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留守女人3&&作者：方格子
作者：方格子
合肥到南京的高铁已经进站，L即将上车，我们来不及拥抱，似乎也不愿意用拥抱结束本次共同出行，她一个劲地念叨着，你一个人要当心，别错过时间。
我独自一人待在合肥火车站宽阔的候车大厅，百无聊赖，夹杂在人群里，隐隐有些紧张。最近我总是这样，担心自己的记忆出了问题，担心眼睛看不清，担心看错时间。很多次，在连续的采访结束之后，回到家乡，我都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而后就是轻度的强迫症倾向。比如我以为还在哪户农户家里，他们家爬满苍蝇的灶台上一碗米饭好客地等待我，他们家一只不明真相的饱含腥味的碗里盛了一碗炒糊的豆角，夜晚来临我得在一间没有遮蔽的房间入睡——我很多次从梦中惊醒。
紧张感又不明所以地产生了，我拉起行李箱，匆忙地奔跑起来，不知道要到哪里，检票口？洗手间？还是出站口？我手足无措起来，生怕真的错过了时间，我拿着车票奔到检票口问工作人员是否到时间了，回答说还有一个小时。想找个僻静之处坐下来，可是，满眼都是人，全都是人，来来往往的要去哪里呢？我又焦灼起来，拿着车票再一次问工作人员，回答说，时间到了会打铃的，广播会通知的。不敢再坐下来，必须活动着才感到心安，我慢慢走出候车大厅。楼下密密麻麻的人，一拨拨从自动扶梯上到二楼，再分散到几个候车大厅去。
我看到一个跟我差不多高的女子，背着个大包裹，急匆匆地过来了。她费力地跑着，到二号候车大厅时，放下大包裹，紧攥着的拳头松开，一张车票。她仔细辨认上面的时间，有些疑惑，跟我刚才的神情一样，焦灼不安，茫然无措。我凑过去看她的车票，看到一个地名：温州。
合肥—温州。
我手里也紧攥着一张火车票。
合肥—杭州。
都是站票。
便觉得亲切起来，像是有了同伴——旅途多么孤单，需要相同遭遇的人一起度过这漫长的旅途。我急忙告诉她，我们坐的是同一趟车。
她得知我是到杭州的，显得比我还高兴，脱口说，我大女儿两夫妻在杭州。便更加热乎起来，结伴往里走。因为包裹太大，我想帮她搬动，她不让，我试了试，她的包裹因为庞大，显得特别沉重，我几乎要把身子提起来，才搬得动。
“你带了什么东西这么重嘛。”
“棉被，鞋子，苞谷，面粉。”
我奇怪她怎么会带这些东西，她弯下腰，蹲下来，费力地背起包裹，径直往里走。我们在检票口旁边找个位置坐下来，等候广播通知检票时间。
L给我发信：把你一个人丢在车站，我很不安，你要注意时间，别错过了。我看了看短信，忍不住笑了，赶紧回复：丢不了。
她看着我对手机笑，好奇地问我，是不是你老公给你发短消息哦，看你这么高兴。
话题便从老公开始。
她叫罗红梅，安庆宿松县乡村人，这次去浙江温州看她的丈夫，“两夫妻分开时间长不好，要陌生起来的。”这是她首先告诉我的对于留守在家的感触，她留守在家已经十二年。
检票开始，她的大包裹赌在出口，我费力地帮着她连同包裹塞出检票口。坦白说，我真不愿自己跟她是一伙的，多少人看着我们俩，这样的难堪想必此刻正在高铁上的L经历过——在候车大厅，面对蜷缩在地的民工，L黯然地说，你看你看，这些农民，我当年就跟他们一样，座无隙地。
我跟罗红梅找个空地蹲下来，她的大包裹挡着道了，纷乱，拥挤，嘈杂，抱怨，成为我本次返乡旅途的开场白。我无法跟罗红梅一起站在走道，只得去车辆连接处，没想到这边也站满了人。再往另一节车厢连接处走，回头看时，罗红梅已经背起了大包裹，跟在我后面，那高耸在她后背的包裹左碰右撞，惹恼了其他人，成为众矢之的，饱受白眼。
没有空地，哪里都站着人——没想到我们的火车还可以这样拥挤，记得《民族文学》叶梅先生写过一个博文，《我们的火车为什么不能让民工兄弟坐下来呢》，她饱含忧虑地记录她的一趟旅程，此刻的我，深刻感受到了叶先生的同情以及不安。
水槽上坐着一个，厕所门口站着一个。
“你这东西移开点，走不了了。”有人拿脚踢罗红梅的包裹，我帮着她奋力提起来，可是没有用，罗红梅同意对方从她的包裹上踩过去。刚松口气，又有人要通过，我们意识到这样不行，我的行李箱也时不时要提起来竖到一边，给人让道。最令人忧烦的是，餐车来来回回地推，从狭窄的过道推过来，我跟罗红梅先把包裹抬到车厢里，万般不好意思地挤在一个乘客的脚边。等餐车过去，我们再把包裹移出来，放到车厢连接处，没等我们安定，餐车又过来了。
“盒饭盒饭，热乎乎的盒饭。”已经四点多了，乘务员来来回回推了足有两个小时，依旧是“热乎乎的盒饭。”在反复移动我们的行李之后，我忍不住问推餐车的女子。
我问她一个来回推几节车厢，是不是卖完才行。
“硬座的都要推过去卖，我们也没办法，还没下班。”都有说不出的难处，卖饭也不容易。似乎稍稍安慰了一些，总不是故意刁难我们的行李才推着着坚硬的散发出盒饭气息的餐车。
我拉着行李箱寻找空着的架子，两个年轻男女蜷缩在一起，见我在打量行李架，女孩拿胳膊碰碰男孩，男孩会意站起来，把行李架上一只环保袋子提下来，又把边上的行李推了推，腾出一个空位，男孩帮我提起箱子，放到行李架上。
我很感激，也有了些许的温暖，男孩嘴角牵动一下算是领受我的感谢，他们俩重新蜷缩在一起。
随后我开始帮罗红梅的大包裹寻找合适的地方，除了紧挨着车厢连接处的几排座位空间稍稍大一点，没有任何地方能容纳她的包裹——坦白说，我如此艰苦地要帮罗红梅安顿行李，与她锲而不舍地跟在我后面有关，我大约是她本次远行唯一可以依靠的。而我也想在路途跟她搭个伴，站票让我风度尽失。当然，我也藏了私心，横竖不能舒适地完成本次旅行，罗红梅又是留守妇女，算是一举两得，我希望从她身上挖出一点故事来（想起L说，我们是可耻的。针对我的不安，杭州孙老师安慰我，作家是可耻的，但作家是在写出人类的可耻。见我依旧黯然，孙老师继续开导：作家其实都有很卑劣的灵魂的，但他可能战而胜之或坦然面对了，那就好了。聊以安慰。）我终于跟一位中年男子协商成功，请他把搁在脚边的行李塞到头顶的行李架上，腾出一点空地，再烦请他侧过身子坐，我跟罗红梅费力地把大包裹塞进男士座位底下。餐车依旧推过来推过去，看来少有人青睐这些几个小时下来依旧“热乎乎的盒饭”。罗红梅对此很有经验，“这饭不好吃，没味道，又贵。”因此在近二十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中，罗红梅早已准备好干粮，馒头，苞谷，白煮蛋，一大瓶茶水。她适时递给我一个白煮蛋，我拿出一个苹果跟她交换。刚才在候车大厅买的小马扎，此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地，我把马扎递给她，自己找份报纸，就在中年男子的脚边坐下来——罗红梅不愿往旁边移动，她得看着包裹。
罗红梅1966年出生，是一匹春天出生的马，那时梅花还来不及凋谢，父亲请村里识字的人给起个名，老先生家门口种一株梅花，拧着胡子赞叹寒风中的傲骨，就叫红梅吧。红梅从安庆一个小村庄，嫁到宿松县乡村老徐家，婚后生了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也十八岁了。
“你说现在读书有什么用，我们村有个孩子三宝，读了四年大学，花了他爹妈十几万块钱，结果还不是呆在家里，我是希望儿子读书的，以后不用跟我们一样辛苦，可儿子总拿三宝打比方。我也劝不了他，他早就不想读书了，说要自己去闯闯，现在在上海，好像在一个什么公司，我也没去过。他姐去找过，电话通了，没见着，说忙着，白天黑夜颠倒着上班，我都给搞糊涂了，你说什么公司还这个上班法嘛。”
罗红梅是侍弄庄稼的好手，棉花、油菜，苞谷，能种什么就种什么。“我们那土地很肥的，好种，收成也还可以。”只是在那土地肥沃收成不错的地方，依旧留不住一颗想闯荡江湖的心。或者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江湖。丈夫在大女儿出生不久，便外出打工，期间陆续地回家住一年半载，再出去。“每次回来都很高兴，住个一年半年的，心里又要难过，像是外面有什么在喊他，我老公总是这么说，要出去，要出去，我也不懂，反正他赚的钱都寄回来，我也不拦他。”列车晃荡着，我们俩已经互换了坐位，她坐在报纸上，我坐在马扎上。我们看不见窗外的风景，而罗红梅谈兴正浓，不定期托托托过来的餐车不再影响我们的心情。我们甚至对那个女推车笑一笑，她也会给我们一个苦涩的笑，想比之下，我们似乎更处于优势——人跟人角色转换之迅疾，唯有在绿皮火车上才看得到。
二女儿出生之后，家里便起了新房子，“现在也旧了，都二十三年了，是土坯房。”中国人对于住房，总有说不清的热衷，即便像罗红梅家，1990年起的房子，三百多平米，上下两层，单就居住来说，已经够宽敞了。“别人家都推倒了重新起一个，我老公也想再起一个，儿子结婚也要新房子，人总想过好日子的嘛。”
罗红梅拿出一只手机，小屏幕上，显示出的房子很干净，灰墙，大大的窗洞，暗红色的防盗门，屋檐下左右两边悬挂着两个大灯笼。门前一个宽阔的道地，一株枣树。又翻出女儿女婿的照片，丈夫在温州瓯江边拍的照片她也翻拍下来了，“都是我女儿给我搞的，我自己不懂。”手机里的儿子很单薄，瘦弱，像韩国男孩，一块黑色毛线围巾把脸团团围住，底下露出白衬衫的领子。罗红梅说儿子的照片是刚到上海时拍的，因为衣服带得少，买了块围巾御寒，“我儿子喜欢打扮，冬天就穿一件衬衫外面套西装，跟他怎么说都不爱穿棉袄，我们老家多的是棉花，可他喜欢这么冻着。”儿子在手机上微微笑着，寒冷使他的笑有些僵硬，我看到他做着“V”字手势的手臂露出来，西装袖子很短，露出一大截白衬衫袖子，在寒风凛冽的上海滩上，过着跟父辈们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大约是新生代的时髦。
罗红梅显得很开心，说有了这些照片，她一个人在家也不很孤单了，“想他们的时候拿出来看看，看着看着就想跟他们打电话，我手机费每个月要七十多块钱。”
“我不喜欢路上的感觉，要不在家，要不在别的地方，在路上，总是不安心。”她看了看那个大包裹。
我问她是否想过结束两地分居生活，跟着丈夫去外地打工，不再留守在家。罗红梅的眉头皱一下，疑惑地重复，“留守？”在听完我对于字面意思的解释之后，她有些释然，但是不认同，她有自己的人生逻辑，每一个人其实都想到外面看看，她也想。“我们村很多人家整年锁着门，我不喜欢这样，花这么多钱造了房子，不住人多可惜。再说了，我也没有白在家待着，地里有干不完的活。”遗憾的是跟丈夫见面时间太少，她甚至说了一些很有意味的话，说世界上人这么多，为什么偏偏嫁给这个男人，嫁给他就要多跟他在一起。所以，她总是趁空到丈夫那里去，比如这一次，趁棉花还没开摘，她就到丈夫打工的温州去看看。“出去打工嘛，第一个当然是为了钱，不过，在外面吃的苦太多，我老公也这么说，要是在家里愿意跟在外面一样吃苦，也能赚到钱的。”
这个说法我在好多地方都听到过，选择外出都有理由，除了可以大声说出的“赚钱。”似乎还有秘而不宣的说法。关键是，外出跟留守之间，需要牺牲，牺牲亲人在一起机会，牺牲夫妻短短几十年的厮守时光……想念、思念、厮守这些字眼，在罗红梅闪烁其词中逐渐显露出来。在她跟我闲聊的五个多小时里，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她在掩饰——亮起了灯，我指指车顶上白白的亮光，问她在家时一个人怕不怕？
她瞥了一眼车厢顶，忽然站起来朝窗外看看，“女人嘛，最怕的就是晚上，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有时菜籽还在地里，肚子又饿了……都能看到家门了，可家里黑漆漆的，就觉得没劲了。”
卖盒饭的又用“热乎乎的盒饭”打断了我们的交谈，我决定请罗红梅吃晚餐，在百般推让之后，连带着我也没能吃上。因为罗红梅坚决不允许我买盒饭，她又拿出一个鸡蛋塞给我，我把最后一个苹果给了她。
话题转入一个隐秘的领域，比如丈夫在外面这么多年，罗红梅在家是否放心；丈夫出去那么多年，你是否接受了村里别的男人的帮助；丈夫一年到头不在家，夫妻生活怎么办？又比如，你这次去温州，住在丈夫的工地还是另外租房子，等等。罗红梅不说话，专注地吃苹果，在吃完苹果芯子之后，擦了擦嘴，才接上我的话头。
“不瞒你说，你问的这些事，村里也有人问过，反正你说很放心吧，也不是。要说不放心嘛，也不应该，我家老公很老实的，也不跟别的女人多说话。我们那村子男人出去赚钱的多，有时候我们女人之间也会问起，不过，只跟最要好的小姐妹说，反正说得不多，每天那么多事情要做，哪还有心思想那事。我们农民嘛，就种种地，在地里刨点食，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大家都这么过的，不像你们城里，听说还有为了这事太少去看医生的……你说这些人，都是吃饱了没事干……你让他们到地里去干活试试，晚上回到家腰酸背疼的，恨不得不吃不喝就睡觉，谁还惦记那事……别的男人帮我干活？那我可不敢这么做。再说了，村里稍微像样点的，还不都出去找钱了，留下来的那几个……要不有活计，要不就是谁也看不上眼的那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又不是干不了活，干嘛还要别的男人来帮，我看那些在村里惹事的男人，说什么去找留在家的女人怎么怎么的，理亏的还是女人，为什么？你不去招惹人家，人家男人怎么会招惹你？不放心？有什么不放心的？再说了，他一个男人在外面，有时候想那事……反正我家男人不会去找女人……凭什么相信他？我也说不上来，你信他还是不信他？我老公在工地跟他弟弟一起住，有个大棚子，老板出钱搭起来的，房间很大，嗯，我看看，有半节车厢这么长，还比这宽一点……当然有两个床了，他弟弟一张，我老公一张。弟媳早就跟着弟弟过来了，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打架打得厉害，弟媳她不相信弟弟，偏要跟过来，这一走都七年……八年头了，孩子？三个孩子，留了俩在家里，我公公婆婆带着，每年回去一趟，给点钱。那俩孩子都不亲他们……两户人家怎么住？就这么住，中间拉了一块布……”。我问起工资能否按时拿到，罗红梅显得有些激动，又带了愤懑，说老公曾经在一个工地做了半年，结果只吃饱了肚子，没有拿到一分钱，那个包工头跑掉了。我老公在电话里一句也不说，回家之后，发脾气，我婆婆说他掉眼泪，我不敢问。后来便不想去工地做了，可是跑来跑去都要技术，老公没有技术，只能干粗活，换了个工地，那个工地还好的，工资不会拖很久，虽然总要扣这个扣那个的，“那饭菜也差，没有肉。”但到了工程结束后，还是能拿到钱，“有些人很黑心的，说在工地不团结也要扣钱，拉帮结派也要扣钱，反正很多规定的，扣了钱就都归他们小包工头了……听说这个事情，老板也不知道的。”
罗红梅还想继续往下说，“热乎乎的盒饭”又过来了，只是推车的女子已经换了一个胖胖的男人，一问，才知道女的下班了。我们因为说话投入，忘了火车刚才停靠过了，“没事，我盯着你那箱子呢。”罗红梅经验丰富地交代我，“出门在外，东西第一条，要保管好，特别是坐火车，半路睡着了，东西被人拿走都不知道。”我才知道罗红梅买站票是因为她不想让自己很舒适地坐着，她要看着行李。“那软乎乎的椅子，坐着晃动晃动就要睡着，你睡着了，人家拿你东西你就倒霉了。”我不敢想象谁会不怕麻烦在火车停靠三分钟的间隙，把她那庞大的包裹扛着拖出去。
又过了四十多分钟的样子，火车停靠在浙江境内衢州站。我们都有些疲惫，好在下了几个乘客，我跟罗红梅可以舒坦地入座了，我们俩并排坐着，一齐把头转向窗外，漆黑一片。我已经没有说话的欲望了，只想安耽地在到达杭州之前睡一觉。我闭上眼睛，开始酝酿入睡情绪，罗红梅用胳膊碰碰我，“你叫什么名字？”是忽然之间的事，我眨眨眼清醒过来，赶紧说出来，她说这个姓氏不多。我说，我们是外来的，祖上好像从河南那边过来。“也许更远，新疆也说不准。”我随口说了一句。罗红梅听到新疆这个词，却来了精神，说她在家其实也赚钱，八月底，她种下的七亩多棉花就可以采摘，等把家里的收拾好了，她便跟着村里其他人一起，到别处去摘棉花。“我去过新疆摘棉花，那家伙，他们那边地那个宽，没有边际的，看着心里发慌，人一到那地里，就找不见了。”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罗红梅告诉我，她种的是400棉花，是棉花里最好的品种之一，“我两个女儿出嫁的时候，都用最好的棉花，加工之后给她们做了新棉被，收棉花很苦的。”她还告诉我，在他们乡间，嫁女儿负担很重，男方给的定亲钱不多，她两个女儿嫁定亲时，男方给的定亲钱大女儿是五千，二女儿是四千。而她们却要给女儿准备嫁妆，酒席的钱也要女方拿出来，“嫁女儿负担很重的，不过，自己生的，都心疼，都想把最好的东西给她们咯。”
因为我们坐在靠近车厢连接处，前面是一堵铁板分隔墙，这为我们聊天提供了比较隐秘的条件，我附在她耳边说，快见到老公了，很高兴吧。
她忽然笑起来，点点头，“四个月零十一天没见到他了。”然后她才愿意告诉我，“你说两夫妻，哪有不想的，人家说不想，都是骗你的。我们有时吵架也是为这个，因为跟他弟弟弟媳在一个房间，中间一块布顶什么用？跟做贼差不多，都憋着气，一点点声音他就要捂住我的嘴，不让我出声。他觉得弟弟在难为情嘛，他是哥哥嘛。”这会儿她很坦率，说现在还没到农忙，赶紧过去跟老公住一段时间，等要收割了就回去。
“要是不想他怎么会赶去温州，温州那边都在造高房子，他们有钱……那个地方条件不错。可是我也不喜欢，那边很多人家的房子也都空着的，跟我们老家一样，好像也都在外面不回家的。”她忽然替别人担忧起来，“你说这么多高级的房子都空着，多可惜，老公做活那个工地边上，有个村子，见不到壮年男的，都是老人跟妇女多一点，也有很小的小孩……你说这些年纪轻的男人，都到哪里去了？村里有点什么事，都喊不到人帮忙。”罗红梅替温州乡村人的日常担心。
我跟L从潜山坐火车到合肥时，经历了一次突袭查票，乘务员大声招呼着同伴，“你去九号，我在这里，小陈你去厕所，厕所！”乘务员口气强硬，他们界定这列火车上必定有逃票的不法之徒。这一刻，我忽然想起查票的事，那些吆喝着的乘务员如何从一张面孔变成另外一张面孔。我问罗红梅之前有过被查票的经历没有。罗红梅说，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也是站票，当时听到他们在喊查票查票，心里发慌，“手里捏着票呢，却还在裤袋里找，差点被罚款。”罗红梅心有余悸的样子。“主要是他们高高在上，总觉得车上很多逃票的人，我不喜欢他们的样子……现在我不怕了。”她说只要自己买了票，就不管他们怎么说了。对于周遭世界，谁都有足够的理由漠不关心，我自觉这个问题很无趣，罗红梅问我是不是被查到了要补票，我摇摇头。心里有一种感觉，无法说出来，只觉得有些悲凉，赶紧闭了嘴。
“唱不唱黄梅戏？”她一听笑了，丈夫在家空的时候，两夫妻也会唱唱，“他不在家，我一个人唱着人家以为我想他想疯掉了。”罗红梅最后总结：一家人再也不能像陌生人一样各归各，尽量在一起，可是说说容易，真要在一起，难啊。
确实如此，罗红梅一家七口人，公婆在村里，丈夫在温州，大女儿夫妻在萧山，二女儿刚生完孩子在安庆，二女婿在南京，小儿子在上海，罗红梅在路上……“我也想过让老公不要出去了，可是，他不肯，不怪他，我跑多了，心里也总惦记着去外面看看。”
不知不觉中，我们都睡了过去，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家人问我到杭州没，他在车站出口处接我——比预定时间晚了四十分钟的样子，家人担心我的安危。
我回头看看罗红梅，一张极度疲惫的脸，头歪歪地靠在一侧车厢上，头发蓬乱。我想起临睡前她说的那些话，“长江的风太大了，以前坐船过江，不敢看江水。”“有时想想家里好，有时想想外面好，你说人是不是都犯贱。”
罗红梅手里捏着皱巴巴的报纸，是刚才垫在屁股底下的，那张小马扎，我跟罗红梅一路轮流着坐，我坐马扎时，她就着报纸席地而坐，轮到她坐马扎时，我便坐到那张报纸上。此刻，我眯眼看报纸，是整版的房产广告——错落有致的别墅。游泳池。假山。回廊。设计精良的屋顶花园。配以广告：“奢华别墅，宫廷享受。”到站了，我轻轻推了推罗红梅想跟她告别，她却完全失去了刚才的警惕，头依旧歪着。我把马扎留在她身边，悄悄下了车。三分钟之后，火车又咔嚓咔嚓往前去了，大约黎明时分，罗红梅便可跟他的丈夫在温州的工地相会。
小记：火车票被改签了
杭州到阜阳，对于我来说，是一次艰辛的旅程，当初决定去阜阳，是因为在我生活着的这个城市，这个我把它称为“安静的小镇”的地方，生活着众多的阜阳人。据我对富阳几百两三轮车夫的走访，说阜阳人占了百分之八十。我常常坐在三轮车上跟他们拉家常，一个年轻的三轮车师傅把我拉到目的地后，跟我说，我以前拉过你的——这可真巧。我喜欢坐三轮车，因为在富阳这个小城市，我始终认为缺乏一种绿色出行的勇气。
然后我们就交谈起来，他的家在阜阳，到富阳踩三轮车已经八年了，妻子从前年开始也跟着到了富阳，两个孩子留在老家，由父母带着——从阜阳到富阳，真是千丝万缕的联系。
事实上，为了访谈留守家庭，我已经到过安徽安庆乡村。当我跟安庆的朋友说要到阜阳时，朋友不无担忧地告诉我，一个人不要去那边，那边很乱。
我还是决定去那边，在好友的联系之下，我跟一个村子里一个年轻的宽带安装工接上了头，看起来很顺利。我跟一个朋友相约了一起去，他是小学老师，姓徐，现在新疆支教。当初订票时，我委托他一起帮我在网上买。徐老师问我订硬座硬卧还是软卧，我不假思索地要了硬座，内心里，我无法让自己躺在舒适的软卧车厢去到一个地方，跟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孩子谈论生活的艰辛。我希望自己体会跟他们一样的长途跋涉，我想我可以胜任的，另外，因为之前有过长途旅行的几次经历，我希望能在火车上跟一个人同行，了解他的生活，过去现在和将来。
到车站取了票之后，我们开始往候车大厅走，徐老师交代我，车票放好，不要掉了。我鬼使神差地把车票塞到牛仔裤袋子里——走进3号候车厅，我的手机震动，我知道有短信进来。因为离家外出，我会比平时更加关注手机的动静。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是一则短信，替我联系阜阳乡村的女子小胡发来的，大约怕我去到那边有所不便，她特地发给我“我们那边，年纪大一点的男人称呼大爷，女人称大娘，年轻男人称大兄弟，女人称大妹子。”
我看了看，把手机塞进牛仔裤袋，我清楚地记得车票就跟手机贴在一起，刚走两步，手机又震动，拿出来看，还是小胡，“那边停水，干旱……”坦率地说，我很感激她，她从阜阳乡村嫁到浙江，还愿意帮我联系家乡人来接受我。可是，请允许我坦白说，我有些厌烦这样的打搅。
我们找到一个空位坐下来，忽然发现我的车票丢了，一定是第二次我掏出手机看短信时带出了车票，对于外出，即便有过很多次经历，却没有经验。我怎么可以把车票跟手机放在一起呢？我赶紧跑到第二次掏出手机的地方寻找，无果。徐老师迅速帮我去大厅挂失，四五分钟后，徐老师给我电话说，我的这张用实名制买到的火车票，已经被人改签到本月25号了——脑子无法转弯，随便哪个人从地上捡到了有我名字的火车票，可以不凭身份证就改签。我跟徐老师当然想不明白，事实上，徐老师跟窗口已经理论了不少时间，关于实名制的问题，比如，买火车票需要实名制，退火车票需要实名制，那么，中途改签呢？“没有说需要身份证。”
在窗口理论已经失去意义，我让窗口给我一个相关文件，明白告诉我，改签不需要身份证。窗口让我们找值班站长，拐了几个弯，我们在一个办公室找到了值班站长，我们稍作解释，这位姓张的站长便知道了实情的原委，他说刚才窗口已经给他电话了，我们表示今晚必须要走——我们不得不拿出介绍信，说明我们的身份，表示我们是去采访的，很重要的公事不敢耽误。张站长说，这样，你再去买一张快速列车，不管哪一天，我给改签到今晚，不过，没有座位的。
我们顺利地登上了列车，在庆幸自己不被困在车站的同时，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是农民工，他只是回家看望父母，看望长久不见的妻儿……他当然拿不出相关证明摆个噱头来获取认同——张站长告诉我们，那没有办法的，不能退票，不能再改签。
大约这是我上过的最糟糕的火车了，没错，我上了车厢，基本没有地方把你的身子摆放顺当。我必须歪着身子，车厢连接处站了11个乘客，他们都是站票，车厢过道上，我数了数，17个乘客。我又想起《民族文学》叶梅先生的博文《我们的火车，为什么不能让民工兄弟坐下来？》，这趟旅程，是迄今为止，我最惊惧的梦魇，除了不时要被来回推动的餐车打搅，还得忍受肮脏，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我们的火车到底可以坐多少人呢？
没错，可以买一张卧铺，靠在柔软的床铺上，我可以打开一本书来读，我可以跟徐老师交流阅读心得——可是，我恰巧买了一张硬座，又恰巧丢失被莫名地改签了——张站长说，幸亏掉的是站票，才93块钱，要是软卧，得好几百，那损伤就大了。
十多个小时，我都在车厢来回地走，我在寻找可以让我席地而坐的空处，没有，真的没有。我在一个过道里好不容易从别人的行李中间挤进去，歪着身子打盹，迷糊中听到有人大声说话，说不制冷了，不制冷了。难怪我一头大汗，我有被炙烤着的难受，旁边厕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让我即便饥饿难当，也毫无食欲。
我被热醒来，实在不能再呆着了，我得重新寻找地方安顿，幸亏行李箱已经委托徐老师带着了——他在软卧车厢——我把行李拎过去，需要出示车票，我出示车票，列车员吼道：你这是什么票？我也怒吼：我有票的，被改签了——我怎么会这么蠢呢？说这些有用吗？
隔了一扇玻璃移门，徐老师在软卧，我在硬座，我把行李递给他，徐老师有些歉意地看看我，说，他们不让进来的。很快，玻璃门拉上，列车员在软卧车厢锁上了门。我笑着跟徐老师说，你看，两张车票，两种待遇——我是说人格上截然不同的待遇。平民跟贵族之间，只差一厘米，只差一扇玻璃门的距离。
必须坐下来，席地而坐，哪怕就蹲在一处空位都可以，可是，车厢连接处座无隙地，过道上全都站满了人，倒像个每个坐着的乘客都带了一个警卫。那种被挤搡、无奈、落魄之感，不知除了中国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国度有这样的待遇。忽然想起可以到餐车。记得有一次坐动车，温州到杭州，也买了站票，有经验的朋友告诉我，到了车上，你直接去餐车。那一次，我在餐车安静地坐了五个多小时，非常舒适。在这趟快速列车上，我似乎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穿过重重叠叠的人堆，好不夸张地说，披荆斩棘的艰苦，终于到了餐车。餐车的温度低到令人牙齿打颤——餐车不必别处，有食物，必须冷藏，被冷藏的还有乘客。我跟另外一个女子想寻个空位坐，便有一个微胖的穿白衣服的女子大着嗓门：干啥呢？
能不能坐一下，我吃面。
吃面可以，坐下不行。
这不是空着么？
空着人家都已买票了。
那能不能先坐着，人来了再让？
接下来是驱赶，不用鞭子，只要告诉你，“这是餐厅，别站在这儿。”在这节餐车里，任何一个没有坐票的乘客，会像小偷一般被人驱赶，被讥讽。实在没地方去了，只有重新去往另外的车厢寻找空地，能够坐下来的空地。一个年轻的乘务员从这节车厢走过，大约七八分钟，他又回来了，我哀求着问他，前面哪有空一点的车厢，能够在地上坐一下，站不动了。他看了我一眼，摇摇头，轻声说，没有。他走过去，又回头看了看我，大约在他的工作经历里，从没有这样的事，有个中年妇女，用这样一种口吻跟他求助，只希望他告知，从十五号车厢，到前面六号车厢，有一处可以让你坐下来，无论是地上还是水池上，还是厕所门口，只要可以坐下来。
可是没有。
重新回来，没想还是到了餐车，那个女乘务员（还是餐车服务员）舒适地坐着。因为位置比较空，她斜着身子坐在椅子上，一双脚搁在空出来的椅子上，有三四个椅子空着，可是，不属于我们这类站票的乘客。站票在中国的列车上，饱受的歧视，在这个夜晚无以复加，我不知道那么多年以来，在我没有站票经历的日子里，五年，十年，十五年里，有多少农民工是站着出门，站着回家的。
终于看到餐车跟另一节车厢间的一条狭长的过道上似乎有空的地，走过去看，发觉过道上也坐满了人，身子扭曲，过道大约一米宽（也许80公分，因为我坐下后，只能用膝盖顶住我的下巴，才能容下自己的身子。）。一个年轻男子，大约是爸爸，抱着一个孩子，三四岁样子，额头盖了一块毛巾，一会儿翻个面，一会儿又用自己的额头跟孩子的额头碰碰——大约孩子发热了。爸爸蜷曲的脚边，一个五岁左右的女孩，身子扭曲地睡着，头枕在爸爸脚上，女孩皱着眉，极度的不适让她时不时惊醒过来，想伸直身子，却被脚边的姐姐推回去。姐姐大约七岁左右，蜷曲着身子靠在车厢上，头发蓬乱，不时被往来的鞋子惊扰。我看到女孩身边有个空位，欣喜地蹲下来，问，这边没人吧。女孩的爸爸犹豫一下，似乎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女孩只是看看我，她还处在完全的睡眠之中，不知醒着还是梦里。我刚坐下眯上眼睛，便听到一个声音在斥责：你个没用的娃，怎么连个座位都看不住嘛。我眯着眼看了看，原来是女孩的妈在训斥女孩，还拿手在女孩头上敲了一下，我惊醒过来——在这列车上，这样一个肮脏的沾满的污渍的屁股大的一片空地，是多么重要，他们也许好不容易才找到可以容纳一家五口这么个地方，女孩的妈妈刚才去厕所了。我赶紧阻止妈妈训斥女孩，我说，别骂她，我起来，你坐，你坐。
我如此喋喋不休地写下这些，只想呈现事实，在这列火车上，除了我看到的这一家五口，还有一个女子，五十来岁，带着一个小男孩。我跟他们得以有一段时间的交流是因为，中途有人下车了，车厢连接处似乎空了一些，我赶紧抢了一个空地，顾不及有多少肮脏，坐下来。我看这个女子坐着，身边蜷曲着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显然睡不安稳，时不时惊醒过来，吵着要下车，“回家……回家嘛。”女子便跟着惊醒过来，嘴里应着“回家咯，是回家咯。”。看到身边多了一个我，对我艰难地笑笑，“孩子吃苦了，孩子吃苦了。”她说。
有了攀谈，女子姓苏，蚌埠人，从温州回到蚌埠。年轻的时候，她的丈夫在温州开了摩托车修理铺，二十一岁结婚，二十二岁生下儿子，丈夫便外出打工。工地、工厂、商店、轮船码头，“什么苦活粗活都干过。”苏女子从二十二岁独自在家，一直到四十五岁，儿子成家，她很少出门，年轻的时候等老公赚钱回来，现在等儿子媳妇赚钱回来。
从青春到老年，苏姓女子对此几乎没有多大怨言，在她的理解里，出去赚钱是大事，也是正当的，“我们村里不出去，是被人看不起的。”只是在他儿子结婚之后，苏女士强烈要求儿子带上媳妇一起出去，“他们夫妻出去打工，我给他们看着两个小孩，他们可以放心了。”对于留守在家的种种无奈，苏女士显得很坦然，说这没什么，“我们农民，都是这么过来的，历朝历代，农民都是要自己刨食养活自己。”让儿子带着儿媳妇出去，苏女士有自己的说法，“时代不同了，我们那个时候留在家里很正常，现在，还是让他们在一块好，女人独自在家，有很多苦说不出来。”
这次苏女士是带着孙子到温州去过暑假的，谁知老家有信来，她一个阿姨病重，得赶紧回家来看看，“反正孙子也快开学了，他在学前班。”
说到这么拥挤的火车，苏女士感叹，“他们怎么不多开一班火车，看看站票，都可以坐满一火车了。我们大人不要紧，苦了孩子……你看看，十六个小时，孩子受罪啊，孩子太受罪了。”苏女士看着陆续下车的乘客，看到那些笨重的行李被卡在车门上，她热心地帮着往外挪，“我想想老公儿子他们每次回家来都这么辛苦，都要出眼泪的。”
苏女士告诉我，他老公儿子出门从来不买卧铺，“不舍得，大部分都是硬座，没有硬座就买站票。”
苏女士从屁股底下撕了一片废报纸给我，我笑笑说你哪来的报纸，她说是刚才先下车的乘客送给她的——相对于那节冷藏的干净的餐车，这个脏乱的车厢连接处更带了一点人情味。
十一个小时的旅程，成为我的梦靥，忍着熬着终于看到天色渐明，我来到软卧车厢门口，那扇象征等级的玻璃门已经打开，没有乘务员把守。我进了车厢，在卧铺外面的一张活动椅上坐下来。徐老师应该还在睡觉，这个夜晚，他的睡眠会好吗？跟他同行的我，因为丢了票，饱受着煎熬，像那些外出的、返乡的农民兄弟一样，正经历着噩梦一般的旅程，他如何能安稳地入眠？我坐在椅子上，软卧安静，干净，散发出列车贵族的气息，跟另一节低贱的车厢只有一门之隔。我翻开随带的书，是美国作者彼得·海勒斯的《寻路中国》，有了昨晚的经历之后，我的韧性和忍耐力又到一个高度。忽然想到，那些长年奔波在路途中的农民工们，是如何被一次次磨砺到习以为常，他们在擦干汗水泪水之后，又是如何地在家人面前展露笑容的。
阜阳站在眼前，徐老师醒了，或者说他根本没有入睡，他的身体被悉心呵护，他的心跟随我们这些人饱受着煎熬。他整理行李从卧铺厢里出来，见到我，笑笑，歉意地说，昨晚没有睡吧。我也笑笑，歉意地说，还好。
拉着行李穿过软卧跟硬座之间的通道，我看到三五个乘务员，眼神疲惫，脸上写满了无奈。这一晚，他们除了凭借身上的制服，可以在狭小的工作间稍事休息之外，整个晚上，他们都穿梭在人堆里，他们穿着皮鞋，却无处下脚，只能不停招呼着：让一让哎，让一让哎。这样的日子，我很难想象留给他们的会是怎样印象，所谓的“宾至如归”，似乎不适合快速列车，他们整夜整夜被人群挤压，他们跟乘客一样被推搡。我们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饱受摧残的内心，发出春风一般的微笑，来安慰旅途中的人呢。我跟徐老师对视片刻，我们都从对方眼里读出了同情，谅解，以及有点厚颜无耻的怜悯。
第二章 我的丈夫
“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杨师傅的中餐时间
给工程监理赵师傅打电话，说我还想去采访深井降水的杨师傅，一改之前的热情，赵师傅的语气有些冷淡，“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相对于民工而言，他更关心工程质量，进度等等。
杨师傅关着门，在里边吃饭，我的贸然来访，杨师傅有些吃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指指不远处一幢楼房，“我在那上班。”这么一指，杨师傅便开了门，拉一张矮凳子给我，“是邻居。”我顺便问杨师傅，有没有参与建造那楼房，那幢被称为文化中心的大楼，杨师傅摇摇头，“那个时候我还在台州。”
杨师傅的中餐很简单，一碗咸菜青辣椒炒嫩黄豆，炒一碗菜吃两餐，一碗饭，不喝酒——50岁的杨师傅，在家时能喝一斤白酒，到外面打工，基本不喝酒，除非没有活干，会偶尔喝一点，只是，没有活干的日子，觉得钱只出不进，也没了那兴致。所以，在外五六年，杨师傅基本已经戒了酒。“回家就又喝上了。”有一年回家，买了两瓶酒带上车，因为想到可以回家了，不用再干活了，就一路喝着回家，谁知因为干活体力透支，一瓶酒下去，便神志不清了，差点误了火车，这一来，杨师傅便再也不敢在外面喝酒了。
说到喝酒，杨师傅说在家时，常常因为喝酒跟老婆闹口角，因为杨师傅喝酒不喜欢快，他喜欢慢慢地喝，一斤酒，有时候喝一个下午。一家人中午十一点开始吃饭，二十几分钟之后，家人都吃完各自干活去了，等他们傍晚回来，杨师傅还慢条斯理地在喝中午的酒，妻子便会数落几句，杨师傅心情好，随了妻子的唠叨。“出门以后，就听不到她唠叨了。”有时候，妻子边唠叨，边摘菜，给杨师傅再添一个下酒菜，“她是嘴上不饶人，心里很疼人的。”杨师傅说到这里，忽然停住筷子，“不说了，这个不能说了。”心思回到了老家宜宾，回到老家的餐桌边，一个勤劳的妻子，正在数落他，又帮他的领子翻翻整齐。
杨师傅的工作是深井降水，这个工作跟别的工种不一样，常年在地下十多米的地方，比如现在这个工程，有两层地下车库，那么杨师傅工作的地方便在更深一些的地平二十米之下。这个工程需要的井口有150来个，一个电闸箱子配三台水泵，150来个深井需要50个电闸箱子，在工程全部结束清场之前，杨师傅的工作不能停。对于这个工作，杨师傅这么解释：地下有水，开了深井之后，水便要漫上来，需要用同样数量的电动机抽水，抽出的水送到地面水沟，作为废水排到沟渠。这个工作杨师傅干了八个年头，“你说我每天要到地下去工作，打交道的都是电动机，水泵，怎么能喝酒？”杨师傅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电，不是老乡，吵一架就完事，电要是不小心，让你命都没了，电是鬼，看不见，你想摸一把，就要你的命。
跟其他工友一样，杨师傅住的是活动板房，有所区别的是，他独自一个房间——在他看起来空旷的房间，实在也不能再安下另外一张床，因为地上堆满了电动机、水泵、皮管，电闸箱子。这些东西散发出来的铁锈味，皮料味，深井的腐朽气息，杨师傅尽管闻了这么些年，每次从家到工地的开始几天，总还是接受不了，“想吐，时间长了，就没感觉了。”问是否对身体有害处，杨师傅愣了愣，“没有想过。”在杨师傅用转头废木板搭起来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只茶杯，一包红梅香烟，一只绿色打火机。床头柜的墙上，是一张照片，用不干胶黏着，孩子那时4岁，是前一年女儿女婿到台州来找工作时带过来的，杨师傅把照片粘到墙上，不是因为时时刻刻地想，而是怕带在身边被地下水浸湿了。“我们这个活计，除了跟电打交道之外，还有就是水了，照片要是碰到水，就坏了。”
杨师傅说，吃饭的时候是他最开心的时光，因为他这个工作，其实不像别的工种有规律，他的作息时间紊乱，有时深更半夜需要起来去地下查看水泵是否正常，要是其中有一个水泵停止工作了，他便要修理。所以，即便睡觉，杨师傅也不是很安心。吃饭就不一样了，本身吃饭的时间不长，不喝酒光吃饭，半个小时总够的，这半个小时里，倒不太有意外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杨师傅会打开电视机看看，大部分看娱乐节目，“不看电视剧，因为你看着看着就被抓住了，要忘了时间。”娱乐节目不一样，随开随看，没有好人没有坏人，反正就是看一个热闹。
杨师傅在一个工地住的时间一般是一年，有时候长一点也会有一年半，那些小工程就快了，半年就能拿下。在这些工地上做工，杨师傅几乎没有朋友，谈及此，杨师傅告诉我，其实别的工友也一样，都没有深交的，都是出来打工的，不知道你的身份背景，不知道你的性格脾气，都是临时搭伙的，不跟人交好，也不跟人交恶。
三年来，杨师傅没有回家，对此，很多工友不理解，有的甚至会认为他的家庭出了问题。“不是我不想回家，实在没有办法。”杨师傅跟我解释，就像在跟工友解释，工程开始后，深井里的水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那些水泵都是整年连续工作的。每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都跟工程负责人提出要回家，负责人总是让他保证，“你只要保证不跳闸，井里的水不往上冒，就回家去，这事不能问我，要问井水。”对此，杨师傅觉得很无奈，因为到了年底，工地上谁不想回家过年？你很难找到别人来替代这份工作。偶尔有那么一次，有个工友愿意帮杨师傅替代十天，要的价格却很高，杨师傅只得打消这念头。等过完春节，工程结束了，杨师傅有心要回去，却看到那些工友陆续回来了，人家干劲十足地来赚钱了，你又觉得回家是浪费了大好光阴，便又打消了这年头。这一打消，便是三年。说到回家的路途，杨师傅直摇头，“回家了就不想出来，出来了就不想回去，路上太折磨人了。”杨师傅举个例子，说有一次他回家，因为买不到坐票，三十多个小时，他在火车上，连地上都没有空地可以坐，他在自己的行李上挨着靠着，回到家就倒下来，发誓不再出门。
杨师傅的床铺是两摞砖头叠起来，上面铺了一块木工模板，大约一米五宽，放着一床一米的草席，那是因为床可以临时搭建，席子他要随身带着四处去跑的，换一个工地就要背着席子铺盖去到一个新的工地。墙上，挂着三床棉被，打着包，像部队行军被一样。床上挂着粉色的蚊帐，粉色的腈纶毯子，是女儿在台州给他买的。
杨师傅平时不太生病，因为难得有个囫囵觉，他总觉得身体很虚，一年里总会闹几次牙疼，可是杨师傅觉得这边的药太贵，吃不起。为此，每当过年时，杨师傅都会委托老乡带点药出来，家里也会早早地买了消炎药，止疼片等药品，备下了等老乡回去。有时除了带一点药过来，妻子也会委托老乡带一罐辣椒——这是很冒险的事，因为有时候老乡明明说好要来工地的，结果去了别的工地，两个工地常常相隔一个县城或者甚至在另外一个省了。药品还好，大不了年关回去时又给带回家，辣椒酱就不行了，老乡自己吃了说不过去，不吃吧，时间长了要坏掉。所以，后来家里便不敢再让老乡带吃的，对此，杨师傅有些沮丧。
杨师傅在老家有个好朋友，在家时逢年过节的会走动走动，后来各自外出打工了，天各一方的感觉，倒是很多年没见了，偶尔打打电话，在电话里感叹一番，便算是叙了旧。杨师傅说，他好几次想去看看朋友，可是因为自己的工作特殊，就像上了发条的钟，上紧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松掉，一松掉，水满起来，不光要被责备，严重的要扣钱，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一个深井降水老手，出了这样的事，也是很羞耻的。
杨师傅一年可以拿到两万多块钱，中途跟包工头要点生活费，买点米、油、菜，牙膏、肥皂等，能省就省，有的地方没处省，就在伙食上缩减开支，有时候一个月算下来，只要两百元生活费，基本就是吃点白饭加咸菜了。对此，杨师傅也很为难，因为在外打工，毕竟是出来赚钱的，你花光了钱回家，“这不是开玩笑嘛。”
工程即将结束前，大约十来天时间，杨师傅便会联系别的工地，依旧是深井降水，等这边的工程结束了，他便背上行李，被铺，去往另一个工地，中间一般不休息的。对于一个工程完工，杨师傅说，在工地做活时，对工地有感情，因为吃住都在这里了，也知道这个工程是干什么的，写字楼，商品房，医药大厦。但是，在他眼里看到的只是工程，不是成品，等他背起包裹离开时，忽然觉得这个工程已经跟自己没有关系。他也想象过，“反正就是有钱人来住，来享受，我们就算来逛逛也是不可能的。”
杨师傅夫妻感情很好，谈到妻子，杨师傅满脸的幸福，说很奇怪，以前老婆身体很好，田里地里的农活都干，从来不喊累，现在电话里总是告诉他，身体这不好，那不好，这疼那疼的，杨师傅总结道，“我不在家，她没主心骨，容易得病。”对此，杨师傅显得有些焦虑。家里总共有四亩地，种了水稻，“稻子不值钱，一块钱一斤稻谷，播种收割还得出工钱，种田种地不划算。老婆每年都说不想种，可是到了那时节，又都种点，有时候吃不完了就担出去卖。”
对于房子，杨师傅深感压力巨大，事实上，杨师傅家里有一幢房子，三开间两层楼房，1990年代造的，“现在我们村里人都去镇上买房子了，我们家还住在老房子里，总觉得你家不能干。”对此，杨师傅流露出深刻的焦灼。
在外年份长了，对家里的行情也陌生了，杨师傅举例说，他在外面抽两块钱一包的红梅烟，“家里都抽上七八十来块钱的烟了，前几日我老婆给我电话里这么说。”杨师傅为自己提前获得这个信息而开心，要是运气好，今年的工程能在年前结束的话，他就想好好回家过个年。重要的是，他将提前准备好八块钱一包的香烟，作为还乡人士，这很重要。
临走时，杨师傅的电话响起来，是老婆打来的，家里的猪出栏了，卖了2735块钱，猪头猪脚猪尾巴还有猪内脏都留着，这些都是杨师傅爱吃的。杨师傅挂了电话，脸上依旧洋溢着喜悦，说，“老婆打来的……今年年底无论如何都要回家过年去了”。看着杨师傅那张汗渍渍的脸，我不由想起工程监理赵师傅说的，“这些小民工我记不住的”。只是，我们得承认，工程监理赵师傅眼里的“小民工”，在家里，小民工杨师傅跟工程监理一样，是一家之主，天一样大。
高压线上的90后：我是泽字辈。
潜山火车站，我跟小凤买了票坐着等候检票时候的到来，跟我们座位背靠背那一排座位上，堆满了大件行李，棉被，衣服，电风扇，塑料桶，洗脸盆，最靠边的两个座位上，坐着一老一少两个男人。老者看上去六十挂零，皮肤黝黑，红亮，看上去有着扎实的体质，他手里紧紧攒着四根细竹竿。他身边，一个少年，没错，是少年，穿着黑色的短装便服，正在嗑瓜子，瓜子壳理所当然被吐到了地上。他们俩默默地坐着，偶尔抬头看看检票口上方的挂钟。
搭讪从老者开始，就在我跟小凤闲聊的时候，老者时时看着我们，又露出一些笑容来，很友好，我们也对着老者笑了笑，老者很快便接上了话头，“我听得懂你们讲话。”
老者59岁，四川宜宾乡村人，今年刚刚跟着儿子出来打工，他们从事的是架设高压线。儿子1990年出生，只是因为他个子瘦小，常常被人误解为十七八岁，小伙子17岁跟人从老家出来，架设高压线，已经六年，前年刚刚结婚，已经有了儿子，妻子在家带孩子。
交谈中，我们渐渐了解了这对父子出门谋生完全不一样的初衷。先是老者，这位父亲在家干得一手好农活，地里种了稻谷，玉米，大豆，每年都能喜获丰收。家里已经造了一幢房子，两开间两层楼房，说到这里，小伙子拿出手机，翻出一些照片给我看，照片上，一幢全新的楼房，屋檐下，挂了两盏灯笼，是春节的时候挂上去的。屋子前面是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很多植物，大部分是盆景类的，鸡冠花，牵牛花，屋子左侧是一片苞谷地，郁郁葱葱的苞谷正沐浴着阳光。
对于这幢楼房，老者很是自豪，“全都是我跟他妈从地里刨来的钱。”算起来，这幢建造于2007年的房子，花了他们老两口三十万块钱，这三十万，他们积攒了二十多年。也就是说，从1980年代，他们就开始省吃俭用，不浪费一分钱，一砖一瓦，一桶石灰，是那些一茬一茬的苞谷、大豆、稻谷换来的。老者操着浓重的宜宾方言，费力地跟我们解释造房子时，那些柱子，那些建筑材料是如何从县城一点一点运到家里来。问怎么会想到出来打工，“打工？”老者愣一愣，继而笑了，“我嘛，在家待大半辈子了，想出来看看，看看嘛。”只是为了出来看看，所以没有选择其他行业，儿子所在的公司有现成的工作，那些铁质螺丝，特种线材，都需要整理，老者做的是地面工作，他拿着钳子镊子板头，把散落在盒子里的零件拼接起来，以供应在高空作业的儿子跟其他作业者。
问老者看到的世界，是不是想象中的，老者很快摇头，“不不不，不好，我总的感觉吧，城里生活不如我们乡下，你说说，我们是宜宾，万里长江第一站，我们那里水好，空气好，路好，庄稼好。可你看看城里，路窄得这几根竹竿都不能带。”竹竿用来撑蚊帐，老者用习惯了蚊帐，在离家工作的这几个月，他从一个工地到另外一个工地，“蚊帐就像钱包一样重要。”儿子替父亲解释。
在这个公司，“老板包吃包住。”没有电视机，没有风扇，有窗户，也有蚊子，在老者看来，“住的地方一般，不及我们老家那房间，宽敞，吹来的风很清爽，这边吧，打开窗户，都是汽油味道。”对此，老者开始感叹，他觉得儿子过着这样的生活，还不如跟他回家去种地，“这个地不会亏欠你，你种瓜得瓜嘛。”父亲的提议儿子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任何意见的表现方式为完全像是没有听见，儿子依旧在看手机。老者继续感叹，“你说这生活条件，在我们家，去集市割肉，都是三斤五斤地要，这里可不，那些菜里，都见不到肉，说是有肉，都找不到，找到了吧，那味道也不香。”
小伙子继续看手机，我凑过去看，是一张婴儿照片，是他出生不久的儿子，到本月三十号，儿子就半岁了。问小伙子为什么出来打工，如果按照父亲的说法，只要勤劳，在家完全可以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小伙子一边翻照片，一边递过来给我看，“这是三个月大时拍的。”然后，小伙子就冒出一句，“在家待着无聊，没事干。”
问给儿子取了名字没，小伙子忽地露出笑来，取了，遂报出三个字来，我一下子听不明白，小伙子便在手机上输入三个字：陈东健。问什么意思？小伙子笑笑，没什么意思。这会儿才六月，问小伙子大约什么时候回家，小伙子想都没想说，年底。
真有这么忙嘛？要到年底才回家。
小伙子挺诚实的，说，不是忙，真觉得在家无聊，每天不知道干什么。
我们揶揄说，你要总不回家，儿子以后都不认识你了。
小伙子忽然陷入沉思，顿了顿，便点了点头，说，看情况吧，能早点回去就早点。
小伙子叫陈泽明，“我们那边取名字讲一个字，我是泽字辈。”说到这里，小伙子忽然补充一句，我儿子健字辈。
接下来，这对父子俩将跟着其他一些工人，奔赴合肥，在合肥一个镇上架设高压线，他们将在另外一个小镇住上三个月，然后再去阜阳。问是否知道这些高压线都把电输送到哪，老者跟小伙子都摇摇头。
检票没有开始，父亲忽然跟儿子商量，把那床棉被重新拿出来折叠一下，再装到蛇皮袋子里，因为看起来那床被子有些散漫，所以体积庞大。儿子很快响应，老者跟我们笑了笑，便站起来，两人齐心协力把蛇皮袋子里的被子腾出来，铺开在座位上，又重新折叠了一下，变成结实的长方形，然后在塞入蛇皮袋子。做完这个，老者显得轻松多了，重新坐下，手里握紧四根竹竿。
检票开始，父子俩像是作战一样，分别用肩膀，后背，手臂，扛着背着挽着这些生活必备的物件，从狭小的检票口进入，老者的庞大行李被卡住，儿子着急地回身要帮助老者，自己的行李也被卡住，这样折腾一番，才出了检票口。我们在站台上等候火车前来，在这大约三分钟时间里，老者时不时叮嘱儿子看好行李，“桶子提着，提着。”儿子重新提起刚放下的塑料桶，桶里装了毛巾，被子，一叠卫生纸，四个馒头，手套，帽子。
2013年 5月21日 晴 潜山—合肥
我跟小凤坐上了从安徽潜山开往合肥的火车，绿皮火车上的行李跟高铁跟动车组的行李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一上车，便看到行李架上塞满了袋子，各种颜色各种形状，是袋子，不是坤包，不是公文包——小凤说，我背着一个条纹蛇皮袋，夹杂在1990年的人群中，慌张、无措，满眼都是陌生。最让人揪心的是，行李太大了，所有换洗的衣服，一床棉被总是被前后推搡——她对此太熟悉了。现在，她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一双白净的手，看不到来路。
列车启动不久，我们便沉浸在前几天的采访中，开始小结，那位孤独的老太太，三个儿子都在外面，一千平米的三个空房子，只住着83岁高龄的她，只有门前一只掉了牙齿的猫陪伴。我们猜测，如果这只猫提前离去，那老太太是否也撑不到儿子们回来的一天，或者，她现在存在的意义便是哪一天死在家里，她的三个儿子才会匆匆回来，料理后事——是身后事。活着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
我跟小凤试图找出农村农民生活艰辛的根源，当然无果，我说采访那么多留守妇女老人孩子，看到了乡村生活的另一面。她提醒我，当下中国文学作品中描写的农人，大多呈现生存，生死，很少触及精神领域。她说，“是的，她们十分艰辛，可是，即便铁证如山，也不能只是呈现，我希望你能写出跟别的文学作品不一样的精神气质的东西。”
话题的深入让我们深感沉重，我们甚至回忆起这几天被我们打搅的老太太，每天我们笑眯眯地喊她阿姨，她也笑眯眯地烧饭给我们吃——她的儿女们都在外面，她有满腹的心事，可是无处诉说。经年累月的沉默，使她养成了沉稳的情绪，我们的喜怒哀乐在她看来，都是很轻的。她笃信佛祖，虽然她说不出许多道理，她只是虔诚地带我们去见那位江西过来的师傅。在打搅了许多天之后，天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的一走了之会不会让她曾经平静的生活有一些凌乱。或者说，她刚开始习惯了两个年轻女子的音容笑貌，而她们却要走了。她会不会在黑暗中回到房间，检查我们曾经睡过的床，看看是否有东西落下，如果真有什么忘记拿走了。哪怕是一张过期的电影票，她都会替我们担心——在马不停蹄的采访中，我们同样马不停蹄地在打破村庄的平静。
对此，我们内心不安，不再说话，各自看着车里车外，车厢似乎也跟着安静下来，我们处于迷糊之中。然后，他们来了——我们被一阵紧促的声音惊醒，几个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从前面车厢过来，一女两男，“查票了，把票拿出来，检查。”这样的查票我已经多年未见，我不太坐车，即便外出，选择的大都是动车组。“只有在绿皮火车上才有这样的待遇。”小凤说，我们准备好车票，事实上，乘务员并没有来查看我跟小凤的票据，她们轻而易举地判断出我们两个不是那种要逃票的女子，只听见女乘务员急促的对其中一个男乘务员说，“快，你去厕所，这里我来，厕所，餐厅，快。”这是中国式的查票，看得我目瞪口呆。假定。
——中国式的查票，只针对弱者。
“这帮家伙已经没有机会伤害我了。”小凤说，说这话时，她显然在感同身受，她深切同情那些被无端怀疑的奔波之人，他们为了生存颠沛流离，在路上寻找出路，他们却要无端遭受各种各样各个层次的轻慢。
小凤的善良有时表现得很尖锐，她常常一眼看透了现象背后的东西。比如，在火车上，查票结束之后，乘务员开始为大众提供服务，她拿着扫把和簸箕来清扫车厢里的垃圾，“你说高铁跟动车组有这样的垃圾吗？”
此刻的乘务员忽然变成一个弓身为大众服务的角色，她拿着扫把弯腰，从座椅底下拨拉瓜子壳，满座位的瓜子壳。乘务员一边清扫，乘客一边还在往车厢丢，乘务员有些恼怒地看着嗑瓜子者，他们理所当然地视而不见，双方角色迅速互换，被服务者有太多理由挑剔了，“你扫把碰到我鞋子了，你怎么扫地的咯。”“别动台子上的东西，我们还要吃。”
服务，服务就得低声下气么？而在他们认为，这些服务包含在那张票据之中，有足够的理由指责“服务员”的不周全。
“你说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会有好心情吗？”小凤替乘务员担忧，没有好心情，而我一直没有心情想这些，我还沉浸在那对父子的行李里，肩负着如此笨拙的行李，他们何曾有时间关注心情？
两个电焊工：他们来自夏邑乡村
（日，气温41度，富春江畔，地面温度77度。工地地面泥灰十公分，温度50度。人工降雨没有让雨滴降落。活动板房的面板上依旧烫手。）
李祥，男，31岁，河南商丘夏邑乡村来此。17岁离家打工，第一次是在台州一个小工厂做工，包装工，三个月就被升为组长。2005年金融危机，老板情况不好，虽然没有少工资，他觉得没有多少前途，便决定离开。老板三兄弟，一起请他吃饭，挽留他，他还是要走。
现在也不后悔，因为“没有一个人看得到未来。”忙碌的时候不打电话回去，解暑的方式是不停地喝啤酒，或者直接扒了上衣躺在活动板房的地板上，有时对着连体空调机冷风口站立，七八分钟后，身体便被吹凉了，就出门，他跟小舅子同是电焊工，电焊工跟别的工种有区别，一般是计件，也就是包工，一个工地，几个桩子，每个桩子需要多少个钢筋架子，每个钢筋架子需要多少钢筋，按照米数算。像现在这个工地，小李跟他小舅子每人能分到三千多块钱。
小李老婆26岁，在老家带孩子，两个孩子，儿子七岁，女儿五岁。这个工地做完后，就去别的工地。问去哪儿，小李想了想，摇头说，忘了，“要坐十多块钱的车票。”小李不爱记地名，因为跟自己没有关系，从这个工地到那个工地，没有多大区别，作为城市来说，小李唯一记得跟在意的是气候，下雨天不能出去干活，一天时间就会浪费，只要不下雨，即便再热，都可以忍受。因为变换太多地方，根本记不住，“除非在这里打过架。”小李笑笑说。小李全身都是汗，水一样掉落，可他还不能休息，工程赶进度，赶的是他们电焊工。午
休时，他很兴奋，莫名地，跟我们说了很多，大部分内容都是他以往的工作经历。也谈他想家，说家里村子里都不太有人了，有时候想回去住几天，想想没意思，就又出来了，因为村里太冷清了。我因为刚好联系了河南几个乡村走访，便要求去小李家看看，小李显得有些为难，主要是因为“实在太远了，交通很不方便，其中有六里路是没有车的。”
小李也抽烟，红塔山，一天一包，“抽根烟解解乏。”实在太疲惫了，小李便会突然放下伙计，走进活动板房，扒掉上衣，卷起铺在地上的席子，直接躺在地上。穿着迷彩服的小李，英俊，帅气，看上去很像是新兵训练。墙角的一只旅行箱跟了他13年，还有一支钢笔。日，花了十多元，在浙江临海买的，用来记录什么，画画写写。因为是小工地，加上正式的工程队还没有进场，烧饭什么的都要靠他们几个轮流。啤酒、矿泉水都是自己出钱买的，“干活喝这个水不行，没有劲，不解渴。”小李自己带了点茶叶。板蓝根，两副墨镜，戴起来挺酷的，被要求再戴一次时，小李没有答应，说不好看。不一会，小李翻出一罐牙签，递给我一根，这些都是小李热爱生活的痕迹。
后来我又去工地，蹭了他们一餐中饭，小来写下他家的住址，答应我到他家去看看。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去夏邑乡村，给小李去电话，小李在电话里犹豫了，说，还是不要去了吧，我们那边路不好，在修路。
胖小李，26岁，腼腆羞涩的模样，1米83的个子，看起来有些胖胖的，他喊小李姐夫，妻子在天津开一家化妆品店，“他有钱，老婆开店了，还出来打工，真是不会享受。”一边的民工兄弟说。小李大部分时间在手机上，打游戏，看新闻，跟老婆微信，很安静，却也很忙。他总是斜靠在地上，他跟姐夫睡在一张席子上，席子大约1米5左右，他的大个子躺上去，基本把姐夫挤在外面。作为姐夫，总要让小舅子睡在里面，呵护的味道。
躺在地上的编织袋里，是冬衣，袋子外面写着一个“李”字。胖小李在凉亭边沿阴凉处抽烟，老婆微信说“太热了就早点下班。”胖小李微微笑着没有回复。我问怎么不回，他笑了，我非要他回一下，他便对着手机说，“太热，受不了，早点下班了。”
吃饭的时候，午饭时，胖小李招呼我跟他们一起吃饭，很客气，他按自己的胃口替我盛了饭，最大的一只碗，满满的饭冒了尖。午休时，胖小李呼呼睡了，不管工友们大声说话，他都安然入睡——他太累了。时不时被吵醒，然后看看我们，看到我时，他显得不好意思。他是个沉默的年轻人，默默承受着，别离，颠簸，艰难，他什么都不说，他只微微笑着。
从夏邑乡村回来，我给李祥去电话，李祥说他已经不在江边工地了，现在在台州，还是做电焊，问到胖小李，说去天津他老婆那去了——过段时间还会回来，“要赚钱嘛，总得回来。”李祥说。
日 阵雨 夏邑乡村
我原来打算到小李他们家乡去看看，临走，小李却变了卦，说，还是不去了吧。但我还是去了夏邑，只是没有到小李说的那个村子，虽然我所在的这个叫郭庄的村子跟小李家只有一小时的车程，我还是不敢贸然去打搅。我在另外一个宽阔的村庄住下来，第三天，我打算去镇上走走看看，据说那边有很多教堂，规模比这个村子里的还大，整个镇子里的人，都会赶过去聚会，每日下午两点，会有人说道。路过小郑家门口，看到一只母羊跟小羊站在一起，母羊替小羊舔身子，尾巴，眼睛，小羊白色跟浅棕色相间，白的纯粹，棕色也很地道。“像天使。”小时候，我也养过三四只羊，那时养羊的目的只有一个，等到羊儿长大了，卖给人家，换钱用到家里的开销。母亲有时也会挤出几块钱来，给我们姐妹几个添置一件夏衣。我对羊总是怀抱歉疚，小时候我恨它们牵制了我的生活，中午放学回来，母亲必定要我们先把羊儿牵出去找到一处草地，把拴羊的绳子固定在一株小树或者一个废弃的木头墩子上后，我们才能回家吃饭。我记得很多次，牵它们去寻找草地的时候，因为极度憎恨它们，我会拿脚踢它们的肚子——我饥肠辘辘，幼小的我不体会它们，隔了一个夜晚，它们也饥肠辘辘。而我却在踢它们的肚子。
见到这对母子，我心里隐藏的不安逐渐显露出来，隔了三十多年，我才有机会对着两只羊从内心说一句，对不起。我给它们拍照，它们懵懂不知，我试图抱起小羊，小羊开始惊恐着有些挣扎，很快安静下来——这时，出来一个女子，胖胖的体型，怀里的孩子大约五岁模样。
我们交谈起来，她姓郑，这两只羊是她家的——事实上，我那天到达这个村子的时候，便已经看到有一个女子在家门口看着我，我甚至听到她说了一句，“看着像是南方人。”小郑今年26岁，有两个孩子，大女儿留在湖北山里婆婆家里，她带着小儿子回到娘家来住。“等儿子上学了，我再出去。”
小郑婆家在湖北大山里面，小郑在深圳打工的时候两人认识，后来决定结婚。“我不同意，眼泪都哭干了哇。”小郑母亲47岁，身子壮实，她一个人在家带了三个孩子，两个孙子，一个外甥。直到今天，小郑母亲依然无法谅解女儿远嫁湖北，“那山高路远的，我要见一面都难。”说到这里，小郑母亲难受地背过身去。
也许正因为如此，小郑留守在家的两年里，路远迢迢从湖北乡村，来到河南乡村，跟母亲住在一起。“趁现在跟妈妈多待一点时间，以后出去打工了，要见面就很困难了。”说这话时，小郑一直留意母亲的脸色，不知道这样的告白小郑之前有没有跟母亲说过，母亲在听了这话之后，先是有些惊讶，接着嘴角牵了牵，算是应允了，母女俩便又拉起了家常。
问到之前是否想过会远嫁湖北，小郑好不避讳，“不要说之前，现在想起来，都觉得不像真的，怎么会嫁到那个地方去。”事实上，这似乎不涉及地域概念，“当初出去打工的时候，是想给家里赚点钱回来，等赚到钱，家里起了房子，我也到了出嫁的年龄，反正父母养我这么大，总想着给他们留点钱。”事与愿违，小郑在外打工的时候，因为早早地谈了恋爱，从原先的工厂宿舍，搬了出来，跟同在厂里打工的男朋友住到了一起，虽然那个房间其实用处不大，“只有到了休息天才过去住，平时厂里要加班什么的，也没时间去那边。”用处不大，但还是需要，年轻的身体需要适时安慰。很快，小郑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便要回家结婚，“我第一个女儿是在深圳生的。”当小郑怀抱女儿跟着新婚丈夫第一次回到湖北婆家时，“心都凉了，都是山，全都是山，一条路弯到这里弯到那里。”
站在丈夫家门口，小郑说她流泪了，不知是懊悔还是别的，总之觉得这不是她要的生活，她出去打工，原想着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或者更宽泛一点说，是改变自己在乡村的生活。然而，兜兜转转之后，居然丢弃了广袤的平原，来到在她看来狭窄的山间，“恨不得马上就走。”小郑跟丈夫在家住的时间很短，正因为这样，她对婆家几乎没有多少感情。如果有过什么，那也只是因为她的两个孩子身上流着湖北人的血。
对于年轻人的生活，或者说对于未来生活，小郑有自己的想法，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读书，“我们那个时候，读书好像无所谓的，不想读了，家里也不管。”说这话时，小郑看了眼母亲，母亲不答腔。我们默默地在他们家客厅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出发去了小镇。
闷热的天终于开了口子，暴雨如注，从高大的杨树丛间那天泥泞的村道回大叔家，电闪雷鸣，想找个地方躲雨，路的一侧有一排低矮的水泥房子，我们直接冲了进去。我们对着屋子的主人歉意地笑笑：老伯，我们避雨。老人毫无表情地看我们，或者根本就没有看我们。我们尴尬地站着。尽管整个屋子看起来很小，大约五十来平米，建筑风格依旧保留了中原那种形状，院门，院子，一侧的小披屋，进去便是堂前。
老人正蹲在地上，颤抖的双手在拣拾牛奶盒子，饮料罐子，还有零碎的硬纸片——中原少雨，之前这些东西堆在院子里，露着天。这是一场突然而至的大雨，老人看了看我们，没有任何表情，继续专注地拣着这些东西。他所有的动作都极其缓慢，等收拾完这些，抬起头来，似乎是刚看到我们，稍稍愣了下，便要出门。我们不好意思再打搅，也出了门，老人没有打伞，也没有戴斗笠，只是往门外走，我们跟老人说，下雨了，打着雷，不安全，不要出门，有什么东西在外面，我们帮你去拿。
老人完全不理会——他根本听不见我们的说话，种种迹象表明，老人的耳朵聋了。我们开始奔跑，老人在我们身后缓慢地走着，我们忽又停下，打着手势告诉老人，外面很危险。老人顾自走着，忽然指指前面，“有裤子晒那，收回来。”我们这才发现大约三四十米外的路边，两棵杨树树干上绑了一根晾衣绳，晾衣绳上，两条看不清颜色的似乎黑色似乎青色的裤子，在夏日暴雨之下，风雨飘摇着。
徐老师快速往前跑去，我知道他替老人去收裤子，会意之下，我跟老人说，咱们回屋吧，他去帮你收裤子了。可是老人忽然很焦灼地往前快步走着，因为年岁已大，他步履不稳，有些摇晃，我担心他一头栽倒在地，跟在他身边，拉着老人的手臂，老伯，别走了，他会帮你收回来的。
雷声、雨声、闪电劈面下来，素来怕打雷的我，禁不住惊慌起来，老人径直往前走，我从他有力地甩开我的搀扶中体会到了不安不信任，他往前走着，“裤子，裤子。”徐老师奔跑过来，把裤子递给老人，老人接过裤子，依旧缓慢地往回走，走回那个堆满了废旧物品的屋子。
开始奔跑，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道路更加泥泞，我们一路跑回村里，鞋子早已经沾满了泥浆，裤管上，后背，都是泥浆。前面就是小郑家，我们不假思索冲了进去。小郑家院子里，已经积起了浑浊的水，屋檐上冲下来积聚起来的水，落到院子里的水洼，哗哗哗地响。因为身上已经被淋湿，尽管是夏天，在中原这个山村，气候并不炎热，我们都感到有些寒意，尤其是我，禁不住打了个寒颤。我们对着屋子喊，希望小郑出来，热情地迎接我们入内，然后像上午一样，坐在他们家的堂前，拉拉家常。
只出来了两个光身子的男孩，大约刚洗了澡，头发湿淋淋的，见到我们俩站在院门边躲雨，便朝屋里喊。小郑从屋门出来，看到我们，面无表情地问一句，你们上午去哪了？
我们回答去了镇上，小郑便再也不说什么，刚才那一句寒暄，只是寒暄，再也没有下文。直到她母亲看到我们，招呼我们进了屋子，招呼我们坐下来，自己拿了一瓶紫药水在涂膝盖——膝盖破了，刚才他们几个都在地里，下了大雨，在赶回家的路上，小郑母亲的电瓶车翻了一下，包括她孙子的膝盖，也破了一点皮。
回到大叔家，我跟徐老师一直在讨论，为什么小郑的态度如此冰冷，跟上午对待我们的热情判若两人。谁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没有义务一定要对两个突然闯进她们生活打乱她们心绪的陌生人热情似火——她后悔了，她后悔嫁到那边去了，“她心烦，那都是山，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小郑母亲似乎在解释小郑的冷漠。
台江男子：工作难找到实在太饿了。
原定再住一晚，去一户办丧事的人家看看，那里有很多习俗是我未曾见过的，却实在因为内心无端藏了一个心魔，不敢久留，打算坐下午两点的车回贵阳——因为白天时，听到几个妇女在议论谁家打死了一条蛇，谁家的门口躺着一条蛇，谁家的变成了一条蛇躺在家里床上，我素来怕蛇，便一门心思想象晚上会有一条粗壮的蛇来关顾我的眠床。
马培贵是我2011年去养龙司乡采访时认识的，那一次，我跟另外一位制片人入住在她的农家乐，她热情，活泼，不拘谨，跟我们很谈得来。得知我要到贵阳，马培贵竭力挽留我在她家具店再住一晚，见我坚持要走，也只得依了我，她搬了个梯子，架到卧室，说是卧室，其实是厨房，睡床，灶台，水池，冰箱，饭桌，等所有生活必须的用品，都集中在这个被称作房间的屋子。我整理好行李，走进去，看到她正从梯子上下来，手里提了一刀厚重的熏肉，二十公分宽，四十公分长的样子，焦黄的颜色，油乎乎的。见我进去，马培贵伸手递下来，我接着，只觉得手中一沉，问她不年不节的，拿这么大一块熏肉做什么用。马培贵说，包了给你带回家去吃。
事实上我的饮食比较清淡，素食为主，偶尔吃一点肉类，内心总是充满了歉意，我跟马培贵解释我不太出肉类，家人跟着我，饮食也改成了很清淡。马培贵哪里肯依，只是专心致志地把这块庞大的熏肉拿报纸包起来，又费劲地塞进一只帆布包，帆布包是我带给她的，作料上乘，印上了我生活着的这个城市标识，我笑着说，做个纪念。
马培贵装好袋子后，又背上背篓出了门，问她上哪，不让我管，只让我待在家。等她走出很长一段路，我赶紧提上沉重的帆布袋子，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当然领了她的好意，只是我就算是食肉动物，也绝不会贪恋这块她家准备过年吃的熏肉。
油辣椒，蒜泥辣酱，干辣椒，马培贵有些歉意地告诉我，她家只有这些东西，地里种的，她希望我带上尝尝。这三罐四罐辣椒，我再也不好意思拒绝，便接受了，同时也表示了隆重的感谢。
车一来，马培贵开始寻找那块大型熏肉，为了避免她担心，我坦白藏起来了，等我上了车再告诉她——在等待大巴车到来的二十多分钟里，马培贵始终在寻找那只帆布包，她真心实意请我带上那快熏肉。我装作有些恼怒地抱怨，我要离开幸福村了，不好好陪我说说话，还东找西找的，真不得劲。马培贵听我这么一说，才算安静下来，不到一分钟，又想起那块肉了，说那肉是如何烹制的，为了让她安心，我拉着她坐下来，请她介绍熏肉的制作过程。
把肉跟玉米棒子煮在一起，放辣椒，茴香，煮熟之后在锅里焖一个晚上，第二天捞出来，再慢慢地熏烤——谢天谢地，车终于来了。我拎起行李箱上了车，只见马培贵还在四处翻找，那熏肉，去哪个球了，那熏肉……
上了车，找个空位坐下，跟车上一位男子攀谈，确切地说，是男子主动跟我搭讪，问我去贵阳还是去外地，我顺势说去外地。
打工去嘛。
你们女的工作好找，男的麻烦。
男的怎么难找了？
粗活倒有得做，别的，就不就看运气了。
你心里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没想去，出去再说。
男子约摸三十挂零，脸上还有一些细小的雀斑。
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大约他也像我一样，完全无心，对于我一口普通话，也不质疑，只是把我当做贵州人了，也没问我是哪个县哪个镇哪个寨子的。到了车站，我们甚至连一句再见都没有说，放佛从未有过交流，疲惫地拿上各自的行李，下车，各自往各自认定的方向朝前走。
入住贵阳市区的浙江大酒店，因为之前在此住过，感觉不错，作为远离家乡的我，看到浙江两个字，有着天然的亲切。被告知没有房间了，我顺嘴说，我路远迢迢从浙江来……因为有了浙江身份证，不但给我安排了房间，并且享受酒店最低折扣。
安顿之后，我想找个地方吃一餐米饭，在贵阳乡间，辣粉，面条，馒头成为我这八天里的主食，我想念米饭犹如想念亲人。出去小巷寻找，记得三年前曾经在一个弄堂里的宁波餐馆吃过，这次来，却再也找不见。买了一袋子桃子，卖桃子的妇女说，她这个桃子是本地桃园种的，眼见着这些桃子，个个面目干净，饱满，有着旺盛的生命。边走边盘算晚餐如何解决，或者吃两个桃子填饱肚子，或者回酒店炒个包心菜，正想着这事，却见前面一个台阶前，围了一些人，三三两两地又散开去，又有人往前，驻足。
就在台阶上，坐着一个男子，体型壮实，肩膀宽阔，低着头，手里一只塑料袋，装了什么杂物，脚边一只双肩书包，看上去颠簸了有些时日。再看男子面前，拿石子写的三排字艰难地显露在夜色之中，这时，暮色刚刚四合，地面上的字依稀看得见。
工作难找到实在太饿了
请求好心人给3元钱买点吃的，或者给我100元车费，贵州—台江。谢谢
脚边还有一张身份证仰面放着，1978年出生，张某某。
我找出一些钢镚塞给他，他低着头，我不得不喊了他，张先生，我身边只有一点点零钱了，你先拿着，去买点吃的。他艰难地抬起头来，十分羞愧的神色，伸出手接住了我递过去的零钱，我又抓了两个桃子递给他，他说谢谢。
我迅速离开台阶，内心里，我想去酒店拿100元钱来，在我有限的地理知识里，我不知道贵阳到台江需要多少车票。但是，我坚信，写在地上的这个数字“100元”，一定是他算了又算，或者车票只要85元，可是他从贵阳到达凯里后，需要吃点东西，或者，他还想给妻儿买一点县城的小吃带回来，以表示他在外面并不是很差——有关坐在台阶上的一幕今生可以忽略不提，只在心里想起……
到房间，我拿了一张百元钞票又出了门——我居然只拿了一张一百元——当我急匆匆赶到刚才那个地方时，只是空落落的台阶。小伙子不见了，只有来来往往的人，脚步踩在地上，台江男人用石子写下的字，踩淡了，很难再辨认出来。我拿相机拍了几张，过往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他们不知道一个中年妇女对着空荡荡地面拍什么，是的，那一时刻的那些人都已经离开，谁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只是匆忙路过的人，这些人里，或许有正在寻找工作的，或许有已经找到工作的，可以买一碗3块钱的粉，聊以充饥。
我想起马培贵跟我说，她大姐夫二姐夫都曾经在外面打工，“打工很苦的。”马培贵所以在小镇上开个家具店，也是为了不让自家男人外出去“吃苦。”她一定不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男人，“工作难找到实在太饿了……”无端又想起白天同车到贵阳的那个男子，他说，女人出去找工作容易点，男人就难了……
晚上，整理行走笔记，我忽然意识到，在我貌似热情的，善良的，乐于助人的背后，或多或少地隐藏了一些不主动。比如，在我离开台江小伙子时，为什么不告诉他，让他在原地等我，我去取钱过来。比如，在我拿钱时，为什么不多带上一点，可以让他在路途中不再慌张，可以吃一碗他家乡的扎扎实实的米饭，而不是3元钱的粉。
煤矿小全：受伤了不告诉家里
在永城，有很多煤矿，徐老师联系了很多朋友，都说不方便，主要是怕一些暗访记者，明里说只是看看，隔一天便有很多“内幕”被爆，这让矿主很头疼。因为我特别想去煤矿看看，那边有很多河南之外的矿工，四川，江西，湖南，贵州，他们远离家人，在地下六百米处工作。如果方便，我想穿上特制的矿工工装去地下看看，如果他们愿意，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在地下过一天，吃从地面送下来的中餐，跟他们一起戴上矿工帽，靠在黑色的矿壁上休息，要是允许，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点一根烟。徐老师见我心切，好不容易找了哥哥的发小罗大哥，罗大哥在煤矿工作二十多年，是老矿工了，得知我要采访，他找了一个同事小全，小全曾经在井下工作，现在跟罗大哥一起，在这个监控室工作，他答应接受我们的采访。
“暖气拉近城乡距离”，路边的墙上，刷着一些标语，读着有趣。下着大雨，中途因为岔路太多，徐老师驾驶着借来的车，开错路来到了前门，“前门根本不让进。”，辗转绕了大约六七里才算在幽暗的路灯下看到罗大哥工作的监控室。粗壮的排气管从夜色中延伸过来，在院子里盘绕后又延伸出去了，这个庞大的机械运作着，发出隆隆的声音。
小全有着扎壮的身子，一米八二，穿一套居家服装，坐在一张凌乱的单人床上，他显得有些羞涩，只是微微地笑着，我看到靠床的墙上，挂着一件细格子短袖衬衫，干净，整洁，我猜测是不是小全外出时的装束，小全笑笑说，是同事的。
我们一边吃饭，喝酒，一边闲聊，才发现罗大哥居然是佛教信徒，皈依三年了，素食者，他吃得很少，不喝酒，总是微笑着，满眼里都是对徐老师的关切——徐老师比他小。说着说着，我们得知罗大哥在修炼，会一套八卦拳，在我们的撺掇下，罗大哥索性给我们表演了一套，只听得呼呼地生起了一阵风——真是神奇，只见他双手来无踪去无影，身轻如燕，脚蹬在地上却又似乎有千斤重，我们都看呆了，有心想拍下这曼妙的一刻，细看却发觉只是一个身影，有着强烈的速度感。罗大哥动作完毕，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平息了下来。
小全一直微笑着看罗大哥的拳术，满脸是敬佩，也神往，说自己做不到素食，然后便扯到小全外出打工的事。
小全很早就出去打工了，“除了赚钱，也想去见见世面。”去过山东，上海，陕西，做的都是电焊工，因为这是一门技术，需要学，虽然难学，但是只要学会了，还是有市场，因此，就寻找工作而言，小全相对而言比较顺利。结婚前后，小全都有外出打工的经历，算起来，总共延续的时间有十几年，只是真正在外面的时间不多，“想家了就回来了。”最难的是想家，有一次，在脚手架上干活，心里惦记家里，也不知怎么回事，就掉了下来，摔伤了。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依旧跟妻子通电话，只是不说受伤的事，妻子问怎么声音不对劲，小全忍了忍，告诉妻子，今天累了。妻子叮嘱早点休息，主意身体，吃好的，别亏待自己……说到这里，小全停下了筷子，有些难过，尽管过去很多年了，每次想起来，都觉得难过。
问小全外出打工的那些日子，是否哭过，小全倒笑起来，“不哭，不哭，男人不可以随便哭。”但是想哭的感觉却还是有的，有时候坐车去外面，车开到半路就有点后悔了，因为车上实在太闷了，连续二十多个小时，虽然可以躺下来，可是车厢里那味道，“简直可以把人给熏死。”有时这样那样地想，便会想出问题来，比如，人活着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并且，永远不能跟人提起，小全说，有时就告诉自己不要多想，想多了就要生病。“压一压就下去了。”小全说，他有几次跟人吃宵夜，喝酒，忽然又想起这个问题来，怕再往下想，心里难受，身边工友们都很开心，都在嚷嚷着，快乐的样子，小全却越看越难过，又说不出难过在哪里。他很想很工友分享这种难过，却不知道跟谁说，为了压制这个想法，他拿起杯子，直接把酒泼到自己脸上，“那酒是冰的，给惊了一下，就醒了。”然后，小全便觉得自己跟得上工友们的节拍，疯闹了半宿，回去睡了一觉，什么都不想了，“我很高兴回到这个样子，总之想多了不好，这做人，又不能全你想的做，很多事实现不了。”在外打工那些日子，小全也跟着工友去过“理发店”。说到理发店，我们几个都心领神会，小全开恢复了那种羞涩，说他们几个确实去过理发店，“有一次在山东一个小店，碰见了那女的是我们老乡，就多说了几句，但没那想法。”
是不是有那想法，那想法是对还是错，似乎不是个问题，小全说，其实在外面，不太有时间去想那事，你说我们整体埋头干活，回到屋子累得都要垮了，还想那事，那得有多大的精力。然后小全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他们的一个老乡去“那个地方”，跟着老板一起去的，结果被公安逮着了，“要罚款，虽然是老板掏钱，但大家都知道这事了，总不好意思的嘛。”当然，对于这种事，男人之间有充分的默契，小全笑着说，不管在外面出了多大的丑，只要一回到家，都不跟村子里人说，只在外面大家开开玩笑，反正就是不会让老婆知道这事儿。
“你说这事要让老婆知道了，有什么好处，信你的还好，不信你的，还以为你也在外面胡来。”小全总结道。
外出打工的那些年，永城已经有了很多煤矿，大的小的，星罗棋布，“那时候都不想到煤矿干，危险，拿命换钱的事，在我们当地都没人做。”后来，永城入驻了一些大的煤矿，管理很严，都是科学挖煤了。慢慢的，小全便不想去外地打工，有一年在山东，家人给他电话，说煤矿要招工，让他回来。小全去应聘，笔试面试都过了，正式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第一次下矿井，“也没别的想法，就是有点好奇，紧张，不知道会碰到什么。”小全在矿井做的是炮工，跟另外几个同事一起，在指定的地方安放炸药，引爆，这个活儿有危险，但是，只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完成，是不会有事的。不过，毕竟是在地下六百米做事，又是煤矿，危险还是依然存在，小全的右小腿前侧，有个明显的疤痕，是一次在井下工作时，一根钢管倒下来，正好压到小全的小腿，骨折了。
在井下工作对身体有很多要求，像小全这样受过伤的，便算是结束了井下作业生涯，说到这点，小全还记得那次来应聘，招工启事上没有写明，不过在体检时，还是有要求的，让小全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点：有纹身的不招。
现在，小全跟罗大哥等几个同事，一起守候在这个瓦斯监控室，他们的工作很轻松，但责任重大，在里屋的一台仪器上，很多数据，表明井下各点的瓦斯浓度，每隔一个小时不等，需要把仪器上显示的数据抄下来，输送到总监控室，由总监控室来掌控。
就在跟我们闲聊的几个小时里，小全跟罗大哥还是不忘了隔一会站起来，去里间看看仪器，又看看墙上的钟，这成为他们的工作，也是习惯，是习惯了的习惯。这份工作收入不高，每个月大约能拿到两千块左右，“工资多少不论了，主要是可以在家里，不用再出门了。”又把话拉回来，“其实有时候还是想去外面看看的。”
从煤矿回来，同行的徐老师忽然“心里有悸动，想写诗了。”在昏暗的床头灯下，他在写诗。
在永城芒果要变成一朵黄色的花
在霓红灯下，活色生香
为什么我要看见另一个永城
夜雨中的永城
比黑夜还要漆黑的永城
看见六道被监控或需要批复的门背后
比煤还黑的黑
看见一个农民的儿子出身的公务人员
在验证我们的身份之后
一边忙于父亲的病情，一边为我们联系下矿
一次次地拒绝之后
只得求靠一个归铱的瓦斯监控者
然后像偷窃一般秘密抵达
在这样浮世的永城
其实应该把漆黑全部忘记
然后在永城乡下一个叫书案的小集镇
把高低起伏的公路两旁青色的杨树
想象成一个月后金色的白桦林
把集镇的十字路口那匹待杀的年轻公马
想像成一匹伊犁草原上自由奔跑的野马
把一个打着牌对生活迷茫的农村青年
想像成过着喂马劈柴周游世界的乡村诗人
可是，一切都不是
伪装的永城，你是夜店吧台上的一粒苦杏仁
需要敲碎或者痛击
才能把硬壳脱下
露出苦，那种麻木的苦
可我无力把你掰开
我能做的是“因为，索衣”的时装店里
买一件纯白的外衣
给我受伤的肋骨
为我沉重的肉身
和漆黑的爱情
找到那么一点点希望
于永城永兴路中段芒果酒店203房间。
建筑工地：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日，周六，气温41度，富春江畔某工地。地面温度77度。工地地面泥灰十公分，温度50来度。）
去江边工地，完全不在我的计划之内，我曾经委托劳动部门工作的朋友，在夏季建筑工地大检查时带上我，在采访了诸多留守妇女之后，我尤其想去工地看看，看看那些妇女嘴里告诉我的丈夫们，如何在搅拌机旁不言不语，默默地挥洒汗水。可惜的是，总是不凑巧，朋友说要推迟检查，隔一段时间又说有一些已经检查完了。
我决定自己寻找合适的工地，说合适主要是交通方面，我不会开车，对于此类采访，我骨子里也不想麻烦别人。这天，我坐大巴车去办公室整理前段时间的访谈笔记。在车上，赵师傅跟我搭讪了一句，大意是写书什么的。我似乎从来没有在车上宣扬自己的身份，我只是在文联上班的工作人员——大约赵师傅是由此判断出了我应该是一个码字的人。于是谈到工地，赵师傅是某个大工程的监理，我临时决定跟着赵师傅去工地看看。
工地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直线距离大约三百米，赵师傅引荐我到活动板房的职工宿舍，在钢架楼梯上，两个妇女坐在棚子底下，一个在打毛衣，一个端着小男孩在把尿。往里走，两边两排门，偶有一个小孩的吵闹声传出来，再往里走，看到一个十二三岁大的男孩，昏昏地靠在门上，一双脚朝门外搁着，问怎么不睡在里边，里面睡着的女子起身，大约是母亲，说空调坏了，打了电话说会来修的，两天了还不来修——时值本地历史上最高温，男孩显然被热气熏得不能入睡，看他疲惫的样子就知道。下楼，赵师傅正跟楼下一间屋子里的工友在说话，我进去时，他们正谈到谁谁谁三年没有回家了，这个人倒是可以采访一下的。便到隔壁房间敲门，没有回音，工友说，上班去了，在地下，深井降水，地下十五米左右。
在门口等了两三分钟，赵师傅要去工地，我便跟着去了。便结识了从榕江来的三个男人。
我到工地的时候，老杨正在一个棚子里操纵打桩机，他穿着一件青灰色的衬衫，裤管挽得高高的。大约十一点左右，老杨开始张罗着烧饭。这个工地刚刚开始，目前在工地的有三个工种，电焊工，打桩工，铲车工。老杨跟另外两个老乡做的是打桩的活计，因为工地还不是正式开始，工程队没有安排专门的食堂，也没有专人烧。，这三个工种总共六个人，就看谁手头的活计松一点，谁便去做饭。没有人会说不好吃，因为谁说了，那人就不愿意再烧，那么便要饿肚子，同样的出生跟遭遇，让他们在实际利益面前保持适当的妥协。
洗菜，淘米，在桌子边沿切菜，厨房在一个临时搭建的工棚，说工棚有些抬举，事实上只是一个凉亭，三面没有遮拦，一面靠着路基，路基上方约两米处，是交通要道，时不时有汽车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在老杨的熟练操作下，没多久，就做成了两个菜，豆芽肉丝辣椒，番茄蛋汤。
交谈中，我看不出老杨的年纪，但是一定比我小，我于是称呼他小杨，谁知他有些不舒坦，“不小了，都42了。叫我老杨吧。”老杨有着其他几个民工不一样的对经济对金钱的敏感，他用家乡话跟小姚说，人家给一百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