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占比逐年减少！去或留？马来西亚华人很纠结
　　【环球网综合报道 记者 赵衍龙】&在的人口结构中，华人所占比例正在逐年减少。&美媒2月20日的报道如是说。
　　根据马来西亚最大的独立智库机构 && 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Asian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Institute，ASLI)的统计数字，如果该国目前的外向移民趋势不变的话，到2030年，马来西亚华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将从1957年的38.2%下降到19.6%。
　　为何？
　　说起马来西亚华人的境遇，马六甲市皇冠酒店华人经理周先生摇头叹气地说：&混得好的华人都移民去喽。我们给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得到的回报却不成比例，本来可以更好的。&
　　周先生的话印证了&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的另一个统计数据，该统计显示，造成华人人口比例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是外向移民，其中，超过57%的马来西亚华人选择的移民目的地是新加坡，其次是。
　　&就连郭鹤年都被气走了，&吉隆坡闹市中心的华商陈老板说，&他是马来西亚首富，世界糖王，知道不？他的糖厂被马来西亚总统夫人的一个亲戚看上了，非要抢过去，当然，他们可以用各种政治手段。郭鹤年一气之下，把资金全都投去了印尼和澳大利亚，全家也搬去香港，不回来了。&
　　这件发生在几年前的事至今仍让大马华人心中郁愤难平，可以想象它当时曾经造成过怎样的冲击。实际上，那次事件并非郭鹤年首度&撤资&马来西亚，在此之前，他已经先后四次将手下公司在马来西亚的棕榈油、房地产等业务出售，转而进军大陆、印尼等更大的市场。
　　当年，郭鹤年斥资100亿美元在印尼、澳大利亚兴建甘蔗种植园和糖厂的消息曾经在马来西亚引起过轩然大波。郭一度被斥为&不爱国&，&里通外国与马来西亚的糖业竞争&，媒体对他大加鞭笞，政客也趁机炒作，引申出大马华人缺少&马来认同&、不宜参与国家政治的结论。很少有人追究郭鹤年&撤资&的背后原因，马来西亚国内政治的黑暗面也随之成为次要问题了。
　　不过，在主体民族马来人里，也有人站出来为华人辩护。前司法部长、著名律师扎伊德(Zaid Ibrahim)就曾指出，根据政府税务部门的统计，马来西亚只有10%的公民纳税，而华人占了其中的80%至90%。扎伊德在推特上发帖说：&华人是少数，但是他们为这个国家上缴了绝大多数的税，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
　　然而，这些马来华人&爱国者&却常常因在政治、教育等国家资源领域受到不公平对待而深感委屈。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少有的、制定了&旨在保护多数民族&的平权法案的国家，马来人在政府工作机会、高等教育名额等方面受到保护，而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上缴了最多的税，却享受不到相应的利益。
　　从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时期，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马来华人一直对中国大陆的进步给予着资金上的支持，而近年来涌入马来西亚的中国资金也造福了相当一部分华人商贾。不过，对于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或中下层华人来说，中国资金大举进入马来西亚并未给他们带来切实的好处，反倒因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反弹而再次感受到政治空气的窒息。毕竟，对于很多马来人来说，他们是分不清中国人和马拉西亚华人的区别的。
　　去年11月，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访问北京后，带回了34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以及购置4艘中国舰艇的军事合作项目。按照《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的说法：&从港口到电站，从房地产到铁路，甚至在电子商务和教育领域，中国公司的影子无处不在。&
　　这样的局面自然会受到反对派的责难，就马来西亚即将到来的国会议员选举来说，中国因素不可避免地成为党派之间争斗的一个话题。反对党率先发难，指责纳吉布利用中国投资粉饰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前景，前总理、马来西亚土著团结党(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PPBM)主席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 在公开发言时表示：&我们的遗产正在被出售，我们的子孙将留不下任何东西。&
　　针对马哈蒂尔的言论，柔佛州的伊斯梅尔(Ibrahim Ismail)反唇相讥，称马哈蒂尔&制造恐惧，利用种族牌，只为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伊斯梅尔本人涉及到一个柔佛州380亿美元的房地产项目，项目的主要投资方是来自中国的碧桂园公司。该项目在临近新加坡的马来西亚柔佛州建造高档商品住宅和写字楼，标榜&距离新加坡最近的居住地&，吸引中国大陆的房地产投资客。
　　马哈蒂尔随后在推特上回击称，自己并不是&反对中国&，也不反对来自中国的投资，他反对的是&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大批移民，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大批量的移民的&。他同时表示：&向外国人出售土地，再为他们国家的人建成城市，这可不是外国直接投资(FDI)，现任政府是要让外国人在马来西亚泛滥。&
　　马来西亚的政治观察家们认为，中国投资将成为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马来西亚的华人将不可避免地在这场争论中被要求&选边站&，从而使他们有可能被再次贴上&没有马来西亚认同&的标签。
　　实际上，这种贴标签的行动已经开始了。《自由今日大马报》(Free Malaysia Today)近日发表了署名文章，称马来华人一定会站在现任政府的立场上，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这不仅因为这些华人将可以从中国投资中直接受益，而且，更多的中国人进驻马来西亚也会让华人感受到相同的文化，他们(华人)不会放弃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言外之意，马来华人始终是&外来者&。
　　包容？！
　　对于这样的言论，前司法部长扎伊德再次为华人做出了申辩。他在自己的博客上撰文指出：&我不认得几个中国大陆的人，这么多年来，我认识了很多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可能还在用筷子，吃猪肉，但是，如果说他们更亲近中国大陆而不是马来西亚，这样的说法是可耻的&&马来华人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了，即使在文化上，他们也已经与中国大陆的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表示：&马来华人热爱马来西亚，如果被允许的话，他们愿意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他们不是那种只想挣钱的、自私的人，他们想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美媒报道称，或许，只有当更多的马来西亚人认同扎伊德的看法，马来华人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真正能够包容他们。&毕竟，我们生长在这里，这里有我们的家人和事业，移民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陈老板告诉记者，&不过，大马政府的政策还没有彻底改变，一些不利于华人的法规还在实行中。在没有完全成为平等公民之前，我们还得把眼光盯向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亚。&
责编：李圣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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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队伍男女比例失衡：女科学家到底去哪儿了
多项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现了“高位缺席”现象——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从2400万到孤单的塔尖，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原标题：女科学家到底去哪儿了
　　直到被问到那个自己答不上来的问题，33岁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才意识到，科研圈内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他所在的高校，女生数量一直在增长，这也是全国趋势。教育部统计，到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中女生数量连年超过男生。根据中国科协的数据，到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经超过了2400万人，几乎要占到全部科技人力资源的四分之一。
　　一次聊天中，另一位教授问王立铭：“咱们两人的学生里，女生男生数量几乎相同；但是在你和我的研究所里，女教授的比例似乎都不到总数的一成。那么，最后没有做教授的女生都去哪里了呢？她们凭空消失了吗？”
　　王立铭一惊。身为两个女儿的父亲，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替女儿们搞清楚，她们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他过去研究的是“果蝇争斗性行为”之类的生物学问题。这次，他找到不同高校的朋友帮忙，发出了国内学术机构性别问题调查问卷。两周内，收到了1600份有效问卷。
　　问卷印证了学术界“消失的女生”现象。67％的受访者表示，女性教授“较少”或“极少”。统计到的超过1000名教授中，女性只占两成。即使是在日常经验中“更适合女性发展”的人文社科类院系，女教授的比例也不超过三成。
　　稀缺不只体现在教授职称上。中国科协数据显示，2013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
　　多项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现了“高位缺席”现象——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
　　从2400万到孤单的塔尖，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分岔的路口？
　　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对此深有体会。
　　今年，她去参加瑞典结构生物学年会，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报告人中女性众多。而她在国内参与组织的几次国际会议里，想要实现“女性报告者不少于20％”这一国际惯例都是相当困难的。
　　回国后的一次演讲中，颜宁指出，每年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以应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也许我们录取的70％”都应该是女生。在实验室的表现中，女生也从不落下风。但到了求职的时候，分化产生了。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阶段，女性锐减。
　　“我慢慢意识到许多女孩子、特别是我自己的学生，并不是没有实力，只是因为社会家庭的共识，因为在某一阶段或主动或被动地必须做选择题，而脱离了她们本来挺有天赋的科研世界，我真的挺痛心。”这位一向不喜欢被冠以“女科学家”称号的女科学家说。
　　她多次倡议，“赋予父亲休产假的权利”，以保障女性科技工作者的事业诉求与事业发展连贯性。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缨专注于女性科研人才研究已经数年。接受她访谈的每一位搞科研的妈妈都表示：生育后满脑子都是孩子，塞不进任何东西。
　　而这时，摆在她们面前的道路开始分岔了。
　　马缨的调查发现，“生命周期”影响了女性科研人员的表现，生育是其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平均生孩子的年龄约为30岁。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约3岁）之前，孩子的照料任务主要是由女性承担。
　　这似乎是生理上无法避免的。等孩子上了幼儿园，女科研工作者们仍然可以选择回到岗位上，“把时间安排好”，继续科研路。
　　而实际上，生育只是漫长家庭生活的开端。马缨调查显示，35岁之前，女性科研人员论文数量与男性同行差异很小。而36岁开始，女性开始落后，直到50岁与男性开始拉开显著的差异。
　　天文学博士后杨景（化名）觉得，相对于那些涌向职场的女同学，一直没离开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自己算是幸运的了。
　　她面临着博士后出站、争取编制的压力。但目前看来，这种压力不会因为性别而比其他竞争者沉重多少。毕竟，衡量科研工作的标准很现实：论文发表篇数多少、期刊影响因子高低、参与项目大小。男女都一样。
　　杨景的好友里有一位新晋妈妈。生育对于她来说，“基本意味着两年没有了”。备孕，哺乳，照顾宝宝，每一项都牵扯着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时候，星体如何运转只能扔到脑后，最大的学术难题是如何止住小家伙啼哭。
　　杨景的导师中不乏“兼顾家庭和事业”的女性楷模。她觉得，那些生育后学术上放慢步伐的女性只是不够“努力”去平衡。当然，这也并不可耻，因为“每个人追求的幸福”并不一样。
　　马缨的朋友中就有一对夫妻，同年毕业进入同一家科研院所，如今双双年过四旬。丈夫是学院的领导和一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妻子则从事科研辅助的工作，不在科研一线了。
　　“当年你成绩还好一点啊，后悔么？”马缨问她。她则笑着表示，有家庭生活很满足了。
　　杨景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如果结婚生子，会不会也像很多女性前辈一样步步后退。她身边有更多女同学，甚至毕业后再没进入科研一线，而是直接从事了科研辅助工作，“稳定、方便照顾家庭”。
　　科研世界里的女生们没有消失，她们只是逐渐隐形了。
　　在王立铭看来，仿佛每个人都做出了当下最合理的选择，这种个人选择也值得尊重，但更大的不合理因此发生了——“这个国家失去了一半人口的科研智慧”。
　　善意的歧视？
　　在社会学博士董一格看来，这种自我选择的背后是一种“自我边缘化”——“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问一个男的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他根本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这个女生有一份漂亮的履历：考上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后来转到香港大学读完本科，再去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硕士。但优秀如她，还是经常无法对一个问题给出满意答案：啥时候结婚。
　　这似乎是女性必答题之一。“我们的文化价值里有一些对两性的预设，你会自觉不自觉地复制了这种不平等的逻辑。”她说。
　　而在上升渠道看似公平敞亮的象牙塔里，性别歧视也通常是完全不自觉的。
　　王立铭的调查发现，男性和女性似乎生活在不同的校园里。绝大多数女性受访者在学术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性别歧视的存在。而与之相反，大多数受访男性根本没有意识到性别歧视问题的存在。
　　在女生们看来，这种歧视是隐形的，包裹在善意里。
　　杨景的老师曾对她表示出殷切期望：“你虽然是女生，但希望你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杨景很受激励，但同时也隐隐约约感到，这默认了女生一般情况下对自己要求不高。
　　而王立铭身边也充满了类似偏见：“对女生就多照顾点”“女生不适合读博士了，读个硕士找个稳定工作最靠谱”……
　　董一格和其他有留学经历的女性朋友在一起吐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么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么不正确的话来？
　　在美国留学时，她身边的教授对性别问题非常敏感。这也自然，任何不当的言论都会遭到舆论攻击，甚至有可能被起诉。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因为性别歧视言论而遭到炮轰，被迫辞职。
　　她较真儿，经常在网上与带有歧视色彩的言论吵架。有趣的是，吵架的帖子里她的支持者寥寥，而私信箱里却经常收到长篇的鼓励。
　　“大家其实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不愿意公开表达出来。”董一格分析。
　　“巨大的文化压力下，没人愿意做一个trouble maker（挑事者）。”她说。
　　“雄性的领地”？
　　即使现在对性别问题关注如王立铭，也不会在同事聚会时“与人较真”。那些不合适的话，听过也就听过了，并不好做纠正。
　　歧视在孩子成长期就存在了。王立铭从小常听见老师说，“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绩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学理科”。当时的小男孩并没有觉得有问题，反而还生出一种优越感。直到进入大学，和许多女科学家共事，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女性能力的成见毫无道理。
　　当做了爸爸，他开始担心：女儿也会听到这些错误的暗示，怎么办？
　　而即使是精英高校的学子，也无法完全摆脱来时的土壤。他的实验室里有很多优秀的女生，想法新，很会设计试验、分析问题。而当毕业抉择时，她们中的一些最终选择了离开校园，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持家庭，纵使对科研仍有留恋。
　　王立铭惊讶地发现，这些女生家庭的重男轻女意识强烈，即使女儿进入名校，还是无法扭转。
　　他说，在整个社会文化的预设里，科研本来就是片“雄性领地”——“大部分人谈到科学的时候，第一反应想到的八成是一个老头子，很睿智深沉”。
　　董一格觉得，在这样的预设下，女性科研工作者上升的路径之一是完全抹杀女性身份。
　　这已经被验证可以成功。在一次科学家会议上，一位生育了三个孩子的85岁老科学家坦言，除了在“三八节”，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女性。
　　她的努力可以看作扯掉性别标签的尝试。而社会回应的另一笑话则更加不友善：“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这个评价曾经让杨景一度很不舒服。她还是尝试着让自己“习惯”起来，甚至在别人提起前主动自我调侃。但是，当工作结束，现实与未来的压力一同袭来，她还是会感到迷惘：我能走到哪一步？
　　著名女数学家王小云在一次演讲中回忆：自己很想像男同事们一样，下班可以喝酒聊聊工作。但她还需要买菜做饭接孩子，身边的妈妈都无法与她聊数学。于是，她养成了一个习惯：一边做家务，一边思考数学问题。
　　在董一格看来，这是一个属于男性的世界。她很烦别人提起“男女还不平等，女性都要爬到男性头上了”，或是“我们家我老婆做主，这还不女权吗？”
　　她学习社会学，认为看清一切关系的切入点是利益——当最前沿的研究、最受关注的项目都由男性主导时，男性掌握着结构性优势。
　　王立铭不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但他也感慨：“无论是研究方向、专业、学科、领域，只要是比较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的事情，女性都面临问题。所以你说女性都消失了，她们其实不光是从学术界消失，还是从大多数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地方消失了。”
　　在董一格看来，现在中国经历的，美国已经历过一遍了。
　　她曾经雄心勃勃地找一个非常有名的女性社会学家介绍自己的课题，和中国性别不平衡有关的研究。老师表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不新，因为美国学术界已经历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
　　她的很多老师都是50多岁的女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的博士，那时学术圈内发起的女性运动正在开花结果，哈佛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校长，美国社会学学会连续产生几位女主席。
　　她期盼着目前对性别议题的关注能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变化终究是在发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0
年评审工作中首次提出“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的政策。自2011年起，将青年科学基金中女性申请年龄上限放宽到40岁，较男性的35岁增加了申请机会。2012年设立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中，将女性申请年龄上限设定为40岁，较男性的38岁增加了2年的申请机会。
　　在国外，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NSF）设立的玛丽·海姆项目，只面向那些“由于家庭责任或配偶迁徙而中断或延迟了自身职业发展的”女性。荷兰研究理事会的一项计划，则帮助较低职称的女性开展科研项目。
　　董一格是个河南姑娘，中学时转入北京，对自己的口音特别敏感，经常被对“外地人”的调侃伤害。再后来辗转求学，她逐渐意识到，对抗所有的歧视，无论是针对地域、种族还是性别，都需要更多一点警惕和敏感。
　　“改变就从公共舆论中明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开始吧。”她说，“我们需要一点‘政治正确’。”
　　因此，她选择较真儿。
[责任编辑：涂胜]马来西亚大学生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中新社吉隆坡7月20日电&一项统计数字显示，马来西亚目前男女大学生性别比率为35比65，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为改变这一现状，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及教育部将携手合作，设法矫正这一现象。　　高教部和教育部20日指出，政府将在中学重点推介大学所设立的技职及工艺等课程，吸引更多男生进入大学。　　高教部长卡立诺丁接受采访时说，必须从中学这一源头着手，解决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　　此间教育界人士分析说，许多男生认为，拥有大学文凭并不证明一个人成功，进入大学也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因而他们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得到社会认可，比如经商或进入以技术为基础的行业寻求发展。泰莱大学教育系马拉奇博士认为，这是男女大学生比例失调的主要原因。　　马来西亚全国年龄介于20岁至34岁的人口中，男女比率为114比100。来源中国新闻网)(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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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马六甲仍然留有大量与郑和回民有关的遗迹。据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当年郑和护送满剌伽王，拜里迷苏剌，和大量大明人员，人数五百，在满剌伽定居下来。与此同时，伊斯兰教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也促使回民和唐人在满剌伽的活动日益增加。　　满剌加苏丹国的国际贸易港口之成功，也导致许多邻国统治者的信仰改变，从传统信奉印度教混合佛教改为信仰伊斯兰教。1961年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哈姆加长老曾明确写下一句令人深省的名言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之发展，与中国一名虔诚穆斯林密切相关，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　　一些唐人因为和当地人通婚，开始在满剌伽定居，接受同化，繁衍开来。此时开始，唐人开始在满剌伽形成聚落定居，成为组成满剌伽重要的一个民族。大明衰弱後，这些通婚唐人的後裔由於交通不便、大明闭关政策等因素，开始与祖国关系疏远。在与本土文化相互交融的情况下，他们逐渐形成一支新的民族--娘惹QQ族（Nyonya-Baba）。娘惹QQ的母语也由方言（主要是大明时代的方言，即福建话）慢慢转变成夹杂方言以及马来语的娘惹QQ语(Peranakan Hokkien），但依然保留了各种大明的风俗仪式。　　满清王朝时期，许多不愿投降的反清义士也逃到南海一代。而大清子民大量移民今马来西亚各地则是从鸦片战争後开始，当时大清战败，中英签署《南京条约》，大清承认国民前往海外谋生的权利，由於当时大英帝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以开发马来亚半岛，大量的大清工人（或称为苦力）从大清输入到马来亚半岛成为矿工、种植工人等。在蒸汽船使用後，大清子民南来的数量更是急剧上升。此时到来的大清移民人数已经大幅度超越早期的娘惹QQ，所以被早期定居的人称为“新客”。这时期马来半岛的大清子民人口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这是因为劳工们的侨乡意识浓厚，多不打算扶老携幼来到马来亚定居，而是希望赚够钱回到老家故乡。　　到了1929年，全球开始经济大萧条，大英帝国停止输入中国劳工。此时，华族女性人口开始大量移民马来亚，男女比例结构趋向平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後，由於资本世界和共产世界的敌对，马来亚也面临马共的挑战，中国移民来马基本上停止。此後，马来亚华人人口完全依赖自然增长，而非移民。&马来亚华人与中国革命 　　孙中山先生于1910年11月间在马来亚的槟城开会密议广州“三?二九”起义(史称黄花岗起义)。在这件起义牺牲的华人有29名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亚、越南、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年龄最大的是52岁的越南华侨罗联，最小的则是出生在霹雳(Perak)年仅18岁的余东雄。这些烈士中工人为15名，商人3名，其余的则为学生、记者、教员和传教士。目前可考的有来自马来亚的:　　1. 李炳辉，又名祖奎，别号路得士。早年旅居霹雳州，入教会所设学校学习英文，后来由该校保送马六甲某校肄业，分发新加坡英国长老会教堂从事传教。年仅20岁的他, 途经香港时，即接到母亲劝他不要去冒险的信件，但他却写下绝笔诗。起义时, 他随黄兴进攻两广总督衙门署，至高第街战死。　　2. 李晚, 祖籍广东云浮,(), 这位吉隆坡的裁缝工人, 为了参加广州起义，卖掉了自己的脚踏车作盘缠。在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中扛着大旗冲锋在前，中弹而死。　　3. 李雁南, 祖籍广东开平，早年旅居马来亚和缅甸，战斗中受伤被捕后押上刑场。　　4. 罗仲霍, 广东惠阳人, ()。名坚，字则君。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毕业于槟城师范学堂。曾经协助筹办吉隆坡尊孔学堂、荷属火水山(今印尼棉兰市)中华学堂，曾经担任这两间学堂的校长及当地报馆主笔。　　5. 余东雄，祖籍南海，(）生于霹雳务边,1911年初回中国参与起义, 他与罗仲霍、何克夫等攻进总督衙门，搜寻两广总督张鸣岐未获，出署时与清军相遇，激战中牺牲, 年仅18岁的余东雄是最年轻的牺牲者。　　6. 郭继枚, 祖籍广东增城，(）, 生於马来亚霹雳州务边, 生前为矿工, 年仅19岁的郭继枚与余东雄是生死之交，共习武并结伴打猎。黄花岗起义失败后, 务边富商余东旋负起照料郭继枚和余东雄之家属的义务，分别将他们安置在务边大街400号及404号。据悉郭氏和余氏皆未留下后代，其家属的最终下落也未明。。　　新加坡的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入口处伫立著4座黄花岗烈士的铜像。其中两名持刀枪者即为郭继枚和余东雄供人凭吊。&民族身份和地位 　　马来西亚华人是属于非土著身份 (Non-Bumiputra)，这也包括QQ娘惹，印度族等等。马来族人及马来西亚土著是Bumiputra，也包括葡萄牙族，印尼族人等等，都有马来西亚土著特权（马来西亚宪法第153条款和马来人至上)。 马来西亚华人可以通过同化的方式获取土著特权，也即是 （Bumiputra） 身份，这必须要与马来族或马来西亚土著通婚，改变信仰伊斯兰教和把原有的姓名改为马来伊斯兰名字, 同化后的子孙就有马来西亚土著特权。根据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NEP），由于马来西亚有马来人至上（马来语：Ketuanan Melayu) 也既是种族主义信条，此信条的用意是要贬低非马来人的身份让他们无法享有马来西亚土著特权，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等级制度，此信条把马来西亚华人和其他非马来人的身份往下推成为‘第二等公民’。(注明：所谓的第二等公民，是因为非土著受到明显不公平的对待，故出现的用词)。&华人和华侨的差别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已经把海外出生的中华民族后代和入籍他国者规为非中国公民亦非华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承认双重国籍，然而中国方面依旧称呼马来西亚华人为「马来西亚华侨」、「马来西亚籍华侨」、「马来西亚华侨华人」等等的误称。须知「华侨」权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保护，马来西亚华人完全没有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保护。 华人、华侨和历史遗留的问题 　　根据2008年的数据, 马来西亚目前仍然有将近20万持红色身份证的华人。这些人中, 大部分法律上是无国籍者, 因为一部分人仍然是持着已不被承认的中华民国护照。这种现象是一个长久已被马来西亚华人遗忘的历史。马来西亚独立之前, 华人在目睹时代的变化和孙中山的影响下, 积极参加中国的革命活动。满清被推翻后, 在英国人的允许下, 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于1912年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建立支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同年英国殖民政府禁止中国国民党的活动。1930年，中国国民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表明中国国民党并非马来亚的非法团体，同时不反对华侨入党，只要他们的活动没有危害当地政府的利益。中国国民党马来亚支部在抗日时代就发挥作用, 积极开展华侨在财务上支持中国抗战, 华侨机工也前赴后继在滇缅公路上维护车辆及输送援华物资。日, 中国国民党在失去中国人民和华侨的支持后,关闭马来亚的支部。加上英国于1950年1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封闭中国国民党组织, 其党产和活动转向俱乐部形式散布在马来西亚民间。认同中国国民党的人士继续坚持中华民国护照及俱乐部活动, 造成他们的后代只能以永久居民的身份持有马来西亚红色身份证。这些因历史所遗留的问题也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本土化、马来西亚华人主流社会忽略及政治上的排斥, 渐渐被人遗忘。华教斗士拿督沈慕羽局绅是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罕见的的国民党人士,他于1988年7月及1993年8月分别被聘为国民党第十三及十四届中评委。2002年, 马六甲华团庆贺拿督沈慕羽局绅90岁寿宴, 马英九及连战也特别托人送礼。而在霹雳州的太平, 在马来西亚独立50年后, 仍然有华人在铭旌与墓碑上采用“民国”为正朔,这往往使年轻一代的华人为之困惑。&华人与现代中国政治 　　在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治上马来西亚华人已经和中国大陆划定界限。由于政治上的对抗，马来西亚政府限制华人访问中国大陆和看亲。这虽然造成一种障碍，却不影响有限制的贸易和经济来往。马来西亚人访问中国大陆的限制延续到1989年马来西亚政府和平解决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后才取消。除了政治问题之外，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为了避免其他种族的猜疑，马来西亚华人对涉及中国的课题上都保持沉默。　　虽然英国早在1950年元旦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后却因为马来亚共产党叛变问题而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建立领事外交。这段外交关系一直维持到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为止。　　长久以来，马来西亚华人，团体和华人政党都不宣扬任何与中国的关系。许多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或台北驻马来西亚代表出席的华人团体活动都保持低调，华人报章也不宣扬。然而，2004年激烈的台湾总统选举及陈水扁提出防御性公投，一些华人团体领袖在前马华公会会长李三春及马中友好协会秘书长陈凯希的带领下，马来西亚华人团体罕见的建立一中促进会，史无前例地公开发表反台独立场。 公民权 　　早年华人领袖陈祯禄在1947 年出版 Malayan Problems 一书中反对《马来亚联邦宪法报告书》中歧视性的条款。在当年紧急状态期间，英国殖民地政府以同情和支持马共为由，拟驱逐约数以万计的华人出境，要把华人遣送回中国大陆。陈祯禄为此而亲身向英国钦差大臣葛尼 (Gurney) 交涉，他反对英国殖民地政府这种残忍手段。最终英国殖民地政府撤销了遣送华人返回中国大陆的计划。&人口 　　马来西亚的华族独立初期原本占总人口比重较高，大约35％，但由于出生率较低，现在已经降到24％左右。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的七十年代以后，有大量的马来西亚华人移居或长居发达西方国家或台湾、新加坡、日本等等。现今人数有六百多万。仍是该国第二大族群，次于马来族（60％包括原住民/土族），而多印度裔一倍半。至于在一些城市里，如新山、槟城、怡保、巴生、马六甲、古晋，华族的比重就要高得多，一般都超过半数。籍贯可分为福建、广东、客家、潮州、兴化、海南等。另外有部分大马华族长期受马来和其他文化影响而形成了新的华人族群，称为QQ娘惹或土生华人。&人口比例逐年下降 　　根据马来西亚人口专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1957年，华人人口比例约为全国总人口的40%，而到了2001年已下降至25.7%，预测到2021 年将降至21.3%。华人也多是注重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以应对未来挑战，而不愿因“多生粗养”来承受过多经济的压力。因此，相对富裕的阶层或知识水平较高者都不愿多生孩子，在乡村地区，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准不高，孩子可以多多益善。现在马来西亚华人总公会提出华人多生孩子有奖，他们的口号是：一个太少，两个不够，三个太单调，四个有奖金，五个更加好，六个最理想 . 华社三大支柱 　　自18世纪起至20世纪初华人南来马来西亚以来，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被华人社群认为是传承中华文化和凝聚华人民间力量的重要工具，三者被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华社三大资产或华社三大臂膀。　　马来西亚执政当局长久以来一直坚持单一语文和文化的政。对于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延续，华人社会普遍上须靠本身的努力。 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和华文报刊被并称为华社三大支柱已经是深入华人社会的共识并经常被马来西亚华人各界引用。通过马来西亚华人各界多年努力的推广, 马来西亚华人三大支柱也渐渐为海外华人世界重视及报道。由于执政当局认识到三大支柱对华人社会的影响很大，执政党长久以来试图取得华文报章来宣扬所谓的国家政策。这可从两起政党收购华文报章事件来了解。　　1990年代代表马来民族利益的巫统与马华公会分别入主由香港出名作家金庸创办的《新明日报》与《马来亚通报》。然而,这种试图通过强大商业财力来控制华文报章以便主导华人社会的舆论与走向以及为政党服务的作法，,最终因为华人社会识破和排斥而失败。《新明日报》与《马来亚通报》也因此走进历史 。　　然而,号称代表马来西亚华人的马华公会对90年代《马来亚通报》的失败却仍然不死心,再度于己于2001年动用2亿3000万零吉向丰隆集团收购当时销量第二大的《中国报》及销量第三大，创办78年的《南洋商报》。马华公会马华收购华文报的消息证实后，华人社团的反应非常激烈，除了500个华团公开表态反对之外，活跃的华文报评论人及专栏作者也集体停止供稿给《南洋商报》及《中国报》。　　自1969年五一三事件后，马来西亚执政党以国家利益的理由下压制媒体自由。然而，随着互连网的成长，马来西亚执政当局在无法对付自由言论后就致力丑化互连网的信息。根据当今大马的描述:”不是将冠以外国利益代理的罪名，便是打上破坏族群和谐的标签。这背后其实是简化问题、排外反殖的建国（nation-building）论述，以政府作为民族国家的保护者，以国际社会为外患，以国内异议者为内奸。这种论述乃是所有钳制性媒体法律的自我辩护合理性依据”。&华文教育 　　华人初到马来西亚时多开设私塾以教育下一代，当时的私塾多半以《三字经》、《千字文》或《四书五经》等做为教材。　　在南洋，办学初期英殖民政府多半对其采取放任态度；然而到了1920年，殖民地政府见华人势力日渐庞大，逐颁布《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对其进行阻挠和打压。　　二战时期，日本侵占马来亚半岛迫使民间教育陷入停顿的状态，直至战后方见复苏。在这期间，殖民地政府先后颁布《1952年教育法令》、《1956年教育（修正）法令》、《1957年教育法令》和为数众多的报告书。　　独立以后，联邦政府采纳1955年的《拉萨报告书》和1961年的《达立报告书》颁布了《1961年教育法令》，大大地削弱了华文教育的发展引起民间的极大反弹；为了维护华人接受华文教育的权利，董总和教总在1977年开始推动独中复兴运动。目前在马来西亚有1200余所国民型华文小学、60所独立中学和3所私立多元媒介大专院校。是目前两岸三地以外中文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华文报刊 　　初期的马来西亚华人对祖籍国有割舍不断的感情，渴望加强与祖国的联系，故早期的华文报刊内容多以中国新闻为主。但在独立后，马来亚政府开放让侨民入籍以及第二代马来西亚华人的诞生，华文报刊也慢慢地转变编辑方针，同时加强华人社群与政府及其他民族之间的讯息交流，扮演着桥梁的角色。今天的马来西亚华文报刊也依然有特刊报导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新闻。　　马来西亚最初的华文报刊是1815年至1879年之间发行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尚存最长青的报刊是1910年由孙中山在槟城创办的《光华日报》，当地华文报刊在反殖民统治、抵御日侵和建国独立等历史事件上都发挥了反映民情的功能，渐渐由侨报转型为主流报刊。目前较具地位的报刊分别有：《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中国报》、《光华日报》、《光明日报》和《东方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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