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衣社碎片
我的图书馆
蓝衣社碎片
历史的灵魂是人物。大人物的个人命运更贯穿、折射、反映着一个组织的大致命运。正是这些个体使历史鲜活丰富了起来。……在《中华复兴社内幕》之后的另一份史料里，我发现了复兴社“四大金刚”中的一个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就是戴笠。
戴笠这个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可谓振聋发聩。他参与了民国众多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大量的文艺作品、教科书都还有他的形象和名字。他权倾民国，并且一生都和“令人闻风丧胆”、“毛骨悚然”这样的描写联系在一起。
复兴社，它居然包括了戴笠这样的魁首？
戴笠的权力根源是军统局。军统局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成为特务政治的一个象征、一个缩影。在其短暂的历史里，它曾控制了无数的外围组织。那么，复兴社是不是军统局的外围组织之一呢？
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个前军统局要人，在再一份史料的开篇就写到：“军统局的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在南京鸡鹅巷53号办公……。”
也就是说，复兴社不仅是三青团的前身，它下属的一个处，更奠基了后来无处不在的军统局！
一时之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厚重的历史帷幕下，被掩盖的数不清的“内幕”与真相。这个简短的句子剧烈地冲击着我的视野。三青团是民国最大的青年党团，军统局是民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但它们却来自复兴社的“一分为二”！
仅凭这一点，复兴社就肯定深重地、虽然是隐蔽地影响过中国现代史。那么，为什么不过几十年它就几近湮没，在公开出版物里，在民间口头上，都仅仅留有雪泥鸿爪呢？
关于王天容的疑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似乎是在告诉我，在老家自幼见到的那个“地主”，在其十七、八岁，还是乌石山师范学校的一个普通学生时，就加入了“中华复兴社”。然后因为军统局替代了复兴社，他也就成了军统局的基层人员。……但此时比起王天容，更让我感兴趣的，已经是“复兴社”本身了。
这个叫“复兴社”的神秘组织是怎样形成的？它有怎样的“来头”，以至于拥有这样的声势？它的“四大金刚”除了戴笠外，其他的三个人又是谁？……
就这样，因为不可遏制的疑惑与好奇，从一个生活在我老家渔村的、芥末之微的“老地主”开始，我走进了尘封的民国，尘封的复兴社。
这一个晚上，我阅读了大约四、五十份涉及复兴社的史料。阅读延续了整整一个通宵。到天色泛白时，我还丝毫没有倦意。
心理学有一个术语，是“体验的颠峰”。当一个人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忘我”的近乎梦境的感觉，似乎人物在活动，时间在行进，自己却身不由己。……这一个晚上，那些零散、陈旧的资料，就让我有了这样的体验。
这是一个震惊民国、异常庞大的秘密组织。一份权威史料记载：在其顶峰时期，复兴社象王天容那样具有一定地方影响的成员，保守估计也“在10万人到50万人之间”。
《文史资料选辑》的一份资料则估计：“以军官、教师、高中以上学生、公务员、宪兵、警察等为骨干”，成员约30万人，外围组织成员则达四、五十万人。
一个原蓝衣社的高级官员更补充了一句：加上形形色色的外围组织，其成员应在100万人以上。……
这个组织不仅极为庞大，而且异常复杂。关于它的各种说法形形色色，相互冲突，甚至连它的名称都有一些争议。比如大陆出版的一本传记小说谈到复兴社时，特别指出“有资料称‘蓝衣社'，实无此组织。即指复兴社”。而台湾的一本出版物则说到了“力行社”，并称力行社是复兴社的上级机关。反过来，用“蓝衣社”来称谓它的也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官方文件。如签署于1935年、著名的丧权辱国条约《何梅协定》，日本方面的核心要求就包括“取缔蓝衣社、复兴社等……有损两国关系的反日排日秘密组织”。
即使不去区分“复兴社”、“蓝衣社”、“力行社”，也还有万花筒一般层出不穷的组织名称。大部分史料都用“复兴社”来概括这个神秘组织，但“忠义救国会由复兴社分子领导”；“童子军励进会的各级组织，都在复兴社分子的操纵下”；“复兴社还只是一个外围组织，其核心是革命青年同志会”；“力行社和中华复兴社组织一般混称为蓝衣社”等记载，也不时可见。
忠义救国会、童子军励进会、复兴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力行社，以及军统局、“中国文化学会”、“别动队”、“禁烟缉私处”……或潜伏或公开，名称五花八门，成员形形色色。涉及到这个神秘组织的回忆、记载、文件，就是这样的复杂而纷乱。它很容易让人进入一种迷惘的状态。究竟哪一个说法是准确的？
……文字质朴、页面黄旧的各种史料，终于阅读完了。时间却仅仅五个多小时。五个多小时里，太多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场景乃至自己的反应，一下子扑面而来。它错综复杂，难以梳理。
经常乘坐火车长途旅行的人，都很熟悉火车行进时那种有节奏、紧张、沉闷的声响。在午夜的灯光下，我仿佛自己身处在一列老旧的火车、一节封闭的车厢。我在逼近着一个神秘的组织。也行进于许多非常苍老、甚或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的生活节奏里。
一种惊心动魄感在我心里蔓延开来了。&&此后就是长达几个月时间，对数以千计史料的阅读、笔记和分析。渐渐地，关于复兴社、“蓝衣社”的旧事，它的酝酿、崛起、变迁、转折、沉沦，犹如一幅浩大的画卷，铺张在我的眼前了。
这几个月时间，不仅是对我老家乡下一个普通老人的命运，而且对他曾经隶属过的整个“蓝衣社运动”，我都发生了真实的兴趣。我和一小群富有意味的民国青年对话。为了实现国家的强大，在破碎、蒙昧的民国图景上，他们先是忧虑、号哭、绝望……然后因为某些特殊的契机，他们组织了起来，并领导了中国的青年。
这一小群青年，就是所谓的“四大金刚”、“十三太保”，一度席卷民国的“蓝衣社运动”的领导人。因为后来历史的变迁，他们被集体地、鲜明地钉在耻辱架上，堕入阿鼻地狱，永世不能轮回。……但我也仿佛看到，其中的三两个青年却有着一双饱含着泪水的眼睛，那眼睛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了下去。那几个月的时间，那些眼睛一直悬挂在图书馆灰色屋顶外的天际边。
被时光层层湮没的“蓝衣社”、复兴社旧事，是以1929 年悲惨秋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31年沉闷夏天的民族危机为序幕的，是以万里之外、流连在东京的一小群普通中国军人，他们的激情、思考、努力为开端的。它是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小团体的命运，又是小人物、小团体人为地制造的一段大历史。& &第二章 聚餐会 &
日本明治大学是东方最早、也最著名的人文社科院校之一。它是维新时代的产物，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参与缔造着一个以西装、制服、议院、法官为装点的日本。它诞生后的大部分时间，正是日本社会欣欣向荣、破旧革新的时期。明治以下，历经三代，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个民众蒙昧、血腥气息浓重、军刀价值被极度强调的领主国家，被包围在一种西方文明的清新里。机械、贸易、现代军队，义务教育，制造出了洋溢在空气里的自信。
当然，并不是没有问题。20多年时间，日本人口从5,000万激增到7,000万，财富却日渐集中在少数财阀的手里。日本出现了转型期的大量社会问题。一方面，工厂日夜开工，港口吞吐不已，生产、贸易、繁荣，是日本人的一般印象；另一方面，农村破产、工人失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则是日本贫民的活生生日子。一整代日本青年就在这样畸形、冲突的印记里，打发了自己的迷惘生活。
这些问题与日本社会大量的封建残余一起，将成为日后各种动乱的发酵池。但在繁荣景象下，这些问题毕竟潜伏着。日本更多的是一种近乎自大的信心。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里概括过这种信心：“……日本代表亚洲迅速地成为世界五强，进而为世界三强之一，在西太平洋处于领导的地位。日本……对于人类的文化负有极为重大的责任”。
明治大学，正是这么一个日本的见证。
与这一段日本历史相对应，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大致同时进行，但甲午战争却构成了两国截然相反的历史分野。战后，在官吏腐败、鸦片泛滥、农村破产、民众愚昧之外，中国更添上了军阀混战这个要命的毒瘤。“闹华五鬼”会聚齐全了。
清末和民初是中国历史上最败坏恶劣的时期之一。在这个背景下，效法日本开始成为盛极一时的潮流。一群群扎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青年纷纷坐着快船东渡，而后消失在东京、神户、大阪的街市和学堂里。
几十年里，日本海关的出入境登记册上，先后留下了严复、孙中山、鲁迅、蒋介石、汪精卫等现代史大人物的名字。东京成为那个混乱时世，中国各种思潮、主义、动乱、革命、组织、暗杀的总的发酵池和策源地。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既多，政治派系更极为复杂。派系间种种“争人争地盘”的冲突，时常引起辩论、敌意甚至打斗。这是华人社区的一个特殊景象。
及至20年代，长袍马褂变成了中山装和各种制服，辫子变成了平头，但这种景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日益严重。以派别而言，分成了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等，属于国民党的，又分“中央派”、西山会议派与汪精卫的改组派等。
1929年，东京又先后迎来了三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都很年轻，但清一色是现役军人。而且，他们都毕业于中国南方的黄埔军校。
三批学生共有90人，有“带兵官”，但绝大多数是政治军官。他们散布在各“文武学校”内。如早稻田、陆军大学、士官学校，以及户山、炮兵、工兵、经理等。其中十余人则进入明治大学为他们专门设立的“政治经济系”。
到东京后，因为同乡、同学、同僚等密如蛛网的私人关系，这些中下级军官频繁往来。他们按照黄埔传统，有时是三五个人，有时是全体参加，以“凑份子”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聚餐会”。
日本清酒、生鱼片、“聚餐会”纽带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此外，为抵制其它党团、派系的“渗透”，他们遵照南京的指示，组建了“黄埔东京同学会”。
对这些黄埔学生来说，东京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进入他们视野的绝大多数日本人，军官、教授、平民，乃至酒吧间的涂抹着厚粉的老板娘，都以惯有的谦卑形貌容纳着他们。但不过几个月以后，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潮就席卷了日本，也伏笔着他们的命运转折。
温斯顿·邱吉尔在20年后，曾以政治家特有的冷静描述了1929年的悲惨秋天：“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但在10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
对这股风潮的后果，他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轻松来阐述：“不过英语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同时他也谈到，“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冲击绝不亚于对世界任何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
何止是不亚于其它地方？稻米价格一向昂贵、曾经屡次爆发米骚动的日本，短短几个月后就出现了大量饥民、难民。大萧条、失业、恐慌、破产……象风暴一般地席卷了日本，风暴一般地使日本经济陷入瘫痪。
它也风暴一般地使尚武精神重新赢得了日本。平和思潮在功利、浅薄的日本，本来就如此脆弱。经济危机、贸易萎缩，一下子改变了千家万户的命运。日本所关注的经济资源，此时从机械、制造、人才、外贸，变成了原料、采掘、人力、土地。在20年代的尾声里，日本民众重新关注起了土地。
这些关注的眼光，聚焦于离东京约三千里的一个“新大陆”——满洲。甲午战争使日本吞并了台湾、朝鲜，但日俄战争“只取得了满洲方面极不完全的权益”。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一书中写到，“日本在满洲权益的基础，是关东州（旅顺、大连）的租借地”。但由于战后的“三国干涉”，租借地“从俄国接收过来的时候，公文上只有二十五年的短租期”。也就是说，日本只能租借该地到1931年。
这个事实是日本社会的一个心病。随着“交还关东州”日期的抵近，它更成为日本的病灶。议员松冈洋右的“满蒙生命线”说，短短几个月就席卷了日本。
到1930年，一些日本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宣扬起了“满蒙生命线”，日本的学童、青年都为之倾倒。
和平的日本象纸糊的大厦那样坍塌了下来。它更制造出了一个以视死如归的气概，决心为日本吞并满洲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日本陆军，特别是军内密谋组织。
1905年到1928年，大批从渔村、小店铺、佃农以及失业工人家庭走出来的日本子弟，纷纷投身陆军。这些出身贫寒的人，把投军当作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他们是平民的儿子，和优越的海军不同，他们只坚信汗水、操练、献身精神和个人奋斗。他们的努力在20多年的锻造后，表现为陆军的集体果实。日本帝国陆军在投入很少、军费不给的情况下，一举而为综合战力全球第四的部队。
这些出身苦寒的军人，他们的大脑连接着日本的灵魂，因此直面着各个社会肿瘤。要改变这个畸形的日本社会，靠机器还是靠土地？要贸易还是要特权？乃至，要对内改革还是要对外侵略？……他们朴素而迫切地渴望改变这个不公正的社会。为此，他们在士官学校、基层营地热烈争论着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的争论中，一股将席卷日本社会15年以上的潮流，悄悄崛起。这股潮流就是以密谋组织、暗杀、政变等为手段，以“下克上”为习气，追求对内实施社会变革、对外确立日本太平洋霸权的新型武士思潮。大萧条前后，军内出现了数以百计的密谋组织，所有校尉军官都可能身属某个组织。“天剑党”、“大行会”、“国本社”、“樱会”等，不过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几个。
1930年11月，一小群密谋军官在东京车站，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态度，极其镇静、极其从容地刺杀了首相滨口雄幸，而后投案自首。这是一个离奇的刺杀，因为在事后的审判里，他们说对滨口首相的刺杀，与首相的“个人品格”无关。只是对大日本帝国前途的“不同理解”，对满洲地位、中日关系的不同理解，他们必须刺杀首相。
这些军官的大多数，最终被判处死刑。然而在日本人的心里，他们却一下子成为这个“太阳帝国”的英雄人物。是把生命奉献给“拓荒八极”的天皇事业的再一个神话。
1931年初，“滨口刺杀案”进行审判。整个日本屏声静息。有线广播所直播的声音略有沙哑，还有一些对话模糊不清。但举国的青年乃至许多老人、妇女、儿童，都为被害者即滨口首相，以及凶手即几个陆军军官，共同地流泪。23万军人、以及7,000万国民，此时认为首相以及凶手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回报。
这个回报就是满洲。
普通居民对“滨口案”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心态、政治潮流的信号。到这时，那些几乎还是崭新的、在日本视野里才出现几十年的事物，机械、贸易、市场，都一下子退居于日本生活的次要地位了；相反，那些古老的、带有血腥和狂暴气质的武士道传统等，又占据了日本意识形态的主流。日本社会在急剧嬗变中。
而发生于1931年夏天的“万宝山事件”，使这个嬗变达到了顶峰。
万宝山位于满洲中部，当时隶属长春县管辖。所谓“万宝山事件”，原本是一个山野小事。它起源于两群农民的斗殴。一些史料谈到事件的最初缘由时，只是简单地说：“李升薰是一个朝鲜的土地掮客。他早年在万宝山一带当过佃农，认识了这一带有名的富户和日本公司做过大豆生意的郝永德。1931年初，李升薰带领 400多个朝鲜失业农民到万宝山一带谋生。……目的是当‘二地主’从中牟利的郝永德，以长春稻田公司的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荒地500垧（5000 亩），转租给这些朝鲜人。……”
从这些文字里，看不出李升薰的“土地掮客”的味道。很可能，和任何一个东方村社的头领一样，这是一个有些见识、处事得体、为人也比较公道的人。否则，几百流民不会仅凭他和郝永德的一纸协议，就抛家弃业、携妻带子地流亡满洲。
4月初，400个朝鲜人开始了搭建茅舍、开荒垦地等艰苦工作。到18日，他们基本平整完了土地。为引水灌溉，这一天他们顺着当地农民的耕地边角，开始挖沟，并在伊通河边的一个叫“马家哨口”的地方筑坝。
此举却激怒了当地农民。中方大部分史料称，这是“……蓄意要淹掉长春县的数千顷农田。”三姓堡富农孙永清等几人，立即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实为朝鲜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长田锡谷在得知孙永清的请愿后，也立即派一群警察前往制止。
孙永清、田锡谷的面貌，今天已无可考察了。他们面容模糊地在历史里，仅仅留有一个名字。后来有人把田锡谷说成是一个“反日义士”，有人则暧昧地说到，孙、田两人本是亲戚；日本方面谈到孙永清的请愿时，更认为一是孙永清盲目排外，再是他和郝永德“有隙”。
从一般村民的处事方式来看，孙、田两人是亲戚，孙永清和郝永德“有隙”的说法，可能都成立。如果和“衙门”没有个人关系，一个富农是不会轻易地惊官动府的；而如果不是因为和郝永德有矛盾、想借机报复的话，他也不需要惊动警察。作为一个当地人，他会以欺生的方式，自行或带同族人去制止那些朝鲜人。
至于朝鲜流民要“蓄意淹掉农田”的说法，则几乎站不住脚。在中国警察的警棍和枪口下，这些卑贱的朝鲜流民，立即停止了施工。他们唯一的应对，是李升熏跑下山去，去找郝永德。
郝永德是那种趋炎附势、心胸狭隘的土豪。并且，“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也是乡间富户的心态。他先是奔走大小衙门，但都被冷淡地回绝。一直到6月初，他才通过和他做大豆生意的日本人介绍，面见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他要借助日本人的势力，确立自己在三姓堡、万宝山的土豪地位。
但郝永德预料不到的是，自田代重德介入此事后，这个日本外交官就以他不敢想象的强悍方式，来处理这个细微的纠纷。田代以及7,000万日本人，不仅看到了万宝山400名朝侨的命运，还看到了整个中国如火如荼的排日情绪，看到了“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的一个机会。
日，田代重德派出60名日本警察，荷枪实弹来到筑坝地点马家哨口。他们架设起机关枪，和中国警察、乡民进入了对峙状态。
7月1日，日警以黑洞的枪口，威吓那些可怜的朝鲜人继续施工。同日，大约500名三姓堡农民，打出一面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的大白旗，冲到引水渠工地。他们和日本警察进入混殴状态，同时用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后来日方的一份材料提到：“……从该事故的组织性，所用的武器……以及该标语非中国农村民间惯用，可以判定这是中国方面经过策划的一起蓄意事件。”
在拳头、警棍阻挡不住村民后，日本警察向空开枪射击，以示威吓。三姓堡村民为示反抗，也在沟中向空中鸣枪，双方对峙鸣枪约半小时。此时，马家哨口前村一位正在分娩的产妇马氏，受到惊吓，母子双亡。
7月2日，在现场的60名日本警察，不顾已因母子两命案，而被彻底激怒的村民反对，再次命令朝鲜人强行挖渠。此后数日，在马姓族人的牵头下，三姓堡村民持步枪、刀片、农具、棍棒等，几次袭击日警、朝侨，造成几名朝侨伤亡。日本军警、领事馆迅速作出反应，命令进行报复。
此时，一个叫金利三的小人物出现了。
金利三是朝鲜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此时，他任《朝鲜日报》和《东亚日报》驻长春记者。冲突发生后，长春的日本军警、特务和领事馆官员召见了他，要他赴万宝山实地采访、撰写通讯。
在万宝山，金利三见到了他的许多目光呆滞、激怒而惶恐的同胞。他先后和日警、郝永德、李升薰以及别的朝鲜人进行了谈访。日本人的压力和同胞的苦难，使他夸大、渲染了这一事件。
尔后，几份通讯稿发回朝鲜。
7月上旬，《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全文刊发金利三文。7月上、中旬，日本的主要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也纷纷转发，并发几年来满洲政府和中国人排日、迫害朝鲜人的消息总汇。
金利三文象一声惊雷，震醒了整个朝鲜。整个7月，朝鲜各地出现了疯狂冲击在朝华侨的浪潮。日本便衣军警、特务、浪人等混杂在朝鲜失业青年、学生中，肆意扩大事态。他们杀死、打伤、劫掠、扣押、驱逐华侨，焚烧华侨的住宅、店铺。到当月底，在朝华侨被打死109人，160余人受伤。
一股的难民潮形成了。据中国海关统计，逃亡回国的华侨，7月9日，“抵威海卫者600余众，烟台者千余众”；次日，“返回安东者达2,881人之多”。
与此同时，一股更大的难民潮也在形成。朝鲜在满洲的流民大约有200万，史料记载：“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满洲居民开始处处袭击“二鬼子”朝鲜人。在山野、村社，流血事件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大批朝鲜人被迫回国。短短一个月时间，“在满洲寸步难行的朝鲜人，锐减到不足1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
仍然居住在长春的金利三，此时感到了空前压力。他连起居、出行都受到长春市民的监视。从朝鲜返华的华侨，更对这个朝鲜事件的始作俑者有着切齿之痛，他们在报刊上、金利三的住宅前，哭诉、谩骂，将在朝鲜的家破人亡，归罪于金利三。一些亲属抛骨朝鲜的人，决心血债血偿，商议筹款买命。
金利三被吓坏了。这个可怜的、违背了新闻公德的小人物，在几经思衡之后，决心在这种压力前低头。7月14日，他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忏悔声明，谈到“有关万宝山事件之真相歪曲，盖因余受日本领馆之愚弄。”
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可能有点小才气、却猥琐怕事的人，次日就被日本警察署派出的朝鲜巡捕朴昌厦暗杀。
更来不及避免的是，“万宝山事件”已经通由郝永德、孙永清、李升薰等烦琐普通的小人物，使满洲的动荡，犹如不断添加柴火的热水那样，达到了它的沸点。并且还通由田锡谷、田代重德、金利三等形形色色的官僚与文人，从山野和乡民，进入了在东京的几十名黄埔军人的视野。
从“滨口案”到“万宝山事件”，短短几个月时间，日本在急风暴雨中。全民族的反华情绪，充斥在东京的大街小巷。90名黄埔军人犹如风雨中的小舟，他们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这些人物、细节、声音、场景所构成的巨大风潮，是他们所看到的、亲历的，并将用一生时间来思考的。
而更加强烈地震撼了他们的，是此时东京的一个浩大场面。
万宝山事件象一声惊雷，震惊了饥饿的东京。如果说，1929年以来日本的生活是忍饥受饿、祈望转机、顶多也只是在广播和报章边喃喃咒骂的话，那么，到这个沉闷的夏天，一个徘徊、剧烈的日本年代就彻底结束了。
1931年7月下旬，一片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的阴霾，压在日本列岛的天空上。乌云越来越低，逼近了东京犹如积木玩具的精致建筑。比阴霾还厚重的，是一大片陆军军人的列队身影。10万余名分布在本岛、台湾、朝鲜、满洲的军人，都严严整整地穿着军装，身材直挺挺地面对东京。
10万余双眼睛，穿越日本海和黄海，向二重桥广场的那一片神秘建筑祈求着。与此同时，建筑前的草坪上，也有无数日本民间团体、青年组织的旗号字样浮动。在军人列队身影的衬托下，这里的服色和人群显得五花八门。军人、学生、议员、工会活动家，工人、小业主、老人、妇女，身份各异，贫富悬殊，代表了日本的大多数阶层。
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地或坐或跪。他们也在向日本之神乞求。二重桥广场是日本天皇的住所。可能也只有这么一个场所，才能负载起7,000万国民的共同决心，才能负载此后的14年历史。日本在表达一种彻底、永远告别过去26年平和日子的决心。
就从这里开始，东京盛大的群众场面、全民族不惜献身的狂热情绪，后来变得越来越平常。战争扩大、将士出征、战役胜利、又一块土地的获得，都使日本一再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喝彩声。满洲、华北、淞沪、武汉、珍珠港、东南亚、中太平洋……在一次一次的喝彩声里，7,000万国民达到了他们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权力顶峰。
这样的场面，到硫磺岛易手、大批轰炸机将东京夷为一片瓦砾，冲天的火光使整个日本散发尸首烧焦的霉味时，不仅没有过去，反而以更极端的方式来表现。在塞班岛，日军2万3千人全部战死后，岛上2万2千名日本平民集体自杀。其中8,000名妇女儿童，站立在峻峭山崖上，一边平静凄苦地唱着《君之代》，另一边成批成队地跳海自杀。
日，日出后不久，刚刚结婚的关之雄大尉带领6架飞机上天，随即撞向两艘航空母舰和一艘轻巡洋舰；而日黄昏，当2,519名神风特攻队员化做尸骸后，最早发起“神风特攻”战术的大西海军大将留下遗书： “……我将以死向这些勇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表示歉意”。随后剖腹自杀。
从1931年7月到1945年8月，整整14年另一个月，整个日本都以这样极致的悲欢、杀身的决心和《君之代》的伤感乐声，来铺垫自己的道路。
这样道路的第一程，当然要从满洲开始。&
从满洲开始。陆军军令部长南次郎大将，这一天在日记里写着：“一个现实已经被制造出来了。……除了内阁以外，大多数人都了解了日本要满洲这个现实，都在推动这个现实。即使内阁也出现了松动，安达内相就有了足够的认识。……”
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在拍往满洲的一份密电里称：“形势的变化让人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寻的机会。……对满洲的行动可以开始了。”
但南次和建川都不是主角。接到建川电报后，满洲，一个大尉急冲冲地走进会议室，他大声地说：“清谈、议论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要紧的是行动、行动！只要一个中队，一夜之间，奉天和整个满洲，就永远归属大日本帝国了！……”
时间凝固于这一个大尉的面容上。那么，他是不是石原莞尔呢？
1928年，经关东军参谋、曾策划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介绍，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军衔大尉。这是一个让人带有一丝恻隐的调任。出身于普通农家的石原已年近四旬。在人才辈出的陆军，这样的岁数还和“参谋”、“大尉”等字眼相联系，是异常刺眼甚至近乎滑稽的事情。
但这个调任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在河本大作的眼里，石原是罕见的、可以引导日本未来道路的天才人物。他带到满洲去的，不仅有他被当作笑料的大尉军衔，还有一叠薄薄的手稿。
手稿是一批文章和计划，是石原对战争日本的一系列理论和主张。它后来被概括为“石原构想”。“石原构想”从“文明发展趋势”出发，要点包括“以日美为中心的两个文明决战”、军国“总体战”等。为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占领满蒙、建立日中“新关系”、改造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这几乎就是此后十余年的日本历史。
也是在河本大作的帮助下，石原构想首先赢得的，是一个小小的、名为“满洲青年联盟”的密谋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了板桓征四郎大佐、土肥原贤二大佐、田中隆吉武官等后来非常有名的中下级军官。此外，和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一直有交情的河本大作，也在此中。它的成员大概没有超过50人，但已经够了。板垣为它提供了和陆军高级军官的联系，土肥原为它提供了对满洲社会的深刻了解，以及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特务，大川提供了侵略理论，河本则通过自己当时任职的南满铁路侏式会社，使它和满洲23万日侨休戚与共，也使它获得在满洲的民间基础。它缺少的只是一个能引领他们道路的战略家。到1928年，这个战略家出现了，这就是石原。
石原不仅是“满洲青年联盟”所急需的战略家，还是使它深深扎根于满洲土地的组织家。一生的艰厄，使他不仅目光长远，并且作风细致。他刚刚加入“联盟”时，是不满意这个组织的。因为它人数太少，和满洲社会、特别是中国人的隔绝也太严重。它几乎只能算是旅华日侨和军官的一个俱乐部。
石原要求的“联盟”，是一个日占满洲的政府，是一个未来能完全控制满洲的政党。在他的提议和系列努力下，1928年年底，一个叫“大雄峰会”的秘密群众组织诞生了。“大雄峰会”完全处在“满洲青年联盟”的控制之下，其各分会、各外围组织的头目，均由联盟成员担任。它是联盟的下属组织。
和石原的要求一模一样，“大雄峰会”的成员，不仅包括关东军士兵、满洲日侨，还包括了形形色色的满洲居民、“汉奸”。地方士绅、流氓无赖、满蒙少数民族居民、乃至旧官僚胥吏，都身在此列。
经过惨淡经营，到1931年，“大雄峰会”已有成员数千人。未来日占满洲的一个政党雏形产生了，关东军占领满洲的时机，也随之成熟了。“万宝山事件”爆发前后，为给满洲事变进行舆论造势，一些由石原、河本等人亲自撰稿的小册子，在日本本土的军营、军校被悄悄散发。同时，以偷袭为手段、迅速占领奉天、制造中日开战既成事实、并经营日占满洲的绝密计划，也被制定出来了。
7月份东京街头的喧嚣场面，不仅掩护了他们的这些秘密行动，更使和平内阁的国内影响一落千丈。在这个新陈代谢急剧、各种潜伏力量此起彼伏的权力真空时期，他们终于要出现在历史的前台了。
石原莞尔等人的计划，不仅有军事行动部分，还包括占领满洲后，“新满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详尽规划。其计划要点，是形成“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满洲国”的三位一体，制造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王国”。它综称《虎卷》，是仅仅由四、五个人掌握的绝密文件。
《虎卷》刚刚形成，在东京，几十名黄埔军人也以自己的方式，向蓝衣社的历史迈出了第一步。
1931年7月中旬的一天，“万宝山事件”所引发的东京风潮还在飙升，“东京黄埔同学会”又按照惯例，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聚餐，几乎没有联谊、漫谈、私人的成分。一个黄埔五期学生后来回忆，主要是“讨论此事件之前因后果与日本对华政策。参加的人数很多，发言也很踊跃”。
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小规模的但严肃、有力的会议。他们按照进入黄埔的期别，先后发言，低沉处泪流满面，慷慨处怒发冲冠。
这些黄埔学生，绝大多数来自长江流域的小城市、集镇、乡村。他们生长在破碎、蒙昧的晚清和民初，也生长在各种各样乡土传说、人文遗产里，如《水浒传》、瓦岗寨的故事，曾国藩、左宗棠等近现代名人的事迹。前者浸染进他们的血液，使他们对“聚义”、会社，有着天然的亲近。后者则激励着许多人的志向、抱负。
又不止是这些遍布于山野的乡村传说。他们一般都接受过私塾教育，熟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随后因为时世的变迁，他们又上了近代化学堂、进入黄埔，阅历着一个辛酸而热腾的大时代。在断裂、转型、同时黑沉得看不到前途的社会里，他们渐渐成为一群热血青年。
与大时代的“书生”不同，他们打过仗、流过血，见过死人堆，身上弥漫着硝烟味道。于是，不清议、不空谈，敢想敢做，迅捷有力。分析了日本的人心民意、军方异动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中日之间，行将爆发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战。
在他们看来，这场大战的结果，是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陷。那么，怎么办？
这个会议的具体内容，已经随时间的流逝而永远湮没了。作为一群下级军官的聚餐会，它没有做会议记录。于是，会议的地点只是简单的“东京地区”；准确的时间更没有人能够说出。
至于会议所产生的结果，也只是“……这些黄埔毕业生确信日本很快就要发动一场全力的侵华战争……便选派了腾杰和肖赞育一起，于7月下旬返回中国，就这个迫在眉睫的危险向南京政府提出警告……”（易劳逸，《蓝衣社的建立》）。
又不止这两个黄埔生。这一路回国的，还有一个叫陈启宇的留日文官。他和腾杰有一层私人关系，是腾杰未婚妻的胞兄。他是为回国探亲，才与腾杰、肖赞育做了一路的。
在模糊迷惘的历史尽头，在晨雾笼罩的东京码头，1931年7月中下旬的那个早晨，腾杰、肖赞育、陈启宇等三人，在一群黄埔学生的挥手送别下，带着简单的行李，踏上远洋渡轮的甲板。他们的目光中一定没有多少依依离情，从他们的行李里也能看出，他们以为只要再有一些日子，就能够再到日本、再到东京。
船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不知道这一天的天气，是晴朗还是阴沉，不过7月的日本海，一般说来天气都是不错的。海上有一些水鸟，渐渐升起的还有太阳。而他们一定会愿意一直地站立在船头，不愿回到那狭窄沉闷的船舱里去。
东京远了。看不到了。那么他们能够意识到吗？以后的许多年里，他们将没有机会再来东京。
1931年7月下旬，几天的航行后，终于，南京、中国，都近了。都到了。&&<font color="#31年7月，南京政权处在一片混乱、动荡、分裂中。
1927年，腾杰随着大部队进入南京时，他一路目睹的是民众质朴的笑脸，青年献身的热情。但这个状况不过维系了一年。就是腾杰被选拔去日本前后，国民党、南京政权开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腐败着。
几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国民党就是一个带着浓厚的秘密会社色彩、大杂烩一般的政党。它从来没有过纯洁的组织，严格的纪律。它是一个权贵、政客、军阀、土豪进行权力交易的俱乐部。所谓“民初”近乎荒诞的混乱，就是这种国民党组织的产物。“大革命”时代的“新三民主义”、建军黄埔，为的是根绝、根除这一点，但到1928年，它就不能维持它新生的激情了。
“整理党务”后，大量职位空缺。大批军阀、劣绅、土豪、流氓的入党，使有了枪的国民党，腐败程度远胜于“民初”。它直接影响着人心向背。《北华捷报》1930年5月的一篇报道，简略概括了这个过程：“仅仅在1年半之前人们还满怀热情，而今天，在所有中国人之间都存在绝望感”。
组织的混乱、腐败、民众的绝望，这些如同发酵池一般，孵化加剧着国民党的另一权力肿瘤——内部倾轧。
持枪的军阀，在1927年以后的一两年内，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员；上百万的兵痞，摇身一变为国民革命军。他们是自私自利的沙，能够肥己处便肥己；他们又都是妄自尊大的沙，能够称尊处便称尊。“统一”，不过是南京自欺欺人的一个说法。
加入国民党后，谋求一个“正统”地位，成为盘踞各省的军阀最大的如意算盘。他们纷纷和一些不甘寂寞的糟老头党员、“元老”结合起来，为自己的割据披上合法外衣。正是腾杰回国前夕，南京政权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权力倾轧活动，进入了高潮。
在1931年乱哄哄的南京戏台上，胡汉民扮演着即将过时、但挣扎地回光返照的角色。这个搞了一辈子政治的人，居然临到老了，还看不出这个乱世“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他反对蒋介石效法孙中山，通过一部《临时约法》的宣布。他喋喋不休、上窜下跳，一副遗老遗少的嘴脸。蒋介石更干脆，他二话不说，派三五个武装军人就扣押了胡汉民。
蒋介石对此事的解释令人觉得啼笑皆非。这一年的《中国年鉴》记载，蒋介石不屑一顾地谈到：“……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使他的光荣历史不受玷污”。这比打胡汉民的耳光还令人难受，言下之意就是他已老朽不堪。
但是蒋介石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利用这个遗老来做文章。6月份，广东军阀陈济棠纠合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广州组成了“非常议会”，宣布广州是民国的正统政府。这打开了反蒋潮流的闸门。孙科、汪精卫、西山会议派、刚刚吃了败仗的山西军阀、河南军阀，都纷纷表示支持这个议会。民国这个派系、权力的大杂烩，此时分裂成了拥蒋和反蒋两个阵营。
盛夏到来时，事态更加严重，始作俑者陈济棠以为时机业已成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独立”。随后，南京和广州开始了比胡汉民还让人讨厌的饶舌混战。动口过后，打算动手。双方都把军队开到了地界边上，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大战。
腾杰步入南京之际，正是内战随时可能爆发的关头。
“政府完全瘫痪了！”几十年后，腾杰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对南京的第一印象。高大的国民政府门楼还在有气无力的阴沉天穹下。但广漠的南京天地，似乎只剩下他们这三个渺小的青年。
1931年7月的南京，国民政府大院前门可罗雀，连哨兵都没有布置。深得望不到尽头的院子里，也只有寥寥几个公务员，他们或打着纸牌，或在办公室里翻检着私人物品。一张张象征着权力的褐色办公桌、皮椅，都蒙着厚厚的灰尘。
过往的那些大人物仿佛一下子消失了。这些裁决南京的人，此时都龟缩在各自的公馆里，或合纵连横、待机而动，或明哲保身、隔岸观火。没有人理会腾杰的警告。
接连探视过政府、军委会和党部后，腾杰一无所获。但军人的韧性，使他不愿死心。他们“立即开展对有关人士的访问”。
这个访问，过程只有短短几天。8月初，他们“综合访问所得的结果，极为失望”。结论很快地作出了，即“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
这些结论，虽然早已经在自己的预计里，但还是令他们“惊讶之至”（邓元忠，《腾杰访问》）。
几十年后，腾杰用“惊讶”一词描述他当时的心境。但其实，这是一种五味俱全、心神欲裂的苦涩。
“警告”任务迅速流产，“访问”也毫无结果。这个夏天，事实上已经有两个选择出现在腾杰面前了：是回到日本、对东京同学会简单地进行“述职”，而后由同学会做全盘统筹呢？还是继续地留在南京，再等待一些机会、人物，或者干脆说是“奇迹”？
腾杰简单地选择了“留下来”。他要在南京等待着肖赞育的到来。不管怎样，多一个人商量，就多一份抉择的分量和力量。
或者，他也在等待另一个人的回到南京？那个比他年长20岁，经验丰富、让他有依靠感的军人？
这个军人自然是蒋介石。他当时在南昌，指挥着对朱毛红军围剿的战争，并应对着来自两广、南京的权力挑战。
1931年8月煎熬般的日子里，腾杰和陈启坤就这样滞留在南京的一处旅社，或南京某个亲友的住宅。不知道什么时候，陈启宇已经和他们分开了，回到了南京的应酬、清议、谈笑风生里去。而肖赞育的身影也迟迟不见。他们只有孤零零的两个人。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但就在这无声无息、几近令人窒息的时间流逝中，所目睹的天灾、人祸、分裂、消沉，……这些景象，连同不久前在日本大街小巷所目睹的战争叫嚣与气息，都渐渐地压上了腾杰的肩头、心头。
这是沉重的国难，是一个青年军人对民族复兴的最至诚的渴望。此外，还有在执行“警告”任务、进行“访问”时的惊讶、失望、震惊、愤怒，是这些积累的情绪，连同这沉重这渴望，在这颗26岁的心灵里急剧膨胀着，膨胀到使他决定“铤而走险”的地步。
是这些情绪，在短短的几天内，爆发成了一种重大的历史关头来临之前、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勇决。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腾杰连同陈启坤，在南京等待肖赞育的日子里，“决心从事于建党运动，而不再返回到日本去”。
透过时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在其借宿的一个小房间，腾杰先是每天借酒浇愁、浇怒。陪伴他的只有陈启坤。
而几天后的一个清晨，当陈启坤起床、找到腾杰时，房间已经收拾得井井有条，腾杰衣裳严整，脸色虽然疲惫但满是严肃。他哑着声音，有力地说：
“国将亡，读书有何益？……日本必定要发动大仗，但这个国家有过那么多的先贤显圣，祖先之神必定护佑今日。……”
他继续说到：
“那些贪官污吏、迂腐文人，他们都是中国民国的蛀虫，他们都在挖中华民国、挖总理基业的墙角。倚赖他们抵抗日本、复兴国家，无异与虎谋皮！……但今日局势虽险，只要我们青年能够振作起来，整顿吏治、扫除污秽，为国家尽力，日本就不能侵犯我们，民国就不会亡！……我要找到同志，建立组织！”
也是这一天，腾杰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支持者。陈启坤，正是筹备中的蓝衣社，在腾杰之外的第一个成员。
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广泛的青年运动，它的大门，沉重、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1931年8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
他情绪激动，似乎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录》。
《田中备忘录》起草于日，据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把它呈交给日本天皇，以此作为日本征服满洲和蒙古计划的纲领，因此又被称为 “田中奏折”。备忘录在“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思想下，概述了满洲经济资源的意义，主张实行“铁与血”的政策。它毫不掩饰地指出：“……获得在满州和蒙古的实际权利是为了以此为基础，以贸易和商业为借口，向中国其他地区渗透。获得这些权利就能保证我们占有全中国的资源，占有全中国的资源，我们就能进一步征服印度、东南亚群岛，小亚细亚、中亚甚至欧洲，”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烈的侵华情绪，腾杰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忧心忡忡：日本极其注重军事思想，一战以后，铁路对于迅速调动、集结军队的意义，已被日本军方所充分重视。南满铁路贯穿吉辽，沿途更处处屯兵，用意就在这里。而日本陆军的悍然发难，其原由也包括不久前满洲政府所组织的 “交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吉辽修建中国自己的战略铁路。腾杰预言：“日本决不待至该铁路修复而始发难。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日本注重在发动战争前的舆论工作，往往上至天皇，下至顽童，都被军队包围在精心制造的战争气氛中，使“上下同欲”。甲午海战前，日本顽童间的游戏，是击沉纸折船“镇远”、“定远”，就是明证。现在，对万宝山事件的战争叫嚣，难道不是舆论造势？
今天的日本，和甲午海战前，何其相似！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官吏愚昧、人民麻木。想到这里，腾杰的思索渐入深沉。
是天灾，还是人祸？不仅是长江五省，当年大水，这几年黄河也特别暴戾。“圣人出、黄河清”，读过私塾的腾杰，觉得这个民谚并不仅仅是迷信。是啊，何止是这一年？何止是湖广武汉？何止是水患天灾？
干旱、洪水、大风、冰雹，几乎年年有处处有。而战乱、逃离、重税、苛捐、烟毒、通货紧缩、土地兼并……使大多数地区乌烟瘴气、暮气沉沉。自然灾害使稻米产区的农村，在三四年里，产量缩减了三分之一，有些地方颗粒无收。严重的口粮不足，导致了整个村庄整个村庄的集体逃荒，留下的是满目疮痍。
土地价格狂泻，通货开始紧缩，这使得要用现金交纳地租的南方，特别是原本富庶的江浙，佃农负担大幅加重。这些的结果，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兼并又反过来使地主操纵了地租，许多地区的年地租在七八成以上，造成农村经济的恶性循环。种地不如逃荒，逃荒不如作贼，作贼不如造反；卖子卖女、满面菜色、目光呆滞，成了农村的一般景象。　
这些景象浮跃在腾杰的脑海里。此外，出生在江苏农村的他，更回味起几天前在陈启坤家乡如皋的见闻。曾有“天下粮仓”之称的苏常地区，许多农户在这一年已“家无三日之粮”。他几乎要仰天悲叹：
“……而我国疲民弊。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原因是民众对政府彻底之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仁，早已忘记总理的民生纲要。”
腾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腾杰认为：造成“国疲民弊”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除却地主的重租外，军阀的割据，历史遗留的烟患、民众的蒙昧，以及南京当局的施政措施，是更深重的人祸。
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并不只关心军事。仅仅是报章上的杂碎消息，就折射出这个年代的社会事实：在帝国时期，行政干涉从来没有进入县以下级别，而这时，为了方便压榨争夺地盘，百事不做坐刮地皮的官吏在乡乡镇镇都大量增多。他们摊派附加税和各种杂捐，拉丁派役，进村庄牵牛砸屋；这是“腐败”。大战频频爆发，无数良田被当作战场，军队频繁调动，军队过境更是一场灾难，能拿就拿，不能拿就烧，几乎寸草不留；这是“军阀”。此外还有鸦片、贫困。……那些只要吃上饭就最驯服的老人说，天给了农村蝗灾、黄患，而人比蝗虫和洪水还狠。
他总结在日本入侵危机前民众漠然的根源：
“民生艰困，而军阀、豪强，遍布国家。底层平民漠然国事，中产人家惟利是图，至于亡国祸在眉睫，而民心冷漠，无人欲应大变。……民之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至！……”
权贵、豪强为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腾杰的面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每天都有庆祝、动员、集会。对杨希悯、刘震寰部队的决战已经打响，不断有在校生成队成连地被召往前线，前线也不断传回哪个熟悉的学友阵亡的消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酷爱读书、关怀时世民生、雄辩、结社。黄埔的岁月是那么的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记不了的。
黄埔在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他清楚地记得，在进入黄埔不久后，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吸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总理遗著和戴季陶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共产主义 ABC》、《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是黄埔最重要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腾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经常说的一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腾杰的耳边：
“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邓文仪大哥，还有那一个个的长官、学长、兄弟，这些在南京的，在全国各地的，在日本及更远的海外的……你们这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要亡了，你们起来呀！
腾杰的眼睛满含着泪花，他回味着一个个亲切的名字，颤抖着双手，继续着他的计划。
这份计划的要点，是“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腾杰访问》）。
这个组织的使命，可概括为“复兴民族”。其核心任务，是对外抵抗日本侵略，对内根绝“闹华五鬼”。
8月中旬的一天，腾杰的眼睛已满是血丝，人也瘦了一圈，然而计划的起草，总算是完成了。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和正忙着以漂亮的楷书誊写计划的陈启坤，他罕见地点起了一颗香烟，心想，明天，就去物色人事吧。
“物色人事”的曲折艰难，大大地超乎了腾杰和陈启坤的想象。和一般小人物的行为方式一样，他们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和腾杰一路回国的那个人，陈启坤的哥哥陈启宇。
但陈启宇迅速让腾杰失望了。陈启宇的拒绝极为简单，他虽认为“腾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陈启宇建议他，“把计划提供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认为”和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处的青年官僚的形象。“写的很好”，是一个中性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的“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有关当局”，则一面确保不违背任何法令、军纪和官场习性，使这个行为无风无浪，另一面寄望于这个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进一步铺垫自己官场上升的道路。
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随后另行活动。
当天，他就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隔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腾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与陈启宇不尽相同。如果说陈启宇的拒绝，更多的是庸人的圆滑的话，那么，此时的胡轨，更多的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年年轻的国民党员的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但这股怀旧的情绪下，流露更多的，是对自己参与的事业的深深质疑。另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偶尔也花天酒地，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地变成一个在伤痛的清醒和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里，“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建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很可能，胡轨寄望的仍然是那些裁决南京命运的大人物的行动。于是，腾杰的失望进一步加深了，他只得再回南京设法。
两度失望后，腾杰渐渐把眼光地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最富影响的首脑，当数它的创始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他也是留日学生之一，腾杰与他极为熟悉。明治大学期间，两人同屋而住达一年多时间，彼此友谊很深。一直到1931年的春节前夕，南京军委会组建“政治训练与宣传处”时，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处长要职。两人从此音讯隔绝。
但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此时，他正屯住、工作在湖南湖北一带的前线。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大首脑邓文仪，正随同蒋介石游走、巡视于各个战场，主要是在南昌。他在协助蒋处理各地公文之外，还负责着一个根据他的建议、粗率组建起来的军内特务组织：调查科。
这样，在南京，当腾杰进行再一次的组织尝试时，这些著名的黄埔人物都不在他串联的视线里。因为没能找到他们，腾杰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6,000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以后，黄埔学生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不可避免产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代、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层出不穷的学生党争、社争、观点和社会思想之争，黄埔一系不断分裂。此时，在蒋介石嫡系部队或政府里服役、并继续忠诚于蒋的，大约一半多一些；其余的分别在共产党部队、桂系部队、其它地方部队，还有的干脆不知下落。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着这个事实，于是在清党后下令，“……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与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腾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去理会。而别的毕业生却不是这样。
进入南京后，继续在南京军队和政府里服役的黄埔生，又分化成几个形态。一批和蒋介石个人关系良好、比较单纯的军人，因为效忠和英勇，受到重用，在外带兵；他们对社会问题、政治比较不关心，是那种典型的军人。另一些人则在黄埔岁月以后，迅速回到了庸常的轨道。他们在军事机关、基层部队任职，安分地领一份薪饷，等待着苦熬资历、慢慢升级。最后还有一群人，在清党中被指认为和共产党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虽然立即脱离共产党，并因为蒋对黄埔学生的另眼相看，也先后回到部队或政府，但他们开始的是小心翼翼、企望消除“上峰”疑虑的生活。
这三拨人，占了黄埔学生很大的一个比例。要说服他们参与这个计划，显然非常困难。要找到支持者，只能等待和不断碰运气。
接连几天，腾杰奔忙在位于丁家桥的国民党党部、位于三元巷的三军总部和位于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等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吃饭、喝茶，在各个俱乐部活动，试探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地提出主张。但是，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他从那么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还不成熟的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那都是那么年轻的脸庞呵！他们因为命运的安排，进入黄埔，年纪轻轻地就处在头角峥嵘的地位上，而他们的同龄人，此时已经一生被注定地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只能企盼没有战乱，“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尽量略略富足一点地把无穷无尽的日子给打发下去。……但偏偏就是这些有力量的、有可能的，也立马被卷进官派作风、按部就班的日子。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他们聚集时幼稚的产物，而一旦步入社会、参与谋生以后，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这喧嚣、离散的时世所湮没？难道这就是人生社会的本质？……有时，在完成串联后，腾杰一身疲惫地走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他这样艰涩失望、略有深沉味道地想着。
十余天过去了。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8月底，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对话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连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无音讯。
孤单与消沉笼罩在他们的小屋里。腾杰后来这样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触：“我们好象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不禁也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孤单和消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也在这片模糊混沌的背景中，腾杰绝望的面容，和他仍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越来越清晰。
民国所有的目光，此时都“于无声处”地聚焦在他的身上。腾杰，这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小人物，正是后来震动民国的蓝衣社的“开山鼻祖”。
30年代中后期，蓝衣社一度非常有名，但由于它的“无声无息”、极端秘密，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了解它的创始，更没有人注意到腾杰。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何以萌发“建党”的设想？他何以在如此绝望的境况下，仍然没有放弃“建党活动”？乃至他的早年生活是怎样的？他是个怎样的人？……更长久地被湮没了。但这些问题又是如此重要，因为，如果腾杰不具有一些特殊的天性、品质和阅历的话，那么，后来被称为“蓝衣社”的那个神秘组织，是注定不会出现的。
一直到40多年以后，腾杰才开始以“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他的身世与风格，才渐渐引起一些研究者的关注。日的晚上，时任台湾“中央信托局”董事长的腾杰，在自己位于台北乐利路的公馆接受一个晚辈的访问。在这次访问里，他第一次谈到了自己的身世。
当时已67岁的腾杰，被认为“记忆力惊人”。他所叙述的内容，“不仅句句清楚利落，而且深具组织系统”。在讲述里，他不断唏嘘，仿佛回到了自己的风华年月。
腾杰，1905年1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的家庭，父亲是庄内的三户地主之一。从7岁到12岁，他在家延读古书，由三户共请的一位私塾先生教导。
这是长江流域大多数富户子弟共有的童年阅历。到民国早期，阜宁不仅有私塾，而且出现了一批近代化学堂。少年腾杰后来到县城念小学一年，高小两年。到15岁，身躯单薄、残留稚气的他，又乘一条木船沿大运河而下，前往“文风很盛”的南通。
几十里水路在咿呀咿呀的桨橹声中走完了。这一年，他进入了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的一些天赋开始渐渐显露。
少年腾杰是刻苦而聪明的。“此校为四年制”，但腾杰“在三年内即将其课程念完”。弹指间他已经18岁了。从15岁到18岁，在这个生动、活泼、略略感伤、人生初觉醒的年龄，腾杰也开始被大时代的风潮吸引着。
他“在南通……即研读三民主义，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但又和普通的激进学生不同，苏北人克己容人的天性，以及他与生俱来的“深具条理”，使他激情但不盲目，热烈而不冲动。他谦卑地面对师长、学长，温厚地对待同学、朋友，并以此为基本，渐渐展现组织才能。
最能说明他个性和组织风格的，是这一年的罢课风潮。1923年，“反军阀、反列强”运动刚刚开始，一小群上海的学运活动家来到南通。他们把教会学校一律看作是“英美文化侵略”的象征，于是游说腾杰领导英化职校同学罢课。起初，腾杰“认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任何学运的积极参与，都不能排除赶时髦、媚俗心态的可能。因而腾杰的这个“拒之”弥足珍贵。他“后被说动”。而一被说动后，他就表现出超乎普通学运的气概。他决定“解散该校”。
当时，100多位同学已大多还乡，腾杰以“自治会长”的名义，用一台油印机连夜印刷信函，邀请分散在苏北城镇、乡村的学生回校开会，“竟无人缺席”。
在全体学生的集会上，腾杰进一步展示了他厚积薄发的组织风格。他要求百多名同学“全体退学”，另谋出路；同时，他也当场表示，他自己将留在南通，“待分配同学入其它学校”后再谋求出路。
全体一致的表决立即做出了。100多人集体退学，并三五成群前往上海、苏州、南京。有的甚至直接回乡，开始继承祖上的田产、铺面。当年夏秋，因为学生走光了，职校果真只得解散。
腾杰前往了上海，他进入上海大学，主修社会学系。不久，因为黄埔军校在沪秘密招生，他又考入黄埔，编入第四期步科第七连。从此，这个一夜之间解散了一所学校的组织天才，开始溶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在广阔的黄埔，腾杰并不是什么“江苏才子”、组织干将，他只是一条游进大海的小鱼。但此后几年，却有一系列事迹，继续凸显他的风格。
作为“国共合作”的产物，黄埔在建校后不久，出现了形形色色、无止无休、火药味十足的组织与意识形态冲突。冲突的起点，是“孙文主义学会”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争人争地盘”闹剧；冲突的顶峰，是历史悬案“中山舰事件”与随后的“整理党务案”。这几乎就是四期生从入校到毕业的时间。腾杰与他的好友胡轨 “并未加入任何一会”，但他们却“暗中协助孙文主义学会”。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相当正统的人。在他看来，军人更多地是政治家的工具，即使非要在政治立场上表态，他追逐的也是主流。他并不叛逆。
他渐渐地“向右转”了。在“向右转”的过程里，他被发现“善于辞令”，且有“主持会议的才能”，于是得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首脑、乃至蒋介石的信任与赏识。1927年4月的血腥屠杀后，他出任“蒋介石侍从室第四组组长”。两年后，作为一个前途无限的政治军官，他又被委派到日本留学。
日本的生活集大成着他的面貌，并伏笔着日后的蓝衣社。
进入明治大学后，由于政治经济系只有寥寥几名学生，它的读书方式很自由，选择课程听讲，找专人指导，或者在图书馆、校内“自由研究”，都可以。但腾杰却依旧刻苦。每天清晨他都早早步行出校，到上野图书馆（藏书30万册）读书。他早去晚回，连午餐也在图书馆的地下室吃。
他的花销是充裕的，然而也节省。作为嫡系军官，他每月可以领到120元的政府津贴，收入相当于国内普通公务员的三四倍；而稳重、有条理的性格所辅助的另一面，必定是节制，他每月只需用40元。因尚未成家，没有家小的牵累，也没有积蓄的观念，“剩下的钱便买大量的书籍”。他几乎天天都在读书。
刻苦、节俭，乃至克己容人、厚积薄发，最后，是对组织的天然兴趣，使他在东京的一些细节和琐事，成为蓝衣社出现的命运式伏笔。&&只有他眼中偶然闪射出的冷光，才能让人感觉到，在他卑微的地位和态度下，是他坎坷的阅历和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是由参加了第一次聚餐会的蔡劲军邀约的。在这个人群里，一开始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但他的命运转折，后来的崛起与发迹，却和这个酝酿中的秘密组织最为息息相关。他就是后来权倾民国的戴笠。
戴笠，原名戴春风，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和许多黄埔学生不同，戴笠自幼不喜读书，没有黄埔众生所常见的酷爱学习、关心时局的风格。因为流气、浪费等习性，他少年时期极不得志，在宁波、杭州、上海等地流荡了近10年，仍一事无成。后性格大改，到28岁，决心寻求出路，从而投考黄埔，编入六期。
成为黄埔学生后，在“清党”的风潮中，戴笠渐渐展示特工天才。他所在的学兵连共有20余名共产党人，经他观察、举报，一一落网。正是这一特长，不久后再次流离失学的他，被蔡劲军收留，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开始了自己职业特务的生涯。
此时的戴笠，在自幼立志、才情纵横的黄埔学生群中，辈分既小，职务又低，名声不好，才能不显。许多人如同他的出身一样，视他为破落子弟。连成为这个秘密组织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蔡劲军的面子。但间杂在他苦寒阅历里的少数片断，却神秘地、启示般地表明：他的命运和民国不可分割。
在游荡杭州期间，穷得连换洗衣服都没有的戴笠，就偶然结识了还是小学教员的胡宗南。从此，两人开始了一生的、肝胆相照的友谊。而游荡上海期间，他更先后认识了杜月笙、陈果夫，以及当时还是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这三个人，一个是他的好友和南京政权的最早赞助者，一个是他主要的政敌，另一个，则是他一生效忠的师长。
现在，他要借重这个群体，开始他一生的显赫事业。
在蓝衣社的发起过程中，第一个赞助腾杰的是曾扩情；而接下去比较重要的赞助者是邓文仪。
与曾扩情一样，邓文仪对蓝衣社的第一个重大赞助，也是人事。虽然私自组社“违反军令”、可能被处决，这使物色人事继续遭逢着种种困难。但这个“天子近臣”的特殊身份，却为蓝衣社的发起打开了种种森严的门户。
第一次聚餐会的次日，邓文仪就给腾杰带来了一个湖南口音很重、但神采飞扬的人。这个人，几乎谁都认识他，并都对他分外亲热。腾杰和曾扩情更是大喜。
他就是黄埔政治领袖、原孙文主义学会创始人贺衷寒。
“游说”贺衷寒进行得并不顺利。与贺衷寒情如兄弟的腾杰，开门见山要求贺衷寒“赞助”这个秘密组织。但作为一个有思想、有己见的军人，贺衷寒表现得相当本分、谨慎。他以“校长有令”、“好自为之”的说法，正色地拒绝参与。
与此同时，贺衷寒许诺，对这个违纪活动他“不阻止”、“不告发”。也就是说，他将置身事外、静观其变。
这个态度让腾杰极为失望。它还带动了一个第一次聚餐会的参与者——张本清。几天后，张本清也许诺了“不阻止”、“不告发”，从此消失在种种的密谋串联活动里了。
但这两个人的拒绝参与，只是初初卷起的蓝衣社狂潮中的一两朵小浪花。当南京的日光不再焦灼逼人时，越来越多自感威胁的黄埔学生，挣脱了那个官僚南京、势利南京，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筹备中的秘密组织。
面见贺衷寒不久后，邓文仪又捕捉到了与贺衷寒齐名的另一个黄埔一期学生，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回京述职的消息。
胡宗南，浙江孝丰人，1900年出生。19岁，胡宗南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县立高等小学任教。因与人争夺校长一职未果，1924年，胡宗南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途中结识贺衷寒，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好友。
抵达广州后，因误过考期，两人逐面见廖仲恺，阐述平生志向，大受赏识，准许补考。是以进入黄埔。在黄埔，胡宗南以其质朴、认真的军人气度，和浙江籍的出身，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同时，他在军事上颇有天分，善于举一反三，不久就与贺衷寒齐名，称为“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东征北伐、定都南京，胡宗南连连擢升，是黄埔学生中官运最亨通者之一。不仅如此。胡宗南在南京的形象，是为人诚挚、谦逊、喜好朋友。他和曾扩情一样，和黄埔旧人有着广泛的联系，受到许多人的信任。又和曾扩情不同，他与黄埔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深交。
和胡宗南本就熟识、正积极邀约人事的邓文仪，得知他到达南京的消息后，异常振奋，迅速地安排了见面。果然，和胡宗南的对话非常顺利。这一次，邓文仪、腾杰、曾扩情等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了来意。而胡宗南也立即热心地答应支持、参与。他笑声爽朗，三言两语地表明了态度。
“文贺武胡”的影响，邓文仪的地位，加上曾扩情与同学会，黄埔的四个头领人物，事实上都不反对组社。这样，黄埔一系的大门，开始向腾杰打开了。从广州到南京的血脉，开始延连成一个秘密组织的雏形。
随着胡宗南、戴笠等人的介入，蜀陕菜馆第二次聚餐会的人数，超过了原计划的18人，达到20余人。在这次聚餐会上，曾扩情略有愤懑、但极其酸楚地说着：
“……我们只要去想一想我们早几年的日子，我们就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在黄埔时，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时，国民革命的前途一片黯淡，各处军阀都在反对着总理和校长，我们随时要上战场，随时都可能送命。……那时我们是为了升官发财吗？不是！那时我们把营私舞弊的人，都当作了自己的敌人！……”
这些语言，回顾了那个“青年黄埔”。它激发起在座大多数人的旧日热情。而接下去的讲话，不仅有“过往”、温情，还有“血”，还有权力：
“前些天，同学会已经得到消息，校长很可能要再次下野。我们这些同学，要为校长着想，要为民国着想，也要为我们黄埔一系着想。……东征北伐，我们死了多少人，活着的人，又有几个人的身上没有伤疤？校长一旦下野，统治我们、当我们长官的，就是那时要我们的命的那些人！……他们反对三民主义，反对总理和校长，有奶便是娘。难道我们这些黄埔军人，就是为了给这些人作嫁衣裳吗？身为军人，我以和他们共事为耻！……我们如果不行动起来，国家要亡，我们这些人，也要让后人永世耻笑！……”
听者无不悚然动容。
这番鼓动有理、有情，激昂而节制。它和腾杰的计划一起，击中了众多对自己地位不满意的黄埔学生的心。这些黄埔生，以前三期人物为主，投效黄埔时，他们都怀抱着救国护民的热情，在孙中山、蒋介石的旗帜下吃过苦，打过血仗。但不过一两年后，南京满街的长官，满街的腐败，早让他们的原本青年的心变得冷酷绝望。
国家危机、腐败蔓延之外，“校长”的危机、黄埔一系的危机也焦灼着他们。为什么不自己行动起来，内反官僚新贵、确立“校长”地位；外抗日本俄国，以争大国地位呢？
许多青年军官纷纷起立，有的甚至用立正的方式，表示赞同，而后，他们用酒或者茶水，来表示对这个团体的热情。
也在这次聚餐会上，腾杰提出：再以“一人邀约一人”的方式，在9月下旬组织第三次聚餐会。而正是20余名青年在南京隐蔽活动的期间，一个震动南京、中国、东亚的事变，大大加快了他们的步伐。这就是日本官史所称的“奉天事变”、“满洲事变”，和中国官史所称的“九·一八事变”。
黄埔学生第一次聚餐会前后，东京出现了奇异的、短暂的平静。大小报章关于“万宝山事件”、满洲的报道，从头版转移到了角落；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在警察的疏导下渐渐平息。一夜之间，东京象是沸腾的开水被浇入了一瓢凉水，喧嚣的气泡消失了。
制造这样一个平静东京的，是日本文官内阁。
当时执政日本的，是比较温和的若规内阁。这个内阁，包括了一些资深的政治家，如若规礼次郎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等。他们是所谓“平和年代”的日本产物。在漫长的参政、执政生涯里，他们以粗暴的日本传统，融合日本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清新，引领着日本的道路。到1931年，他们仍然控制着日本官僚机器的核心。
他们所拥有的视野，使他们对中国持有复杂心态。一方面，作为中产阶级和制造业主的代表，他们沉湎于港口吞吐的黄金般的记忆，愿意把中国当作是一个不能破坏的大市场；另一方面，他们又生长在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山东交涉等贯穿起来的扩张记忆里，热衷于建立在特权上的中国利益。
这样，“万宝山事件”和大大小小的无数反日浪潮一样，被他们以自己娴熟的、殖民色彩浓重的方式，演化为日本扩大市场准入的再一个筹码。他们并再次显示了自己控制内政的经验，在短短几天内消除了东京的战争氛围。
这确实是一班老练的政客。但也和整个“平和日本”的特征毫无区别，短视、低效、无能为力，盛行的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惯不顾原则的妥协和市侩式的讨价还价，是这个内阁的实质。文官政府的所有弊病，几乎都在这个内阁里暴露出来。
这个暴露，最致命和最无可救药的，是他们对民间心态和舆论疏导的忽视。“滨口刺杀案”就是他们为自己的这个顽疾付出的代价之一。该案不仅他们失去了一个滨口雄幸，更释放出了全社会的一种蔑视文官秩序、强调军刀价值的特殊情绪。这种情绪在1931年，已经无可挽回地弥漫于日本的城镇和渔村。
这种情绪在陆军军营里自然更加显著。“滨口案”和“三月政变”发生后，1931年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阁不遗余力地清洗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团体。但军部、军人们却抵制着这些命令，大多数的调查、判决，都被以日本式的敷衍给抵消了。反过来，恰是这一期间，又有雨后春笋、数以百计的密谋团体产生着。热衷阴谋、反叛、牺牲，已成为一时的陆军风尚。
文官内阁另一个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他们忽视了自己面对的，是陆军这样一个出身苦寒、极端狂热的可怕对手。他们太高傲、太绅士，以至于把陆军看成是任由他们宰割的土头土脑的村夫。
他们虽然清洗了那么多的军内密谋组织，但他们忽视了满洲驻屯军。他们忽视了“满洲青年联盟”。
早在7月份，万宝山事件刚刚爆发时，满洲青年联盟的两个主要党魁，石原和板垣即在关东军内部扬言：“……9月下旬，将在柳条沟（湖）开始战斗行动，而后迅速占领奉天军械要地北大营、东大营”。他们预见到，执行该计划的主要障碍，正是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内阁。于是，“……制造东京所不可控制事件”，就成为该计划的出发点。
及至9月，他们已动员了两、三千人马，准备随时夜袭奉天。反过来，外交派势力的漫不经心，此时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直到14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才对眼皮底下本国军队的大规模策动有所察觉，他当即给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当日，币原在内阁会议上向陆相提出质询，企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消弭满洲危机。但消息也同时到达了满洲青年联盟。建川美次迅速拍密电给板垣，要其“……提前行动”。密电连拍三份，以示“万分火急”。
16日凌晨2时，一次充满犹豫、猜测和腾腾烟雾的冗长会议终于结束了，石原对日本内阁极端蔑视的态度，最后左右了他的同僚、主导了会议。他们决定“务必要在……锐气未减之际动手。”具体方案是在68个小时以后的18日晚10时，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伪造名义，策动奉天事变使两国进入战争状态。
板垣充满了杀身成仁的悲壮色彩：“伪造军令是死罪。在座诸君届时可以表示不知道此事，把责任往我身上推好了。……”
18日晚10时，河本末守中尉在柳条湖引爆炸药。晚10时25分，日军设在营区内的两门榴弹大炮，发炮同时轰击北大营、东大营和兵工厂，炮声震动全城。奉天事变开幕。
当夜，北大营之役中国方面死伤军官19人，士兵335人，失踪483人。而日军仅伤亡2人。
19日凌晨2时，被副官从床上摇醒的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在睡眼惺忪中就对板垣的发动战事表示赞许。在给东京发战报时，他自动替板垣承揽了战争责任。他同时发布8项电令，主旨是扩大战争范围、力度。这些命令的根据是：“以长春军力为例……如果支那军队先发制人，则我军必将处于不利地位，满洲附属地的20余万名日本人的生命，和20余年来日本人奋斗成果必将毁于一旦。”
上午9时，在南满铁路沿线，从抚顺、辽阳、铁岭、本溪、鞍山、海城、四平街、旅顺、公主岭等地调集来的日军，和奉天一带部队在奉天城内会师。奉天沦陷。随后，日军洗劫奉天，仅从张学良的“大帅府”里就掠走硬通货黄金256万两。
当日，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沦陷。南满沦陷。整个南满战事，由于奉军事实上没有进行抵抗，日军损失极为微小，其中长春南岭大营战事，日军死42人、伤56人，是伤亡最大的一场战斗。
日本朝野欣喜若狂。相当于本土两倍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2年财政收入的财富、最丰富的战略资源、可以装备25万军人的中国最好的轻武器，几乎只有1天时间，就归属于大日本帝国了。这几乎不是战争，是日本成功的战争讹诈呵！……这是比日清战争更诱惑人的成就呵！
于是，和满洲的倒下一样，在对关东军、日本陆军狂烈的支持声中，一夜之间，币原政策也倒下了。胜利的，是那些“……重新认识到军刀的价值的军人，决心用自己的双手坚决实行昭和维新的军人，为在中国发生的以万宝山事件为代表的大大小小无数反日事件所激怒的军人，由于中国的反日或者说为了加强日本的国防而主张必须占领满洲进而占领中国的军人。”
他们胜利了。不久后，关东军进行了大规模扩编，增兵至7万余人，几乎达当时日本军队总数的 1/3。“满洲青年联盟”则演变成伪满洲国的执政党——协和党。一个如同石原所构想的不受内阁节制、半独立、“满洲青年联盟——关东军——伪满洲国”三位一体的权力系统，终于被制造出来了。此后的14年里，它操纵着满洲4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并在满洲全境推行惨无人道的“集团部落制”，使 500万满洲居民直接或间接地致死。
在此后的14年时间里，他们还将一步步削弱日本文官的影响，一步步拥有军国的日本，一步步把日本人带领向太平洋西岸的权力颠峰，最后，又将日本带入被占领的地狱。
满洲事变后的一两天，已经完成最早组织准备的黄埔学生，几近震惊。腾杰所预言的战争，这么快，不过十几天，就变成了事实！满洲那样的军力兵备，居然几近一枪不发就撤退关内！四省沦陷指日可见！接下去，怕不是华北山东？难道举国沦陷不可避免？难道三千年文明就此终结？
腾杰的计划，一下子拥有了巨大的现实基础。第三次“聚餐会”因此迅速进行了。在事变的背景下，此次聚餐人数之多，场面之悲壮，再次超乎了腾杰的预料。
事变也震醒了许多重视“军令限制”、或以为“军人不应过问政治”的人们。参加聚餐会的人数达到40余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也成为发起者之一。
9月20日前后，以腾杰、贺衷寒、曾扩情三人名义，出面设邀第三次聚餐会。结果不到中午，人就陆续地来了，而且一个个脸色沉重，看不到以往的寒暄亲热。
为保密起见，他们买断了餐厅这一天的生意。按照事先的安排，曾扩情站起身来，手握一杯酒，缓缓说道：
“诸位同学，从广州到南京，一眨眼已经几年了。这几年里，我们分散各处，或者前线，或者南京，也有的在海外、在地方上，各自为国家效力。……都多见了世面，也算是当官带兵的，不比黄埔时候了。……我们难得有机会一聚。本来20来岁的人，现在大多也都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古人看到离都几年，树木长成，会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虽然不是星零离散，却也差不多了。”
这番话一语数关，情真意切，非常符合此时的情境。曾扩情略一停顿，环顾数桌，看到几十人都在凝神细听，他继续说道：
“兄弟身为同学会干事，今天和腾同学、贺同学邀请大家来这里吃饭，原本应该叙叙旧、说一些家常才是。但时值国家大变，身为军人，我们不能象老百姓那样，再婆婆妈妈。现在我们这里，虽说学生游行、社会骚乱，但店铺照样营业，工厂照样开工，生产、吃饭、睡觉，还有安乐日子好过。只可怜我满洲千万百姓！从南往北看，可怜无数山哪！”
胡宗南挺身而起，插话道：
“扩情兄的意思，是再明白不过的了。这两天，学生游行，社会不安，连部队里都有很多说法，说是政府卖国，校长卖国。学生们不懂大势，底下当兵的更不用说了，但咱们心里得有数！……校长有校长的难处，给他难处的，正是那些军阀、官僚。政府里，党部里，部队里，现在都是奸臣当道！……本来，身为粗鲁军人，兄弟不该说这话，但看到国土丧失，心里总不是滋味。腾杰兄的计议，兄弟知道，在这里要谢谢他啊，我们这些一期二期的学长，觉得惭愧哪。……按我的想法，除依照这个意思，和举国青年与民众一同奋发图强之外，我们别无出路！”
这话已经切入了议题，并且强调了“反贪官、拥校长”的基调，对照时局、物议，它深得人心。许多军官早已被计划的预见性、惊人的事实搞得五内俱沸，见胡宗南如此直白、有力，都顺着他的话题，纷纷发言。
10余人发言后，曾扩情见群情激昂，说道：“这个提议自腾杰始，具体的计划，是不是请腾杰兄再谈谈？”
腾杰神情肃然。他历数了日本的数十年野心，从明治天皇《御笔信》所定的“大陆政策”，1921年5月原敬内阁通过的《对满蒙的政策》案，一直到近期的万宝山事件、满洲事变。他专门研读过这些文件，因此言语掷地有声；他又历数了南京四年以来，文嘻武废、贪污横行、分崩离析的事实，渐渐动容，眼中泪花点点。最后，他手持计划手稿，话锋一转：“……计议为同学认同，此心即已快慰。但兄弟文不修、武不治，计划也就是说了一个意思。具体的组织事宜，我建议我们听听贺衷寒同志的想法。对衷寒兄，在座诸位可能比兄弟更加熟悉……”
贺衷寒徐徐起身，开始宣读他的具体组织计划。
这一天，根据贺衷寒的意见，该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
有关这一个会议的更详细情况，也如同东京黄埔同学会派遣腾杰、肖赞育回国的那个聚餐会一样，已经被时间永远地湮没了。参加过这个会议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此外，由于海峡两岸后来的长期隔绝，由于大陆地区后来政治气候的变迁，也由于在台湾省，一直到70年代，它仍然涉及着当事人“私自建社”、“违反军纪”的问题……由于这种种原因，流传在两岸的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谈访录》，谈到蓝衣社第一个组织“力行社”的形成时，都语言含糊、相互矛盾。甚至于绝大多数的说法，都否认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之前，他们就自行结社。
比如一个当时的与会者、后来的战犯，在《自述》里就这样谈着参加、组织蓝衣社的过程：
“1931年10月至11月间，蒋介石约贺衷寒、腾杰……戴笠和我等10余人谈话，……他讲完之后，贺衷寒站起来并含着眼泪说：‘……我们很难过，但我们相信是有办法的。只要拿出正大的主张，并严密的组织起来。’”
在大约三、四十年的时间里，蓝衣社由“蒋介石发起、黄埔生组织”，几乎成为大陆史学界的一个定论。至于台湾方面，则普遍认为它由一个叫“刘健群”的年轻文人最早倡导。在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后，以黄埔学生为主体开始活动。
在漫长的时光里，“蒋介石说”和“刘健群说”分别主宰着大陆和台湾的史学界与民间，没有人把它和腾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联系起来。一直到很久以后，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已是垂垂老者的腾杰、邓文仪、干国勋等20余位老先生，才在台湾披露说：在中山路励志社总部由蒋介石主持、宣布“力行社”成立之前，蓝衣社就存在了接近半年。蓝衣社“最早的倡导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刘健群，而是腾杰。
这些披露资料，经过另一个会议的参加者邓文仪、他的儿子邓元忠先生在《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一书里，予以系统的对照和整理，所得出的结论，最接近于事实的原本。
亲历者终于还真相给历史。
会议对建社、组织、纪律、任务等，都进行了一系列粗线条的、然而意义深远的勾勒。首先决定的是人事，力行社由腾杰担任书记。腾杰的未婚妻陈启坤担任助理书记。两人总揽社务。
会议决定设立力行社组织的联络处（另一说为“筹备处”）。“联络处”的处址，安排在南京二郎庙一带的一幢属于“康济医院”的二层木屋。木屋二楼的三个房间，用作“集会和办公的处所”，一楼的三个房间，则作为晚间聚会后、不便回家的成员的临时宿舍。
力行社面临着两个重大任务：其一，是以秘密手段，积极反对形形色色的势力，如日本人、共产党、各地军阀、南京反对派等，以确立黄埔一系对国家的主宰地位；这是所谓的“活动建设（策略部分）”。为此，会议决定：即日向北平、西安、福州等地派驻代表，以联络在各地的黄埔校友。这些代表的任务，是在所有可能的党部、政府、军队、警察等机构内，建立秘密的基层组织；并伺机在学校建立基层组织；以秘密对秘密，摧毁一切共产党、汉奸、和反对势力的地下组织。
其二，是借助黄埔同学会的公开身份，大力发展成员，以形成一个献身“复兴民族”使命、庞大、严密、正规的组织；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建设”和“组织建设”。
“精神建设”方面，首先是决定筹办社刊《司令塔》，以阐明组织宗旨、统一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司令塔》是一个64开本的小册子，每期都只有薄薄的七、八页纸，但命令的下达、情报的汇编都收录其中，此后近七年，它一直是组织最重要的绝密刊物。
接着，是“组织建设”。
“组织建设”是此时力行社最大的课题。它一分为二，首先是“草拟任务纲领，以及有关组织与策略的各种计划”，即在腾杰早期计划的基础上，进行细化、明确和提高。另一是队伍建设。在“准备各省市的组织与领导人适当人选”之外，腾杰把1931年到1933年确立为“干部年”，这期间发展人员，求精不求多，以组建一个抗日、廉洁、自律，能够动员全国青年力量的团队。
此时的力行社，还只是一个很小的、隐蔽的、近乎“俱乐部”的组织。它只有区区40个人，“领地”就是那栋木屋的6个房间。就规模而言，它与一般的民间社团毫无区别。但它志向之深、自觉的使命之大，而威胁之紧迫，使腾杰、贺衷寒等人都感到了急剧发展的需要。于是，经费来源就成为再一个重大问题。
早期活动经费的一大部分由邓文仪筹借。邓文仪在担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之外，还主持了一个黄埔的主要新闻出版机构——拔提书店。拔提是英文“PARTY”的汉译，它在武汉、南昌、贵阳等多个城市都有分号，是蒋介石各种著作、讲话稿的主要出版商。邓文仪向拔提书店借出300银圆，作为前期的筹办经费。此外，许多人的当月薪水，也都成为蓝衣社的第一批“社费”。
不仅如此，在这个会议上，“如何使经费能够跟上组织与工作的发展需要，也是一项重要的设计”。
这些筹划，是由腾杰揽总的。他并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等人，经过数个昼夜的细致讨论，对逐条进行审议，最终得以成形。
力行社还回避了“私自组社、违背军纪”的问题。它宣称：这个组织以蒋介石为领导，但“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不忍增加校长负担”，因此，暂时对蒋介石保密。 &第五章 二郎庙 &
后来成为蓝衣社领袖的那些人，一般都出身于中产以上的人家，这样，他们才比许多人有条件上学、阅历世面，从而主导一个动荡不已的年代。但是，也有例外。康泽就是例外之一。
10多年以后，黄埔最著名的才子之一康泽在襄阳前线被俘。由于他作恶太大，人民中国把他送进了战犯营。在战犯营的日子，他断续地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康泽自述》。其中“参加复兴社始末”一章，是至今发现的最重要的蓝衣社史料之一。而另有一些文字，则描述了一个破产、赤贫的农民家庭：
“你忘记了是穷人的孩子了么？我不应忘记。我的父亲东张西罗借得五元钱交给我，在上学以后，他贫病交加就一病不起了。我的母亲带着我们苦爬苦撑，白天做活夜间纺棉。在正、二、三月，两黄不接时，拿青菜干萝卜叶当饭，没油没盐，我的小兄弟吃了清口水一摊一摊的吐。还有，有些债主那种凶狠的面目，与弟弟妹妹围绕在母亲的纺车周围，望着人家过年的光景。……”
“……我的父亲在我进中学第一年的下半年，就得病去世了，家里只有一个母亲，一个小的妹妹和弟弟，一年只有几斗谷子的收入，全靠我母亲自己种几块土地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我之所以能在中学免于辍学，是我学校的先生看到我父亲去世后的困难情形，答应代我筹集学食费，……我奋力学习，每个学期都考第一……我的中学是这样读完的。”
如此辛酸、朴拙的文字，写的其实是四川乡下的大多数人家的日子。毫无疑问，康泽是那种聪明过人、令人怜惜的孩子。中学毕业后，因无力到自费学校求学，他由先生和同学资助，赴广州应考黄埔军校。是为黄埔三期学生。
此后几年，康泽先后留学俄国、从事党务、任职侍从室。1929年，他调任第2师政训处主任，进驻武汉。在该师，他效仿《曾胡治兵语录》进行官兵的政治训练，并对士兵进行识字、职业等教育。当年的“成绩评定”，2师名列全军第一。
2师政训模式在全军推广。康泽再次调任，任三军总部宣传大队长。他亲赴徐州前线，负责战灾区的民间救赈工作。在这个被腐朽官场认为是“第一肥缺”的岗位上，他身体力行、杜绝贪污，被称调查得“仔细周到”、办理得“迅速确实”、效果上“惠而不费”，而记功一次。
到黄埔学生组建蓝衣社的时候，康泽年仅28岁，却已不仅是南京的“能吏”、“干员”，还是一个“廉吏”，被认为“重信然诺”。这一年，在满洲事变后，他奉命回到南京。
他要在南京，目睹自1919年以后中国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