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忆：王明刚来延安我就断定斗不过毛泽东
　　核心提示：张国焘：“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
本文摘自：《王明年谱》，编者：郭德宏，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王明在9~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这个报告共分三部分：一、决定中日战争胜负的三个主要因素；二、四个月抗战的经验与教训；三、怎样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
　　在第一部分中，报告指出：“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达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之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队之创造，全中国人民之抗日救国大团结的开始形成--这就是保障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关于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报告说：“虽然还没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真正全中国统一国家军队，但是，中国军队正向这个方向前进，且已开始有了初步的基础，这一点对于抗战及抗战前途有极重要的意义。”关于中国的民主制度，报告说虽然“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已经开始民主化”。
　　在第三部分中，报告指出“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枢纽”。为要加强国共合作，报告提出：就要以抗日与不抗日作为“划分友敌之主要标准”，如“分成左中右三派”，也“主要地是以抗日降日为分野（西班牙例与中国实例）”；要“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互相帮助，共同发展（西班牙，德国经验，满洲经验）”。“在个人中--以现有的合法的工会为基础，组织统一的职工会”；“在农民中--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进行合法工作”；“在青年中，--建立抗日救国统一的青年组织”。要“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建立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八路军在新占领区域，“行政制度及政策均须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发点”。虽然要实行“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但八路军还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在一个更详细的记录稿上，这个报告还有如下的内容。
　　第一，说全国抗战后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对国民党“不能用分成左、中、右三派的分法”，“过去提出国民党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对于CC与复兴社过去是叫法西斯蒂，现在应公开纠正过来”等。
　　第二，说“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因此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在军队问题上，报告虽然谈到“八路军如何保障独立性问题”，但认为“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并说“红军的改编不仅是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报告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
　　第三，说“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不要“过早提出肃清汉奸分子”，“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区不能建立与特区同样的政策，要同样用旧县政府，县长，不要用抗日人民政府等”，并批评刘少奇写的小册子“提得太多，提出打大地主当作政策是不对的，提出单打维持会也是不对的”，还说“对于中国的军队不是说旧军队不行，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总的是在旧的军队基础上改造军队”。
　　第四，说“今天不是组织狭小的群众团体，而是利用既在合法的团体，要登记，读总理遗嘱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争取一切宗教的合法的团体”；“现在中国需要统一的群众组织，不要分裂的群众组织，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而是我们的方法不好，一定要争得合法，到国民党去立案，市党部来参加”。
　　第五，说“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等。
　　王明在晚年写的《关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路线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内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回忆中说，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此外，还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国前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并作了关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六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所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包括毛泽东）一致同意王明同志的报告及报告中提出的政治路线，即以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路线，以便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几亿中国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抗日救国，直到在苏联全面帮助下和其他各国反日力量的同情下，取得最后胜利。同时，政治局一致赞同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上述王明同志的报告”。说“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会议根据王明同志的报告所通过的路线，是什么&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因而整个武汉时期“全党是在这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统治下”，这完全是“毛泽东的伪造”。
　　张国焘在回忆中说：“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我当时就料定王明斗不过毛泽东。”“王明这些话使毛泽东的神情，显得有些尴尬，似是受到当头一棒。他也许想到他已往发表过的言论和所做的一切，竟与莫斯科的简直大有出入。现在莫斯科，竟要他与国民党形成长期而巩固的合作。”倒是刘少奇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粤B2-李先念披露红西路军的失败原因 不怪张国焘
　　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战斗中，英勇作战，顽强杀敌，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牺性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600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历史当事人对西路军失败的看法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悲剧也是后来无法改变的。红西路军令人痛心的失败结局，也是历史的当事人起初未曾预料到和不愿意看到的。事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和总结，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1.中央政治局延安会议和毛泽东、张闻天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是最早谈到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注：有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写作此文时，西路军正在战斗，这段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话，很可能是以后所加)。]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注：1937年6月，张国焘在《关于我的错误》中说：&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被产。&见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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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四川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２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的铁厂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军事行动问题。会议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并对林彪等怀疑毛泽东的领导、不同意机动作战的主张进行了批评。
在北上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时，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彝族果基部落首领果基约旦（小叶丹）杀鸡歃血为盟，实现了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地通过这个地区。５月下旬，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６月１２日，中央红军一部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达维镇会师。６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
红四方面军是在１９３５年３月至４月下旬渡过嘉陵江、涪江、岷江，到达理番（今理县）、懋功一带的。
红四方面军为了向四川、甘肃边界发展，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于３月底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红四方面军由此打乱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８万多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一切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由于对川陕根据地和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他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和对于策应中央红军的重大作用，认为尾追中央红军的蒋介石嫡系军队会很快进入四川，红军将招架不住，不如主动撤走。张国焘的这种右倾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引起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发生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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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披露红西路军的失败原因：罪不在张国焘
资料图：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
　　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的张国焘路线。
　　西路军指战员在西征战斗中，英勇作战，顽强杀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统计，牺性在战场上的有7000余人；被俘的有9200余人，其中5600余人被敌惨害；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包括被俘后逃跑出来的部分)或历尽艰辛回到鄂豫皖和四川老家的有4000余人；经党中央、兰州和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当地群众营救(包括进抵新疆部分)回到陕甘宁边区的有4700余人。”[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历史当事人对西路军失败的看法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的悲剧也是后来无法改变的。红西路军令人痛心的失败结局，也是历史的当事人起初未曾预料到和不愿意看到的。事后，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和总结，给我们以思考和启迪。
　　1.中央政治局延安会议和毛泽东、张闻天谈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毛泽东是最早谈到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他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注：有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写作此文时，西路军正在战斗，这段关于西路军失败的话，很可能是以后所加)。]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郝成铭等编：《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注：1937年6月，张国焘在《关于我的错误》中说：“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被产。”见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
　　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开始后，日，中共中央在《党的工作》副刊上发表《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共产国际有不同看法，在3月22日复电中共中央指出：“我们没有十分明确的情报能够使我们对张国焘问题作出明确表态。我们不想信，为了党的利益必须像你们所做的那样来审查西路军的地位问题。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作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展开讨论。”“西路军失败原因应该客观加以研究，吸取相应教训，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帮助和保存这支部队的力量。”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289页。]。认为：“在甘南，国焘同志主张西进(至青海甘西)，在全国红军会合后国焘同志私自调动部队渡过黄河，向甘西退却，同样说明了国焘同志直至到达中央前还没有解除他自己的武器。”“张国焘路线的向西退却，使红军受到损失，特别是西路军的失败，减弱了抗日的主力，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反对张国焘路线讨论大纲》还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宣告最后的破产。由于张国焘路线在西路军的领导者中根深蒂固的存在着，虽然向中央路线转变有些进步，然而并没有彻底揭发张国焘路线，没有执行中央路线与各种指示去转变部队中的工作。”“西路军的失败是中国革命的损失，而同时也证明与宣告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81页。]
　　在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中，1937年11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大会，研究总结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继续进行反“国焘路线的斗争”。11月24日，张闻天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教训与反国焘路线的斗争》的结论，赞扬了陈昌浩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批评了张国焘的两面派行为。认为：“比较七个月前开展反国焘路线斗争时，不但没有进步，而且退步了。”“这种两面派的行为，是为了要等待将来有利的时机向党反攻。”[转引自于吉楠编著《张国焘和〈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1937年12月下旬，毛泽东在接见回到延安的李先念、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程世才等指挥员时，对西路军的失败的具体原因作了分析，指出：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那一带是少数民族，人烟稀少，群众中革命工作基础又很差，地势又不好，南面是大雪山，北面是大山和沙漠，在几十里地宽的一条狭窄地区，运动不便，敌人多是骑兵，我是步兵，又缺乏同骑兵作战的经验，这些情况，使西路军在失败中不能更多地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程世才：《悲壮的历程》，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悲壮的征程》(上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2.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
　　陈昌浩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回到延安后，他怀着十分沉痛而恳切的心情进行检查，以虔诚的认罪态度自责，承担责任。从目前可见的资料看，陈昌浩也是最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进行全面系统深入总结的人。陈昌浩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着给自己扣大帽子，上纲上线的情况，但就具体内容看，态度是坦诚的，认识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特别是当时正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形势下，他对西路军艰苦奋斗精神和历史功绩的肯定，“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辩解，都是难能可贵的。1937年8月，他回到延安后，于9月30日写出了全文九章，约六七万字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0月5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印发了《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第一章及第九章，给中央有关负责人审查。受到批评后，陈昌浩继续检查，10月15日，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10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作了检讨报告。
　　陈昌浩在《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西路军这一根本失败，不但四方面军力量丧失过半，而且影响到全国红军主力亦为惊且大矣。我不敢以‘胜败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愿以‘兵败之辱’而自弃自馁。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失败的惨痛中研究其经验，考获其得失，学习这一教训，历举其中错误献之我党以教育红军与党的同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陈昌浩分析了西路军失败的客观原因：
　　第一，马步芳、马步青曾得少数民族之回军，然割据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势之优越。其对我共产党与红军视为深仇大敌，特别是我们侵入其地盘无异推翻其统治，其必然团聚一切民族的、政权的、军事的及社会的各种“反共”力量以对我，实为意中之事。
　　第二，不能实现停战与统一战线之客观性。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是向他侵犯，是背弃和平，是背约争进，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
　　第三，“二马”兵力之强大，及在甘北地区作战之优越条件。“二马”其力之足，的确出乎我们意外。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活动。攻守“借此以自卫”。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故“二马”兵力在数量与技术上有其特点，其在甘北地区作战有其优越条件。
　　第四，我军在甘北地区与“二马”作战之客观困难条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独战；以我军之实力，人多兵少，枪少弹缺，饥渴疲乏，行动迟缓，无补充，无后方)与特长(长于游击战游击集团之围，声东击西，轻装速行，少以行钳制，多以行突击，秘密企图，且战且息……)，不能在此取得优势，加之远离主力，无任何之策应，无任何之接济。故遭遇此强大野蛮之敌而自处于劣势者甚多。
（新浪军事）
（编辑：SN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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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西路军真相澄清:西进并非执行“张国焘路线”(3)
&&&&不过，整个80年代仍是传统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当时，试图突破研究&禁区&，对西路军问题进行拨乱反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因为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那时，一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以昭示传统观点的不可动摇的地位。例如，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产物，这已是历史的定论&。还有的文章认为，&西路军西渡黄河是继续执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结果，西路军的惨败宣告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最后破产&。但是，仍有一些学者敢于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提出挑战。例如，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陈铁健就撰写了一篇揭示西路军历史真相的文章--《论西路军》，此文在《历史研究》上发表后，&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为此，&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西路军问题史学界还是一个多么敏感的问题。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每次开会时主持人都要一再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私下里研究者的兴趣和议论却越来越多。
&&&&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突破对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论定，西路军的历史真相逐渐为史学界所接受。
&&&&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一部分人固守原有传统观点，甚至对新的研究结论进行全面的否定。在此方面，最为代表的是《新华文摘》1991年第一期转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进行了断章取义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张国焘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前，由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等。
&&&&而史学界对于西路军问题看法的根本转变，可能还必须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说起。1991年，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而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尚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感到吃惊而愤怒。他于日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 &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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