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口述自传》刘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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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口述自传》刘延民
&&&&&&& 文强口述 刘延民撰写&&&&&&&&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年01月
　　ISBN：2 [十位:]
　　页数：338
　　定价：￥26.00　　　　　　　　　　　　　
文强口述自传
　　1907年——辛亥革命的前四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天叫做望城县金良乡）。我的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梦见菩萨送给她一条大鲤鱼，她就用做饭菜的围裙包住了，梦醒了，肚子疼，就生了我。我的母亲从此吃斋行善，而我的字就叫做“念观”。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
　　我们这个家庭在清朝出了两个“上大夫”。我们小孩在家里写字要写“薄”（家谱），我就问：“我们家里头怎么有两个‘上大夫’？这是个什么官呢？”老人们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设的这个官。”现在来说，这个清朝官是什么地位呢？相当于国会议员吧。我记得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是皇上亲赐的，经过这块牌子，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圣旨”啊。
　　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
　　那时我的父亲到日本去了，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专修法科。我问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去了，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小孩子问什么！不能说，不能说。”
　　“怎么不能说呢？”
　　母亲说：“他是孙中山的朋友（我的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又是黄兴的朋友，蔡锷也是他的朋友。这三个人一说呀，我们全家就要杀头，问不得，问不得呦。”
　　“噢。”
　　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回家了。他在客堂里设了一个香案，把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放得很大，用镜框框起来，在香案上并排摆着。每天早上，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除了我的祖母）去客堂向孙中山、黄兴的照片行三鞠躬礼。那时我五六岁，还不太懂事。
　　到了民国四年，蔡锷起来打倒了北洋军阀，打倒了袁世凯，我家的香案上又多了一张蔡锷的照片（我的父亲到过云南，跟着蔡锷当司法官，是蔡锷的秘书长）——孙中山的照片摆在当中，左边是黄兴，右边是蔡锷。我们每天向他们行礼。
　　说到家，就要说到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7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那时，我正在湖南明德中学读书，这是湖南的一个贵族学校，办得很好的。毛泽覃说：“我告诉你，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
　　我知道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我说：“还有这样一回事呀，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知不知道？”
　　我跑回家问我的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祠堂里头呵，她的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
　　“噢”，我说：“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妈妈是我的姑母呵，他让我叫毛老师做大哥，要不要喊呀？”
　　“那有什么不要喊的？可以喊大哥。”
　　我就改口了，叫“毛大哥”。
　　通过毛泽东，我又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何叔衡，湖南长沙县教育局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是谢觉哉，也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在他们当中排行老三，三个人一出来，毛泽东站在最后，那两个比毛泽东大十多岁。
　　我见到毛泽东，就叫：“哎，毛大哥。”
　　他瞪起眼睛看着我：“怎么回事呀？你怎么不喊毛老师啦？怎么变成毛大哥啦？”
　　我说：“你问问你老弟，他不让我叫毛老师呵，让我叫你毛大哥，我还不叫哩。”
　　毛泽东问老弟：“怎么回事啊？”
　　毛泽覃说：“我们的妈妈是文家的，我让他改口喊你大哥。”
　　我说：“叫就叫了，你还笑我。”
　　毛大哥笑了：“噢，你还在这攀亲戚呀。这样一说，我们两个人要认真了。我要考考你，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他还不相信我呢。
　　他说：“我也会背《正气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背不出来我就不配当文家外甥。”
　　我望着他笑。我说：“毛大哥呀，今天是我考你，还是你考我呀？”
　　他看着我：“噢，你还考我啊？”
　　我说：“你只比我大14岁，文天祥的事情恐怕我知道的比你多。”
　　“噢？那我得要考！你也会背《正气歌》吧？”
　　“我不但会背，还可以默写给你。你默写得出来吗？”
　　他说：“哎，我还没写过呢，能不能默写得出来我还不知道。你默写得出来啊？”
　　“当然。”
　　他挺吃惊：“你还知道什么啊？”
　　我说：“文天祥的著作里面有个《指南录》，差不多有三百多首诗，我会背一半。”
　　我这一讲，毛大哥不知道了：“文天祥还有个《指南录》啊？我没有看到过。”
　　我说：“你没有看过啊，那你就差得很远啦。”
　　他说：“你还知道什么呢？”
　　我说：“文天祥还有个‘路歌’。”
　　“这个‘路歌’干什么用的呀？”
　　我说：“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写他的子女。”
　　毛大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还多了。文天祥最后死在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了一首诗，这是文天祥的自传，你知道吗？”
　　他说：“我还不知道这事情呀。”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背给你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哎呀，以前我还看不起你呀，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个大家人物呀，书香之家，你们家出过两个官大夫呀，我们毛家比不上呀。你真的知道很多呀，可不得了。”
　　我们就都高兴了。我接着就背《正气歌》给毛大哥听。
　　何叔衡、谢觉哉都住在毛大哥的隔壁，听到有人背《正气歌》，和毛大哥一道也背起了《正气歌》，一时间，整个宿舍都包围在一种悲壮的环境中了。附近的人家看了觉得很好笑：这老的老，少的少，在背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扛子，以后，我跟他抬扛子非常之多。我把他叫做毛大哥，我们之间并无拘束。
　　第一章投考黄埔
　　1924年我17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过程潜，见过李烈钧，见过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
　　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
　　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
　　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
　　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
　　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
　　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
　　“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ＣＹ。”
　　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ＣＹ。
　　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
　　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
　　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
　　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
　　到了晚上，举行加入ＣＹ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
　　我是个ＣＹ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
　　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8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6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走水路。
　　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
　　我问：“是不是你哥哥不让你去啊？”
　　“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
　　“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
　　“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他抽烟，钱还不够自己用呢。”
　　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
　　毛泽覃高兴了。
　　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
　　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
　　我说：“他也是ＣＹ，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
　　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
　　我说：“我出钱。”
　　“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
　　“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
　　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
　　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地说：“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
　　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
　　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陈林达跟毛泽东一起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他父亲是个木匠，家里没有钱，为人实实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啊？吹牛皮啊！你有亲戚没有？有朋友没有？能借到钱吗？”
　　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我有办法。”
　　“你吹牛皮！”
　　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
　　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
　　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
　　“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
　　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
　　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做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
　　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
　　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
　　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
　　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
　　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
　　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
　　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18岁。
　　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
　　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
　　我说：“我知道了。”
　　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
　　“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
　　“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
　　我说：“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现在不是个叫花子啦！”
　　“噢？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呀？又花你的钱吧？”
　　“那花不了几个钱。”
　　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
　　“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我说：“不去就不去嘛。”
　　船到香港，毛泽东离开官舱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
　　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
　　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
　　“什么人哪？”
　　“程潜。”
　　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
　　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
　　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
　　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
　　“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
　　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
　　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
　　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
　　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
　　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
　　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
　　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我说：“有饭吃就行了。”
　　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
　　“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
　　“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
　　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
　　“没有问题。”
　　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
　　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1925年8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二章黄埔轶事
　　1925年8月，我进了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我被分到入伍生第三团三营一连，连长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张慎阶，广东人，少年英俊，在东征战役中立过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青年军官，我对他十分敬服。
　　入伍生第三团各营都驻扎在黄埔岛对岸鱼珠炮台和深坑一带，以后又迁到陈家祠堂。这处祠堂气派很大，据说是叛将陈炯明的祠堂。
　　我所在的连被人笑称为“湖南同乡会”，湘籍人占大半以上。湖南人能吃苦，外籍同学称之为“骡子”精神。
　　我进黄埔的时候激动得写了一首诗：考入黄埔军校腾飞万里气如虹，沧海茫茫主宰中。
　　三类权衡知我路，丹心报国奋前锋。
　　开学后几个月的一天，把我们团员集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有林彪，有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有陈林达。我们被升为党员。墙上也是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
　　我们坐在凳子上，陈林达一拍我：“坐在前面的那个人你认识吧？”
　　我说：“我不认识。”
　　他说：“他是广东共产党的负责人周恩来，今天的领誓人就是他。”
　　周恩来就出来讲话了，他说：“我们升了级了，由ＣＹ升为ＣＰ了。”
　　大家都很高兴。
　　入学后我跟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我还是班长。我们连里南方人多，北方人少；湖南人多，湖北人少。大家一起过的是当兵的生活。
　　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面还有一颗子弹。我们每次打靶完后都要把枪和子弹交上去，林彪就大意了。回去洗洗澡，吃完晚饭大家休息了。我和林彪都住下铺，我看见林彪滚来滚去地没有睡好，好像有什么事情似的。一会儿，看见他的手到枕头后面去拿枪。我这个班长就要管事呀，但我不敢管，怕人家说“人家都睡着了，就你没睡着”。我总睡不着。忽然，“啪”地一下，响了一枪！
　　执行官拿着手电一下子跑进来了，问我：“文强，你是班长，你看见什么了？是谁在打枪？”
　　他这一问，问得我慌里慌张的，我说：“我没看见谁睡觉的时候打枪，我没看到。就是看到林彪有点神情不安，睡得不好，看见他的手老在枕头后面去摸。枪架在枕头后面。”我再没有敢往下说。
　　执行官很有经验，他跑过去把林彪的那只枪拿来一闻，刚刚打过嘛，有火药味道呀，再用手电一照地下，子弹壳还在那里呢。
　　“林彪，枪是你打的，你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不讲话呢？”执行官很生气。
　　林彪知道自己错了，说：“我下操的时候急急忙忙没有检查，我就睡不着觉，老惦记有这回事，我一摸枪呵，就打了这一枪。”
　　“噢——，你自己承认了？我要让你坐禁闭，一个错误是你没上交枪和子弹，第二个错误是晚上你又打了一枪，两个罪加在一起，坐禁闭！”
　　我们一看，真玄！子弹从下铺打上去，把上铺的枕头打了一个大洞，再往上铺一摸，人也不见了。上铺那个同学姓林，叫林伟俦——解放天津时林伟俦是国民党守天津的军长，也是个中将。
　　执行官说：“哎，这个位置不是林伟俦吗？人到哪里去了？”
　　正在喊着的时候，林伟俦拿个杯子跑来了。
　　执行官说：“你干什么去了？”
　　他说：“我喝水去了！”
　　执行官说：“你命大，你要是睡在那里呀，这一枪就把你打死啦！好好好，大家睡觉，林彪明天执行禁闭。”
　　执行官一走，林彪火就起来了，那时我们只有十几岁嘛。他捏起一个拳头，说：“文强，你这个家伙怎么落井下石呀？你这个湖南骡子。”
　　我一听，就说：“林彪，不要骂人。我怎么落井下石了？我也没说是你打的枪，我只是说你睡得不好嘛，怎么是落井下石呢？”
　　他说：“你还要说？我揍你！”他越说越激动，就跑到我床铺面前。
　　我说：“林彪呵，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计你三个也打不了我，来打吧！”
　　他一巴掌打上来，打得我的火也出来了，我“啪”地一下把他打到上铺去了。他不服呵，还要打。大家起来帮我的忙：这个九头鸟，好厉害，敢打班长！
　　过后，林彪不理我了。
　　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搞八一起义，我们南下到会昌。在会昌，我们的部队遇到驻守在会昌的钱大钧部队，打了一个遭遇战。钱大钧部队缩回去后，我就坐在路边到处看，想：“上面怎么还没有命令要我们去追击呀？”那时周逸群是党委书记兼师长，我是少校连长兼组织委员。
　　这时，有人对我说：“你看路边，林彪在那里，你看到没有？”
　　“咦，林彪在那里？他好久不理我了，我见见他。”
　　我跑过去了。林彪背对着我，他并不知道我在他身后，人家就指着林彪说：“你看你后面是什么人呀？”他回过身来一看，是我。
　　我看他还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就跑到跟前拉了拉他的手，说：“老林哪，你是湖北佬，我是湖南佬，我们有两年不见面了，大敌当前，不要再闹小孩子脾气了。”
　　他望着我笑一笑，举起手给我敬礼。
　　“哎，”我说，“你这个人还很近人情，还给我敬礼呀。”
　　他笑了，说：“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你的官阶敬礼，我是个上尉，你已经是个少校了，我给你的官阶敬礼。”
　　我说：“不管是什么官阶，也好，我看见你有笑脸了！”
　　他就哈哈地笑起来了，小孩子脾气不闹了。
　　后来我到潮州看朱德，在那里跟林彪又见了一面。那里有个地方叫三河坝，我们就在那里又见面了。
　　林彪说：“老文呵，咱们又见了面啦，我招待你吃点东西吧。”
　　我说：“你不要招待我，我也不要招待你，很短的时间，我们马上就要通过三河坝，要赶到潮州，我没有时间停下来，另有任务。”
　　这次分开就再也没有见面。后来他一直打到了东北，我在国民党里面也到了东北。
　　进入黄埔不到三个月，入伍生第三团举行甄别考试，凡经过甄别考试及格的，一律升为军官生。我通过了，并被分派到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周恩寿也考取了政科，林彪考取了步科。
　　在升入军官生的甄别考试中要经过一场口试，邓演达老师是主持口试者之一。叫到我的名字后，我肃立在他面前，一点不敢马虎。
　　邓演达是黄埔的教育长（邓演达后来调升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度成为武汉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为时不久，宁汉合流，右派势力抬头，他逃往国外，后来归国不久即遭蒋介石的毒手殉难于南京），他仪表非凡，神采奕奕，双目如电，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上身都保持立正的姿势，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他用不着说话，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统马靴的声音，那怕同学们正在闹得欢，立刻就会鸦雀无声。
　　邓老师对着我端详了一番，问我，“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学习？志愿何在？”
　　我立即回答：“是为了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
　　他似乎很满意，连连说：“好，好，好。以后要多多地研读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具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
　　我退出考场后，便琢磨新三民主义这个“新”字究竟是什么，一连问了许多同学都回答不出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问恽代英老师，才明白了三民主义新旧的界线。恽代英老师说：“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有新旧之分，旧三民主义是从民治、民有、民享而来，孙中山先生已经否定了，并亲自在广东大学讲演过新三民主义。不过新三民主义要比较完善的话，必须包括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贯彻实行三大政策的精神。”
　　我当时很不理解，认为到黄埔军校来的目的是学军事，为何又学起政治来了？后来才了解，凡考取了军官生的，视其考试成绩分配到步、炮、工、辎、政治五个科去受训。后来还添设了一个骑兵科，共六个科种。
　　曾毕业于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日本士官以及海外其他军校的黄埔老师都认为政治科是一件新鲜事，是革命学校的创举。当然，也有保守的右派分子造谣生事，诬蔑政治科为“赤化科”。
　　我们考取政治科的兴高采烈地离开了陈家祠堂入伍生营地，坐着花艇到校本部去报到。不料报到后竟让我们到离校本部将近20华里的沙河营房学习——所谓营房，不过是一个全部用毛竹和蒲葵搭盖而成的简易棚。政治大队队长是胡公冕先生，当晚集合我们讲话，说新校舍正在抢建，不久就可搬入去住，这座毛竹营房别看简陋，还有通风、透光、防潮等等优点呢，我们都是来黄埔革命的，就应该生活革命化，等等。话说得不多，但大家高兴了起来。其实，简易校舍搭盖得挺精雅适用，宿舍、自学室、饭堂、盥洗室、俱乐部，连接着大队部、大操场。我们在沙河营房生活了四个多月，又迁到蝴蝶岗新建校舍。
　　我在黄埔政治科受训将近半年的时候，周恩来给我们作报告。报告之前，他问：“你们这些同学有会速记的没有？”
　　我举手：“我学过。”我是在艺专学的速记。
　　周恩来说：“你还会速记呀？你记录过没有？”
　　“记录过。”
　　他说：“你出来。”
　　我就出列了。
　　他又说：“我们这里还有两个记录员，你们三个人合作吧。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湖南明德中学毕业，后来上了艺专。”
　　“哦，你的资历还不错嘛，就指定你负责吧。”
　　周恩来做完报告之后，我把速记稿整理好给他送去，他连声说整理得好整理得好，很高兴。
　　周恩来又把我介绍给邵力子，说：“我这里有个速记员叫文强，我的演讲他第二天就整理好送来了，记得很清楚，我看了一下就批复印了。不错不错。”
　　这样一来，邵力子也找我速记，他讲三民主义的稿子是我记下来整理的。邵力子不知道我已经是共产党员，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呀？”
　　“我不是。”
　　“你还不是国民党员？你的速记这么好，我来介绍你。”邵力子写了个条子，让我加入了国民党。
　　日发生了中山舰事变。校本部自3月19日夜间起已进入戒严状态，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教官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李合林等等都在20日黎明前被捕了。这些情况是从大队长胡公冕先生口中传出的，因为他任过校本部的警卫队长，他原先的部属透了消息给他才知道的。当时知道消息的也仅限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人真相不明，整个的政治大队笼罩在疑云里，提心吊胆，窃窃私语，出操上课停止了。我记得到了22日晨，党小组长张先梅悄悄传达说：“中山舰事变是蒋介石制造的阴谋事件，目的在于打击左派势力，矛头是对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恐怖气氛笼罩了整个黄埔岛。
　　另外，还从大队部传出消息说，广州戒严，如临大敌，苏联顾问全部被扣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被关押起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纠察队被全部缴械解散，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的，除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外，百余人都被扣押起来……恐怖气氛不仅笼罩了黄埔岛，而且笼罩了全广州市和广东全省。
　　我在事变的前一个星期，有感于左、右两派的斗争，主张切实拥护三大政策，把嚣张的右派势力压下去，于是冒冒失失地写了一篇《拥护三大政策是革命军人之责》的论文投到学校出版的《黄埔潮》上发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稿子明明是贴了邮票投入大队部设置的邮政信箱里的，不料竟落到了第二队的队长李安定（他把左派和ＣＰ分子视为眼中钉）的手里。他暴跳如雷，派区队长把我叫到他的面前，横眉怒目地问我：“是不是想要造反了？”他拍桌打椅，将我写的那篇稿子摊在他的办公桌上，指责我胆大妄为，逼着我说出动机何在？是谁指使要写的？……
　　我苦笑着答道：“稿子是我自动要写的，拥护三大政策是拥护总理亲手制定的政策，是革命军人应尽之责，我没有意识到有何不当，错在哪里？”
　　这一答复更引起他破口大骂。他一脚将办公桌前的靠椅踢倒，指着我痛骂说：“你竟赤化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正闹得不可开交，区队长蒋作舟走近我的身边，表面上是制止我再辩论下去，实际上是给李安定一点面子做台阶，蒋作舟对着我大叫一声：“滚！”
　　我走出了队长室，以为大祸临头，许多同学也为我不安，但结果居然是李安定队长调走了。
　　3月20日事变后，蒋介石制定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此决议案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许跨党”，叫作“党内无党、校内无派”。
　　我是跨党分子，周恩来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邵力子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遇到如此情况，应该有所抉择。经过与小组商量后，我决定选择保留共产党党籍，退出国民党。1926年3月，我退出了国民党，在黄埔公开了共产党员的身份。
　　事变后第三天晚上8点多，全体师生集合在校本部大礼堂听校长蒋介石的训话。蒋介石指着“亲爱精诚”四个字的校训，说：“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最后蒋介石两只眼睛注视着全体师生，问对他的讲话有什么意见没有？
　　这时从政治大队第二队的队伍中冒出个湖北口音的学生王襄，高声喊道：“请问校长，你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试问：我们最亲爱的廖党代表被英帝国主义和一小撮反动派刺死了，我们的汪党代表到哪里去了呢？”（廖党代表指廖仲恺，汪党代表指汪精卫）这一义正词严的发问使全场为之一惊。
　　蒋介石一下子面红耳赤。过了一会儿，他叫侍卫将质问的学生的名字记下来，说：“汪党代表有病，入医院了，不久就要出来的。”
　　5月底，黄埔军校在学生中挑选了300人到广州办事处进行特别训练，我和周恩来的老弟周恩寿都被挑选进去了。我们这个队的负责人一个是邓演达（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彭湃。开始，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参加了北伐的誓师典礼，才知道受训后要提前毕业，因为北伐前线需要人。
　　第三章跟朱德入川
　　到了特别训练班后，才知道这个班是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的。
　　我们这300人编成了一个先遣大队，大队长是黄埔第一期的，由他带队，我们徒步到惠阳，集结在一个祠堂里，学习了一个月。
　　周恩来同志受邓演达主任之邀自东江赶回来，为训练班作了一次题为《革命军部队政工与民众运动》的讲话。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总结了在部队中政治工作的经验和民众运动的实施，指出“部队政工是革命军队的灵魂，是民众工作的桥梁”。
　　邓演达老师讲的题目是《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我还记得他讲的大意：革命的英雄是从革命风暴中锻炼出来的，是经得住革命烈火的考验的。这个伟大的时代造就了无数的革命英雄。反过来，革命的英雄又推动了革命力量的发展，造就了大好的时势。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你们心目中有了孙中山先生和列宁这样伟大的革命导师，就树立了不朽的典型，因为每一个伟大的革命导师的精神都无不统一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含义之内……
　　恽代英老师在特训班主讲的课题是《青年运动的重要性》，他生动地以广州革命根据地三种类型的青年作例子，讲得大家捧腹大笑。他说：“广东大学学生，文而雅又弱；岭南大学学生，香而艳又骄；黄埔学校的学生，黑而臭又壮。于是人们讥评：广东大学学生，怕革命、不革命、轻视革命；岭南大学学生，厌革命、反革命、咒骂革命；惟独我们黄埔学校的学生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都是受过锻炼的革命好汉，把革命当成了职业，不惜牺牲流血，是好样的！三种类型代表了革命、不革命、反革命三种本质。不过这三种类型是活的可变的，而不是死的固定不变的，如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那就无须做革命工作了。只要革命工作做到家，是能分化他们、感化他们，是能化敌为友的。黄埔学校初创时，广州的许多少女见黄埔学生捏鼻而过，不屑一顾，听说现在争着要嫁黄埔学生了。广东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地要投笔从戎考黄埔军校了。岭南大学学生也不可能是一块铁板，一定也是在变化之中的……诸位到了北伐军前线，或者深入敌人的后方做青年运动工作，比在广州要困难不知多少倍。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劳苦大众的本色，不受腐蚀，那么，一切工作都会干得好的。”
　　彭湃老师是农运专家，农运工作是一门新课程。彭湃同志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但通过画龙点睛般的翻译，也就全无语言的隔阂了。他以东征军为例，说明有组织的农民可以为革命军当向导、抬担架、送茶送水，里应外合，造成声势，使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他还说，搞农民运动最好要生活农民化，如果搞得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他们是不爱理睬的。
　　在学习的一个月时间里，陆陆续续调走了好多人，有的到北伐队伍里当指导员去了。
　　1926年7月，我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工作，跟着北伐军到了汉口。刘佐龙的部队起义，汉口没有打就拿下来了。接着拿下汉阳。汀泗桥在武昌的外围，打得也很惨烈。北洋军阀吴佩孚亲临前线督战，派出执法队用机关枪压阵，命令死守桥头不许后退，无奈军心涣散，吴佩孚恼羞成怒，将一个后退的旅长就地正法，人头挂在铁桥旁边的一棵树上——汀泗桥战役后的第二天，我经过大铁桥时还看见桥边挂着一颗人头。而吴佩孚自己爬上火车抢路北逃，沿途轧死很多士兵。而后是攻打武昌。黄埔教育长邓演达这时是北伐军政治部主任兼攻城总司令，他要我们学生军当警卫队跟着他打武昌。武昌的城墙很坚固，打了一个多月攻不下来。我们就撤到汉口，政治部设在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一天晚上，我们到了武昌城外，邓演达对我讲：“朱德从德国回来了，他来找我，我推荐他做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党代表。你马上挑选40个黄埔学生，跟着朱德一道入川吧。”
　　他又说：“宜昌还在北洋军阀长江上游总司令卢金山的手里，所以入川要严守秘密，具体事项由朱德同志布置。”
　　我在先遣队挑了二十多人，在别的队挑了一些人，一共40人，由我带上。见了朱德，他就讲了一句话：“跟我行动。宜昌有北洋军阀队伍守着，很危险。”
　　朱德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化装成学生或者小商小贩，各自穿便服上船，假装互相不认识，惟恐暴露身份。朱德很有经验，他用暗语打电报给杨森说明情况。过了几天，杨森派了一艘叫做“瑞渝”的兵轮到宜昌接我们。我们登上兵轮，离开宜昌这个虎口，进入风光秀丽的天府之国，很高兴，心想到了目的地可以大干一番。谁料“瑞渝”兵轮停靠在万县码头时，码头上冷冷清清的，没有人来迎接我们。
　　朱德领着我们住进了一家小旅馆，嘱咐我们不要上街，便服还要留着，看看风头再说。
　　几天过去了，我们这些小伙子耐不住了，找朱德发牢骚。朱德说：“四川军阀对革命还在观望，杨森也不例外。现在北伐军进展顺利，万县的局面很快就会打开。你们不要着急，我正在找房子作为我们的办公地点。”
　　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森的一个姓桂的副官坐着大轿挺神气地来到我们住的小旅馆，说总司令（杨森当时是川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把南津街右边原先是宝隆洋行的一所房子拨给我们，要我们马上搬过去。
　　宝隆洋行的这所房子是一个四合院，有十多间屋子，在万县是顶尖的房子了。这里成了国民革命军军队党部和军政治部的所在地，刘伯承、陈仲弘（陈毅）、杨闇公等同志都在这里住过。
　　有了自己的办公地点和住处，朱德首先要我们出版《壁报》，介绍革命形势，宣传革命道理。万县的印刷条件极差，我们找到两块石印板，每周出版四开报纸一张。朱德除了指示报纸的重要内容，还亲自写稿改稿。我们沿街张贴《壁报》，还给各机关、部队、学校等送去。
　　《壁报》一出，不仅在万县是个新鲜事，在四川也是新鲜事，轰动一时。但是，反动的国家主义派跟我们捣乱，他们沿街撕毁《壁报》，同时还出了一张油印报纸叫《快刀报》，大吹吴佩孚，狂喊“讨赤”。《快刀报》一出来，每每被愤怒的群众涂上稀泥或吐上痰，还有的被揭下来贴到粪坑上。
　　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杨森眼见北洋军阀大势已去，便在宜昌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宜昌和万县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我们也由半地下的活动变为穿上军装堂堂正正地工作了。万县到处响起了“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的歌声，我们的四合院里出出进进的进步学生和人士很多，颇有门庭若市的景观。
　　1927年初春，刘伯承率领杜伯乾、秦汉三等部在川北顺庆起义失败后，朱德说服杨森，致电刘伯承率部到开江县杨森辖区休整，并为之提供粮饷。朱德代表我们也汇款接济慰问。不久，刘伯承带着一些同志到万县，在我们的四合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刘伯承住在西厢房，每天伏案工作，有时自己补补衣服。朱德对我们说勤俭是革命者应该具备的美德，从此，我们也每人准备一个针线包，自己缝补衣服。
　　朱德对杨森说，最好在所辖部队开办一所像黄埔军校那样的军事训练机构，招收初中以上程度的青年学生，进行政治和军事教育，毕业后作为部队的骨干。杨森同意了，任命他的亲信张用五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立即在各地招生，不到半个月就招来上千名青年学生，集中在万县杜家花园受训。
　　春节到了，杨森接受朱德和刘伯承的建议，在万县举行庆祝北伐胜利的群众游行大会，在北校场举行阅兵式。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入伍还不到两个月，但是在阅兵式中比杨森自己办的讲武堂已经训练一年多的学生要强多了，杨森不得不承认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比讲武堂的学生训练得好。
　　那天晚上，群众提灯游行，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庆祝北伐胜利”的口号，热闹极了。江中停泊的外国轮船悄悄地往下游开走了。
　　不久，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上海发生“四·一二”惨案，我们在万县也听到杨森要对我们下手的消息。朱德去了武汉，我们这些跟朱德入川的黄埔学生只得各奔前程。我先是隐藏在罗觐光的家里，然后搭船到宜昌，后来也到了武汉。
　　第四章亲历南昌起义
　　有一天，我得到恽代英的一张条子，要我什么行李都不要带，择日到九江贺龙独立师政治部报到。当时我和恽代英编在一个军人支部里，他是军人支部的负责人。我拿着这张条子，有些不放心，生怕搞错，就跑到武汉军校找恽代英，问：“这个条子是不是你亲笔写的？”
　　“哎，我的字你都不认识啊？”
　　“你平时没有给我写过条子，我不认识你的字呀，认识我就不来了。”
　　他说：“是我写的。你准备什么时候出发？”
　　我说：“行李我也不要了，牙刷我也不要了，我准备今天下午就搭船到九江去。我去贺龙独立师找周逸群。周逸群是我黄埔的同学，他是黄埔第二期的，我早就认识他。”
　　“你认识周逸群那就好了。汪精卫已经在武汉反共了，你不晓得吧？那你下午就搭船到九江去吧。”
　　回来的路上碰见周恩寿，他一看到我就问：“汪精卫反共你晓得不晓得？”
　　我说晓得。
　　他说：“是第三国际搞的！”
　　我不明白：“汪精卫反共跟第三国际有什么关系啊？”
　　周恩寿说：“第三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莫斯科开会。第三国际有个决议案，说中国革命要走俄国的道路，要实行列宁主义的两个策略，一个策略是要把国民党政权推倒，一个策略是再来一次十月革命。第三国际代表罗易拿着这个决议案到了武汉，把决议案交给汪精卫看，汪精卫一看，又是列宁主义，又是两个策略，他看不懂，就把外交部长陈友仁找来。陈友仁知道的情况多一点，说看来共产党要暴动了，要夺我们的权，不让我们吃饭了。汪精卫火了：”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个罗易呢？他为什么把这个决议拿给我看？‘陈友仁说你不是左派的领袖吗，所以罗易找你，不找别人。汪精卫说：“现在这个事情啊，我们要采取行动了！’”
　　7月15日，汪精卫发表了反共宣言。在这前一天，7月14日，我还跟朱德谈了汪精卫反共的事。朱德说：“武汉究竟怎么办呢？我还不知道，现在我个人也没有出路。”
　　朱德问我：“你现在有没有工作啊？”
　　“我有工作，我在贺龙独立师炮兵营当连指导员。”
　　他说：“有工作就好。我准备到江西去，找朱培德，他要我去当军长，我到那里看看情况。”那时，看朱德说话的口气，他对八一南昌起义还并不知道。
　　我跟着周逸群到了南昌。那天晚上天下着大雨，我们坐夜车。我问周逸群：“现在都说要东下讨蒋，你不沿江而下，反而到南昌？”
　　周逸群知道周恩来的起义计划，他说：“现在跟你说还早啊，到了明天晚上10点钟以后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朱德，一进门，看见他坐在床铺上和周恩来不知道在谈什么。朱德向我招手，让我也到床铺上去，我就上去了。
　　朱德向周恩来介绍我，周恩来说：“这是我的学生嘛，我早就认识他了，还用你介绍吗？”
　　朱德“哦”了一声：“你们是师生关系呀，那就不用介绍了。”
　　周恩来说：“他是黄埔第四期的。”
　　政治部主任来了，我站起来说：“我就告辞了。”
　　周恩来把我按住：“怎么能一杯茶都不喝就走了？哎，你看见过我老弟吗？”
　　“你老弟我看到了，他在武昌，恐怕来不了这里了。你这个哥哥怎么把老弟也甩掉了？”
　　“不是我甩他，是他甩我，他不跟我走嘛。”
　　我说：“你老弟告诉我一个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
　　“他说第三国际来了个罗易，汪精卫方面就说共产党要暴动，发表了反共宣言。”
　　周恩来说：“哎呀，你的耳朵长啊，这个事情你都知道啊？”
　　朱德还不知道这些事情，在旁边直问：“什么事情啊？”
　　回到周逸群这里，我跟周逸群说我去看了朱德，还看到了周恩来。周逸群跟我讲，今天晚上12点你不要惊慌，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们今天晚上要起义了，把第三军第九军那些部队全部吃掉，朱德请他们搓麻将，趁这个机会我们发动起义。
　　我和周逸群住在一个饭店里。晚上还没到12点，枪声响了。饭店里的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乱成一团。我看看周逸群，周逸群也不说话。我拉拉他，要他说几句，他说：“安静点，这是有计划的行动，你们不要出去，外面子弹乱飞，这里面很安全。”
　　快天亮了，周逸群叫我：“给你个任务，现在国民政府警卫团从湖北赶往南昌，跟我们会合作战。我们起义时间提前了，他们还在路上。这个团里黄埔第四期的同学很多，你去迎接他们。你从这里过江，向平江那个方向走。”
　　我问：“我走大路还是走小路呢？我又不认识这个团长，怎么联系呢？”
　　他说：“没有别的办法，你去吧，共产党员嘛。”
　　我装成学生，租了条小船过江。张发奎的部队把南昌全封锁了，我还没有上岸，在江里就被张发奎的部队抓住了。他们把我绑起来，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中学里读书的学生，昨天晚上打枪，学校停课了，我是平江人，现在要回家去。
　　他们看着我的头问：“哎，你怎么是个军人模样？头上有个白圈，没有晒黑，戴过军帽吧！”
　　我说：“我们学生也整天戴个帽子嘛，有什么奇怪的。”
　　他们真相信了。他们又让我走了几步，说：“是个学生。”把我提溜过去说：“昨天晚上共产党造反了。你也不要回家了，弄不好会被打死的，在我们这里蹲几天再说。你不要乱跑，吃饭的时候我们给你饭吃，你是个学生嘛。”
　　到了第三天，张发奎的这支部队开拔了。他们的指导员问：“你这个学生有没有钱哪？”我说没有，他就给了我一块钱，说：“你向平江走吧。”我二话不说，赶紧跑了。
　　我一路向平江方向走。到处都是张发奎的部队，到处都在检查，又把我抓住了。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学生，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回平江的家去。看不出什么破绽，把我放了。
　　警卫团在哪里呢？我搞不清楚，又不好问，只能自己到处找。跑了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迎接迎接，警卫团的队伍一点影子也没有，再找不到叶挺，我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我想，这个任务算是完不成了，回头吧！
　　也不知道南昌的情况怎么样，搞不好又被抓起来了。我不敢走大路，在下游的一个渡口坐着小船过了江，回到南昌。
　　回到住的那个饭店，一个人也没有了。我问茶房：“我们政治部的人呢？那个师长（周逸群是第三师师长）呢？”
　　茶房说：“他们走了两天了，到临川去了。”
　　“临川是什么地方啊？”
　　茶房说：“临川是王安石的家乡嘛，从这里走一条大路。”
　　我沿着大路向临川跑，跑了将近一天终于到了临川。正好碰到五军的政治部主任，他一看到我就问：“你怎么会从那个方向来？”
　　“派我去迎接武昌警卫团，我没有找到，好几天了。”
　　他告诉我：“周逸群升官了，又是军长，又是总指挥。”
　　他还向我讲了一些情况，然后问我：“你饿不饿呀？”
　　“饿，饿。”
　　他拿了些饼干给我。
　　按照他的指点，我找到师部，找到周逸群。
　　周逸群看到我回来很高兴，说：“你是了不起的人，你走了以后我很担心，回不回得来呀？会不会逃跑呀？我想你这个人不会。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警卫团的队伍过来没过来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你看我派了这么个苦差事让你去搞，我很后悔。”
　　我向周逸群讲了我在一路上的经历，说没有跟警卫团的队伍联系上，只好回头。
　　周逸群说：“这个事情你没有错，是我们考虑不周。现在警卫团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后来才知道，文家市起义，警卫团到文家市去了，根本就没有到南昌来。
　　周逸群对我说：“现在我也不搞政治工作了，你也不要搞了。现在成立第三师司令部，我没有放心的人，你来当司令部的特务连长吧。”
　　南昌起义失败了，我问周恩来没有前方没有后方这个仗怎么打？周恩来说：你往广东海陆丰吧。到那儿有苏联军舰接应我们，给我们运送武器，我们就有后方了。
　　我带着我的特务连（三个排一百多个人）跟着第三师向会昌走，到了第三天，遭遇钱大钧部队，打了一夜。我们从会昌过去，先到梅县，再到汕头、潮州。我听周恩来的，只要到了潮汕，苏联兵舰就给我们送枪炮，来援助我们。其实有没有这回事我们也不知道。
　　走到一个叫“壬田”的小地方，遇到一小股敌人，顶多一两个连，是听说南昌发生了起义前来侦察的。我们一打，敌人就撤退了。敌人的主力在会昌，我们到了会昌的外围，也不清楚敌人的主力到底有多少力量，我们一商量，打一仗！
　　我们第三师全部拉上去了，还有一个由武汉警察组成的教导团也拉上去了，武器不好啊，顶不住，我们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最后，把我这个特务连也拉上去了，正面还是攻不上去，打得很激烈。这时，我看见徐特立也上来了。徐特立是第三师政治部主任。
　　“徐老师，你也来了？你不要到前线嘛。”
　　他说：“我在这里看看，看看。”
　　子弹“哨哨”地响，他说：“哎，怎么有这样多的鸟叫啊？”
　　“这不是鸟叫，是敌人那边打来的子弹的声音。”
　　他一听，趴在地上头都不敢抬了。这个老先生真有意思。
　　我说：“你到后边去，这里太危险。不过我告诉你，你坐在这里也没有关系，像鸟叫的子弹飞得很高，起码比这个树还要高，打不到人。如果听子弹打得很急，离地面没有多高，那就要打死人了。”
　　坚持到下午，叶挺的部队过来了，抢占了制高点，把敌人打退了。敌人过了一条小河，向梅县方向跑了。周逸群和贺龙带着部队撤退60里，要我坚守着掩护。我呢，没有得到命令就不敢撤退，因为周恩来搞连坐法，如果自动撤退就杀头，我的一个黄埔同学就是这样被枪毙的。可是敌人撤退了，我守着也没有用啊，我决定第二天撤退。
　　第二天，撤退60里，见到了周逸群。
　　我说：“我的队伍这一仗打得只剩下三十多人了。”
　　他说：“有人说你被俘虏了，有人说你阵亡了。你还是回来了，你这个人经得住考验。”
　　他把自己的佩剑拿下来送给我，说：“我是打败仗的，不配这把剑。”
　　“哎呀，”我说：“你的佩剑是你的，我有佩剑，要你的干什么呢？”
　　“这是我送给你的，你那个不作数。”
　　“我挂两个佩剑哪？”
　　他说：“我送给你，你把你那个收到箱子里。”
　　我就收下了。周逸群觉得我很勇敢，还把我评为模范，给大家鼓舞士气。
　　我们从梅县到潮汕的计划很快就改变了，因为蒋介石的部队已经到了梅县，如果我们再去，不是钻到他的部队里去了吗？我们退回来绕路，从西南向东南走。走到一个很大的村庄时得到通知，要在这里召开活动分子大会。
　　周逸群告诉我：“我们是党委呀，我是党委书记，你是组织委员，我们来布置大会。”
　　我问：“谁讲话呀？”
　　他说是恽代英讲话。
　　我说：“好好好，他是我的老师，在黄埔教我们《社会科学概论》。”
　　恽代英看见我就说：“今天晚上你记录。”
　　我说：“我是搞军事的，让我记录？”
　　“哎，你会速记嘛。”
　　“那我怎么向师长说？”
　　恽代英问：“你们师长是谁？”
　　“周逸群呀。你要向他讲一声，我到你这儿当记录。”
　　他说：“见了面再说。”
　　一会儿周逸群来了。恽代英对周逸群说：“文强是我的学生，他的记录记得好，有名的速记。”
　　周逸群笑着说：“你还有这等本事呀。”
　　我们走到汀州的时候刚好是中秋。徐特立病了，陈赓（陈赓是黄埔第一期的）也病了。我到街上买了点儿月饼到医院去看徐特立。
　　徐特立讲：“陈赓也在这里呀，你只看我，陈赓怎么办呢？”
　　我说：“那就把这点儿月饼分开嘛。”
　　我到长汀医院看望徐老回来，很有感触，写了一首诗“中秋过长汀”：中秋过长汀作于一九二七年秋默默征途月正圆，长汀驻马万山前。
　　山城水色凝秋意，剑影刀光映九天。
　　话旧情殷尊太老，忘年交谊识恩贤。
　　婵娟天上“三边共”，梦里闽系醒有眠。
　　在汀州耽搁了四五天，我们又一路走，终于到了上杭。一到上杭，朱德就来了。他的牌子满大——“第九军军长”，其实，他的队伍只有七八百人，住在第三军办的一个学校里。他见了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见面了。”
　　朱德说：“哎，你到我这里来吧。”
　　我说：“不行哪，我在第三师跟着周逸群，是特务连连长，还是组织委员。”
　　“哦，那就离不开了。不过刘伯承有个建议，说是我们到了潮汕后要办一个黄埔式的学校，你是黄埔学生，又跟着我入川，如果我真的办了这个黄埔式的学校，请你到这个学校来。”
　　我挺高兴：“我愿意，愿意来，办教育嘛。”
　　我们还想着在潮汕有苏联兵舰接应，最后终于到了潮汕。哪里有什么苏联兵舰？什么也没有，根本没有那回事。我们找彭湃，彭湃找不到，找当地组织，当地组织也找不到。我们一个钱也没有，只能吃点甘蔗度日，实在没有办法，队伍就地解散了。
　　第五章落难路上
　　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失败了——没有后方没有补给，能不失败吗？队伍在潮汕解散了，我带着十几个人逃到了香港。我们把军装脱了，只穿个背心。找个地方睡觉吧，被巡捕揪住就打，我们只好在海滩上用沙子把自己埋住。我躺在海滩上没有办法。那十几个人哭啊，唉声叹气啊，发脾气啊。我说：“你们发脾气没有用，骂谁啊？骂天呀？骂地呀？”
　　第二天，我去街上转，忽然看见墙上贴着一张布告：招收苦力，在××地方报到，每天发小洋六毛，任务是背铁砂，一木箱铁砂40斤，背上轮船。我一看，有生路了！赶紧跑回海滩对他们说：“有地方招收苦力，不用人介绍，只要身体棒就行，一天有六毛小洋。我们当兵的干这个事情干的了啊。一木箱子铁砂只有40斤，我们还背不动吗？注意啊，我们一个一个地去，不要引起怀疑。干个十多天后，我们就有钱了，有了旅费，到厦门，到上海。”大家都高兴了。
　　天刚刚亮，我们就一个一个地去，一验，都合格。先登记一下，然后一人发一个板，上面盖个火印，凭这个东西下午领六毛钱，干一天算一天，第二天再来。那时在香港一天两毛钱就吃饱了，还剩四毛呢。我对他们说：“你们就不要吃烟了，不要喝酒了，不要乱来呀。”
　　就这样干了十多天，积累了一些钱，但是，买到上海的船票钱还不够。我说再干几天吧，把钱搞足一些。
　　等到钱够了，我一问才知道，原来轮船不靠香港码头，只能走小船，再上大船。人家说，你们这副叫花子样，小船还不愿意让你们上呢，除非你们有额外的钱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做声了。于是我就给小船额外的钱，把我们送上大船。上大船之前，我悄悄对大家说：“我们没有钱买票了，我们用剩下的钱一人买一套旧衣服穿上，然后混进统舱。”
　　混进统舱后，我们随便靠着，打算过夜。这时船上查票，查出有二三十个人没有票，其中包括我们十几个人。把我们拽到甲板上，海风一吹，冷得很。看管我们的人叫：“你们不要乱动，不要扰乱船上的秩序！”
　　饿得实在耐不住，我偷偷出主意：“船上机器房外面有个大铁桶，里面装的是饭菜，是船上管机器的人吃的，晚上我们偷些回来吃。”
　　到了晚上，我叫看管我们的人：“来来来，你也是中国人，让我们活动活动，到船舱那边去。”
　　“船长有话，你们不能下去。”
　　我说：“你也做点好事，我们这些人是爱国的，你放了我们。”
　　看他没有什么反应，我又叫：“我们要拉大便！让我们下去，不让我们下去，我们就在这里解大便了！”
　　看管我们的人报告了船长，船长的意思是船上是要清洁的，怎么能随便解大便，让他们下来。
　　我们下到了统舱，有了吃饭的地方。统舱是一天开两次饭，我说：“你们听我的，我们一人拿一个饭碗藏在身上，开饭的时候自己不要去盛，找一个旅客帮助去盛，这样我们就有饭吃了。”吃饭的时候，有的旅客看我们没有菜吃，还拨菜给我们吃。
　　有饭吃了，我在船上转一转。在通往官舱的路口上，我看见一个人穿着西装，漂漂亮亮的，还带着一个摩登小姐。他们从官舱下来去买柚子。我一看，是黄埔第四期的庞正明，也是个共产党员，在革命委员会财委会工作。
　　我上前拍了他一下，他一看是我：“哎呀，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你们几个人？”
　　“我们坐统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坐在官舱里，还带着个摩登小姐。”
　　他指着那位小姐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会计员哪。”
　　“帮我们想点办法呀，我们有十几个人。”
　　他跟着我到了统舱，看了看说：“大致要多少钱啊？”
　　我说：“恐怕500块钱不够吧，还要多一点，你自己安排吧。”
　　他就拿出800块钱。
　　我们有了800块钱，我对大家说：“这钱是朋友送的。我们要精打细算，到了上海也要花钱嘛。我们不要吃烟喝酒，不要乱花，这钱来得不容易啊。这样吧，每个人拿两块钱，买牙刷。剩下的钱放在我这里，我们还要买船票，不要老这样偷偷摸摸的，买了票我们堂堂皇皇地有个地方坐。”
　　到了上海后，我们只有几个钱了。我们中间有个叫胡其仁的，也是共产党员，他跟我讲：“我是无锡人，在上海的朋友很多，你那5块钱借给我，我买点礼物去看亲戚，搞个百八十块钱，让大家吃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回家的回家，是吧？”
　　我一想，有道理。我跟几个人商量，大家说如果胡其仁能借到钱更好嘛。
　　我问胡其仁：“我们坐在这里不动，你什么时候回来找我们？”
　　他说：“到傍晚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结果，我们一直等到天亮，他还不回来。大家就说他是个骗子，我想他一定是跑掉了，不会回来了。又过了一天，他还是没有回来，生死不知。这一下把我们的钱彻底搞光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坐在上海的四马路上，非常茫然。
　　忽然，我看见一个人戴着礼帽，礼帽压得很低，那个人从礼帽下面朝马路这边看了一眼。哎，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我认识啊，他是四川人，黄埔第四期的，过去跟着周恩来当秘书，他叫霍步青，兄弟三人都在黄埔。他已经看到我了，向我跑过来，说：“我刚才看了你一眼，你没有动，我以为看错了，结果真是你啊。你们来了多少人？”
　　“我们一共来了十几个人，是逃出来的。其中有几个是国民党左派。”
　　他说：“我是中央派来收容的。指定你们住到四马路的一个小旅馆里，我就带你们去吧。”他又说：“给你们每人6块钱遣散费。”
　　我问：“那几个国民党左派怎么办？”
　　“那不管，我们只管自己的同志。组织上规定这6块钱，伙食费、旅费都在内，让你们回家。”
　　我拿着自己的那6块钱送给了那几个国民党左派，把自己的钱送光了。
　　我们中间有个杨继荣，邵阳人，也是黄埔第四期的，后来升到中将，是台湾国大代表。他从六块钱里拿出点儿钱买了张报纸看，一看，有消息说邵力子在复旦大学讲课。他说：“邵老师在这里呀，我们去找他吧。”他跟我商量，我说：“也行呀。”于是我们两个人跑到复旦大学，打听到邵力子家的地址，又跑到他家。
　　见到邵力子，看见他穿的衣服挺糟糕，又不好对他说八一南昌起义的事情，只是说校长（蒋介石）到日本去了，我们被打垮了。
　　邵力子说：“哎呀，你们这样困难，怎么办呢？我在这里教书也没有几个钱。”
　　他给了我们12块钱，说这是我最大的努力了啊，祝你们平安吧。
　　杨继荣有些不高兴，出了门就对我说：“我明天还来。”
　　我说邵老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你怎么还来？
　　他说：“明天你跟我一道来不来？你如果不来，我拿了钱回来给你。”
　　“你去邵老师那儿抢啊？”
　　“你不要管了，你干这些事就不行。”
　　第二天一早杨继荣就走了。他回来的时候送我4块钱，我问：“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我从邵老师那里搞来的。”
　　“他又拿钱给你呀？”
　　“他会拿钱？我拿了他一副笔墨揣在身上，大摇大摆地出来了，在当铺当了9块钱，给你4块，我得了5块。我还给邵老师留了一封信，说是你的学生没办法了，出此下策。”
　　多少年后，我到南京去看邵力子，他说：“你的同学把我的笔墨当掉了，还把当票寄给我，是个义贼。”
　　我说：“这个人你不要喊义贼了，现在他是中将，在湖南绥靖署当交通处的处长了。”
　　“哦？”邵力子笑：“这个人发达了，不错。”
　　后来，我告诉杨继荣，杨继荣笑得不行，说邵老师给我起个名字叫“义贼”呀。我说：“你以后买点礼物去看看邵老师吧。”
　　我们又去看望了邵力子。邵力子很高兴，说那时我也没有钱，夏衍让我去复旦大学教书，搞几个钱，家里开销很大，我也没有别的收入。
　　这就成了一段笑话。
　　当时组织上说要我们先回家，等待党的联系，要送我们到莫斯科去。后来又说不送莫斯科了，要我回家潜伏。
　　回到家，感触这一段经历，我作诗一首：由甲子海峡至香港被困九龙滩作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万顷云涛海天上，天公助美顺风船。
　　人生逆旅何须记，柳暗花明笑里眠。
　　我在家等了半年，写了许多信，都没有答复。白色恐怖很厉害，父亲说风声不好，我也不想再写信了。怎么办呢？到哪里去找党的关系呢？我就下决心了：干脆我自己出去找党吧。
　　第六章风雪四川
　　我妈妈又给了我一个金圈子，我用它做路费到了四川。
　　到了四川万县，我不敢停，到了重庆，也不敢停。跑到成都，遇见黄埔第四期的廖宗泽，他是川西特委兵委。他见到我就很高兴，说：“你怎么跑到四川来了？”
　　我就把经过告诉他。
　　他说：“你现在还有组织关系吗？”
　　我说：“我组织关系已经没有了，断啦。我这次来就是找组织关系的呀。”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是川西特委书记，又问：“你的组织关系没有断吧？”
　　他说：“你要恢复组织关系呀，你写个东西给我。”
　　我就写了个东西给他。
　　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他说：“你同朱德到过四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那时我还在上海大学读书呢。”
　　我就谈了八一南昌起义的事情。
　　他说：“参加南昌起义的回到四川的只有你一个呀。”
　　他要我写“八一”南昌起义总结，说要写详细一点。我就写了一份总结，总结“八一”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我写道：一无前方，二无后方，也没有学生运动，也没有妇女运动，也没有政治运动，这是盲目的军事冒险，所以失败了。还说打到潮州就有办法了，苏联就派船来接济我们，结果打到了潮州，哪里有什么俄国的兵舰？一点也没有。我的材料他们看了，说：“你这个材料写得及时，写得很好呵，你如果不写，我们还蒙在鼓里，不知道怎么失败的。”
　　我被派到邝继勋团去当支部书记。邝继勋是四川人，是二十八军邓锡侯下面混成旅的一个团。我说：“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就是几个上层人物，士兵里面没有组织，所以一打败就逃命。”我说要在士兵当中发展组织，在士兵中建立党组织关系，我搞了半年，把一个团整治好了。他们觉得我干得不错，把我升为旅委书记。旅委书记我干了半年多，就又调动了，1929年调我当江巴兵委书记——“江”是江北，“巴”是重庆，这里是刘湘活动的核心地区。
　　1929年秋天，李家俊组织了两万农民起来暴动，闹得很厉害，请求省委派人去领导。李家俊是在德国人办的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这个人在共产党里是很有名的。省委派胡洪疆到了重庆，重庆军委书记李鸣珂跟他谈话，说正在发动的农民暴动损失很大，我这里有一个人最合适跟你一起去。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文强。”
　　“文强是我的老师嘛。”
　　李鸣珂奇怪：“文强怎么是你的老师呢？”
　　“我那时在万县，朱德办了个军事政治学校，文强是我们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我是那里的学生。这个人很能干，让他去一定可以。”
　　李鸣珂通知我：“要派你出去，已经有人来接了，接你的这个人是你的学生，叫胡洪疆。”
　　我说这个名字我不一定能记得起，他说一见面就认识了。我们一见面，还有点印象。
　　胡洪疆向我介绍情况，说李立三搞集中兵力打大仗，所以组织起来的暴动队伍有万把人，影响四个县：城口、万源、宣汉、达县，要我去当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
　　我说：“哎，我当两县的兵委书记还不到半年呢，又把我移调了？还调到川陕、巴山那个地方去了。我是个湖南人，适不适宜哟？我并不是怕苦，这个事情我干得下，只是我是个湖南人，你们要考虑。”
　　他们开会讨论去讨论来，觉得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合适。
　　1929年11月，我们动身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每人发了5块钱。我、胡洪疆、莫斯科回来的王国良，还带了个挑夫，我们4个人离开重庆，向城口、万源方向走。
　　走到开江时，路过一个叫“大路厂”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位一百十二多岁的老人，原来是刘永福黑旗军里的人。我们听说后，买点礼物去看他。这位老人正在晒太阳，我们跟他聊了一会儿。他很高兴，说我的子孙很多，各管各的，他们不管我，我也不管他们，我靠挖药材生活。看过老人，我们感叹一番，一看，用掉了5块钱。
　　天下起了大雪，山路走不了，封山了。我们一住下来，把钱搞光了，胡洪疆急得不得了。
　　我说：“不要着急，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自己想办法吧。”
　　他说：“封山了，路不能走，天又不晴，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们急也没有用，回重庆也要好几百里路呀，再说任务还没有完成，怎么能回去呢？看看，想办法吧。
　　一时我们都没有办法。过了些日子，天晴了，出太阳了，听见吹唢呐的哇里哇啦声。我说：“哎，有办法了！”
　　他们笑我：“人家吹唢呐，有你什么好事啊？”
　　我说：“吹唢呐一定是人家讨媳妇，只要是有喜庆的事情，天下世界都一样，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吗？”
　　他们说：“道理我们都明白，现在我们要吃饭要走路，没有钱，你想起什么办法呀？”
　　“你们跟我走，向吹唢呐的方向走，我自有办法。”
　　胡洪疆不信：“老师老师你吹牛皮。”
　　我说：“你跟我走，不走就没有办法，一走就有办法了。”
　　那时我化名李哲生。王国良说：“我们看李哲生有什么办法。我从中国跑到俄国，又从俄国跑到中国，我都没有办法，他还能想得起办法？”
　　我们走到吹唢呐的地方。山里人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们这样穿长衫戴礼帽的人，男男女女都跑到外面来看我们。
　　我抱着拳：“同喜同喜。”
　　他们问：“你们这是从哪里来呀？”
　　“从重庆来。”
　　“你们是干什么的？”
　　“重庆大学读书的。”
　　“呵，还是大学问哪。请你们到屋里烤烤火。”
　　我们进了屋，茶啊、烟啊都上来了，胡洪疆、王国良他们直笑。我跟一位老人聊了起来，知道他是个秀才。他说：“你们是文曲星啊，今天到我们这个小地方来，赶上我们讨媳妇。我现在找些纸，请文曲星在喜筵上写四个字，写完马上发轿了。”
　　胡洪疆他们推我：“文强你写你写。”
　　我就让秀才搞支大一点的笔给我，把纸卷成四格，写了四个字：“花好月圆”。秀才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把字贴在花轿上了。
　　我们在屋里烤火，主人说：“你们四个人排在四桌，四桌都是首席。你们写了喜轿，请你们吃一顿。”
　　胡洪疆、王国良还有那个挑夫都笑了。
　　这时主人又拿来了红纸，说写个喜对贴在大门口，而且要求每联写十三个字的对。我心想对子要么是五个字，七个字，哪里有十三个字的呢？写就写吧。
　　我问：“你们这里写对子都写什么呀？”
　　他们说乾坤忠义之类。我就把这些字写下来，一编，编出十三个字的对子。秀才一看：“哎呀，才气大得很哪，原本想难为各位，没有想到你们的才气这样大啊。”我们把对联贴在大门口，大家都很高兴。
　　我对胡洪疆他们讲：“这样大的雪，今天晚上我们不走了，想办法住在这里，留些时间，让他们给我们准备三天干粮。”
　　我又说：“我们还要送点礼，光是吃人家的不送礼也不对。”
　　他们说咱们身上没有钱，还送得起什么礼吗？还让人家准备干粮，你怎么好开口呀？今天晚上住在这里就不容易啦。
　　我说：“自有办法。”
　　我把老乡叫过来，跟他商量：“参加你们的喜事，我们很高兴。实际上，我们到这里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到重庆的旅费用光了。我们这个箱子里有毛巾、肥皂、毯子，是准备带到山上用的，你们要不要买这些东西呢？”
　　老乡说我们山里正需要，特别是毛巾，山里的男男女女都要用白毛巾包在头上，都要都要。
　　我让他们三个把东西拿出来，放在两张桌子上摆起来，呵，妇女们来了，都抢着要。我说我们定个价，那么山里也不容易，我们不赚钱，这些东西买光，一共16块钱就够了。一下子，全抢掉了。胡洪疆他们又笑了。
　　我跟他们商量拿出两块钱送礼。他们说：“送那么多礼啊？”我说老乡至少要给我们准备三天的干粮，还不值两块钱吗？
　　我就把两块钱送给老乡，说：“我们到这里来，你们留我们吃饭，还坐首席，我们问心有愧。我们几个人给你们送点礼。”
　　老乡说：“你们这么困难，还送什么礼呢？”
　　“你们不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也没有钱送。现在我们有钱送礼了。多的我们也送不出，送两块钱。我们还有两天半的路程就到了。”
　　“到底是读书人。交你们这样的朋友很难啊，平常哪有人这么看得起我们呢？我们给你们准备三天的干粮吧。”
　　第二天，老乡提着一大篮子吃的就来了，还有酒呢。我们高兴得要命，这三天吃不完啊。
　　两天半以后，我们到了万源县的一个交通站，在这个川陕甘交界的地方见到了李家俊。李家俊跟我说：“我没有带过兵，不晓得怎么搞呵，乱得一锅粥。”
　　我说：“这样吧，先把士兵委员会成立起来。我是行动委员会书记，你呢，就当副书记，当总指挥。再推荐个参谋长来，要懂一点军事的，还找一个秘书长。另外，你这里还有军人没有？”
　　他说：“还有个黄埔学生。”
　　这个黄埔学生姓张，是达县大石桥人。我说：“这样吧，暂不安排你的职务，你就在我身边做点事。现在我口述你记下来：这支部队两万多人，可以编成三个支队。三个支队采取三三制，一个支队里面有三个大队，一个大队里面有三个中队，一个中队里面有三个小队，作战的单位是大队。现在部队不能统一号令，各种旗子，红的，白的，蓝的，乌七八糟的，这是什么样子呀？旗子也不统一。”
　　他问：“这旗子怎么搞法嘛？”
　　“共产党的旗子是学苏联，叫做镰刀斧头，我们的红旗上也是黄色的镰刀斧头。我们不能你搞个什么名字，他也搞个什么名字，我们称做工农红军。”
　　他给记录下来。
　　我说：“麻烦你，给整理好，再给我看看。”
　　我就发现这个人能力很强，把我说的整理得很好。我说：“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呢，你把这个东西搞好，开会的时候通过。”
　　后来，开会时拿出了这个东西。李家俊一看：“哎呀，你一来就不一样了，按照这个办就好办了。”
　　我说：“这是我说的，那个黄埔学生整理的。”
　　他说：“成立支队，他可以当个支队长，你带来的那个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王国良当一个，我自己担任一个，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扩大，搞多一点。”
　　空下来的时候，我把李鸣珂在我动身时给我的行动委员会指导纲领读了三遍。我想：“人家刘存厚有四个师在这里，我们是乌合之众，指导纲领让我们去把人家打败，要打恶战，那怎么打？恐怕很快就让人家打败了。”
　　我就对李家俊说：“这个政策啊，我们提出反对不好，不反对也不好。这个政策是错误的，要全国进攻武汉，要湖南进攻长沙，一下子就把全中国打下来啦，都到处插上红旗啦。有那样的好事吗？这个路线不对呀。”我说：“这样吧，把队伍整理好，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后来把队伍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又告诉我他还有一万多神兵。
　　我说：“什么叫神兵呀？”
　　“就是白莲教的神兵。”他说：“神兵很厉害，刀枪不入。”
　　我说：“你也是个大学生，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有那样的事情嘛？刀枪不进？什么枪也打不进？”
　　“哎，我试验过了。”
　　我说：“过两天你召集神兵，我来看一看。刀枪不入，有这个事啊？”
　　过了几天，召集神兵一试。神兵在地上吃了神水，画了神符，果然刀砍不进去。我想，这也是个怪事，刀真砍不进去，真有这个事呵。难怪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时也用过神兵啊。
　　后来有内行对我讲：肚皮鼓起来，发硬功，刀砍不进去，但是拿刀一捅，肠子什么都捅了出来。我说：“噢，还有这个情况哪。”我就告诉李家俊：“内行说，拿刀子一捅，里面什么都出来了。你也不用试验了。”
　　李家俊不信，再试。神兵在地上画个符，开始用枪打，一打，子弹打在胸口上打了两个包，没有打进去，也没有事儿。
　　我说：“慢点慢点，步枪只能打380米，超过380米就没有力量了。打枪的地方到神兵站的地方有多少米呀？你去量量看。”
　　一量，250米！
　　我心想怎么还没到300米？我问：“刚才是什么枪打的？”
　　李家俊说：“手枪。”
　　我说：“手枪嘛，只在150米内有效。”
　　他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不懂啦。”我说：“这个神兵靠不住，我们把神兵整编改造，另外成立一个大队。”
　　队伍整编后，旗号统一了。李家俊一看，高兴得很：“啊，我们一下子能把刘存厚四个师打垮。”
　　我说：“不要说大话，刘存厚的部队是从民国元年起学日本的军队训练起来的，武器也好，如果跟他打，几个钟头就把我们打垮了。”
　　他说：“这样吧，你指挥一个方面，我指挥一个方面，把主力放在我这里，你带着参谋长另打一面。”
　　我说：“你看到不行了，马上转移，不要硬打，一硬打马上就被打败了。”
　　一打起来，果然，李家俊就支持不住了。我们隔得好远呢，我通知他：“赶快分头撤退，没有别的挽救的办法了。”
　　我们这边的部队向陕西撤退，死伤得不多。到陕西的定巴县，当地的一股土匪有一千多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只有三百多人。我就跟参谋长商量说：“别跟他打恶战，他们在这个地方流窜好多年了，我们不如人家。他们一千多人，我们只有300人，我们不跟他们打。”
　　我们一边转山头躲开土匪，一边喊话，把自己装成土匪部队，愿意跟他们合作。我们喊：“我们有500人，我们愿意合并过去，拥护你作大哥。”他们停止打枪了。
　　我对参谋长说，让土匪派一个人过来，我跟他们讲条件。参谋长出去喊话，他是当地人，说话土匪听得懂。参谋长就喊：“你派个人来，我们谈一谈。”那边果真就来了一个人，是土匪头子程德山。
　　程德山问：“你们谁是领头的呢？”
　　我说：“我，我是一个主要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参谋长，另外还有一个书记官。”
　　“噢，就是你们三个人哪，看来我们首先来个桃园结义。”
　　我们吃了一顿饭，就算是桃园结义了。程德山年纪大一点，是老大，我们的徐参谋长是老二，我跟书记官就是老三。我们提出条件：第一，让我们到我们要去的地方；第二，我们没有粮食，你要搞点粮食给我们吃；第三，我们的部队不跟你们的部队混编在一起，分开。他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到了晚上，我跟参谋长讲了：“程德山这个人身边有一个人要注意，那个人只有一只眼睛，程德山喊他作师爷，程德山说的话、出的主意都是那个人讲的，那个师爷呀，将来坏事就坏在他手里。现在我们不去找程德山，以后他可能会让师爷出面来找我们。我们接近师爷后，慢慢就把他内部的情况摸清楚了。
　　第二天，程德山说：“请老二当军需官。”
　　我们商量：“请他们吃饭，我们也准备一桌饭答复他们，把独眼人也请来，看他说什么？我们再说。”
　　吃过饭之后，就坐在那里谈天。独眼人那个家伙就讲了：“我们这个部队没钱，吃饭也吃不了几天了，我们有1000人，你们有500人，更加拿不出粮食了。我看军需官年纪很轻，请军需官出马向地方政府借个千把块钱，多点儿更好。你们考虑考虑。”
　　我说：“我现在没有主意了。”
　　这个土匪部队要县里起码拿出1000块钱，这一个小县怎么拿得出来呢？这个小县还住着西北军的一支部队，也是专门对付程德山的。
　　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那天晚上商量到好晚哪，没办法。参谋长说：“如果我们坚决不去，那就不会有好结果，去呢，这个钱也不一定拿得到。”
　　我说：“睡觉吧。大家再想一想有什么好办法没有？明天早上起来再说。”
　　第二天我问他们，他们说：“凶多吉少，这个事情难办。”
　　我说：“我如果不去，他们马上翻脸，一翻脸呢，可能就把我们扣押起来了，那就没得办法了。”
　　他们说：“你去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去呀，到哪个山上唱哪个歌，我去！”
　　“你怎么去法？”
　　我对参谋长说：“你跟他讲，派个毛驴，再派一个人给我牵这个毛驴，还要他给我写两封信，一封写给县长，一封写给驻军的团长，让帮我们筹一点款，数目不要定。”
　　程德山说：“要个毛驴？那个容易啊，还派个赶毛驴的，你去吧，两封信也准备好了。”
　　我们就向县城走。走了三四个钟头就到了。城楼上的城门关了，城楼上的人喊话：“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拿着程德山的信，还有封信是给县长的，有事情来找你们。”
　　他们看到只有我一个人和赶毛驴的一个人，一共两个人，就说：“现在城门关了，要向上面请示才能开城门。你就到城墙底下来吧，我们不会打你们。”
　　等了一会儿，城门开了，他们出来连毛驴一起把我们五花大绑就抓进去了，说：“你们这些土匪，还要见我们的团长。是先见团长哪，还是先见县长？”
　　我说：“我要先见团长。”
　　那个团长派个书记官来跟我见面了。书记官一看到我这个人长得满文雅的样子，就说：“你进过什么学校？”
　　“我是湖南大学毕业的，以后又到了四川，进了重庆大学。”
　　他问：“你怎么搞得当上土匪了？”
　　“我被土匪抓去啦，走也走不掉，安了我一个军需官，到你这儿来要钱。”
　　“噢。”
　　我一看他也是个文人的样子，就说：“我看你也是很文雅的样子啊？”
　　他说：“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怎么也在这里搞呢？”
　　“军阀作乱，当个书记官还不容易呢，唉。”
　　看样子他对我很同情，我就说：“我今天是冒死命来的。不过我也请你们想一条路，程德山这个土匪在这个地方已经10年了，他占的地方有6个县，危害地方啊。你们怎么不把他收编呢？你们如果招安他，我可以说话。”
　　他说：“我们也是个团长，他也是个团长，不好办。”
　　“你们把旗号打大一点嘛。你们自己改编成一个旅，把他招过来，他还当团长，你们不是搞到一起了吗？如果他愿意，你们就把他收编过来。”
　　这个书记官回去就向团长讲了。团长说：“来的这个人很有脑子。如果把程德山收编过来，我们6个县都安定了。”
　　后来团长接见我，问：“你是要钱的？这个小县城拿不出钱来。今天晚上我要县政府安排，你住到教育局去，我派书记官也去，代表我见见教育局长，看看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让县长也参加，我们嘛，在1000块钱以内，七八百块钱也还是可以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教育局商量了一夜。县长看到我，也问我为什么裹在土匪里，我说我是湖南人，被土匪抓去了，现在跑也跑不了。县长也很同情我，教育局长就更加同情我，说：“我给你出主意呀，你也来谈过了，从这里逃跑吧，”
　　我说：“逃不掉啊。”
　　教育局长说：“我教育局有护照，下次你来，我给你教育局的护照，”
　　书记官也说：“我帮你的忙，花几个钱把你救出来。”
　　后来，他们决定拿800块钱。书记官说：“你明天就回去，我同你一起去，为了完成招安的任务，我不出面不行，我拿几百块钱去了他们也不会把我扣下了。”
　　我说：“有道理。”
　　第二天，我们一起牵着毛驴回去了。到了住的地方，嗬，程德山一看高兴了，800块钱，好几个人挑呀，五六个人挑着走不动啊。他问我：“哎，你搞到多少钱回来了？”
　　我说：“1000块没有弄到，只有800块。”
　　他说：“哟，我们在这里搞了10年，这是头一次，喜事喜事。”
　　我说：“来的那个书记官有话跟你谈。他们的目的是招安，想把你们编过去，当正规军团长，这样地方也安定了，你程德山也有一个出路了。那个书记官他会跟你谈的。”
　　“好！”
　　那天晚上搞了一只羊，一起吃。我就跟那个书记官说：“你们谈，我就不参加了，你需要我参加的时候我就参加，你们自己去谈。”
　　书记官说：“把他招安了，我看他不愿意。那个独眼人，他这里的师爷在这里出主意。”
　　我说：“那就只好这样了。你留一个机会再来，我找个机会送你回去。把问题搞稳当一些。”
　　书记官住了两晚，我就把他送走了。程德山从这800块钱里拿100块钱送给我，拿200块钱送给来的那个书记官。
　　我告诉我们的参谋长，说：“老徐呀，你是本地人哪，我不离开，我一离开，你就有危险。你的办法是两个办法，一个是把队伍带回城口，到城口就有二百多里路嘛，到那边整理我们的队伍，我呢，到重庆去找省委。”
　　第七章结发之妻
　　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做周敦琬，也叫坚如，比我大三岁，燕京大学毕业。她的父亲是在日本学习法律的法学家，周敦琬是他最小的女儿。
　　周敦琬开始住在北京，她父亲到日本留学时把她送到天津，住在一个英国人家里。那个英国人是她父亲的朋友，她父亲要英国人照顾他的女儿，教她学外文。这个英国人看小姑娘很聪明，一方面教她学英文，一方面教育她，说：“你呀，到燕京大学去读书，司徒雷登是我的朋友。你学外文，要把英、日、法这三门外文都要学到，你就可以成为外文专家了。”周敦琬就听从父亲的这位英国朋友的安排考取了燕京大学。她在燕京大学学外文，是最聪明的一个。
　　三年学成毕业后自己找职业，周敦琬就回到四川。四川有一个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周敦琬去当英文教员。她这个人对中国文学研究得很好，学校就跟她讲：“你除了当英文教员以外，还可以在我们学校当教务长，你还要多做点事嘛。”
　　她大概在这个学校搞了两年，就回到了她的家乡四川江津。在江津，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他们在四川泸县川南师范教书，认识周敦琬了。
　　一天，他们对周敦琬说：“我们介绍你加入共产党。”
　　“有你们两个人介绍，我很高兴哪。”
　　他们说：“那你不必离开江津。”
　　后来，周敦琬当了江津中学的校长，恽代英和萧楚女正式介绍她加入了共产党。周敦琬后任县委书记，在共产党四川组织内她是第一个女县委书记。
　　在这时候，周敦琬认识了一个叫刘愿庵的县长，这个人在四川是很出名的，后来还当过省委第一书记，以后还当过共产党中央的候补委员，到过苏联。他们两个人发生了感情，后来，周敦琬跟刘愿庵结婚了。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1928年又到了四川，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这时，周敦琬就知道我这个名字了。
　　我当旅委书记的时候，重庆军委书记是黄埔军校跟我一道毕业的李鸣珂，他说：“你跟着周恩来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我当个军委书记，是个省委常委，你怎么到了四川才安排当了个旅委书记呢？这不对。”他就向四川省委请求，说他当副的，要我去当军委书记。
　　我们两人又见面的时候，我说：“你这样不好，你是组织派来的，你是周恩来派来的，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这不是我私人的问题，你怎么能让位啊？让给我啊？我当正的，你当副的？变成我们两个人的私人行为啊？那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