 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 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 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 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 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而“在国民党统治区 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 。 (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3、754、756页。 )根据这个指示,陈毅率新四军一部渡长江北上,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 黄克诚部也南下,向苏豫边区和苏北发展。 抗战中的国共关系, 一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 时张时弛,起伏不定。蒋介石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 退后,一段时间内没有立刻再发动全国范围的反共军 事行动,而且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牵制。用他4月5 日日记的话来说: “此时内外环境矛盾复杂已极。 ” (蒋 介石日记(日) 。 )在国内,日本侵略军向鄂西大举进攻,攻占宜昌,重庆受到威胁;日本飞机在整个 夏季对重庆进行规模空前的轰炸,市民忙于进入防空 洞避难,生命财产遭受惨重损失;又值气候干旱,农 作物歉收,物价高涨,人心动荡。在国际上,欧战局 势突然巨变,德军长驱直入,占领丹麦、挪威、比利 时、荷兰,并在6月14日攻陷巴黎,法国屈服,英国危 殆。他又在6月22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 “德 国降法,殊出意外,国际形势又一大变,影响我抗战 之前途更大矣。 ” (蒋介石日记(日) 。 )国际局势 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此时用激烈手段处理国共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他 一时还看不准。 在这种情况下, 他在7月25日的日记中 写道: “对中共方针用政治解决为主。 ” “对苏俄至少维 持现状,不宜恶化。 ” (蒋介石日记(日) 。 )但他 一直想对共产党下手的念头从来没有停止过。 共产党发现国民党高层中一些人,如行政院副院 长孔祥熙(院长由蒋介石兼任)同日本仍有勾搭,十 分担心会出现对日投降的局面,并把各地出现的反共 磨擦看做是在为投降作准备,要求党内提高警觉,但 工作重点仍是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此时,战场局势也发生变化。侵华日军为了巩固 占领区的统治,将兵力重点移向华北后方,依靠几条 交通线,扩张占领区,实行“三光”政策,使敌后抗 日根据地日见缩小,部队供应日趋紧张。于是,八路 军总部在8月下旬乘青纱帐旺盛时发动了一场以正太 铁路为重点的破袭战,以后扩展到对整个华北地区和 主要交通线的规模空前的大破袭战。在这次战役中, 八路军共出动105个团20多万人, 还有许多地方游击队 和民兵,故称“百团大战” 。这场战役持续3个多月, 使正太铁路中断达一个月,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 政策” ,毙伤日伪军2万多人,提高了八路军的声威, 也是对何应钦之流常说的八路军、新四军“不对敌作 战,专攻击国军”的又一次有力回击。彭德怀回忆道: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 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 ‘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 织一两次?’ ” 。 ( 《彭德怀自述》 , 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238页。 ) 百团大战也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第一 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在8月26日致电朱德: “顽寇陆续 增兵,企图扫荡华北,截断我西北国际交通,兄等抽 调劲旅, 事以迎头袭击, 粉碎其阴谋毒计, 至深佩慰。 ” 28日又再次致电朱德: “贵部发动百团大战, 不惟予敌 寇以致命之打击, 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舞。 ” 蒋介石 也在9月4日致电朱德、彭德怀称: “贵部窥此良机,断 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除电饬其他各战 区积极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外,仍希速饬所部积极行 动,勿予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为要。 ” ( 《百团大战历史文献资料选编》 ,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224、228页。 )蒋介石口头上承认八路军在敌后的战斗确属“予 敌甚大打击” ,还“特电嘉奖” ,内心却吃惊地看到共 产党的军事实力在敌后竟已发展到如此规模,大大超 出他的预期,于是更加急于采取强硬行动来对付共产 党。9月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向他进言: “共党决不停 止江淮间活动,我抗战愈久,共势愈张” ( (台北) 《徐永昌日记》第5册(日) ,第404页。 ) 。7日,也就是蒋介石在发那个 “嘉奖” 令后3天,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中 共积极进攻我沦陷区, 各部队收械扩地, 扩张其势力, 准备叛变。 ” 他还担心华北的八路军和华中的新四军在 苏北敌后会合,在9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 “注意:1, 苏北之人事与共祸;2,倭患与共祸之研究。 ”在这天 所写“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中列入“限制中共在苏 鲁行动” , “对倭对共之难易得失与利害关键” 。他在2 8日的日记又写道: “变更战略,整理战线。 ” (蒋介石日记(日, “上星期反省录” ,9月21日、28日“本星期预定 工作课目” ) 。可见他已把对付心目中的“共祸”放到越来越重要的“变更战略”的地位。 第二次反共高潮是从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的 “皓电”饬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 河以北开始的,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一步不让。此时, 八路军有几十万人集中在黄河以北,粮食给养等本来 已很困难,日军在“百团大战”后又以这个地区作为 加紧反复“扫荡”的重点,作战频繁。要黄河以南的 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内集中开往黄河以北的狭小 地区,无异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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