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公司只占百分之三的股份，能享受到什么权利？对大股东有什么 - 110网免费法律咨询
您的位置：
&& 查看咨询 　　　　　　　今日活跃律师： &&&&&&&&&&
该问题已关闭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的回复获得奖章一枚
我在公司只占百分之三的股份，能享受到什么权利？对大股东有什么
上海&01-03 21:03&&悬赏 0&&发布者:ask201…… & 回答:(4)
我在公司只占百分之三的股份，能享受到什么权利？对大股东有什么可限制的权力？
您也有法律问题？ 您可以 发布咨询，我们的律师随时在线为您服务
[上海-静安区]
电话：&&只接受上海本地咨询&谢谢合作
回复时间：
可以享受股东权利
[上海-普陀区]
回复时间：
可享受权利。行使权利具体限制以公司章程约定为准
[上海-徐汇区]
335502积分
回复时间：
有财务知情权、分红权等
[四川-成都]
147309积分
回复时间：
可以享受股东权利
问题答案可能在这里 →
无锡推荐律师
最佳律师解答
(陈晓云)()&
(陈晓云)()&
(年遇春)()&
(毕丽荣)()&
(李中检)()&
最新回复律师
上海 静安区
人气：17984
人气：7208
人气：314044
人气：481292
北京 海淀区
人气：2042924免费发布咨询，坐等律师在线服务
需求发布后
10分钟内收到律师在线回复
平均有多个律师参与回复
得到了圆满解决
您的位置： & &
企业改建为公司制企业,企业资产为八百一十三万.组建人占百分之九十三的股
企业改建为公司制企业,企业资产为八百一十三万.组建人占百分之九十三的股份这种股份分配是否合理？
精选优质答案
地区：重庆-武隆县
咨询电话：
帮助网友：361 次
点赞人数：1 人
你好！全体员工（职工代表）同意就可以！
相似优质问题答案
1拆迁时签订合同还建一百平米，建筑中房型改建一百改成一百二十九自己以拆迁价购买超出平米。2补签合同。现在开发商房型又改，一百三十六。而且不让买平房。备注下，一百平米房型三室两厅我一直是以这个标准选还建房，现在都是以开发商要求来导致不能选这个房型只能在一百平米的基础下百分之五以内选房，而且不能多买。第二次合同为无效以第一次为准，我书读的少请问这个能都由开发商说了算吗？合同也是，感觉被坑。
地区：重庆-武隆县
咨询电话：
帮助网友：300 次
点赞人数：0 人
什么是动拆迁纠纷|||　　动拆迁纠纷，指在房屋拆迁时，被拆迁人对拆迁补偿、拆迁安置条件、拆迁的过渡期限等不满意，或拆迁人进行非法拆迁而发生的纠纷。　　常见类型包括：　　(1)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承租人达不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详细>>
您好，马律师。我想咨询一下，工商局在为餐饮经营户办理工商营业执照时是否应对项目选址进行审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规定核发工商营业执照。
地区：重庆-荣昌区
咨询电话：
帮助网友：779 次
点赞人数：1 人
您的问题将于明天解答于法岸网，请关注。
相关优质咨询
热门法律咨询
最新法律咨询微信扫一扫关注
您当前位置：
&&&&&&&&&&&&&&&正文
我在公司占百分之六十，是法人代表，董事长，其他二位股东一个占百分之三十，一个占百分之十，公司决定权我
我在公司占百分之六十，是法人代表，董事长，其他二位股东一个占百分之三十，一个占百分之十，公司决定权我有吗，我能能完全行使公司经营管理吗
浙江 丽水 发表时间： 22:13
问题与我的不同！
找法网认证系统
温馨提示：只有认证通过的律师才能回复咨询。
不能，重大事项三分之二表决
律所：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 回复时间： 23:33
回答者将收到好评 好评数已记录
律师回答共 1 条
看公司章程如何约定。
律所：浙江正允律师事务所
回复时间： 05:23
回答者将收到好评 好评数已记录
公司法律顾问相关词条：
遇到法人问题您可以尝试：
根据您遇到的问题找一个专业律师
根据您遇到的问题看相关法律知识
不用注册，快速回复，马上在线咨询专业律师！
您的问题描述越详细，律师回答越及时越准确~
绑定手机号
律师回复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发送短信通知您！
请输入以下的验证码继续提交
找法推荐律师
公司法律顾问律师
专长：公司法律顾问
找法特别推荐律师
相关法律帮助
热门找律师：
热门问题：
热点推荐：
Copyright@　版权所有 找法网（）- 中国大型法律服务平台&中级会计 考试相关
[中级会计]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于2001年发起设立，200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截至2008年底，A公司资产总额为2亿元人民币。
（一）日，A公司董事长黄某主持与某世界知名企业谈判W合作项目。3月17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当晚，黄某建议其亲属陈某买入本公司股票。3月18日，在A公司召开的年度例会上，黄某宣布了公司与某世界知名企业合作的消息。3月21日，A公司就该重大事项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在中国证券报上予以公告。此后，A公司股票持续上涨。3月28日，黄某将其持有的A公司股票全部售出，获得50万元。
（二）2008年4月，A公司为筹集W合作项目所需资金，向B银行借款3000万元，期限为2年。双方为此签订了抵押合同。抵押合同约定：A公司以其拥有的价值3000万元的生产设备为其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若A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借款，该生产设备归B银行所有。该抵押未办理登记。
（三）2009年1月，A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的股份占A公司股份总数的40％，另有持有10％股份的股东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了会议。该次股东大会对所议事项的决议形成会议记录。其中部分通过事项的表决情况如下：
1.在审议公司为筹集W合作项目所需资金，董事会提出的向原股东配售5000万元的配股方案时，持有10％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弃权；持有9％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持有10％股份的代理人在表决时根据授权投了选成票；其余持有21％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均投了选成票。
2.在审议公司2009年为购买W合作项目所需的重要生产设备，计划投资7000万元的事项时，持有15％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持有10％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弃权；持有10％股份的代理人在表决时根据授权投了反对票；其余持有15％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均投了选成票。
3.在审议公司解聘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时，持有5％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弃权；持有5％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持有10％股份的代理人在表决时根据授权投了选成票；其余持有30％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均投了赞成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担保法》等有关规定，分析并指出上述（一）、（二）、（三）事项中有哪些违法之处？并分别说明理由。
A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于2001年发起设立，2006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注册资本为1亿元人民币。截至2008年底，A公司资产总额为2亿元人民币。
（一）日，A公司董事长黄某主持与某世界知名企业谈判W合作项目。3月17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当晚，黄某建议其亲属陈某买入本公司股票。3月18日，在A公司召开的年度例会上，黄某宣布了公司与某世界知名企业合作的消息。3月21日，A公司就该重大事项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并在中国证券报上予以公告。此后，A公司股票持续上涨。3月28日，黄某将其持有的A公司股票全部售出，获得50万元。
（二）2008年4月，A公司为筹集W合作项目所需资金，向B银行借款3000万元，期限为2年。双方为此签订了抵押合同。抵押合同约定：A公司以其拥有的价值3000万元的生产设备为其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若A公司到期不能偿还借款，该生产设备归B银行所有。该抵押未办理登记。
（三）2009年1月，A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出席该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的股份占A公司股份总数的40％，另有持有10％股份的股东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了会议。该次股东大会对所议事项的决议形成会议记录。其中部分通过事项的表决情况如下：
1.在审议公司为筹集W合作项目所需资金，董事会提出的向原股东配售5000万元的配股方案时，持有10％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弃权；持有9％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持有10％股份的代理人在表决时根据授权投了选成票；其余持有21％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均投了选成票。
2.在审议公司2009年为购买W合作项目所需的重要生产设备，计划投资7000万元的事项时，持有15％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持有10％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弃权；持有10％股份的代理人在表决时根据授权投了反对票；其余持有15％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均投了选成票。
3.在审议公司解聘某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时，持有5％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弃权；持有5％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投了反对票；持有10％股份的代理人在表决时根据授权投了选成票；其余持有30％股份的股东在表决时均投了赞成票。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担保法》等有关规定，分析并指出上述（一）、（二）、（三）事项中有哪些违法之处？并分别说明理由。
相关文章：
财务管理基础
最新资讯最新推荐最新更新
最新资讯最新推荐最新更新
扫一扫 关注微信
400-966-2080
星恒教育订阅号
星恒教育服务号【好好学习】
[转帖]中国当代社会思潮与民【luziasilazixiutai吧】_百度贴吧
&&&&&&&&&&&&&&&&&&&&&&&&&&&&&&&签到排名：今日本吧第个签到，本吧因你更精彩，明天继续来努力！
本吧签到人数：0可签7级以上的吧50个
本月漏签0次！成为超级会员，赠送8张补签卡连续签到：天&&累计签到：天超级会员单次开通12个月以上，赠送连续签到卡3张
关注：113贴子：
【好好学习】
[转帖]中国当代社会思潮与民
[转帖]中国当代社会思潮与民主未来6752627 次点击19219 个回复31 个赞万里如虎 于
17:01:0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袁庾华：中国当代社会思潮与民主未来
日在系，袁庾华先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当代社会思潮与民主未来》的演讲。本稿是袁先生讲演的主要观点，他本人对此稿作了修改并确认。有关袁先生在讲演后和同学们广泛交流的详细内容。有待录音稿的文字整理后再作介绍。袁先生讲演的主要观点有：
一：活跃而混乱的中国当代社会思潮
袁先生向同学们介绍了近几年众多学者对中国（本文仅指大陆，下同）当代思潮的著述。也介绍了他本人参与的郑州思想，这是近18年来中国民间唯一有左、中、右各种思潮经常直接交流的平台。从这个沙龙到全国各地各派各家思潮观点琳琅满目，“中国思想界开始进入一个群雄初起的”。重要的是一些思潮已经不是停留在学术、文化的层面上，而是直接进入了广泛的基层社会。
近十几年来，被外媒称为“”式的政治广场已遍布中国大中城市的公园等公共场所，各种思潮、观点在这些地方的传播、争论经久不衰。以纪念、批判腐败社会的广场集会为主要标志的“毛主席热”，十多年来持续升温，已发展到几百个城市和更广泛的农村，许多集会的规模都达到成千上万人。另一方面，今天在全国各地“散步”式的游行示威、“同城饭醉”式政治集会等多种新形式层出不穷。一些反腐维权活动越来越多的取得了各种思潮的一致支持。袁先生说，今天中国的这种政治热潮，尤其是它的广泛性、持久性是文化大革命后仅有的社会现象。
袁先生说，但是近几年来，在几种主要的社会思潮中，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极其混乱的状况。也叫“中国特色”吗？最突出的特点是“左”不像左，“右”不像右。同学们都熟悉，政治和社会思潮中的左派、右派概念源自法国大革命，只要有基本相同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尖锐的状况，那么，改变或维护其体制、利益格局和秩序、就是左右派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今日中国，一些自称“左派”的人却在充当“保”的角色，另一些要求改变体制，并在揭批社会的黑暗、为下层维权活动中充当应属左派社会角色的人却自称“右派”。这种状况严重的扰乱了社会上大多数中间群众的思想，使本来应该清晰的政治观念模糊化了，海外从事民运、共运、工运和各种社会运动的人们，在这种“中国特色”面前都目瞪口呆。
大皇帝页游新区入口，策略游戏选大皇帝，点击领取礼包，新服送首冲高返利！
二：三角鼎立的中国社会态势
袁先生认为，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思潮中，有三股较为明显的社会政治势力，它们各自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和政治诉求。其他思潮，如“新左派”、“新儒家”，目前还只活跃在学术、文化范畴内。
三股政治势力分别是：
权贵集团，其社会基础是相当多的高官和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以及附庸于他们的文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官商勾结的高层化、一体化。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体”，改革中产生的大资产阶级基本上都有相当深的官场背景。这股政治势力的政治诉求，就是稳定他们的既得利益及其利益格局的秩序，这恐怕是他们几千年难遇的社会状况；
自由派，其社会基础是多数中国式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前者仅以职业、车子、房子为标志，后者是以学历和职业为标准。中国现有1.3亿人拥有高等教育的文凭，其中至少有80%以上是受自由思想派影响的，而他们所从事的知识职业还能影响更多的人。自由派的政治诉求就是要走美英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道路，即“西化”；
毛派，其社会基础主要是大多数下层、底层劳动人民，以及一些受马列主义、毛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小官、爱国进步的中小企业家，相当多没有改变信仰而又无能为力的普通党员。毛派的政治诉求是、重新走上毛主席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被称为“毛化”。
上述三股势力中的每一股势力，都是其它两股势力的敌人，三者的相互斗争，构成了一个三角鼎立的态势。尤其是后两股基本上没权也没有多少利的势力，却都把在野的另一方价值观树立为自己最主要敌人，从而两面受敌。对于今天社会的腐败、黑暗现状，一个硬要栽到已故几十年的毛主席身上，一个全赖到国外尤其是美国那里。双方实际上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一起转移了全社会对权贵集团贪腐罪行的视线，用文革中的话说，就是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为什么，一年几十万起“群体事件”表现出来的社会矛盾激化，“裸官”的普遍性以及以他们为“靠山”的资本家演艺界名星都在“移民”，所表现出来的权贵集团的恐惧，然而至今却有他们意想不到的“稳定”，其症结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正是这两派相互的纠缠（甚至为消灭对方、乃至自己阵营的不同意见的人而不惜勾结权贵。或者有理由怀疑，这本身就是权贵集团有意设制的乱局），才真正支持了权贵集团的稳定，或者说，今日权贵有恃无恐的横行，就是因有“左”右之间的互相树敌。试问，什么小“汉奸”，他有权力卖国吗？即使是个别大汉奸，他个人能够出卖整个国家的利益吗？什么“毛愤”，他欺压你们还是欺压老百姓了？！所以，可以不客气的说，双方不顾大局的相互争斗，已经成为阻碍今日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公害。
三：两派的误区共同维护了权贵的稳定
袁先生认为，自由派和毛派之所以如此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纠缠不休，是各自存在一些重要的认识误区。概括起来说，不少自由派纠缠历史，恐惧毛泽东和文革。一些所谓的毛派反对政改，恐惧民主和美国。
去年一位在全国影响很大的自由派维权人士来郑，我们见了面，对于他为下层群众所作的维权活动，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自我批评。但是他对中国现代历史的误区使我十分的惊讶！他说文革期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批示杀人，杀了多少多少万。而实际情况是整个文革期间毛泽东没有批示杀任何一个人，这是在场的其他年纪大的自由派人士也认同的事实。
自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到文革中，主席反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横竖不杀”。可能使这位朋友不敢相信的是，正是文革中的年全国贯彻树立的“”，砍掉了一大半监狱、劳改队，正服刑的上百万犯人回家接受“群众专政”。也正是那时，就已经撤销了劳教所、强劳所和少管所。当然，文革、尤其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是杀了许多不应该杀的人，那主要是反对文革的当权派为打击跟随毛主席造反的人滥杀的。就像的“”所说的那样：打着B52（指毛主席）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
至于文革初期对毛主席狂热的崇拜是有其时代背景的。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由于扩大指标后各级党委追加的几十万“右派”造成的扩大化，形成整个社会的政治高压现象：反对任何一个党员就是反党，反对任何一级领导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就会被送去“劳动教养”或打成“反革命分子”。开始后，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和任何一级领导（从班组长、生产队长到省，市长、中央领导）辩论，可以批判他，可以喊打到他，可以夺他权。就是说，用崇拜毛主席一个权威，打倒了直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级权威，自己“用毛泽东思想衡量一切”代替了别人强加的“党领导一切”，那是一个多么大的解放啊！就像的“”，上帝就在你心中，不需要各级主教、做中介。
就“毛派”来说，你为何反对政改呢？从1949年的“共同纲领”到1954年的、1975年《宪法》，其中那一个政改不比改革后的政改幅度大，整个毛泽东时代，的继续革命，就是不断的政改。至于向右的政改，我们还真想象不出、一个比我们现在还右的政改后的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以苏俄为例，所谓的“巨变”后，仍然是免费医疗、教育，有房可住，养得起老。苏共垮台了，也没有杀、抓革命者。当时的人民，又为什么要去做保卫”苏共集团“、“社会帝国主义”的“男儿”？！如果说苏俄有过去的经济基础，那么，再以比我们穷得多的为例，他们全社会还有低标准的免费医疗。难道我们拿着已完全官僚资本化的所谓“国有”、“公有制”符号给自己“画饼充饥”么？
毛派也不应该怕民主。所谓毛派，本身就是文革大民主的产儿，大民主是其天然优势。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难道比没有民主还要坏么？当年和作斗争使用的民主武器，不是的“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就是说，毛主席绝不是一个者。
美国也没什么什么可怕，它更讲实用。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后，留在那里的唯一外国大使馆，就是美国的。只是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决策。前、政权本来就是美国的忠实盟友，他们一旦被证明是失去民心（遭大多数人反对后），美国照样“落井下石”将他们踢出去，哪怕以后的新政权难以捉摸。
袁先生说，总结起来，一些自由派和所谓毛派，一个怕回到过去的毛泽东时代，一个怕走向“普世价值”的未来，为此无休止的争斗却稳定了最需要改变的今天。让我们一起走向广大老百姓，他们的大多数一是怀念，二是认为今天的腐败是因为“一党专政”，无论他们的表达是否正确、准确，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民意。也就是说，你非要去反毛反民主就站到了大多数人民的对立面，也便自己钻进了一个永远走不出去的死胡同。
四：两派对权贵集团和民主的共识，是民主进程的关键
袁先生认为，今日中国向任何方向的政改都不可能有根本性的变化。三十多年来上层反腐的调子一届比一届高，腐败的发展则是持续上升连曲折都不会出现。下层要求民主的呼声来越来越强烈，却至今怎么也看不到希望。
袁先生说，两派在要求民主的问题上，至少在今天也应该一致。如果说还有什么差异的话，那么是毛派对民主的需求更强烈。
现在中国，还有一些类似于那样的、受自由派的影响的报刊，更有自由派职业影响的地方，例如学校。尽管也受到很大的压制，尤其是在和权贵集团的中。而中国至少有上万种报刊，没有一家是受毛派影响的，两千三百所高校，毛派能登上的讲坛屈指可数。那么为什么毛派不更强烈的要求民主呢？！
无论是程序民主的，还是大民主的广泛表达权和参与权，无论是对国家上层的民主选择权，还是在社会基层工作、生活中的切实的民主权利和自尊，今日中国只要是民主，我们都要。民主是斗争的工具，在现阶段的中国，它也是目的，没有民主，我们没有最低条件下的活动空间，没有民主，一切都只能在根本无法影响社会的小网络、小地方空谈。什么政改、革命，没有最低的民主条件，一切无从开始。尽管有了民主后又会有更多更新的问题，尽管民主并不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进步要求，但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一定是最坏的。——这应该是，也一定会成为两派的共识。
一个共同敌人——权贵集团，一个共同需求——民主，两派如能取得这两点共识，那么，中国的民主进程才有可能开始，中国当今社会的困局才能够突破。因为自由派和毛派是中国当代社会在野的主要政治势力，他们的一致就是基本上成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在社会的共识面前，包括权贵集团在内的任何其它力量都是阻挡不住的，当今，正是由于势均力敌的这两派纠缠的分歧，因此，两派中的任何一派观点都不能代表全社会的民意，权贵集团才有空子可钻。前年，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说，“毋庸讳言，两派将来在争取中国未来的道路上一定是对手，但不是今天。解决不了今天的问题，谁都不会有未来”。未来两派的争论，“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双方都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五：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动力是群众（公民）运动
袁先生说，两派中都有一些人一次又一次的寄希望于“党内改革力量”、“党内健康力量”，也都一次又一次的落空，失望。对毛派来说，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事例是前、党中央领导的“四清”运动，居然在当时的党风、社会风气是今天根本无法相比的条件下仍然搞不动。用毛主席的话说，没有办法，只好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就是搞了个，一度全面砸烂了原有的党政体制，才有所改观。说明体制本身的问题仅仅在体制内是根本解决不了的。难道现在的领导人比毛主席更有威信、魄力，更英明、伟大？试图让大家相信，靠现在的这些人能够根本改变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是比“小儿科”还低级的欺骗。重要的还在于，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如此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对它的强大压力，进入体制的任何个人除了“作秀”有一定的自由度外，能起到（改变现状）的作用恐怕是微乎其微的，这个集团还有化一切神奇为腐朽的能力，它甚至有力量使进入体制内的任何人自己（当然包括家族）拒绝腐败都“难于上青天”！体制内如果真有改变中国现状的想法，他也只有寄希望于民间、寄希望于社会运动对体制的推动。
一位自由派的学者说得好“除了民间，我们一无所有。”这些年，孙志刚、邓玉娇乃至乌坎这类事情的合情合理的解决，就是因为民众（包括各种思潮）表现出一致的力量。但仅仅这样得到的远没有我们同时在更广泛的不合理社会中失去的更多。必须依靠民众的联合力量，民众的运动（自由派叫公民运动，毛派习惯叫群众运动），首先取得最基本的民主条件，再根据群众的觉悟和要求，一步步走向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较为公正、平等、自由的社会。
袁先生说，近几年他在很多讲座中经常引用51年前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一段讲话，毛主席说，从现在开始，50年内外到100年左右的时间内，是这个世界的政治制度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毛主席所说的政治制度，既包括中国现有制度也包括西方的。前不久，英国前首相布朗在谈到西方困境时说，世界已进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就是说，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需要探索一条崭新的道路，什么“回归”、“回去”，什么“现成”、“照搬”，都没有出路，我们原有的经验和视野已经远远不够了。同时，中国当代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也将在又一轮新的“大动荡”“大分化”中“大改组”，一个共同推动中国民主进程的联合阵线，是能够突破中国当前困局的唯一选择
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任何，走什么路，做什么事都是阻力最小的。那么今天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历史上的最大也最腐败的，他们已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敌，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大阻力。不同。
这个集团，自由派称之为“”，用紫阳的话来说，就是最坏的。
毛派称它是“官僚资产阶级”，就是说的“阶级”和改革开放中生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体。也就是说，双方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表述、研究和对未来的设想
可上网，即可发布外网，将应用映射外网访问。
上半年，全國財政情況令人震驚。其中，上海、深圳等樓市瘋狂的地方，財政收入漲幅超過30%。而東北等樓市蕭條的地方，再次錄得負增長。數字上看，經濟增長嚴重依賴房地產和金融。確實是，一業興旺，百業蕭條。如此供給側，如此調結構，如此胡鬧，堪憂啊！先生，可否这样说，山城模式也相当于一个我国经济改革试验田，至少近几年的实验结果看是很成功的，这对高层、对国家的指引意义（贡献）是很大的。剩下的就看高层有没有勇气动的了。山城模式，動了東林黨的，必然遭到整個集團的激烈反應。//@翻滚的元宵123:不厚的山城模式是超级地租的解药，老师怎么看？//@:超級地租已經成為他們的信仰。
【的中国捐款人：除了阿里，还有段永平、施正荣】记者查阅资料发现，除了捐款额为50万至100万美元的外，克林顿基金会的中国捐款人还有已移居美国的前董事长段永平（25万至50万美元）、中实集团（5万至10万美元）、原董事长施正荣（5万至10万美元）等。阿里巴巴回应...
　新兴市场国家要走自己的路　　叶夫根尼·阿夫多库申(俄罗斯经济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曾几何时，俄罗斯、等国家都是借鉴欧美模式非常努力的学生，如俄罗斯团队就是其中代表，他们没有深入、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俄罗斯经济实质，这是区别于中国的明显特点。中国进行的是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改革。俄罗斯则是完全照搬西方现成的经济模型与理论，由此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院院长)：当今是一个由大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由本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际金融资本对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发展中的国家，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种姓制度、教派制度、部落制度的特殊混合体。　　政治上，这个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的直接影响下，其民主制度正在受到金钱政治的挑战。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虽然使摆脱了“印度式增长”的魔咒，却又陷入“自由市场”的陷阱。政府放松了对国际金融资本准入的限制和对国内银行业及其他金融制度的监管。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加剧，城市和农村公共投入不足，农业发展缓慢，两极分化加剧。印度原有的农业科技研究和开发应用组织，逐渐被跨国公司所替代和控制。印度巴拉迪达桑大学的文卡塔斯·阿斯里亚教授等一批学者认为，民生上，大资本家和城市精英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受益者，与城市工人和中下阶层以及占印度人口60%以上的农民，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程度日益扩大。　　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仅靠资产阶级的良知、的热情、的有条件援助、学者的反思、民众的觉醒是无法解决的，印度亟须根本的制度变革。社科院院长巴拉苏罗曼反思道：“新中国成立后60多年的发展为印度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今天印度经济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直接在中国找到解决答案。”　　谋求超越“界限”　　恩斯特·罗奥夫(德国“危机”工作室成员)：触及“界限”并不一定是说资本主义就要瓦解和灭亡了，而是指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能力、通过资本产生更多资本的这一基本目的性无法继续得到维持。资本主义扩张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刻画了过去200年历史的基本面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系统形成资本积累，这种累积必将达到一个临界点，使得该进程无法继续，并出现系统故障。这种故障就意味着社会化生产的停滞和社会生存能力消退。这些现象目前正在危机国家出现。因此，“界限”更多地指这种发展逻辑，而非资本主义社会将要灭亡，并诞生一种新的社会体制。　　叶夫根尼·阿夫多库申：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还在，但不能由此来断定制度就要消亡，它仍有生命力，至少在2030年前不会死亡。资本主义会进行相应变革，其社会倾向将加强，如中产阶级会得到大发展，社会将更加民主化等，但资本主义国家保护垄断者利益这一本质不会变化。　
　李明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学者)：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总体还是有效的。资本主义有多种模式，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欧洲不同，欧盟内部的资本主义彼此也不同，日本的资本主义和欧美的也不同。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的好东西，如“小政府大市场”等，但不能盲目照搬，需要对其进行改良和修正。　　路易斯·戈麦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有一个交集，即政府调节，但政府调节所占的比重不同。总体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借鉴和学习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正在向政府更多干预的方向发展。　　现实告诉我们，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等都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制度危机。“未来民主政府”不应该属于传统自由派政府，也不该是新自由主义政府，同样不会是简单的福利制度型政府。我主张探索建立一种暂且可称之为“谋略型政府”的新民主政治体制，它建立在可持续性增长和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考量基础之上。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民主普选出一个“有担当”且“重效率”的科学政府，长远考虑和规划整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并把人民利益作为衡量其政策实施有效性的核心参考系。　　今后几十年该是西方大胆进行制度性改革的时候了，这包括改变现行的新自由主义管理模式、盲目扩张的全球化进程，以及缺乏有效干预的政治经济运作体制。而一个“谋略型政府”则懂得科学处理和协调集体与个体、政府与市场等一系列矛盾体的运作，进而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借鉴和参考，其优点体现在中央政府调控与市场主导性调节的完美统一等，给市场有序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社会凝聚力下降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西方最深层的问题在于它的社会精神层面。长期以来，我们以为美国社会是充满活力和凝聚力的，但是最近这些年，这方面的结论应该出现一些修正。　　美国社会已经出现很深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贫富矛盾、阶层矛盾、代际矛盾、区域矛盾和族裔矛盾等。这些矛盾在过去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只顾享受一超独霸的红利，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上。“9·11”之后又忙于反恐，忙于军事体制、安全体制和情报体制的变革和深化，忽视了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与时俱进的再造。　　
查理·贝克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媒系主任)：今年发生的多起媒体丑闻让人们认识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言论自由”非常必要。报纸不能够整天高喊着“言论自由”，同时又做出见不得人的勾当或者歪曲事实真相。英国报纸很难为自己有明显不同党派倾向、追求销量和利润、喜欢打探隐私的行为辩护。媒体必须做出巨大的改变，时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尤其是遵守新闻道德。　　迪特·汤美(瑞士圣加仑大学哲学系教授)：资本主义正在侵蚀家庭结构。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努力获得的利益，家庭则要求为他人付出很多。如今大家感觉每个人都应该像资本家一样，不受限制、为了工作而工作、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利润为导向。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渗透到了普通阶层人的生活中，很多本来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观念被边缘化，家庭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人与人交流越来越少。　　李明江：西方道德水平下滑和思想保守倾向主要是由全球化引起的。在贸易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要求巴西、印度等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国际规则来行事，甚至对这些国家要求更严。西方在宗教和移民方面也变得更保守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对外扩张。全球化使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彼此冲击，会产生出很多新的思维、新的社会习俗和新的价值观念，意识并没有定型。　　
政策失误拖累发展　　路易斯·戈麦斯：西方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根源之一正是“花的太多，借的太多”。这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寅吃卯粮”的提前消费信贷政策不无关联，这种模式既不可持续也完全不足取。信贷在西方很多国家变得非常容易获取，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周期性增长波动还处在下行通道，最后借贷人不堪重负、还不起贷。可以说，政策失误扩大了债务危机的爆发面。　　西方福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它一方面受地区人口老龄化之累，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劳动岗位的同步缩减。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当这些劳动人口的储蓄和养老基金被市场证券化打包时，随着危机的深化，福利风险也急剧增大。例如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养老金不断缩水并爆发危机的问题。西方若想跳出这一“福利制度陷阱”，除了逐步吸引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同时加大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别无他法。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与突破始终不应懈怠，这些应该成为工业生产和服务产业发展道路上寻找解决问题方案的最大源泉。惟有如此，经济增长才有牢固的实体经济根基作支撑，也才能切实保障就业岗位供给，继而跳出“福利陷阱”。　　李明江：西方高福利制度也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的工人有国家提供的高福利保障生活，不愿接受低收入的工作，而把更脏更累的活儿交给发展中国家来的工人去做。“工资刚性”使这些福利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只能上升不能下降，而政府又支撑不起福利开支，老百姓越来越对体制感到不满。　　2、山西价值2亿国有煤矿被卖37.5万 百姓无家可归　　法制网 近日，一篇题为《价值2亿余元的国有煤矿卖了37.5万元》的帖子在网络风传。该帖称，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南河沟乡扒楼沟村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国有煤矿(下简称晋保煤矿)，在2007年被保德县经贸局(后改名经信局)以37.5万元的萝卜价“贱卖”给了领导的亲戚，两年后这位亲戚又以2.6亿元的价格转手。　　消息一经披露，立刻引来公众的强烈质疑：国有资产被贱卖是否存在官商勾结或官亲勾结的背景？这样一个贱卖2亿国有资产的“大案”，何以经得住5年时间的“历史考验”？　　当地政府表示，会对此事进行调查。几个月时间过去了，是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以及其间有怎样的官商勾结内幕？尚没有准确消息。可是，该煤矿所涉及的至少三个村庄的居民，多年来却身陷煤矿开采带来的诸多困局。　　晋保煤矿2亿煤矿卖37万，是否“贱卖”尚无定论，可当地百姓生活却已到了无家可归的地步。　
美国财政悬崖被共和党披露出来了,美国负债１６万亿美元,１０年之内美国人不出不喝都用来还债也还不上。一个庞大的帝国垮掉，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作者：燕山又飘雪 时间： 15:22:38以下是载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原标题为：《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在今天的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复辟，阶级分化加剧，贫富悬殊的鸿沟越来越深。随着资本主义复辟而形成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贪婪地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广大工农群众遭受压迫和剥削，生活困苦。　　　　苏联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他们操纵着党政大权和生产资料，榨取高额利润，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津贴，占有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但是，这还不能满足他们的贪欲。从苏联报刊发表的材料来看，营私舞弊、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敲诈勒索已成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发财致富的重要途径，这些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弊病泛滥成风。这些苏联报刊自己透露，从中央到地方，在工业、农业、商业和文教等各领域里，“许多领导人和党组织的负责人”、“企业和组织的领导人”，“同一的企图就是怎样能赚得更多”和“靠损害人民的利益而轻易牟取暴利”。有些人还“亲自领导贪污盗窃集团”，不少人“很短时期内”就成为“百万富豪”。尽管这些报道远远不能反映苏联阶级分化的全貌，但也多少暴露了某些真实情况，对于苏修牌号的“社会主义”是无情的讽刺。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在格鲁吉亚地方工业部里“发现了近几年偷盗数百万卢布的大盗窃案……党和经济领导人受黑市商人支配，并成了他们的忠顺奴仆”。 “在轻工业部、地方工业部、食品工业部，居民生活供应部等一系列部门中发现了大量盗窃物资、贪污和勒索事件。”　　　　阿塞拜疆“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工业部门的企业，运输业，农业，商业以及生活服务部门都存在着盗窃和滥用职权的现象”。　　　　南奥塞梯州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等，将拨给州里的“相当稀缺的建筑材料”“在居民中变卖”进行盘剥或转给私人使用，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二年“已通过这种办法出售了百分之四十的木材，百分之二十八的水泥，百分之十九的板岩和百分之四十八的胶合板”。　　　　黑海沿岸地区的土地、“宅旁园地、住房和别墅，变成了猖狂进行投机倒把的目标”，参与这种“牟取暴利和获得更多物质财富的人当中”有“党、苏维埃、农业和行政管理机关的领导人”，市军事委员和警察局局长，区审判员和总建筑师，农庄主席和农场场长等。　　　　巴库的格奥克柴果汁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和生产主任等，伪造采购和运输水果的单据，不用水果，而用自来水、沙糖加柠檬酸冒充“水果汁”，“三年内就贪污近一百万卢布”，这个经理在银行里有着大量的私人存款。　　　　第比利斯合成纤维厂的领导人同私商集团勾结，利用工厂的设备和材料，建立一个“地下工厂”，秘密生产各种畅销品到黑市推销，“很短时期内”就捞到一百七十万卢布，装进自己的腰包。　　　　莫斯科一个有色金属铸件厂的经理伙同总会计，经常采用谎报的“应急措施”来“完成”计划，仅一个季度就骗取“物质奖励”一万八千二百卢布。　　　　梁赞市附近的扎哈罗夫斯卡娅养鸡场的负责人同商店互相串通，把本来是精选的上等母鸡在提货单上写成是等外的瘦鸡，实际上却按最高价格出售，仅这一项就巧取四万多卢布。他们还把大量的鸡蛋在账本上列为“自然耗损”，实际上却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以饱私囊。人们称之为“母鸡能够生出金蛋来”。　　　　列宁格勒的国际旅行社社长同他的“几个好朋友”合伙，偷盗了六万卢布的东西，其中，还包括许多外国旅客的财物。　　　　许多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则搞招生受贿、勒索，卖考题，卖论文，卖毕业证件，等等。 “对居民的医疗服务方面，也存在着贪污、受贿和敲诈勒索。”　　　　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贪污盗窃活动实际上是受到司法机关人员的纵容和庇护的。他们串通一气，合伙分赃，许多检查人员“成了盗窃犯的通风报信人员”。 “在卡斯皮区的工业联合企业里，当地方工业部的检查员开始进行调查之后的一个月里，就发现又缺少了为数达三万四千多卢布的商品材料。”　　　　苏联的资产阶级肆意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近几年来，资产阶级分子热衷于展开“活动能力竞赛──看谁能建造一所十分新颖的好房子”。 “许多房屋建造者，特别是那些身居负责岗位的人，还利用职权，把各种建筑材料、机械、运输工具，以及所属企业和机关的工人派去建造这些房屋和别墅。”豪华的私邸和别墅，“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一些私邸和私人别墅，除有华丽的客厅，还有“弹子房”、“游泳池”和带喷泉的花园，有的甚至有精致的雕塑、“大理石楼梯和洗澡间”，有人用五十多万卢布来建造只供四个人住的私邸，等等。在莫斯科的郊区，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建起各种类型的别墅，有的设有“游泳池、网球场、体育设备和带有餐厅、电影院和特殊商店的俱乐部”。在黑海沿岸的私邸和别墅“很快就拥挤不堪了”，仅苏呼米就有四千一百五十八个房产主，他们还分别占有六百平方米到一万平方米的土地，“其中大多数人拥有柑桔林以及培养花草和早熟蔬菜的温室”。亚美尼亚有个农庄主席占用农庄的建筑材料，剥削庄员的劳动，给自己建了一所三层楼的私人别墅，仅房屋建筑面积就达六百一十六平方米。　　　　一些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可以在一种专设的特殊商店里每月先支付几十卢布，然后就可以随意去选取精美食品，在这种商店里不仅可以拿到“俄国传统的美味食品”，而且“具备所有西方百货商店能买到的东西”。他们还可以到“造价昂贵”的专用高级饭店去大吃大喝，“一餐可以花掉数百卢布”。格鲁吉亚的百万富豪拉基什维里经常在莫斯科、基辅、阿拉木图等城市的饭店大摆每餐价值数千卢布的筵席。卡鲁加州雅库舍夫斯基国营农场的场长和其他负责人勾结一起，把贪污的巨款用来大吃大喝，“清扫女工每星期从他们的办公室里弄出几麻袋酒瓶子”。许多地方“每当上级委员会和工作组来调查工作时，随着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豪奢饮宴……由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关和企业花钱”。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分子有的有几辆私人轿车，他们不满足于国产汽车，常常从西方进口。这些人还在专门的服装店定制最时髦的服装，购买“英国的西服、意大利领带和外国香水”等等。　　
　　不久前，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头目也说过：如今在苏联“出现了在经济上有特权的分子和集团”，他们手里集中了“大量的收入”，“占统治地位的气氛是如何捞钱，如何发横财”，“这些人过着非常阔气的生活，购买了私人住宅和别墅，轻而易举地买到了汽车，修了汽车库，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到种种鼓励，在职务上得到提升”，“被选进党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　　　　苏联报刊透露的这些材料大都是地方上的情况，它们显然不可能去触动中央一级的巨头们的黑幕。而勃列日涅夫集团也就口口声声“反对以非法手段”发财致富，把板子往下打，企图以此掩盖他们自己垄断全国财富，把苏联引到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与此同时，在新沙皇压迫和剥削下的苏联广大工农群众工作和生活没有保障。按照苏修“经济新体制”的规定，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工厂企业的经理“可以自行决定招收和解雇工人，自行确定工资标准，并有权对职工进行奖励和惩罚”。劳动力在苏联重新成为商品。从苏修报刊透露的材料来看，苏联每年有大量的职工被解雇。莫斯科附近的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通过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劳动强度，在短短几年内就解雇工人一千三百多名，苏修领导集团在全国大肆宣扬和推广这种“谢基诺经验”。莫斯科州波多尔斯克市机械化工程管理处主任经常辱骂工人，“凡是想反驳他或者是表示自己看法的人”都被他解雇，在他任职期间“总共有三百一十八人离职，而编制是三百五十人”。车里雅宾斯克一个工厂的“工作人员总数为一百五十人，一年内就有一百二十人被解雇”。杜尚别纺织联合企业的领导人压迫加丽雅等青年女工，加丽雅不顺从就被赶出工厂大门，并且被夺去公民证，这个女工找不到工作和生活出路，“在另一个城市漂泊了两个月”后就自杀了。斯摩棱斯克一个农庄主席一上任“就开始粗暴地发号施令，罚款纷纷落到庄员头上”，“常贴出这样的布告：某某和某某被罚款几个劳动日定额，或者是十五个卢布，二十卢布，二十五卢布。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你去领钱，而钱却不知为什么被扣除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出现了大量的流动工人。大批农民由于生活困苦也外出寻找生活出路。　　　
　苏联广大劳动人民收入微薄，还得交纳各种赋税。据苏修公布的统计材料，仅居民税这一项，就从一九六○年的五十六亿卢布增加到一九七二年的一百五十亿卢布。居民税在国家预算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也都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在苏修统治的年代里，消费品供应紧张，物价特别是食品价格普遍上涨，其中蔬菜、土豆、肉类、动物油、植物油和食糖等价格增长幅度更大。　　　　苏联社会两极分化的鲜明对照，戳穿了勃列日涅夫之流所谓在苏联“不存在剥削阶级”、“不存在经济地位互相对立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谎言！　　　　　　　　　　　　(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原标题：《苏联阶级分化日益加剧》)
楼主：全球化陷阱 时间： 20:04:00 点击：366 回复：2 脱水模式给他打赏只看楼主阅读设置私有化与贫富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变革和贫富分化情况　　 　　　　孙学文　　　　　 一、公有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经济比重上升　　 这是在所有制结构上的最重大的变化。由于实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对非公有制经济一直采取减免税收、鼓励、扶持等优惠措施，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和改组”、“有进有退”、“抓大放小”，对国有中小型企业实施“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出售”和对大型企业实施公司、股份化改制，使公有经济占国民经济比重逐年下降，特别是1995年以来大幅度下降，非公有经济（包括个体、私营、外企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据对2004年底经济普查，国有企业法人单位数只剩下19.2万个，比万个减少196.8万个，下降91.1%；比万个减少17.7万个，下降48.2%；仅占二、三产业企业法人数的5.5%，集体企业法人单位数只剩下45.6万个，比万个减少455.4万个，下降90.9%；比万个减少40万个，下降46.9%，仅占企业法人单位数的10.5%；而私营企业法人数达198.2万个，比1996年82万个增加116.2万个，增长1.42倍；比2001年增加65.9万个，增长49.7%，占企业法人总数的61%，外商企业法人数增加了1.3万个，增长9.6%。在325万个企业法人单位中，公有制企业只占19.9%，而非公有制企业却占80.1%，私企和外企注册资本8万亿元（其中私人资本5.1万亿元）加上第一产业中农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资产和股市中大股民的资产，肯定超过公有制企业资本10.1万亿元。中国至今已是私有经济的天下。　　 据权威部门透露，国企每次改革都造成巨额资产流失，穷庙富方丈是社会共识。80年代每年流失500亿元，90年代每年流失1000亿元，21世纪每年至少流失1500亿元以上，2004年仅中央181家企业借改制就要核销资产4000亿元。有报道说，按此推算，27年来国有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人均达1万元以上。大量国有资产被企业经营者、中外资本家和贪官污吏侵吞。国资委消息，到2003年已有90%的国有小企业和70%的中型企业已改制成私营经济。全国绝大多数地市县一级已没有国有企业了。　　 全国4223家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到2003年底已改制3430家，改制面达81.2%，到2004年4月，已有3377家关闭破产，占企业总数的近80%；核销资产2238亿元，下岗失业职工达620多万人。国资委主管的大型骨干企业509家，改制面达79.4%，2004年转让国有企业产权3599家。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196家，到2006年底只剩下161家，减少35家。计划在最近二年内只保留80-100家。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说，国有产权转让存在着：自卖自买、暗箱操作、实行零收购和低价收购、资产评估不实、虚增成本及内外勾结，违规审批，隐匿、转移、独占、私吞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和职工权益等严重问题（人报，04、12、27（9），05、1、14（6））。后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至今未查处一宗违规案件，也未惩处一个始作俑者。仅国有工业企业数2005年比1994年就减少了90523个，国有工业职工人数2005年比1992年减少3480.6万人，其中制造业工人减少2927万人。　　 到2006年中国、建设和工商三大商行都引进了外国战略投资者，进行股份化改制。辽宁、北京等省推出上百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向国内外私营公司拍卖。国企改制仍在大规模进行，国有资产仍在大量流失。　　 从就业结构来看，公有经济单位就业人数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下降到%，下降83.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3.0个百分点；非公有经济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由1978年仅占0.04%猛升到%，总人数高达63553万人，上升83.8个百分点。在农业，由原100%为集体农业，经过“包干到户”后变为97%为家庭经济（2005年家庭经营务农人数在28841万人），坚持村集体为3%，约有892万人（像华西、韩村河、刘庄、南街村等。）乡镇企业，由原100%为集体经济，到2005年，在总人数14272万人中，按2002年集体人数占28.6%推算，为4082万人；私营企业人数占26.4%，为3768万人；个体企业人数占45%，人数为6422万人。即坚持集体的人数占28.6%，个体私营人数占71.4%。在城镇，公有经济单位人数减少主要发生在90年代中期以来。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到2005年为6488万人，比1978年减少963万人，比1995年减少4773万人，下降42.4%；占全国和城镇就业比重由1978年分别占18.6%和78.3%，下降到2005年的8.6%和23.7%，降低10.0和54.6个百分点；城镇集体就业人数2005年为810万人，比1978年减少1238万人，比1991年减少2818万人，下降77.7%；占城镇就业比重由%下降到%，降低18.6个百分点。截至2005年底，城镇公有制单位人数仅剩下7298万人，比最高时（国企与1995年比较，集体与1991年比）减少7591万人。从上述就业结构变化看，也反映出公有经济单位职工减少、下岗，而私有经济人数增加、比重大幅度上升。　　 私营企业，改革开放前已经绝迹，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却迅猛发展。私营企业户数从万户发展到万户，比对私改造前的万户和万户增长33.9倍和28.5倍；雇主或老板（亦称投资者）从万个增到.9万个，比1949年的16万个和1952年81万个增长68.4倍和12.7倍；雇工人数从万人增到.1万人，比1949年的296万人和万人增长18.7倍和14.9倍；注册资本从亿元增到2004年经济普查数51000亿元，比1949年的14.4亿元和亿元增长3540.7倍和2327.8倍；创造的工业总产值从亿元增到.2亿元，比亿元和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698.5倍和453.2倍。　　 私营企业近10年来快速增长，每年入榜的200或500个“富豪榜”的平均资产也以5亿多元上升。但纳税仅占财政收入0.2%（1993年）～2.2%（1999年）。2003年把全部非国有经济（又称民营经济）共计缴纳工商税2435亿元，也仅占当年全国总税收11.9%。2005年私营企业纳税2715.9亿元，仅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4%和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6%。当今中国私营企业比对私改造前高出十几倍、几十倍、上百倍和上千倍，为什么不存在一个资本家阶级？　　 而且当今中国还存在对公有制企业改制后成为私人控大股的私有制股份公司或责任公司，2005年仅工业股份公司就有130491个，拥有总资产亿元，平均每户资产达0.8787亿元。截至2005年底批准的“三资”企业已达55.46万个，2005年底注册登记的外商企业26万户，注册资本8120亿美元（合66516.6亿元），其中外商出资6319亿美元（合51763.4亿元），外方控股占77.8%，即整个“三资”企业是外商控股控权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农村还存在承包大户和私营农场。这都构成了当今中国新的有产阶级。　　 从有统计数据的产值结构来看，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国有商业所占比重由%下降到%，降低69.8个百分点；集体商业从7.4%上升到16.5%，提高9.1个百分点；公有经济商业所占比重由%下降到%，降低60.7个百分点；按规模以上零售额推算，到2005年，国有、集体、股合、联营等公有制商业零售销售收入合计4387.3亿元，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6.5%（其中国有占2.1%，集体联营占3.1%和股合制占1.3%），而非公有制商业却占93.5%（其中私营股份公司销售收入7821亿元，占全国零售总额的11.6%，私营企业销售收入16285.9亿元，占24%。外商企业销售收入7325.5亿元，占10.9%）。规模以下主要是个体商贩或自由市场的销售额高达31357.1亿元，占全国零售额46.7%。也就是说，非公有制商业从1998年起已占中国商业经济的主体地位，私营商业已起主导作用。　　 从工业总产值来看，公有经济所占比重由1978年占100%下降到%，下降62.5个百分点；不包括国有控股部分，1999年公有制经济只占29.7%，下降70.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工业由77.6%下降到27.6%，降低50.0个百分点，不包括控股部分占19.8%；下降57.8个百分点，集体工业由22.4%下降到9.9%，下降12.5个百分点。2000年以来对国有工业进行战略性调整，对集体工业进行股份制或股合制改造，改制后的股合制企业私人占股62.1%，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到2004年为10586.4亿元，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下降到4.6%。国有工业包括控股部分工业总产值7022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31.6%，不包括控股部分为34002亿元（为国有工业企业和国有联营、国有独资公司之和），下降到仅占15.3%。这样到2004年，公有制工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下降到36.2%，不含国有控股部分，只占19.9%。而非公有制工业从不占比重到占45.5%和2004年占63.8%或80.1%（含国有控股部分），其中个体工业的工业总产值从亿元猛增到亿元和2004年经济普查统计在私营经济中（个体经济改为私营企业）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0.04%上升到12.1%。私营工业创产值由亿元增到亿元和.2亿元，及.2亿元（为规模以上私营工业）占比重由0.5%上升到1999年占6.1%和%及%（规模以上数）。已由私人操纵的股份制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从.0亿元增到.4亿元，占比重由10.9%上升到26%；外企工业由1980年创产值0.3亿元，增到亿元，.2亿元和.8亿元，及.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由%上升到1999年15%和%。此外，2004年还有私人控股占62.1的股合制和私人占股48.4%的联营企业，创产值3563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1.6%。　　 据《人民日报》日报道，在40个工业主要行业中，非公经济在27个行业中（占67.5%）的比重超过50%，在部分行业已占70%，即中国工业经济到2004年从总体上已私有化了。在非公有经济兴旺发达的同时，公有制工业经济衰退没落还表现在工业企业户数和人数上，全部国有工业户数，2005年只剩下27477户（含控股企业），比户减少56223户，比户减少90523户，下降76.7%；2005年国有工业职工人数1040.4万人，比万人数减少2098.6万人，比万人减少3480.6万人，下降77%。城镇集体工业人数由万人增到万人，再减到万人，2005年分别比1978年和1991年减少971.2万人和1654.2万，下降87.2%。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各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来看，据有人计算，在1999年国有及控股企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占56.2%下降到36.15%，集体经济从42.9%下降到11.5%；非公有制经济从0.9%上升到52.4%，其中个体、私营经济从0.9%上升到40.2%，1999年外资经济占7.6%；私人股份经济占4.5%。另据拉美社北京日电，到2001年公有制经济占GDP比重已下降到37%，其中国有经济已下降到23%，非公有制经济已上升到占63%，私营及股份制经济占40%，外资经济占17%，个体经济占6%。　　 另据有人测算，2003年GDP中国有、集体和非公有经济比重分别为33%、15%和52%。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于2005年2月在《人民日报》发文说，国有、个私、外资已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国务院在日发出的文件中说，私营个体已占GDP1/3以上。另据专报对外开放的记者发文说，外资已占中国GDP的近1/3。据经合组织日发布中国经济研究报告，推出到2003年，私营部门的增加值已占非农产业的57%，中国私营和外资的增加值已占GDP的2/3以上。　　 据《中华工商时报》日发表全国工商联《十五期间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推算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占全国GDP比重为49.7%，外资经济占15-16%，两者之和为65%。　　 统计局老局长李成瑞将民营经济中去掉集体部分，加上国有控股中私有部分，推算截至2005年底，非公有制经济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61%，而公有制经济则下降到仅占39%，只起补充作用。中国已是私营经济起主导、主体、基础作用的私有经济。　　 据不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马立诚在《私营经济风云录》一书中介绍说，非公有经济已创造中国70%以上的GDP。以上数据说明，公有制经济在走下坡路，而非公有制经济无论在户数、人数和产值方面，都呈大幅度上升的趋势。
　 二、城乡、居民之间贫富差距迅速拉开　　 人均GDP从美元增到美元和美元，中国到1998年已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随着“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城乡之间，居民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差距也迅速拉开。城乡差以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相比较，1978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为405元：138元；到2005年分别为9393元：2531元。以2005年与1978年相比较，城乡相对差由193.5%扩大到271.1%，扩大了1.4倍；城乡绝对差由267元增到6892元，扩大了25.7倍。　　 再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较，在1978年二者之比是：343.4：133.6，到2005年二者之比为1.9。将2005年与1978年相比较，城乡相对差由157%扩大到222.4%，扩大了1.42倍；绝对差由209.8元扩大到7238元，扩大了34.5倍。　　 按城镇最高收入与农村最低收入相比较，城乡差别更大。1990年上海城镇居民最高收入与甘肃农村居民最低收入之比为，到2005年上海与贵州之比为1元。2005年与1990年相比较，城乡相对差由%扩大到%，扩大了2.39倍；城乡绝对差由元扩大到元，扩大了10.36倍。　　从同一地区城乡差别来看，1990年云南城乡居民收入为，城乡之比为2.53：1（以农村为1），到2005年云南城乡居民收入为41.8（元），城乡之比为4.54：1，15年城乡差别扩大了2.31倍。西藏2003年城乡之比为5.18：1。2005年城乡收入差距仍达3.54倍。即使先富起来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与粤北地区人均GDP2004年也相差4.34倍（美元）。以上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额扩大的情况，即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开放初期有所缩小，但随后又呈逐年扩大的趋势。　　 占全国总人口82%（1978年）～57.0%（2005年）的乡村人口，上述数字另一面来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上升到1985年占53.8%再下降到%，比1985年降低22.8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下降到%（包括县城）。降低33.8个百分点。国际一般情况，在人均GDP800-1000美元阶段，城镇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1.7倍，而中国却由1978年的1.57倍扩大到2005年的2.56倍，高于国际一般水平的0.86倍。　　 再从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看，从1985年起呈逐年扩大之趋势。1985年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和困难户的收入之比为和438；1990年，三者的收入是和783；到2005年三者的收入是34.9和2495.8。将2005年高低、高困户收入与1985年相比较，10%最高收入户与10%最低收入户收入相比较，相对差由187%扩大到817.8%，扩大了4.37倍；绝对差额由901元扩大到25638.2元，差距扩大了28.5倍；最高收入户与困难户收入相比较，相对差由216%扩大到1052.9%，扩大了28.5倍；绝对差额由946元扩大到26177.3元，扩大了27.78倍。从地区城镇居民最高与最低收入来看，1980年上海与贵州相比为560元：316元，到2005年上海与新疆相比为18645元：7990.2元，相对差由77.2%扩大到133.3%，扩大了1.73倍；绝对差额由244元扩大到10654.8元，扩大了42.7倍。2003年深圳市人均GDP高达23177美元，为同年青海省西宁市854美元的27.1倍。据报道，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内，在职与离退休之间，同一级别在地区间，在不同的单位，每月高低收入差距在3000元以上；企业经管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在20倍以上。　　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较，1997年20%最高收入户是20%最低收入户的3.1倍，1998年扩大到3.3倍，1999年为3.4倍，2000年再扩大到3.6倍。另据《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第47页按五等分划分，2001年20%最低农户年收入只有308.7元，而20%最高农户人均收入高达31632.8元，高低相差101.5倍。2005年高低20%平均年收入为元，相对差为6.26倍，绝对差为6680元，相对差比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要大。从绝对差来看，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比，1978年上海与甘肃相比为281元：101元，到2005年上海与贵州相比为8247.8元：1877元，农民收入高低相比，相对差从178.2%扩大到339.4%，扩大了1.9倍，绝对差额从180元扩大到6370.8元，扩大了35.4倍。　　 从贫富差距来看，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平均，0.3-0.4为差距允许警戒区内，0.4-0.5为差距过大，0.5以上为差距极端不合理，会造成社会动乱。据有人测算，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上升，再上升到，世界银行测算中国2001年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5，胡鞍钢等人提出目前基尼系数已高达0.50，并被世行确认，按国际标准已属绝对不平均，并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为0.45或0.50，都超出了0.4这个警戒线，属于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和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为0.34和世界平均0.4的水平，超过日本0.28，印度0.33和美国0.42的水平，与拉丁美洲0.49和黑非洲0.47，同属世界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地区。　　
据国家统计局、劳动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存款、股票、债券、手持现金等，仅储蓄存款一项1999年底达59622亿元，整个金融资产在7万多亿元以上）60.4%，其中1.3%的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31.43%（每户拥有5千万元以上，据报道，仅深圳市储蓄存款在亿元以上就达24人）；而占43.73%的最贫穷的家庭（每户拥有5000元以下）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2.99%。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最穷的家庭的359倍。这个差距超过美国。据美联储对美国家庭收入调查，近5年来（年），美国10%最富有家庭拥有的净资产（扣除债务）增长69%。平均每户资产达83.36万美元，而20%最穷的家庭净资产只增加20%，平均每户仅有7900美元，贫富家庭净资产相差104.5倍，中国贫富家庭资产相差倍数大于美国254.5倍。按五等法划分，最高的20%的家庭，平均拥有金融资产146615元，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55.4%；而最低的20%的家庭，平均只拥有金融资产4298元，仅占全部金融资产1.5%。高低相差33.1倍；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重相差53.9个百分点。中国8.6%的富户占有60.47%的金融资产，已超过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拉丁美洲的10%的富户占有50%的国民收入的比重。另据权威部门消息，1997年中国最穷的20%的家庭户仅占全部收入4.7%，而最富的20%的家庭户却占全部收入的50.24%。这个收入差距也超过美国。据美《商业周刊》1994年报道，美国最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4.4%，中国穷户仅比它多占0.3个百分点；最富的20%家庭拥有全部收入44.6%，中国最富户比它要多占5.64个百分点。可见中国贫富差距与美国相比毫不逊色。　　 另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于月对8个省市大中小城市的抽样调查，10%最低收入家庭仅占全部居民家庭总资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家庭却占有45%。在8亿多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存款大户拥有80%的存款，或15%的储蓄大户拥有全部存款的一半。按2002年总储蓄8.69万亿元测算，15%的储户拥有4.345万亿元的存款。　　 据联合国开发署统计，除确认中国基尼系数为0.45外，还提出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仅占总收入和总消费的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却占总收入和消费的50%。（《北京参考》日）再次证实中国居民收入贫富差距。　　 据媒体和互联网消息，中国最富有的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70%的财富，形成了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2900多高干子弟掌握了2万多亿元财富，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僚阶级；还存在上百万与外国、外商勾结、算计国家；靠外商控制企业、行业、产业；按照外国老板的资本主义模式来改造社会主义中国，左右中国的政策和决策；靠出卖情报、机密获取外国的津贴、好处费；损害国家利益，而拿咨询费、课题费等买办阶级，《瞭望周刊》2006年第41期就指出存在这样一个买办阶级。　　 据媒体报道，1993年中国有百万富翁500个，1994年有5000个，1995年有100万个，1996年以后有300万个，到1999年拥有百万以上资产的约有500多万个，其中亿万富翁有1000个以上。上述估计是有事实依据的。　　 据美国《福布斯》杂志1994年公布出有名有姓的大陆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17人。2000年11月《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国有50名私企主榜上有名。资产在4200万美元――25亿美元，即合3.5亿－207亿元人民币。　　 《新财富》2003年4月号首次推出2002年内地400名富豪，资产在61.1-2亿元以上，总资产在3031亿元，平均每个富豪资产在7.6亿元。　　 据美林集团统计，2003年中国内地有百万美元以上富翁23.6万个，比上年的21万个增长12%，2006年10月初，美林及凯捷发布《亚太区财富报告》：2005年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富豪达32万个，比上年增长6.8%，比2002年增加11万个，约占亚太地区富翁总数的13.5%，其中资产超3千万美元的超级富翁占亚太地区总数的29.1%，即接近1/3，32万户富豪总资产15900亿美元（合13.0248万亿人民币），比亿美元增加6210亿美元；总资产相当于2005年全国GDP的22350亿美元的71.1%。32万户富豪平均户资产达500万美元（合4095.85万元人民币）相当于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03.4倍，相当于同年农民年人均收入的12583.6倍。　
　 《福布斯》发布2004年中国200名富豪榜，首富为荣智健，资本为14.9亿美元，（合123亿元），最末一位（第200位）资产达0.79亿美元，合6.54亿元，即200名私企主全部是亿万富翁。200名富豪中准资产为1.41亿美元（合11.67亿元）。2005年内地富豪榜，由第200名增到400名，都是亿万富翁。其中前100名拥有的总财富从上年290亿美元上升到410亿美元（合3393.6亿元），增长41.3%，其中前50名富豪的财富相当于中国现有6个贫困省5千万农民年纯收入的总和；前300名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7亿多农村人口2年的纯收入。前200名富豪平均资产达1.24亿美元（合102635万元），相当于2005年全国人均GDP14040元的72348.3倍，比上年200名平均资产0.8亿美元增长55%。　　 胡润从1999年开始排出内地百富榜，2004年排列顺序与《福布斯》略有不同。胡润百富榜榜首是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资产105亿元，而他在上年只有18亿元，一年新增87亿元，第二名陈天桥资产从40亿元上升到88亿元，一年新增财富44亿元。最末名（第100位）财富：1999年为0.5亿元，亿元，2001年5亿元，2002年7亿元，2003年9亿元，2004年高达12.5亿元。2005年也扩容为400名，最低门槛降为5亿元，即400名全是拥有5亿元以上的亿万富翁。财富超100亿元的由上年1人增到5人。　　 据2006年4月出版《新财富》评选出内地500名富豪榜，其中名列前十位富豪是“无锡”尚德掌门人施正荣4年前以40万美元加技术入股，至今（2006年3月底）已拥有财富203亿元居富豪榜榜首，玖龙纸业张菌夫妇以194.6亿元列第2名；以1000元起家的国美电器老总黄光裕以148.3亿元列第三名，广州合生创展、珠江投资老总朱孟依以147.8亿元列第4名，北京“网易”主办人丁磊以136.3亿元列第6名，中信泰老板荣智健以99.3亿元列第7名，恒大实业老板许永印以72亿元列第8位，上海房地产大王许荣茂以69.6亿元列第9位，万向集团总裁鲁冠球以67亿元列第10名。　　 胡润于2006年9月发布内地名富豪榜，《福布斯》于11月2日发布内地400名富豪榜。两榜入选门槛都从上年5亿元提高到8亿元。胡润富豪榜首是破烂王张菌，资产270亿元，第二名是黄光裕资产为200亿元，而《福布斯》富豪榜首是黄光裕，资产为180.9亿元。黄光裕资产比上年增加75.9-95亿元。黄光裕不仅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零售商业的巨霸，而且还成为北京中关村地产主人。中国富豪在近年来以年增1倍-5倍的速度增长财富，是中外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罕见的。　　 此外，仅规模以上的工业私有股份制企业①，到2005年有130491家（超过国有及控股企业总数27477个），拥有资产亿元，平均每个企业拥有资产0.8787亿元。另据对中国股市调查，在万个股民中，大股民有35.67万户，按沪市大股民占市价总值10.67%推算，大股民约拥有5131.3亿元的金融资产（.67%＝5131.3亿元），平均每个大股民拥有143.9万元。1999年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注册资本3439亿元，其中不乏百万资产的富翁；农村大包干后农民家庭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2005年已达7155.6亿元，比1985年的792.5亿元增长8倍多，其中也有百万资产以上的富翁；据报刊透露，在农村和集市还有约1000亿元以上的民间借贷资本。据对乡镇企业进行股合制改造后的1999年统计，私人占股66.3%（其中股份制企业私人占股66.8%，股合制占66.1%），拥有私人资本金1495亿元，平均每户拥有资产75.56万元，还不包括原来已经是私营、个体性质的乡镇企业。表现在私人（包括法人、个体、外商）占乡镇企业生产的增加值的比重，由1999年占60.2%上升到2000年占70%。　　
据2004年经济普查，在二、三产业中有股合制企业法人单位数10.7万户，私人占股62.1%，集体占股24.9%，国有资本占股12.1%，外商占股0.9%。因此就整个股合制来看，它是私人控股的私有经济。　　 除此以外，还有像于志安、周北方等人那样的部分大中型国企“老总”，靠转移国有资产，“分社会主义蛋糕”而实现私人资本积累，或趁国企拍卖和“股份化”之机，摇身一变成为私企老板；还有像成克杰、胡长青、慕绥新、王怀忠、王雪冰、张恩照、陈良宇等贪官污吏，利用权钱交换，收受贿赂而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的。此外，还有名人、名家通过合法手段成为富翁的。　　 据报道，北京市上市公司董事长持股市值2002年在9600元至50.9万元，最高年薪在24.57-157.53万元，媒体报道，招行行长2005年年薪267.85万元，2006年预计将达800万元，仅一年持股和年薪就成为几十万、百万富翁。据香港《明报》日报道，北京颐和园听鹂饭庄西安分店一桌豪华“天龙御宴”吃掉36.6万元，折合黄金8斤，相当于贫困农民3660人全年总收入。2004年8月以来，媒体报道，昆明一盒月饼31万元，一部手机21万元，一个8个8字的电话号码拍卖价70万元，上海紫园一套住房高达1.3亿元。2006年上海“汤臣一品”豪宅一套高达1.4亿元。北京一富豪夫妻俩闹离婚，暴出有47套住房、47辆轿车和9家公司的家产。中国赌徒到澳门和美国赌城赌钱，一次就输掉几百万上千万美元。媒体报道，2005年国庆期间上海金茂大厦举行一场超“百万元婚礼”。真可谓中国的富翁已经富得流油，到了挥金如土的地步。　
　 在中国百万、亿万富翁大量涌现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贫困阶层。主要有以下7种人：（1）长期失业者，一般每月发50-100元生活补贴，许多内地不发失业费。（2）下岗无业人员，一般每人每月发80-320元生活费，不少城市未按最低生活费标准发放，有的以“自谋职业”推向社会不管。（3）其他靠社会救济生活者。因有病或残疾不能工作的人及无亲友抚养或赡养又无储蓄的人，一般按每月每人发放60-230元的城镇最低生活保障金。农村“五保户”原由集体保证供应，大包干后，开始由每户轮流供应，现内地不少贫困村无人照顾，任其“自生自灭”。（4）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落后地区的农民。在一些最贫困农村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5）早年退休人员。内地不少退休人员每年只有300多元的退休金，生活比较艰辛。（6）停产、半停产国有职工。黑龙江森林工人每人每月补助15元，其他靠自己在土里刨食。（7）多子女家庭和重灾重病户家庭等。据民政部统计，2003年上半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增到2182.7万人，1-6月累计支出“低保”资金71.04亿元。每人每月平均补助金额，最高的北京市231元，最低的河北省仅发35元（河南2004年5月人均每月50.4元，甘肃人均最高78元）。全国平均每人每月仅有55元，每人每天1.77元，仅合每天0.22美元，大大低于每人每天1美元的贫困线。　　
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据温家宝总理在日答记者问时说，目前按625元脱贫线划分，农村仍有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2003年统计数字为2900万）。如果把标准再提高200元（年收入达825元），那么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另据社保部消息，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人口为3000万，低收入人口为6000万左右，约占农村总人口10%。联合国划定每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贫困线。中国在2004年以前，农村居民人均每天生活费都不足1美元，应属贫困人口。如2004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2936.4元，按8.2768元兑1美元汇率测算合354.8美元，每人每天只有0.97美元，不足1美元。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254.9元，按当年平均汇价8.1917元/1美元测算，合397.3美元，每人每天收入合1.089美元，总体上已脱离贫困线。但2005年按5等份划分农村居民收入，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测算，中等收入户以下都不足每天有1美元。其中低收入户年收入1067元，每天收入仅为0.357美元，低消费透支481元；中低收入户年纯收入2018元，每天收入为0.675美元，中等户年收入2851元，每天收入为0.954美元。上述低等、中低等和中等收入户占农村总人口60%，按此测算，农村有贫困人口1.7-4.5亿人。官方统计，按年收入683元（仅合每天人均收入0.228美元），农村仅有贫困人口2365万人。　　
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05年报告中提出，中国农村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贫困人口至少在1.7亿人。城市包括失业、下岗和退休仍需救济的贫困人口在万人左右。占城市10%的低收入户和5%的困难户，在2004年以前都达不到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线。但2005年，低收入户勉强达到，但困难户仍然达不到。占10%的最低收入户年收入3134.9元，折合美元每天为1.048美元收入，刚刚达到每人每天消费1美元。占城市总人口5%的困难户年收入2495.8元，折合美元每天仅有0.83美元收入；应属贫困人口。按2005年城镇总人口56212万人推算，困难户人口为2810.6万人。这是中国截至2005年在城镇新近涌现出的贫困人口。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万增到万人，登记失业率从%上升到%。2005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只剩下6488万人，比1997年减少4556万人，比1995年减少4773万人，其中国有企业职工人数比1995年减少4723万人，国有工业职工人数减少3480.6万人，其中制造业工人到2005年减少2927万人。制造业工人下岗失业沦为城镇贫困阶层。仅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年就达3000多万人，其中在非公有制经济实现再就业1900万人，仍然待岗的尚有1100万人，待业率达36.6%。人们共认，一旦失业或下岗就立刻跌入贫困阶层。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离退休及退职人数从万人猛增到万人，其中企业达到3842万人，虽然近几年提高了退休养老金，但内地不少企业特别是转制改制企业、停产半停产企业，不能按时按量发放，几乎多数企业老职工医疗费不能报销，生活十分窘迫。　　 民政部到2003年底，确定符合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条件的人口就达930万户、2241万人（按大中小城市划分低保线在78-319元/人•月）。具体分布情况是：特困职工959万人（在职职工197万，下岗职工205万，离岗职工460万，退休职工97万）；失业人员349万；职工家庭及其他人员659万：“三无”对象86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及其职工家庭总人数1632万人，占低保线总人数75.6%，加上在岗和退休职工高达87.8%。2005年底城市低保户数994.6万户，人口2334.1万人。总体上看，中国低保线低于联合国提出的每人每天1美元贫困线。将城乡相加（农村按1.7-4.5亿人计算），中国目前贫困人口约在1.98-4.78亿人左右，贫困率在15.1-36.6%左右。　　 据世界银行对中国2001年调查测算，日均低于1国际元（相当于2000年美元兑欧元的比值）的贫困率（指日均1国际元以下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6.6%，按2001年总人口127627万人推算，贫困人口是21186万人；按日均低于2国际元的贫困率为46.7%，按总人口推算，有贫困人口56902万人。（《2005国际统计年鉴》第211页）　　 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10月发布的《中国全面小康发展报告（2006）》的蓝皮书介绍，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目前约有1.35亿人还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约占总人口1/10。即使全国最富的上海市，低保人数也由2001年的33.85万人增到2004年的44.1万人（占总人口4.43%），增长30.3%。即使人均收入每人每天达到1美元以上的低收入家庭，在大中城市生活仍然很艰难。据北京市统计局统计，月，20%的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7304元（每月812元，全年9744元，按11月 1美元＝7.8元汇率测算，每人每天有3.38美元收入，比国际贫困线高出2倍多），人均消费支出6837.9元，收入减去支出仅剩下1.4元，生活压力很大。20%低收入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消费支出比重）为37.4%，高出全市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而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为31.6%，低于全市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其中支付医疗保障费819.6元，人均教育费支出684.6元，占消费支出比重明显高出全市平均水平。由此说，即使人均每天收入达到3美元以上，在北京生活仍然很艰难，更不用说在1美元贫困线以下，就更加困苦了。那种经济发展了，贫困人口就消亡的理念在私有化市场经济社会里是不能成立的。因此，中国脱贫扶贫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　　 （《环球视野》网摘）
贴吧热议榜
使用签名档&&
保存至快速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