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师傅在一块工作长时间电脑工作了,每次师傅见我就从我下巴摸来摸去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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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您好,我是日中午生的,好像是11点半到1点样子,我是女生,我脸上长有很多痔,下巴上也有,庙里师傅说我有桃花劫,我的工作很不顺利,而且几乎每次换工作都是因为异性的关系,不知道是不是桃花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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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载]《面朝大海》作者:老那
我去车站接石留的时候,天正下着雨,雨不大,连我的衣服都淋不湿,但把我的眼镜淋花了,害得我看不见东西,差点给汽车撞死。开车的说,你找死啊!另一个开车的说,活得不耐烦了!我咒骂恶毒的天气,我说狗日的天气,狗日的南州,狗日的开车的。然后我顺着墙根走,避开狗日的车辆和行人。
  我走进广场的时候心情愈加恶劣。上个月我和同事去北京出差,刚下火车,碰上一个骑 自行车的北京姑娘,她见到我们就说,都跑来北京干什么?北京有什么好玩的!我现在的心情就和那北京姑娘一样。我对广场上的盲流嘟囔着,在家好好呆着,都出来干什么?可我要接的偏偏是个盲流,我刚来南州时也是个不太安分的盲流。
  那年我到武汉坐火车,在排队买车票时,我的情绪突然坏得不可收拾。我特别烦周围的人。石留去车站送我,陪着我排队买票,我连她也烦上了,可我不能对她怎么样,就对站在她身边的人撒野,无缘无故踢了人家一脚。那人无端挨了一脚,很愕然,愕然之后还了我一脚,还骂了我一句。我自知理亏,明知他踢我那脚比我踢他那脚重得多,也只好认了。石留看到我重重挨了一脚,心疼了,看到我无声地受着,她火了,她突然张牙舞爪向那人抓去。那人是好男不跟女斗,拎起包走开了。石留突然由温顺的少女变成河东狮子让我大吃一惊,我忍不住开怀大笑,看到我笑,石留也笑了。坐在火车上,我从窗口伸出手,轻轻抓住石留的小手。她静静地看着我,眼睫毛竖得直直的。她读中学时,一双眼睛迷倒了很多同学。她的眼睛有一种很特别的颜色,粗看像涂了眼影,细看又没涂,那是一种让人只想陷进去的颜色。文静的石留一直默默地看着我,等到火车快要开了她才交待说,南州我没去过,那里以前是野蛮人呆的地方,现在说是改革开放了,我想也文明不到哪儿去,你去了那边要学会控制自己,千万不要冲动。火车开动了她还追着说,注意身体,千万不要生病。我忍不住哈哈大笑。病要找我我未必赶得走。可这句话让我以舒缓开阔的心境抵达南州,并生活至今,就冲着这句话,我今天死活要到车站接她。
  火车照例要晚点。我原来以为要晚点两个小时,结果只晚点了一小时,对此我感到欢欣鼓舞。但火车到站后我仍然等了一个小时,因为守闸门的两位女同志很负责,逐个旅客查票,比机场的安检人员还严肃认真。出站的旅客也很安分,很守纪律,尽管在里面挤得热火朝天,但一到闸口就变乖了,自觉形成一排,这种由面至线的自然过渡很让我吃惊,我由此悟出,每一种游戏规则的形成都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在车站等待的两个小时,我因为无所事事两次想钻进站台。我曾经在车站海关上了三个月的班,我知道火车站西边有个侧门可以直达站台。我在车站上班的时候联检单位的人都从这个侧门进去上班,我也走这个侧门。后来我不在车站上班了,但我仍然习惯走侧门进出车站。后来海关搬走了,进出火车站就没有那么方便,但我每次都能拿着工作证从侧门混进去。这看起来是件好事,实际上是件坏事,我的狐朋狗友把我这儿当成中转站,吃我,喝我,睡我的地铺。完了就跟我玩失踪。经得多了,我就对我的同学、乡里、朋友多了个心眼,再有人打电话来,我就打哈哈,通完了话,我已经不记得对方是谁,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
  石留来电话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打着哈哈,谁叫她对接电话的人说是我的同学呢。我一听到同学头就大了,我周围的人都沾同学的光,就我沾同学的晦气。当然石留不同,她的晦气我也要争取沾上,因为她有一双迷人的眼睛,有一副楚楚动人的身材,还有一颗爱我的心。我对石留说我到车站接你,我在站台上等你。可是守门的两个保安很不给我面子,他们一次次看我的证件,就是不让我进去。其中一个保安说,海关?他先摆出一副茫然的样子,然后起身看他屁股坐的地方,我也看,看到椅子上写着&海关-2&。他拍拍屁股,走到闸门边,那儿放了部烂行李车,车上写着&海关-3&。海关搬走了,留下的烂东西倒是不少,可惜就是没留下影响力。我对保安说,我跟朋友约好了,在站台等她,你不让我进去,她会一直在站台等下去的。保安说你真会编故事。我说不是编故事,古时候就有这样的事,有一个人在河底等他的恋人,老等不来,结果河水涨上来把他淹死了。保安说,这个故事比你的故事编得好。看来这个保安出身非同一般,大概是学院派的,我很难说服他。我转身去做另一个保安的工作。我问他一个月多少人工,他说五百。我说我给你找家单位,人工八百,你让我进去。他问我替他找什么工作,我说还是保安。保安笑了,他笑着说,你拿我寻开心哪!我要是答应你,我还有资格做保安吗?我心想真邪门了,敢情这里的保安都是学院派的,水平一个比一个高。
  我终于接到石留了。当然不是在站台上等到她,而是在闸口堵到她。她随着人流一个劲儿往前走,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只好冲上去堵住她。
  我拉着石留的手在广场上走,心里想的是千年等一回的美好传说,我知道大家都愿意在故事里讲,在歌里唱,真能海誓山盟等在一个地方的人已经难找了,就算有,大家也都当他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对此我感到欣慰,也感到悲哀。
我带石留去酒店吃饭。说这地方是酒店真是太抬举它了,它比大排档好不到哪儿去,价钱也贵不了多少,但请朋友在这儿吃饭还撑得住面子。
  我在这家酒店打过工,店老板对工人很刻薄。我是由一个北京人叫做片警的朋友介绍去的,店老板对我的警察朋友低声下气,我朋友姓怀,店主是潮州人,普通话讲不好,他说坏警察带来的人,没话说。我朋友把眉毛竖了起来,想发火终于又没发。我朋友说开个价。我 听到这话很不自在,这话怎么就像做人肉生意似的。店主说三百五。
这店主很不地道。当着我朋友的面说给我三百五的人工,警察叔叔一走,他就改口说人工三百,嫌少就走人。我知道他想赶我走,我偏赖着。我说三百就三百,心想别说三百,包吃包住一分钱不给我也干,我得找个地方吃喝拉撒。我在店里干了十天就在海关找到了事,那时海关收大学生就像收垃圾似的。我去找店老板辞工,店老板有点阴阳怪气,他说,本店的规矩,做不满一个月的要扣押金,你没交押金,我就不扣了,不过人工就没得拿。对黑心的店主我毫无办法,就像资本积累时期工人对资本家毫无办法一样。我不想找片警修理他,再说找也找不着,我把片警的呼机号码丢了。片警走时给了我一张小纸片,上面用一横杠挑着两串阿拉伯数字。他说,有事CALL我。我看着纸片两眼发直,不知道半个破折号连着几个数字怎么能够&扩&到人,就漫不经心地把纸片塞到裤腰袋里。第二天纸片就不见了,也不知道是人家拿走了还是它自己出去溜达了。我对店老板说,再见,我还会来看你。我这话不咸不淡,店老板听了就张开了大嘴,张开大嘴的店老板给人的感觉很恶心。
我问咨客小姐还有没有饭吃。小姐说有,说完对我很夸张地笑了。这笑让我的胃口减少了一半,但我的另一半胃口还是能装不少东西。我们跟着小姐到了二楼,找了一个靠窗的台子。用湿纸巾擦了脸,喝着茶,石留的脸上才有了点血色。她说,南州人真多。这是她到南州后说的第一句顺溜话。她见到我就说了一个字,她说哥。她在信里就这么叫我,那时我读大一,她想认我做哥,我偏不要她做妹,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也没跟她谈成恋爱。
  部长拿着菜牌十二分热情地靠在我的椅子上,问,先生小姐要吃点什么?我点了一个野葛生鱼汤,一个桑拿虾,一个清蒸边鱼,一个炒沙虫,一个水煮菜心,一个纸包骨。石留说够了,吃不了。部长也说够吃了。
  部长去了两分钟又回来,对我说,对不起先生,没有沙虫,沙虫下班了。我说沙虫也下班啊。部长赶紧解释说,对不起,是做沙虫的师傅下了班。我说沙虫这么早就下班,那就不吃沙虫了。
  有一位小姐站在我身边,她穿了件印着贝克啤酒的超短裙,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腿,害得我的眼睛老是往她肚子下面看。贝克小姐说,要喝酒吗?先生小姐。她指着墙上的招纸说,这酒不错,十块钱一支,要不要先生小姐?我说不要先生小姐,要青岛。贝克小姐说,青岛下班了。我说那就来支喜力,贝克小姐说喜力也下班了。看来只有贝克小姐还在顶班,那就来贝克小姐吧。我把酒杯满上,又替石留斟酒,我说为了南州,干杯。刚干完杯,部长又来了,我说这回不知谁下了班。果然部长又说对不起,纸包骨没了。我对部长说,劳驾你去厨房帮我看看,看桑拿虾和清蒸鱼有没有下班,如果下班了,就赶紧叫老板回来上班。
  隔壁桌的一位小姐听了我的话忍不住放声笑了,她笑着说,先生,我看了你半天了,一直想笑,我们叫了个象牙蚌,也是半天上不来,让给你算了。这小姐很面善,可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时象牙蚌已经端上来了,我对面善小姐一拱手,说谢谢啦!我实在饿坏了。
  吃着象牙蚌,我给石留讲了个笑话。有一天,我和同事去酒店吃饭,刚进门,同事就惊叫起来,哇!象拔蚌特价,十五块钱一斤。我一看,跟着念出声,象牙蚌特价,十五元一斤。我跟石留讲这个笑话算是白讲,她根本不知道象牙蚌和象拔蚌是怎么回事,就像我对我老妈讲克林顿和叶利钦一样,她说这两个人不认识,是哪个村的?
  部长迟迟没有回来。我又叫了两个饭,做出一个等菜上的样子。我拿眼四处睃巡,发现贝克小姐已经像一只蝴蝶一样翩然飞走了。服务员小姐已经收拾好隔壁桌子,正用拖把拖地。女部长还是不出来,一个部长模样的男人走了过来,问我们还加不加菜,我说不用加菜,把没上的菜上来就行了。男部长装模作样地拿起菜单看了一下,说,我去厨房催一催。我知道他根本没法催,厨房的人早下班了,厨房门都锁了。这地方我呆了十天呢,我比他还熟悉地形。男部长兜个弯就回来了,他说,对不起,这两个菜取消了。我不愠不火地说,谁替我取消了,怎么招呼都不打就把菜取消了?他招架不住,只好如实说,厨房的人下班了。我说,不着急,我等他们来上班。
  我替石留倒满茶,又把自己的茶杯倒满,装出一个打持久战的样子。酒店里剩下的几个人等着下班,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我们周围团团转。我每隔十分钟问一句,老板该回来上班了吧?没人睬我,大家都苦着脸。留守的几个小姐或坐或站,成散兵状把我们包围着,有一个小姐开始很夸张地打哈欠。男部长在柜台打电话,看他的表情十分激动,我估计他正在添油加醋地给老板汇报情况。又过了五分钟左右,男部长走了过来。由于刚才过于激动,尽管他极力强装笑容,他的脸还是红里泛青。我知道他要讲什么,我就等这句话呢。男部长说,两位老板的单已经有人买了,两位用完饭请自便,招待不周,敬请谅解。我终于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走出酒店,石留埋怨我太刻薄,得理不饶人。我说,这一课是为你上的,你现在是在南州,不是在武汉,以后多学着点。
我带石留去见校长。校长大名程应瑜,是个面色阴沉的人,他不笑的时候比笑起来好看,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愿意看他难看时的样子。整天面对一个不笑的人,估计谁都受不了。石留给校长带了一些礼物,都是些拿不出手的家乡特产,这些东西校长从没在家里吃过,他和他老婆看着两眼发直。后来他对我说,他当时真是左右为难。婉拒吧,不礼貌,留下来呢,只能搁在家里占地方。校长就批评我,说不该让小石大老远拎过来。他后来还是偷偷把特产退给我了,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整,还是我跟小石留着慢慢吃吧,这叫物尽其用嘛。结果我和石留吃得嘴唇起泡,吃了一年也没吃完。
  去校长家里坐时我拎了筐荔枝,这荔枝是在大院门口的小店里买的,我是店里的常客,店主是潮州人,潮州人做生意向来是刁钻古惑,他并不因我是熟客而给我优惠,反而经常宰我。我拎走荔枝当时可以不给钱,表面上看似乎是优待我,但回头算账他就会多收一两块钱,说是涨价了。对此我毫无办法,我明知他在骗我,还是得在他店里买东西,因为不在他店里买就得去另一个铺头买,去那个铺头来回得二十分钟,而且难保不给人家宰。因此你可以看出我是不怕给人骗怕麻烦的那种人。我这种人注定了要常吃亏的。我对校长说,今年熟荔枝,荔枝又脆又甜,水分特多,你和阿姨多吃点。校长说来家里坐就行,不要拎东西。我说不拎东西,就拎点荔枝。
  校长是个和善的人,很少发火,但为石留的事他差点对我发了火。那天我正在校园里溜达,校长走了过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溜达。他对我说石留不错,问我几时办手续。我说说不上,还只是朋友,她看不上我呢。校长说这是什么话,打老远的调过来,我可是看你的面子,总不成你调她过来给人家做老婆吧。我说难讲,这些年我可是一直在为他人作嫁衣。校长说,越来越不像话,待会儿来我办公室。
这几年我一直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地方。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大家对我不好,不把我当人待;二是我一直被迫从事我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我现在是人民教师,这本来是个很高尚的职业,可我实在没有资格搞这个行当。我除了学历高,长得也比较高外,几乎没有什么优点。缺点倒是特别多,譬如表达很差,五音不全,中气不足,普通话讲得不地道等等。听我讲课,不听还清楚,越听越糊涂。所以我一上课,同学们就在下面自己安排节目。尽管如此,学校领导仍然特别喜欢安排我上课,一周安排八天。这真是比活受罪还难受。我从不讳言,教师的职业是我自己挑选的,当然是被迫的。我如果不从事教育工作,就得从事另一个惨无人道的行当,这行当叫印刷品监管。说白了就是看小说,专看带颜色的和反动的。那时校长不叫校长,叫处长。我找处长报到,处长说,来了好来了好。处长带我去找一个看起来有八十岁的老同志,老同志姓赵,叫老赵。老赵的脸让我着实吓了一跳,他的脸上毛孔很发达,毛孔之间还有连线,纵横交错,我一看以为看到了我家的红薯地,想想红薯地没这么小,又把它看成了脸。老赵说,我这个组叫小说组,我们的职责就是审查小说。他指着桌子上小山一样的书籍说,这些书都是从国外邮寄进来的,大部分都是反动和黄色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反动的和黄色的东西堵截在国门之外。
  听着老赵讲工作,我的头就像正在充气的皮球,不断往大里胀。我在高校读了七年书,说穿了就是看了七年小说,我的毕业论文是明清小说研究,临毕业时,我一见到小说就患病,要四个同学抬着去校医院打点滴。老赵还没讲完工作,我就噗的一声倒在地板上了。立即有人过来扶我,老赵一个劲地说,小江怎么啦,怎么啦?有一个清醒的人发话了,他说快送车站卫检局,那儿有医生。我在昏迷前听见一个老太太在叹气,她叹着气说,现在的年青人身体素质就是差。
  大家把我送到卫检局,放在病床上,医生给我挂上点滴。我这病有个特点,就是一挂上点滴就清醒。大家看到我醒了过来,都松了口气。我在床上躺了一天,把该挂的点滴都挂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既然扎了一针,不能白扎,总得输点什么进去,至少输点能量。我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也都是这个认识,每次我一晕倒,同学们就给我挂氨基酸,好歹也要挂足三天。挂氨基酸后来在南州很流行,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去医院挂氨基酸,气得医生护士够呛,因为工作量增加了,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但医院领导很开心,因为既可以创收又不会死人。
  我第一天上班的情景就是这样。大家对我印象不好,说我是贾宝玉的老婆,弱不禁风。对此我无话可说,我比较难接受的是单位领导仍让我看小说,一点也不体谅我一看小说就发昏的实际,硬是不给我换岗。他们说,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不喜欢自己的岗位就发昏,那单位不就乱了套?
  我的工作就是看小说。每看完一本,就在一张小卡片上填几行字,内容有二,一是对书的评价,二是给书定级别,所以我的权力也算不小,国内收件人能不能收到这本书关键就看我这支笔怎么写。当然不是瞎写,也得讲原则,譬如说九级可以写成八级、七级,甚至五级,但绝不能写成二级,也就是说马可以说成驴,但大象不能说成蚂蚁。这也是海关监管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当然这个原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没那么大能耐,这是我师傅教我的。师傅比我大几岁,我进关的时候,她的工龄加关龄已经十年了。她参加工作早,并不意味着她的学历低,她也是研究生,据说是通过自学考试从专科一直读上来的,对此我格外钦佩。我后来读了半年的自学考试,老师见我那么高的学历还读自学考试,觉得奇怪,三天两头过来审我,审完了又问我有没有同学在报社,帮他发篇论文。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当了逃兵。师傅学的是英语,她后来当了外语组的组长,专门审查英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她手下有几个兵,专门审查其他语的黄色和反动书籍。这样我和她的距离又拉大了,明眼人都知道,中文小学生都看得懂,英文的小说或专著,别说大学生,研究生也未必能看明白。
我住在火车站后面。大院门口那条街叫马泰路。我和一个武大的毕业生朱镇住在一起,住在对面的还有几个武大的毕业生。晚饭后我们常在马路上散步,一直走到马路尽头。那里有一条大沟,沟里种满了青菜。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八,今天看来,这钱实在太少了,但当时还不算低。有个以工代干的同事,工作了十几年,也就拿一百七。她拿着工资表把我和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比,心里十分不平,并因此对我很愤怒,好像我是国家制订政策的人,利用职权把她口袋里那份装进自己口袋里了。尽管如此,当时的物价已经在不断地涨,我的工资还不够买青菜吃,所以我和朱镇看到满沟的青菜不免欣喜若狂。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上市场买过青菜,也不知道市场上的青菜已经涨到几块钱一斤了。一下班我们就顺着马路走向尽头,然后跳进沟里,摘菜。有一件事我们都心知肚明,那就是青菜不会自己整整齐齐地长在沟里,想到这里,我们的动作就会慢下来,慢下来并不意味着停止,我们的工资毕竟不够买青菜吃,而且又没有人来送我们去派出所,所以这项功课还得继续做下去。
  有一天我们太过放纵双手,菜摘多了,吃不了,丢了可惜,我就带回单位给了师傅。师傅说她还没成家,叫我转送别的同事。这样我就养成了给同事送菜的习惯,当然不是每天都送。由于每次送菜时没有造花名册登记,难免挂一漏万,而且送的菜也未必合人家的心意,所以不到一个月我差不多把全科的人都得罪了。得罪最严重的是刘老太。刘老太就是说我身体素质差的那个老太婆,她本来已退休了,但强烈要求返聘,单位只好把她返聘回来。她是专职政工员,管全科的吃喝拉撒和思想动态,由于吃喝拉撒基本上都在家里搞掂了,所以实际上她就管后面那半截。我后来对在印刷品科的工作进行了反省,开始怀疑自己是故意把刘老太给忽略了,这样说来就显得我的心胸很狭隘,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对谁不好,这不太像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
  我在大学里混进了党的组织,这使我后来面对党的优秀儿女时感到很惭愧。刘老太每次开我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时对我这种人能够混进党的组织感到很愤怒,对此我也毫无办法。我大学时的政治辅导员是我的老乡,他每隔几个星期就要我写一份思想汇报,然后就把我塞进了党的队伍。我后来一直想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譬如说领导上让我教书,我尽管不愿意,还是会按时去上课,学生不听我讲课,自己在下面安排节目,只要不影响他人,我也不会太过为难他,而且我绝对会把课时上满,连半分钟的水都不会缩。这一点领导上派人考察过,证明我是个诚实的人。我实际上本质并不坏,只是有时难免会放纵一下自己。刘老太一点也不考虑我的这段心路历程,在她看来,我每项活动都是针对她的。这样我的处境相对其他人来说就要悲惨得多。譬如说我有个脱痔的怪毛病,三天两头,这位痔兄就要探出头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每次大解难免会花点时间来敷衍它,蹲厕所的时间就很难确定,有时长,有时短,最长超过三小时,站起来两眼发黑,一头栽倒在地。这个悲惨的故事不能老挂在嘴边逢人就说,不知底细的同事对我老占着茅坑就有些意见,心地好点的人说我有恋厕癖,心地坏的人说我偷懒。刘老太就不是说不说的问题,她恨不得杀了我。这老太婆泌尿系统有毛病,她那尿不受小脑控制,有时一上午拉不了一泡尿,有时一小时要拉几泡,我占着茅坑就等于戕害她的身体,对此我深以为歉,但我也没有办法。刘老太是管吃喝拉撒的,她都没办法,我连吃喝拉撒都摊不上管,更没办法了。我也找领导闹过,要领导再建一个茅坑。领导说,我们是在人家的地头上,建不建茅坑由人家说了算。领导说,人家未必愿意多建一个茅坑呢。说得也是,我们天天拆人家的邮件,而且还扣你没商量,害得邮局天天有收件人来找麻烦。如果我是邮局的领导,我就让海关把屎尿憋回家里去。可惜我不是邮局的领导,我只是一个新入关的海关干部,整天给刘老太追得屁滚尿流,连拉屎都给她监视。
  上班对我来说真是活受罪。我一见到刘老太就双腿发软,我特别怕她拿眼看我,她眼睛又大,眼神又足,两道眼光就像两把无影剑。一想到她两眼在看我,我就背脊发凉,把跟师傅在一起的一点欣喜劲也丢了。师傅年纪是大一点,但有气质,洁净、素雅、漂亮、大方,跟她在一起,我才有点精神劲儿。两人整天面对,又看些五颜六色的东西,难免心猿意马,我的眼神就老往师傅的敏感部位上走。那些天,一出办公室,眼圈发黑,四肢酸软,眼里就只见女人的乳房和大腿,有好几次差点给汽车撞死,幸亏师傅跟在后面,拉我一把,救了我的小命。师傅怕我走火入魔,很是担心,叫我晚上去找点节目。那时我还不知道晚上找节目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节目。
  托刘老太的福,她把我的病治好了。我整天背脊发凉,心火就上不来,走在马路上,也不会把汽车当女人。在办公室,眼神还免不了往师傅身上走,但次数没那么多。师傅还能忍受。
我在拆印刷品的时候,一不小心拆了一封信,拆开了才发现是美国领事馆的。在海关,这就叫出了事,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外交信函是免验的。我一个堂堂的研究生,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自然是不可原谅的。领导批评我,叫我停下手里的活,让师傅带着去一趟公安局,让公安同志把这封信复原。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我还没干过,而且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公安局,因此觉得撕一封领事馆的信,挨一回批还是蛮值得的。再说可以跟师傅单独外出,又避开了刘老太,真可谓一石数鸟。所以我后来一看到领事馆的信,不管是美国的,英国的,还是阿联酋的,都忍不住产生撕信的冲动,之所以没撕,一是不能老出事,二是怕见公安局的阿双。阿双是打字员,兼传达,譬如我们的信要送到技术部门去修复,就得通过她的玉手转过去。这样她也算是小有职权,如今有点职权的人都会用权,连小孩子都会,所以师傅就得对她低眉浅笑,我也陪着笑。师傅乐意做的事我都乐意做,何况是笑。师傅对阿双说,以后就由小江跟你打交道,小江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呢。这话让我很惭愧,高才生犯低级错误,这是其一,其二是师傅认为我还会继续犯错误,所以要经常跟阿双打交道。阿双说好啊好啊,多交个朋友。
  办完事已经十二点,阿双说,吃饭时间到了,一起吃饭吧。师傅的脸色有点勉强,她嘴角动了动,还没说出话,我就说,好哇,我请你和师傅吃饭。我这叫拖时间,宁愿花钱也不想太早回去面对刘老太。
  阿双带我们去一家小酒店。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所谓请人吃饭,就是请吃大排档,我还没在酒店吃过饭呢,就是吃大排档,也是师傅带出来的。我以前就吃点面馆饺子馆之类的,师傅见我整天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就带我去大排档,叫我多吃点肉,还叫我有空多煲点汤喝。我看吃大排档比饺子馆贵不了多少,吃得又舒服,就吃开了大排档,有时是自己吃,有时是跟朋友一起吃,更多的时候是涎着脸要师傅请吃。吃酒店我还没有那个经济实力,所以一进酒店我就双腿发虚,坐下后就全身出汗。我粗粗看了一下菜牌,一个青菜二十几,一个煲仔三十几,点三菜一汤我就要出洋相。我口袋里还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块钱呢,除了发工资那天。
  这是有生以来吃得最没滋没味的一餐饭,鱼呀肉呀塞进嘴里就像嚼木材。师傅说,看你一脸难受的样子,是不是没钱买单?阿双说,不是吧?第一次请我吃饭就想逃数。我说哪里哪里,这点钱还出得起。心里却在为这出戏如何收场发愁。我很后悔没有及时办一张牡丹卡。朱镇上个月办了张牡丹卡,他劝我也办一张,说是万一没钱了还可以向银行透支。我说这玩意儿太麻烦,要去银行存钱,还要交管理费,不办。我正一筹莫展,左肩给人重重拍了一掌,我一头火起,就想找人晦气,扭头一看,拍我的是位阿Sir,看起来还很面善。这人在哪里见过,就是想不起来。阿双开始骂他了,阿双说,死大伟,手脚这么重,你想把他的肩膀卸下来呀。说着就摸我的胳膊,问疼不疼。我的胳膊本来很疼,这时就不觉得疼了。她一摸一问,我脸上的颜色就挂不住,红了。师傅看到这里,抿着嘴偷笑。
[ Last edited by shisuchun on
at 04:48 PM ]
[ 本帖最后由 roydark 于
07:28 AM 编辑 ]
大伟就是那个片警,我当盲流的时候,他介绍我去一家酒店打工,尽管酒店老板恶心我,我还是很感谢他,只是我一不小心把他的呼机号码丢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失了踪。我说伟哥,好久没见,怪挂念你的。大伟找了把椅子坐下来,他阴阳怪气地说,挂念我,也挂念双儿。双儿立即叫了起来,她说,死大伟,一双臭嘴没遮没拦,我跟小江可是才认识。大伟啧啧连声,他啧完了说,谁不知道谁呀!双儿又要跟他急。他说,别闹,别闹,叫酒,我要跟我兄弟喝酒。说着招手叫部长。大伟叫了支XO,又加了几个菜,末了吩咐部长,把数入到玫瑰房。
  我倒满酒,连敬大伟三杯,我是真心感谢他,他总是在我困难的时候救我于水火,尽管这次不是救命,是救面子。在我看来,面子还大过命呢。大伟和师傅也很熟,他说,琳姐,又出事了?这次是得罪了哪国领事馆?师傅抿着嘴笑,眼神却往我身上开小差。大伟从玫瑰房出来时已经有七八成醉,连饮几杯,已经醉到九成了,但人还清醒。他说,知道了,找机会跟双儿见面,拿领事馆出气,小兄弟你可真有出息。
  如果请人吃饭就要惹火烧身,那么绝对不会有人请吃了。问题是有人捞到盒满钵满,不请人吃几顿他心里不舒服。我是属于没挣到钱又要摆谱的那种人,师傅说我惹一身骚是活该。她是拿我和阿双的事开心呢。自从那次饭后,阿双隔三差五就给我挂电话,她说,你出来吧,最多我请你吃饭。这样她一打电话我就得请她吃饭,害得我下个月的工资这个月就花光了,我只好在约会完了再深夜加班加点爬格子,然后求我的同学给我留点版面好登垃圾。我的同学都怕接我的电话,他们相互联系时有一句口头禅,喂!垃圾大王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如果不请阿双吃饭,我就会面临很多困难。首先阿双会不断给我打电话,我每接一个阿双的电话,就发现师傅的嘴角变得更像蒙娜丽莎;其次我去公安局办事就没那么方便,有些事是很难保证的,譬如说难保哪一天又会一不小心拆开领事馆的邮包,就算我不拆,我的同事难保哪天会心血来潮,拆一个邮包让我跑跑公安局。万一阿双心情不好,不给我传达,问题就会显得很严重。大家都知道,领事馆的东西是拖不得的。我每跑一回公安局,师傅的脸色就会阴晴不定,难免对我耍点小脾气。我尽管是学文学的,也看了不少才子佳人的小说,可对生活中的女人还是摸不准,你很难猜到她们什么时候要发脾气。我宁愿得罪师傅也不能得罪阿双。得罪师傅她顶多就不睬我,或者做脸色给我看。不睬我就不睬我吧,我也不睬她,她做脸色给我看我可以不看。但阿双不睬我我就办不了事,她给我脸色看我就得看。
我一收到家书就特别难受。我老爸特别爱给我写家书,一个月要写两封。尽管说的也就是家长里短,可我看了就心烦。我爸是个老实人,他的最大特点是一无所嗜,他的另一个特点是没用。说他没用也就是说我没用,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我本来就应该在家里跟着他耙地,我这身骨架子就是生来耙地的,他偏要让我去读书,而且苦拔苦挣供我读完研究生,让我到城里来当干部,害得我空有一身骨架子,没一点力,还给人骂成林黛玉。我老爸有个观念,他认为把儿子供了出来就得顾家,要先把家里拾掇好,迟一点再谈 婚论嫁,所以对我工作大半年没怎么往家里寄钱很有看法。这种观念在我乡下很行得通,家乡的父母官说,供一个大学生就是脱贫一个家庭。对此我也有同感,问题是我在大学里欠了不少钱,毕业后就拼命还钱,后来还遇上个双儿,害得我连自己的肚皮都填不饱,只好把家里先搁一边了。再说我始终觉得家里有吃有穿,什么都有,就缺个钱。没钱也能活下去,有钱当然会活得好一点。老爸可不理这一套,他说我再不寄钱回去,他就要过来看看。他以为我在城里三妻四妾呢。
  老爸觉得结婚是件简单的事,城里的姑娘花心,又看不起乡下人,不如在乡里找一个。他说石留就是一个好姑娘,找她就行。他把石留当成了未过门的儿媳妇,在街上碰到了就要拉到家里去吃饭。石留没有像别人家的未来儿媳妇那样,不时到未来婆婆家拾掇拾掇,他倍觉伤感。他对洪玫不仅没有好印象,而且没有好脸色。洪玫是石留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大家都觉得石留比洪玫漂亮,清纯,可爱,可我就是喜欢洪玫,因为她艳。直到今天我对娇艳的女人总是怦然心动,这是我的致命弱点。譬如说双儿,尽管我很烦她,可我还是给她迷住了。她还破坏了我和师傅的美好关系。我刚对师傅有点精神劲儿,就给她搅得一塌糊涂。
  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老师说我不理智,常把心思用歪。他指的是我上课看小说,高考前谈恋爱,而且恋爱又不恋石留,去恋洪玫。简直不可理喻。就该当头棒喝。他现在给我写信还是这样批评我,还叫我吸取教训。班主任老师对我用心良苦,他比我老爸还关心我,而且他年纪又老了,刚评了个特级教师就要病退,所以我不会和他较真。但如果说以前那叫犯错误,我就准备再犯错误。我是指处理师傅和双儿的关系。师傅是个可爱的女人,如果她愿意嫁给我,我立马就跟她去办手续,尽管她比我大几岁,这可能会贻人口实。问题是师傅一直对我露出蒙娜丽莎的微笑,此前她的笑也不明朗,害得我惶惑、疲累,老做噩梦,梦里给汽车撞死。因为我老把汽车当做师傅来拥抱。我想就算假以时日,我也未必有机会亲到她的香腮。大概师傅这个年纪的女人都是这副德性,我真是又怕又爱。双儿就不同,她笑起来格格连声,你要亲她的香腮,她还会凑上雪白的脖颈。只要不把她的肚子弄大,你让她干什么都行。我毕竟处在提倡市场经济的时代,急功近利是人的缺点,也是人的特点。何况我还是个乡下佬,乡下佬就爱贪个小便宜。
  我心情好的时候就请双儿吃饭,心情不好时就不请。如果她还来聒噪我,我就在电话里说,你得了吧。这样双儿就会在那头哭鼻子,还会说,你没良心。女人说男人没良心实际上就是说男人不道德。说这种话时男女关系至少发展到了床上。对此我也不想讳言。我就被她勾搭上了床。问题是双儿不是处女我还是处男,对此我不太在乎,双儿倒很来劲。她认为我生是她的人,死是她的鬼,不能占了便宜就卖乖,跟她玩沙扬娜拉。而且是不是处男又没法证实。对此侮辱我实在难以忍受。我们乡下人最老实,说话当真。但我也犯不着为这事较真,如今满世界找不到处女了,我还去求证处男,岂不贻笑天下。
我有时会请师傅吃饭。师傅心情好的时候就会答应我。我们在大排档吃。吃饭时师傅老爱问我跟双儿在一起干什么。这时我就觉得师傅是个普通的女人,她像其他女人一样,有点蠢。有些话不问比问了好,听了只会更难受。可女人偏要问,听过了心里不舒服,就跟你使性子,让你也跟着难受。我对师傅说,不干什么,就数马路。师傅说是吗,然后一个劲喝水。那几天师傅心情不好,她的第一个徒弟给海关清理了门户。就算不出这事,我也不会跟她讲跟双儿的事。那不是什么光彩的经历。
 师傅的首徒收了两千块钱,放了个邮包。收件人出了邮局就去政治部告状。这位同志七十年代就犯过类似的错误,收了人家两百块钱,结果给劳教三年。当年安排劳教人员的政策是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所以他又回到了海关。有人犯了错误,对单位来说就叫出事。如果这事具有轰动效应或者曝了光,就叫出了大事。领导是个文化人,也是个老实人,在他打理的这块旱地上也会出点带&水&的事让他脸上无光,尽管党组还算给面子,大会小会上都避免提及,领导的心情还是欠佳。还有一件烦人事,邮局落井下石,把饭堂给撤了,害得同志们没地方吃饭。为解决吃饭问题,领导带我去找邮局谈判,领导说全单位就我书读得多,还有同学在律师界,该派上用场。我对邮局领导说,你们有义务有责任给海关安排工作、生活和办公的场所,这是《海关法》明文规定的。邮局领导说,是吗?知道了。就不再睬我们,只顾着自己喝茶。他喝了两壶茶,才对我们说,不好意思,局党组要开会,以后再谈吧。
  吃饭问题终于没有解决,我后来对谈判也失去了信心,领导再找我,我就去跟刘老太争茅坑。领导后来终于也放弃了,他说,没饭吃还是件小事,与邮局的关系搞不好才是大事。后来邮局搞了个特快专递,故名思义,特快专递就在于快,而快不快关键在海关,所以邮局主动起了个新饭堂,建了几个茅坑。当然这时我和领导早已不在邮局了,不提也罢。
  没饭堂的日子里,我和师傅就去吃大排档。吃完了大排档,我们就逛马路。有一天,我和师傅在逛马路,有个叫贾四等的人挡住了我的去路。这人穿了双破拖鞋,满头乱发。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本来应该在海南省委宣传部当部长秘书的。我和师傅在大排档请他吃饭,他说海口那乡下地方真寒伧,白天停水,晚上停电,最难受的是没肉吃。他说,肉可是我的命哪。师傅说,那你就多吃点肉。说着拿了双公筷往他碗里夹菜。吃完饭,贾四等说一分钱路费也没有,要赞助。我口袋空空,他就把师傅身上的七百块钱搜走了。他走时说,你女朋友不错,气质好,就是看起来显老。然后他就在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了。后来有个词语叫杀熟,意思就是拿熟人开刀。我在南州的头几年,经常给人当&熟&杀,始作俑者就是贾四等。
我叫江摄。我原来的名字叫江不二。我后来读金庸的武侠小说,知道有个人叫孙不二。这两个不二有什么关系,我一直想问我老爹,但一直没来得及问。我读初中时就把不二的名字改了,别人说爹娘给的名字不能改,改了会短寿。我不信这个,但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有人要我跟她一起改名。这个人叫洪玫。洪玫原来叫洪英。因为她出生在崇尚英雄的年代,她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希望女儿有个英雄的名字。我父母都是农民,父辈们给后代取名都是些很俗的字眼,譬如树呀华呀根呀一类。父亲给我取的名也不算太俗,我自己把它改 俗了。之所以选了个摄字,是因为我到十八岁还不认识它,我一直把这个字读成&扯&,摄影在我的嘴里就是扯影。那时乡里也放些电影。放电影的时候,附近村里的孩子就结群搭伴地跑去看。大家都对电影里的故事感兴趣,就我对故事前面的字幕感兴趣。男主角是谁演的,女主角是谁演的,甚至匪兵甲是谁演的我都知道。头天晚上放了电影,次日我就会在班上炫耀,说导演是谁,摄影是谁。这时洪玫就在旁边笑我,她说,他说扯影啊,他说扯影。那时洪玫是个小茄脸,鼻子软塌塌的,一点也看不出她后来的性感,否则读小学时我就在她脸上多留点口水,免得后来老嫌啃她不够。
  我和洪玫住隔壁村。这并不表明我享受的生活待遇跟她很接近。我常常饿着肚子上学,老妈只让我吃半饱。洪玫有时也会在放学前喊肚饿,那是因为她不愿意吃饭,她是活该。我也是活该,因为家里穷。穷人挨饿也是活该。放学以后,我还要去砍柴或者拾粪。这两样活都是活命的,砍柴是收集燃料,煮饭要用,拾粪是挣工分,也就是挣口粮。我一天能挣到五个工分,相当于半个劳动力。粪的质量不同折算成工分的比率也不一样。最值工分的是人屎,其次是狗屎,再次是猪屎,最不值工分的是牛屎。究其原因,除了物以稀为贵,大概也跟臭的程度有关,越臭对农作物的生长越有利。当时尽管很穷,没什么东西吃,但人总归是比狗吃得好一点,狗又比猪吃得好一点。狗屎比猪屎臭也可能与狗抓耗子有关。那年头狗抓耗子的事特别多。人们说狗抓耗子是多管闲事,我想狗未必比人还无聊,说不定它偷偷把抓到的耗子吃了。那年头狗能吃的东西都给人吃了,狗无东西吃,只好逮着什么吃什么。
  我放学走在路上,两眼常常四处睃巡,看有没有人拉屎,或有没有人拉过屎,用句江湖话说,这叫踩场子。有一天我看到洪玫蹲在一条旱沟里拉屎,赶紧跑回家拿粪箕,来回二十多分钟,她还蹲在那儿拉。原来小丫头尽吃肉,不吃青菜,肠胃里缺纤维,尽是油,所以拉不出屎。最后她拉了粒屎团子,也给我拾到了粪箕里,我总不能白等呀。第二天她就跑去找校长告状,说我耍流氓。
  校长长了副驴脸,他的嘴就像只粪箕。他让我站在他面前交待问题,让洪玫去给他买蕃茄,也就是西红柿。洪玫买回来两个西红柿,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校长用作业纸擦了,大口吃。我那时还没吃过西红柿,那天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洋玩意儿。我看着校长吃,口水忍不住流到了下巴。校长说,恶心。顺手甩了我一耳光。
  第二年队里就开始种西红柿,也不知是天旱还是虫咬,总之是长不大,还没红,就给摘了下来,和其他菜一起放在稻场上给人分。我想起校长吃西红柿的事,就对分菜的叔公说,我要西红柿,别的菜不够分就不要了。结果我就捧着十来个鸡蛋大的西红柿回了家。晚上我就给老妈拿着棒槌追得满村子乱跑。她说,败家子,好好的青菜不要,瓜不要,要几个青头寡面的烂蕃茄,蕃茄能当饭吃吗?
  我当然知道蕃茄不能当饭吃,但蕃茄能解馋。我拿两只蕃茄解了馋,叔公就不给老妈换其他菜了,气得老妈哭了半天。
老妈对洪玫一向没有好感。她们第一次见面就闹对抗。那天我跟小伙伴们玩把戏,把心给玩到哪个深山野岭里了,回到家里烧火做饭,我还在想着外面的把戏,双手只知道往灶里送柴火,两眼盯着火光发怔。老妈收工回来,揭开锅盖的时候,锅里冒出一股黑烟,呛得老妈直咳嗽。我站起来一看,铁锅已经烧成红色,而且裂开了七八道痕。原来空锅烧了一个钟头。我知道有一顿好打,撒腿就往外跑。老妈拿着条帚追着我的屁股打。我一路瞎跑,跑到隔壁村,跑过了洪玫家门口。
 洪玫拦住了老妈,她一手叉腰,一手指着老妈说,不准打人,打人是犯法的。老妈在火头上,不仅要打儿子,还要打这多事的小丫头。小丫头不怕事,她对老妈说,你敢打我,我叫我爸抓你,我爸是公安局长,我妈也能管你,我妈是妇女主任。老妈说,哎呀,好大的官呀,我怕,我怕。尽管老妈一脸嘲讽的表情,她心里还是怕的。老百姓就怕说什么的人,我老妈在家里可以闹得天翻地覆,但说什么的人一来,她就变得很乖。老妈扬了扬手里的条帚,冲着我喊,乖儿子,你跑吧,跑远一点,最好跑得回不了家。说完就拖着条帚往家走。我知道老妈喊反话,她是怕我跑迷了路。
  洪玫这小丫头一直比我有出息。她敢对我老妈说打人犯法,这个道理我一直不懂。她有个好爸好妈,从小就比我优越。譬如她每周都要进一次城,我直到上初中才由伯母带着去看姑妈,才算路过了县城;又譬如我上初中还得打赤脚,洪玫每天换一双鞋;再譬如洪玫每周都会有一本新书,我除了课本,没买过半本书。当然这最后一个譬如我比较喜欢,我可以从洪玫那儿借书看,而且迷上了书,也就是迷上了小说。大概是这类譬如太多的缘故,老妈觉得养不起这么高贵的媳妇,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我带洪玫回家,老妈从不给她好脸色。我家算是穷人中的穷人,平时吃饭也就是青菜、萝卜,那时吃肉要凭票,豆腐又比肉还贵,所以连豆腐都难得吃到,家里来了客人也就打两个鸡蛋。洪玫来了,连青菜萝卜都没得吃,就臭咸菜。老妈是故意恶心她,让她知难而退。洪玫大鱼大肉吃惯了,在家都挑点青菜吃,她最馋的就是咸菜,咸菜就像她的命。她爸她妈是干部,懂点文化知识,知道咸菜吃多了对身体没好处,不让她吃。这就叫想吃的没得吃,不想吃的偏要你吃,据说上帝制定的游戏规则历来如此。
  与其说洪玫跟我回家是与我有早恋倾向,还不如说我家的臭咸菜更具吸引力。她咸菜就白饭要吃两大碗,吃得肚满肠圆,吃得我老爸老妈傻了眼。这种吃法只有在我走亲戚时才会出现,在亲戚家没人限制我的饭量,又都是好菜,我每每吃到两眼翻白还不想放碗。老妈老爸很迷惑,私下里嘀咕道,富人家的孩子也吃不饱?
  石留来家里老妈就特喜欢。石留第一次是跟洪玫一起来的。老妈一看到这女娃就欢喜,偷偷把她拉到一边,问家里有些什么人,都在干什么。石留说,有父母,在家里种田,有个弟弟,在读小学。老妈一听愈加欢喜,她特地叫人去集市买了豆腐,还称了半斤猪耳朵。席上不停给石留夹菜,对洪玫睬都不睬一下。这种鲜明对比让石留很不好意思,她脸红到了脖子。洪玫在饭桌上也手足无措,她一双筷子不知往哪儿伸。因为老妈只顾着石留,忽略了恶心洪玫的传统游戏,忘了上咸菜。洪玫就像丢了魂,一双筷子东戳戳,西插插,最后就吃了两片猪耳朵,吃了半碗饭。临走老妈又温了两个熟鸡蛋,偷偷塞进石留的口袋里,并嘱咐她过几天再来家里吃饭,老妈还强调说,你自个儿来,不要带洪玫。石留又闹了个大红脸。
前面已经讲过,我上初中时还得打赤脚。并不是我没有鞋穿,我老妈每年都要给我做几双鞋,但大热天穿一双布鞋实在不是一件快乐的事,赤脚在路上走倒是件很开心的事。对于农家孩子来说,离开床就是两件事,干活和玩把戏,这两件事都是很要命的,穿双鞋子不仅浪费还很累赘。大家都习惯光着脚丫子在田头村里走来走去。如今我在大城市工作,每天都要衣着光鲜的上班,除了大热天在家里可以光着脚丫子在地板上走,其他时候要是光着脚丫子就会给人当成精神病。如今我想穿什么样的鞋就可以去买,就算我不买,单位也会发给我,每年都会发两双。但读初中的时候要穿一双买来的鞋可算是天方夜谭了。我长到十几岁还没穿过买来的鞋呢。
  有一天我在坡地上捡麦子,发现一双塑料凉鞋,捡起来一看,一只完好,一只底断了。我把这双鞋子捡回家,用钉子和车胎皮把断底连接上。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出自工厂的鞋子。可穿上这双鞋子也就是穿上鞋子而已,实在并无什么乐趣可言。我还是习惯于光着脚丫子听课,所以下课时找不到断底的鞋子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我不可能穿一只鞋子离开教室,而另一只鞋子真的已经找不到了,我把满教室都找遍了。我只能光着脚走路了。我离开教室的时候,有个人把我堵在走廊里,他说,穷巴佬,你不是穿着拖鞋来的吗?这人是某个教师的儿子,他跟我同桌,曾用钢尺砍裂了我的大拇指。我当时真想对他大打出手,但我忍住了,我还忍住了剧烈的疼痛,不让眼泪流下来。我知道是这人在作弄我,他还想恶心我,我偏不给他机会。我用一种很鄙视的目光看着他,然后绕开他。
  我知道全学校就我打赤脚,这当然是件很不礼貌的事,但并不是件很可耻的事。这时我发现洪玫和石留站在台阶上,正看着我,她们脸上是一种很怪异的表情。那只断鞋正吊在她们头顶的电线上。我实在忍无可忍,但我还是忍住了。我知道旋转身一出拳就可以打他个狗血喷头,让他血污满面哭哭啼啼去找他老爹告状。这样做的后果并不好,有个同学就这样做过,结果是他老爸扛了一袋优质米去镇上卖了,买了几大包补品提着,低三下四去找某老师陪罪。我老爹苦拔苦挣供我读书,天天向些不相干的人低声下气,我不能让他在这种事上向人低头。我光着脚丫子从我心仪已久的女孩子身边走过去。
  那天我在田野里走了很长时间,走到两只脚发软我才回家。到家门口就发现洪玫和石留坐在门口的竹床上看小说。她们一人拿一本书,背靠背坐着,两双光脚丫白花花的正在门口的石板上抹来抹去。石留穿了套白底蓝花的连衣裙,有点旧,看上去像是洪玫穿过的。洪玫则穿了身白色的套裙,有点像现在港台的学生套装,给人青春活泼的感觉。她们露出洁白的牙齿对着我笑。看到她们灿烂的笑容,我的心情顿时豁然开朗。
  我坐在门口的石凳上跟两位女同学聊天。老妈笑眯眯地拿了双人革皮凉鞋给我,说,洪玫买的呢。这大概是她惟一一次对洪玫露出笑脸。我的一点好心情马上给破坏了,我粗粗瞥了眼那双绛紫色的凉鞋,说,给老二穿吧。然后我走出大门,顺着弯弯曲曲的塘堤走向田野深处。田间荒野就像我的精神家园,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往大地深处走,老妈打我的时候我也是往田野深处跑。赤脚走在茅草堤埂上是一种很特殊的人生体验。多年以后,我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抬头就看到楼房和车辆,除了在盆景里看不到半点泥土,地上全铺了水泥和砖石,偶尔有拉泥车洒了泥土在马路上,就会有人当交通事故报警。泥土眼看就像《未来水世界》里讲的那样要当金子使了。我于是很失落、惶惑,觉得精神家园日渐荒废,日渐迷失,已经找不到可以平息内心燥热的地方了,于是我会开车跑出城市,然后弃车走向田野。我坐在田边看老农耕地,一坐会坐几个小时。如今留在家里种田的都是老人了,他们的儿女都去城里打工。老人们精心伺弄着田地,把丰收的喜悦藏在谷仓里。我有时也会跳下田,接过老农的犁把子,来治治心里的痒痒劲,可老农并不欣赏我的把式,他觉得年青人就该去城里闯世界。祖祖辈辈留下的那点技艺让人笑话呢。
我一上初中就十分热衷于洪玫的身体。她就坐在我旁边,我一扭头就看到了她,就算我不扭头,眼角的余光也能看到她。一有机会我就拿眼光追逐她,乐此不疲。实际上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喜欢洪玫。那时她已经开始正经吃东西,身体发育得很圆熟。她本来就是个美人坯,以前不吃饭才显得骨瘦如柴。小学五年级要上晚自习,因为要考初中。吃过晚饭每人拎着一盏煤油灯上路。上自习的时候就把煤油灯放在自己桌面,灯影摇曳里一双双渐渐成熟的脸似模似样地在学习,实际上都在想着白天的游戏,那才真的叫做浪费煤油呢。全教室就数洪玫的煤油灯最亮,就我的煤油灯最暗,我就常常借口光线太暗跑到她身边看书,实际上是想闻她身上的香味,看她红红的小脸蛋。下自习课以后我们有时也玩捉迷藏。大家把煤油灯收在桌子上,一帮人扮猫,一帮人扮老鼠。洪玫在扮老鼠的时候喜欢躲在她外婆的小屋里,那里有一张烂藤椅,她偎在椅子里,屏息静声。我钻进小屋,轻车熟路摸过去,慢慢把洪玫摸进怀里。摸进怀里以后该怎么办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抱住她心里很舒服。渴望这种舒服能够长久一点,再长久一点。当然洪玫未必有这种感觉,她说,小不点,快松开,你箍死我了。从她对我的称呼可以看出我当年长得很矮小,我本来是个大块头的坯子,由于营养不良,长不大,就像洪玫不吃饭长得不美一样。我读小学时比洪玫还矮,上完初中就比她高一个头,上完高中比她高两个头,上完大学比她高三个头。我临毕业时她去北京看我,必须仰视才行。这也是她不愿嫁我的原因,她说差距这么大怎么说什么呀。对这一点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身高上的差距对说什么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我自己就一点也不感到这方面的困难,问题是她感觉到了,她感觉到了就可以不嫁我,这不是害了我吗?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赞成改革开放,尤其不赞成搞联产承包,让农民继续吃不饱饭,我也整天挨饿,就不会长那么高了。可大错已经铸成,我毫无办法,只能在回忆里过日子。
  我与洪玫真正有肌肤接触是在初中将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无所事事,跑到镇上去瞎逛。在街上撞到了洪玫,她在怀里抱了两只白色的大枕头。她见到我就笑得两边嘴角往天上走。我就喜欢她这个样子。我还喜欢她任何一种衣着打扮。顺便说一声,我也很热爱她怀里那两只大枕头,就像热爱她怀里刚刚成熟起来的两只大乳房一样。尽管我一天比一天庞大起来,可我的枕头还是千年不变的三寸金莲。当然剩下这段路两只大枕头就抱在我怀里,洪玫就一路甩着手,嘴里还喋喋不休。
  我们回到了她妈在人民公社的宿舍里。那是一座平房,她妈以前在那里办公兼住宿。她妈后来去了县里,但房子还给她留着,实际上成了洪玫的半个闺房。房子不算大,也不怎么漂亮,住起来未必有我自己的房子舒服,但住进这种房子里就象征一种特殊的地位和身份,谁住进去大家就羡慕谁。我们就在那里拥抱,接吻,然后在床上滚来滚去。
  多年以后我在城里跟一个叫阿双的女孩说什么,因为不懂说什么的技巧给她讥笑讽刺了一场,还因为是第一次说什么给她挖苦了一顿。那时我已经读完大学且工作了大半年。
  我和洪玫除了在床上啃和滚实在不知道还能干什么。当然洪玫可能知道说什么的事,她有条件受到性教育。当然就算她知道也不能告诉我,因为她是淑女。多年以后我跟她滚到乱七八糟的时候,我问她当年会不会说什么,她就笑了。她笑了以后还是不回答我,至今我还是解不开这个谜,我也不想解了。就像当年的许多数学题,我至今还是不会解,我也不想解了。
  我和洪玫滚到精疲力竭的时候,两人都不想再滚了,滚下去也没意思。我们坐起来,洪玫整理衣服,梳理头发。她一瞬间就把凌乱的衣服、头发摆布得洁净如新。她的衣着总是很整洁,干净,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这一点特别让我欢喜。我后来就总是对那些衣着洁净头发光鲜的女人特别感兴趣,大概就是洪玫影响的。我们坐着喘气时,听到隔壁有个女人在说话,她说在公路上看到了洪玫,跟一个男生走在一起,几里路走了三四个小时。她的结论是洪玫在谈恋爱了。
  后来石留来了。她显然是应洪玫的召唤而来的。她看到我和洪玫在一起并不感到惊讶,她惊讶的是我一身衣服都湿了。她拉着我的衬衣后摆说,全湿了,快脱下来洗一洗。她说现在洗,半个小时就能干。我没有穿背心,坚决不脱。我扯了扯衣角,说,我走了,你们玩吧。我不知道叫她们玩什么。
如今我是个人民教师。我给学生讲一门与文学沾点边的课,这门课叫《公文写作》。学生对这门课不感兴趣,对与这门课沾点边的那个东西稍稍有点兴趣。为讨好学生,我就在课头课尾讲点文学知识,当然是以小说诗歌的形式来介绍的。这就不免涉及到哥呀妹的,有一回正讲着,发现校长坐在后排。我不能半途停下,只好继续讲下去。校长的面相本来就不好看,我讲完了,他的脸就成了焦炭。
  校长让我去他办公室。他说,下节课你不用上了,让石留顶你。这是石留来了后我第二次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上次我说这几年就是为人作嫁衣,结果被叫到校长办公室训了三个钟头。校长训完了说,你写个检查,跟入党申请书一起交上来。前面已经讲过,我大学时期就入了党,可在校长印象里我根本就不像一个党员。这件事让我很困惑,校长让我一边写检查一边写入党申请书,这表明他还没把我当外人,还是希望我进步。问题是我这人不争气,太辜负了校长。我往校长办公室走时就不断埋怨自己,叫你教公文,你就好好的教公文吧,你讲个什么劳什子的小说诗歌!小说诗歌能当饭吃吗?
  校长办公室在四楼。我走进去时发现军伐坐在里面。校长见到我,说,小江,坐。他让我坐在军伐旁边。对军伐我一向没有什么好脾气,平时见面也懒得睬他。他把学校治得像个军营,害得学生见了老师像犯人见了管教。我对他意见大着呢。可意见归意见,如今我要与他共事了。校长找我就是为了这事。校长说,小江我看你也不太适合教书,教书是埋没了你。你这人是块璞玉,得找个名匠来琢磨。还有你这人太懒散,爱犯自由主义,得找个坚持原则的人与你搭档,这叫领导班子的性格差异。校长讲了我又讲军伐,他说老吴是个党性很强的人,要我好好配合他。老吴就是军伐,他的大名叫吴进。当然我从来不叫他老吴,我就叫他军伐。但从今以后不能再这样叫了。如今他是我的领导。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就成了副主任,给军伐打下手。这件事让我既开心又恶心。开心的是我终于做了官,这是老爹老妈梦寐以求的。不开心的是我要给一个叫军伐的人领导。这人才初中毕业,在部队里混了个营级,转到地方成了个科级,态度粗鲁,方法简单,却要领导我,这不是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吗?
  我对校长一向心存感激,这是因为他在处理涉及到我的事情时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就是说他很偏袒我。譬如说我和阿双的事情他就帮了我,算是把这事做了个了结。
  我和阿双的事是这样结束的,前面已经讲过,我被阿双缠不过,尽量避开她,但也有避无可避的时候。这时候我就得请她吃饭,饭后她说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有一次她要去逛公园,而且要逛流花公园,我只好带她去。我们在草地上坐,聊天,吃雪糕。我的心情很不好,因为吃饭又花了我一百多块钱,这天才八号,也就是说这个月我肯定要面对经济危机的问题。我看着湖水发呆,有一句没一句敷衍阿双,心里在想到时找谁来解决经济危机。除了师傅还有谁愿意借钱给我呢,我实在想不出来。这时阿双惊叫起来,原来她的手袋给人拖到了我们屁股后面。她两声大叫,拖她手袋的人就松开手,撒腿跑开了。我并没有像阿双希望的箭一样冲出去抓住偷包贼,我只是站了起来,看着那人走远,然后捡起阿双的手袋。这件事让阿双既失望又伤心,我送她回去的路上她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不想说话,我们默默地走了一路。分手的时候,她到底憋不住那句话,讲了出来。她说,看你人高马大的,怎么我就没一点安全感?这句话很伤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没鬼用。尽管如此我也不想跟她吵架,我已经懒得跟她吵架了。我对阿双说我走了。
  走在路上我开始心潮起伏,尽管我是男的,她是女的,可抓贼在她是专业,在我最多算业余,她不去抓贼,倒怪我反应迟钝,还对我上纲上线。这是什么逻辑?再想想跟她处的这些日子,真是痛苦多,欢乐少。我越想越气愤,就跑到马路边去给阿双挂电话。我在电话里说,反正大家在一起都不快活,不如就这样算了。我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也不管她在那头有什么反应。我知道她一定很震惊,而且会暴跳如雷。果然她不断地呼我,我不复机,最后她把我的呼机呼烂了。
  这件事还没完。第二天一早,我正在审查故事片,阿双杀进了我的办公室。她当着我同事的面要跟我做个了结。她说着就把抓贼的那一套东西用来对付我了。她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我可是半点武功也不会,尽管我们在个头上相差悬殊,真要打起来我未必能占到便宜,再说当着大家伙的面,就算我打赢了也不光彩。好在办公室里人多势众,大家七手八脚就把阿双拦住了。其中刘老太最卖力,她人是老了,但吨位大,她往办公室门口一站,蚂蚁都进不来,更别说一米六○的阿双了。这事让我很感动,从此我不再与刘老太作对了,她要批评我我就听着,她要教育我我就接受,目的就是骗她开心。
  这件事最后给校长摆平了,校长使了什么手腕我不知道,他也不会告诉我。总之我是在西伯利亚也呆不下去了。校长说,党组要我去组建海关学校,你过去帮我吧。其实我跟校长也没有太深的交情,不知他为什么老要帮我,大概是把我当成了他的人吧。
  我和校长去海关学校要路过公安厅,这时我就会想起阿双,尽管我们爱情没了,友谊没了,甚至还断了联系。我差点就做了公安家属,做公安家属有诸多好处,譬如可以开霸王车,可以唬人。如今穿制服执法的人不少,但真正震得住人的也就一个公安。对此我很遗憾,但我也没有办法。
石留跟我住隔壁。老程的意思是我俩应去民政部门扯张纸,然后摆几围酒,两人就住在一起了。这是一个好的愿望,但不是一个好的现实。现实情况是我和石留走不到一起。这一点是给实践证明了的。实践的地点有三个,一是江边,二是江边的芭蕉地,三是宿舍大楼。在学校,学生谈恋爱是被禁止的,男生和男生走在一起,女生和女生走在一起是正常,男生和女生走在一起就不正常,会被监视。在学校,男老师和女老师谈恋爱没人敢设禁,男老师和女老师走在一起也正常也不正常,但无论正不正常都没人敢监视。我和石留就更没人敢干涉了,大家都知道是我把她调过来的,调过来干什么呢,除了做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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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要去海边坐。坐在那儿不可能尽谈理想,总得来点现实。孤男寡女一现实起来感觉就很复杂,但总的感觉应该是幸福和快乐。问题是我没有这种感觉,我的感觉是痛苦、惶恐和不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了。我和石留中间有个结,这个结叫洪玫。我们在江边拥抱、接吻,两人都很投入,这时我就把石留当成了洪玫,我的手就变得很不安分,禁不住会上下摸索,但一到关键部位,就有一只手来抓我,我就醒过来了,知道摸的不是洪玫,是石留。洪玫从不阻止我的手向任何地方深入,于是我就变得不快乐了。当然这并不表示我和石留的关系不向深入发展。我们毕竟处在干柴烈火的年龄,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单独相处,首先我就禁不住她如花似玉的肉体的诱惑,她也坚持不了旷日持久的抵御。
  那天夜里天气闷热,我很难受,觉得胸闷气促,身上流了不少热汗。我爬起来冲凉,水管里的水开始还有点温度,后来流出来的都是深处的水,越冲越冻,冻得我上下牙齿直打架。那天是周六,同事都回了家,学生宿舍也没几个人,教师宿舍空空荡荡,黑灯瞎火。叹一口气几里外似乎都能听到。我冲完凉仍然睡不着,就去敲石留的门。我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石留会让我进去,会让我上床,还让我抱住她。她让我抱住她睡,睡到天亮也可以,如果没有人来打扰的话。她一人住一间,我还有个室友一起住,所以我到她那儿睡是自然而然的事,她来我这儿睡就不太方便。当然我们只是睡觉,还没干其他事。不是我不愿意干,是她不让我干。我对她的身体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我有时也会特别想要个女人,好让我紧张的身体松弛下来。石留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当然如果让我松弛了她会不高兴,我就不勉强她,她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她不开心我也会不开心。所以我和她也就只能到和衣而睡这个程度。
  那天深夜我去敲石留的门。石留开了门,对我说,又睡不着呀。她说完就爬回床上,我也爬上了床,搂住她睡。她穿了件浅蓝色的棉睡袍,我隔着睡袍摸着她的胸部,摸着摸着就睡着了。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石留还在睡,她的呼吸很弱,断断续续,若有若无,我看见她嘴角有两撮淡淡的绒毛,她的睫毛还是那样修长美丽。这时我的小和尚开始充血,坚挺无比。我爬到石留身上,双手开始胡乱动作。让我意外的是石留几乎没有抵抗就让我深入了腹地。她只是在下身一阵短暂而剧烈地颤抖后轻轻叹了口气。她的叹息留在我的心里。尽管我当时并不在意,我当时只顾疯狂运动,我的疯狂终于让她开始不断呻吟,不断扭动身体。最后她嗷嗷叫着用双手箍住了我的腰。我把一泡水放出来后,全身肌肉开始松弛,我躺在床上,右手揽着石留的头,回味着稍纵即逝的快乐时光。我并没有说什么后的幸福和享受,心中更多了一些惶恐和不安。那是一种无法交待的惶恐和不安。我和石留的实践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践的结果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实践的代价是我终于把一个好女孩拉进了好女人的行列。
  后来我对石留的身体渐渐地失去了兴趣,接吻、拥抱开始变得像例行公事。如果我哪天对她情绪激动,那就是把她当成了洪玫。我仍然会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去敲石留的门,然后抱着她大睡。这时候的石留实际上就是一个枕头。但枕头已经醒过来了,她逐渐对我的身体有了兴趣,并且日渐着迷。这是所有被觉醒的女人都要犯的通病。而这时我已确信自己不会找她做老婆了。我仍然沉迷于对洪玫的思念里,无法自拔。
  石留上完课后红光满面,精神十足。这一点不像我,我一上完课就像一只癞蛤蟆,软塌塌的。有人耐力好,站一天也不累,譬如说石留。有人说这是锻炼出来的,但我锻炼不出来,我站两个小时就趴下了。当然这也与事业心有关,石留热爱教育事业,我对教育事业一点也不感冒,对学生也没兴趣,当然我喜欢的学生除外。石留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她对谁都一视同仁,关怀备至。所以她年年评先进,年纪轻轻就当了讲师。我比她学历高,教龄也比她长,如今也就是个讲师。
  我坐在石留房间里,看到她进来就说,前辈,上完课了?石留一张红脸愈发红了,她说,领导,别埋汰我。说完跑进洗手间洗手,跟着拉尿。她的尿是一阵阵的,拉得马桶里的水哗哗响。我想她肯定四节课都没有拉尿,一下课就有学生围住她七嘴八舌提问,无论怎样无聊的问题,她都会耐心尽心地回答,以免伤了学生稚嫩的心,所以她常给尿憋得满脸通红,一回到宿舍就急着解裤子。一开始她做这些动作很不好意思,那时我们还只是接吻和摸摸乳房,后来她慢慢习惯了,尤其是在我们说什么以后,她甚至当着我就急不可待地把裤子拉下了一半或者把裙子掀到露出屁股,这才匆匆跑进厕所。
军伐当了办公室主任后搞了一套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限制学生的日常用品,譬如毛巾只能一条,茶缸一只,鞋两双,牙刷一把,牙膏一支等等。还有牙刷牙膏用完要放进抽屉里,这一点学生群起反对,大家都是从小受爱国卫生运动教育的人,谁都知道牙刷放在不通风的地方容易生细菌。我对军伐的改革措施嗤之以鼻,坚决反对。但军伐说这是校长办公会议决定的,校长办公会议我没权参加,也不知道他是唬我还是真有其事。而且我的权限就是执行,不是决策。回到宿舍,我对石留讲了这事,石留却沉默不语。
学校有项传统的功课叫早练。每天六点钟起床铃一响,学生要在十五分钟内到操场集合,先在操场操练,再跑步,从学校门口顺着马路沿一直跑到镇上,回来洗脸刷牙再去吃早餐。我做老师时,每天都睡懒觉,有时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天翻地覆也不知道,有时给闹醒了,听到外面一片噪声,很是反感。我做了办公室副主任后,军伐每天都来敲我的门,要我跟他去督导学生操练。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早知道做主任还有这项福利我就不做了。我站在军伐身边,看着学生一脸痛苦地走着方步,我也跟着痛苦。那时周怡就在队列里对我做鬼脸。她感觉我比她还难受,她就特开心。
  周怡是我老乡。她在武汉长大,后来跟着父母移民深圳。她到学校的第一年没找到机会认识我,所以倍感孤独。这是她自己说的。第二年我开始教她,第一次课我就让学生写自传。写自传有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要用,一入关人事处就要学生交自传,我是教公文的,学生的自传写不好我要负责任,所以一早就要让他们练,练到毕业时如果还不过关我就劝他回家耕地;二是我有考据癖,特别喜欢考证学生的历史,有的学生很调皮,把过去藏得很深,害得你教了几年书仍然不了解他们,所以必须布置这项功课给他们做,以满足我考据的癖好。当然有的学生很狡猾,他们会把别人的故事拿来讲给你听,如果你不认真考证就会上他们的当。如果认真考证,要做的工作就多了,当然也有意思得多了。周怡的自传写得真是好,我情不自禁地在班上读了,把她吹到了天上。这就为她找我制造了机会。
  晚自习后周怡来我宿舍。她穿了件浅红色的连衣裙,衬得脸上多了点血色,与白天课堂上的苍白对比鲜明。我让她坐在床上,给她泡了杯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因为苦。这些年我一直把苦当饭吃,所以有一点开心事我就特别快乐。周怡喝了口咖啡,苦得直咋舌,她把杯子搁在床头柜上,不再碰它。我们聊了一会儿闲天,聊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总之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对面教室的灯已经熄了,周怡起身说,我该走了。周怡走了我就关灯睡觉,一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原来大家都以为她失了踪,早把女生宿舍搜了几遍,又派了大批男生去海边寻找。因此周怡从教师楼走下去时,真正体会到了众目睽睽的感觉。那天的事就是这样。后来我跟军伐吵架,跟这件事也有关系。我对军伐历来就颇多意见,因为他老是在我上课时偷偷溜进教室。我不管他到底想干什么,是想监督学生还是想监督我,反正这举动很不文明,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但他是领导,我不可能对他破口大骂或者冲上去打他一耳光,我最多就提提意见或者忍气吞声。但这事让我很窝火,一直想找他的晦气。
  有一个雨天,我在南州的宿舍,有一件急事要找周怡。于是我跑到邮局挂电话。那天是周六,学生可以自由活动,大家都躲着军伐,所以军伐很闲得慌,只好猫在传达室听电话。他没听出我的声音,对我说,学生的电话不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他不喜欢周怡,因为周怡老跟我亲近,老不买他的账。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这时变得比外面的雨天还糟糕。我在邮局等了半小时,又挂了个电话,叫门卫去叫军伐听。
  我在电话里把军伐臭骂了一顿,他开始还跟我解释,后来就在电话里跟我对骂。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全校教职员工都知道了,我回到学校就等着领导批评,没想到领导反而升了我的职。领导说,我就是要提拔有个性的人,有个性的人就应该做领导,至于先进人物就继续做先进吧。这样我跟军伐成了拍档,尽管仍然是他领导我,但已经不是原来那种领导关系了。这是一个胜利,当然是一种很尴尬的胜利。我跟在军伐屁股后面就像一头蠢猪。周怡对我做鬼脸就是笑我这个。周怡也就是对我才有点笑脸,她在别人面前一点表情也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两个主任因为她干了一架。说得好听一点就说我和她两情相悦,说得难听一点就说两个主任为她争风吃醋,搞得她在学校很没面子。不过这人脸皮很厚,证据就是她居然还能对我笑。
学校主楼是一栋玻璃外墙的建筑,远看像一扇门,近看像一本打开的书,合起来就是海关学校的意思。我每周有五天在这本书里上班,另外两天又常在这本书里加班。晚饭后我喜欢从书里走出来去校门口的马路上散步,我散步喜欢带一个人,有时带石留,有时带周怡,有时带另外一个学生或老师,这要视我当时的心情。那天我谁也没带,我自己出去了。
  学校对面就是工厂,女工特别多,每天黄昏时,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在路边的大排档吃饭,在马路上散步,我就是冲着她们来的。我把这叫做看风景。我的学生也有一些还算漂亮的,但我不好意思老盯着她们看。如果看得她们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站在她们面前上课。当然这是以前的事,如今我是领导,不用给她们上课,够胆直着眼珠子看她们了。大家都知道领导就是有这爱好。我在马路上走,盯着一个女人看。之所以说她是女人而不是女孩,是因为她长得很丰满,髋骨很阔,一看就知道生过孩子。我喜欢这种女人。我看她时她也看我,那眼光跟我的眼光没什么差别,这倒让我诧异了。这种感觉就叫似曾相识,我已经十年没这感觉了。这十年来我在路上碰到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认识的,一种是不认识的,认识不认识都不会这样看我,我一般也不会这样看人家,除非对方很漂亮,我实在管不住自己。
  那天晚上我本来想去路边找几个女人解解眼馋,偏偏碰上了洪玫。她穿白色圆领衫,黑裙子,我把她当工厂的女工盯了半天。她看了我半天才叫我,江摄。她一出声就让我想起了过去的时光。我继续盯着她看,努力在她身上寻找洪玫的特征,很快就找到了一些,但另一些就找不到了。我说,妈那巴子,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她嘴唇直哆嗦,一副要哭的样子。我赶紧过去抓住她的胳膊,顺手拎起地上的行李,说,走,回家。走着走着我就慢慢把她揽进了怀里。
  那天晚上很多学生看到我揽着一个女人走进了学校。这事后来传到了石留耳朵里,有一天我又往她床上爬,她就在床上审我,问我是不是对洪玫还不死心。我说多少年了还惦记这事。她说不是多少年的问题,是人家有老公有孩子,你不能当第三者。这事讨论起来太伤感情,我说不说了,再说我不在你这儿呆了。说着我就伸手摸她胸部。她把我的手推开,说,你听我说。我偏不听,还用嘴堵她的嘴。那时我已经将洪玫介绍到对面一家制衣厂,厂里给她分了一间房,她不上班的时候就叫我和石留去她房里坐,吃瓜子,喝饮料。我有时也会独自跑去她那儿混时间,当然是在石留上晚自习的时候,她已经做了班主任,事业心特别重,准备叫我退居二线。
  有一天我去找洪玫,白天她给我打电话,说她头痛不舒服,在宿舍休息。当然那天石留又在上晚自习。我去的时候,洪玫正坐在床上看一本杂志,那上面有我一篇小说,她刚看完,当然她不知道是我写的。她说,写这篇小说的人是个流氓,当然这个流氓文才实在好。我刚拿了这篇小说的稿费,就带她去酒店吃饭。走进新开的莲花楼,一看菜单我就傻了眼。像这种档次的酒店也敢漫天要价,真是不要脸。这个东我做不起。我对洪玫说,换个地方吧,这里味道怪怪的。洪玫说,不换,味道挺好,环境也不错。她还是这么不给我面子,真让我失望。我又不好意思让她做东,只好把稿费拿出来,说,就这么多,你看着办。洪玫说,够了,我们吃青菜豆腐,喝酒。
  十年前,我常和洪玫上街喝酒。我酒量很浅,一喝酒就脸红,然后身上奇痒难忍。可每次都是我拉着她去喝酒,因为喝酒有菜吃,而且尽是好菜,可以一饱口福。那时我很穷,走在大街上,看到五分钱一个的肉菜包子,馋得直流口水,就是没钱买。那时我读高中,每天咸菜就冷饭,就了三年,其间吃了一罐头咸干鱼块,是洪玫送的,觉得味无可比。洪玫的好处除了秀色可餐,还在于可以改善我的生活,我不时在她的娇宠下吃得肚皮圆滚,满嘴流油,面红耳赤。饭后还可以亲一下她甜润的小嘴巴。这叫滴水之恩。别看滴水很小,可用处很大,整天吃咸菜,身体迟早会垮掉。我有个同学就弄了个肝腹水,还有个同学弄坏了消化系统,光胃上的毛病就有十八种。
  按理说,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泉涌相报,可我这眼泉太小,即使全涌出来也不够一桶水。再说洪玫也有对不住我的地方,我们假假的也玩了几年的感情游戏,她居然招呼都不打,就趁我在大学读书时偷偷嫁了人,等我知道了,大老远从北京赶回来,却看到她已经让人搞大了肚子。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迷恋她,还是要找她做老婆,只要她跟人家离婚。我甚至可以不读书就回来娶她,她还不答应,我就再退一步,我说,等我毕了业你就跟那头蠢猪离婚。为了跟她结婚我居然愿意让人家再睡她三年。这是什么思想?可她居然说,放你妈的屁,你以为我是什么。这话很伤我,她骂我也就算了,居然骂我妈,我妈是对她不好,从来不喜欢她,但也不能骂呀,我一气之下就打了她一巴掌,当然是打在后脑壳上,我不忍心打她的脸,我觉得她的脸是用来亲的,不是用来打的。我之所以打她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她简直不可理喻。她立即嚎啕大哭,边哭边往马路上跑。从那以后我们十年不见,这十年我还是对她朝思暮想。这十年我妈哭瞎了眼,我妈说洪玫是个狐狸精,迷了她儿子的心窍,她每次见到石留就哭,颠来倒去说的就是这句话。
  那天晚上我喝得乱醉如泥,给洪玫扶着去了她房间。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我躺在洪玫床上,身上盖着她的粉红色毛巾被。洪玫光着身子躺在我旁边,两眼盯着天花板在看。我说,完了,应了石留那句话,我成了第三者。洪玫忍不住笑了,她笑着说,得了吧,别那么紧张,我只不过跟你睡了一晚,什么也没干,就摸了你一下。我一脸正经,说,看看,你嫁给人家就变坏,跟老公以外的男人睡觉还这么恬不知耻。洪玫说,得了吧,什么老公,早离了。这话又让我气炸了肺。我一翻身把她压在下面,双手去掐她脖子。可我下不了手。我气得直骂,你这个臭婆娘,离了婚也不来找我,明明知道我在等你。洪玫说,得了吧,谁不知道谁呀,你敢说你没有女人?这臭婆娘嫁了回人就学会了个得了吧,我一气之下终于打了她一耳光,打得很重,她脸上留了四条手印。我之所以能下手打她,大概是过了十年,觉得她那张脸不仅可以拿来亲,还可以拿来打。洪玫没想到我会打她,她懵了,然后开始大滴大滴流眼泪。她一哭我就动了恻隐之心,后悔打她的脸,可我不想对她道歉,但我总得做点什么,不能老看着她哭,如果老看着她哭,她就会哭泣个没完,就算她想不哭也不好意思停下来。我没有别的东西可做,只好把她抱在怀里,这样她哭得更起劲了。后来还是敲门声让她止了哭。一大早有谁来呢,洪玫嘟哝着,穿上睡衣,走去开门。我还赖在床上,门一开,我立即拉起被子盖脸,石留进来了。
  那天晚上还出了点事。两个学生在冲凉房里争看一本杂志,打了起来,一个学生拿手电在另一个头上敲了一下,这个学生就倒了下去。班长一看出了事,就去找值班老师,值班老师就去找我,那天我当班。他们当然找不到我,就去找石留,在石留床上床下都没找到我,他们只好自作主张叫了部救护车把昏迷的学生送去医院。这事对石留的震动很大,更让她震惊的是我的失踪,她一下子就猜到了我的去向,而且一猜一个准,还把我堵在被窝里。
  石留进来看了一眼就走了,她不可能站在那儿看我们穿衣服。我们起来后还坐了会儿,吃了点早餐,就算做了错事也得吃东西嘛。洪玫啃了半块面包就说吃不下,她看到我和石留的神情就知道我们的关系到了那一层了,可她还是忍不住问我,上过床了?我吭吭哧哧不敢回答。这样子让我很恼火。她都已经跟人离了婚,我还不能跟人睡觉?她一双凤眼直愣愣看着我,似乎我不回答她就不眨眼睛。我说,何必明知故问呢。她叹了口气,说,不该把你灌醉。后来她又说,其实我们也没做什么,就在一起睡了一晚。唉,这事还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别责备自己,你知道,我和石留不是一窝的。说完我在她胸上拍了一下,叫她别想这事了,吃了早餐去上班。
我去敲石留的门。倒不是想向她道歉什么的,我还没这么高尚,我只是觉得我们假假的也玩过一场恋爱游戏,不能不明不白的就这样算了,我得给她一个交待。洪玫当年就没向我交待,所以我很生气。石留开了门,看到是我就把门关上了。我又敲,石留打开门,身子堵在门口,对我说,我要去上课,没空陪你玩。说完又把门关上了。我想她一定在卫生间涂口红,涂完了两片薄嘴唇还抿几抿,把口红抹匀,还要拿手纸在边缘部分轻轻擦来擦去。这么复杂还不如不擦口红。我又敲门,这次她连门也懒得开了,她就站在门里说,恶心!她说这话就像我小学的校长。我只好算了。是她不让我交待,不能怪我。人家刘备也就三顾茅庐,我差点敲了四次门呢。我还得去校长办公室,那个学生还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一大早军伐就四处唱我,说我值班老出事,他还把这事上纲上线,跟学校的制度联系起来,说什么制度不能落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些老师从中作梗,带坏了头。
  还好,就老头一人在里面。没有旁人他就不会说些屁话来唬人,我就不会跟着受罪。我进去后叫了声校长,自己在沙发上坐下。程应瑜一双鼠眼凝视了我片刻。他说,江摄,我要处分你。我一听说要处分心里很不受用,我倒不是怕处分,我是怕军伐笑话,这样一来他又占了上风。校长看我沉默不语就问我,知道为什么要处分你吗?这不是废话吗?我说,我擅离职守。校长说,看看,你对自己的错误就是没认识,擅离职守只是表面现象,根源是你的思想观念有问题。实话说吧,军伐这人我也不喜欢,可他对付学生还真有一套,他就能把学生治得服服贴贴的。校长这样说我就不喜欢了,我说,军伐他算什么东西,不过拿军队那一套来搞学校,学校迟早给他搞得乌烟瘴气。校长说,你别不服气,治校就像治军,家长把学生送来是希望我们教书育人,造就可用之才,你看看现在人躺在医院里,死活不知,你叫我们怎么交待?提起学生我也伤感,这学生我还教过,就算没有感情,也有交情嘛。可人又不是我打的,学校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总不能把责任推在我一人头上吧,就算我不擅离职守,那两学生未必不拿脑袋做游戏。校长说,你还没交待呢,昨晚去哪儿滚了?看这话说得多难听,好像我天天在外面滚似的。我不过喝了点酒,然后给一个女的背到她被窝里睡了一觉。我醉醺醺的,人事不知,人家要拿我干什么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校长说,你真让我失望。别以为有我罩着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大家对提拔你意见大着呢,你以为我可以罩你一世吗,我明年就退休。这话就抓着我痛处了,老头子一退,常务副校长就上来了,他原来就是军伐的指导员,一条裤子穿了很多年了,那时我怎么跟军伐斗?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我就耷拉着脑袋不敢看人。周怡在走廊里叫我我也没答理她。我回到办公室,在自己位子上坐下,心绪起伏。我这人运气的确不好,就一个晚上不在其位就出了事。军伐个个周末找学生请他去镇上宵夜,凌晨四五点才回来也不见出点什么事。我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前装模作样地批文件,嘴角露出浅笑。他是在幸灾乐祸。我看着他的笑容就气不打一处来。这地方我没法呆了,我起身去操场走了一圈。天开始下雨,稀稀拉拉的洒在地上,就像我一样成不了气候。三班本来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下雨都往健身室里跑,只有几个男生在篮球场打球。周怡站在健身室门口,手里抓着铅球,一双眼睛骨碌碌的在我身上转。我走过她面前她就轻声叫,江老师。我说,叫什么,好好上课,别尽想着勾引老师。周怡说,呸!癞蛤蟆才勾引你呢,我只是想告诉你,徐达醒过来了。徐达就是那个昏迷的学生。这倒是个好消息,可我装着无动于衷的样子,说,不就醒过来了吗?激动什么。周怡说,别装得像块铁,我知道你关心,不过我告诉你,徐达醒是醒过来了,不过跟没醒没什么差别。
  我去卫生室找红姨,我刚看到她进了校门,手里拎着药箱。周怡的话让我的心直往下沉,徐达醒过来对我有好处,至少处分没那么大,甚至可能免于处分,但如果他变成植物人倒不如死去的好,免得大家跟着受罪。当然这想法很不人道,尤其是作为老师更不该这样想。但我真的认为活着如果没有乐趣倒不如死去的好。我找到红姨,问她,徐达怎么样了?红姨说,严重得很哪,已经转到中山医附院了,正在联系专家会诊。
  我本来想去看看刘理,就是那个打人的学生,他正关在禁闭室写检查。可我一想到禁闭室就窝火,这地方是军伐发现的,在水房旁边,原来是个储物室,连电灯都没有,也没个窗,人坐在里面连伸懒腰都会碰伤肚子。军伐居然敢把学生关在里面,而且一关就是几天,简直是流氓。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他是说把人形的东西拿去陪葬也是罪过。我如果去禁闭室就等于跟军伐同流合污。那地方连看一眼都是犯罪。我天天都想着发地震,把那儿震塌。
  中午吃饭碰到石留,她仍然不睬我。不仅如此,她还跟军伐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气得我够呛。我本来胃口很好,结果才吃了半碗饭,剩下半碗饭我倒在泔水缸里,要是在以前我就倒在军伐面前,恶心他,可现在不同了,人家假假的也是个领导,我不能一点面子也不给。再说他人也不一定很坏,只是他让我觉得生活的乐趣少了很多。
  那天晚上我又想去找洪玫。我跟她睡了一夜连她是什么味道都不知,石留因此忌恨我,我还可能落个处分,这个亏未免吃得太大了。走到半路我改变了主意,我于心不忍。一个学生躺在医院人事不知,一个学生坐在禁闭室里长吁短叹,我还去找人家的前妻寻欢作乐,这叫什么为人师表?
  回到宿舍里,我看了会儿书,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心里老想着洪玫穿着睡衣的样子,我有好多年没看她穿睡衣了。她穿睡衣比穿什么都好看,都性感。今天早上我刚醒过来,看到她穿着睡衣,小和尚就一个劲往长蹿,我抓住她就想来个上下翻滚的游戏,结果给石留搅黄了。我把书扔到床上,走到阳台看风景。周怡的宿舍亮着灯,草绿色的窗帘迎风招展,不知这小丫头在干什么,我真想找她聊聊天。她让我觉得生活还有些乐趣。
程应瑜让我去医院陪徐达。他说这孩子怪可怜的,家在湛江乡下,坐车到湛江要二十几小时,学校正在设法联系他家人。你先去陪陪他,别看他没知觉,说不定他心里清楚着呢。再说这事你也有责任,想看你笑话的人多呢,你把善后工作做好,我到时也好讲话。既然校长这么关照我,我自然不能让他为难。我简单收拾了一点生活用品,就离开了学校。
  中山医附院是单位的挂钩医院,很多同事在里面治好了病,也有很多同事在里面治死了。我有个学生得了血癌,躺在里面等人捐献骨髓,等了三年也没人捐,现在还躺在里面。我师傅也在里面躺过三个月,她也给前任男友&扑&过脑袋,差点昏迷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药吃了不少,脑袋就是不见好,后来有个留德博士,医术一流,还会气功,在她头上做了几下手势就把她治好了。这丫头后来就迷上了气功,神神道道的。审*也不忘拉长呼吸。
  我在医院里找脑病科,楼上楼下跑了几遍,花了两个小时,也不见脑病科的影子。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不爱问人。我喜欢自己找,实在找不到才会找人打听,如果人家不耐烦,我就算了,顶多在心里骂他一声狗娘养的。现在的人不喜欢你去打搅他,他好好的站在那儿,甚至正走着路,做着事,听着电话,你突然跑过去,对他喂喂,然后让他听一段陌生的声音,他烦着呢。你讲了半天,他甚至半句也没听进去,就用手左指指右指指,或者说上面下面,让你变成一只无头苍蝇。这还是好人,如果碰上一个坏人,他要么说,走开,烦死人,要么就恶意地一指反方向,让你走回头路。今天我还真得问个人,如果让校长知道我在医院里折腾了两小时连个人影都没碰着,他一定火冒三丈。说到问路,凭我的经验就得问异性,我是男的,自然得找个女的问,而且最好找个长相不敢恭维的,这样的女人一般比较少男人纠缠,你偶尔纠缠一下,她会很开心。当然也有例外,譬如说受了气正窝着火或者给哪个男人欺骗过。我顺着走廊一直看过去,发现护士医生都很漂亮,一个个眉目传情,有些长相差一点身材又特别好,身材差一点的乳房又特别大,你还很难找到一个不想看第二眼的。我从一楼走到二楼,从前院走到后院,终于在注射室发现一个女的,嘴唇厚厚的,鼻子扁扁的,低眉细目,腰还像水桶。我想这种女人应该没有什么男人感兴趣,找她搭搭话应该无妨。我走到她身边,刚站住,还没来得及开口,她已经挥手赶我,走走,别挡着,没看到正打针吗?这丫头突然来这么一下吓了我一跳,她一挥手差点把我眼镜打掉了。我赶紧扶住镜框,退后几步,再看那丫头,居然一点歉意也没有,面无表情。看她年龄也就二十出头,更年期也没这么快来,干吗这么燥呢。我在心里骂了她一声,骂过后又觉得她长得这么丑,真的跟她上床,吃亏的还是我自己。我一回头就看见我师傅周依琳站在电梯口,正低眉浅笑呢。
  师傅说,看你贼头贼脑的,找谁呀?我说,一个学生给人&扑&了头,躺在医院里死活不知,扩他机又不复我,正找得心烦呢。周依琳把一张嘴笑成了弯月,她说,看你做了老师也没长劲,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师傅带我去找徐达,看她熟门熟路的,我不免很吃惊,她也就是在医院里躺了三月,居然把医院踩熟了,一问才知道她在这里做了三年护士,这里的一草一木就像她姐妹。早知她做过护士我当年就死活赖上她了,我可喜欢护士了。师傅带着我七扭八拐,上几层下几层,又走过一段人行天桥,进了一栋附楼的三楼。这里就是脑外科。师傅问我几号床,我说,你问我,我问谁?师傅说,这么燥干什么?好在她也知道,我对谁燥就是对谁亲。
  师傅拣了个漂亮的护士打听,她说了姓名和特征,护士就往一间大房里努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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