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国经济“衣橱中的秘密”系列二：社会不平等让“美国梦”坠落
人民日报中央厨房
实际上，不平等一直系统性地存在于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又反过来加剧经济不平等，并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不平等。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梦”的重要支柱。如今，这一制度正在被变本加厉的权力游戏和愈演愈烈的党派争斗所腐蚀，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驴象之争”甚至可以迫使美国政府“关门”。2016年的美国大选，人们寄希望于“政治素人”特朗普能改变美国的不平等状况。但令人失望的是，他组建的内阁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的亿万富翁内阁”。很难相信这样的内阁能够扭转美国的不平等局面。不平等还导致底层民众的政治疏离感进一步增强。在形式上，美国选举是一人一票，但实际上政治话语权掌握在大金主手中。一方面，普通民众普遍感到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美国政府已经无法确保他们实现“美国梦”所倚重的高社会流动性;另一方面，他们实现阶层流动的上升通道被统治精英所控制，缺乏自我实现的机会。这正在撕裂美国社会，直接导致2009年的茶党运动和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令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丧失了为实现“美国梦”而奋斗的动力。尤其是对于底层非洲裔和拉美裔族群而言，贫困不再是短暂现象，他们根本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人们曾一度认为，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只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然而，现在看来，寡头政治下的社会不平等、阶层流动性下降等是比经济危机影响更加深远的社会危机，它们在内部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在外部消耗国家软实力。严重的不平等腐蚀“美国梦”的基石，美式民主脱下了华丽的外衣，日益显露出“富人有、富人治、富人享”的真实面目。(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很多人有时候都会有过要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在美国有一男子选择了在一座岩石孤山上生活。
&来源：带你看世界咯
在国外，一名旅游家在旅游的时候来到一个郊区，这个郊区是有人住的，但看上去就感觉有点落后，而且周围都有很多树。
&来源：带你看世界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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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是每个人人生中最终要的一件事，大家都会印象深刻。然而， 如果结婚当晚，按照这个民族的习俗来，估计大部分人受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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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评价：
所需积分：0《论经济不平等》“不平等”方面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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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思想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本书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形式化结论的重要性最终不仅取决于其与规范的交流的相关性，还取决于其与人们所争论的和所捍卫的事情的相关性。增订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为了检验和测度关于不平等和贫穷问题的研究性结论。
原标题：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著作《论经济不平等》出版
书名：论经济不平等（增订版）
书号：978-7-300-21658-4
著者：阿马蒂亚&森詹姆斯福斯特
译者：王利文于占杰
出版时间：2015年11月
定价：48.00元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经济学家眼中的&不平等&究竟为何物?
&不平等思想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复杂的。&它引发了众多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关注。依靠其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上的突出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认为：不平等导致的阶层分化将越来越被社会所不能容忍，但解决该问题还是要从如何测度不平等开始。如何改善社会各阶层关系，如何进行收入分配，如何改善贫穷，为各阶层带来福祉，在现代人类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本书1972年初版，25年后，森又对该书进行了增订。本书重点介绍了如何测度不平等，而测度不平等必然要用到一些技术工具，但正如森所说：&尽管该书的大部分是分析性的和数学性的论证，但所用到的定理和给出的结论是用直观方式表述的。&这是一本在讨论&不平等问题&时不可不读之书。在全球经济发展愈发两级分化导致人类的文明及进步遭遇种种考验的今天，阿马蒂亚森有关&不平等&方面的权威声音仍旧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编辑推荐]
&不平等和社会反抗之间的联系紧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当一个社会发生叛乱或反叛时，其中必然存在普遍的可觉察的不平等感，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意识到下面这一点同样很重要，即对不平等这个概念本身及其晦暗不明的内容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际发生反叛的可能性。&
同时，我认为如果存在显见的不平等问题，并非只有地位低微者、遭遇不公正对待者会被伤害。不平等会像一个毒瘤，侵蚀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些身居高位的富裕阶层、既得利益者，以及统治阶层，如果不设法改善这种不平等状态，而利令智昏地加剧不平等，必将会导致反叛。而反叛等社会动荡必然让各个阶层蒙受损失，消除显见的不平等，才是维护社会稳定，提升各阶层福祉的关键。森一直致力于关于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并尊为&穷人的经济学家&、&经济学的良心&。
[作者简介]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1933年生于印度。1953年森在印度完成大学学业后赴剑桥大学就读，1959年取得博士学位。森曾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
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与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以及道德哲学。
森的学术思想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亚当&斯密等古典思想家的遗产。他深切关注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穷人的经济学家&。森的思想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就是按照他的理论框架设计的。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认为，&在社会选择、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更广泛的分配伦理学以及与这些领域相关的测量问题上，森是一位无可怀疑的大师。&
阿马蒂亚森的主要著作有：
《技术选择》（Choiceofchniques,1960）
《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ChoiceandSocialWelfare,1970）
《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TechnologyandDevelopment,1975）
《贫困的水平》（，1980）
《贫穷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
《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WelfareandMeasurement,1982）
《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ValueandDevelopment,1984）
《商品与能力》（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1985）
《伦理学与经济学》（On Ethics and Economics，1987）
《生活标准》（The Standard of Living，1987）
第一版序言（节选）
不平等思想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一方面，它是所有思想中最简单的一个，与其他思想相比，它更容易使人们获得一个不假思索的直观印象。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以至对该概念任何一种阐述都是极有争议的。 因此，&不平等&成为众多哲学家、统计学家、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研究主题。尽管本书仅关注经济不平等，但字里行间仍反映出这种既简单又复杂的二重性。我不得不引用相当多的技术概念并使用一些数学运算，但这些概念都用非技术性的术语进行了解释，并且其数学结果也给出了直观的解释。这样做是希望非专业读者不致因其过于专业化而望而却步。形式化结论的重要性最终不仅取决于其与规范的交流的相关性，还取决于其与人们所争论的和所捍卫的事情的相关性。
尽管本书的技术性内容和非技术性内容没有放到不同的章节分述，但对于技术性内容不感兴趣者仍可跳过（或略过）其技术形式阐述的内容，而直接进入定理的直观陈述和结论的直观解释。读者可通过节标题辨别哪些是技术性较强的章节。
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是我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中研究的许多思想的发展。我尝试着将那部著作里提出的思想框架应用到经济不平等这个特定领域。那时我拒绝使用社会评价方法，现在我更强烈地拒绝；在那部著作中我所捍卫的内容，在这本书中，尤其是在关于不平等这个主题的内容中，我会论述得更加充分。
阿马蒂亚森
1972年11月于伦敦经济学院
增订版序言（节选）
该书的第一版以25年前（1972年）我在沃威克大学的讲座内容为基础，可以看作是对最近发展起来的经济不平等的技术性文献的一个贡献，同时也尝试将那部文献与关注现实层面的不平等这样的重大问题联系起来。尽管该书的大部分是分析性的和数学性的论证，但所用到的定理和给出的结论是用直观方式表述的。本书之所以这样做，乃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形式化结论的重要性最终不仅取决于其与规范的交流的相关性，还取决于其与人们所争论的和所捍卫的事情的相关性。
在此增订版中，所增加的附录（25年后再论经济不平等）文字颇多（篇幅几乎与第一版相等），写作初衷一仍其旧。在过去的25年里，在公开的辩论和争论中，不平等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心问题（也更有争议）。与此同时，评价和测度经济不平等的纯理论方面的研究文献开始大量出现，且方兴未艾（这些文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往往不易看懂、从而令人生畏）。第一版中的已被部分检验的分析性问题在此版中得到了强化或扩充，同时，新版中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并加以探讨。
增订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尝试，这个尝试是为了检验和测度关于不平等和贫穷问题的研究性结论。我与合作者詹姆斯福斯特（James Foster）共同完成这项任务。福斯特是一个理想的合作者，不仅因为他理想的工作技能以及我们脾性相投，还因为他对相关文献的掌握程度。事实上，福斯特本人最近在关于评价和测度不平等和贫穷的理论进展方面贡献甚多。
在附录的写作过程中，由于这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是对过去的25年关于不平等这个主题的进一步探讨，里面涉及诸多调查报告和结论，我和福斯特不得不对这些调查报告和结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上的重要性进行考量。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分析性结论的实质，而不是技术细节。对那些兴趣在于更严格的技术过程的读者，我们提供了本书的参考文献，以方便读者就本书中提出的问题和所得出的结论的一般意义进行查询确认。我们还将对本书所隐含的主要技术性问题以某种可行的方式予以详尽阐述。
1972年的雷德克里夫讲座受由社会选择理论发展起来的形式推理的影响很大，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我那时&&至今仍然&&沉浸在这一领域中。该书第一版中的分析用到的是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选择视角&。1973年出版的《论经济不平等》及笔者其他著作中，我已提出这样的建议，即应将社会选择理论更为直接地用到政策评价及公众争论和社会批判中去。随之而来的是，关于社会选择的文献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大量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1973年版的书所希望的方向）。附录对这些探索和研究结果给予了充分关注，并对其不平等和贫穷的评估及测度的内容进行了检验。
阿马蒂亚森
1996年9月于马萨诸塞州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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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姜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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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数：535774中国为什么会不平等？
我的图书馆
中国为什么会不平等？
谢宇作者：谢宇编者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谢宇不久前在浙江大学发表演讲，主题是“认识中国的不平等”。谢宇基于多方调查数据和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不平等的严重程度，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同时代国际比较的角度，都是很高的。在本文中，谢宇继续从三个方面揭示中国为什么会不平等，以及它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中国为什么会不平等？这会带来什么社会后果？不像第一个问题“中国的不平等到底有多严重”可以用数字说话，这两个问题没有太多的数据回答，主要是理论性的探讨。我会给你们讲我的看法，你们可以不同意，因为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不同人可以看法不同，只是我做了一些工作，可以告诉你们为什么我这样想。我总的框架性回答是：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分析和回答中国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而应该把不平等现象看作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变迁的一部分。不平等是一个现象，它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等等。所以我们考虑不平等问题，需要考虑不平等以外的其他因素，这是我的一个总原则。那么如何从其他因素来看不平等问题呢？我有三个具体的看法。第一，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集体力量所致，也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完结。集体是什么？区域、城乡、单位、家族、社会网络等等。尽管不平等的测量往往基于个体，但是中国的不平等很多是集体力量造成的。第二，传统中国的政府话语，宽泛地讲，就是孔孟之道、官僚体制，这样的政治话语、体系和历史，滋长了这种不平等。因为钱多钱少不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水涨船高的集体力量。既然是集体的行为，带头人对集体的贡献更大，他就要得到更好的回报，这也是自然的。他有业绩，他就得到认可，这是鼓励人们对集体做贡献的方法。第三，至今中国政府做得比较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使得很多民众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虽然这个副产品我们不愿见到，但既然要发展，就要付出代价，而代价之一就是不平等。集体力量导致不平等中国式的嵌套性管理结构，即分层次的家长式管理造成的非市场性行为在对不平等起作用。我们先来解释第一个看法。早在1996年，我和我的一位学生就提出过一个观点：实际上中国现实社会中最重要的既不是人力资本，也不是政治资本，而是你所处的地区。吴晓刚老师后来提出户口很重要，你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决定你的收入与将来发展。你所在的单位也很重要，你和其他人能力相同，但因为单位属性不同，收入也可能完全不一样。在西方，你是教授，无论在哪里都是教授，你的工资是根据你的贡献和市场价值决定的，和你在哪里工作没关系。可是在中国，你在哪里工作，在哪个单位工作，这些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中国找关系，不是给你涨工资，而是让你去一个比较好的部门。好的部门给你带来更多的经济收入，你可以少做事、多拿钱，这就是非市场行为。假如你是在完全的市场中，这种少做多拿的位置应该早就没有了，雇主会为了减少成本而降低工资。中国社会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政府的角色非常强。没有政府，你什么都做不了，学位也拿不到。在美国，政府是不干涉学位的，但在中国，即使你很棒，你也强不过政府，你的学位要政府管，没有政府你就没有学位。另外，政府只认图章，而不是看你个人。那图章是谁给的，是集体，所以政府和集体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政府有一个传统，我称之为多层次的家长式管理。比如浙江省政府给浙江大学很多的支持，但它不会支持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再好也不支持。这是一种家长式。家长有双重意思，一方面对子女有权力，另一方面对子女要负责任。再比如，院长有权力，你什么事情都找院长。可是院长也有责任去找资源，就像每个系主任向院长说我这个系重要，每个院长向校长说我这个院重要，每个校长向政府说我这个学校重要，一级一级地争取。所以中国就是一个多层次嵌套的管理性结构，每个负责人都要为下面的人着想。你要做好院长，你就要做好这件事，所以这是一个集体利益的捆绑，这个捆绑的意思是嵌套，因为上面有学校，下面有院、系，还有不同的部门。因此，我觉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不平等上起的作用并不大，而是中国式的嵌套性管理结构——即分层次的家长式管理造成的非市场性行为在起作用。这是我和有一些学者看到的不一样的地方，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并没有一步一步走向市场化，更不是走向美国型的市场化。中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综合体，就像左手和右手打架。我们有很多人，我们在发展，但这不是一个逐渐市场化的过程。你想，一边反腐，一边增强国企作用，这是市场化吗？这是在向市场化迈步吗？只能说这是充满矛盾的。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在解释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地域，其次是单位。以前常说男的不能入错行，女的不能嫁错郎，现在要说就是找工作不能找差的单位。你能力再强，单位不好也无济于事，所以单位至今仍是一个对收入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完全市场化的社会是不会这样的。我们讲中美的比较，有时候量化能说明问题。看看美国州与州之间的差别对收入的影响，以及中国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对收入的影响，就能发现，中美完全不一样。中国的地区间收入差距很大，而美国的地区间收入差别并不大。那美国的收入差距体现在什么方面呢？教育、种族、民族的影响都差不多。美国的贫困大多是由于家庭因素，比如单亲家庭。而中国的家庭因素对收入的影响非常小。这样，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中国收入不平等高，很大程度上是两个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农民和非农民的差别（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差别），以及地区性的差别，而这两个差别对收入的影响在美国都很小。官僚体制助长不平等中国现代的经济和政治，不仅有计划经济时的做法和意识形态，某些具体的措施还受到了中国古代从汉代起2000年历史的影响。下面解释之前提到的第二个看法——中国文化中对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宽容。我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我们先看看历史上比较粗的一个框架，首先我要批评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理论，因为不是每个社会，都一定要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最终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这不是必然规律。中国的封建社会到秦朝就停止了，从秦到清这2000年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中华帝国”，它的特征是官僚体制。这种官僚体制是西方没有的，是马克思不了解的，所以他总结不出来。这个官僚体制下的“中华帝国”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是一个理想的统一体。它是个大国，要统一管理，容不下两个君主。第二，中华帝国的疆域非常辽阔。这种辽阔除了古罗马以外是从未有过的，所以管理成本非常大，这也是西方没有经历过的，因为西方早期并没有统一。中国的经验与古罗马的经验也很不一样。首先，古罗马疆土很大，但它是从东到西的，南北很窄，以地中海为主体。其次，古罗马是靠训练有素的军队、靠武官来维持统治，而中国靠的是文官，这一点从宋朝开始尤为明显。因为武官是“双刃剑”，它可以保护你，给你取得政权，也可以解除你的政权，所以武官在和平之后的中国并不受重用。这是中国跟西方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西方不需要官僚体制，而中国所需要的官僚体制管理成本非常高。古罗马靠军事的力量来维持，选武官就是谁打赢谁接任。而古罗马解体后的欧洲，父亲是什么官，儿子就可以做什么官，你的疆土是传代的，你既不逾越也不扩大这个疆土，你就继承父辈的成果。但是中国就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个统一的国家，依靠文官，那如何挑选文官的继任者呢？不可能是子女来接替。因为这不是世袭，权力是皇帝赋予的，不是生来就有的。所以中国古代就存在了一个问题：以什么为基础来任命官员。有时候，我会和一些学者有些争议，他们认为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现在的市场经济，要看转型当中有多少因素从计划经济延续到了市场经济。但我觉得中国现代的经济和政治，不仅有计划经济时的做法和意识形态，某些具体的措施还受到了中国古代从汉代起2000年历史的影响，很多做法与其说是来自计划经济时期，不如说是“中华帝国”的影响。汉代是中国真正统一后成功建立官僚主义的时代。当时的疆土如此之大，语言也不同，这就导致管理成本极大，所以只能用文官，文官就是代理人。天下是你的，但是你不可能一个人管理整个天下，所以你就要找代理人。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如何来找代理人，谁来做代理人，怎么选拔，如何相信，以什么为基础。中国的基础就是官僚体制。我觉得今天美国的官僚体制远不如中国古代。中国的官僚体制太森严了。去任何地方，中国官员都知道，我应该坐在哪儿，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礼节，而美国官员并不了解这些。看看《人民日报》，谁的照片出现，出现几次，这都是有规定的。这种规矩从何而来，我觉得不是共产主义，而是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中国古代就是什么样的人坐什么样的车，用几匹马，有谁陪，都是很讲究的。所以很多文化冲突也是中国的官僚体制和非官僚体制的政府间的冲突，因为对方可能不了解官僚体制。德国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韦伯曾对中国的官僚体制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考试是好的，但是总在考一些没用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考试完了，当地人不让做当地官，而且等熟悉一个地方的治理以后还要调离，他觉得不理解。但我们知道，这些在中国十分重要。考四书五经就像今天考数理化一样，不是说它本身对治国有用，而是能考验你的其他能力，对选拔有用。就像在汉朝，孝顺不孝顺是选拔的前提，孝顺和治国有什么关系？孝顺说明你人好，值得信任。同样的，考四书五经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至少够聪明，够听话，够努力，有这三个素质就够了，它只是间接地选拔了体系需要的人。所以今天的数理化考试和以前考四书五经是一样的，它考你的基本能力，看你是不是准时，是不是尊重老师，是不是能够和这个体制接轨……不能做到这些，你肯定是考不好的。对中国的官僚主义来讲，效率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权的稳定，政府的第一目的就是稳固政权。生物学家道金斯写了一本书叫《自私的基因》，书里说，基因本来没有固定的目的，但是它在世界上存在，就是为了自己能够传承下去，就是自私的。官僚体制也一样，这种体制的存在，目的就是要延续，要继续存在。所以，官僚体制本身不讲效率，而是强调自己的生存。就今天来讲，发展是生存的手段，并非生存的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讲，我们不搞发展，就没有资格在国际中占有地位。这就是生存，生存是目的，发展是为了生存。汉代很了不起，它既完善了官僚体制，又把孔孟之道变成了国教。孔孟之道成为国教就可以支撑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一个正式制度，其意识形态的来源就是孔孟。就孟子的说法，政治实际上就是社会分工。要讲社会不平等，就不可避免讲到社会分工。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卷，讲的是苏格拉底和他朋友的对话，其中就讲到，为了一个城市、一个社会的富裕，不同的人就要做不同的事，如果大家都做同样的事就不可能富裕，也不可能有积累，所以一定要有分工。社会分工是发展的基础，是经济的基础。孟子说，“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所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老百姓就要被知识阶层统治，劳动者就要养这些领导，分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没有社会分工，那就是原始社会，是贫穷的。孟子虽然很为民着想，认为民至上，但也强调一定要有社会分工，因为这不仅对统治者有利，对被统治者也是有利的——没有劳动者，统治者就没有饭吃；没有统治者，百姓就无法富裕。一定程度上这个逻辑是没错的，没有社会分工、没有政府、没有调控，你就什么都没有。很多的社会分工是通过政府来获得的，没有政府就没有货币，没有政府就没有大学。孟子讲，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但还是有社会分工，还是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就是社会分层。所以孔孟之道也讲社会分层，社会分层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在一篇文章中，我和历史学家就讨论了官员的双重责任，一方面，官员的权力来自于上级的任命，另一方面，官员的责任是往下的，要把事情做好。所以，有时候中国的特定环境造成了“对上不行，对下也不行”的局面。我觉得官员欺上瞒下这件事真的是结构性的——权力是来自上面的，你要听上面的，可是责任是对下面的，你要为他们考虑，为他们排忧解难。比如你做系主任，学生身体不好，你要管一下，情感不顺，你也要管一下，管的事情太多了。中国古代没有选举，但并不缺少民意，因为官员不是生下来就有权力的，而是通过树碑体现民意的。汉碑绝大多数赞扬的不是皇帝而是地方官，这民意有可能是官员的自我肯定，自己搞出来的，但至少有人说我好了，至少民众没把这个碑砸了，至少这是民意，对一个人的升迁很重要。所以出于自身利益，他会做一些事情以获得升迁，升迁后他官职更高，权力更大，待遇也就更好了，这就是一个很成熟的官僚体系。2007年，我们在甘肃较为贫困的地区做了一个调查，我们问当地人，你个人的经济收入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他们认为他们个人的经济利益主要取决于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很少人认为是家庭或个人。这和我们的前提是一样的，富不富不在于我而在于国家，在于中央政府。美国就很不一样，很多人问我，现在美国的经济不好了，你的收入怎么样？我的收入和美国经济没关系，我学生的收入和美国的经济也没关系，甚至跟我们学校的收入也没什么关系。我们是独立的，是个人的。而在中国，每个人的收入是取决于国家，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这种依赖性关系非常明确。我再讲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华中科技大学做讲座，在校园里看到一排大小造型完全相同的楼，叫院士楼，顾名思义，就是只要你是院士就可以住，如果不是院士就不能住。这就是我要说的不平等，一般的老师住筒子间，而院士就给一个楼，可能从来没有人问为什么院士可以住洋房？他可能不需要呢？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好呢？他说只要你是院士，不管是工科还是其他学科，进楼就人人平等，但其实只要你进去，他给你的就跟其他人很不一样。根据你的标签、你的属性划了一个单独的不平等，这就是与业绩挂钩。你做贡献了，我就给你待遇，所有待遇和贡献实际上都是挂钩的。在美国，你多写一篇文章少写一篇文章跟收入没关系，而在中国，你的业绩和你的收入明显相关。整个中国社会都是这样，包括领导提拔也是看业绩，看GDP。你是市委书记，你的地区发展快，这就是你的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正是你擢升的依据。不平等不一定造成动荡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平等本身是可以容忍的。不平等不是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再来解释我的第三个看法，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副产品。当我们要了解一个个体或者一个社会，我们知道的信息永远是有限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它外部的一些特征来推测我们看不到的特征，这就叫“社会投射”（Societal Projection）。为什么有种族歧视，为什么有性别歧视，因为我们有一定的统计信息，我们就认为属于这个种族、这个性别的人，都有这个特性，这些信息把这个不知道的范围缩小了。因为媒体的宣传，中国老百姓对其他国家的发达程度知晓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做过问卷调查，中国老百姓对其他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是不了解的。我们的访员到别人家里去调查，有好多问题这些被访者并不知道答案，但是因为你是做调查的，他就觉得你一定是想找到正确答案的，不能说不知道，所以他一定要给你一个答案——他知道哪个国家发达，然后想发达和不平等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最后根据心里的想法会给你一个答案。2006年，我们在六个省市做了调查，让受访者对中国、日本、巴西、美国、巴基斯坦五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和不平等程度打分，最发达的10分，最穷的1分。然后我们又让他们给这五个国家在不平等方面打分，最不平等的10分，最平等的1分。结果我们发现，被访者对这五个国家发达程度的认识和它们客观真实的发达程度基本吻合，可是对不平等程度的认识偏差很大。哪个地方最平等？巴基斯坦。哪个地方最不平等？美国。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从穷到富，从平等到不平等。而美国是我们的将来，所以美国肯定更不平等，巴基斯坦是我们的过去，所以巴基斯坦肯定最平等。他们的打分就是这样一个范围，然后巴西和中国就在当中。实际上你看联合国当时的数据，最平等的是日本，最不平等的是巴西。这是总体情况，我们再来看个体。我们让受访者将这五个国家按发达程度和不平等程度分别排序，结果发现，大多数人给出的发达程度排序和不平等程度排序是一样的。他们如果认为中国比巴西更发达，那中国就比巴西更不平等。除此之外，有少数受访者认为发达程度和不平等程度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发达程度美国第一，日本第二，巴西第三，中国第四，巴基斯坦第五，而最不平等的是巴基斯坦，其次是中国、巴西、日本，最平等的是美国。所以我的第三个结论：大部分中国民众认为经济发展和不平等有着不可避免的正相关关系，不平等程度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只有少数人认为二者是负相关的。最后，我总结一下造成不平等的三个原因。第一，不平等是集体的机制造成的，不是个人行为。这是外部不是内部，就像你是外地人住在上海，你就无法享受上海的福利。第二，中国长期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政治话语，使不平等更加合理化。第三，很多民众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基于这三个原因，我认为，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平等本身是可以容忍的。不平等不是不公平，不公平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的动荡。但因为大多数人对不平等的意识还不清晰，所以不平等不一定造成政治和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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